杜钧福：读徐友渔关于两个文革说的文章

yangharrylg

读徐友渔关于两个文革说的文章


徐友渔这篇文章全名是《“两个文革”说：权力斗争还是社会冲突？》，是在几年前发表的老文章。我不久前发表博文批评过徐友渔，为什么又要评他的文章呢？因为我的文章发表后，看到共识网上有批判我的文章的文章，并把它转载于我的博客。我还不想正面答复这个批判，因为第一，我感觉与批判者不是一个层次，不好对话。第二，这个事比较难说，事关一种称为“两个文革”的理论。我是同意这种“两个文革”理论的，但是表述方式可能与其他“两个文革”论者不同，可是全面阐述这一理论需要费很多话。徐友渔是不同意这种理论的，这是我们之间的分歧。但是尽管徐先生不同意这种理论，但是他对这种理论的介绍还是很客观的，不因自己不同意而加以歪曲和贬低，而且他对有关争论说得很透彻，值得介绍。如果不知道关于“两个文革”问题上的争论，就不能理解我和我的批判者之间的分歧的实质。

徐先生在这篇文章中说：“我根据自己的研究，认为‘两个文革’说可能是文革研究中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是最重要的一个学说，是吸引讨论、研究、争论的人数最多，观点最多，争论最激烈，最集中，而且最长期的一个学说。”这个看法我非常赞成。徐先生又说还有一个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的问题，可是理论成果不如“两个文革”说。这我也赞成，而且认为重要性也不如前者。徐先生这话实际包含对“两个文革”论的某种肯定。

下面，徐先生又介绍了“两个文革”说的提出和发展过程，以及这个学说的主要代表人物，对于我们了解这种学说的历史发展有所帮助。

徐先生又说，“‘两个文革’说脱胎于另外一个文革中最重要的理论叫做‘社会冲突论’。”徐先生认为这个社会冲突论是1970年代以来西方文革研究非常大的成果。他说：“……它（西方文革研究）觉得对于研究文化大革命来说，权力斗争、路线斗争、或者我们的革命理想怎么上当受骗这些东西不那么重要，整个西方文化革命研究迅速地从路线斗争、权力斗争，以及理想转到社会问题，他们觉得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社会冲突，就是有不同利益的社会集团、社会阶级和阶层的人，他们追求自己的利益，而这方面表现最突出的就是，在1949年夺取政权之后、革命胜利之后，广大人民逐渐变成受压迫的群体，这跟德热拉斯在《新阶级》一书中的观点如出一辙，受压制的群众为了打倒官僚特权阶层，他们在文化革命中争取自己的利益。文化革命出现了大量的派系，并不是只有一派，(似乎改为顿号为好——杜注)都是盲目的上当受骗拥护毛主席，文化革命其实最重大的内容就是各种派别在斗争，如果大家都忠于毛主席，大家都上当受骗，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派别斗争，千军万马地互相在进行生死搏斗。实际上不同的派别是在争取自己的利益，他们队伍的人员成分是不一样的，目标是不一样的，跟中央的关系是不一样的，跟领导的关系是不一样的。”

徐先生关于社会冲突论的描述及其与“两个文革”论的关系的说法也很准确。社会冲突论包含“两个文革”论，但不一定得出“两个文革”论；支持社会冲突论的人不一定支持“两个文革”论，但反对社会冲突论的人必定反对“两个文革”论。但是在徐先生的文章里对二者没有仔细区分。

另一方面，从徐先生描绘的这一社会冲突论来说，似乎接近我们过去多少年来一直提倡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更准确地说，它符合一般的唯物历史观，至少是我所理解的唯物历史观。当然，徐先生所说的西方文革研究者都不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我说，这一研究符合一般的历史唯物观，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观。我说的这个一般的唯物历史观，其实就是常识的回归，也是普世的道理。这种道理所遇到的最常见的批评是，不能把它绝对化。这种批评当然也是对的，须考虑人们主观意识的作用。但是不能绝对化的批评可以用在任何一种理论，因而也没有任何针对性。

徐先生高度评价这一研究，说“实际上文化革命研究中作得最好的就是社会冲突论”。但是他对这一研究的态度又有些保留，态度有些暧昧。特别是他不很赞成一些中国学者的社会冲突论，特别是杨小凯的学说。杨小凯的学说应该说是“两个文革”论了。他说文化革命的群众组织是准政党，毛泽东打自由结社的牌。徐先生一会儿说“这种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我觉得说得过分了一点。” 一会儿说“我很不同意杨小凯的观点”，一会儿说“我觉得杨小凯有点过头，但是他这种说法也不是没有根据，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似乎和杨小凯分歧不大，分歧是量上的，不是质上的，说不出根本分歧在哪里，表现了他的犹豫态度。

其实，杨小凯的某些提法，我也觉得过分了一些，但不影响他的基本观点。徐先生说杨小凯的观点夸大了，例如有个公安六条，不许攻击毛主席林副主席。这个论据和批判我的文章中说得一样。

是的，有个公安六条，所以这个自由是受限制的自由，远不是那么美好。但是根本分歧在于，从这一点能否得出，文革中的群众组织根本不是结社自由，大字报根本不是言论自由，与普世价值不沾边？对这个问题，徐先生没有明确回答。批判我的那位先生似乎也没有明确回答。

从现实观点看，不许批判毛泽东这一点对老百姓的言论和结社自由并没有什么妨碍，至少在文革初期如此。老百姓为什么要反对毛泽东呢？“县官不如现管”，与老百姓利益攸关的是直接管他们的那些人，正如街上的小贩痛恨的是城管，不是市委书记。老百姓不但不反对毛泽东，还拿毛泽东当板砖去拍那些欺侮他们的人。毛泽东之所以能成为板砖，是因为可随时捡起，语录人手一册，也因为他既说于老百姓有利的话，也说于官员有利的话，理全叫他占着。当然同样一句话，也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所谓打语录仗，就是这个意思。这是说的文革初期。到了后来，对毛的崇拜就没那么狂热了。造反派逐渐看出自己的目标和毛的目标之间的原则区别。这点在陈佩华的书中说得很清楚。再后来，就有少数先进分子悟到他不过是个秦始皇而已。这就到了四五运动时期了。当然也有一些人在文革期间就走向启蒙（如李一哲），也有很多人到现在也不觉悟。

徐先生还用一段话总结了杨小凯的观点：“……在当时的中国，在1966-1968年，在这两三年时间里，在那时候的中国有真正的工人运动，有真正的学生运动，有真正的市民运动，表面上大家是听毛主席的话，是搞革命造反，但这场运动的实质是极右的。为什么是极右的？表面是跟随毛主席在造反，实际进攻的是党的组织，它像改变的是党的领导，在这种意义上，造反运动的实质是极右的。”徐先生对此没发表评价意见，似有保留，但我感觉他对杨小凯的观点吃得很透。

现在国内关于“两个文革”的争论并不热烈。有一位董国强先生从事南京文革史的微观研究，成果卓著，我辈二把刀难望其项背。他是不赞成社会冲突论的。特别是，他说，文革中南京地区两大派斗得昏天黑地，但是你找不出其社会成员分别代表那个阶层的利益。从南京的情况看，确实如此。类似的还有重庆地区的两派分歧，都是造反派分裂造成的，而且，除了争权夺利以外，看不出他们的政见有什么不同。成员分属两大派，往往出于非常偶然的原因。

董先生认为，历史研究必须从微观研究出发，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不能单凭个体的经验。这样说，无疑是对的，但是即使有了微观研究的基础，升华到比较一般性的判断，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两个文革”论者如刘国凯先生，一般回避这样的疑问。他把他的“两个文革”论限制在夺权阶段以前，夺权以后不算数。作为一种完整的理论，我感到“两个文革”论应该贯彻文革始终。董先生提出这样的问题当然是有道理的。

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社会上的两派斗争，如南京和重庆两大派的斗争，是以各个单位内部斗争为基础的。而单位内部两派的斗争，基本上是文革初期造反派和保守派分野造成的。这种分野来自文革前的政治地位的不同。这两派在文革中严重对立并争取掌权以保卫自己的利益，至少不会被迫害，因此积极寻求社会上的援助并支持自己所属的一派。这就是社会上两派斗争的群众基础。像我们院里，一些造反派成立了一个更激进的组织，有大量某单位的原保守派群众参加，人员组成和政治观点发生混杂，但是他们的加入正是因为感觉到在本单位受到造反派的歧视。

徐友渔先生不同意“两个文革”论的主要理由是“从统计的意义上，从涉及的人数上说，它几乎是微不足道的。”这种观点他多次提到，指的是“全红总”那些直接争取自己经济利益的群体。“全红总”类型确实只是文革中的支流，但应该属于“人民文革”（我不赞成这个提法，姑且称之）。但是，“全红总”争取经济利益是“人民文革”，上海“工总司”在安亭事件中争取结社自由这种政治利益为什么不算“人民文革”呢？

我有一种感觉，就是徐先生从道理上是认同“两个文革”论的，但是出于某种原因而拒绝承认。这种原因，可能是感情上的，如对造反派的反感。也许是出于某种忧虑，如忧虑一旦承认了“两个文革”，人们会误认为文革是广泛享受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黄金时代”。总之他缺乏理论的彻底性。

我们必须摈弃好/坏两元论的思维习惯，承认很好的东西和很坏的东西常常容于一体。二者经常是相辅相成的，才能理解历史真谛。任何时代有黑暗也有光明。这光明也不能仅限于遇罗克等少数人。特别是文革这种极端的年代，正如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头所说的那几句话一样，是个自身矛盾的时代。正如一些学者所说的，是思想禁锢的时代，也是思想解放的时代。毛泽东确实是专制魔王，品行也不怎么好，但他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给予老百姓受限制的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此外，我们肯定造反派的造反行为，并不意味造反派是先进思想的代表，而重视的是在他们中可能产生异端思潮，特别是被统治阶级视为，事实上也是，异己的政治力量，得势可能造成分权的政治局面，与其是否“先进”无关。这正是专制统治的大忌。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7878230102v27t.html

tuffy05

很不错的文章

fuqiangqiang

我们必须摈弃好/坏两元论的思维习惯，承认很好的东西和很坏的东西常常容于一体。二者经常是相辅相成的，才能理解历史真谛。任何时代有黑暗也有光明。这光明也不能仅限于遇罗克等少数人。特别是文革这种极端的年代，正如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头所说的那几句话一样，是个自身矛盾的时代。正如一些学者所说的，是思想禁锢的时代，也是思想解放的时代。毛泽东确实是专制魔王，品行也不怎么好，但他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给予老百姓受限制的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此外，我们肯定造反派的造反行为，并不意味造反派是先进思想的代表，而重视的是在他们中可能产生异端思潮，特别是被统治阶级视为，事实上也是，异己的政治力量，得势可能造成分权的政治局面，与其是否“先进”无关。这正是专制统治的大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