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掉牙 我所经历的“文革大串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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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说来奇怪，潼关虽说与风陵渡仅一河之隔，却让人感觉气温一下高了许多。由于没有经验，我们没有抢在第一批过黄河，等我们渡过黄河之后，才知道离潼关火车站还有二十里山路，此处虽有长途汽车可乘，不过要轮到我们的话，必须等到下午三点。
此时我们不能再等待下去，我们五个人经过紧急磋商之后一致决定走到火车站去。大家认为我的个子高，步行的速度快些，因此他们帮我背了一部分行李，让我轻装上阵，一个人先走。我此时已经忘记自己还在发烧，甩开步子，以最快的速度前进。潼关居秦、晋、豫三省交界处，北临涛涛黄河，南依巍巍秦岭，自古就是关中的东大门，地势险要，为兵家必争之地。放眼望去，前方是一些黄土形成的寸草不生的山峰，等我吃力地爬上峰顶之后，才明白其实我所爬的并非山峰，而是一块“平地”，“平地”的边缘经雨水常年冲刷而形成沟壑，从下边朝上看时，还以为上边是“山峰”。而平地之上还有“山峰”，真所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但谁又能知道那些“山峰”之上是否仍为“平地”？

终于我不辱使命，在步行者之中，第一名到达了火车站，在我之前仅有一辆长途汽车先行到达。虽说陆续到达的红卫兵多达两千多人，但车站只肯签100张票，沾我的光，我们这五个人顺利签到了去成都的火车票。
潼关火车站真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铁路两旁都是悬崖，你若没有车票，要想混进车站，那就只有从悬崖之上纵身跳下，不过当年还没有哪个红卫兵的“造反精神”强到如此地步。我们这一百名幸运儿，都规规矩矩的在车站工作人员带领下提前进入候车站台。其余没有签到票的约两千人，只有等候办理回程车票，打道回校去“复课闹革命”了。
随着一声汽笛，全国最后一列红卫兵专列驶入了潼关车站。这是一趟真正的“末班车”，可是当列车停下之后，我们全都傻了眼，车厢里面已经挤满了红卫兵，不要奢望车上还有立锥之地。所有的车厢门都像接到上级指示一般，无一打开，我们只能张飞穿针——大眼瞪小眼了，我们还真没有勇气爬到车厢顶上去指点江山！

这时不知是车内哪个“傻冒”，打开了一扇窗户——也许他是对车厢内污浊的空气无法忍受，总之是有人打开了一扇窗户，于是形势变得不可收拾，车下的人不顾一切地涌了过去，试图从窗户爬进车厢，但混乱之中少有人成功，因为车内已经再也容不下哪怕是一个人。
看到如此混乱的景象，我动摇了，说算了吧，我们还是回北京“复课闹革命”去吧！可是我们那四个弟兄死活不同意，非但不同意，他们还提议要我先爬上火车，没有办法，谁让我们是一个整体呢！我只得服从“组织”的决定，把自己的行李扔给他们，他们推挤着我向那唯一打开的窗户挤去。我分开人群，他们用力把我向上推，很快我就技压群雄，不辱使命地从窗户钻进了车厢，爬进车厢之后，我就立即向旁边的窗户转移，此时我也顾不得自己是踩在桌子上还是别人的肩膀上，因为车厢内已无立锥之地。当我转移到旁边的窗户之后，我的几个弟兄已经在窗下等候，此时我站在窗前的桌子上，弯腰去开窗户，立即遭到窗前所有人的反对，不用说反对无效！窗户被我强行打开，早已等在窗下的几个弟兄先把我的行李递上来，而后他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使劲地往上爬。此时其他未能爬上火车的“小将”也都一齐向此窗口挤了过来。由于覃民茂和赵嗣龙没有谨遵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教导，他们当成自己是在“请客吃饭”，因而太过文质彬彬，最终没能爬上火车。当火车拉响汽笛终于缓慢驶离潼关车站之时，我们一同从北京出来的六个兄弟中，只剩下张国栋、曹灵生和我三个人了。到达成都站之后，我们曾在车站留言牌上给覃、赵二位老兄留言，但最终还是没有联络上。据他们后来“交待”，火车开出之后，人民的好站长向他们承诺，他们所签车票仍然有效，所以他们二位最后还是挤上了下一趟赴成都的火车，再后来又从成都步行走到老覃的家乡重庆。顺便交代一下，丁锡林火速赶到北京之后，他还未走出车站站台，就已经看见到处张贴的中共中央关于停止串联的通知，紧跟党中央的他老弟还未走出车站，立马就领会了自己日思夜盼希望看到的中央文件精神。掉头跳上一列开往太原的火车，又星夜赶回太原，此时我们早已人去楼空。他只好一个人留在太原，将《毛主席著作索引》印刷完毕，并托运回北京，最后他一个人从太原步行到了延安，那都是后话。
在去成都的火车上，我有幸领略了“挤”是什么概念。我“站”在车厢内，一只脚着地练着金鸡独立——另一只脚如不悬在空中的话，就会踩到别人的脚，不过也有好处，此时火车若来一个急刹车的话，绝对不会有人摔倒，因为人们就像罐头里面的沙丁鱼一样，互相之间毫无空隙。而且椅背上、行李架上全都坐满了人，车厢自然是无人打扫，地板上铺满了厚厚一层垃圾。最不能让人容忍的是，连厕所里面也挤进了几位仁兄，由于味道不雅，所以那里的人口密度稍低，但那些人就像生了根一样，在大小便之中茁壮成长，若有人要想方便一下，可不论你如何做思想工作，里边的人都不愿放弃那块“领地”，因此常常连挤好几节车厢都无法找到一个方便之处，这可苦了那些女生，无奈之下只好尿裤子了事。
我由于在风陵渡那一夜受了风寒，一直在发烧，又没有药物，此时处于这种混合着汗臭的污浊空气之中，突然感觉一阵眩晕，我强忍着才没把胃里的食物吐到旁人的身上，此时我满身大汗淋漓，而后感觉自己的烧奇迹般地退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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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成都——我的出生之地

经过约三十个小时的旅行，我们终于到达成都车站，我们被安排住到了我的出生之地四川大学，在我未满周岁时父母就带着我离开了此地，自然对“川大”也就无任何印象可言。我们首先还是要熟悉校内外的环境，此时我们对“看大字报”之类的“革命工作”已经全然没了兴趣，食堂成了我们的第一目的地。四川确实是名副其实的“天府之国”，经过“文革”半年的动乱，北京等地的生活质量已经明显下降，但在“川大”食堂，我们仍然可以敞开肚皮吃饭，而且只花五分钱就可以吃到可口的饭菜。由于菜是每人一份，但饭是可以随便添的，所以每当饭桶从厨房间推出来之时，红卫兵们就充分展露了自己的“造反精神”，大家一拥而上，盛饭变成基本靠抢，我们也不得不斯文扫地加入“抢”饭的行列。有一次我饭虽抢到手，但却不知什么人又在我背上扣上一碗稀饭，搞得我狼狈不堪。顺便提一下，1969年初的春节前后，我曾在北京至成都的火车上当过一段临时列车员，当时成都的商店已经空空如也，甚至连“陈列品”都难得一见，可见“文革”对中国经济的破坏之大。

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此时成了我们此行的唯一目的。而紧挨“川大”的望江楼公园自然成了首选之地。望江楼、武侯祠、杜甫草堂号称成都三大名胜，其名声早已如雷贯耳，迫使我们有了到彼一游的强烈使命感。
    望江楼公园坐落在成都东门外锦江河畔的一片茂林修竹之中。园内岸柳石栏，波光楼影，翠竹夹道，亭阁相映，是纪念唐代女诗人薛涛的古迹和游览胜地。园内崇丽阁俗称“望江楼”，望江楼和濯锦楼枕江而立，是园里的主要建筑。濯锦楼相传因薛涛曾在此濯锦而得名。公园内还有薛涛所建之“吟诗楼”，不过其址本在成都西北角的碧鸡坊，此处为后人托名重建。关于锦江的得名，唐诗三百首的注释之中有介绍说，由于在此江中濯锦是越洗越鲜亮，故此名之，可惜我们游览之时江水早已不复当年，唯有黑臭而已。

    薛涛字洪度，原籍长安，随父宦居蜀中，自幼聪颖好学，才智出众。父丧后，因家贫，十五岁编入乐籍。她能诗善文，又谙练音律，时称女校书（后世遂以“女校书”作为妓女的雅称）。据记载，薛涛有诗五百首，与她同时的著名诗人元稹、杜枚、白居易等，都对她十分推崇，并写诗互相唱和。她死后葬于望江楼公园附近，故后人建楼以纪念之。
一进大门，映入眼帘的是茂盛的竹林，因薛涛一生爱竹，后人便在园中遍植各类佳竹，据说其中有不少为名品，如人面竹、弥勒竹、方竹、观音竹、鸡爪竹等，品种多达100余种。我等俗人全然不识，但觉行走在四季苍翠，随风摇曳，高可蔽日的竹林之中，感觉情趣无穷，使人俗念顿消，恨不得在此林中终老一生。
望江楼公园自然是得名于高39米的望江楼，其每层的屋脊、雀替都饰有精美的禽兽泥塑和人物雕刻。阁顶为鎏金宝顶，丽日之下，金光闪闪，耀眼夺目。设计巧妙的飞檐翘角，雕梁画栋，颇为雄伟壮观。登斯楼也，则锦江秀色，尽收眼底。此外，吟诗楼四面敞开，三叠相依；濯锦楼两层三间，状如舟船。一阁两楼与毗连的五云仙馆，构成极富四川风格的园林建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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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像福尔摩斯一样

    好不容易来一次成都，一个望江楼公园自然不能满足我们的游兴，而当年成都市上所售地图全然不把陶铸同志的指示当回事，把各名胜古迹全都隐去。我们只好像福尔摩斯那样在地图上寻找蛛丝马迹。果然我们在地图上发现一处地方叫“南郊公园”，按方位应当是武侯祠了，还有一处公汽车站的站名叫“草堂”，想必就是杜甫草堂。

    首先我们乘车找到了南郊公园，果不其然，那里正是我们要找的“武侯祠”。 成都武侯祠又名“汉昭烈庙”，是中国惟一的君臣合祀祠庙。由刘备、诸葛亮君臣合祀祠宇及惠陵组成。始建于公元223年，为刘备陵寝。武侯祠建于唐，初与祭祀刘备的昭烈庙相邻。明朝初年重建时将武侯祠并入了“汉昭烈庙”，形成现存武侯祠君臣合庙。1961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国内纪念蜀汉丞相诸葛亮的主要胜迹。
    武侯祠与昭烈庙、刘备墓（惠陵）相毗连。整个武侯祠坐北朝南，主体建筑大门，二门，昭烈庙，过厅，武侯祠五重建筑，排列在从南到北的一条中轴线上。以刘备殿最高，建筑最为雄伟壮丽。武侯祠后还有三义庙、结义楼等建筑。
    大门匾额为“汉昭烈庙”。大门内至二门之间浓荫丛中共有六通石碑，两侧各有一碑廊，东侧碑廊内有一唐代“蜀汉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为国家一级文物。此碑由唐朝著名宰相裴度撰碑文，书法家柳公绰（柳公权之兄）书写，名匠鲁建刻字。此碑因文章、书法绝妙、雕刻精巧，因此明代始被称为“三绝碑”。
    二门之后是刘备殿，为单檐歇山式建筑。殿内正中有刘备贴金塑像，左侧陪祀的是他的孙子刘谌。据说，由于后主刘禅昏庸无能，不能守基业，他的像在宋、明两代几次被毁，后来就没有再塑。在后主刘禅降魏时，其子刘谌到刘备墓前哭拜，杀掉家人后自杀身亡。两侧偏殿，东有关羽父子和周仓塑像，西有张飞祖孙三代塑像。两侧东、西廊房分别塑有蜀汉文臣、武将坐像。东侧文臣廊坊以庞统为首，西侧武将廊房以赵云领衔。

    刘备殿后，下数节台阶(武侯祠低于汉昭烈庙，象征古代君臣关系)，是一座过厅，挂有“武侯祠”匾额。诸葛亮生前封“武乡侯”，故纪念他的祠堂均称作“武侯祠”。正殿中供奉着诸葛亮祖孙三代的塑像。殿内正中有诸葛亮头戴纶巾、手执羽扇的贴金塑像，像前的三面铜鼓相传是诸葛亮带兵南征时制作，人称“诸葛鼓”。鼓上有精致的图案花纹，为珍贵的历史文物。大殿顶梁由乌木制成，上书“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诸葛亮殿西侧是刘备墓，史称“惠陵”。由诸葛亮亲选宝地，葬刘备于此。惠陵与武侯祠主要建筑一样亦为坐北朝南，紧邻在汉昭烈庙与武侯祠西侧，与武侯祠之间有红墙夹道相连。

     唐代诗人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是少年时令我读后异常感动的一首诗。我为封建时代的诗人所具有的“共产主义思想”所折服。因此杜甫草堂成了我们成都之行的必游之地。当我们乘坐公汽来到“草堂”站后，惊喜地发现此处果为杜甫草堂遗址。不过此处并非诗人潦倒时所居之“草庐”，在“文革”那样动乱的年代，“草庐”竟然早已实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草堂”本为杜甫流寓成都时的故居。杜甫因避安史之乱入蜀，在友人的帮助之下，于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盖起了一座茅屋，他在这里先后居住了将近四年，留下诗作240余首，如《春夜喜雨》、《蜀相》等名篇，其中《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更是千古绝唱，既然能为“秋风所破”，当然是一处破败的草房。我想若诗圣复生，看到如今天堂般的“草堂”不知作何感想，是否会再作一首《茅屋不为秋风所破歌》？
     当杜甫离开成都后，草堂其实已经不复存在。后来五代时的诗人韦庄寻得草堂遗址，重建茅屋，后世遂将其保存下来，宋、元、明、清历代都有修葺扩建，已演变成一处集纪念祠堂格局和诗人旧居风貌为一体，建筑古朴典雅、园林清幽秀丽的著名文化圣地。虽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实为后人托名之作。
     诗史堂是杜甫草堂纪念性祠宇的中心建筑。诗史堂正中是杜甫塑像，堂内陈列有历代名人题写的楹联、匾额。我们当年游览之时，其中好像还有董必武、郭沫若等人题写的匾额，印象最深的是一块署名“康生左手”的匾额，我想现在必定已经无处可寻了。工部祠内供奉有杜甫画像。工部祠东侧是“少陵草堂”碑亭，此草堂虽非彼草堂，但却象征着人民的诗人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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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小安是一名拾金不昧的好青年

    在将成都主要名胜游览过后，我们开始考虑是否要挪个地方，以把我们的“革命串联”进行到底。按中央文件精神，我们现在只可免费乘车返回学校所在地北京。不过活人岂能让尿憋死，用今天的话来讲，叫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们很快就办好了返京的火车票，那年头到北京去的火车票可是炙手可热的香饽饽，许多串联学生都抢着要与我们交换。由于当年还未发明“实名制”，我们本着“市场经济”的精神，很快就和几名昆明的学生完成了“物物”交换，他们堂而皇之拿着我们的车票上北京，我们则理直气壮地手执他们的车票下昆明，实乃得其所哉。有了这一“对策”，理论上我们又可以免费到我们想去的，全国除宝岛台湾和港澳之外的任何地方进行“串联”了。

    当年成昆铁路还未通车，因此我们必须经贵昆线赴昆明。这次旅行的火车，已经没有来成都之时那么拥挤，我们三个人都找到了座位，此车也不是红卫兵专列，除串联的学生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因公因私出行的人们。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个三四十岁的老江湖，他人生得颇有几分富态，且极善言辞。一路上我们靠听他介绍沿途风土人情来打发时间。路过资阳的时候，他向我们介绍说，资阳的豆瓣酱特别有名，他还特意买了一大罐放在座椅之上。路过内江之时，他又身体力行买了一大包著名的“内江白糖。当火车停靠在遵义会议举行之地遵义时，他把自己的座位让给了一直站在身旁的中学生“小安”，拎着大包小包土特产的这位老兄挤下了火车。很快火车开始启动，即将驶离历史名城遵义之时。突然，我们发现那位老兄气喘吁吁的又跑了回来，边跑边呼喊着：
    “小安！小安！”
    小安赶紧问他有何“要事”交代，此时火车已经启动，老江湖一边喘气一边说：“小安，酱！我的酱！”我们这才发现他把颇具纪念意义的，著名的资阳豆瓣酱遗忘在座椅上了。小安当然是一名拾金不昧的好青年，立即请示如何完璧归赵。他斩金截铁地说：“扔！快扔！”
    说时迟那时快，小安立即抄起装酱的大罐子朝他扔将过去，随着“扑哧”地一声，立时“酱花”飞溅，我们只得用“得其所哉”来告别我们有趣的旅伴。此时火车越开越快，“老江湖”先是在我们视野中化为一个小点，最后变得踪影全无。但四十年后的今天，他那可爱的形象仍让我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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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缺少阳光的地方——贵阳

    当火车停靠在贵阳车站之时，由于必须在此换乘去昆明的火车，所以我们随着人流走出了车站。

    “贵阳”这个城市名称的由来，据说是因为该市位在“贵山”之阳。古代在地名的命名时，常以所在地附近的山水阴阳向背取名，山之南水之北为阳，山之北水之南为阴（汉水沿岸城市例外，汉水之南为阳，汉水之北为阴）。这就是说，贵阳因为在贵山的南面所以得名。不过一般老百姓却认为该地多阴雨天，少见太阳，也就是太阳光非常珍贵之意。古时将贵州称作“瘴疠之地”，用三句话对贵州作了形象的概括，叫做“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当年我们看到的贵阳确实比内地要落后一些，换一种说法叫做“生活水平”要低一些，比如我们只需花两分钱就能吃到满意的饭菜。

    市区可供我们闲逛的地方也就大、小十字，也就是贵阳城最繁华的两个十字路口。其它可游之处，我们只打听到黔灵公园、地下公园和仙人洞。黔灵公园位于贵阳市西北角，因素有“黔南第一山”之称的黔灵山而得名。园内古木参天，植被茂密，集贵州高原灵气于一身。
    地下公园位于贵阳市南郊小车河畔，当年我们去时才刚刚开发。这也是我今生所游第一个喀斯特溶洞，溶洞全长5８7米，中部有一天然窗口，将洞分成两段。其岩壁和岩浆凝结物呈乳白色，千奇百怪的石幔、石笋、石柱、石花、浅池、流水，拟人状物，维妙维肖，引人入胜。

    仙人洞位于贵阳市区东南面约2公里处的栖霞山上，传说曾有仙人到此住过，故名仙人洞，是贵阳唯一的道教胜地，想必今天再去的话，一定盛况空前。而当年我与张国栋游玩之时，也就和内地的小土地庙相差无几，山上未见游人，最后我们二人对山上一个似乎无人光顾过的无名野洞发生了兴趣。此洞洞口仅能容下一人入内，进去之后发现里边稍大，黑黢黢的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借助一只手电筒的微弱灯光，发现身旁全是乱石堆，洞的高度刚刚让我们把腰伸直，为了不被绊倒，我们只能摸着乱石向前爬行。爬了约二十米，鼻子已经碰到洞壁，于是折回。爬回约两米，发现在高约一米五处有一小洞，洞口还是仅能容下一人入内，我们再从此处爬入，进去之后发现空间又变得稍大一点，又爬了十多米，看到了一个向下的洞口。此时我们二人突然感觉呼吸有点困难，于是害怕起来。一怕洞内突然出现什么野兽，二怕万一我们的手电筒坏了，我们将无法找到归路。于是我们赶紧从原路爬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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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运动是绝对的

    贵阳已经没有更多吸引我们之处，于是我们打算迈开“继续革命”的步伐。不记得为什么我们取消了原定去昆明的计划，而直接办了一张回北京的车票，而当年由贵阳至北京最近的路是必须经过桂林的。

    我们带了一些路上必需的食品，就在贵阳火车站等车，此时全国的铁路运输已经极度混乱。虽然车票上有开车的时间，但谁也不知道火车什么时间来，我们就在候车室内傻等，除去方便之外，一刻也不敢离开。当我们在候车室度过了难熬的一天一夜之后，终于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大好消息，我们等候的那趟火车进站了！不过又是空欢喜了一场，虽说我们很快就上了火车，但火车纹丝不动地一直停在站台旁。车上看不到列车员，没人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开车，大家都显得极有修养，赶紧掏出随身携带的扑克牌以消磨时光。时间不紧不慢地又过了一天一夜，这时火车终于开始挪动，然而我们还是高兴得太早，几分钟后，列车再次停下，一打听这次列车被定位在了车库，好客的贵阳似乎舍不得我们离开。在这里我们一分一秒地又度过了难熬的一天一夜——我真后悔自己没有随身携带一本《一千零一夜》，那样就能看看谁能耗过谁。

    最终还是自然规律起了作用，运动是绝对的，而静止永远是相对的。火车终于带着欢天喜地的我们离开了好客的贵阳。一路上走走停停，也不知道经历过多少“临时停车”之后，列车终于驶入了桂林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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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三山、两洞、一条江

    红卫兵们立即兴奋地向车门涌去，我们也扛上自己的行李作下车状。由于红卫兵们都想一睹甲天下的桂林山水，下车的人太多，我只好从窗户爬下去，然后张国栋再将行李从窗户丢下来，让我抱憾终生的是，我辜负了他对我的信任，没有把他的行李接待好，让他的被子与铁道旁一堆高级动物的排泄物发生了亲密接触。好在张国栋是一名重视思想改造，不怕脏、不怕累的好同志，只是对我略加埋怨而已。此时车站的广播喇叭里，反复播放着下面这段话：
    “红卫兵小将们，中央已经决定停止串联，请大家不要在桂林车站下车，你们即使下车也不会接待……”

    此时的红卫兵小将们却好像同时失聪，“尽管‘喇叭’在叫，骆驼队照样前进”。其实大家都是同样的想法，管他接待不接待！亲眼目睹甲天下的桂林，其幸福程度仅亚于在天安门广场看到伟大的领袖。
     不知是我们的真诚感动了上帝，还是车站的广播原本就是吓唬毛孩子的，红卫兵接待站仍然忠于职守，二话不说就安排我们住到了广西师范学院。

     桂林城可以说是一座地道的公园城市，当年的广西师范学院就位于这座城市的中央，名闻天下的独秀峰就座落在校园之中，以致每天早饭之后登高揽胜成了我们必做的功课。
    独秀峰平地拔起,孤峰独秀,人称“南天一柱”。其相对高度虽仅66米。但由于孤峰耸立,四壁如削,却越发显得挺拔秀丽。从西麓上山,登三百余级到达山顶,纵目眺望,整个桂林山水如画卷般展现在眼前。山上建有玄武阁, 观音堂, 三客庙、三神祠等，山下还有月牙池与之相映，这些给本就峭拔峻秀的独秀峰增色不少。

    随后的日子我们每天便奔走于著名的三山、两洞、一条江之间。三山是指象鼻山、叠彩山和伏波山，两洞是指七星岩和芦笛岩，一条江自然是指漓江啰。由于我的笔拙，而且这些著名景点大多数人都游览过，我就不再废话。总之桂林风景可概括为“无山不洞，无洞不奇”，至于漓江沿岸风光嘛，“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是其最恰如其分的写照。当我漫步在清可见底的漓江岸边时，啜饮一口江水的欲望简直无法抗拒，我立即捧起一掬江水喝到肚中，我不能不用“清甜甘冽”这四个字来加以形容。不知今天游漓江之人，因江水污染，是否还有勇气像当年的我那样去生喝江水。

    关于桂林的七星岩和芦笛岩我想多说两句，因洞内景色奇特,令人应接不暇,是贵阳地下公园所无法匹敌的。
    七星岩属于典型的喀斯特溶洞，在漫长的岁月里，雨水沿洞顶不断渗入，溶解石灰石，并在洞内结晶，于是形成了千姿百态，冰雪晶莹的石钟乳、石柱、石笋、石幔。此溶洞开发时间较早，配有各种彩色灯光，人们根据其各异的形态，并附会美丽的民间传说，给众多景观配上妙趣横生的的名字，如古榕迎宾、白兔守门、仙人晒网，巨石镇蛇、九龙戏水、银河鹊桥等等。还有一处叫歌仙台，据说刘三姐就是在此唱歌之后，升仙而去。导游说七星岩内多暗河，因此叮嘱大家不要随便攀爬，否则一不小心掉入暗河之中就要不知会被冲到何处。他还告诫我们说，不要乱摸洞内的石钟乳等，因为它们是有“生命”的，还能不断生长，人手摸过之后就令其呜呼哀哉了。   

    芦笛岩与七星岩同属岩溶洞穴，二者却风格迥异，前者玲珑瑰丽，后者雄伟壮观。因洞口过去长满可制成笛子的芦荻而得名。芦笛岩洞内的景物多姿多彩、千奇百怪，有从洞顶垂下的石乳，有从地上向上生长的石笋，还有石乳与石笋连接而成的石柱。那些被大自然雕琢成不同形状的，则被人们分别称做石幔、石枝、石花、石瀑等；有些石头内空，敲打时还会发出悦耳的声响，根据其声音的高低，分别称做石琴、石鼓、石钟等。由这些千变万化、千差万别的钟乳石构成了芦笛岩内的四个洞天，叫做“石幔层林”、“天柱云山”、“水晶宫”和“曲径画廊”。而当游人置身于“狮岭朝霞”、“高峡飞瀑”、“塔松傲雪”等一个个神秘虚幻的景观时，仿佛是在神话世界里周游一般。芦笛岩可说是桂林众多奇妙岩洞中最璀璨的明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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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秀了一把“全民公费旅游”

游完甲天下的桂林，掐指一算，我们离开北京的时间已经不短，虽然与原计划的半年还相差甚远，不过我心中已经萌生“不如归去”的想法，而曹、张二位却还游兴未尽，我们三人只得分道扬镳，我独自一个人回到了北京，因为“家”已经变成了伤心之地，途经武汉的时候也没有下车。回到学校，感觉到学校里的人烟像沙漠一样稀少。自然是许多人还在紧张地继续进行着“革命大串联”的缘故，以致“君问归期未有期”。

人总是这样，得不到的很想得到，得到之后又不知道珍惜。可是机遇不可能永远眷顾你，一次的失去，往往就是永远地失去。“串联”就是如此，出去久了想回来，回来之后又吃后悔药，埋怨自己怎么没按“既定方针办”，不过此时已经真真切切再没有机会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67年2月至4月期间连续4次发出停止大串联和要求红卫兵返校进行“复课闹革命”的通知，全国性的大串联终于结束了，自然我的大串联也随之结束。现在回想起来，“文革”大串联刚开始也许属于一些青年学生自发的行动，但后来被某些政治势力所利用，最后发展到无法控制的程度，这也许是始料所不及的，不过这不属小老百姓的评论之列，我们只是顺应时势，秀了一把“全民公费旅游”而已，也算没有虚度光阴吧！

最后再讲点题外的话：
我的这篇回忆文字主要还是写游山玩水方面的内容，对于年轻人来说也许属于闻所未闻的“历史”。所以有网友建议我投稿到某杂志，结果遭到退稿，原因是“现在出版政策有限制”。想必是有些人害怕揭历史疮疤的原因吧？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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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经历的“文革大串联” （续一）

此文本已写完，现在回忆起来，觉得“文革”时还有一段经历也可以算是一次“串联”吧，故续写如下。要知后事如何，且听在下慢慢道来。

一九六七年武汉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的“7.20”事件。如今关于该事件“真相”的回忆文章已经很多，也用不着我来转述。现仅将从公开媒体上了解到的情况简述如下（当年一般群众对“真相”是不可能有所了解的）：
1967年上半年，武汉的两派群众组织“百万雄师”与“工人总部”发生了严重对立。为此周总理与毛主席在七月十四日先后亲赴武汉解决问题。毛主席指示要给群众组织“工人总部”平反，并释放其被关押的头头。他指派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出面做工作。由于一般人无从了解主席的指示，导致“百万雄师”认为这是王力背着中央私自乱表态，以致在7.20那天发生了“百万雄师”的群众冲击毛主席所居住的东湖宾馆的严重事件。当时毛主席居住在东湖宾馆内梅岭一号，谢富治、王力住在百花二号，他们冲进百花二号将王力抓走并痛扁一顿。此事件严重地威胁到了伟大领袖的安全。
  得知此事以后，已经回到北京的周恩来忧心如焚（周总理原先是住在百花一号的），不得不又立即从北京赶赴武汉，紧急安排伟大领袖秘密从武汉飞抵上海。这是1949年之后毛主席唯一的一次被迫从住处“逃离”，因此他老人家非常愤怒，到上海后电话指挥了以后的行动。

  7月22日下午，打着石膏，系着绷带被周总理解救回到北京的王力，获得了英雄凯旋式的欢迎。当天“副统帅”主持召开中央文革小组全体会议，将武汉“7.20”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电召陈再道赴京，陈于26日到京后即被批斗，23日起各地按照中央的要求，举行三军联合行动，声讨“7.20事件”。25日，北京市举行了百万人的军民大会，欢迎谢富治、王力回到北京。7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了《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支持造反派打倒陈再道。同日，撤销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的职务。武汉军区所辖独立师（8201部队，相当于现在的武警部队）被认定为“叛军”，当兵的全部安排复员。“百万雄师”组织也迅速解体，此后武汉成了“造反派”的一统天下。

  在此背景之下，全国各地的群众组织纷纷派人奔赴武汉，以支持武汉的“革命造反派”，从而表明自己是紧跟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我所在的北机院“东方红”也不列外，临时组织了一个“五湖四海战斗队”第一时间赶赴武汉。成员七男三女，清一色为家在武汉的同学。

  因为“大串联”已经在当年4月结束，我们必须购买火车票才能乘车。虽然我们属于“公派”人员，是有“差旅费”的，但为了节约经费，我们十个人只买了5张票，其余5人用站台票混上了火车。

  上车之后为了躲过查票，5张车票全由余BK一人拿着，其他人分散行动（因为车上没座位的人很多，所以分散行动有了借口），遇到查票就说车票在第几车厢的某某人处。

  我一个人在餐车内找到了一个座位，坐在我旁边的是车上的一名列车员，我与他天南海北谈得很是投机。他属于那种非常精明干练之人，一边交谈还一边打量着从身边走过的每一个人。突然有一个衣冠不整之人从他身边走过，他立马从后面扯住那人要查他的车票，那人挣脱之后，一边回答说车票在后面车厢的同伴手中（看来此法已经被人用滥了），一边急速地向车后挤去。说时迟那时快，这位很敬业的列车员大哥像弹簧一样从座位上弹了起来，追上去把那人抓住送给列车长发落——他的判断确实很正确——而后我们继续东拉西扯开心地谈着。此时又有一个衣衫褴褛的半大孩子从他身边走过。理所当然又被这位大哥逮住交到列车长那里。当他回到座位上之后，不无得意地对我说：“哼！什么人没买票我一眼就能看出来！”当然此时更加得意的自然是我，心里哼了一声想道：“我就没买票，你怎么看不出来呢？”。看来最危险的地方确实是最安全的。

  到武汉之后我们被安排住到了湖北医学院，也就是如今的武汉大学医学部。我们住在一栋L型的楼房的二楼，这就是我们“五湖四海战斗队”的队部，室内安了一部电话，对外称呼是北机院东方红驻汉联络处，以便开展我们的“革命工作”。在楼房的拐角处，从楼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楼下好像是实验室之类的房间。与我们住在一起的还有其他一些学校的学生，有个北大附中的小女孩，独自一人来到武汉，所以就时常到我们住处来串门，因她有一个圆圆的脸蛋，大家都叫她“小皮球”。

  我们的第一项“革命工作”就是办了一份小报，先到汉口的长江日报社去制了一块报头用的版。报纸的主笔是有铁笔杆之称的李HS和铸造教研室的董FL老师。写了一些什么“天亮了，解放了，武汉的公鸡下蛋了”，还有“陈大麻子算老几，老子就是要揪你”之类的文章。而后由医学院印刷厂排版印刷。最后大家拿到街上二分钱一份去卖。其实“革命工作”很轻松，大多数时候我们还是找人聊天，我高中时期的同班同学邓MS在该校就读，他是每天必来的常客，晚饭后我们还到东湖去游泳，因为八月一号还将要有一个横渡长江的大规模群众庆祝活动。为此我们定制了一面“北京机械学院东方红”的大旗。董FL老师找人借了一台135相机，准备记录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fb12f600100y55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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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二

“文革”之初的1966年7月16号，毛主席曾在武汉由王任重等人陪同横渡长江，并号召全国人民到江河湖海去经风雨见世面。王任重因此而走红，进入中央文革小组担任副组长（后来不知何故，被江青说成是CC特务而倒台）。此后每年的7月16号武汉都要举行横渡长江的活动。1967年的7月16号，虽说也举办了横渡长江，但由于当时“造反派”受到压制，这一派别的群众未能参加。等到“造反派”扬眉吐气之后，就准备搞一次大规模的渡江活动，其用意当然是对“造反派”的胜利进行庆祝，时间就定在八月一号。

对于这一具有纪念意义的活动，我们谁也不愿放弃——即使不下水，去看看热闹也是好的。当时电话还没有普及，因此我们必须留下一人在住处守电话机。商量的结果是拿一副扑克牌来抽，谁抽的牌最小，谁就留下来值班。很不幸，我抽到了一张“小二”，无奈被留下来值班。

八月一号那天天气很好，艳阳高照，我一个人无聊地守在电话机前。到了中午的时候，听到传言说横渡长江出事了，死了很多人。有的传言还说是“百万雄师”派出水鬼在水下捅刀子干的。到了下午，我在二楼的走廊上看到许多卡车开到我们这栋楼前。而后有人用担架把一具具仅穿泳装的男女尸体抬进一楼的房间内。睡在担架上的人，有些手臂垂在担架外一甩一甩的，看起来好像还活着一样，但可以看到鼻孔和嘴唇处有血迹。虽然我并不怕死人，但也不愿多看这惨不忍睹的死者一眼。所以没有心情下楼去看。从楼房的拐角处向楼下的房间内看过去，只见房内地上一排排躺满了死尸。北大附中的“小皮球”具有很强的好奇心，她便赶到楼下去看了个仔细。回来后“小皮球”说，她看见那些尸体被抬进房间之后，就被用很粗的针管往大腿根部（动脉血管内？）灌福尔马林。我想是否因为当时武汉的天气非常炎热，又没有什么冷藏设施，所以只好用福尔马林来防腐。几天之后，当我再看见这些尸体被抬走火化时，发现他们的头已经膨胀得像篮球一样大，非常之恐怖。有一个水利电力学院（现武大工学部）死去的女学生，她的父母从乡下开来一辆卡车运尸体，当穿着泳衣，头部变形的她从停尸房内抬出后，她母亲扑上去嚎啕大哭起来，而她的父亲一个人蹲在地上默不作声地低着头。令人惨不忍睹。

一直等到下午五点钟，我们“联络处”还没有一个人回来，但陆续有不少武汉和北京高校的学生，到医学院的停尸房来寻找他们失踪的同伴，他们说殡仪馆也停满了尸体，但没有找到要找的人，于是又上这儿来找找看，估计几处尸体加起来有200多具。水利电力学院的同学还哭着说，他们学校女民兵横渡方阵在这次活动中几乎全军覆没。从他们的口中我才得知当天横渡长江的一些详细情况。

  那天出事的原因主要还是组织者缺乏经验造成的（与“百万雄师”不沾边），当时武昌江边聚集了很多人，除去参加横渡的人员外，还有万人以上的围观者。

  渡江指挥部位于江边一个临时搭起的高台上。渡江队伍的最前边是一幅巨大的毛主席画像，第二个方阵是十二块语录牌，一共有多少个方阵也说不清楚。

  按照惯例，每个方阵之间应当间隔一定的距离下水。而那天没有这样做。上午九时许，指挥者在台上朝天放了一枪，发出渡江信号，随后还吹起了冲锋号以壮声势。

  于是所有的方阵均由汉阳门江边的台阶向江中涌去，队伍越挤越近，挤成了一团，到了码头下台阶处，便由高处向下潮水般压下去，仪仗队一下被冲倒了十几人，从岸上看过去，人就像下饺子一样被后面的人推着往江里倒下去。前面的人还未游走，后面的人就整个身子压倒在前一排人的身上，所有的人就这样一排一排的压上去，再也收不住。许多人就是这样被后来人压在水底，既直不起腰，又无法游走，被活活憋闷而死，这也就是死者口鼻处有血迹的缘故。

  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我开始担心我们那9名同伴的安全，于是守着电话机不停地拨电话，但由于当年电话还没有普及，只有单位才有电话，一般家庭是没有电话的，所以只能是向各兄弟院校打听情况，最后毫无结果，而且我的那些同伴也无人打电话回来报平安。

  第二天早饭后，那九名老师和同学一个不少地都相继回到了住处，我心中紧绷着的那根弦才松了下来。原来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回家去了，害得我提心吊胆瞎操心。他们进一步向我叙述了横渡长江时的混乱情况。

  我们学校没有人参加横渡的方阵，开始他们只是在下水处的岸边看热闹。后来看到人像下饺子一样往江里倒，而且后面还不断地有队伍涌过来，再不离开就要被挤到江里去了，于是他们立即跳到一条停靠在江边的救生木船上。这时候有许多被压在水下的横渡者挣扎着探出头来，见到木船就一边大口喘气，一边试图爬上船来。于是木船向一边倾斜过去。船上有人大喊，快开船，快开船，船要翻了。于是船老大迅速地把船划离了这是非之地，大家总算躲过了一劫。

  船到江心之后，余BK扛着我们“北京机械学院东方红”的大旗，跳入江中踩水，让董老师照了许多照片。船总算划到了对岸，劫后余生的我的同伴们就赶紧各自回家向家人报平安去了。唯独把我忘到九霄云外。

  第二天早上他们乘轮渡返回武昌时，看到江面上还有漂浮着的尸体，猜想可能是被江中的什么东西绊住了，这时才浮起来。打捞尸体的人正在不停地忙碌着。

  这时候董老师拿出他那记录了珍贵历史镜头的照相机。由于相机是借来的，他鼓捣半天也打不开。那个年代相机属于高档奢侈品。我们一般人玩的多半都是120相机。135相机很少见，我完全不知道还有倒卷一说，我从他手里拿过相机，摆弄了几下就把相机盖子打开了。由于没有倒卷，问题很严重，董老师很生气——胶卷全部被曝光。这一珍贵的历史记录便在瞬间毁于我手——我成了“历史的大罪人”。好在大家都很通情达理，埋怨几句也就拉倒。

  “8.1”过后，事情越来越少，有人提出要走和工人阶级相结合的道路，杨YZ自告奋勇地到武汉锅炉厂设了一个联络处，把他街坊邻居中无学可上的“小弟小妹”们安排在那里“再就业”，帮他值班守电话机。当时武汉各工厂的生产已经停顿。“七上八下九走光，下午还要来喝酸梅汤。”就是最生动的写照（七点上班，八点下班，九点人就走光）。当然也是无事可干。当我们到武锅去“下基层”“和工人阶级相结合”时，看到“小弟小妹”们正打着“首都红代会”的招牌，手拎开水瓶打酸梅汤。

  而善于走上层路线的丁XL，则每天单独一人奔忙在武汉军区大院。据他说，他还曾经去过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和政委刘丰的家中。以致于到了文革后期，湖北各地揪“反党乱军分子”的时候，有外调人员找到李YX调查丁当年的情况，而李YX却苦于当年无人和丁在一起，而讲不出个所以然来。而我可以肯定的是，当时有许多人到军区去抢枪，丁XL是绝对没有干过那种事的。不光没干，他老父亲还深受其害。

  话说有一天早上他父亲——一名武钢的老工人——骑着自行车去上班。路上突然有个小伙子用一把手枪指着他的脑袋很“客气”地对他说：

  “老师傅，把你的自行车‘借’我用一下。”老师傅还算镇定：

  “‘借’自行车干什么用？”

   “我的手表掉到电车上了，我要到电车公司去找手表。”

    老师傅看见他的左手腕上有一块太阳晒出来的印子，感觉他没有说谎。当然不干也得干，他只好把自行车‘借’给了那位小兄弟。那位小兄弟骑出去没多远，就看见开来一辆电车。那年头武汉的公交车属于“稀有动物”，往往等一个小时也看不到一辆车，车来之后人们就一窝蜂地往上挤，有那高才捷足者，直接就从窗户翻将进去。最后几位实在挤不进去，就手扒车门挂在车外，而司机照样敢开，不开不行呀——除非他活得不耐烦了。至于电车嘛，由于车后有梯子可以爬到车顶，所以车顶上也常常会有几位老兄在那里“指点江山”，曾经有老外在长江大桥上看到公交车如此招摇过市，而向翻译打听这是在干什么。翻译一般都是由那些特别爱国之人担当，于是向老外解释说：   

  “这是在进行‘民兵演习’呢。”

  话说那位小伙子看见“稀有动物”来了，扔下自行车，跑到电车前边朝天开了一枪——乖乖还真是真家伙呀——可不是小孩子的玩具手枪！

  他大喊着要车上的乘客都下来——此车被“征收”了。乘客们不想下也得下，就像如今你家的房屋被征收了一样——在暴力面前，最好还是放乖一点。

  那位小伙子上车之后，对司机嘀咕了几句，电车就变成了他的专车，在大家的视线中绝尘而去。

  终于我们感觉在武汉已经无事可干，我们就都陆续返回了北京。这一次我们不用买火车票，而是到省高教厅去“借”火车票。这次的“借”与第一次串联时的“借”可大不一样。最终还是有人找到学校要我们还钱，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还好，头头签个字也就万事大吉。当然我们也可说是再次享受到了公款旅游。这么多人从全国各地涌到武汉，开销肯定不小，但却具有非常大的“政治意义”，那就是从内容和形式上都表明：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都是十二万分地拥护。后来有人在回忆中喜欢对那段历史说三道四，我想说，当年他可是连屁都不敢放一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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