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庄子 红卫兵小报漫谈（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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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小报漫谈之11：《文攻武卫》记录苏州战火

《文攻武卫》记录苏州战火

2010年11月的一天，我从北京潘家园书摊那里买到了全套的《文攻武卫》。
说《文攻武卫》，要先了解它创刊的历史背景。
1967年夏,红卫兵运动进入残酷的武斗阶段。7月22日凌晨，江青在接见河南省造反派代表时说：“河南一个革命群众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不能天真活泼，当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长矛，拿着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这是要吃亏的，革命小将要吃亏的。”这一席话受到造反派的热烈欢迎。《文攻武卫》报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创办的。
《文攻武卫》报，苏州市“文攻武卫”总指挥部战报主办（从第9号开始改由苏州市工学运动革命串联会“文攻武卫”总指挥部战报主办），1967年8月1日创刊。每期2版、4版不等（2版居多）。到1967年9月15日出至45号停刊。
这张报纸全面反映了江青号召“文攻武卫”后，“人间天堂”呈现的“人间地狱”的景象——
《文攻武卫》报第一、二号上发表了苏州市“文攻武卫”总指挥部的第一、二、三号通令，今天读起来仍让人感觉到当时的恐怖氛围：
1967年8月发布的第二号通令指出：

为适应当前“文攻武卫”的需要，防止联匪及坏分子混如我防区，并解决全市人年的通行问题，特通令如下：
自每日早晨五时至晚上八时，为正常通行时间。
自晚上八时至第二天早晨五时实行交通管制。在交通管制期间，必须凭特别通行证方准通行，希全市人民在这时间内不要随便走动，以免误伤和影响自卫战斗。
三、火线一般不准通行，特别情况由设防单位权宜处理。
四、我革命造反派战士和全市人民必须提高革命警惕严防联匪、九匪、百匪混入进行破坏活动。

同日的第三号通令说：

……二、粮食、武器等武卫物质，由总指挥部后勤组和军需组统一调配。没有后勤组和军需组的调令，有关单位不得擅自发放。
三、车辆由后勤组和个兵团严加控制，除运输物质、调防、通讯和必要的公出外，一律不得随便乱开，以节约汽油。
四、任何人不得了冲击商店、仓库，强行取走物质。发生上述情况，必需如数追回，并按情节轻重，严加惩处。……

这张小报上记录了8月苏州发生的大大小小数百次武斗事件，尽管是一派之言，仍可以让后人看到苏州当时的乱象，嗅到当时的血腥。

8月1日十梓街上走过一个化装成倒垃圾的奸细，当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要给他垃圾时，这个奸细拒绝了。那老太觉得可疑，连忙向我火线指挥部汇报情况，捕捉了这个奸细。（第6号）
玩火者必自焚。四日下午阊门外永福桥地区的联匪向我革派发动进攻，一公革会混蛋当场毙命，联匪在慌乱中打死了一个支派的宝贝儿子。（第7号）
七日晚化机厂十五名老保（系公安人员）携带6支冲锋枪，袭击为方训练队，“八七”战士傅XX、周XX身中数弹，当即牺牲，轧钢兵团一战士把土枪击伤眼部。清晨四时又打死一买煤球儿童。（第8号）
……
1967年8月25日凌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江苏调查组发布命令：“1、自8月25日凌晨1·30分开始，苏州全线停火。2、双方不准大枪，那一方开第一枪由那一方负责。”（第25号）
《文攻武卫》第26号（8月27日）报道：《联匪先开第一枪——7·25事件追记》。对方也指责说，是“革命串联会”一方先看第一枪。
枪声仍持续着，一个又一个生命消失了……
林彪语录“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完蛋就完蛋。咳！上战场，枪声一响，老子下定决心，死也死在战场上了”被谱成歌曲《在需要牺牲的时候》（人称“完蛋歌”），刊登在《文攻武卫》第30号头版，供武斗者传唱。
如今，这段历史没有几个人知道。没有人追究，没有人考证，没有人描述，大概也没有几个人感兴趣。
小报上还发表了批判迟浩田的文章（迟当时是苏州驻军的领导人）、漫画，刊登了《迟浩田的反动言行摘录》等。
这张小报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对研究文革、研究文革武斗、研究文革中的苏州战火，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苏州市工学运动革命串连会《文攻武卫》战报还创办了《文攻武卫画刊》，这是另一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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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小报漫谈之12：《四三战报》与四三思潮

《四三战报》与四三思潮
1967年4月，北京中学的红卫兵组织分裂为“四三派”和“四四派”。
“四三派”“四四派”的形成是中学红卫兵对联动、军训等问题的不同认识引起的。两派的分歧是：“四三派”认为必须彻底批判联动思潮；“四四派”则认为“四三派”不能团结大多数，批判联动思潮是矛头向下。“四三派”认为左派组织不能解散，要以左派为核心，实现大联合，在军训中许多中学革命组织被解散，中学军训两条路线斗争的纲提得不高；“四四派”则认为中学军训好得很。（《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2·9—1967·10）》，首都红代会部分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编写，1967年11月印。）
“四三派”与“四四派”在中学严重对立，展开了激烈辩论，诸如大字报战、广播战都用上了。两派分别创办报刊宣传自己、批判对方。四三派的报纸是《中学红卫兵》报、《中学论坛》、《四三战报》、《新四中》等，四四派的报纸是《兵团战报》、《三七战报》等，。许多时候，双方的辩论变成了谩骂。
《四三战报》就是在两派辩论中涌现出来的一份可以反映“四三思潮”的小报.
《四三战报》，北京东方红抗大电校（原北京良乡电校）《四三战报》编辑部主办。1967年6月11日出版第一期。这期报纸上，以主要篇幅刊登了《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署名“《四三战报》编辑部”，1967.06.11），集中反映了“四三派”政治观点，是“四三派”的代表作。据说，这期文章的作者是张祥龙。北岛在《北京四中》说：“作者张祥龙后来成了我的朋友，他哥哥张祥平是新四中公社的笔杆子。”
《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发表后,引起很大争议，受到“四四派”的批判，像《兵团战报》等都刊登文章对它进行批判。
一般认为，《四三战报》出版第一期后就停刊了。其实不然。《四三战报》7月25日出版了第2期。第2期《四三战报》刊登了《为了从根本上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一文，称《论新思潮》为“不成熟的习作”和某些提法“不合适”。这期《四三战报》是16开打字油印本，发行量不大,流传下来的比较少，所以有人就认为《四三战报》创刊号即停刊号。

附录：《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全文：
《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
中央首长的四·三讲话把“四·三”、“四·三派”、“四·三思潮”这些名词带入了中学的政治生活。
许多人为了驱逐“反动的四·三思潮”而结成了神圣同盟。
有人为了攻击对立面而甩给后者以“四·三”的帽子。
然而，四·三派却在一片嚣闹声中逐渐形成公认的势力并比任何一种势力都富有生气，富有革命精神，富有组织纪律性地成长起来。
关于四·三的神话可休矣！
现在，是我们公开申明一些实质性问题的时候了！
一. 特权人物和人民
社会主义国家之前的一切统治阶级都是特权人物。无产阶级专政之前的历史上每一次大的社会变革都相应地伴随着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即把社会上的财产和权力重新分配给某一些人，而每次分配的结果，都是使统治阶级──代表少数人的阶级占了绝对优势，使他们掌握了社会财富和政治权力。而这些人从他们登上政治舞台第一天起，就同广大劳动人民存在着矛盾，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随着再分配日益趋向统治阶级的继续进行，这种矛盾逐渐尖锐，两极分化突出，于是发生一次大的变革，再一次进行大规模“再分配”。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使自己在财产和权力方面占了优势，由于无产阶级的地位决定了它必须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所以这次的再分配实际上体现了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它应该保持到共产主义的实现。
但是，社会主义社会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制度，法权残余不可能一下子消除。所以这些再分配并不理想，仍然使财产和权力暂时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当权派手里。这时就出现了远比其他历史时期复杂的局面：社会上较次要的矛盾当然还是再分配后被打倒的阶级同统治阶级的矛盾，例如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同地富反坏右资的矛盾；而社会上的主要矛盾则不能简单地按掌权的人与人民的矛盾来划分了。必须加以分析：
（1） 真正代表无产阶级也就是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当权派，分配在他手里的财产和权力是公有 的，他只起一个暂时代替掌管的作用。并且他们将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通过一次次“较和平”的再分配──这必须用一系列的革命化措施及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来保证──逐步缩小各种差别。最后达到财产和权力的真正公有。显然他们在社会主义时期中将采取一个又一个的变革行动来促使财与权的公有化，这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革”的实质。
（2） 逐渐蜕化的当权派。
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还有巨大能量，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无时无刻不在腐蚀人的灵魂的情况下，蜕化是很有可能的。何况“挟重器”（指掌权力）的政治经济地位唤醒了许多人头脑中本来就有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同时这个引人注目的当权派地位是阶级敌人进行和平演变的主要目标。所以只要稍微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看不到历史的辩证法，就会陷入被动。可以断言，不仅这一次，而且今后几次文化革命都必然要揪出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些蜕化变质的当权派和本来就是投机革命分子，他们手中暂代管的财产权力逐渐不受人民支配而变为私有，为他们及他们的家庭、子女和反革命复辟集团服务。这样逐渐形成的特权人物，象各个历史时期一样地与广大劳动人民构成了今天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很显然，特权人物竭力避免再分配，再变革，这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保”的实质。
资产阶级初期有过很强的革命作用，而上述特权人物从一开始就带有很强的反动作用，因而他是腐败了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在今天利益的集中代表，他竭力阻止历史的再分配──这个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革命进程。文化革命就是这种主要的阶级矛盾、“革”与“保”的矛盾的爆发。
广大劳动人民是欢迎再分配的。是站在“革”一方面的。但鉴于四旧的影响，也因其他地位的不同而表现出程度不同的要求。
必须指出，刘邓路线在某些群众中得以推行，除了某些人的地位之外，重要的是运用了资产阶级思想的能量及群众中应用科学理论──毛泽东思想指导的不够。
二. 四·三思潮是新思潮
如果我们仔细地观察和审查一下中等学校四·三派的成员，（当然不可能是全体）就会大吃一惊地发现他们正是前面所谈的对再分配有最激进要求的那一部分人！这个结论恐怕有些四·三派的同志都感到偶然，但是在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马列主义者看来，这实在是必然的。正因为如此，中学里第一次的阵营分垒就如此鲜明，而且还导致了大专院校表态的吻合：响当当的造反派支持四·三，“温存的”老保支持四·四。
所以，四·三派就必然对毛主席领导的文化革命有着朴素的理解和热望并很快上升到自觉的认识。四·三思潮也就代表了一种与历史发展紧紧相扣的生气勃勃的新思潮。它与反动的抵制分配的联动思潮水火不相容，并以最激进最彻底的姿态投入战斗。它是最令特权人物感到恐惧的势力。
四·三派──老造反派们在八月份敢于抵制血统论，十月份猛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十二月份激烈地 与联动血战，一月份毫不含糊地向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而一些半工半读和中专学校的四·三派，则大反校党委内的黑帮分子，大反工作组，大反伪革委会，大反各部、局内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少人曾被反动路线打成“反革命”。这两种情况无一不是体现了以上的结论：促成财产、权力的再分配，促成社会的革命变动，打碎特权阶层。这种不断地要“革”，要向前，要提高的奔放的力量也体现到军训中，他们要求提高班级大联合，要提高军训的水准，提到更加适合于再分配的高度，而不使之降到“复旧”的程度，这与红旗第五期社论及4·15人民日报社论是完全一致的。
有人攻击四·三派是反解放军，甚至是靠反解放军起家的，这种论调是对一个问题的性质没有起码的判断并对一个连续的过程没有丝毫了解的谬论。
顺便提一点，署名李××的三月廿七日的讲话有严重的错误，体现了一个“干部子弟要掌权”，即再分配的被动势力（当然不完全是）要掌权的精神。因为这次文化革命就是要解决一小撮特权人物同人民群众的矛盾，而特权思想在一些高干及其子女中颇有市场，它的作用比地主资本家的反动思想所起的作用还要坏，因为现在社会上的最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同特权人物的矛盾。同时辩证法也惩罚了那些自认为“红透了”（其实家庭影响并不好，因此毫无准备与抵抗力）的特权人物子弟。他们一向以挂着“老革命”招牌的特权人物而自命不凡，一旦“老革命”成了“反革命”，即将失去特权“天堂”的时候，他们就出自没落阶级临灭亡的愤恨而对革命势力疯狂反扑。所以，四·三派批判这种特权思潮仍然是如前所述的新思潮的反映。
总之，四·三思潮是一种充满了革命的、斗争的因素，从而不断飞跃，突变的新思潮。我们欣喜地看到四·三小将具有最新鲜的政治头脑，最焕发的精神面貌，可以不愧地说，他们集中了毛泽东时代的青年的最优秀的因素！在这次文化革命中，只有他们掌权，才能向解放全人类的方向发展，才能真正把毛泽东思想传播开来，也才能完成第一次文化革命所应该完成的再分配任务。
三. 文化革命中的思想分裂
历史上每一次的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都要引起思想上的分裂。无比深刻的文化大革命当然毫不可免，它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撕去了在“和平时刻”可以遮颜的虚伪的面纱，几乎每个人都在这个大舞台上奔忙起来，全国各地毫无例外地都出现了那么几派：一些不可一世的大人物和天经地义的传统观念一个个被否定，而许多“异端邪说”居然正确。
四·三思潮是先进的，它不是一个孤立的事物，在大专院校，在北京，在全国都可以找到它的同胞，虽然开始时都是弱的、小的、被多数人反对的，但它代表了社会的发展方向。
联动思潮是彻头彻尾反动的，它用特权人物的和没落阶级的眼光来看待一切。
保守派所代表的思潮是想维持现状，对革命形势的发展很不理解，他们只看到眼前的一点利益，却看不到在旧世界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世界是何等壮丽辉煌。所以他们常常不自觉地充当了旧势力的卫道士。
一个人选择什么样的观点，是与他在这次再分配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因之带来的态度密切相关的，（当然不是全部，因为思想上的改造也会反作用于社会存在）所以对犯错误原因的种种唯心解释（如阶级感情深）及不顾是否能担当重任而要求掌权的作法都是不正确的。
必须指出：分久必合。当再分配接近尾声并将以新的分配法则相对稳定一段时期的时候，必将有一个思想吃掉一个思想的局面，如果怕被吃掉，不投降，就会走向反面，以至象历史上某些革命行列中由于观点的分歧而堕入反动的人一样被抛进垃圾堆。而且，在“一次”再分配中，思想的发展也是按照“一个”规律进行的，这一个基本上（包括革命动力、对象）是完整的。如果依了什么“左派分化论”、“新阶段论”、“每个转折点都要重新组合”的观点，就等于说这次再分配没有它的阶级基础。实际上只有两个可能：（1）按照这次文化大革命以来的规律前进一步。（2）本来前进了一步，但在“新阶段”中又退了回去，甚至退得更多。
还应指出：不但这次再分配必有缺陷，而且即使是正确的也必然又有分化。所以，合久必分。但现在我们已经对第二次文化革命有点看法，即那时的造反派必是当时迫切要求再分配，向当时的资产阶级特权人物猛烈冲击的激进势力。而不一定是现在的四·三派了！反之，在四·三派充当重要突击力量的时期，必属于这一次文化革命。所以说掌了权的革命造反派务必充分注意，一定要不断前进，让毛泽东思想占领灵魂深处，不然辩证法的惩罚将是同样无情的。
四. 四·三派的几点政策和一些问题的看法
前面讲的“分久必合”，可以从两方面来说。一种是思想上，指先进思想吃掉反动的保守的思想，这一点在一些左派强大的单位已完成了大部分，在落后的一些单位还有待努力。另一种组织上，指革命造反派从人数上占绝对优势。这里可以指出一点，即在一些思想上左派已占优势的单位，保守派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或不愿参加造反派，这时再对他们施加压力甚至武斗是毫无意义的。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同他们合并（但必须保证左派掌权）并准备进行下一次的思想斗争，因为在不少单位需要尽快联合。
但是思想斗争绝不能放弃，一定要让毛泽东思想占绝对权威，让保守派从思想上投降。一些人打着“解放全人类”的幌子，却干着压迫革命小将而纵容联动的勾当。革命小将要彻底批判联动思潮，要让犯错误的同志从思想上而不是从形式上新生，这才是真正的解放全人类的气魄，而决不象那些连革命同志都容纳不了的最大分裂主义者所说的“关门主义”。
目前，一个新的问题，就是以前犯过错误的“老”红卫兵和联动老百姓，正大批地站出来投入运动，这是好现象。但必须指出，要站出来革命只有从跌倒的地方站起来。这些人，以前犯错误就是因为他自认血统高贵，脱离群众，现在唯一补救方法就只有到群众中去，到革命造反派中去，大杀回马枪，这样完全可以成为坚定的革命造反派。实际上也有不少“老”红卫兵这样做了。可是，我们还必须清醒地看到，一些联动分子把毛主席对他们的宽大，认为有机可乘，于是拉起人马，向造反派夺权。一些貌似岸然的先生们却还在为他们唱赞歌，双手把权送过去。而革命造反派对这些顽固分子，只有坚决斗争，没有一点回旋的余地，权如果落到了他们手里，随之而来的必定是法西斯的白色恐怖和对革命造反派的阶级报复，必是历史的大倒退。
一些联动分子在军训上大作文章，说革命小将“反解放军”“反军训”。同学们大概还记得，毛主席派来的解放军进校时，是谁最欢迎！谁最支持军训？谁最积极参加军训？是革命造反派！当军训一段时期后，由于一些解放军经验不足，出了一些问题，革命小将本着对革命负责的态度，对军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然有些方式不对！）这更充分表明了革命造反派是真正支持军训的。可是一些联动分子，在军训开始时，抵触军训，在军训进一步提高时，他们又跳出来，打着“保卫军训成果”的幌子，极力把军训往后拉。
中国反对再分配的最大人物是刘少奇，所以对他的批判是极其重要的，是占这次文化革命很大比重的，同时通过对他的批判，可以从根本上粉碎反动的特权思想，解放大批干部和犯过错误的同志，这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中重要的一环。
革命造反派是中学红代会的当然主人和中坚。遗憾的是，现在某些核心人物利用革命造反派给予的权力反过来打击革命小将，压制民主，制造分裂，这种“复古”现象决不能允许长期存在。必须指出，其中某些人本来就不是什么革命者，而是破落户的飘零弟子，是再分配中的被动角色。
矛盾永远存在，新思潮在这个问题上战胜了、统一了，还会在更新的问题面前与保守势力形成不同看法。可以预计，今后在干部问题、教育革命问题上必定会有斗争；为了使文化革命不半途而废，代表新思潮的革命派就更不能轻放了“权”！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开了，且大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于湘江两岸了！顺它的生，逆它的死，如何承受它？如何传播它？如何研究它？是我们全体湘江人民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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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小报漫谈之13——《工人造反报》

    《工人造反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主办。1966年12月28日创刊，1971年4月15日停刊，共出445期。另外，还出版了无期号的联合版、号外、特刊、专刊、增刊、传单、传单汇编、学习资料等。
    《工人造反报》是对开大报，通过邮局发行，是文革中影响很大的群众组织报纸之一。它在全国文革小报中，创刊并不早，但发行时间最长，出版期数最多，发行量也比较大，据说从创刊初期发行3万份到最多时发行64万份，增刊最多时达105万份，超过当时《解放日报》的发行量。该报当时被称之为上海的“三报一刊”（《解放日报》、《文汇报》、《工人造反报》、《支部生活》）之一。上面发表的许多文章，被《人民日报》或《红旗》杂志转载，有的成为上海各级学习的必读篇目。外省市造反派常常将《工人造反报》的动向作为造反派下一步的行动方向。
    1968年下半年，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被收回，全国各地群众组织报刊相继停办。唯独上海《工人造反报》继续出版发行，外地对此意见很大。张春桥多次指示《工人造反报》停刊。王洪文一拖再拖，希望能保留这个舆论窗口。直到1971年4月，才不得不停刊。
    1971年4月15日出版的第445期是《工人造反报》的谢幕号。这一期报纸的头版头条刊登中共上海市委员会1971年4月9日《关于加强上海报刊工作的决定》，其中说：“经过反复酝酿，市委决定《支部生活》、《工人造反报》自四月中旬起停刊，集中精力办好《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工人造反报》编辑部在一版刊登表态文章：《坚决拥护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加强上海报刊工作的决定》（1971年4月14日），宣布“《工人造反报》到本期止终刊”。至此，红卫兵、造反派等群众组织报刊全军覆没。
    《工人造反报》是了解上海文化大革命历史进程的重要文献。
    目前，世上流传的整套的《工人造反报》，不会很多。记得2009年11月，孔夫子旧书网上有人卖1—445期（中间缺几期），开价48000元，不几天，就被人买走了。笔者通过孔夫子旧书网上从上海一书贩手中购到《工人造反报》100—445期（连号），同时陆续收集100期之前的《工人造反报》，目前还缺一些，也快凑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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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小报漫谈之14:湖南“省无联”的《湘江风雷》

1967年10月11日，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省无联”），发出《关于成立“省无联”的公告》，宣告成立。这个组织由“湖南红旗军”、“湘江风雷接管委员会”、“高校风雷”、“红中会”、“东方红总部”等发起，是一个松散的极左派组织负责人的联席会议。一些年轻学生常常借这个联委会发表一些激进观点甚至“反动”言论，它的代表性观点集中反映在《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关于目前湖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若干问题》（1967年12月21日）、张玉纲撰写的《我们的纲领》（1967年12月16日）和杨小凯的《中国向何处去》（1968年1月12日，征求意见稿）中。他们要求“推翻旧的特权阶层”，“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提出重新建党、重新建军、重新建国，并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周恩来。“省无联”的观点不仅挑战了1949年以来建立的基本制度和基本体制的合法性，也违背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因此党中央认定他为反革命组织。1968年1月19日，康生说，“省无联”是大杂烩，是极左思潮，比“五一六”和“联动”还反动。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宣布取缔“省无联”，在全省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批判“反革命大杂烩组织‘省无联’”运动
《湘江评论》是“省无联”的机关报，创办于1967年11月1日，共出5期。
造反派在《反革命大杂烩‘省无联’喉舌——评论出笼经过》一文中对这份小报的出版进行了详细的考证。资料难得，抄编如下：
1967年10月4日，“省无联”开会，提出要办一个机关报,取名《湘江评论》。“省无联”不好讲的话,由《湘江评论》来讲，但《湘江评论》不打“省无联”的牌子，作为“省无联”的附属机构,以便将来出了问题,由《湘江评论》的编辑部自己负责。《湘江评论》编辑部最开始设在省人委二栋,后迁到“省无联”总部——公安厅招待所四楼.在这以后，还附带办了一个《湘江评论》的附属刊物动态报《湘江通讯》（由红中会三中马某某负责），工出六期。《湘江评论》第一、第二期由周一知、刘荣华、孙君森负责组稿、联系印刷等项。第一、二期的经费是由柳梅海带头拿出六十元,以后个组织先后凑钱,作为印刷费用，在湘中印刷厂排了两版,在人民印刷厂排了两版。第一期在人民印刷厂印的,刊头是由《湘江评论》省直勤务战的朱悦要人代制的。第二期是在人民印刷厂排的版,在含光彩印社印刷出版的。从第二期起, 刘荣华脱离《湘江评论》，张玉纲开始插手,并负责《湘江评论》的整个工作。在本周国辉、张玉纲极其黑后台的指使下,正式公开以“省无联”的机关报的名义出面活动,并组织以张玉纲、周一知、李祝双等为首的《湘江评论》编辑部。第三期是在人民印刷厂排的版，在含光彩印社印刷发行的。第三、四期的办报经费全部由矿冶井冈山公社负责。《湘江评论》的第五期是“省无联”红总顽固分子在六中刻写油印出来的。（《湖南简讯》第68期，1968年2月28日。）
据笔者保存的资料看,《湘江评论》第一期，11月1日出版，主要刊登了《工联解散内幕》、《为9·30声明叫好》、《9·30声明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香花》、《省无联排斥了工联吗？》。第二期,出版于12月1日,主要刊登了《彻底批判二月逆流，迎头痛击十月逆流》、《为建立革委会而斗争》（即11·30声明，据说这篇文章的原名为《炮轰省革筹》）等。第三期出版1于12月26日,主要刊登了《决定》、《湘江风雷向何处去》、《机会主义的乏走狗红戈》、《一二·二五大会致敬电》等。第四期出版于1968年1月21日，发表了《彻底埋葬市革筹》、《坚持省无联革命大联合的方向》、《热烈欢迎“省无联工”诞生》、《再论湘江风雷向何处去》等。第五期出版于1月27日，在中央对他进行批判的情况下,这一期的出版显然遇到了困难,所有变成油印版,其中刊登的主要内容有:《告革命读者书》，《芙蓉国里进朝晖——省无联战旗永不倒》、《把省无联战旗抗到底——代关于时局的声明》等，进行最后的挣扎。
周恩来多次批判《湘江评论》这张小报。
1968年1月24日，周恩来说：我们更愤慨的是,他们利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五十年前的《湘江评论》名字，把发刊词上的几句话也用在上面。这个《湘江评论》怎么能够承认?他们已经出了四期,从去年十一月一日出版到现在已八十多天了,我们才发觉，说明我们落后了。（《湖南简讯》第61—62合刊期，1968年2月3日。）
1868年2月1日，周恩来说：《湘江评论》第一期十一月一日出版的,（你们）没有反映。第三期是画报纸印的,印得更华丽，套红的，在长沙公开印发，没见革筹小组想我们反映。……“省无联”公开出报纸,公开在大街上贴保育,……你们反击连名都不敢提,还是某某联,太软弱无力。……在全国，反革命公开出报纸的只有长沙和福州，福州敢反他、批判他,而湖南连反对他也没有。（《湖南简讯》第65期，1968年2月17日。）
周恩来说的福州的“反革命公开出的报纸”是指福州的《北京》，笔者以后会专门谈到这份小报。
中央给“省无联”定性了,中央领导点名批评了它,《湘江评论》自然性命不保,在劫难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