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城的往事》博客锦州文革回忆（1966-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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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乱云飞渡的岁月 ⑦

1968年初夏，J城第一初中成立了学校的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红代会。随后，学校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和红卫队。
     一中革委会的成员，有原来好字派组织的核心骨干和到学校来开展军训的解放军宣传队成员，也有个别的学生代表。而原来的学校领导和糟字派组织的头头，则被红卫队看管起来交代问题。其中一个叫张锦生的糟字派组织骨干，因为被人揭发曾经私下散布说“都是江青提出‘文攻武卫’导致武斗升级”，也被关押起来。让人惊奇的是，看管他的学校红卫队成员是从原来的好字派组织中找的人员，而一个红卫队姓穆的女红卫兵在与这个姓张的糟字派骨干接触之后，竟然被他的观点所吸引，偷偷帮他跟外面通风报信，后来被查出撤销了红卫队成员的资格。原来糟字派在一中的组织叫“红四野”，文革中因为林彪当过四野的司令员，有的群众组织起名就叫红四野，而从来没有以其他三个野战军命名的群众组织。
     海校政委的老伴是一中的老校长，此时也被红卫队看押了起来，在学校被监督劳动和写交代材料，她的孩子有时去送食物和衣服。我们在学校里见到自己邻居家的阿姨被人看押着，心里都很难受，但是谁也不敢多说一句话。那个年代只要是当权派，除了极少数卖身投靠某个群众组织而且还要在夺权后被结合进领导班子的之外，大部分都被打倒或者靠边站了，很多人遭遇了残酷的批斗和迫害。连军队院校内部的老干部都是如此，遑论地方中学的领导干部呢。
     我们这些没有加入红卫队值勤，但是也参加红卫兵组织活动的学生，有时也随学校红卫队去市中心开会。红卫队还组织了去阜新参观露天煤矿、万人坑、新发现的反动宗教组织的巢穴和到处都有的阶级斗争展览馆。当时由于一中的红卫队大部分都是陆军和海军家庭的干部子弟，所以出门时穿着旧军装的很多，再戴上红卫兵的红袖标，在那个年代里这是最时髦的装束，走到哪里都被人注意。一中的红卫队里，有不少是学校旁边陆军干休所的孩子。当时刚建起的干休所住进了一些老干部，他们之中有红军时期入伍的老干部，所以这个干休所就被人称为“红军楼”。红军楼的干部家庭因为已经离休，不开展“四大”，受文革运动的影响很小，所以相对优越的家庭条件和出身使得红军楼的孩子很有优越感。而我们海校的孩子则因为开展“四大”，家庭都受到严重的冲击，参加学校红卫队的孩子其父亲都是支持红旗三总部一派的干部。红军楼的离休干部对海校这一派的干部很同情，因而红军楼的孩子和海校的孩子也是关系很好，经常在一起活动玩耍，与学校的其他学生则有着一定的距离。尽管父辈被运动所冲击，但是干部家庭的优越感仍然存在，这些海军干部家庭的孩子在学校里总是被人另眼看待。
     一中的红卫队踌躇满志，当时干出了一件在社会上有影响的事件。
     因为J城是好字派取得了运动的全胜，大小单位都是好字派成员掌权，并且对原先参加过糟字派组织的骨干分子实行了压制和打击。一中有几个教师是海校干部的随军家属，其中有的人的丈夫是兵团总队的成员，所以一直被红卫队所忌恨。在学校成立革命委员会后，红卫队就通知那几个在运动中参加了糟字派组织活动的女教师回校交代文革中的问题。那几个女教师自知回校也没有好果子吃，索性就躲到海校的宿舍里不敢出来，也抗拒着不到学校交代问题。这下可惹火了一中的红卫队，立即组织了人员，雄赳赳地来到海校家属宿舍区，勒令那几个本校教师必须立即回校接受批判教育。就在一中的红卫队与这几个教师发生争执的时候，已经忍耐不住的原海校兵团总队一派的成员看不下去了，出来制止一中红卫队强行带走本派人员的家属。而一中红卫队都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初中生，根本不怕什么海军李王张支持的左派，两边立即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直至动起了手来。那几个女教师就被海校的人员带到了兵团总队控制的楼内躲藏，而一中红卫队紧追不放。两边的人都闻讯而来，冲突越来越严重。一中红卫队立即向J城原好字派组织的头头告急，要求增援。J城好字派此时取得了运动的绝对控制权，正在追缴残敌，大肆追捕原来对立派的骨干分子，闻知海校这边又出事了，迅速组织了大批武斗人员，暗中携带了棍棒等武斗工具，聚集在海校外边，等待事态的进展。而一中革命委员会的军宣队和干部代表一看事情闹大发了，赶紧向上报告，引起了市革命委员会的紧急干预，立即派人到现场调解纠纷，不许一中和其他的地方人员进入海校军事单位驻地，制止了一场可能发生的武斗。
     这个揪人事件发生之后，一中红卫队就出名了，都知道这些小将天不怕地不怕，海校的人也不敢再招惹一中红卫队了。而且，兵团总队还借机向海军执掌大权的李王张告状，称一中红卫队头头是海校站在红旗三总部一边干部的孩子，带头领着人冲击军事单位，海军当权者在接见海校两派代表的时候还提起过此事。可是海校红旗三总部的人却暗自开心，称赞一中的这些小将可让兵团总队领教了厉害。当时我们常上海校的红旗楼里玩，那所著名的建筑是原辽西省政府的办公楼，在解放战争时期辽沈战役时期曾经非常出名，文革中被红旗三总部所占据，就改名为“红旗楼”。海校的汽车驾驶员大部分都是参加红旗一派的士兵，最喜欢跟我们打打闹闹，我们也经常坐他们的汽车外出兜风和去市区里外到处跑。在海校驾驶班的宿舍里，我们经常一呆就是半天，大家畅聊乱侃，大看从各个单位找来的旧小说。逢到吃饭的时候，就拿出不多的零花钱随意吃点儿东西，有时候就在食堂里打几个馒头加上一点咸菜。但是大家就是愿意扎堆儿玩，不愿呆在家里。反正学校里也不上课，1968年夏秋的那几个月，就是这些中学生最后瞎疯的时候。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学校的教师们都被文革运动中的红卫兵给整怕了，没有谁敢出面对年轻的小将说三道四。而不知天高地厚的学生们，自以为就是天之骄子，在学校里为所欲为。那些穿着旧军装戴着红卫兵袖标的红卫队成员，简直就是学校里的王子和公主，成为全校注视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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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乱云飞渡的岁月 ⑧

1968年的夏天，文革的“红海洋”运动进入了高潮。所谓红海洋，是指几乎所有的生活内容和公众建筑都要与“三忠于”“四无限”挂起钩来。
     三忠于，是指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四无限，是指对伟大领袖要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
     在那个特殊的年月里，把这些活动搞得登峰造极，留下了许许多多的奇闻异事。
     几乎所有的城乡建筑都大写特写政治标语口号，画了大量的伟人肖像，树立了众多的领袖雕像，而全国军民都要胸佩领袖像章身带语录本。很快，全国各地都成了一片红彤彤的世界。人们每天开会学习，都要诵读领袖语录和诗词，并且逐步形成了“早请示晚汇报”的制度，甚至吃饭之前也要以家庭为单位，向领袖和他的亲密战友齐声敬祝。至于各地发明的新东西，更是层出不穷。有人质疑队列行进的口令“向右转”，认为这是公开宣扬右倾，于是就有空军某个单位试着用语录代替指挥列队行进的口令。还有人认为应该把交通信号灯的红灯禁止通行，改为红灯行绿灯停，因为红色是革命的标志性颜色，怎么能是禁止前进的信号呢？
     后来，不但所有的单位和公共建筑一片红了，就连家庭也必须贴上领袖像，例如在窗户上贴上有领袖肖像的窗花和代表忠诚的“忠”字以及葵花向太阳的图案。也不知是哪里带的头，男女老少大跳忠字舞逐渐流行，并且成了当时席卷全国的新潮活动。
     J城的跟潮流，在文革中是不落后的。不管全国出现了什么新的动向或者趋势，J城都会很快就有反应的。例如，1966年的成立红卫兵，1967年的文攻武卫。而到了1968年，红海洋运动的兴起自然也就成了J城的新潮流。在J城火车站前的广场上，修建了一个高大的方形宣传台，四面画上了领袖的肖像，包括最为著名的《去安源》，而且还在台顶安装了高音喇叭，大声播放着革命歌曲。入夜，灯光照耀着伟人的图像，非常醒目，而喇叭声声传到很远，可谓有声有色。在大街上到处都是宣传栏，而大街小巷都画满了宣传画，书写了数不胜数的政治标语口号。甚至有流言称，把发行量极大的《去安源》那张油画卷成筒，就可以听到里面隐约传出《东方红》的音乐。
     忠字舞和像章，更是那个时候全社会最为集中关注的事情。无论身材如何年龄大小，跳的水平如何是一回事儿，跳的态度如何就是另一回事儿，而“态度决定一切”，在那时就很盛行了。于是，人人都争先恐后地佩戴像章，在单位和街道学着跳起忠字舞。
     从1967年起，张振富和耿莲凤演唱的男女声二重唱《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就走红大江南北，人人都熟悉那个优美流畅的旋律和歌词：“毛主席啊，您是灿烂的太阳，我们是葵花，在您的阳光下幸福地开放。您是光辉的北斗，我们是群星，紧紧地围绕在您的身旁。您的思想是春天的雨露，我们在您的哺育下，茁壮地成长。您亲点燃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把我们百炼成钢。毛主席啊，天上的群星永远朝北斗，地上的葵花呀永远向太阳。我们千遍欢呼万遍歌唱，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
     在集会开始的时候，首先是要敬祝领袖万寿无疆和敬祝副统帅永远健康。标准的动作是把语录本用右手捧在胸前，向右上方斜着挥动三次，嘴里要同时说着敬祝的祝词。后来流传着一个笑话，当时某省一个名为某富贵的劳动模范在一次大会上主持会议，用山东口音大声宣布：首先，让我们敬祝我们心中的红日头万寿无疆！等到接下来敬祝副统帅的时候，这位农民出身的革委会副主任一时紧张忘了祝词，急中生智转过身来，指着会场中间的伟人像，大声说着祝副统帅”像他一样，像他一样”。而文革中编出的类似的笑话不可胜数，例如老农民去买东西左挑右拣，与不耐烦的售货员用领袖语录互相打起嘴仗，每句都是语录不离口，形象地讽刺了那个时期的个人崇拜到了何种登峰造极的地步。
     我们那时早上在教室里，除了背语录和念老三篇之外，就是由学校组织学跳忠字舞。最流行的伴舞曲目是蒙族曲调的《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就是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中女战士们在晚上点起篝火边唱边跳的那首乐曲：“敬爱的毛主席，敬爱的毛主席，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贴心的活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给您唱。千万颗红心向着北京，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祝福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当时制作像章，是各个单位全力以赴的活动。人们用金属、陶瓷、塑料以及其他材料制作了大量的像章，尺寸不同，图案不同，但是主题却是相同的。
    J城当时把像章叫做“牌儿”，就像今天比谁穿的时装更新潮一样，那时是比戴的像章谁的更高档更精致。东北人把极好叫做“贼毙”，于是称赞某人戴的像章很精致，也就成了“这牌儿，贼毙”。
    海校两派组织都大量生产了像章，但是兵团总队生产的像章无论是图案还是制作的质量都要更胜一筹，在当时军内都颇有影响。为了制作像章，海校一个广东籍的教员，在电镀铝材料用的硫酸溶剂不慎外泄事故中被熏倒，最后没有抢救过来，成了红海洋运动中一个不幸的牺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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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乱云飞渡的岁月（9）

1968年的夏天，全国各地陆续停止了武斗，社会秩序和生产运输有所恢复，各大中学校全面复课。说是复课，实际上就是学生重又回到了学校，而当时已经没有文化课可上了。
     在清华大学发生了严重的武斗和打死打伤大批工人宣传队的事件之后，高层做出了向各大中学校派遣大批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决定。领袖向工宣队赠送了外国友人送的热带水果芒果，而在那个时候，这可是一个特大的政治事件。于是，当时就用蜡仿制了那些今天看起来很普通的芒果，用红布衬着放在玻璃盒子里，供人瞻仰和体会伟大领袖的亲切关怀。但是，那时候全国的确有很多的人别说吃过芒果，就是见也没有见过芒果，所以，人们既出于政治因素，也处于好奇心，争相前往观看领袖赠送给工宣队的珍贵礼物是什么样子的水果。而芒果就像佛龛前的供果一般，被亿万人所仰慕，似乎它的身上真的代表了一种巨大的精神关怀。
     1968年的夏秋之际，工宣队陆续进驻了海校和J城第一初中。
     进驻海校的工宣队，是由杨家杖子铀矿派出的。这个不出名的矿山，从事稀有金属铀的开采。选择这个偏僻的矿山派出工宣队进驻海校，大概是考虑到文革的特殊背景，J城当地的企业都卷入了好字派和糟字派两大派群众组织的争斗，不适于派出工宣队到情况特殊的海校。而杨家杖子矿山远离尘嚣，在运动中相对封闭，因此适合派出文化水平并不高的矿工们到知识分子成堆的大学里，去宣传和教育老九们。
     海校对工宣队的到来采取了表面上热烈欢迎的态度，贴出了欢迎的大标语，但是实际上还是对这些J城当权的好字派派来的人存有戒心。而工宣队显然也是有所准备，这些工人到了海校后，并不轻易表态和介入文革事件的评价。对海校两派的争斗，工宣队采取了相对中立的态度，不明显偏袒哪一方。就是在集会上某一派高呼口号打到某一个原来的校领导的时候，工宣队也不举手附和，说明他们是经过事先的教育的，对海校的文革情况也知道一些底细。而工宣队的到来，也没有推动运动的深入，海校还是处于停滞状态。一些有技术的教员被抽调到部队和科研单位，甚至远赴欧洲到阿尔巴尼亚当军事教员，还有一些人在等待复员转业，而大部分人都随着运动的进行在等待着下一步的结果。同时，海军内部已经形成了以李王张为核心的新权力中心，开始采用“层层站队”的方式收拾那些政治上的对立派成员。此时地方工宣队的介入，也只能是在形式上召开了一些会议，开展了大批判和学毛选等活动，在实质上并未对海校的文革运动有很大的影响。
     J城第一中学也进驻了工宣队，其中还有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工人。那时开大会上台发言的人有先念领袖语录或诗词的习惯，有一次开大会，一个年轻的工宣队员上台讲话，照例他也要先念一段语录或者诗词。于是，这位满口东北腔的青年工人便开口说道“暮赛尔（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乃（仍）从容。”在那个严肃的场合，谁也不敢发笑，可是会后一中的红卫兵们背后学了很久那个工宣队员的口吻。
     工宣队的到来，使得学校的活动有些走上了正轨，至少各个班级要点名，防止学生不到学校参加学习而在社会上滋事。
     学校把武斗的工事全都拆除了，并且修补了被破坏的校舍，教室都张贴了伟人像和各种标语，办起了大批判专栏。学生每天到学校都必须携带毛主席语录，而且要学着跳忠字舞，至于学毛选和写大批判文章，那就是学生在学校的主要活动内容。
     南十七的学生们也分别结束了在不同派别群众组织的活动，回到了各自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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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乱云飞渡的岁月（10）

1968年的夏秋之交，全国大中学校都已停止了武斗，开始在军宣队和工宣队领导下组织学生学习政治和开展革命大批判。大规模的群众组织活动已经结束，而叱咤风云的红卫兵已经退出了文革运动的中心舞台，现在是这些当初不可一世的红卫兵走向穷途末路的时候了。
    1966年下半年的大串联，对红卫兵实行了宽松的照顾政策，凡是外出串联带的粮票和钱不足的革命小将，只要凭证件和登记的学校名称，就可以在各大城市接待站借到钱和粮票。在后来长达两年的混乱年月里，有的人已经忘了这些往事，而后来社会秩序恢复之后，这些欠账就开始清算了。
    J城第一初中的校舍走廊里，贴出了各个班级不同的学生在不同的城市接待站借钱和粮票的催还通知，这些通知昭示了在大串联的日子里，一中的学生都到过哪些城市，北京、上海、天津、武汉甚至广州都有，还有去过革命圣地韶山、井冈山和延安的。而有些人都忘了这些陈账，现在只有按照通知如实归还当年的欠账。那时的人心眼直，大部分人都在串联时以真实名字写下的欠条，因为不会造假，所以大概没有人赖账。
    而就在经历过大串联和武斗的老红卫兵们百无聊赖地开始在两年多不曾安静下来的教室里坐下来，读着早已读了千百遍的语录或者“老三篇”，写着文革时代流行的大批判稿件的时候，他们的校园生活已经临近结束了。
    1968年的秋天，一些1964年之前入校的大学生开始走出校门，被分配到各地各个单位参加工作，留下的只是1965年入校的最后一届文革前入学的大学生。
    中学的情况则不同了。从1960年到1965年陆续进入中学的5届中学生，统统被考虑走出校门，作为“知识青年”到社会上参加工作。而这5届中学生的文化知识参差不齐，有着较大的差距。一些1960年入校的中学生，学完了所有的高中课程，有着扎实的文化基础，只是因为大学停止招生而无法考大学继续学习。但是1965年入校的中学生，则仅仅只学了一年的文化课，就因文革运动而中止了文化学习。可是，现在不管这个差距与事实了，所有的这5届中学生被认为都是中学毕业走上社会的对象，都要走出校门，到更为广阔的社会大学校里继续学习和锻炼成长。
    当时，多达几百万的城市中学生及其家庭，在1968年的秋天来临后，都面临着就业和走向社会的现实问题。
    这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场异常严峻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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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乱云飞渡的岁月（11）

1968年12月的报纸，传达了领袖新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当年，有多达数百万的城镇中学生离开了城市和学校，奔赴农村和边疆，开始了艰苦的新生活。
　　而始自五十年代的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后的70年代末，总共涉及到将近1800万人，创出了如此之多的城市年轻学生被安排到农村去生活的惊人纪录。这个运动一共持续了二十几年，几乎涉及了当时所有的城镇家庭，对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来说，都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当时J城的中学，从1968年的秋季就开始了中学生的毕业分配工作。
因为有很多家庭同时有几个孩子中学毕业，而也有极少数的学生被留在城市分配到工厂。当时学校在学生分配时就严格规定，一家只能有一个孩子留在城市，其他无论多少孩子都必须上山下乡。而留在城市工厂的学生，其实仅仅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中学生都必须到农村去插队落户，不管是自愿前往还是满心不情愿。
在当时的大背景下，谁敢对最高指示表示一丝一毫的怀疑与不满？于是，浩浩荡荡的上山下乡浪潮就在1968年的秋天掀起了。而当时的年轻学生涉世未深，对这个运动的后果还没有切身体会。有的学生豪情万丈地表示要扎根农村一辈子，与贫下中农结合在一起，成为广阔天地中锻炼成长的新一代农民，还有的要在运动中充当先锋，于是积极报名去农村插队。
J城第一初中一共有三届毕业生，包括1963年到1965年进入初中的毕业生，而那些年轻的初中毕业生小的只有十五岁！就是这些稚气未脱的中学生，在学校和街道敲锣打鼓和到处张贴大红标语夹道欢送的送行下，成批地被汽车拉到了各自插队的屯子，在艰苦的农村开始了长短不一的插队生活。
后来，这些中学毕业生在几年后先后离开了农村回城，而那段青少年时期的农村生活。将给他们留下毕生难以忘怀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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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乱云飞渡的岁月（12）

暂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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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乱云飞渡的岁月（13）

在各地纷纷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凯歌声中，1968年的秋天到来了。
    大陆所有的省市区最终都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实现了所谓的“全国山河一片红”。而全国各地分为几大派的群众组织，全部都已解散，叱咤风云的红卫兵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舞台中心退了出去。各地的武斗也已全部停止，生产生活秩序得到恢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显得开始稳定了下来。
     10月中下旬，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当时，上一届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被定为有各种严重问题的占总数的71%，因此参加会议的上一届中央委员的人数没能达到半数以上。会议从候补中央委员中选出了10人为正式中央委员，使得中央委员的人数勉强达到了半数。然后，会议安排让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等，都被“扩大”为参加会议的人员，全会的总与会人数达到了133人。领袖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强调指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段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全会围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问题，展开了讨论，实际上是对一些不满和抵触文革的老革命家开展了批判围攻。
     而会议公报公布的最新最高指示，对文化大革命的地位和意义作出了完全肯定的高度评价，使得社会上的任何人想要对文革有丝毫的怀疑，都是对领袖的不忠和怀疑。而在这次会议上，做出了永远开除原国家主席党籍的决定，并称其为“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人们敲锣打鼓地欢呼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召开，热烈庆祝伟大的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那一时期，声讨和批判原国家主席的声浪震天，很多地方都制作了丑化的漫画和人像模型，一时达到了“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的地步，从此媒体上便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代指原国家主席，每逢集会敬祝领袖万寿无疆和祝副统帅永远健康之后，必得高呼打倒原国家主席的口号，似乎真的成了“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让其永远不得翻身”。
    在那个特殊的时期，有几个人敢在心里为功勋卓著的革命元勋鸣冤叫屈？又有几个人像陈少敏那样在中央全会上硬是不举手同意永远开除国家主席的党籍？后来的人看到当年的史料的时候，很多人大为惊讶当时的疯狂和谬误，而在当时的一片对文革的赞歌与对走资派的讨伐声中，的确发生了很多让后人难以理解的事情。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真相，既不因为今天的人们的惊讶和不解而模糊和避讳当时的事实，也不因为有那么多的人在历史的特殊时期做了特殊的事情，而否定了我们建立共和国以来的所有历史。
    当代的共和国历史，就是由光荣与辉煌、错误与曲折所共同组成的。如果只强调一个方面，都是带有片面性的历史观，都是不能尊重历史真实的做法和认识。
    在1968年的秋天里，举国上下有几个人没有手捧红宝书向领袖表示过忠心？有几个人没有高举手臂呼喊过打倒国家主席的口号？如果因为掩饰历史的真相，把自己打扮成清醒的觉悟者，那将是颠倒历史的做法，而把自己的灵魂和本来面目也包裹起来，乔装成历史的先知。
    那是一个完全疯狂的年代。
    那是一段难忘的痛苦的历史回忆。
    但是，所有的过来人都不应该有意淡忘过去，更不应该错误地对待过去的历史，而让后来的人再次犯下类似当年的错误！
    1968年的秋天，红色的标语，红色的旗帜，红色的建筑物，加上亢奋的人们，高昂的口号和激越的曲调，将会永久地留在了过来人的记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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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乱云飞渡的岁月（14）

1968年的秋天，J城的各个中学开始了几届在校中学生的毕业分配。
    当时，分到工厂的毕业生极少，绝大多数毕业生都是按照毕业学校，成班级地上山下乡，开始了长短不等的赴农村插队落户的生活。
    中学毕业生的分配，牵动着无数城镇家庭的心，也使南十七的多个有中学毕业生的家庭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按照当时在中学里掌权的工宣队和学校革命委员会执行的分配政策，只有在运动中站在好字派一边，而且家庭出身没有任何问题的毕业生，才能列入分配到工厂的对象，一般都是当时好字派组织的骨干。其他的人，几乎无一选择地分配到农村插队落户。所以，谁家的孩子要是有幸分到工厂，都会引起别人的热议甚至非议，而我们家里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在运动中，大哥是学校好字派组织的骨干，参加了最艰难的守卫据点的行动。在一次到对方组织据点抢夺高音喇叭的行动中，因为行动暴露，被对方出动大批人员团团围住。在双方发生的武斗中，一个姓刘的好字派学生坠楼身亡，其他的好字派成员因为人数少被抓住，都被毒打一顿。大哥因为平时不参加武斗，在学生中人缘也好，被对方组织的人手下留情打得最轻。就在最危险的时候，接到求助的Ｊ城驻军由一位副军长下了命令，出动了五个连的兵力，挥舞着红宝书冲进铁中校园内的糟字派组织据点，把两派人员分隔开来，避免了武斗的升级，也救出了被围的好字派成员。后来，1968年成立革委会后好字派夺取了大权，那位死于武斗的学生成了文革中的“烈士”，其他成员也都成了当然的骨干。在毕业分配时，工宣队和学校革委会都推荐大哥进工厂。可是大哥考虑到自己同在一个学校的妹妹要下乡插队落户，主动提出自己去农村，换自己的妹妹去工厂。可是去工厂的名额众目睽睽，是按具体的人分配的，不能随意更换。于是，我们家里的两名中学毕业生的分配去向就已经决定了。
     当时在南十七的多名毕业生里，还没有其他的人能够幸运地留在城里工作，因此大哥去工厂工作就引起了邻居的议论。但是此事家里的家长其实并无干预，而且当时也的确没有家长敢与大形势做对，让自己的孩子不去乡下插队落户。
     于是，在1968年的秋天，大批在运动中曾经叱咤风云红极一时的红卫兵离开了喧闹的学校和城市，走上了各自不同去向的道路。南十七的多个家庭，都有毕业生去了Ｊ城下属的各个县插队落户。虽然无奈，但是在当时的大背景下，家长也都无话可说，毕竟这是伟大领袖的最新指示和战略部署。
　　秋风萧瑟，寒气渐临。尽管城里的高音喇叭反复播送着伟大领袖有关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新指示和激昂的革命音乐，街头也贴满了大红标语，给下乡的学生们送行，但是大部分的人心里都是沉甸甸的。此一去前途何在？将来还能回到城里来吗？想想这些，父母和年轻的学生都是一片迷惘，而且谁也不敢公开流露。
    1968年的秋天，让多少个有应届中学毕业生的城镇家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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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乱云飞渡的岁月（15）

1968年的秋天，J城第一初中迎来了两件大事。
    第一，凡是1965年以及此前入校的初中生，都作为应届毕业生参加了毕业分配，绝大部分都去了农村插队落户。当时学校成天忙着为这几届的老学生送行，敲锣打鼓，张贴标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大有作为的话语和音乐让人耳朵都听得长出茧子。终于，满载毕业生的汽车离开了一中的校园，这些一中的毕业生就这样作为初中毕业生去了艰苦的农村，而其中有不少人只有十五六岁，并没有系统学完初中的文化课程。可是，当时的大形势需要这些未成年的学生去农村接受再教育，于是他们只能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上山下乡的路程。
    第二，老的学生走后，开始只留下1966年入校的初中生，后来又把后面的两届小学毕业生也都送入了初中，这样一共有三届初中学生在校。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市主管部门决定J城第一初中暂停教学，而把第一初中的三届在校学生全部转到了原J城师范学校。
    师范学校是老牌中专，论师资力量和校舍设备都比第一初中强出许多。当时师范学校的学生已经全部毕业离校，而文革中又暂停了中专的招生。可能是觉得这么好的教学条件闲着不收学生太可惜了，于是市里就把第一初中的三届学生全部转到了师范学校。
    师范学校在第一初中北边的山坡上，两个学校的距离并不很远，但是师范学校作为老中专学校，各方面的条件显然要比第一初中好得多了。
    就这样，我们这些一初中的学生，在一中里连一天正规的初中文化课都没学过，就又转到了师范学校。
    对学生来说，上这两个学校则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差别，无非都是组织学政治和搞革命大批判，所有的活动形式都是一样的，看不出中专学校的层次到底有多高。但是具体接触到教师，就感觉中专的教师素质还是比第一初中的教师要高一些的。
    我们每天从南十七大院，只须装着红宝书，就可以去师范学校上学了。在学校也是乱作一团，没有文化课，教师们忙于运动，学生就像放羊一样，在校园里自由活动。师范学校位于北山，校园面积比一中大了许多，附近都是广阔的庄稼地。学生们只知道各自班级的教室所在，至于是在教室里读红宝书还是在校园里闲逛，无人来管，连班主任也没有。所以，那时去上学就是到学校转一圈儿。女学生喜欢在教室里跳忠字舞和剪纸，制作了大量“三忠于”“四无限”的宣传图画。男学生则在教室和校园里随意聊天和闲逛，然后愿意什么时候离开学校就一走了之。
    1968年的秋天，我们从J城第一初中的学生，就这样变成了J城师范学校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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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乱云飞渡的岁月（16）

南十七的孩子，在文革前的关系是非常融洽的，军队大院孩子的特征也非常明显。大家都喜欢穿父辈的旧军装，都在一个食堂吃饭，都去海校的洗澡堂、图书馆和礼堂，彼此之间熟悉的就像是一家人似的。
     南十七的孩子，很多是在海校的职工食堂吃饭，来往更加密切。
     以我家为例，在北十七时请回了原先在南京时就找到的老保姆焦阿姨，以后的几年里都是焦阿姨做家务，而我的父母除了上班之外，还去兴城疗养院疗养。那时父母把生活费给了焦阿姨，让她随便安排生活，主要是伙食支出。焦阿姨对我们很好，但是当时的经济条件很差，我家的男孩子又多，吃饭的数量很大，于是焦阿姨不得不精心计算伙食费的支出。当时南十七大院里，有好几家都请的是老保姆，跟着家里很多年了。焦阿姨作为南方人，与另一个也是南方人的夏阿姨特别好，几个老保姆经常聚会，比较一下各家对保姆的态度和给的工资待遇。后来各家的孩子都大了，大都上了学，生活能力能够自理了，而当时搞革命化，军队干部要降低工薪收入的标准，与全国人民共度经济艰难，这样对南十七高干家庭请保姆就有了非议。南十七的几个老保姆经常在一起商议对策，已经开始寻找各自的出路。焦阿姨和夏阿姨都是离异的，没有自己的孩子，虽然雇主对她们很好，但是她们还是想要找到自己的归宿。夏阿姨经人介绍，在J城铁路系统找了一个老伴。因为铁路系统当时工资较高，福利待遇也比较好，这是她的主要考虑因素。而夏阿姨做了多年保姆，积攒了一笔在当时看起来颇为可观的储蓄金额，也是她指望用以养老的惟一资本。夏阿姨的做法，刺激了我家的焦阿姨。焦阿姨在我家做了十年以上，积攒了2000多元。在收入低下的六十年代，这是一笔不小的积蓄。母亲曾经说保姆的储蓄比我们高干家的储蓄还多，因为她是拿着吃穿住医之外的“净工资”，每月都积攒起来，由母亲帮她建立存款账户和按月存入工资，所以焦阿姨每年都能攒出三百元积蓄。焦阿姨背着我家，私下找夏阿姨帮忙，也经人介绍找到了市郊薛家的一个丧偶的铁路工人。那个工人人很本分，但是家里很穷，还有孩子要抚养。焦阿姨看好那人的人品，执意要离开我家。我的父母反复给她做工作，劝她打消多余的顾虑，继续留下来，不会差她那些工资的。我们也舍不得焦阿姨离去，恳求她留下来。但是她不愿将来老了，成为我家的负担，最后还是流着眼泪离开了我家。后来，我们还曾几次去过薛家，看望这位辛辛苦苦把我们带大的老人。
     老保姆离开之后，我们家就没再雇人料理家务。南十七院里上学的孩子，当时都去海校的职工食堂吃饭。家长就让我们也去职工食堂就餐，每月把伙食费和粮票发给我们，到食堂换成饭菜票。当时，我家规定每个孩子一天按4角钱的伙食标准吃饭，另外星期天全家在家改善伙食。本来我们在青岛沙岭庄上小学时，就曾在海校的职工食堂吃饭，而现在几年过去了，独立生活能力提高了，再去食堂吃饭更无问题。于是，我们就加入了南十七去吃食堂的孩子行列，每天三顿饭都去食堂吃。而在来回的路上和在食堂等待售饭的时间里，就是孩子们彼此聊天交谈的机会。说句实在话，六十年代的军队高级干部对子女的教育和管理还是很严格的，在老百姓的孩子有的还吃不饱的时候，能让子女在食堂吃上按照当年标准不算差的饭菜，已经是很不错了。而且，当时军队干部家里大多是男孩子，一大帮半大小子穿着旧军装，喳喳呼呼地成群结队去食堂吃饭，边走边聊，那也是一个特殊的乐趣。
     可是，南十七大院里面我们这些在几年的共同学习和生活过程中结下了深厚友谊的孩子，却在文革中因为观点不同以及参加了不同派别的组织，曾经出现了短期的隔阂。从1966年年底开始，文革运动逐渐激化，后来地方分为“好字派”和“糟字派”两大派，海校分为“兵团总队”和“红旗三总部”两大派。南十七的干部大多公开表态支持海校的某一派组织，而子女也在学校参加了不同派别的群众组织，孩子之间的来往也因文革造成的这些因素，被派性给短期分隔开了。
     到了1968年的秋天，文革运动进入了新的阶段。南十七的老干部不分支持哪一派的，都要经受运动的冲击和考验，一些所谓的“历史问题”，与文革中的“站队问题”交织起来，有的干部被撕去领章帽徽关入牛棚，有的干部被设立专案加以审查，有的干部被晾在一边不让工作……在这种形势下，尽管文革中的观点可能不一致，南十七的老干部却都有了共同的感受，觉得还是共事多年的老同事更为知根知底，不会见风使舵地整人害人。于是，老干部之间的隔阂在缩小，有了惺惺相惜的感觉。而南十七的孩子们，则更早地选择了恢复过去的友谊的方式，让前几年因为派性因素停止的来往重新恢复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