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宝钟：《洪流三部曲》之一：《蒯大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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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独领风骚(1)
诗仙李白曾有千古佳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对这种人生境界，我早年一直心向往之，有时甚而至于渴望。那是1990年入冬，我在大连出差，初乘轮船，横渡渤海，从塘沽登陆而返家。三层乳白色的“天河号”，看去新颖而漂亮。在一望无际的烟波浩淼，一群群白色海鸥围绕着鼓浪前进的轮船，时而腾空相逐，时而掠水嬉戏，还有的索性落水浮动前行。这白船、白鸟相映成趣，在这茫茫大海构成一幅简洁明快、美妙绝伦的风景画。我站在船头甲板上，凭栏远眺西南海天交接之处：一轮红红的落日，缓缓溶入一片墨染的云蔼之中，然后又幻化成漫天燃烧的灿烂晚霞。这玫瑰色的万道霞光，仿佛朝着我飘飘而来，却又飘飘而去，最后归于熄灭。于是，黑暗笼罩着整个海面，只有那光怪陆离的行船灯火在闪烁。欣赏海上日落的乘客都早已离去，只剩下我还久久地陶醉在这大自然的壮丽之中。
夜深沉，我躺在舱底的双层床顶上，耳闻轰轰的机器马达声和外面哗哗的排水声，昏昏沉沉地入睡了。
清晨5时我匆匆起身，只为欣赏海上日出的壮美。走上船尾甲板，但见东南夜空一弯弦月冷冷清清地吊在那里，其下面的天边横有一抹灰蒙蒙的雾气。满天星斗之下一片风平浪静。船尾向后轰轰作响地喷吐着层层白浪，这白浪直向远方扩展成为一条银灿灿的康庄大道······
约6时许，东南天空略略显白，于是我凭栏远眺，全神关注着。然而，这时我却发现视野之中似有无数黑色粒子在倾空而泻、倾空而泻。我怀疑自己的眼睛作怪，便紧闭双目，又睁开来，但面前仍是如此。一会儿，那月亮消失了，半晌又出现，此后就若隐若现。不一会儿，大海四处竟然腾起了重重迷雾、重重迷雾，——这重重迷雾终成白茫茫一片。
轮船抛锚了！
此后数十年间，很奇怪，我对海上的那一番壮丽风光，既没了神往，更没了渴望。这正常吗？我不知道。
············
蒯大富眼下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首都三司”的司令。一司、二司都是有其名而无其实的红卫兵社会性组织，其政治影响微乎其微；只有“首都三司”才担当了文革初期全国各地造反派唯其马首是瞻的重任。
“首都三司”的崛起，是从 10月6日蒯大富受命于中央文革为大会领头宣誓人而开始的，因此“首都三司”又号称中央文革的“铁拳头”
“托塔天王”在这次造反派发起的强大攻势中，他下发的第一个号令就是在10月9日直取王光美！这是当时牵动全国人民神经的一个重大战役。当天，清华井岗山红卫兵同清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联合去北京城内静坐示威，强烈请求中央批准将王光美揪回清华园批斗并交待问题。适逢毛泽东主持10月8日至28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他只是批准王光美做了一个书面检查交给清华大学。王光美在检查中讲了三个问题：一、迷信工作组的作用，想各种方法使工作组在清华大学站住脚；二、错误地估计了当时清华阶级斗争的形势；三、对于错误的严重性认识迟钝，实际上是坚持错误，错上加错。王光美说：“我这次犯严重错误不是偶然的。我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受过长期资产阶级教育的毒害。虽然在党的教育下不断改造思想，实际在我的思想上，资产阶级的阶级烙印还没有得到脱胎换骨的改造，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还很多，在这次轰轰烈烈的触及人们灵魂深处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必然暴露出来。我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还有很多资产阶级影响，常常不自觉地以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以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繁琐哲学也不少，因此就不知不觉地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
即使从今日而看，这个检查也是真诚而深刻的，短短数句，王光美就承认了自己之所以犯错误是有阶级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的。当然，做为国家主席夫人、前不久还是中共中央第二把手的爱人，如今能够这样纡尊降贵、低首下心，显然是被迫而不得已的。
但在蒯大富看来，王光美在检查中只字不提刘少奇，显然还在加以包庇；因此，在以“清华大学井岗山红卫兵宣传部”的名义所办《井岗山报》——《致读者》中说：“王光美的这份检查很不像样子，她态度极不端正，处处掩盖自己的错误，竭力为自己辩护，这是一份企图蒙混过关的假检查。王光美必须再次做深刻检查。如果你是要革命的话，就要拿出实际行动来，切不要发展到同党对抗的地步，望你深思之！”
王光美的实际行动是什麽？蒯大富就是要求她揭发刘少奇的幕后操纵活动。但显然这是不可能的。王光美宁可自己做挡箭牌，也决不会使丈夫中箭受伤。因此这场斗争又暂时陷入胶着状态。
与此同时，刘少奇、邓小平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也都被迫相继做了检查。早在延安时代，刘、邓二人就是拥戴毛泽东的。正是刘少奇在中共“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第一次提出：“将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建国初期，高岗、饶漱石对刘少奇的党内第二号领导地位构成了严重挑战。在这关键时刻，毛泽东和周恩来终同刘少奇、陈云、邓小平三人合作，将前二人打了下去。然而，在1956年举行的中共“八大”上，邓小平在他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却把“毛泽东思想是全党一切工作的指针”这一条取消了。当然，这同当时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有关。三年大饥荒以后，刘少奇、邓小平二人在治国方针上，同周恩来、陈云的务实态度愈走愈近，而同毛泽东却貌合神离，越走越远，几乎达到完全架空毛泽东的地步；这种趋势，终于导致了这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1966年8月间，红卫兵造反派纷纷杀向社会。为了唤起工农群众，他们首先深入厂矿企业。但毛泽东在9月15日接见红卫兵的天安门大会上，由于林彪不合时宜地警告：“一小撮资产阶级份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份子，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司令部”；这样一来，这个警告就被各地政要利用，纷纷自封“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保守派借此大举围攻尚处于少数的学生造反派，大整倾向造反派的机关干部。于是运动暂时跌入低谷。10月间，全国各地造反派东山再起、卷土重来，大规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万炮齐轰中共中央所设各地分局及其下属省、地、市、县党委。一时，红卫兵造反浪潮席卷神州大陆。厂矿企业中的一些荣复转退军人最先组织起来呼应学生造反派，例如河北省保定的八一红卫兵、湖南省长沙的红旗军、广东省广州的八一战斗兵团等，就是这方面的典型。然而，毛泽东却对荣复转退军人揭竿而起非常敏感且非常谨慎。早在9月间，中共中央就有一个就此问题给全军文革报告的批示，严历限制荣复转退军人成立红卫兵。但是，到了全国造反派风起云涌的10月，原来对人民群众的种种束缚都不灵了，从城市到农村，形形色色的造反组织就像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
10月17日，蒯大富在《井岗山报》上发表重要文章《无产阶级大夺权万岁》。他说：“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满脑子里想的是夺权，眼里看的是夺权，双手干的是夺权。”“不夺权，就是百分之百的右倾；不夺权，就是百分之百的修正主义；不夺权，就是对人民极大地犯罪。夺权，就是捍卫党的领导，就是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夺权，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当务之急。此时不夺，更待何时？”“有人笑我们满脑子权权权，是一个念念不忘夺权的野心家。对，我们就是满脑子权权权，就是念念不忘夺权的野心家。”“······在政权问题上，我们就是毫不含糊，当仁不让！我们宁可做野心家，也不愿当糊涂虫、马大哈。”
从《怀疑一切万岁》到《无产阶级大夺权万岁》，前后不过四个来月，然而蒯大富的革命造反思潮已经向前跨越了一大步。这个起伏于波涛汹涌之中的弄潮儿，在当时全国崛起的造反大军里，确实起到了引导潮头的作用。
在文革初期原本同蒯大富一道以反校党委、工作组而起家的清华附中、北大附中等造反派，也就是以最早成立红卫兵而闻名的一些首都中学干部子弟，早在“八·一八”天安门大会之后，他们就同真正的造反派分道扬镳了。其原因盖出于：前者实则贵族红卫兵，而后者则是平民红卫兵。在这方面，万润南先生谈起了他的感受：
“文革初期，盛行过一副有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披是：‘基本如此。’始作俑者，应当是一帮北京中学的红卫兵。基于血统论的‘红对联’一出台，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我是明确的反对派。我曾经和一位同学激烈地辩论过一场。我还记得她的出身并不好，我们谁也说服不了对方。最后我使出了‘请君入瓮’的坏招：‘你出身不好，难道能说你是混蛋？’
她的回答令我瞠目结舌：‘对！我就是混蛋。’她见我表情怪怪的，也意识到太过分了，急忙补充道：‘每当遇到重大问题，我就比较混······’
我非常善意地对她说：‘那也不能就说自己是混蛋呀。’
为了这副对联，我还被革命小将从大礼堂轰出来过。记得是在1966年8月初的一个什麽日子。一帮中学红卫兵喊着‘好汉’和‘混蛋’，冲进了清华园，在大礼堂摆起了擂台，要辩论这副对联。这哪里是什麽辩论，完全是一边倒的喧嚣。‘老子英雄！’领呼的女兵一声长啸，‘儿好汉！儿好汉！！儿好汉！！！’台下一片豪情澎湃。‘老子反动！’领呼的男兵一声叱咤，‘儿混蛋！儿混蛋！！儿混蛋！！！’台下一片杀伐汹涌。我当时坐在第三排，相当靠主席台，而且居然敢不跟着疯狂，还趴在桌上假装睡起觉来。
我突然感到腰部被狠狠捅了一拳，我抬头看到一位柳眉倒竖、满脸怒气的女红卫兵。这时候全场都安静下来，我听到一声凄厉的呵斥：‘什麽出身？’我站起来，平静地说了一句实话：‘职员。’她楞了一下，突然喊起了一句：‘老子平常，儿骑墙！’会场对这新口号还不太适应，应者寥寥。她马上回到会场熟悉的口号：‘要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我身边一个好心人低声劝我：‘别待了，出去吧。’
我默默地向外走，默默地寻思：‘不当混蛋，就得滚蛋。’陪伴我的，是一阵有节奏的口号声：
‘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老子平常，儿骑墙！’
走出了大礼堂，听不到刺耳的口号声了，却不得不承受刺目的阳光。说实话，我这时候心里空荡荡的，甚至有点彷徨。在群体的疯狂面前，理性显得如此苍白、如此无力。”
8月20日，北京工业大学文革会副主任谭力夫在辩论会上的发言，又对上述“红对联”作了精采发挥。各地官方机构如获至宝，纷纷翻印。于是所谓《谭力夫讲话》满天飞。这些贵族红卫兵的杰作就是所谓“大破四旧、大立四新、查抄遣返‘黑五类’”。从8月下旬至9月底的40天内，在血统论和“红色恐怖”的思想指导之下，据官方材料统计，仅北京市就有1，700人被打死，33，600多户被抄家，84，000多名“黑五类”分子被赶出北京城。8月27日至9月1日，大兴县的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有325个“四类分子”及其家属被残害，22户人家被灭门。其中年龄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出生38天。——血统论和“红色恐怖”论者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封建法西斯主义的狰狞本质。
笔者当时身处保定城，对此也颇有切肤之痛。党政机关内有人为了扭转运动主攻方向，居然在群众中间高倡：“捣毁大慈阁！拉倒大旗杆！火烧古莲池！”大慈阁、大旗杆和古莲池是保定古城绝无仅有的三处名胜，那时我痛惜地想：“这又怎能将其列入‘四旧’而加以破坏呢？”于是，我将自己题为《保卫大旗杆》的大字报贴到了大旗杆下。不料为此，他们竟操纵一些人，深夜在街头将我绑架，我惨遭多次毒打、批斗。一位地委副书记在一旁怂恿：“打死他！打死他！他是现行反革命！”我所在单位的那位党委书记倒还手下留情，他对派去的人交待：“注意，不要把人给我打死！”我伤痕累累地被投入公安局囚室，那里起先关押着一个老尼姑，她见我浑身血迹，衣不蔽体，吓得缩在墙角抖成一团。我就这样熬了三昼夜，所幸大批学生造反派闻风而至，愈聚愈多，经过多次激烈辩论，这才将我营救出来。结果，除了大慈阁的千手千眼佛已被毁掉外，大旗杆和古莲池都得以幸存。这就是保定文革初期家喻户晓的“大旗杆事件”。
当此之际，首都造反派中涌现出来一位青年工人理论家遇罗克，他以自己撰写的《出身论》同血统论相抗衡。小遇年方25岁，但他头脑机敏，思维严密，文笔娴熟，笔锋犀利，陆续七次行文痛斥血统论，真可谓“嘻笑怒骂，皆成文章”。对于那副“红对联”，作者开门见山：
“这副对联不是真理，而是绝对的错误。
它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说穿了，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
实践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
家庭影响也罢，社会影响也罢，这些都是外因。过多地强调影响，就是不承认主观能动性的机械论的表现。人是能够选择自己的前进方向的。这是因为真理总是更强大，更有号召力。你真的相信马克思主义是无比正确的吗？你真的相信毛泽东思想是战无不胜的武器吗？你真的承认内因起决定作用吗？那麽，你就不应该认为老子的影响比甚麽都强大。否则，只能表明你的思想混乱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了。
‘出身压死人’这句话一点也不假！类似的例子，只要是一个克服了阶级偏见的人，都能被我们举得更多，更典型。那麽，谁是受害者呢？像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有什麽区别呢？
同志们，难道还能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吗？我们不应该立刻起来彻底肃清这一切污泥浊水吗？不应该填平这人为的鸿沟吗？在反动路线当政时期，受压迫的人不仅是出身不好的青年，也包括与走资派对抗的工农出身的青年及其他革命青年。我们呼吁：一切受反动路线迫害的革命青年，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你们受资产阶级专政压迫最深，反抗应该更坚决。在批判他们的时候，你们当然最有发言权。那些冒牌受害而实际上得宠的‘谭氏人物’决没有发言权。”
这篇文章对建国十七年以来阶级路线的极端化倾向进行了有力的鞭挞。正当那副“红对联”和《谭力夫讲话》伴随着贵族红卫兵、官办红卫兵大刮“红色恐怖”之风时，遇罗克挺身而出，智珠在握地振笔疾书，向传统保守势力发起了公开挑战。《出身论》初稿于1966年7月，开始只是几百份油印传单。到了1966年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热潮之中，《出身论》经过作者改写，已经犹如震天撼地的“百面雷”。在以“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名义而出的《中学文革报》第一期上发表时，数天之内就一抢而空。很快又出《专刊》60，000份，又是洛阳纸贵，不胫而走。
以蒯大富为代表的文革造反派，在实践中反对仅仅依据家庭出身，在政治上把公民分成三、六、九等。主张所有合法公民都有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平等权利和平等的社会地位。正因为如此，所谓“蒯派”在清华一直被对立面攻击为“痞子运动”。而遇罗克同谭力夫的思想交锋，实际上就是造反派同保守派在舆论阵地上的激烈抗争。社会上大批被血统论蒙蔽的青年人，包括出身“黑五类”家庭的“痞子”群众，在造反派对血统论的猛烈批判中纷纷投入造反派的队伍。
平反、平等的诉求，反对打击群众、反对特权的主张，唤起了中国社会中下层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动摇了官僚阶层“是人民利益代表”的‘道义’和权威，冲决了当权派的思想政治战线。原来被视为“思想落后”甚至“反动”的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现在成了理直气壮的革命者；而那些所谓的“革命前辈”，一向有权给别人定性、划左中右的领导干部，现在却再三再四地当众交待自己执行反动路线的罪行；那些贵族红卫兵、官办红卫兵现在反而不如平民红卫兵、群众红卫兵革命。总之，建国十七年以来形成的先进与落后、是非与曲直，一时都被造反派打了个人仰马翻！
现在，中国社会的阶级阵线是真正明朗化了。贵族红卫兵、官办红卫兵的主要斗争对象是在共产党外的非当权派。对于党内只是打击极少数，打击那些包庇了“牛鬼蛇神”、支持了造反派，成为所谓“资产阶级代理人”的人。他们认为整个党政领导体系是好的，这个体系的绝大部分领导干部也是好的，两者都是应该加以绝对保护的。他们始终警惕地坚守着“右派假借革命造反之名冲击政权”这一主题。他们的经典政治口号是：“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
而平民红卫兵、群众红卫兵的主要斗争对象则是党内走资派、顽固坚持反动路线的人，实际上是普遍地冲击党政领导机关及其领导人。他们对现行的党政领导体系深为不满，对其大部分领导人的优劣持怀疑、审慎的态度。他们认为走资派本身就是新生资产阶级，而不仅仅是什麽“党外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总之，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运动，形成了建国十七年以来，广大人民群众对党政领导体系及其领导干部队伍的最大冲击。
问题的关键是：这个领导体系是否合理？是否符合真正的民主原则？其各级权力机构是否具备切实有效的行政监察机制和舆论监督机制？是否需要彻底变革或者部分变革？像文化大革命这种自上而下地发动、自下而上地呼应以至形成群体两派斗争，这种方式有助于问题的最后解决吗？现在看来，毛泽东当时对此并没有完全考虑成熟。他就像后来邓小平搞改革开放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其实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
由首都造反红卫兵在9月15日成立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十六条联络委员会”，曾在9月26日召开了第一次批判谭力夫讲话的大会。全国各地造反派开始动员社会舆论，大举反击官方的血统论。
11月8日深夜，贵族红卫兵成立的首都西城区纠察队、东城区纠察队和海淀区纠察队手持凶器，气势汹汹地狂喊：“砸烂黑三司！绞死蒯大富！”闯入首都三司驻地，逢人便打，见物便砸。短短20天之内，连续四次洗劫蒯大富的办公地点。这一股风迅速漫延全国各地，三司联络站及其工作人员接连被当地保守派围攻、毒打、砸抄。
11月13日，在首都工人体育场，中央军委四位副主席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贺龙，就文革问题，向军事院校来京师生相继讲了话。
陈毅说：“作路线斗争要顾全大局，坚持原则；要讲清道理，帮助同志改正错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到新的团结。这是治病救人，要有伟大气魄、伟大胸怀。我不赞成逐步升级的办法，口号提得越高越好，越左越好，请大家考虑是否得当？你犯了什麽错误？派工作组——打击革命——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革命路线——反革命。现在搞校长、校党委还不过瘾，要搞部长，还不过瘾，还要搞我们副总理呢！”
叶剑英说：“真理跨过一步就变成错误。量过了就要发生质变，就要把群众的热情引导到错误的地方去。······我们现在是闭着一只眼睛，睁着一只眼睛的。闭着一只眼睛是放手让大家搞，但是还睁了一只眼睛，睁的这一只眼睛是雪亮的，运动走向哪里是清楚的。”
这两位元帅坦率地向当时那些心血来潮、忘乎所以的造反派发出了严厉警告。
这个严厉警告不由使人们想起了九年多前的反右派斗争，想起了“引蛇出洞”。叶帅的形容确实很经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毛泽东过去对叶剑英这个人曾有评语：“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叶帅本人则每以此自负。
对于文革造反派而言，这确是一个不祥之兆。因为这个严历警告代表了当时军队对造反派所持的立场和态度。叶剑英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而徐向前则是全军文革组长，他们手握生杀予夺大权，当然完全有资格代表军方发言。文革自发动到目前为止，在政治斗争中处于关键地位的军队一直隔岸观火。只因毛泽东有令：不准军队介入地方文革；所以他们才不得不“坐山观虎斗”，不得不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这种局面能够长久维持下去吗？
然而，同以上两位老帅的态度相反，11月19日，江青在接见清华井岗山、北航红旗、地院东方红等组织的代表时，动情地说：
“我有点像《西游记》的孙猴子，‘身在水帘洞，心向取经僧’，我心里总是想着你们，······如果我不是毛主席的妻子，我就要同你们坐在一起。(忍不住哭泣)······蒯大富同学来了没有？蒯大富同学哪里去了？哦，脱离群众了，住在司令部当起总指挥来了。脱离阵地很不好，阵地应该在学校，你们自己的阵地还不巩固，这很危险。请转告他，我批评他是爱护他。核心力量要组织好，团结同盟军，并且善于利用对方的矛盾，孤立最少数的敌人。”
此时此刻，江青为什麽要破门而出，对蒯大富亲临指导？因为伴随着贵族红卫兵对首都三司的打砸抢，在首都各高校，保守派掀起了一股大反中央文革的风潮。11月15日，北京工交系统100多个单位的保守派群众串连起来，成立了号称有30万人之众的“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其首领为全国劳模时传祥。所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搏斗，在社会基层日趋尖锐。
12月4日，蒯大富披挂上阵，发号施令，率领首都三司各校战士，在凛冽寒风中，出动宣传车，集合游行队伍，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大举讨伐“十一月黑风”，这就是著名的“12·4”大反击。
12月6日，首都三司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全国革命造反者联合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攻击大会》。全国各地云聚北京的造反派踊跃参加，他们都热望在会上能够一睹“托塔天王”蒯大富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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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独领风骚(2)
然而，造反派和保守派两军对垒，此时却都不甘示弱。这样就在偌大的北京城打起了一场遭遇战。
12月5日，《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成立宣言》公布，以北京高干子弟为核心的“联动”呱呱坠地。
当晚，首都街头出现了如下醒目大标语：
热烈欢呼联合行动委员会成立！
坚决拥护中央军委四位副主席的讲话！
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的表现形式！
在几十米高的西直门城楼上，刷出了这样一条触目惊心的巨幅标语：
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
以上标语的落款署名都是“首都联动”。
这就是说，当初发布三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红卫兵缔造者们，为了捍卫其父辈打下的“红色江山”，从现在开始向中央文革宣战了！
12月6日，也就是首都三司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大会的那一天，联动首领牛皖平公然率众闯入三司总部驻地，指名要与蒯大富辩论。不料，刚进大门就中了埋伏。原来这次老蒯闻讯，决心教训对方一番，早早就在那里恭候。牛皖平见势不妙，撇下众人“撒鸭子”就跑。
次日，联动又选派20多名“铁嘴”勇士去闯三司总部，偏偏要会一会那位有“丈二如椽之笔，三寸不烂之舌”的蒯司令。谁知，这次却又陷入千人重围。老蒯“不仗义”，布开了“四面楚歌”。结果，直至次日凌晨一点多钟，周恩来闻讯，急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赶来解围，事情才算告一段落。
12月18日下午，在中南海西门传达室，张春桥再次秘密约见蒯大富。蒯先向他汇报了近日去上海串连的情况和清华运动现状。张春桥从黄色玳瑁眼镜后面投来神秘的目光，他探近身，压低嗓音，一字一板地交待：“从全国来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相当猖獗，现在还是要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
在这里，张春桥也是在向蒯大富透露上层斗争的现状；除此而外，张告蒯的弦外之音就是杜甫的那两句诗：“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有人说张春桥是“四人帮”的实际首领。请读者恕我在此不用“四人帮”这个名词。毛泽东在1975年的一次中央领导会议上，出于政治关心，告诫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不要搞“上海帮”、“四人帮”，在中央领导机构要团结大多数人。1976年10月6日北京政变后，当局出于政治需要，在“四人帮”这一名词上歪曲毛泽东的原意，说这是毛泽东的“遗嘱”，要他们采取非常手段解决这四个人。但后来事实证明，正是这个“十·六”北京政变，导致华国锋下台，邓小平上台；导致文革彻底失败，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以今而论，这是一个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而所谓“政变”本是一个严肃的政治中性词，它并非单一的政治贬义词。所以，笔者出于尊重史实，尊重史学用词规范，在本书中决不用什麽“四人帮”或“粉碎四人帮”这些带有极端政治色彩的文学用词；众所周知，王洪文是在1973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大”以后才走上中央岗位的，而今很多关于文革的书却连这一起码的常识都不顾，一提文革，言必称“四人帮”，这就“驴唇不对马嘴”了。所以，我在这里称张春桥为文革派的实际领袖。当然事实已证明，张春桥既无诸葛亮之老谋，也无司马懿之深算；大难临头之际，他竟然毫无察觉；由此可见，此人并无领袖睿智，充其量他只不过是一个文革理论家而已。所谓“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一旦毛泽东辞世，整个文革派就如“树倒猢狲散”，论智慧论实力，决非以邓小平为首的反文革派的对手，如此而已。
次日，清华大学井岗山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临时总部和八八总部三大组织宣布实现革命大联合，成立清华大学红卫兵井岗山兵团。与此同时，清华园所有其他红卫兵组织均告解散。现在，整个清华大学似乎成了“托塔天王”的一统天下。
12月21日，井岗山兵团总部成立了由20名总部委员组成的兵团临时筹委会，蒯大富正式就任兵团司令。他提议：25日率领兵团战士进城，把打倒刘少奇的行动公开化。但蒯当众宣布这一决定时，却并未透露张春桥18日约见他的谈话，也未深讲25日这一战役的政治意义。蒯大富现在唯一的动员口号就是“孙猴子闹天宫——得动大功夫！”
总部委员唐伟，也就是八八串连会、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发起人，他原来就对蒯大富这个仅高自己一年级的同系大学生很不服气；现在率队同井岗山红卫兵合并，也只是因为清华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特别是因为自己的副手陈育延再三相逼，这才不得已而为之。而今老蒯荣登兵团司令宝座，就踌躇满志地下达直捣刘少奇的号令，他感到很不是滋味。当初，他和陈育延首先在清华园张贴点名攻击王光美、刘少奇的大字报，并曾因此而轰动一时。但现在，他却以“刘少奇问题尚未定性，清华不应贸然而行”为理由，对蒯的号令大表异议。24日，他又将周恩来在12月19日的有关讲话公之于众。随后，唐伟又贴出辞职声明：“自己常常跟不上形势，对兵团总部一些行动很不理解。”其实，他在背后纠集一些人成立了“向何处去串连会”，以同兵团总部分庭抗礼。唐伟宣称：“反对蒯大富运动群众，我宁愿右倾，也不愿当阿斗。”
25日，蒯大富亲率清华5，000名战士，冒着零下11度的严寒，从学校出发，一直步行到天安门广场，率先喊出了“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在广场集会后，游行队伍兵分五路，分别到王府井、西单、北京站、前门等闹市区开展宣传活动。那一天，高音喇叭响彻首都上空，蒯大富的年轻喉咙笼罩京门；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街头；数万份传单散发给过往的群众，并通过他们流传到全国各地。
这就是清华井岗山兵团著名的“12·25”战役。
28日，刘涛在清华园贴出大字报《造刘少奇的反，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我的初步检查》。刘涛是刘少奇前妻王前的女儿，她在母亲的劝说下，此时毅然反戈一击，对其父精神上确是沉重一击。她的大字报，揭开了在中南海深居简出的国家主席的家庭帷幕，使清华造反派从王光美那里要不到的东西，在这里得到了证实。
30日，江青、王力、姚文元来到清华园。姚文元，35岁，浙江诸暨人，说话口吃，但行文颇有笔底风雷，以此深得毛泽东赏识。他们在西大操场对全校师生员工发表的讲话中，进一步鼓励清华造反派彻底批判刘邓路线，向资产阶级司令部发动全面的总进攻。
31日，清华井岗山兵团在其发行全国的《井岗山报》上，以《专刊》形式发表了刘涛的那一长篇检查。
当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蒯大富等造反派代表时表示：“你们揪斗王光美的要求，我已经两次请示主席，主席还是不同意王光美回清华。······你们不要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贴到天安门去。外宾问起来，我只好说是我们国家发扬大民主，可以发表各种不同意见。这样的提法，矛盾的性质就变了。”
其后，唐伟便急不可待地以大字报形式公布了周恩来的这次讲话。
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社论指出：1967年将是“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
这一天，北京20多个高校集合了数十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声讨刘少奇、邓小平的游行集会。大会宣读了《告全市人民书》。同日出版的清华《井岗山报》，在《炮打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的通栏标题下，刊登《看刘少奇的丑恶嘴脸》的长篇文章，并发表《把批判刘邓路线的斗争进行到底》的元旦献词，首次将刘少奇的问题公开见报。
在1966年12月16日、28日、31日连续三天冲击公安部的联动，也于1967年元旦这一天发布了所谓中发秘字（003）《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通告》：
中国共产党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军各军种、中央军委、国务院各部革命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于1966年10月1日于中南海政治局礼堂正式成立。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具体领导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马列主义原则精神和中共历次党代会的一贯路线指导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任务：
（一）坚决、彻底、全部、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几个主席、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缔一切专制制度，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保障民主集中制在党的政治生活中得到坚决的贯彻，保障中央各级党委委员的生命安全。
（二）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产生的各级反动造反组织。
（三）坚决肃清中共党内和国家机关的反党分子、蒋介石分子、赫鲁晓夫分子。
（四）巩固三面红旗，加强国防，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
（五）保卫党的各级组织和优秀、忠实、英勇的领导干部。
组织路线：在中央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发展过程如下：
（1）第一阶段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人民解放军、省市委干部子弟组成。
（2）第二阶段由基层组织（地委、专署与公社）干部子弟组成。
（3）第三阶段吸收全国工农兵和出身他种家庭而政治表现好的子弟。
同盟军：包括人民解放军将士、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工农积极分子。
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各省市革命干部子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忠于马列主义和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继承革命传统，在各地迅速组织联合行动委员会，贯彻中央、北京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一切行动指示。
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各地区的成员要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戒骄戒躁，密切联系群众，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克服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党内左倾机会主义的恶劣影响，为党、为人民、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直到最后一滴血。
同志们，同胞们应该认识到，我们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大使命，肩负着历史赋予我们的共产主义战斗命令。我们一定要英勇、忠实、干练、坚贞、艰苦、耐心地做好各种工作，迎接大反攻战机的到来。
我们的困难是复杂而严重的，我们的处境是白色恐怖的。不斗争，必灭亡。无数革命前辈和党员兄弟被围攻、被拷打、被审讯、被迫害，许多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优秀战士英勇就义了，数以千计的党的好儿女被监禁、被监视或失踪了。看到这些，我们还有什麽不能拿出来啊！人民盼望我们，希望我们粉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罢工、停电、绝食、请愿，为我们做出了优秀的榜样。我们庄严地宣告：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抛头颅、洒热血何所惧，我们的事业——马列主义的事业必定胜利！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全体党员团结起来！
全党、全民、全军团结起来！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人民万岁！
公元一九六七年元旦
1971年3月22日至24日，时任空军司令部秘书处副处长的于新野，奉林彪之子林立果之命，执笔起草了政变方案《五七一工程纪要》，共分九个部分：（一）可能性；（二）必要性；（三）基本条件；（四）时机；（五）力量；（六）口号和纲领；（七）实施要点；（八）政策和策略；（九）保密和纪律。
我们拿《秘字003通告》来对照《五七一工程纪要》，就会很容易发现，二者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它们的实质同属政变方案，都是以推翻毛泽东的领导为目的。所不同的只是其手段：前者公开号召，杀气腾腾；而后者则暗地策划，磨刀霍霍。
然而，令人困惑的是，《秘字003通告》在文革时期始终也没有被公开批判；甚至在当时除极少数人偶而见过以外，并不为绝大多数人所知。至于其执笔起草者及主使人，则至今也是一个谜。
《红卫兵狂想曲》写道：“北京市第六中学是西城区纠察队员比较集中的一所学校。随着血统论的恶性膨胀，西纠在六中建立了所谓的劳改营。这座劳改营设在六中的后院，屋旁稍稍突起的门楼被作为岗楼。抓去的人从小门进入，与前院隔成了一个独立的居所。
西纠认定的黑七类、狗崽子、混蛋一类人，被押进劳改营后，不仅失去了人身自由，而且要经受跪煤渣、油漆涂脸、上吊试验、叩响头、坐飞机、火烧头发、刀剁屁股、开水洗澡、鞭打、突刺、扫堂腿等惨绝人圜的大刑。纠察队还用犯人被酷刑折磨流出的鲜血，在审讯室墙壁上写下了拳头大小的字：红色恐怖万岁！
北京市第一中学的监狱也和六中劳改营差不多。他们成立了一个由300多名同学组成的劳改队，用中美合作所、西藏农奴主以及我国古代使用过的各种酷刑，来对付出身不好或与他们观点不一致的人。”
1967年1月6日、9日、11日，公安部又连续三次遭到联动的冲击。
此时文革已至关键时期。蒯大富正忙于同聂元梓、韩爱晶等造反派首领策划大联合、大夺权。但联动的活跃已对他们构成极大威胁。因此，1月中旬，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之下，蒯司令率领首都三司战士，配合中学造反派红卫兵，相继捣毁了联动设在北京各校的据点。联动主要头目牛皖平、卜大华、马晓军等相继被捕，其骨干先后被捕者达100多名。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联动组织也一起被摧毁。
1月21日，北京召开了彻底批判联动大会。次日，原本一直暗中支持联动的周恩来，也不得不当众表态：“对联动首恶分子必须实行法律制裁！其中受蒙蔽的群众要赶快觉悟起来！”
25日，蒯大富亲率三司战士乘胜追击，一举攻破联动在北京的最后一个顽固堡垒八一学校，32名联动骨干被捕。
于是，猖獗一时的联合行动委员会沉沦了。
遇罗克就此在首都《中学文革报》第三期上发表了专题文章《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麽？》他从四个方面对联动进行了尖锐的挞伐：（一）物质上的特权阶层；（二）精神上的特权阶层；（三）丑恶的灵魂；（四）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
不过，遇罗克代表造反派在文末对联动分子发出了善意的呼吁：“从泥坑中伸出你们的双手来吧！革命的同志是不会见死不救的！让我们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共同战斗，共同革命，共同建设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吧！”
                                                           于 2009年7月28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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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船至三峡(3)
1967年的“二月镇反”，从其打击造反派的广度和深度看，都远远地超过了文革初期刘少奇的工作组路线。蒯大富深知，这种局面如果持续下去，实际上等于文革大开历史倒车。其结果，不只是要退回到文革前，弄不好，甚至还有可能退回到北洋军阀统治时代。然而，毛泽东能够允许这种局面出现吗？
3月31日，《红旗》杂志继承了其第四期社论的指导思想，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和调查员文章《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九六六年六、七两月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在这头一天，《红旗》杂志发表的第五期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还在为各地军方大搞的“二月镇反”撑腰打气，它说：“伟大的人民解方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阶级敌人最害怕人民解放军，最害怕有军队干部参加的革命的三结合。他们费尽心机制造流言蜚语，捏造事实，妄图挑拨革命群众同人民解放军的关系，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对于阶级敌人的这种阴谋，必须给以充分揭露和坚决的打击。”
这样，当时的政局，诚如《红旗》杂志第五期社论最后所言：“现在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半途而废。”只不过是，文革半途而废的危险，既不是来自什麽“在干部问题上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更不是来自什麽“阶级敌人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恰恰相反，当时一走出京门，人们马上就会感觉出一种“扬眉剑出鞘”的炽烈氛围。明眼人全都清楚：文革半途而废的危险其实就来自于此。
1967年1月20日，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徐向前、叶剑英两位元帅当众宣泄对造反派夺权的不满。徐向前在1小时的讲话中，竟然拍了20多次桌子，他怒吼：“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了，要蒯大富这帮人来指挥军队吗？！”叶剑英拍桌子因用力过猛，竟将左手的小指骨都折断了。2月16日，三总四帅大闹怀仁堂，谭震林拍案而起：“蒯大富是个什麽东西！他是反革命！搞了《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他痛心疾首：“联动怎麽是反动组织？17、8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
2月18日夜，毛泽东召见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陈毅、李富春、李先念等六人。谭震林缺席（未通知），周恩来在座。毛泽东愤怒地训斥：“你们反对中央文革是错误的，中央文革的领导百分之九十七、九十八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是反对我，我就要反对他。如果你们这样做，我带林彪、叶群到南方去，你们爱怎麽办就怎麽办。你们可以把王明找回来，把张国涛找回来，可以把刘少奇抬上来。江青、陈伯达、康生，你们要杀头就杀头，要充军就充军。”两总四帅面面相觑，沉默不语；周恩来则一脸严肃，紧锁双眉。
3月8日，蒯大富重整旗鼓，在北京发起召开《彻底击溃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誓师大会》，首都各造反派组织联合发表关于全国局势和反击“二月逆流”的《严正声明》。
3月18日，林彪在他主持的中央政治生活会上宣布：中央文革取代中央政治局，军委办事组取代军委常委会。
3月20日，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带枪的刘邓路线比不带枪的刘邓路线更危险。”
4月6日，林彪指示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人起草、自己审定了一个同《军委八条》针锋相对的《军委十条》，即《中央军委十条命令》。这个文件，对当时全国各地陷入灭顶之灾的造反派真不啻为“救生巨轮”。其内容如下：
林彪同志：此件很好。
毛泽东
四月六日
《中央军委命令》
毛主席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大力支持左派。这是一个伟大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决定，是一个崭新的历史任务。我军广大指战员，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在支左工作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最近我们检查了某些军区的支左工作，有的做得好，有的做得不好。目前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应当及时引起严重注意。为此，特发布命令如下：
（一）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
（二）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对于确实查明的反革命分子要逮捕，但必须证据确凿，经过批准手续。
（三）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犯有某些错误的群众组织，要积极进行帮助教育。对于确实查明被反动分子控制的群众组织，要做分化争取工作，孤立其最坏的头头，争取被蒙蔽的群众。必须公开宣布其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的，要经中央批准。
  （四）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不论左、中、右，概不追究。只对业已查明特别坏的右派头头要追究，但应尽量缩小打击面。不能仅仅根据是否冲击过军事机关这一点来划分左、中、右。
（五）对待较大的群众组织采取什麽态度，应就地深入调查研究，进行阶级分析；采取重大行动前，应向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请示报告。
（六）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群众自动写的检讨书，退还其本人。有些长期不觉悟并且坚持错误观点的群众，不要急于要他们认错，而要给以时间，让他们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子、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
（七）在军队中要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学习毛主席著作，必须结合两条路线的斗争。广泛搜集揭露反动路线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各种具体材料，印发到连队进行教育，使广大指战员了解他们的反动事实，进行彻底批判，肃清其恶劣影响。
（八）对派到地方上去或主持支左的干部，要详细交待政策。要防止“赵永夫式”的反革命分子（赵永夫是原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是一个混进党内军内的反革命分子，他玩弄阴谋手段，篡夺军权，对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或思想很右的人来主持支左工作。
（九）在支左工作中，要学会做群众工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有事同群众商量，善于采用说服教育的方式，而不应采取简单粗暴和命令的方式。
（十）对业已违反了上述诸条做法的，都要立即改正，积极进行善后处理。今后，坚决按以上各条办事。
这个命令，要在我军所有机关、连队内部用电报、电话迅速传达，广泛张贴。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
北京、上海两大都市的造反派是“大树底下好乘凉”，他们有幸躲过了“二月镇反”这一浩劫，所以他们很难体会身陷绝境的外地战友那种“大旱之望云霓”的心情。
早在2月16日，陆军第38军就奉令，从遥远的吉林省通化市火速调来保定。38军不谙保定文革状况，最初和省军区在支左工作上站在同一立场。但自《军委十条》发布以来，根据部队支左人员反映，38军首长渐感支左情况不对，应该尽快给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群众平反。服从命令本是军人的天职，38军忠实执行《军委十条》并没有错。不过这样，他们就同顽固坚持原来立场的省军区领导及其上司北京军区分道扬镳了。
有一首佚名氏作词谱曲的歌叫《苦水也能化成美酒》，道出了“二月镇反”受害人的悲壮心情：
亲爱的妈妈，你不要把眼泪流；我站在监狱的铁窗里，日日夜夜把你怀念。
世上坐牢不只我一个，请你不要为我难过。只要你勇敢地抬起头，苦水也能化成美酒。
亲爱的姑娘，你不要把眼泪流；沉重的手铐和脚镣，挡不住我对你的思念。
世上坐牢不只我一个，请你不要为我难过。只要你勇敢地抬起头，苦水也能化成美酒。
《苦水也能化成美酒》这支歌将会陪伴我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同样，为了创建新中国而屡建奇功、号称“天下第一军”的38军的军魂，也会永远激励着同我有一样遭遇的文革青年自强不息。在此，笔者愿将当年38军支地办公室资料组同志所写《关于“二·一一”事件的初步调查》中有关本人的一段披露如下，以飨读者：
“要宝钟同志是保定市造反最早、最有群众威信的革命左派之一。‘二·一一’镇反以后，他勇敢地贴了一张题为《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的大字报，文章尖锐地批判了‘彻底粉碎反革命组织指挥部’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就触怒了该指挥部的领导人。2月17日下午，他们诱骗要宝钟同志去省监狱驻守营谈话。该营长乘要不备，上前挥手猛扇了他一记耳光；接着几个人一拥而上，将其按倒在地，五花大绑，拼命勒紧；而后又用力揪其头发，使之跪在炉灰渣上长达一个小时。最后将要投入用砖窑改筑的黑牢，动輙施以体罚甚至酷刑。就这样，一直关押到5月29日，在当时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他们才不得不将要宝钟同志释放。”
鲁迅先生说：“无破坏即无新建设，大致是的；但有破坏却未必即有新建设。卢梭、斯蒂纳尔、尼采、托尔斯泰、易卜生等辈，若用勃兰兑斯的话来说，乃是‘轨道破坏者’。其实他们不单是破坏，而且是扫除，是大呼猛进，将碍脚的旧轨道不论整条或碎片，一扫而空，并非想挖一块废铁古砖挟回家去，预备卖给旧货店。中国很少这一类人，即使有之，也会被大众的唾沫淹死。”
在当今中国，所谓“革命左派”一词早已成为人们的笑柄，而所谓“造反派”也早“被大众的唾沫淹死”。所以我在此处公布上面的“陈年旧帐”，倒少了有“王婆卖瓜”或“借鸡下蛋”之嫌。不过，有两位已经辞世的前辈，虽然我不敢在此盗用“人民”的名誉，妄称其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但至少，他们会永远活在同我有一样遭遇的人的心目中。这就是当时远道而来的救命恩人、人民解放军陆军第38军军长李光军和政委王猛。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们虽为高官少将，但却伸张正义、铤而走险地为我们草民平反昭雪、撑腰作主，不愧为“杨子荣式”的人民解放军。我至今也在深深地怀念他们。
我的这种怀念确是永恒的、穿越时空的。
时光已经跳越到二十一世纪的首个初春，已至垂暮之年的我，有幸从北京乘飞机去伦敦探望女儿及两个外孙女。飞机的航线是先朝北直飞，经蒙古、俄国西伯利亚，然后西拐，途越欧州大陆诸国，最后到达目的地。此前，我已有三次乘坐飞机的经验：第一次是1960年冬，那时我在北京南苑飞机场服兵役，一位女飞行队长亲自驾机，只带我一人遨游了京津蓝空；第二次是1997年秋自京抵沪；第三次是2，000年春自香港返北京。而这次却是我首出国门，其终点又是那个号称“世界现代文明的发祥地”英国；因此，不知怎的，上了飞机，靠近舷窗，我竟顿生一种“生死轮回”的奇妙感觉。不同之处只是，在离开阴曹地府前，我却没有服“迷魂汤”，因此在投入尘世前，我对自己的前生竟然记忆犹新。
“先生，需要什麽帮助吗？”左旁就座的一位身着笔挺西服、一副学者派头的黑人小伙子，微笑着向我递过一张字条，上面就用英文写着这句问话。当时我正贴近舷窗，入神地鸟瞰将要离别的神州大地。我忙着向他点头致谢。仅此一个小小举动，就互相传递了存在于人类之间的那种融融的春意。
舷窗外面时而云涛滚滚，时而万里晴空。飞机越过蒙古的草原沙漠，越过西伯利亚的冰川森林，越过欧州大陆的平原山脉、湖泊河流、城市灯火，历经整整十个小时。一直处于极度亢奋状态的我，终于打起盹来了。不知何时，忽然有人一声欢叫，我忙睁开眼，探头朝舷窗下面鸟瞰：在一片碧绿的大海上，但见白帆点点，原来这就是我神往已久的北海！中国有东海、南海，但却无西海和北海。不过中国人会宽慰自己，管青海湖叫西海，管贝加尔湖叫北海，只是后面这个湖不属于中国而已。倏然间，这北海又幻化成了一派碧绿的田园风光，显得那麽幽雅，那麽宁静。这就是那个神奇的不列颠岛！她靠近欧州大陆西岸，位于大西洋中，在我们中国人眼里，从地图上看，不过一弹丸之地而已。飞机突然颤了几颤，开始下降了。喔，我的那种奇妙感觉竟是：我现在不是投胎转世，而倒是仙人飘飘下凡了！然而，此刻我的耳际忽地响起：“只要你勇敢地抬起头，苦水也能化成美酒。······”
人生经验之谈：“吃得苦中苦，方知甜中甜。”我想，只有经过“二月镇反”、坐过“二月大牢”的人，才会产生像我现在这样连自己也弄不明白的奇妙感觉。每念及此，我们倒还应该感谢那位手持“尚方宝剑”的叶帅。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驾鹤西去之后，又是这位手持“尚方宝剑”的叶帅“扬眉剑出鞘”，“解亿民于倒悬之中”。不过，对于我这一类“被唾沫淹死”之人，恕我直言，在一片“英明领袖华主席万岁”的高呼声中，在“十月里来响春雷，八亿神州举金杯”的美妙歌声中，那时我早已瞠目结舌，实在弄不清到底应该感谢谁、仇恨谁了。因为，我对中国的政治已经麻木不仁了。当时为此而游行庆祝时，我脑际却只轰轰着一种“墙倒众人推，破鼓乱人捶”之感。······呜呼！伟大的中华民族！呜呼！拥有五千年灿烂文明史的泱泱大国！
飞机突然又颤了几颤，这一下可看清伦敦的轮廓了：泰晤士河自西而东流经市区，斑驳闪亮。楼厦、公园、广场、大街及其川流不息的车水马龙都历历在目。
我们就这样降到了著名的希思罗国际机场。
············
当我对蒯大富讲到自己去英国的这一番感受时，他就像听童话一样如痴如醉。我自然是洋洋得意。看得出，在他的目光里，对我人生此行真是充满了羡慕和渴望；但他当然知道，他此生也许真是断无这种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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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倒海翻江(1)
撒吞镇位于伦敦故城的西南郊，每天熙来攘往、车水马龙。从这个繁闹中心朝西，经过一座周围是古老墓地的古老教堂，教堂顶上那深沉而悠长的钟声，可以把你一直送到西面尽头的千禧村。这个被一片原始森林深深包裹的小小村落，美丽而神秘、宁静而幽雅。每户房屋建筑涣然一新，五颜六色，全是两层精致洋楼外加前后雅致花园。这些建筑围成一个大大的、铺满石板的空旷院落，全村仿佛就是一个合谐而安定的大家庭。人们虽然来自世界各国，但相敬如宾，融洽无间。每天清晨，我这个陌生的中国老者一出门，随处都有“哈啰、”“莫尼”打招呼之声不绝于耳。就连漂亮而温柔的大花猫、憨态可掬的肥犬、飞来飞去的油亮鸽子，也都以不同方式向我表示亲密友好。
英国是一个鲜花盛开的国家，其国民大多是“花痴”而又大多是园艺师，这一点使我感触颇深。家家户户那矮矮的围墙上，都摆放着品种繁多、争美斗艳的一盆盆鲜花。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沁人心脾的浓郁芬芳，令你陶醉，令你震奋。石板马路两旁树木成荫，几人合抱的古树时有所见。那蓝湛湛的天空云谲波诡，大地时而和风细雨，时而晴光灿烂。此地绝少暴雨也绝少响雷。居民区街巷行人稀少，万籁俱寂之中，但闻布糓鸟懒洋洋地歌唱。我站在滑铁卢大桥上，双手凭依桥栏，遥望两岸旖旎风光。然而，此时我的悠悠思绪，却早已随着桥下那静静流淌的泰晤士河河水，飘向了远在东方的祖国。我在回忆自己这一生、我在反思文化大革命。······苏轼有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发生在中国的事情，也许只有跳出中国这个圈子，跳出中国这个大环境，居高临下，鸟瞰全图，这样才能容易弄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才能容易看清楚庐山的真面目。
············
自文革以来，所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一直是全国各地造反派首领们的战略指导方针。二月逆流、二月镇反的发生，使一些政治上敏感的造反派，又朦朦胧胧地察觉到了存在于中央的新一轮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一些天真未泯、涉世不深的青年大学生，仅凭上边暴露出来的冰山一角，就武断地将一月风暴以来的发展形势确认为“新文革同旧政府之间的斗争”。按照他们的逻辑：一边是林彪、中央文革；另一边是周恩来、三总四帅。然而这些自命不凡的小将忘了，这里还有一个关键之处，那就是：“为君之道，居中制衡”。例如北京钢铁学院的张建旗、第二外语学院的刘令凯、商学院的程镇华，他们抱定“反对了当蒯大富，反错了进公安部”这样一种赌徒宗旨，纷纷将炮口对准周恩来。
196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头版公布去年5月16日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即著名的《五·一六通知》。5月18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文章结尾预告：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张建旗、刘令凯和程镇华等人认为时机成熟，第二次文革已经开始，于是他们便在6月14日联合成立了“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并为此发布了《宣言》，矛头直指周恩来。这样，他们就深深地掉进了所谓“毛周对峙”这一个政治陷阱里。
蒯大富对此则不动声色，采取相当谨慎的态度。
沈如槐对此振振有词：“周总理更是蒯大富企图建立极左政权的最大障碍。团派中的一些极端分子一直影射周总理是什麽‘二月逆流’的黑主帅、什麽杨余傅的黑后台。······他们影射周总理是‘4·14’最大的黑后台，并声称：只有将这个黑后台揪出来的时候，清华的问题才能得到彻底解决。”但沈如槐也不得不承认：“蒯大富们到底是怎麽想的？是不是正如我们分析和猜度的那样？当时我们不知道，现在我们还是不知道。但是，我们当然不会放过攻击蒯大富的机会，毫不犹豫地就给他们结结实实地扣上一顶‘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抗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大帽子。”
蒯大富同周恩来相识在1966年7月30日晚，而他得到毛泽东的首次接见则迟至1967年“五·一节”之夜。那是天安门广场上的一个难忘的狂欢之夜，烟花腾空，载歌载舞。在欢声笑语的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正在接见刚刚成立的北京市革委会全体委员。周恩来手指蒯大富，对毛泽东笑着介绍：“这就是蒯大富！”在众人的热烈掌声中，毛泽东慢慢踱步靠近，伸出右手，亲切地握住那个体态精瘦的大学生的手，微笑地说：“你就是蒯大富呀！”蒯大富一时激动得满眼热泪，手觉发抖，竟至如痴如呆。这一幸福时刻，小伙子自然是终生难忘。然而，令他意想不到的是，这一件事却在自己同爱侣之间引起了一场风波。
蒯大富从天安门下来后，返归校园。次日一大早，战友们就蜂涌而至，争先恐后地同他握手；就连“4·14”有些人也要抢着从他那右手中体会一下伟大领袖的温暖和慈祥。奇怪的是，蒯大富却一直看不到刘刚的影子。他慌忙跑到清华附中找她，扑了空；去她家里，其父母皆说未见其女；小伙子这才纳过闷来。于是他骑车飞奔圆明园那一片幽静的杨树林。果然，姑娘正独自坐在他俩经常幽会的地方咽咽哭泣呢。此刻，她瞥见那个冤家步步走近，便气哼哼地背过身去。蒯大富万没想到，像刘刚这样性格的女孩子也会有“黛玉葬花”一般的多愁善感。一阵爱怜袭上心头，于是他蹲下身去，轻轻地扳了扳她的肩膀：
“怎麽样？生我的气啦？”
“去你的！没有人味的傢伙！”姑娘扭过头来淬了他一口，哭红了的眼睛瞪了瞪他，腾地站起来，扭身就走。
蒯大富擦了擦唾沫，纵身而起，张开两臂拦住她，一脸陪笑地说：“我说刘刚大人，那麽多战友都要抢着同我握手，我一时去那里找你，······好，现在我同亲爱的好好握一握手，让你好好感受一下伟大领袖对造反派的关怀！”说着，他伸出那只已被神化的右手朝向她。
“谁要同你握手？我还嫌你手脏呢！”但姑娘早已破涕为笑，于是，这一对爱侣就这样和好如初了，······
············

自二月逆流、二月镇反以来出现的一些疑问，令蒯大富内心十分矛盾：三总四帅同周总理的关系可谓源远流长。自文革以来，每当造反派炮轰上述军政要员，周总理总是出来为其说项、圆场。如今这些人翻了船，难道周总理就同他们没有丝毫干连？不过，旧情所系，蒯大富实在不愿再往下细加琢磨了。
由蒯大富一手扶植的首都中学造反派，在1967年4月3日复活以后，发表了《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却远比《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要有政治策略和思想深度，它实际上不啻为一篇《文革造反派宣言》：
现在，是我们公开申明一些实质性问题的时候了！
（一）特权人物和人民
社会主义国家之前的一切统治阶级都是特权人物。无产阶级专政之前的历史上每一次大规模的社会变革，都相应地伴随着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而每一次分配的结果，都是使统治阶级——代表少数人的阶级占了绝对优势，使他们掌握了社会财富和政治权力。而这些人从他们登上政治舞台第一天起，就同广大劳动人民存在着矛盾。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随着再分配日益趋向统治阶级的不断进行，这种矛盾逐渐尖锐，两极分化突出，于是再一次发生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再一次进行大规模的分配。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使自己在财产和权力方面占了优势。由于无产阶级的地位决定了它必须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所以这一次的再分配实际上体现了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它应该保持到共产主义的实现。
但是，社会主义社会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制度、法权残余不可能立即消除。所以这一次再分配并不理想，它仍然使财产和权力暂时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当权派手里。这时就出现了远比其他历史时期复杂的局面：社会上较为次要的矛盾当然还有再分配后被推翻的阶级同统治阶级的矛盾，而社会上的主要矛盾则不能简单地按当权派与人民的矛盾来划分了，必须加以分析：
（1）真正代表无产阶级也就是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当权派。
（2）逐渐蜕化变质的当权派。
这些蜕化变质的当权派和本来就是投机革命的分子，他们手中暂时代管的财产权力逐渐不受人民支配而变为私有，为他们及其家庭和反革命复辟集团服务。这样逐渐形成的特权人物，像各个历史时期一样地与广大人民群众构成了今天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很显然，特权人物竭力避免再分配、再变革，这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保”的实质。
（二）四三思潮是新思潮
如果我们仔细地观察和审查中等学校四三派的成员，就会大吃一惊地发现：他们正是对再分配具有最强烈要求的那一部分人！正因为如此，中学里第一次的阵营分垒就如此鲜明，而且还导致了大专院校表态的吻合：响当当的造反派支持四三，而铁杆老保支持四四。
所以，四三派就必然对毛主席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有着朴素的理解和热望并很快上升到自觉的认识。四三思潮也就代表了一种与历史发展紧紧相扣的、生气勃勃的新思潮。它与反动的、抵制再分配的联动思潮水火不容，并以最激进、最彻底的姿态投入战斗。它是最令特权人物感到恐惧的社会势力。
四三派——老造反派们在八月份敢于抵制血统论，十月份猛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十二月份激烈地与联动血战，一月份毫不含糊地向走资派夺权。而一些半工半读和中专学校的四三派，则大反校党委，大反工作组，大反伪革委会，大反各部、局内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少人曾为此被打成“反革命”。这两种情况无一不是体现了以上的结论：促成财产权力的再分配，促成社会的革命变动，打碎特权阶层。这种不断地要革、要向前、要提高的奔放的力量，也体现到军训中。他们要求提高班级大联合，要求提高军训水平，提高到更加适合再分配的高度，而不是使之降到复旧的程度。
有人攻击四三派反解放军、甚至是靠反解放军起家的。这种论调是对一个问题的性质没有起码的判断、并对一个连续的过程没有丝毫了解的謬论。
总之，四三思潮是一种充满了革命的斗争的因素、从而不断飞跃突变的新思潮。我们欣喜地看到四三小将具有最新鲜的政治头脑，最焕发的精神面貌。可以无愧地说：他们集中了毛泽东时代的青年的最优秀的因素！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只有他们掌权，才能向解放全人类的方向发展，才能真正把毛泽东思想传播开来，才能完成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所应该完成的再分配任务。
（三）文化大革命中的思想分裂
历史上每一次的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都要引起思想上的分裂，无比深刻的文化大革命当然必不可免。它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撕去了在和平时期可以遮颜的虚伪面纱，几乎每个人都在这个大舞台上奔忙起来，全国各地毫无例外地都出现了两派。一些不可一世的大人物和天经地义的传统观念一个个被否定，而许多“异端邪说”居然正确。
四三思潮是先进的，它不是一个孤立的事物。在大专院校、在全国都可以找到它的同胞。虽然它的发端是弱小的、被多数人反对的，但它代表了社会的发展方向。
联动思潮是彻头彻尾反动的，它用特权人物和没落阶级的眼光来看待一切。
保守派所代表的思潮是维持现状，对革命形势的发展充满了迷惑。他们只看到眼前的一点利益，却看不到在旧世界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世界是何等壮丽辉煌。所以他们常常不自觉地充当了旧势力的卫道士。
一个人选择什麽观点，是同他在这次再分配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因之带来的态度密切相关的。所以对犯错误原因的种种唯心解释及不顾是否能担当重任而要求掌权的作法都是不正确的。
必须指出：分久必合。当分配接近尾声并将以新的分配法则相对稳定一段时期的时候，必将有一个思想吃掉另一个思想的局面。如果怕被吃掉，不投降，就会走向反面，以至像历史上某些革命行列中由于观点分歧而堕入反动的人一样，被抛进垃圾堆。而且，在一次再分配中，思想的发展也是按照一定规律进行的。如果依了什麽左派分化论、新阶段论、每个转折关头都要重新组合的观点，就等于说这次再分配没有它的阶级基础。实际上只有两种可能：
（1）按照这次文化大革命以来的规律前进一步。
（2）本来前进了一步，但在新阶段中又退了回去，甚至退得更远。
应该指出：不但这次再分配必有缺陷，而即使是正确的也必然又有分化，所以合久必分。但现在我们已对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有一种看法，即那时的造反派必是当时迫切要求再分配、向当时的资产阶级特权人物猛烈冲击的激进势力，而不一定是现在的四三派了！反之，在四三派充当重要突击力量的时期，必属于这一次文化大革命。所以掌了权的造反派务必充分注意，一定要不断前进，让毛泽东思想占领灵魂深处，不然辩证法的惩罚将是无情的。
（四）四三派的政策和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前面讲的分久必合，可以从两方面来说：一种是思想上，指先进思想吃掉反动的保守思想。这一点在一些左派强大的单位已完成了大部分，在落后的一些单位尚须努力。另一种是组织上，指造反派从人数上占绝对优势。这里可以指出一点，即在一些思想上左派占优势的单位，保守派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或不愿参加造反派，这时再对他们施加压力是毫无意义的。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同他们合并（但必须保证左派掌权）并准备进行下一次的思想斗争。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开了，且大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于湘江两岸了！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如何承受它？如何传播它？如何研究它？——这都是我们湘江人民最切最要的大问题。
原载北京《四三战报》（第一期·1967年6月）。本文参照清华井岗山兵团毛泽东主义小组撰写文章写成。
这里发人深省的是，由联动原来发布的《秘字003通告》和这篇《四三派宣言》，却都出自北京中学生幼稚之手，而非首都大学生成熟之笔。
1967年5月8日晚间，周恩来、叶群接见高等军事科学院群众组织代表。周恩来给叶剑英打保票：“叶剑英是忠于毛主席的，大节是好的。在长征时他揭发张国涛成立伪中央，在反对彭罗陆杨的问题上他也是有贡献的。叶剑英在处理青海、四川问题上犯了错误，是轻信了下级的话。”
周恩来同叶剑英的私交甚深，因此他对叶帅的保护也确是不遗余力，短短几句话，轻描淡写，就把“二月镇反”这一标志性的历史血腥事件一带而过了。
5月13日，首都军事机关文艺、体育部门保守派群众组织在北京体育馆，举行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的联合演出。对立面群众组织召来首都天地派造反战友，一起冲击了前者的演出会场，双方大打出手，互有伤残。事后，周恩来、江青表态支持演出，叶群和中央文革一些成员还亲赴医院慰问武斗中受伤的演出人员。6月1日，林彪特地观看了所谓“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文艺汇演”。于是，北京造反派也都一改故辙地随声附和，他们贴出的标语口号是：“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五·一三“事件标志着所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斗争”的局限性甚至虚伪性。从此，实用主义、投机主义在社会上找到了市场。
首都三军文体部门老保们的政治翻身，其实起因盖出于一次偶发的、当时不为人知的窍门。空军政治部文工团有两个对立的组织：一个反空军党委，叫红旗；另一个保空军党委，叫硬骨头。66年底前者依赖首都造反派支持，将后者一举摧垮。后者歌舞队有“五朵金花”在文革前每个周末，都去中南海同毛泽东伴过舞。这时她们于艰难之中忽发奇想，鼓起勇气到中南海北门同站岗卫兵泡蘑菇。通知进去后，居然得到允许见毛泽东。毛听了她们的哭诉，顿生恻懚之心，便在一张信笺上写了“找叶群”三个字。这“五朵金花”回去后，“软骨头”立即恢复成了“硬骨头”，又摇身一变而为“金骨头”，于是就有了后来的所谓“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文艺汇演”。因为中南海北门是后门，五个姑娘走此后门成就了大事，所以后来人们便称利用种种私人关系同权门暗打交道为“走后门”，这也算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吧。当然，这并非“走后门”一词来源的唯一诠释。
7月18日，北京建筑工程学院造反派于零时在中南海西门进行揪刘绝食斗争。当晚，清华井岗山、地院东方红等100多个组织，共15，000多人群起响应，在中南海西门召开揪刘誓师大会。1966年6月15日上午，笔者曾有幸来过此处。因为我在当时同几个工友给本单位党委贴大字报而被打成“反革命”，去省委告状未果，万不得已才跑到北京走了这一步险棋。幸亏那天值班门卫负责人格外开恩，竟破例允许我进入里面接待室，并荣幸地得到了中央办公厅两个人的热情接待。据他们说，我是第一个因文革问题在此处进入中南海找毛主席告御状的人。其后蒯大富等人也曾来此处告御状，但却被门卫支走。8月10日晚7时15分，毛泽东竟然独自从这里走出来，接见前来庆贺《十六条》下达的群众，他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次日，《人民日报》头版用套红标题和激励人心的词句报道了这一鼎沸场面。自那时以来，中南海西门也就成了党中央同人民群众保持联系的一个特殊渠道。自此，所谓“走西口”也就成为老百姓被逼无奈、只得破罐子破摔、进京告御状的一个专用词，这也算是我的一个不同于“走后门”的发明吧。
1967年7月13日深夜，深居简出的毛泽东暗乘专车离京南巡，悄悄来到了江城武汉，下榻东湖宾馆。
炎夏盛暑，武汉造反派工总、二司、“九·一三”、新湖大、新华工、新华农同百万雄师的武斗已趋向白热化。有武汉军区撑腰的保守派，以原公检法机关群众组织打先锋，人多势众，武器精良，一鼓作气地将造反派压缩到长江以南的武昌，其咄咄逼人的口号是：
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
武汉造反派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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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倒海翻江(2)
7月14日，谢富治、王力也从四川成都乘飞机抵达武汉。当晚，他们便风尘仆仆地去街头看大字报。当他俩来至湖北大学同造反派谈话时，小将们一眼认出了自己的亲人。其间，王力独自乘车去华中工学院，一进大门，他就兴高采烈地宣布：“华中工学院现在是武汉的红色根据地！新华工是真正的造反派，我来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向你们表示慰问！”
武汉造反派那久已压抑的心沸腾了！热泪在脸上不尽地奔流，热血在胸中汹涌地翻滚。7月15日，武汉造反派为此举行了大规模游行，他们尽情地连连高呼：“热烈欢迎毛主席派来的亲人！”“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7月18日上午，毛泽东在接见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时严肃提出：“要给工总平反，要释放工总首领朱鸿霞（原武汉重型机床厂青年铆工、业余作者）；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由谢富治、王力委派专人作他们的的工作；武汉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陈再道支持造反派，造反派是会拥护陈再道的。”毛泽东还谆谆教导：“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当晚，谢富治、王力到机场送走周恩来后，便匆匆赶到工人总部驻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在那里的体育馆，谢、王对还被扣着“反革命”大帽子的造反派表示慰问，并且高兴地戴上了工总战士敬献的本组织袖章。王力万分激动地当场表示：“武汉问题一定会解决得最好、最快，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你们受压制、受打击的现状是不能允许存在的，一定要把这种现状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
于是，工总、二司、“九·一三”等在二月镇反期间被取缔的造反派，立即在自己的组织名称前面都冠以一个响亮的“钢”字，以示永远纪念这个非凡之夜。
次日，谢、王二人在水利电力学院的实况录音便迅速传遍了武汉三镇。
整个江城立刻炸开了！
当天下午，武汉军区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由谢、王二人传达中央关于武汉问题的指示。王力面对这些顽固不化的军人，哭笑不得地摊开两手：“看来，诸位对文化大革命一点也不理解。那好吧，我也只好像给小学生上课一样，从一年级的第一课讲起，······”
20日清晨，200多名百万雄师的代表冲击东湖宾馆，当时他们并不知道毛泽东就下榻在这里。把守大门的8201部队是坚决支持百万雄师的，因此他们大开四门，放那些勇士们顺利地冲进谢富治的房间。当时谢正同刚来的陈再道叙话，冷不防被这一股突如其来的旋风卷了出去。但谢耐心地开导他们。这一股旋风刚刚平息，不料第二股旋风又卷了过来。以独立师和29师战士为主的群众高声呐喊着：“抓王力！抓王力！”这些人汹涌而至。此时，本已走出房间同谢、陈坐在一起的王力，趁乱又跑回屋里。那些人追进来，硬将王力绑架而去，一直用汽车拉到军区大院。
在那里，百万雄师首领要王力签字承认该组织是革命群众组织，但王力却坚持说：“百万雄师至少是群众组织，而且是一个很大的群众组织。”这些人恼羞成怒，对王力先是围攻谩骂，后是喷气式批斗，接着就是游斗。王力的一只眼睛被打成青肿，一支脚的踝骨被踢折。与此同时，百万雄师武斗人员头戴钢盔，手携棍棒、大刀和梭镖，乘军车封锁十字路口、机场和火车站等军事要地。在那些地方，他们得到8201部队装甲车的配合。武汉一夜之间，到处刷满了“打倒谢富治！打倒王力”的大标语。大街小巷开了锅。数千辆卡车载着工人、农民和佩戴着百万雄师袖章、全副武装的部队指战员，排成四路纵队，举行盛大示威游行，队伍一眼望不到头。人们一路高呼口号：“王力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罪该万死！”
毛泽东惊闻事变，连夜从东湖宾馆后门仓惶出走，乘车飞奔机场，然后换乘飞机转移到了上海。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武汉“7·20”事件，有些史学家不恰当地将之比喻为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西安事变。
总之，在1967年那个炎热烤人的夏季，文革这艘航船和冰山之间发生了生死之吻。
7月25日下午，中央文革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百万军民《声援武汉革命派、欢迎谢富治、王力同志归来大会》。林彪亲自主持这个非常重要的大会。3个多月前，清华园建造毛泽东塑像，蒯大富曾写一信请林副主席为之题词。林彪冷冷一笑：“蒯大富不过就是一个红卫兵。”叶群连忙劝说：“你不能小看蒯大富，人们都叫他蒯司令。蒯司令的能量，比我们的一个军区司令员都大！”而今，蒯司令又成了天安门城楼上的座上客。此时，他听到林副主席对站在身旁的江青大发高论：“物极必反，这一行动一定会使右派很快分化。武汉问题不只是武汉问题，武汉问题是全国的问题。以前我们正愁没有题目作文章，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大做文章，把坏事变成好事。”
蒯大富请教面前的王力：“全国的老保步骤如此一致，在中央是否有黑手？”这本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这一层窗户纸，没有哪一个冒失鬼敢用指头捅破。
“有。全国各大军区大部分听中央的，但有少数听徐向前的，如陈再道、许世友、韩先楚等人。当前全国矛盾是军内两个司令部的斗争。”王力闪烁其词、不得要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但对蒯大富而言，这个答案已经非常推心置腹了。
此时，康生则走过来告知王力，他曾经打电话给随同毛主席南巡的汪东兴，请示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同意召开这个欢迎会，也同意“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种提法。
其实，早在《军委十条》之中，王力就用过上述提法。
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名发出了《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
“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抗中央军委的正确指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竟然采取法西斯的野蛮手段，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
“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为着保卫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造出巨大的业绩；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
当时，全国各地造反派都把这个《七·二七公开信》比作1月11日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认为这是最高统帅发出的一个新的伟大战略动员令。上海一月风暴曾经席卷全国，而今，武汉七月狂飙也必将横扫神州。
28日，清华《井岗山报》发表《打倒徐向前的声明》。当天，蒯大富亲派作战部长带人抄了徐向前的家。
30日，蒯大富在清华井岗山兵团总部召开了全国形势座谈会，各地造反派代表应约而至。蒯司令在会上提出全国第三次大串连、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炮打“中央第三司令部”等战略口号。他还布置了对全国各大军区、省军区支保不支左的批判任务，派出200多人赶往全国各地，与当地的三司联络站一起，掌握动态，支持当地造反派为二月镇反时期被打成“反革命”的兄弟组织翻案。蒯司令还乘车前往中央军委办公厅、总参谋部等领导机关附近侦察地形，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大规模抓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热潮。
············
千禧村通往外界的两条道路在其东北、东南。东南路口稍南有一条被两旁树木掩隐的长长狭道，其豁然开朗之处便是大众游戏的公园。英国人习惯夜生活，清晨则大多还在梦乡。每天我照旧早早起床，精神饱满地跑步奔向那个乐园。那条狭道两旁树木上的一个个大眼睛松鼠，看到我这个熟悉的中国朋友，都争先恐后地爬下来，拖着油亮的长长尾巴，蹦蹦跳跳地冲我拱手作揖。于是我便将早已准备好的面包撕给这些“小天使”吃。公园周围古木森森，交织着动耳摇心的鸟鸣之声；中间则是一片碧绿柔软的草坪。草坪南边长有一棵非常显眼的古老菩提树，宛如一把大伞支在那里，这就是我每日的晨练之地。非常有缘，一只不知从哪里跑来的野生狐狸，早早就隐藏在附近的树丛里，偷偷地窥视我的一举一动。日子久了，它见我不动声色，于是索性大胆地走出来，好奇地蹲在一旁观看。我们就这样也成了朋友。草坪西面有一个运动场，单双杠、秋千、滑梯、压板等等运动器材应有尽有。那里还有一条很大的帆船，但这显然是一种象征性的运动器材。英国本是巍然屹立在大西洋中的一个岛国，举世闻名的泰坦尼克号轮船就产自这里。因此，我每天来到此处，都要好奇地对这一条帆船观摩很久，想要弄明白人们究竟怎样操作它玩耍。
一天，我背着五岁的大外孙女诗诗来到这里，只见两个美丽的英国姑娘正在朗声大笑地打秋千。那秋千荡来荡去，盘着发辫的头上绾着蝴蝶结、身穿连衣花裙的这一对巾帼英雄，就似春燕展翅般地在蓝天白云之下飞来飞去。那银铃般的笑声在这满园春色之中久久地回荡。一会儿，她们累了，便停下来休息。诗诗跑上前去大叫“塔尼娅！——娜塔莉娅！”她俩笑着齐喊：“麦克馨！”先后搂过诗诗来吻了又吻。诗诗要她们玩帆船，那个叫娜塔莉娅的女孩看看那里，摇了摇手，意思是：“帆船坏了，不能玩了”。于是诗诗对她俩介绍了我。她们友好地笑着跑过来，先后拥抱着我吻了又吻。原来这是姊妹俩，姊姊塔尼娅年方十六岁，身高1·71米；妹妹娜塔莉娅年方十三岁，但身高却是1·72米。用中国人的话来说，正是一个碧玉芳龄，一个豆蔻年华。姊妹俩全是金发碧眼，其体态浑似模特儿。这时，我对她们指指那一条帆船，开玩笑说：“这是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了。”诗诗对她俩翻译后，娜塔莉娅兴奋地抱着我吻了又吻。从此，小朋友们就奉送给我这个老头子一个爱称：“泰坦尼克”。对此，我却是欣然接受，连声答应。
是的，我这一生确实乘坐过“泰坦尼克号轮船”，确实触过“冰山”，确实“翻过船”，而且其情景惨不忍睹，不堪回首。这一艘“泰坦尼克号轮船”就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尽管在这一艘巨轮上，五花八门的乘客都有，五花八门的事情都发生过；——然而，这毕竟是一艘非常富有创意的伟大航船；何况，这也是一次非常富有创意的伟大初航。而使它翻船沉没的冰山，追源祸始，就是那个1967年发生的武汉“7·20”事件。
“泰坦尼克号轮船”虽然沉没洋底了，但她在那里昂着头，残破和污迹也掩盖不了她的高贵。这就是她的历史归宿。
2009年9月5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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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水落石出
当1967年八一建军节这一天来临之际，《红旗》杂志第十二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发表了。由陈伯达签发、王力审定、关锋和林杰合写的这一篇文章强调指出：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批深批透、斗倒斗臭；同样，我们也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批深批透、斗倒斗臭。”
俗话说：“紧烧火，慢揭锅。”从四月洪流以来，中央报刊反复强调拥军爱民，而各地的现实却是这一边“反军”，那一边压民；造反派对这种上下矛盾的情况一直“坐着没底儿的轿”。现在好了，中央文革的舆论机器终于交了这个底儿了，事情终于到了大掀盖儿的时候了。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到底有无抓揪军内走资派的战略部署？这要先从毛泽东关于民主观念的演变过程说起。
1945年7月初，民主人士黄炎培参观了延安后，对毛泽东谈起他的感想：“我六十多年来的耳闻目睹，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个国家，都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律的支配。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都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律。”毛泽东当即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一条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发动的三反运动、社教运动以至文化大革命运动，实际上就是他在步步深入地探索这样一条民主新路。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笔记》中说：“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到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在这里，毛泽东对民主的探索已前进了一大步。对新中国政权，为了防止其蜕化变质，毛泽东的民主观念已由群众监督过渡到了群众管理。其中既包括群众管理国家，也包括群众管理军队，因为军队是国家政权的台柱。据说，毛泽东曾对王力透露：“文化大革命估计搞三年：一年搞党内，二年搞军内，三年扫尾。”由王力主笔的《五·一六通知》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原是毛泽东特别插上的一段话。既然如此，文革中从上海的一月风暴到武汉的七月狂飙就本为题中之义，皆为“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但是，从二月镇反以来的舆论导向和毛泽东的诸多批示看，实际上他却又一直在竭力缓解军民矛盾，强调拥军爱民。二月镇反缘于《军委八条》的下达，而四月洪流则缘于《军委十条》的公布。然而，这两把“尚方宝剑”都不是毛泽东主动授于对方的，而是他迫于形势被对方索取的。
二月镇反当中最令人发指的是青海事件。赵永夫下令开枪打死打伤260多名手无寸铁的造反派群众，其中甚至包括15岁的女孩子。1967年3月24——25日凌晨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周恩来、叶群和中央文革成员会见青海事件有关人员，周恩来当场呵斥赵永夫：
“你打死那麽多群众！”
叶群高声谴责：“你开枪，对革命群众那麽残酷，还造谣，伪造林总来电。”
周恩来激动地斥责：“把群众全部包围起来了，你也没搜出枪来（愤怒地站起身）！除非你伪造假枪！谎报军情，欺骗中央！”
赵永夫狡辩：“不叫打，但管不住。”
周恩来怒气冲天地拍桌子，叶群等人也霍然站了起来。
叶群：“你还说林总来电，还感动得满脸热泪，什麽时候给你来的电？”
赵永夫：“我接电话，问是不是林副主席？对方说是。”
叶群：“林彪同志没有打电话！林彪同志三个秘书一个也没有接到电话。24日听到此事，毛主席、林副主席非常气愤，下令调查此事。”
周恩来：“你到底打死了多少人?”
赵永夫：“死伤260个人。”
周恩来：“你去现场看了吗？”
赵永夫：“没有。”
周恩来：“这麽大的惨案，你身为副司令员还不到现场去看？”
叶群：“你没有人性！你玷污了人民解放军！解放军没有你这样的人！真正的革命战士都哭了，你惨无人道！”
青海事态如此严重，当时赵永夫将这一后果打电话报告军委，叶剑英竟对他大加赞扬：“你们打得对！打得好！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祝贺！”
事后，叶帅还为此特地将赵永夫这个杀人如麻的刽子手请来，在军委2月召开的军级干部会议上，让他介绍所谓“三支两军宝贵经验”。
当时，全国各地被以“反革命组织”之罪名取缔的造反派团体何止百千，而因此被押监入狱的无辜群众慢说也有百万之众。
现在，《军委十条》这把尚方宝剑锋芒毕露，它带着二月镇反的血和泪，步步紧逼；忽然大跨一步，剑及履及，眼看就要刺中对手的喉头了。
但，若是“华山论剑”，《十条》终究敌不住《八条》。当时，无论是林彪还是中央文革，显然都没有看透这一点。尤其是武汉事件突发后，他们都误以为毛泽东会因势利导，这一盘棋会由清除党内走资派过渡到清除军内走资派。毛泽东在《解放军报》社任编辑的女儿李訥（江青所生）、化名肖力（小李谐音），曾在 1967年1月13日贴过一张大字报《<解放军报>向何处去？》结果导致当时的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垮台。8月23日，她又贴出一张大字报《反复辟、反保守、誓将革命进行到底》，矛头直指该报社总编辑赵易亚以及《红旗》杂志副总编辑林杰，说他们“操纵反革命组织‘五·一六红卫兵团’，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虽然，在当时看去，这只是一张未经公开发表的大字报，但，深谙此道的行家能够从中察觉，这是毛泽东行将转舵的一个重要迹象。果然，两天后，远在上海的伟大舵手，对《红旗》杂志第十二期社论大笔一挥“还我长城！”下令捉拿罪魁祸首王力和关锋。其后，陈伯达急匆匆赶往《红旗》杂志社，一面下令将林杰囚禁，一面将自己签发的第十二期社论的手迹罪证焚毁。9月1日和9月5日，江青先后出面在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和安徽两派来京代表会议上讲话，强调维护无产阶级司令部、维护人民解放军、维护革命委员会。她指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是反革命组织，“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错误的。
在关乎文革命运的当口，毛泽东摆出这样一个大踏步倒退的动作，究其缘故，有人依据“文革即毛周之间斗争”这一公式，说是当时处在造反派围攻中南海中间的周恩来，委托代总参谋长杨成武飞赴上海向毛泽东转告：他的心脏病复发了，不能工作了，请主席另选高明。毛泽东回答：容我考虑三天。就这样，在面临周恩来同他摊牌的压力下，伟大舵手万不得已而转舵了。郭松民先生著文《愚公毛泽东》说：“文革不是败于1976年，也不是败于在一份文件中被‘彻底否定’，而是败于1967年那个炎热的夏季。从那时起，由于意识到工人阶级是分裂的，毛泽东无法给官僚阶层最后的致命一击，文革被迫偏离了它走向彻底民主的轨道，而以一种夹生饭的形式，暧昧地延续着。在中国，一劳永逸地实现彻底民主的机会，至少暂时地失去了。已经‘运去’的毛泽东，也无力根本挽回这种局面，实现民主的希望，被推向遥远的未来。”
在笔者看来，“三年文革”也罢，“十年文革”也罢，其中贯串着的那种时隐时现的毛周斗争，其实不过是我们在“雾里看花”。只要拨开云雾，我们就会发现：却原来就是毛泽东一个人在那里刀光剑影，杀声震天。毛泽东自己在同自己拼搏！整个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率领着人民大众，向着本由他开创的官僚特权阶层进攻。他是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毛泽东在这样一种自相矛盾的状态中，进行着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伟大科学实验。但是，由于在这样的实验面前，毛泽东不能克服自身的两面性、局限性和脆弱性，“十指连心”、“十个指头，咬咬哪一个都感觉痛。”于是，“翻手为云，复手为雨”有之；“各打五十大板”有之；“不分青红皂白”有之；“一碗水端平有之”；“萝贝青菜一锅煮”亦有之。突发的武汉事件，更使他感到比之当年西安事变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在人们看来简直是出于某种莫名其妙的矛盾惶遽心理，居然为此又来了个“舍车保帅”！最后，这一场实验还是失败了。
一向原则性很强的毛泽东，在文革过程的关健时刻，往往出人意外地大搞折衷、妥协乃至大踏步地退让，这从林彪事件后他重新起用叶剑英和邓小平、在四届人大人事安排上全面重用反文革派人士、天安门事件后竟然不惜将关乎国家命运的重任交予一个平庸无能而只是为各派均能接受的华国锋等等问题上，都能得到证明。究其缘故，除了毛泽东对文革的两面性、局限性和脆弱性而外，还有其一定的哲学思想基础。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笔记》中写道：“两重性，任何事物有，而且永远有，当然总是以不同的具体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性质也各不相同。例如遗传和变异也是对立统一的两重性。如果只有变异的一面，没有遗传的一面，那麽下一代的生物就和上一代的生物完全不同，稻子就不成其为稻子，狗就不成其为狗，人就不成其为人了。保守的一面也可以起好的积极作用，可以使不断变革中的事物，在一定的时期内采取一定形态固定起来或者稳定起来，所以稻子改良了还是稻子。”问题是，再好的理论、再高的权术用到实践上也会表现出水平上的差异。古语告诫：“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如果弄得不好，诸如“物极必反”、“玩火自焚”、“聪明反被聪明误”一类大忌也就会接踵而至。
在此期间，有一个人洞窥了毛泽东的真实意图，这就是清华大学“4·14”的理论家周泉缨。他的那一篇著名的大字报《“4·14”思潮必胜》是在8月3日张贴的，说：“清华大学‘4·14’派与团派的原则分歧与组织上的分裂，是具有全国性的普遍意义的。不仅全部成立革委会的城市中造反派分成了两派，而且几乎百分之九十五地区的造反派也分成了两派。尽管不同地区两派各有特色，其自觉程度不同，但是他们都有其规律性的共同性。为了方便起见，我们给予各地两派统一的称呼：‘4·14’派和团派，而代表这两派政治主张的思潮则是‘4·14’思潮和团派思潮。”
周泉缨将团派思潮概括为“阶级关系变动论”、“特权阶层论”和“彻底砸烂旧国家机器论”；而将“4·14”思潮归结为“阶级关系不变论”、“造反派不能坐天下论”和“文革必须修整、巩固、妥协论”。周泉缨的响亮口号是：“不准老保翻天！不准极左翻船！河归旧道十七年！”
应该承认：周泉缨确有先见之明，在当时他确实号准毛泽东的脉搏跳动了。正是毛泽东自己而不是别人，对发动文革的初衷大打折扣了。
周泉缨批判团派思潮说：“他们要大翻过儿，妄图变更十七年来的基本的阶级关系，而重新划了什麽老保阶级和造反阶级，由造反阶级来压迫老保阶级，实现什麽财产和权力再分配，即是说要把财产和权力重新分配给据说是对再分配具有最激进要求的那一部分人。这一部分人又是谁呢？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吗？不是。他们是国家的主人，是有权的。对他们来说是如何掌好权、用好权的问题，是如何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而绝不是什麽财产和权力再分配的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新中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什麽人没有权力和财产呢？什麽人对此具有最激进的要求呢？只能是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只能是已经失去了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以及被取消了政治地位的地富反坏右。这样的再分配干脆改名为反动阶级的反夺权，不是能够说明它的实质吗？”
对于抓揪军内走资派，周泉缨不以为然地说：“我们的军队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亲自领导的，是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伟大军队。经过文化大革命，除了无产阶级将从自己队伍中清洗掉‘拉出去、打进来’的阶级敌人以外，我们社会主义阶级状况是不可能有原则的变化。政权、特别是军队将更加牢固地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因此，‘4·14’派在对待军区问题上必须坚持‘4·14’派的观点，坚持‘4·14’派在对待受蒙蔽群众和犯错误干部等问题上的一系列观点。有革有保，该打倒的坚决打倒，该保的坚决保。对因认识问题而犯错误的军区和部队的干部，必须一看二帮，热情地团结和欢迎他们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那种不加分析地、像去年冲击省地市委那样去冲击大多数的军区是错误的，所谓‘彻底砸烂、彻底夺权’更是要不得。在军区干部问题上，反动路线再想借助广大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绝对不可能了。”
面对政局巨变，蒯大富只好硬着头皮以攻为守，被迫采取了实用主义的应对策略。而这也正是造反派在政治心理上趋向畸形、在政治前途上开始走下坡路的表现。9月7日上午，北师大井岗山校内对立面组织造反兵团乘着林杰倒台的机会，举行揪斗该校革委会主任谭厚兰大会。因为自文革以来，谭厚兰同林杰来往密切，关于上面的很多小道消息，前者从后者那里受益不少。在这次会上，造反兵团宣布成立专政委员会接管北师大革委会。蒯大富带领团派大批群众参加了批斗谭厚兰大会，鲍长康发言支持造反兵团，祝贺专政委员会的成立。
在清华，团派广播台连续广播北师大揪斗谭厚兰的实况，说林杰既是谭厚兰的后台，也就是清华“4·14”的支柱，号召“4·14”派群众反戈一击，弃暗投明。其实，蒯大富这一着十分失策。因为，王力、关锋和林杰的中箭落马，从全国形势而言，这一突发事件顿使造反派背上了“反军派”、“五·一六”这两个沉重的大包袱。整个战局陡然一变，本来自武汉事件以来正处于反攻状态的各地造反派立即土崩瓦解，一溃千里。蒯大富要想在这样一种十分不利的局面下，对“4·14”来个“猪八戒倒打一耙”，不仅对立面嗤之以鼻，恐怕就连他自己也感觉荒唐可笑吧。
当晚，周恩来、中央文革和北京市革委会就采取果断措施，先后宣布支持北师大革委会，解散专政委员会，并逮捕了造反兵团的首领。于是，北师大突发的这一幕闹剧迅速收场了。
就在蒯大富为此处境尴尬之际，9月17日晚上，周泉缨头脑发热，竟在校园贴出了《炮打篡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袁世凯》的大字报，锋芒直逼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大字报末尾一口气提出几十个问题，每个问题都像一把锋利的匕首，直投陈伯达和中央文革。
适逢其时，江青正接见清华两派代表，江青气愤地说：“今天在清华礼堂前贴了一张陈伯达的大字报，说他是篡夺群众运动成果的野心家。贴大字报的人叫周泉缨，——小丑！叫这麽一个鬼名字。欺负老实人，欺负到中央头上！”
从此，这位周泉缨就荣获了“小丑”的雅号。
9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在武汉谈话中的最新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在路线斗争问题上如此调合折衷，而且如此不合时宜，这同毛泽东历来所倡导的原则性明显地发生了严重冲突。
古语云：“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这个哲理是指大凡运动一定要有鲜明的节奏感。毛泽东当年统帅千军万马打天下，对上述诀窍掌控得那真是得心应手，驾轻就熟；文革初期对此显得也是似乎脚步不乱，颇有章法；而今却表现得那麽捉襟见肘，万不得已。他的这种窘迫甚至一直持续到辞世前夕，而且情况越来越糟，——因为旷日持久，人心思治，以致“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了。1976年所发生的天安门事件就是一个明证。
21日，蒯大富带领团派主要负责人去“4·14”总部商讨大联合事宜。双方签署了大联合的第一号协议。当晚召开庆祝两派实现大联合群众大会前，蒯大富应沈如槐之紧急提议，说服了其他团派头头，将原定的大联合组织名称“清华大学井岗山兵团总勤务站”改为“清华大学井岗山兵团联合总部”。会后，团派群众贴出大标语：“谁撕毁协议，谁就是蒋介石！”
由于改名风波，两派脆弱的大联合气氛已经荡然无存。
2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用朱红大字作了如下报道：
“在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空前大好形势下，我们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主席最近一个时期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了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文化大革命的情况。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视察时所作的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指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历史文献，是一年多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科学、最完整、最精辟、最透彻的总结，是指示全党、全军奋勇前进的灯塔，是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最新、最强大的思想武器。”
10月28日上午，清华1966届毕业生和研究生举行毕业分配誓师大会。在清华大礼堂那半圆形的天穹下，回荡着青年学子那真诚而庄严的声浪。两千多名热血沸腾的革命儿女在这里宣誓：
我们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到基层去，到农村去，到工厂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和工农群众结合在一起，沾一身油污，滚一身泥巴，把自己改造成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一代新人！
誓师大会以后，同学们陆续走出了校门：水利工程系胡锦涛从这里走出来了。他本是1965届的，因是政治辅导员，延迟离校，也同1966届学子一起走出了清华园。他走向了甘肃刘家峡工程局，成为一名水电站建设工人；无线电系的吴邦国从这里走出来了，他从这里走向上海电子管三厂，成为车间里的一名运输工；动农系的吴官正从这里走出来了，他在1965年本科毕业后留校当研究生，他从这里走向武汉葛店化工厂，在车间当了一名仪表操作工。
············
10月27日，陈伯达在接见河北两派代表团时说：“清华大学有个学生，有一天发了神经病，要揪出窃取文化大革命成果的阴谋家陈伯达。文章写得很长、很无聊，我不想看。最后谢富治同志告诉清华大学：‘你们怎麽不处理呀？’他们就把他抓到了公安局。我告诉谢富治同志：不要抓他，把他放回清华，有不同意见可以辩论，有错误可以批判，不要采取专政措施。”
其实，这位一贯自称“小小老百姓”的陈老夫子，是一个典型的伪君子。他在表面上一副学者面孔，颇有章太炎遗风；而骨子里野心勃勃、狡诈多变却又贪生怕死。陈伯达早年从事中共地下活动而被捕，曾在唐山监狱出卖刘宁一等同志；混到延安后，居然钻至毛泽东身边充任秘书；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迁到河北阜平城南庄，一天敌机飞来轰炸，陈伯达装出典韦救驾的姿态，从而获取了中央领导对他的信任。文革发轫，他就任中央文革组长，这真是小人得势，气焰熏天，炙手可热。顺风时他当众大吼：“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二月逆流、二月镇反临头，陈伯达却又被吓破了胆。他见势不妙，对军方低首下心，唯唯诺诺，进而推波助澜。武汉事件骤起，陈伯达又揶揄百万雄师是“百般寻死！”做为《红旗》杂志总编辑，他不肯承担第十二期社论的罪责，却将王力等人推做挡箭牌，而他摇身一变，居然以拥军模范自诩。陈伯达真可谓不知人间“羞耻”为何物。
当天，蒯大富召开联合总部会议，做出彻底批判周泉缨的决议，成立了周泉缨专案组。这又是老蒯以攻为守的一计。此外，蒯大富还下令捉拿清华吕应中教授，批判《“4·14”战歌》。
吕应中是清华原党委常委、国防科研项目工程党总支书记、著名核试验专家。“4·14”为了摆脱其在周泉缨事件上的被动局面，走出了大胆解放吕应中这一着妙棋。而老蒯果然上了当。他为此连续召开全校性的《彻底批判吕应中白专道路大会》，并批判斗争吕应中。12月4日上午，团派保卫组囚禁吕应中。8日，全校287名干部联名发表《强烈要求立即释放吕应中同志的声明》，认为绑架吕应中是非法的，是违背《六六通令》的，要求蒯大富立即释放该同志。
12月5日，团派广播台发表声明，称《“414”战歌》的歌词不是林彪语录，唱《“4·14”战歌》是污蔑林副主席，是为了挑起内战等等。蒯为这一段林彪语录先后请示了周恩来、叶群、吴法宪、谢富治、戚本禹，他们均不知有此林彪语录。于是老蒯两次在大会上就此问题指责“4·14”，说：“我们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已经公布于全校，他们还要唱《完蛋歌》，我们认为这是反革命顶风，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把这种很不像样子的、联动式的法西斯歌曲强加给我们敬爱的林副主席。”
蒯大富在文革中没有到过保定。因为38军驻札此地，而这支能征惯战的部队当年又号称林彪属下的“三只小老虎”之一，以三猛战术中的猛打著称；所以林彪的那一段豪言壮语，在保定向为造反派所熟知。保定造反派中有一员“反复辟”大将叫任赟基，每次当众演说开场白总要背诵那一段林彪语录。不过，当1968年新二月逆流汹涌而至，那一位反复辟大将并没有“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而是独自潜往北京军区向郑维山输诚去了。
18日，“4·14”在大礼堂召开澄清《“4·14”战歌》的专门大会，“4·14”常委、革命先烈陈谭秋之子陈楚三向全校师生员工指明作为《“4·14”战歌》歌词的林彪语录的出处，并当场展示刊有该段语录的书籍——总参军训部所编《林彪元帅有关战役方面的论述》。
至此，蒯大富情绪已经完全失控。他闻讯勃然大怒，20日中午，蒯下令团派保卫组捉拿了陈楚三。团派16名联合总部委员随即发表声明，称陈楚三是“现行反革命”，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次日凌晨便将陈扭送到了北京市公安局。与此同时，老蒯下令通缉41名“4·14”的头头。
21日，“4·14”为此进城游行，先到北京市革委会门前集合示威，后到市公安局静坐抗议。一部分“4·14”群众冲进公安局，占领了几间办公室，宣布长期静坐抗议，直至该局释放陈楚三。
25日，为了纪念去年“12·25”战役一周年，蒯大富集合6，000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前往长安街、天安门、前门游行示威，张贴标语。在动员大会上，蒯司令色厉内荏，但仍振振有词：“各阶级、各阶层、各派别、各种政治势力都要在‘九大’寻找自己的代理人，······要扫除‘九大’的绊脚石，为‘九大’立新功！”但蒯大富却哪里能够想到：伟大导师现在确实是在认真考虑，为了开好中共“九大”，他究竟应该如何扫除以蒯大富为代表的造反派残余势力；因为这个社会势力对于毛泽东而言，现在已经没有什麽利用价值了，但它尾大不掉，成了包袱、成了负担、成了绊脚石。
27日，戚本禹和谢富治接见清华两派代表，戚和稀泥说：“‘4·14’的同志们把林彪同志论述我军战斗作风的思想改编为战歌，这是热爱林副统帅的表现。但是这个改编没有把林彪同志论述八大作风全部表现出来，······而且在两派闹派性斗争时，用这个战歌来鼓舞士气，这就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为此，我们建议《‘4·14’战歌》应由‘4·14’自己根据毛泽东思想的原则作妥善处理，双方不要再争论这个问题。”
陈楚三也立即被释放了。
11月6日，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是毛泽东对自己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经典化的概括。沈如槐现在评价说：“这个理论一方面强调我国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又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是一个悖论。现在看来，清华之所以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并形成‘4·14’思潮和团派思潮，主要是受这一悖论的影响。‘4·14’强调：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提下进行的革命，必须实现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如果你破坏和消弱了无产阶级专政，你就是极左；团派强调：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理论的精髓就是继续革命，而且既然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就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如果你反对这一原则，你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你就是极右。”
沈如槐的这一评价确实深中肯綮，抓住了问题的实质。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失败，推本溯原，也正是因为：毛泽东始终徘徊、彷徨、动摇在这个自相矛盾的漩涡里，以至到了泥足深陷、不能自拔的地步。为什麽？除了其个人因素以外，根本缘故就是：他自身处于“一党一翼制”这个政治体制的最高领导地位，毛泽东难以突破其局限性。某些人把毛泽东在文革中的种种重大失误归因于他的帝王思想，归因于他的落后农民意识，——这些，其实都未能从深层次观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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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关云长败走麦城(1)
沈如槐曾经抑制不住地欢呼：“对于我们‘4·14’来说，1968年的春天似乎来得特别早。”
然而，对于全国各地真正的造反派而言，1968年初那阵阵袭来的西伯利亚寒流，却显得分外刺骨、分外难熬。这种情景恰同一年前的一月风暴形成了鲜明对照：那是造反派光辉灿烂的盛大节日；而今造反派却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就宛然是关云长败走麦城，英雄到了穷途末路。
但，无论是沈如槐还是蒯大富，却怎麽也不会想到，1968年初使老保翻天的始作俑者不是三总四帅，也不是他们的后台周恩来，却恰恰是自文革以来一直号称造反派“坚强后盾”的中央文革大员！
继王力、关锋、林杰倒台后，戚本禹又在1967年底步登望乡台。陈伯达的政治地位岌岌可危！此时，这位“小小老百姓”为求自保，索性剥去左派外衣，换上右派新装，在大庭广众之上俨然以一旧秩序的卫道士出现。他投怀送抱，自告奋勇，偕同北京军区代司令郑维山、政委李雪峰周游河北，以中央文革组长身份，信口雌黄，大放厥词，到处乱点造反派。面对“反军派”、“五·一六”这两顶大帽子，本已土崩瓦解、一溃千里的河北造反派“八五风暴”，这时又逢陈伯达落井下石，雪上加霜，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全省十个地区，只有保定造反派因有38军这个真正的坚强后盾力挺，才在这次被史称“新二月逆流”之中幸免于难。但这一支曾为创建新中国而屡立奇功的英雄部队，也为文革支左付出了重大牺牲。
1967年12月31日夜，在石家庄军民欢庆元旦的大会上，利令智昏的陈伯达，公然向英勇无敌、举世无双的人民解放军陆军第38军宣战。他破口大骂38军坚定支持的保定造反派是什麽“刘邓路线的产物，代表一种反动思潮的小集团”；陈伯达挥拳号召河北各地保守派群众组织“下一步要乘胜追击”、要攻“保定造反派”，即所谓“九棒打一棒”。这样一来，就使得保定两军两派本已渐趋大联合的气氛荡然无存，古城一时硝烟迷漫，枪声四起。有的工厂甚至整座宿舍大楼被炸毁，人员死伤惨重。新成立的、完全由一派掌权的河北省革命委员会，被迫迁往石家庄市。2月22日下午，年轻气盛的我，一时心血来潮，忘乎所以，竟然骑车携带题为《篡党小丑陈伯达》的大字报，前往大旗杆，意欲刹一刹那个流氓政客的淫威。我正在那里窥探张贴的恰当地方，适逢战友孟惠琴，她发现我的情况有些不对，便朝我当头一瓢冷水：“你在66、67两年遇险，是我们学生红卫兵拼命救了你。现在咱们干什麽事都要考虑38军。如果你的行为牵连38军，我们可再也救不了你！”其实，当时自己内心也很矛盾：本来又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然而，这次炮轰的毕竟是中央文革组长、大名鼎鼎的中央四号“左派”人物，——对此，我却又总被一种挥之不去的阴影所困扰。就这样，此一鲁莽幸未实施，否则，我的下场恐怕要比周泉缨惨多了。
1月5日，北京市公安局以“现行反革命”之罪名，逮捕了造反派青年理论家遇罗克；公安部则判处被关押已一年的“全红总”首领方圆20年徒刑。
万润南先生回忆说：“遇罗克是我们那个时代的英雄。初读遇罗克的《出身论》，那感觉就像见到了一颗划破夜空的陨星。觉得说出了许多我们想说而说不出的话。而且说得那麽透彻，表达得那麽准确。文章一发表，就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一时洛阳纸贵，人们争相传抄。许多精彩的片断，我都能倒背如流。······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温这些火一般的语言，感受他的思想的闪光，让我们想起了一个人，一个和遇罗克同时代的美国人：马丁·路德·金。1963年8月，一位美国黑人牧师发表了感动美国的演说：《我有一个梦》；1967年1月，一个中国造反派发表了感动中国的文章：《出身论》。1964年，马丁·路德·金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968年，遇罗克被关进半步桥看守所。1968年3月，马丁·路德·金在组织‘贫民进军’途中遭白人种族主义分子枪击身亡，时年39岁；1970年3月，遇罗克在文革‘一打三反’的高潮中被红色政权执行枪决，年仅27岁。
每个民族在发展的不同阶段，都会产生自己的英雄。懂得珍惜自己英雄的民族是有希望的民族。马丁·路德·金的‘梦’，催生了美国的《民权法案》，成为今天美国生活方式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以他命名的纪念日，是美国全国性的假日。全体美国人，包括白种人，都在这一天纪念他，并以他为傲。
我问过我周围的年轻人，知不知道‘遇罗克’其人？大多数都摇头，少数知道名字的，对他的事迹、文章也所知寥寥。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在胡耀邦主政时期，难得开明和宽松的时期，遇罗克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无罪，仅仅是‘无罪’！报上发过几篇纪念文章，似乎并没有在人们记忆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遇罗克为什麽落得如此下场？答案很简单：就因为他是一个纯粹的文革造反派。
1968年1月24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接见湖南省学习班成员，齐声痛斥省无联的极左思潮。
省无联是“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的简称，是从湘江风雷中分化出来的一个群众组织。省无联的政治纲领《中国向何处去》脱胎于《四三派宣言》，它宣称：“中央前一时期对各省、市问题的表态基调是改良主义的，······各省、市建立起来的革命委员会或革筹小组是改良主义的产物。······文化大革命有可能首先在一省或数省取得胜利。”“中国红色资本家阶级目前的总代表周恩来，在二、三月间的胜利面前利令智昏，匆匆忙忙地妄图在全国各地立即建立革委会。······在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中，革命进入高级阶段的重要标志，就是真正开始触及军队问题。革命人民在一月风暴时期，对军队问题想得很幼稚，认为只要地方上走资派推翻了，军队就可以遵照毛主席自上而下的命令，同革命人民相结合镇压走资派。但二月逆流的血的事实告诉人民：单纯自上而下的命令，并不能把毛主席的意图贯彻到军队中去。军内走资派的利益同地方走资派的利益的一致，决定了它不可能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必须自下而上地搞军内走资派，依靠人民革命这一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改变官僚阶层控制军队所造成的军民对立的状况。”
省无联的理论家们自以为抓住了问题的实质。殊不知，他们所观察到的毛周斗争，其实只不过是一种假象。问题的真正关键在于：作为文革发动人和领导者的毛泽东，其本身就对这一场运动所要达到的实质目标，具有一种难以克服的两面性、局限性和脆弱性。而这往往使他在变幻莫测的形势面前，出现一种前所未有的言行不一、出尔反尔、自食其言、理论同实践严重脱节的现象。而这一切，对他来说，则又极有可能是由于当时客观条件尚未成熟所致。而省无联理论家恰恰没有看到这一点，这正是他们的悲剧所在。
在这次接见会议上，周恩来对省无联毫不客气地说：“省无联是极左思潮”；康生则打断他的话，铁面无情地说：“省无联是极反思潮”；而江青又打断康生的话，驴唇不对马嘴地说：“省无联是极右思潮”。最后，还是周恩来下了结论：“省无联是形左实右思潮。”
2月21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在天津接见该市革命委员会成员和群众代表时，提出了“一个黑会”和“一个黑戏”的问题；此外，陈伯达乘机又抨击河北省造反派是什麽“代表一种反动思潮的小集团”。
所谓“一个黑会”是指67年在天津召开的“全国工农兵文艺战士座谈会”；而所谓“一个黑戏”是指话剧《新时代的狂人》。后者取材于清华“红教联”头头陶德坚、朱起鸣根据陈里宁故事编写、由清华《井岗山报》出版发行的《狂人日记》。1966年底，陶德坚等人在红卫医院发现一个精神病人叫陈里宁，因为过去一直反对刘少奇而受到迫害，被视为疯子关在这里。清华“红教联”从此开始为陈里宁申冤昭雪。不久，王力、关锋闻讯来到该医院，为陈里宁平反，赞扬他“马列主义水平很高，是新时代的‘狂人’”。当场宣布释放陈里宁，并安排他到历史研究所上班。他频频露面，到处演讲。《狂人日记》也一版再版，广为流传。《新时代的狂人》从天津演到北京。“陈里宁旋风”一时盛极神州大地。陶德坚为此洋洋自得，蒯司令对她也大加赞许。
现在，中央首长却又宣布陈里宁是什麽“反革命”，《新时代的狂人》是什麽“黑戏、大毒草”。康生还借此旁敲侧击清华井岗山兵团。
3月8 日，“4·14”经过周密策划，突然袭击“红教联”，宣布它是一个“有纲领、有理论、有活动、有黑手操纵、有坏人支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彻底否定十七年、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推行反革命的大翻过儿、重新培植资产阶级代理人、从事资本主义复辟的地地道道的反动组织”。其罗织的罪名竟有13个之多，必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
蒯大富向有一句名言：“彻底砸烂旧清华——这就是我们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因此，“4·14”冠以“红教联”的那些令人眼花瞭乱的罪名，明眼人一望便知，实际上都是冲着这位蒯司令而来的。
蒯大富沉默了几天，迫于压力，只好忍痛割爱，宣布“红教联”是“反革命大杂烩”，开除陶德坚和朱起鸣，并将他们押监入狱。
2月15日，周恩来在接见浙江省两派代表时说：“工人阶级自己起来，现在红卫兵就需要与工农相结合，向工农学习。北京五大学生领袖都去学习班了，北京文革局面本来是他们闯出来的。蒯大富开始受到刘邓路线的压制，为此我曾亲自到该校为他平反。好，后来什麽都不听！当然，我们要帮助他，教育他。外地都说要见蒯司令，他出了不少坏主意。当然，对方‘4·14’也不见得高明，所以两派对立情绪很厉害。”
1968年初，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已有14个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其后，在2月份又有6个省、市、自治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中央决心在第一季度或更长一点时间使其余9个省、市、自治区成立革命委员会，以实现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
在北京，问题出在学校，主要出在大学。北京共有62所大专院校，只有少数学校成立了革命委员会。68年元旦刚过，清华就发生了武斗。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丁国钰无奈地说：“春风吹进了玉门关，春风吹进了山海关，但春风就是吹不进北京的大专院校。”其实，如果运用毛泽东的标准：“一派不行，两派才灵；一派掌权不行，两派联合才灵”来衡量，这时的情况应该是：春风不度玉门关，春风更不度山海关。各地已经建立起来的革命委员会，实际上大都是军人主政的保守派专制政权，而其中的群众组织代表则只是一种点缀。这是文革当中诞生的一个怪胎，是文革特殊背景下拼凑的一届军政府。
在这种政治背景之下，中央决定分期分批组织北京大专院校两派头目开办首都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集中学习毛泽东一系列最新指示，斗私批修，打倒派性，实现大联合，建立革委会，以便复课闹革命，进行斗批改。与此同时，北京卫戍区向学习班和各校派驻军宣队，分别做两派头目和两派群众的思想工作。北京革委会的具体目标是：2月实现大联合，3月建立革委会。
在北京二里沟原市委党校，清华团派参加学习班的是：蒯大富、鲍长康、刘才堂、陈继芳、任传仲；“4·14”派则是沈如槐、孙怒涛、汲鹏、陈楚三、刘万章。学习班自2月5日开学，原计划用15——20天，但拖了两个多月也未奏效。由于时局动荡，两派斗争反而愈演愈烈。
3月18日，在北京掀起了炮打谢富治的狂潮。在学习班、在各个大专院校，甚至在北京街头，这样的标语随处可见：
“捣毁关王庙，揪出大小妖！”
“倒了王八七，再抓蟹八七！”
1967年8月7日，王力在外交部有一个支持造反派夺权的讲话；同日，谢富治在公安部接见造反派时，也有一个关于“砸烂旧公检法”的讲话。因此这里标语将以上二人均冠以“八七”的绰号。
“4·14”头目此时兴高采烈，摩拳擦掌，大有同团派黑后台一决雌雄之气概。这一天，他们发表了《给谢富治的公开信》，信中欢呼：
“从天津到上海，从清华到北大，在北京在全国，一个上揪变色龙、下扫小爬虫、彻底埋葬极左极反思潮的文化大革命新高潮即将来临了！革命群众无不精神震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拍手称快。不知此时此地谢副总理你的心情又当如何呢？
为什麽一个小小的陶德坚、‘红教联’竟然如此猖狂，肆无忌惮地在北京、在清华向无产阶级进攻了一年之久？为什麽王关戚垮台后，极左极反思潮的批判在北京仍然发动不起来？‘红教联’的后台究竟还有谁？谢副总理你敢回答吗？
铁的事实充分证明了：在陈里宁反革命案件上，从开始到平反，从暴露到退却，你谢富治是一个主要策划者。你就是反动组织‘红教联’的一个黑后台！你必须就陈里宁案件和‘红教联’问题向毛主席、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公开检讨。
你和戚本禹到底是什麽关系？我们还不甚清楚。但稍有政治敏感的人都能看出来，你和他是亲密的，不是一般关系。
就是你和戚本禹的两次讲话，造成我校两派更加严重的对立。武斗盛行，革命小将被打成反革命、被绑架，革命干部被抄家、被斗争。人心惶惶，复课闹革命停止了，工厂生产中断了，大批革命师生不得不离开学校，校园里冷冷清清、凄凄惨惨。谢副总理！你挑动内战，破坏我校大联合的罪责能推卸得了吗？！”
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68年3月22日，军委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等三人忽然一起倒台。原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继任总参谋长、原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温玉成继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24日晚间，林彪向驻京军事机关、部队、军事院校的领导人宣布了这一决定后，说：
“杨成武只相信他那一小撮人，同他关系密切的人，而不相信别人。这种行为背离了中国革命胜利的事实。整个解放战争的胜利就决定于四个野战军嘛！一、二、三、四野嘛！晋察冀军区也是这个解放军的一部分。可是，他仅仅是晋察冀军区的一部分，第一分区这一部分。其他还有三个分区。照原来的老底子讲，晋察冀军区的干部属于八路军115师。可是115师的干部在这里只留下了四分之一，还有四分之三不在晋察冀军区。其后，那四个野战军有的有晋察冀军区的人，有的没有晋察冀军区的人；有的有第一分区的人，有的没有第一分区的人。但是，杨成武只用他那一伙子，而对不属于这个圈子的人则采取排挤的态度。如果按照他这一套，那我们就要把吴法宪拿掉，把谢富治拿掉，把许世友拿掉，把韩先楚拿掉。逐渐发展起来，与他相同地位的人，包括黄永胜、陈锡联、杨得志等人都会被排挤掉。因此，我们选择了不同于他的做法：第一，他是不对的；第二，他是少数，而其他的人是多数，其他的人是对的。所以权衡两个方面，我们只有采取不是打倒别人、而是打倒他的做法。”
周恩来在讲话中提出：“今年发生的这一次杨成武等人的事件，可以说是一个新的二月逆流。而这个新的二月逆流还是继续去年的二月逆流。······这一个事件还要继续揭发，我们甚至要研究、要在座的解放军指战员同志们继续揭发，有可能在杨成武背后还有黑后台！”
3月27日下午，在首都工人体育场，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接见北京军民，传达了24日晚间会议的精神。会上，江青进一步提出了当前的任务：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反对右倾翻案风。
同日，北大校园发生武斗，新北大公社一举击溃北大井岗山，中央文革为此反而表态支持前者。这一奇怪现象顿使天派受到极大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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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访蒯大富》（三）
时光荏冉，转眼到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 8月18日，也就是当年毛泽东首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42周年这一天，我却去深圳三访蒯大富。
在我眼里，这次老蒯变得较前瘦削且有生气，他不像前两次那麽多顾虑了，这似乎使我又见到了那个久违了的王者归来的风范。他听从了我的劝告，肉不吃了；而且加强了运动，一直坚持做印度瑜珈功。结果体重大减，体质明显增强。我听后大喜，于是便转了话题，奇怪地问他：“您怎麽没有按照原计划去北京？”
但蒯大富却答非所问：“我在今年去了四趟北京，······”下面就再也没有词了。我觉得这其中一定有什麽难言之隐，于是就不便再追问。
蒯的办公楼现已租给某公司，他只在其隔壁留有一间房以供自己写作，这就是原来的总经理套间。据蒯讲，目前他就依靠这8，000元房租维持生计。互联网上曾有人透露：蒯大富经商已成亿万富翁，香港报刊对此也有报道。看来这都同事实严重不符。当然人们会对此做出解释：“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气是下山猛虎，财是惹祸根苗。”蒯已成了黑社会的绑架目标，他不能不为自己的身家性命着想。
此时，我对蒯大发感慨：“深圳的变化真大，在建设方面紧追香港。时隔一年，香港皇岗口岸同仅有一河之隔的深圳福田口岸，现已同时建成联为一体的现代式大厅。从那里乘地铁至会展中心，然后再改乘至岗厦的地铁，从a口出来，就直接到了贵地彩虹大厦，这实出我的意外。”
蒯看了看手表，时间已近中午，于是他先引我去附近原来的那一家饭店就餐。其后返回原处。我们的蒯司令现已将我引为知己，因而，此刻，他安然地端坐在那张写字台对面，心扉大开，侃侃而谈，首先提起了同全国各地一些原造反派名流的关系。据他回忆：1966年12月间，西安交通大学造反派领袖李世英曾去北京拜访蒯。李世英在文革初期因反抗工作组，被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打成反革命，甚至被《陕西日报》点名批判。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这位青年大学生临吞安眠药自杀之际，给早已同他划清界限的同学们写了一封《绝命书》，其文笔凄恻哀婉而又不失英雄本色，一时传为经典美谈。据说毛泽东边读边落泪，信手挥笔：“请陕西学生领袖李世英来京。”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后，王洪文曾去清华找蒯，请他引见周恩来和江青。王洪文原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保卫科干事，文革初期起而造反。据上海工总司原司令潘国平回忆：王洪文原为其助手，此人胸无大略，只会耍小聪明。因为张春桥深感潘难以驾驭，便转而向毛泽东推荐了王洪文。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潘是有先见之明的。此种现象也是文革的一个通病，凡是被人操纵的造反派组织，都存在着这种不民主的弊端。其实在一月风暴时期，我也同王洪文打过一次未见面的交道：当时保定的一个保守派大头目跑到上海工总司驻京办事处，冒充造反派，在那里躲了起来。保定革总司派人去那里抓他，不料在那里夜宿的王洪文竟带头出面拦阻，甚至由吵架而至拳脚相加，把我们这边的勇士王连纯摔了个大跟头。后来还是我同王洪文接通了电话，代表保定造反派向他说明了真相，事情这才了结。1967年武汉事件后，湖南湘江风雷领袖叶卫东曾去清华会见蒯大富。叶原名叶冬初，文革前为长沙第一中学语文教员。这人很干练，有魄力。一月风暴时期，湘江风雷在全省已拥有80万人之众，在全国仅次于上海工总司。反观河北，迟至1967年8月5日才在“抓揪军内走资派”的旗号下，搞起了全省性的统一造反派组织，但没有多久就被陈伯达一脚踢散了。叶卫东眼光犀利，他很早就识破华国锋这个从床下拖出来的黎元洪式人物，是一个虚伪狡诈的政治骗子。因此，他一直同这个貌似忠厚的“革命领导干部”保持恰当距离。据蒯介绍，叶卫东精于书法，他曾给蒯写过一封信，那真是笔走龙蛇，令人叫绝，惜乎未得保存。至于湖北武汉钢工总领袖朱鸿霞，此人生得小巧灵活，沉默寡言，性格温和。文革前他是重型机床厂的一名铆工，业余作者。一月风暴时期，工人总部已发展到48万多人。朱鸿霞的遭遇同叶卫东一样，都是在文革高潮中横遭当地军方镇压而锒铛入狱。但他俩获释后，立即成为当年全国瞩目的风光人物。蒯说，他在文革时期并未见过朱鸿霞。上世纪九十年代蒯大富闯深圳，途经武汉，他曾宴请朱鸿霞叙旧。那时朱仅靠做小生意度日，贫病交加，已不久于人世。
江青对蒯大富曾有救命之恩，有知遇之情，蒯对此自是没齿不忘。1966年6月至7月，在蒯大富同王光美角力的关口，不是别人，正是江青这个拥有毛泽东夫人身份的幕内铁女人，向那个年方21岁的平民大学生伸出了援救之手。否则，当时蒯大富就只有绝食而死，用李雪锋紧咬牙根而说出的话就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正是江青，又在1966年10月6日《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上，授权蒯大富率领十万造反大军，向毛泽东宣誓效忠，从而确立了蒯司令的领导地位。其后，江青处处关照蒯大富，有问必答，有事必帮，除非万不得已，简直视其如己出。因此，江青此人对蒯大富而言，迄今仍是铭心刻骨，难以割舍，尽管蒯后来也知道了江青许多不光彩的内幕。1966年10月12日上午，我率领八一红卫兵及大批学生去北京告状，在火车站巧遇江青派来保定了解情况的新华社记者，我回答了他很多问题。随后江青在北京接见群众的大会上提到此事，但文革中她始终没有插手保定。直至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由于在体委支持庄则栋反王猛，江青自知有损38军威信，便于同年7月间携王洪文、陈锡联、纪登奎等人来保定38军军部进行安抚。由此可见，江青在政治角逐场上非常弱智，有时简直就是一个初小学生。
自遵义会议以来，周恩来一直竭诚拥戴毛泽东，为毛排难解纷。毛之所以能取得创建新中国这一亘古未有之辉煌成就，若论辅佐之功，当首推周恩来。建国以来，周更是为毛起了顶梁支柱的作用，他既是张良又是萧何。如果没有周恩来相助，毛泽东发动、领导文革也是根本不可能的。周在文革中扮演的角色非常复杂，在很多场合令人大惑不解，而这也正是毛周配合的奥妙所在。中共“十大”以后，江青采取指桑骂槐的手法，极端错误地将矛头引向周恩来，即所谓“批林批孔批周公”。其实这正中文革派潜在劲敌的下怀，也给文革派广大群众带来了深重灾难。江青恐怕忘记了，她和毛泽东当初在延安结为连理以至日后产生纠葛，如无周从中调解，其结果非可逆睹。而周恩来右臂之所以落残，也系当年江青骑驴过河大意所致。既然如此，江青又怎能在“十大”以后，对那个时已病入膏肓的恩师益友狠下损招呢？难道她不觉得自己有愧于周公吗？当然，江青在此铸成大错，毛泽东责无旁贷。毛深恐自己身后文革遭毁，不由对周疑心重重，频频对其发出警告。其结果弄巧成拙，反为真正的政敌所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绝大的历史悲剧。周公地下有知，又焉能死而瞑目哉？！
我对蒯大富严肃地说：“江青虽然在政治上追随毛泽东，在文革中不遗余力地支持造反派；但也正是这个江青，又配合其先生，将造反派广大群众送进了历史坟墓。还有，她借文革之机瞒天过海，公报私仇，其个人品质还是很成问题的。为了掩盖当年的隐私，不惜将演艺界的一些老朋友抛进监狱，如此绝情绝义，配当政治领袖吗？”
蒯大富不禁为之汗颜，但见他低头望地，搓着双手，轻声嗫嚅：“江青很可能干过这种事······”
“那麽，她还算一个好人吗？”我眼盯着蒯司令，又紧逼了一句。
但蒯大富抬起头来望了我一眼，对此没有回答。
我将随身带来的一篇署名郭松民所著《愚公毛泽东》的文章送给蒯。此文对文革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对中国现实更是一针见血，切中要害。如说：“经济当然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只有人民直接当家作主，而不是由新的统治集团来统治的社会，才称得上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是换新的一群人作主人，而是要彻底改变权力的概念。所以，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都一再高度评价巴黎公社的原则：一是普选产生公职人员；二是一切公职人员的工资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工资；三是人民群众监督并可随时罢免公职人员。恩格斯认为，只有坚持这些措施才能够可靠地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郭断言：“文化大革命是彻底改变权力的概念的一次伟大的尝试，是对官僚垄断权力的一次史无前例的冲击，是和西方的精英民主根本不同的大众民主的一次伟大的实验！”但郭将文革的失败，主要归因于中国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幼稚，则是不正确的。在我所写的《蒯大富》一书中，就强调了由于毛泽东的种种失误，直接导致了文革的惨败。
蒯大富关心地问：“郭松民是个什麽人？”
我答：“据说原是飞行驾驶员，现为时事评论员，想来同我们并不是一代人。”
于是话题又转向了蒯的私生活及其后来遭遇。
蒯大富的初恋发生在文革初期，恋人是清华附中高二女学生刘刚。众所周知，清华附中本是红卫兵的发祥地，而刘刚正是该组织的一个骨干。然而，随着文革的深入，清华附中红卫兵却背离了自己的造反初衷，逐步沦落而为敌视造反派工农群众的“联动”。他们私设公堂，滥用酷刑，残忍迫害“黑五类”及其子女；东流西窜，大搞打砸抢抄抓，多次冲击公安部，矛头对准首都三司。不过，刘刚在蒯大富的影响之下，却毅然决然地同那些往日的同校战友分道扬镳。蒯在1968年底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工作，刘则去山西太谷县农村插队。期间，二人也曾多次鸿雁相传，聊抒离愁别绪。然而，当1970年初大抓“五·一六”运动开始后，蒯大富被押回清华交待问题。事情越闹越大，恢复蒯的人身自由也变得遥遥无期。就这样，蒯和刘的浪漫初恋终告结束。
1973年10月，蒯大富被转往北京石油化工总厂东风化工厂劳动。该厂青年女工刘怡怀着好奇心理，悄悄地爱上了那个正走背字的原“首都三司”司令。于是不久，这一对青年男女就陷入炽烈爱河。但好景不长，1976年毛泽东辞世还不到一个月，中南海就发生了军事政变。华国锋俨然以毛泽东的合法继承人登场，随即在全国开展了大清查，提出“除恶务尽，不留后患，决不心慈手软”的口号。1978年4月19日，蒯大富又被押回清华，当众宣布逮捕。其后他被关在北京市公安局7处看守所，也就是陶然亭公园附近的半步桥监狱。后来又转往附近的北京市第一监狱。蒯大富自知前途无望，迫于无奈，便给那个患难与共的纯洁姑娘写了一封劳燕分飞的伤心之信。就是在这里，蒯整整度过了五年铁窗生涯。期间，他曾于1980年底至1981年初，被临时转往北京城北的秦城监狱，为的是在公审张春桥时，要蒯出庭为张之文革罪行作证。1983年3月10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诬告陷害罪”，判处蒯大富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但蒯对此坚不认罪。
蒯大富被流放到了遥远的青海省塘格木农场。其地处于青海湖以南，围墙高悬电网，四周哨兵林立。但围墙内的一座院中院却是宁静而清洁的，北边一排五间平房便是蒯大富同其难友的归宿。他们是：北京航空学院原“红旗战斗队”首领韩爱晶、北京大学原“新北大公社”首领孙蓬一、北京西单民主墙创始人魏京生、以及因企图驾机叛国投敌而被其夫人告发的原空军某部飞行副大队长许青（许世友上将之幼子）。这五个非常特殊、令人啼笑皆非的政治要犯，可以在里面读到每天的报纸，甚至也可以彼此来往，尽情谈吐，而不必参加任何劳动。看来当局对他们十分人道。当然，其自由空间只限于那一座小院。不过，蒯大富同看守人员相处很好，有时，后者兴之所至，会让蒯出去不远处走一走。在一望无际的青海大草原，蓝天白云，秀丽无比，令人心荡神驰。一排排大雁掠空而过，蒯大富仰望良久，惊闻那一声声凄凉的雁叫，不由长叹一声，因为这触动了他满腹心事。范仲淹有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之乐而乐”；当年东林书院的对联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蒯壮士在猎猎朔风吹拂之中，就仿佛一尊大理石雕像，伫立在草原一动不动，直到看守人员呼唤他返回为止······
蒯告诉我：前些日子，他曾开车带一家人外出漫游，特意去了自己的流放纪念地。塘格木农场已经荒废，囚禁他们的那个院中院尚在，但其中的五间平房久已上锁闲置。年方18岁妙龄的女儿笑言：“这哪里是什麽监狱，纯粹一个度假村嘛！”我望着那张照片，院里野花盛开，芳草萋萋，林荫蔽日。那五间平房一字排开，静谧安祥，俨如陶渊明的隐居村舍。
1987年10月31日，蒯大富终于迎来了自己的自由，返回宁夏青铜峡铝厂。老蒯直至43岁才以跳跃方式成立了自己的家庭。年方26岁的北京大学78级女大学生、南京市一家电子研究所工程师罗晓波，甘心情愿追随这位昔日英豪共度一生。上次我同蒯正谈话间，恰巧罗女士忙忙碌碌地走进房来。蒯介绍她同我们父女俩先后热情地握了握手。我从她和丈夫对话的神态中可以看出，这是蒯大富的一个办事机敏而又果断的贤内助。我衷心祝愿老蒯的晚年家庭幸福。
曾在井岗唱大风，
壮士粤海逐飞鸿。
渺渺河东成梦幻，
茫茫西岸作艄公。
这是我初访蒯大富时赠送给他的一首诗，现在用作此文的结束语聊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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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文学《蒯大富》附录二：
蒯姓来源
要宝钟整理
依据有关资料记载：周文王之子康叔封于卫。按卫为周时国名，在今河南省淇县东北，即朝歌城。而蒯瞆其人为春秋卫灵公之子，故蒯姓远祖为黄帝。黄帝曾孙帝喾之子后稷为第五代祖；后稷裔孙周文王之子康叔为卫姓之祖，亦为蒯姓之祖。而蒯得其人为晋国大夫，其籍贯为河南县西南蒯乡，在今之河南省洛阳境内。晋为周文王之孙叔虞封地，故卫晋两国一脉相承，均为姬姓黄帝轩辕氏后裔。
蒯姓历史名人，榜上载者如次：
蒯彻——秦末汉初范阳（今河北固城）人，为避汉武帝刘彻之名讳，《史记》、《汉书》将其改为“通”。楚汉相争时代，蒯彻以能言善辩、足智多谋而著称。武信君用其策，降燕赵三十余城；汉将韩信用其计，一举而定齐地。其后，蒯彻力劝韩信率军叛汉而自立，但信不听。蒯无奈，乃佯狂遁去。汉高祖刘邦统一天下后，吕后诱信入宫，将其处死；信临终长叹：“悔不听蒯彻之言！”高祖遂拿蒯彻，欲烹雪恨，怒责蒯：“当初为何撺信谋反？”蒯镇定而答：“犬但知为主，非主即吠；臣当初亦唯知韩信，不知陛下。”于是高祖笑而释之。惠帝当政，蒯为承相曹参门客。著有《隽永》八十一篇，《汉书·艺文志·纵横家》有《蒯子》五篇，今佚。
蒯越——三国魏人，字异度。刘表为荆州刺史，访越与谋。越遣人诱贼，至者五十五人皆斩之。更诣襄阳说张虎、陈生等降，于是江南悉平。后曹操平荆州，以蒯为光禄勋，封侯。
蒯恩——南朝宋人，字道恩。蒯胆力过人，从伐广固，破卢循，追斩徐道复。与王镇恶袭江陵，随朱龄石伐蜀。又从伐司马休之。宋武帝录其前后功，封其新宁县男。帝北伐，留蒯侍卫世子，命朝士与之交。蒯历官辅国将军、淮陵太守。
蒯廉——唐人，画家，专工花鸟。
蒯亮——南唐人，为海州录事参军，与徐铉善。
蒯鼇——宋宣城人，少孤贫，居乡无行，不为士人所容。后笃志于学，善属文，以廉直自励。宋太宗当政，蒯擢进士第，历茶陵令，以殿中丞致仕，隐庐山卒。
蒯祥——明建筑巨匠，吴县人。本为木匠，初授职营缮，仕至工部左侍郎。自永乐至天顺年间，凡内殿陵寝皆其营缮。每修缮，持尺准度，不失毫厘，以两手握笔画双龙合之如一。明献宗当政，蒯时年八十余，仍执技供奉，帝每以“蒯鲁班”美称之。举世闻名之天安门即蒯设计。
蒯德模——清合肥人，咸丰年间进士。曾出守夔州，善决疑狱，时称神明，官至江宁布政使。德模天资颖锐，工骈文诗词。
蒯光典——德模之子，字理卿，以进士入翰林，改官道员。督淮南擢京堂，出为欧州留学生监督卒。光典博览群书，文笔优美。于《许慎说文》、《陆德明释文》、《南北史》、《昭明文选》及诸史舆地，皆有笺注剳记、考证异同。晚清名臣张之洞盛赞蒯为“学兼今古”。


2009年11月9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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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文学《蒯大富》附录三：
《蒯大富》资料来源
（1）《要宝钟日记》
（2）《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首都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编辑
（3）《蒯大富演义》  丘引著
（4）《造刘少奇的反，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刘涛撰
（5）《清华井岗山兵团的兴衰》  唐少杰著
（6）《清华岁月》  万润南著
（7）《蒯大富同志大字报选》  清华井岗山兵团编辑
（8）《胡锦涛传》  文思咏 任知初著
（9）《清华大学文革纪事》  沈如槐著
（10）《中央首长讲话》  首都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编辑
（11）《愚公毛泽东》  郭松年著
(12)《血与火的教训》  赵利君著
（13）《红卫兵狂想曲》  丁晓禾著
（14）《天下第一军与文革造反派——保定文革史略》  要宝钟著
（15）《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高皋 严家其著
（16）《十年一梦》  徐景贤著
（17）《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  宋永毅 孙大进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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