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成望 一位贵州老人的自传：人生不过几件事情（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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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光辉灿烂的新时期不可避免地必然到来”
　　
　　“七人大字报”自1976年1月初动笔起草，至3月初修改定稿，历时50天。这份长达3万余字的大字报，包括序言和结束语，共分8个部分。它从理论到实践，集中阐述了这样一个基本观点：中国到了非实现现代化不可的时候了。
　　
　　《序言》和《结束语》，非常明确地提出了这个观点。
　　
　　《序言》中写道：“调整我们的战略重心，把主要精力放到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方面来，使我国经济提高到世界先进水平……这乃是我国在目前时期的首要问题和中心任务。”
　　
　　《结束语》中写道：“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和最根本的利益，只能而且必然是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现在，彻底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社会生产力，全面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文化的现代化——历史已经把这一个伟大的任务再度提到了一切问题的首位。”
　　
　　大字报的作者相信：“我国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我国正在开始一个伟大的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我国人民盼望已久的现代化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将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里建立起来，几千年来未被抛弃的手工业生产方式将和锄头一起放到历史博物馆里去，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将在这个历史时期变成全体人民的幸福乐园。”
　　
　　至少在当时，这个呼唤现代化的基本观点，应该说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大字报本身的结构表明，它包含三个层次的思考，同时也就建立在三个重要前提之上。
　　
　　其一，理论思考。第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原理》指出，“在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的实践之间，是有着重大差别的。”这就是：“迄今为止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并不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所说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而是由小生产占优势的尚处于发展之中的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但是，“无论各个民族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会有怎样的区别，代替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本身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只能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化生产和更强大的社会生产力。”
　　
　　其二，历史思考。第二部分《我国历史的发展特点》中写道，“与欧洲中世纪的农奴制有着重大区别的中国专制封建主义，统治中国达二千一百余年之久”，这个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是中国农民的小生产经济”;而自1840年以来的“旧中国”，也仍“是一个小生产占优势的落后国家”。因此，在中国的历史遗产中，“最严重的问题不仅在于使小生产者摆脱中国的传统观念，而且还主要在于手工业经济过渡到现代化的大农业经济和大工业经济。”
　　
　　其三，政策思考。在回顾了1949年以来的党的路线变化之后，第五部分《目前形势和新的历史任务》指出，“我国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不能不把主要精力和战略重心放在为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而进行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方面。因而，我国在这段时间内，并没有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我国现在还是一个经济上比较落后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能否“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文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却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命运的决定性关键”。
　　
　　这些论述无论是否充分，现在读来总是有些乏味。然而在20多年前，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个年代，它的确像是“修正主义”的“奇谈怪论”。事实上，直到撰写大字报时，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会被提上议事日程。当年的大字报作者，也这样表示了极大的不安和忧虑：“我国能否在下一次战争来临之前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呢？”
　　
　　虽然如此，大字报的基调始终是乐观的。它相信并预言：“更加光辉灿烂的新时期不可避免地必然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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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卑未敢忘忧国
　　
　　“七人大字报”因7人署名而得名。这7人中，年龄最大的李洪刚30岁，最小的陈明云25岁，当时都是普通的青年工人。他们来自社会底层，并曾有过一段或多或少坎坷的生活经历。
　　
　　这7人本不相识。但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即差不多都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又都属于被称为“老三届”的那一代人。无论怎样评价这一代人，它都像那个怪异年代一样，有其深刻的时代特征。他们曾经狂热般冲动，或者在学校充当“革命小将”，或者到农村成了“下乡知青”。曾经痛苦地思索，或者踟蹰河畔惘然叹息，或者踅入隅室闭门读书。自然，每一代人的遭遇都很特别，20世纪的同龄人既能当大学者，也能做革命家。老三届的特别之处却是：本该念书的年龄丢失了学业，待到竞争的盛世又过了年龄。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悲剧性的一代人。他们是政治运动的产物，而不是经济潮流的宠儿，即便后来“这些历史的牺牲品默默地成了历史的修补者”(余秋雨：《文明的碎片》，第266页)，他们中的大多数也注定走向迷失。
　　
　　大字报的作者大体就是这样一些人。
　　
　　郭成望、王大卫，算得上是早期知青。贵阳也与一些省会城市一样，早在“文革”之前，就有青年学生响应号召上山下乡。1964、1965两年，全市先后两批共800余名高初中毕业生，离开城市到了农村。郭、王即属第二批，初中毕业后，于1965年8月被安置到贵阳郊区的孟关公社插队落户，成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农民”。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曾是这批知青的诚挚愿望。但甚至刚到农村，那种梦幻般的景象就已开始消失。郭成望所在的贺六寨，与其他村寨没有什么不同，都是相当典型的传统农村。虽然这个村寨的布依族农民，也像其他村寨的汉族农民一样，经过合作化到公社化，都成了公社社员。然而，正如后来的大字报所写道的：“由个体所有制到集体所有制的变革本身，不可能改变中国传统农业的手工生产方式，这种使用锄头和耕牛的手工生产依然是现阶段我国农业生产的基本形式。”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仅是传统农业的落后。这个村寨除了种植水稻等粮食作物外，几乎没有称作“副业”的其他收入来源。农民辛苦一年，一个劳动日最低的年份仅值0.17元，最高的也不超过0.40元。十七八岁的知青就更苦了，挣的工分甚至养不活自己。首先不是发展，而是生存，这—简单事实就动摇了知青们的信念，“建设”激情也演变成了返城渴望。
　　
　　李洪刚等5人的情形稍有不同。“文革”初期，他们都是贵阳一中的在校学生，有的读高中，有的读初中。这5人都不曾当过知青，但有一人，来自距贵阳100余公里的鸭池河山寨，他就是李洪刚，1963年考入贵阳一中高中部。1966年，眼看着就要走进大学的殿堂，“停课闹革命”的通知，却永远改变了生命的历程。他们与当时的几乎所有在校学生一样，还来不及思索可能发生的一切，就成了“造反有理”的“革命小将”。而且，在那“闹革命”的潮流中，还都当了或大或小的红卫兵头头。他们也与这一代的多数人相似，既参与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又目睹了瞬息万变的“一派大好形势”。而一旦从噩梦中醒来的时候，已经是远离潮流的局外人了。
　　
　　也许是巧合，1969年8月前后，这7人同时进厂当了工人。其中3人各在一个工厂，另外4人则在同一工厂同车间——贵阳制药厂驱蛔灵车间。更巧的是，这4人中的李洪刚、郭成望，不但在同一宿舍住了两年，还有过多次工种变动：披上白大褂当了制药工，穿着“再生布”成为锅炉工。在制药这个原本不算笨重的行业中，锅炉工说得上是地道的产业工人。更何况，那是全靠手工操作的立式锅炉，每班两人8个小时的拼命干活，也满足不了整个车间的一半生产需要。体验过农业的落后，如今又体验了工业的落后，自然也有理由不止一次地提出这个问题：我们什么时候能够丢掉这样的锅炉呢？
　　
　　工作之余，便是读书，当然也经常在一起交谈对形势的看法。中国如此落后，何以总是“抓革命”而不是“促生产”，即是经常议论的话题。不能不说，来自社会底层的生活经历，使得他们对于中国的落后，有着相当痛彻的感受;对于中国的发展，又有着相当热切的期望。其实，社会底层的人们，都可能有这样的感受和期望。尤其是在1975年初的四届人大召开之后，这些感受和期望，还很自然地表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社会要求，而且越是漠视和压制这种要求，希望表达的情绪就越是强烈。
　　
　　1975年年末，邓小平主持的整顿工作被迫中断，中国再次面临“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国人民再次感到失望的同时终于积酝了怨恨。也就在这时，由李洪刚牵头，开始酝酿联名写一份大字报表达自己的看法。7人出身低微，也没有任何“后台”支持，只阐明实现现代化的观点而不提反对谁，就成为明智的选择。执笔起草的任务，则由此时已调入贵阳制药厂子弟小学当教师的郭成望承担。1976年1月，在北京人自发地“十里长街送总理”时，“七人大字报”已有了初稿。当时7人不曾料到，一场全国范围的群众自发参加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正在酝酿、正在兴起。更不曾料到，贵阳如此远离北京又如此靠近北京，大字报一贴出，就不再是孤立事件，而已不可避免地汇入了以北京“四五”事件为中心的“四五运动”。
　　
　　其实，无论全国各地的零星抗议，还是祖国首都的“四五”事件，都是“人民的要求和需要的自发的不可遏止的表现”。（金春明：《四五运动述评》，《党史研究》1984年第5期）当时的7人，不过是有幸却无意识地参与其事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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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是一个多方面的变化过程
　　
　　1978年，同样是中国当代史上值得记住的一年。
　　
　　这一年，对于“文革”中乃至“文革”前遭受的人来说，是获得平反昭雪的重要一年。在贵阳，自5月底开始，国家贵州省委派出省委调查组，对“七人大字报事件”进行了调查。随即，继6月26日在揭批“四人帮”大会上为大字报恢复名誉之后，8月18日，国家贵州省委又在贵阳市召开6万余人的揭批“四人帮”大会，正式地、公开地为“七人大字报”及其作者平反。（《贵州日报》1978年8月19日）与此同时，7人中有3人被调离原工厂，重新安排了工作。郭成望调入省委办公厅，李洪刚到团省委，黄维鸣到贵州日报社。9月24日，在贵州视察工作的王震副总理接见了大字报的作者们。这是对“七人大字报”的再次肯定，同时也为“七人大字报事件”划了句号。
　　
　　而对中国来说，1978年则标志着一个新的时期的开始。这一年年底，国家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决地、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正式地、明确地决定“实行全党工作中心转变”，及时“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全局性的历史性的根本转变。毫无疑问，中国当代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现代化，不但启动艰难，起步迟缓，而且时断时续，步履蹒跚。如今，好几代人的梦想终于有可能成为现实，人们终于有可能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更重要的或许是，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中国的现代化被赋予了日益广博而深刻的内容，而不再是以往那种主要甚至仅仅关注生产力的“四个现代化”了。
　　
　　这无疑是当年的大字报作者始料不及的。
　　
　　其实，“七人大字报”只是过去那个年代的产物。除了当时不得不说的那些话以外，大字报本身就有相当明显的局限性，它没有也不可能提出“四个现代化”以外的那些现代化因素。而这些因素，无论在以前还是以后，至少具有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意义。有关现代化的研究已经表明，现代化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多方面的变化过程，它涉及人类思想和活动的一切领域。经济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便是受到广泛关注的两大领域。而每一领域，又包含若干现代化的重要因素。比如，政治现代化包括：权威的理性化，政治功能的分化和各种组织的专门化，政治参与的大众化，等等。某些因素还被视为现代化的重要特征甚而界定性因素，在认同程度和组织程度都很低下的新旧群体中产生内聚性、组织性和群体意识，就是这样的因素之一。很显然，当年的大字报不可能涉及这些问题。
　　
　　自然，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已经并将有更多的人们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至于当年的7人，作为整体早已不复存在，作为个人也早到了“知天命”之年。而作为大字报作者，就像“七人大字报”连同那个年代一样，也永远地过去了。
　　
　　不过，只要中国还没有真正地实现现代化，现代化这一来自社会底层的呼唤，就将继续存在。
　　
　　
　　注：“七人大字报”的7人现状是，李洪刚任贵州省城调队队长（副厅级）;叶忠源任贵州省检察院技术处处长;黄维鸣已从贵州日报停薪留职;郭成望现已从贵州省工商局提前退休（退休前任工商局办公室主任）;王大卫任贵阳市史志办副主任;陈明云任贵州省老干部局办公室主任;卢炎任贵阳家用电器厂厂长。
　　
　　郭成望2008年11月18日注：这篇文章是从网上下载来的，上面的注是《当代贵州》的编者加的。现在的7人中，除了郭成望，李洪刚以及王大卫也已退休。
　　
　　文章来源：《当代贵州》199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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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继续读书
　　
　　在贵阳制药厂当工人时撰写和张贴七人大字报，那是我和另外6个人的志愿选择，在我的一生中，还是超出个人读书范围之外的一次选择。但是七人大字报一贴出，就不像读书或写文章那样可以由自己来控制。对我们几个人来说，它和它的作者的命运不是自己能决定的，我们不知道有什么结果。
　　
　　不过很快就有了最初的结果，北京“四五”事件之后，我们被分别告知自己写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大字报”。在当时的特定情况下，这其实是可以预料到的不算最坏的对事而不对人的结果。正如我在回忆七人大字报事件的文章里所写的：1976年5月25日，国家贵州省委迫于当时的形势，将大字报定性为“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折中主义诡辩论”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大字报”，要7人所在单位进行批判和对有关人员进行调查。
　　
　　按照这一要求，我所在的贵阳制药厂有过几次批判，但不是批判人而是批判大字报。有关部门也对我们几个人进行了调查，不过主要是找我们分别谈话，并没有对我们采取什么严厉的措施。尤其让人放心的是，在最初的几次批判和几次调查之后，我们不再受到任何盘问，仿佛事情就此结束。
　　
　　我们当然清楚，既然写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大字报”，事情就还没有完结。对大字报的这种性质认定并不是开玩笑的，它始终是悬在我们头上的一把剑。然而我们自己无法改变这一结果，上面也暂时搁置不去管它了，于是我们几个人陷于忐忑不安的等待中。究竟等待什么呢？最坏的结果自然是对人采取某种严厉的措施，最好的结果当然是重新认定大字报的性质，摘去头上的那把剑。其他还有什么可能的结果，那就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力了。
　　
　　在这样的不安的等待中，我自己却有些意外地收获了第一次恋爱和第一次婚姻，并且也是我这一生中惟一的一次恋爱和一次婚姻。我在贵阳制药厂子弟小学认识的那位女老师，恰好在1976年5月大字报被定性之前，接受了我对她的苦苦追求。然后在大字报被定性之后，她也没有反悔，反而正式开始了我们有点算热恋的过程。彼此不想放弃的我们于1976年12月结婚。
　　
　　但在结婚之前的1976年10月19日，我被工厂领导调离贵阳制药厂子弟小学，后又被安排回去烧锅炉。不像上次是我要求去当老师，这回是厂方要求我重新当锅炉工，而且工厂领导根本不听我的申诉，自己当时有一种此一时彼一时无可奈何的感觉。工厂领导是怎样考虑的至今也不清楚，不过自己觉得一定和大字报有关，它使我必须忍耐一切接受一切。
　　
　　其实那时的形势正在变得明朗起来，我们都开始相信，重新给大字报定性只是早晚的事情。尽管个人的命运谁也说不清楚，至少都在等待那个时刻的到来，等待上面为大字报恢复名誉。特别是在锅炉房里的我，由于已经结婚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尤其希望有个新的结论以便离开锅炉房回到学校。
　　
　　等待两年多的时间后，那个时刻终于被我们等到了，那是在1978年。
　　
　　记得这一年5月底的一天，心事重重在锅炉房上班的我，穿着既破旧又肮脏的工作服，被突然召唤到工厂的一间办公室。面对几位很严肃的人，回答他们提出的关于七人大字报的各种问题。后来得知，他们是国家贵州省委派出的省委调查组，其中一位姓何，负责调查七人大字报的整个事情。
　　
　　这次个别问话之后，我们7个人又多次被分别叫到不同地方，说清楚了当时发生的情况。我自己还把小心保存的大字报的底稿，以及写大字报的一些资料，全部交给了省委调查组。后来猜想，所有这些材料大概都放在“七人大字报事件”的档案里。但是当时我们首先想到自然是，既然已经开始调查，那就表示这个事件到真正结束的时候了。这也正是我们所期望的。
　　
　　实际情况果然如此，而且事情的发展其实比我们自己想象的更快也更彻底。在1978年6月26日和8月18日，国家贵州省委先后两次在贵阳市召开了揭批“四人帮”的大会，并在会上正式地、公开地为“七人大字报”恢复名誉，从政治上给它和它的作者平反。与此同时，国家贵州省委还下发了正式的省委文件，即《国家贵州省委转发省委调查组“关于七人大字报事件的调查报告”的通知》，正式撤销过去省委给大字报所作的错误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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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重新评价的结果与我们的期望是一致的，甚至也是预料之中的最好结果。没有预料到的是，我们7个人中有3个人很快被调离原单位，重新安排了各自的工作。我自己是在1978年7月17日，也就是在国家贵州省委召开的那两次大会之间，被调到了国家贵州省委办公厅。因此在8月18日那次大会召开的时候，我已经在省委办公厅的办公室里呆了一个多月。
　　
　　其实在这之前的6月30日，我就不再是锅炉工。应该是上面的意见，那天贵阳制药厂的领导让我离开锅炉房，到厂里的“双打”办公室工作。但只呆了一天，第二天即7月1日便调到贵阳制药厂的主管部门，也即省化工局的“双打”办公室工作。尽管这不是我最终工作的地方，但从烧锅炉的工人变成大机关的干部，已经成了省委处理“七人大字报事件”的一个部分。
　　
　　不像以前的上山下乡当知青，甚至不像进贵阳制药厂当工人，这次的工作变化乃至身份变化，不是自己的选择而是上面的安排。据省委调查组的那位老何后来说，我之所以被调到省委办公厅，除了我是七人大字报的执笔人之外，还因为我能写。所以我不是调到省委办公厅的锅炉房，而是调到办公厅办公室。这个办公室不是搞行政的，而是负责省委的文字工作，包括文书处理和调查研究这样的秘书工作，尤其包括省委文件和领导讲话的起草。
　　
　　这意味着自己不仅仅变成了机关干部，将要面对的也不是一直在做的体力劳动，而是脑力劳动。并且，需要学做的不是自己一直在做的那种读书事情，而是从未有过的从搞调查研究到写调查报告之类的秘书工作。后来逐渐适应了这样的变化，甚至还当上了处长，但当时想的却是另外的问题。这个问题从开始到最后一直折磨着我，以致最终放弃了处长那样的职位。
　　
　　当时想的问题也很简单，那就是自己该不该继续读书。在省委办公厅办公室做秘书工作，除了有一定的写作能力，也需要掌握一定的知识。然而这些知识与自己想要了解的东西以及自己的读书计划，不但没有关系反而处于矛盾之中。从宽泛的角度讲，秘书工作需要政策研究，而我却是理论研究。
　　
　　在贵阳制药厂工作的几年时间里，不管烧锅炉还是当老师，从未有过类似的矛盾甚至冲突。我的生活也清清楚楚地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8小时的上班，一个部分是业余时间的读书。到了省委办公厅办公室却不同，尽管也有8小时之外的业余时间，后来办公室的同志也理解和尊重我的个人爱好，但是本职工作和业余爱好之间总会发生冲突。无论按照机关工作的规定还是习惯，做好本职工作都是第一位的，因此被牺牲的只能是业余爱好。
　　
　　除了后来经常遇到的加班以及在会上的会议服务，我到办公厅后首先遭遇的事情便是下去调查。1978年11月初，在办公室主任的带领下，我和办公室的另外一位同志一起去搞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查。我们乘坐一辆吉普车跑了全省的三个地区，也就是全省的三分之一，回来的时候已经是12月初。次年即1979年，又在办公室一位副主任的带领下，到一个县去搞生产救灾的中心工作。这回差不多呆了4个月，从7月19日一直到11月6日。
　　
　　类似的工作自然会影响自己的读书，甚至也使业余时间的读书变得十分困难。那年从县里回来后，自己曾在11月7日的日记里写了几句颇为感慨的话。这几句话是：三个半月的农村工作有助于对农村生活的再认识，但是总的说来，这一段时间是浪费掉了。我是希望有时间读书的，如果一年能有三个半月的完整时间用来读书，我会获得多少知识呢？
　　
　　
　　这里当然有一个既定的前提，即自己仍然打算继续读书。本来，我应该参加那时已经恢复的高考，至少应该选择到学校或某个研究结构工作，这样可以使自己的读书变成一种正式职业。或者反过来，我应该放弃自己的读书计划，专心致志做好省委办公厅的秘书工作，这样可以使自己走上完全不同的另外一条路。在这两者之间作何选择，其实一开始就是需要考虑的。
　　
　　非常不幸的是，当时自己只能留在省委办公厅，同时又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读书计划。如此选择的结果，便让自己一开始就处于两难的困境，既不能使自己的读书变成正式职业，又不能使自己走上比如当官的路。后来的一生证明自己始终无法摆脱这样的困境，而这一切至少在1978年就决定了。
　　
　　下面的文字摘自1978年的两篇日记，它们简单记录了1978年自己经历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给自己带来的困惑和矛盾的处境。
　　
　　1978年7月21日的日记：
　　半个月来的变化是惊人的。6月29日在锅炉房上了最后一个中班，6月30日便借调制药厂“双打”办公室：7月1日下午又借调化工局“双打”办公室;7月15日，中国青年报某人透露借调之意，同日下午6点左右，何某通知省委办公厅借调;7月17日，正式借调省委办公厅办公室。
　　变化的原因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变化的过程将把我引向何处却是不清楚的。
　　
　　1978年7月22日的日记：
　　在省委办公厅办公室已经呆了一个星期，然而，我没有或者说几乎没有什么具体的工作。谁也不知道我呆在这里是什么意思。
　　还是干自己的事吧。……我非常希望完成中国封建社会的研究，但是怎样才能办到这一点呢？
　　
　　2008年9月23日（农历二〇〇八年八月二十四）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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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论文
　　
　　在人的一生中，有些事情看来是可以重复的。比如某些时候，平静的生活会被某种变故所打破，然后重新恢复平静而且平淡的生活。我想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至少在1978年以后是如此。如同进贵阳制药厂当工人的头几年一样，到省委办公厅办公室的头几年，自己的生活也逐渐恢复了平静。
　　
　　稍有不同的是，自己从不认为会在贵阳制药厂呆上一辈子，当时20多岁的我，还想寻找更适合自己的职业。到省委办公厅办公室就不同了，那时已经过了30岁，而且在贵州省的最高首脑机关工作也很不错，那其实是许多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比如我在浙江的亲戚听说以后，都以为我成了大机关的大干部，以致没有回过老家的我居然是这些亲戚眼里的一个人物。
　　
　　如果没有其他变故，我自己也应该不会离开省委办公厅，即使没有想过是不是一辈子的问题，起码不曾打算另外找个地方。再说起初还有受宠若惊的感觉，对机关和机关的工作，也有远比进工厂当工人更强烈的新鲜感。从工厂到机关，从工厂工人到机关干部，当然有个适应的过程。不过自己在办公厅办公室是搞文字工作，适应起来并不十分困难，甚至下去调查回来再写调查报告也能适应。这样到了80年代，基本上从工人变成了干部。
　　
　　不仅如此，自己还想尽力做好文字工作之外的其他工作。1984年4月办公厅计划建立省委机关图书室，这立即引起了我的兴趣，于是主动申请筹建这个图书室。从采购设备到采购图书，当时只有我和办公厅配备的两位年轻女孩在做这些事情，一直做到1984年12月将我调离为止。这个图书室至今仍然存在，只不过后来有人说，我当时采购的一些图书根本没有人读。
　　
　　起初并不清楚，在机关工作需要面对的真正困难，也是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其实不是做事而是做官。但是到了1983年底和1984年初，当办公厅的机构改革开始之后，对这个问题就有了初步的了解。这次改革撤消了原来的办公厅办公室，另外设立好几个处，分别承担办公室原来的工作。其中的综合处主要承担文字工作，我留在这个处，甚至筹建图书室时也是如此。
　　
　　当时印象深刻的不是原来的办公室变成了几个处，而是原来办公室的大部分一般干部变成了处级干部。到了1984年9月，原来办公室的成员，包括刚从大学分来不久的几位大学生和研究生，差不多都成了各个处的处长或副处长。只有我和另外两位女同志，还是没有什么级别的一般干部。自己未被提拔的原因肯定很多，比如自己只是个初中生，但据说一个重要的原因还是为自己的读书所困扰。这使自己对周围的事情缺乏足够的兴趣。
　　
　　尽管如此，自己最终还是当了处长。办公厅于1985年底新设一个综合信息处，专门负责全省党委系统的信息工作，并从其他处调来分配到办公厅不久的近10位大学生加强这个处。而我则于1986年1月被提拔为这个处的副处长，一直做到1990年初调离为止。进入90年代的这一年，办公厅又设立了一个新的调查研究室，我起初任副主任，后于1992年成了主任。
　　
　　我是调查研究室的第一任主任，甚至副主任也是第一任。这也表示，假如自己在办公厅只做本职工作，无论做事还是做官，应该不是问题。在我当主任前后，原来从办公室干部升任的处长，几乎都变成了省委副秘书长。后来综合信息处和调查研究室的干部，也差不多都是厅级干部。但是自己即使当了主任以后，仍然没有摆脱读书给自己带来的困扰，这确实很无奈。
　　
　　从工厂到机关给自己带来了许多变化，然而以往的经历并未删除，它被自己带到了办公厅。跟着自己一起来的尤其有1973年的读书计划，以及从未放弃的实现这个计划的想法，而且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尽管在时间上不能像在工厂那样有足够的业余时间保证读书，至少自己的精神和精力依然分成两个部分，即一边工作一边读书，某些时候读书甚至是想做的主要事情。
　　
　　当然也曾有过读书中断的时候。从1976年到1978年，由于七人大字报事件悬而未决的缘故，自己的读书便大受影响。初到办公厅时，为了适应机关工作同样无法正常读书。不过到了80年代生活逐渐恢复平静之后，又开始了读书，那时的时间安排是每天读书到凌晨1点。这样安排的意思是在不出差不开会的一般情况下，保证自己晚上有5个小时的读书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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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书的同时是写读书心得。从1981年1月到1982年9月，在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里，每天写作到凌晨2点，将1975年11月写成的“论专制封建主义”的读书心得，改写为9万多字的《中国专制封建社会论纲》。这是自己第一次写的比较正式的东西，全文分成8个部分。论纲的基本论点是：从秦至清的中国封建社会是一种特殊的“专制封建社会”，它由农民和国家这两极所构成，从制度的角度讲，也就是由小块土地所有制和君主集权制所构成。
　　
　　考虑到论纲太长也很难找到地方发表，于是从1982年10月起，将其中的若干观点改写为若干篇独立的文章。这些文章包括：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和西欧封建社会不同的几个问题，试论小块土地所有制在中国封建社会占支配地位，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兼论中国封建生产方式。到1983年初，篇幅都在1万字左右的这些文章，被我投稿到省内外的几家杂志。
　　
　　不过，除了其中一篇，所有的投稿或被退回或无结果。1983年3月，我得到《贵州社会科学》编辑部的通知说，他们将在1983年第3期的杂志上发表我的《试论小块土地所有制在中国封建社会占支配地位》一文。于是，这成了第一篇获得发表的论文，同时也是自己读中国历史以来获得发表的惟一的一篇论文。这对自己自然是很大的鼓舞，尤其是1983年9月出版的《中国史研究动态》第9期摘要刊登这篇论文，还表示自己的观点是有价值的。
　　
　　受到这篇论文发表的影响，自己更想实现1973年的那个读书计划，也更少考虑自己是在办公厅的机关工作。1983年4月，四川省《资本论》研究会在成都市委党校举办为期9个月的《资本论》讲习班，我经办公厅的批准参加了这个讲习班的学习。1984年1月从成都回来后，并不十分在意办公厅的机构改革，反倒集中精力做自己的事情，开始连续两年近乎疯狂的读书。
　　
　　
　　从1984年到1985年，几乎读了当时能够找到的史学界老前辈的所有论著。这是自己的整个计划的一个部分，打算读过之后再重新写1982年的那个论纲，使之成为真正的一本书。除了周谷城、范文澜之外，在这两年读过的有郭沫若、顾颉刚、吕振羽以及李亚农、童书业、杨宽等人的著作，有傅筑夫、胡寄窗、胡如雷等人的经济史、经济思想史方面的专著。此外还读过国外一些学者例如日本学者写的中国经济史方面的著作。
　　
　　在这两年的读书过程中，自己已逐渐意识到，从秦至清的中国封建社会不只是一种特殊的“专制封建社会”或“变态封建社会”。国内学者讨论的分期问题，主要的理论根据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但是古代中国本身并不存在他们理论中所说那种“封建”社会。因此怀疑使用封建社会这样的概念并且用来描述从秦至清的中国社会是否妥当，至少自己打算放弃这个概念。
　　
　　从1985年下半年开始，准备重新确定自己想写的论纲。甚至还写了马克思的前资本主义理论，试图首先弄清一些理论问题，并以之作为整个论纲的导论的一部分。但是到了1986年初，一件自己不曾料到的突然发生的事情又改变了自己的计划，也使自己的读书和写作成了非常艰难而漫长的过程。
　　
　　 这次发生的事情本来是件好事，也就是1986年1月被提拔为综合信息处的副处长。但在被提拔的同时就已经得知，包括办公厅在内的省直机关将抽调若干干部组成若干扶贫工作队，到一些贫苦县去搞扶贫工作，工作时间长达一年。办公厅派出10人，我便是预先选定的其中一人。
　　
　　记得当年找我谈话的一位省委副秘书长，坦率地对我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你被提拔为副处长;坏消息是，你得下去工作一年。这位副秘书长自然是针对我的个人情况才这样说的。下去工作一段时间其实不是坏事，后来的干部提拔也需要这样的经历。但对我来说确实是个不好的消息，因为这意味着自己无法像前两年那样继续读书和写作。
　　
　　在1986年1月26日的日记里，记录了自己很糟糕的心情。日记里说：办公厅抽调干部到贫苦县工作，被决定首批下去，有幸到农村再呆一年。这一年将不能实施写作计划，甚至怀疑这一生能否了却宿愿。一个人当他意识到需要做什么的时候，已经做不成了。一个人当他意识到将要失去什么的时候，已经永远失去了。我这一生，总是做着什么，也总是失去什么。
　　
　　其实10年之后自己才算明白，我这一生究竟做着什么又失去了什么。当时尽管心情糟糕，却不想放弃工作也不想放弃读书，远未达到在工作与读书之间必须作出选择的程度。因此还是很愉快地服从安排，在一个县的一个既没有水又没有电的乡里工作了一年，直到1987年初才返回机关。
　　
　　回来之后正式开始了自己的副处长工作，在连续几年的时间里甚至还是十分认真的工作，而读书和写作则不再具有连续性。以往一边工作一边读书并以读书为主的那种状态，如今变成了一边工作一边读书但以工作为主的另一状态。当然什么都不放弃的做法，后来证明已经不能再坚持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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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发表的第一篇论文《试论小块土地所有制在中国封建社会占支配地位》的有关信息可在网上查到，下面是自己查到的一些信息。
　　
　　试论小块土地所有制在中国封建社会占支配地位
　　 【作者】 郭成望
　　【文献出处】 贵州社会科学 , Social Sciences in Guizhou, 编辑部邮箱 1983年 03期
　　 期刊荣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中文关键词】 君主集权，封建制度，土地私有制，土地兼并，自耕农，中国封建社会，封建土地所有制
　　【摘要】 <正> 近来，史学界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研究，已深入到经济结构问题。弄清楚这个问题，无疑将有助于正确地说明中国封建社会。一般地说，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农业生产在一切社会生产中居于支配地位，农业生产的社会形式即以土地所有制为核心的农业生产关系，则在一切社会关系中居于支配地位。因而对前资本主义社会说来，研究社会的经济结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社会经济结构是生产关系的总和），应该而且必须首先研究土地所有制结构。但在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本身有两种基本的存在形式:，一种是自耕农的小块土地
　　【DOI】 CNKI:SUN:GZSK.0.1983-03-012
　　【更新日期】 2006-04-12
　　【正文快照】 近来，史学界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研究，已深入到经济结构问题。弄清楚这个问题，无疑将有助于正确地说明中国封建社会，一般地说，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农业生产在一切社会生产中居于支配地位，农业生产的社会形式即以土地所有制为核心的农业生产关系，则在一切社会关系中居于支配地位。
　　
　　2008年9月26日（农历二〇〇八年八月二十七）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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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继续读书
　　
　　如同所有的人最终都会走向死亡那样，退休也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一个阶段，除非过早的死去。与正常人不同的是，我不是在正常的年龄或法定的年龄退休。在我的一生中，有过几次似乎是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选择，包括上山下乡和写大字报。最近也是最后的一次选择，便是提前退休。
　　
　　实际上，从1987年到1992年的几年间，自己在省委办公厅的工作虽然较为忙碌却没有遇到太多的困难。起初在综合信息处后来在调查研究室，还有比较积极的工作表现，担任的职务也由副处长变成了正处长。如果不受其他的事情特别是自己的读书所干扰，本来可以继续沿着做官的路走到正常的退休年龄，而且会像自己的同事那样顺利地提拔到一个更高的等级。
　　
　　对于在机关工作的人来说，这样的做官之路也是正常的路，但对我来说则需要付出他们不需要付出的代价。这几年间的1992年，差不多是自己在机关工作最忙碌的一年。除了连续的下去调查和撰写调查报告，办公厅还准备创办一份有关秘书工作的刊物，而这一工作便由调查研究室来承担，更具体地说是由我来承担。从给刊物命名――叫做《秘书世界》到办理这个刊物的相关手续，从组织和编辑稿件到印刷厂联系印刷创刊号，忙了好几个月。
　　
　　到了1993年初，这个刊物总算送交到印刷厂，我自己却到了筋疲力尽的地步。也就在这个时候，办公厅打算将原来管后勤的一个处改建为一个对外搞经营的公司，它的下设机构包括了电影院和游泳池。于是提出申请领办这个公司，办公厅同意了，让我和原来管后勤的那个处的处长一起领办。他是公司的老总，我则成了副总。我给总公司起名为“赛飞”总公司，下面设有几个“赛飞”分公司，当那份刊物印好的时候，我已经在公司上班了。
　　
　　当时自己的想法十分简单，就是不再搞机关的文字工作。就像当初筹建图书室一样，希望在公司里有轻闲一点的工作，给自己留一点更多的读书时间。没有想到的是，在公司的工作轻闲得实在过了头，公司本身实际上是换了一个名字的后勤处室，既不是什么真正的公司也没有什么对外义务。在公司的一年里，确实远离了办公厅的文字工作，但又陷于不知所措的境地。
　　
　　更没有预料到的是，自己的家庭也在这时出了问题。我第一位也是惟一的一位妻子，于1994年初提出离婚。在1976年底结婚以来的10多年的时间里，我们曾经一起走过一段艰难的日子，也曾有过开心而幸福的时光。但是到办公厅工作以后，自己既忙于工作又忙于读书，对于家庭自然缺乏足够的照料和关心。妻子提出离婚是可以理解的，尽管自己很苦恼也只能同意。
　　
　　不过这样一来，自己首先失去了妻子失去了家庭。假如换个时候，离婚可能不会对自己造成多大的影响，然而当时是在赛飞公司里。自己的心情和状态恰好都处在这一生中最低的低谷，离婚的影响也就可想而知。在考虑是否离婚的那天夜里，也就是1994年4月8日，几乎彻夜难眠。日记里写了这样的话：我想有一小块属于我的天空。那就是了：一间陋室，一张小床，几卷书，几页纸。我不会活得太久，我不会再有多少时日。
　　
　　应付离婚的第一反应，便是决定放弃工作。当时没有想到退休，毕竟自己没到退休的年龄，也不具备退休的条件。能够放弃的是在公司同时也是在办公厅的工作，打算换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单位去试试该怎样生活。这个单位是贵州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正好那时一位副局长希望我去他们那里工作，这样在办离婚手续的同时也办工作调动的手续。1994年4月22日，办妥离婚手续，就在这同一天，办公厅同意了我提出的工作调动的请求。
　　
　　在办公厅工作的最后几年，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读书和写作。从1987年到1992年的几年间，尽管主要忙于工作而非忙于读书，但是自己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以及今后想做的事情，都在这几年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当然，这些变化只是部分改变了自己在1973年的读书计划，并未影响工作和工作调动。
　　
　　从1973年拟订读书计划，到1983年发表第一篇论文，自己的读书和写作都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的影响。其中最关键的是接受了经济因素起决定作用的观点，因此自己关注的重点也始终是经济因素，特别是土地所有制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关心自然也有一些重要收获，这就是注意到古代中国存在一个农民或自耕农群体，而这一群体的存在与否又决定了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那样的变迁。这样的看法到了80年代后期也基本上没有改变。
　　
　　从县里扶贫返回机关之后，打算重新改写1982年写成的《中国专制封建社会论纲》。当时需要对付的首先是本职工作，自己也想集中精力做好这些工作，相应地无论个人的读书还是写作都受到了时间和精力的限制。由于这些原因，从1987年到1991年的几年里，只写了一个简单的草稿。
　　
　　但是这个草稿已经修改了原来那个论纲的一些观点，其中最主要的是放弃使用“封建社会”的概念，当然也不再用“专制封建社会”或“变态封建社会”这样的提法。草稿提出的提法是“编户小农社会”，即把从秦至清的中国社会看作是中国特有的一个社会类型，而不是封建社会的特殊类型。
　　
　　除了草稿之外，那些年还留下了一个提纲和一篇自序。草稿本身其实是自己那时想写的一本书，书名叫做《秦帝国至清帝国：编户小农社会》。在写于1990年3月20日的自序里，有这样一段话概括了当时的想法：本书的主题，旨在说明通常指称的“中国封建社会”，实际上是分散的小农和集权的国家两极构造的社会。由于这一主题与以往的历史认识有明显的差异，本书在第一篇用了较大的篇幅来讨论本来属于史学史和经济学方面的一些问题。
　　
　　想写的这一本书由六篇所构成。第一篇是导论;第二篇题为大一统帝国的兴起;第三篇题为大一统帝国的社会结构;第四篇题为大一统帝国的瓦解因素;第五篇题为大一统帝国的一治一乱;第六篇是余论。直到1991年，实际写成的东西只有第一篇导论，其他各篇是未加修改的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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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发现有许多问题几乎被自己完全忽略了。第一个问题就是忽略了被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尽管“国家”这个上层建筑并未忽略，但也没有认真考虑过提纲里的大一统帝国究竟意味着什么。第二个问题就是忽略了先秦史，这使得在写第二篇大一统帝国的兴起时有特别明显的写不下去的困难，当时觉得根本说不清楚大一统帝国究竟是怎样兴起的。
　　
　　这样到1991年下半年中断写作，转而考虑被自己忽略了的那些东西，尤其是首先考虑中国最初的国家是怎样产生的。那时已有学者提出，中国最初的国家不是在阶级冲突中形成的，而是在部族冲突中产生的。受这一观点的启发，自己在1992年写了《部族冲突：中国早期国家的产生》一文。
　　
　　但这只是将要改变的读书计划的一个部分，原来想写的《秦帝国至清帝国：编户小农社会》实际上主要是写秦汉以后的历史，现在想写的正在变成先秦的历史。1992年3月2日，拟订了一个新的读书和写作提纲，包括三个部分即早期的部族冲突、西周的封建诸侯和战国的制土分民，总题目便叫做大一统帝国的兴起。这意味着原来那本书的第二篇现在成了独立的东西。
　　
　　当时以为，自己可以按照这个新的计划重新读书和写作。然而在工作忙碌的整个1992年里，只是断断续续写了部族冲突部分，而在工作变得清闲的整个1993年，却又没有心思继续读书。新计划随着新变故被搁置了。
　　
　　从办公厅到工商局，其实是从一个机关到另外一个机关，级别没有变化属于平级调动。办公厅和工商局之间相互协商之后，1994年5月9日，省人事厅下文批准我的工作调动。一切手续办妥已是5月23日，这天正式到工商局上班，职务由原来办公厅调查研究室主任变成了工商局办公室主任。
　　
　　告别办公厅时，有同事对我说，调动对你是人生的一大转折。真是这样吗？起初并不明白这话的含义，但是自己清楚至少不包含被提拔的意思。在工商局上班几天之后，更明白了从办公厅到工商局这样的转折对我究竟意味着什么。工商局的办公室职能有过多次变化，我当办公室主任的时候，这个办公室很像原来的办公厅办公室。它不承担后勤方面的行政工作，却要承担从公文起草到文书处理的各种文字工作，还要承担为领导服务的秘书工作。
　　
　　对我来说，应付这些工作没有特别的困难，但却表示自己又回到了原来就想放弃的那种工作状态。事情不仅如此。办公厅在贵阳市的城南，我自己住的办公厅分配的房子也在城南，而工商局在城北。因此从第一天到工商局上班开始，每天早上必须在7点左右出门，下午19点左右才能回来，中午只好在办公室里休息。这意味着自己的读书和写作成了非常奢侈的东西。
　　
　　在工商局的整个机关里，办公室似乎有一种特别的地位，这大概是因为它接近领导的缘故。不过这样的地位对我并没有吸引力，更多的倒是有无法继续读书的担心和忧虑。1994年5月26日，一位朋友给我写信说：当你已步入中年的时候，还有足够的勇气和毅力来对付新生活的艰辛吗？
　　
　　工商局的新生活确实是我不能对付的，不是因为步入中年缺乏足够的勇气和毅力，而是因为根本不想放弃自己的读书和写作。几乎在到工商局办公室上班的同时，自己就有了一个新想法。在1994年5月27日的日记里，第一次记录了这个新想法：50岁退休。这一天是到工商局的第五天。
　　
　　这个想法表示自己终于到了在工作与读书之间作出选择的时候。假如没有从办公厅到工商局的转折，可能自己还下不了决心，还不敢考虑该不该彻底放弃在机关的工作。到工商局之后，很快发现这里的工作不适合自己，但又不能不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在工商局的几年时间里，除了工作不能再做别的，写作完全中断，就连读书也变成了不是读历史而是读小说。
　　
　　最初想到50岁退休，只是觉得应该给自己留下足够的读书时间，并没有考虑过能否真的退休。到了1996年8月，机会总算来了。这时工商局开始机构改革。按照省里的有关文件规定，工龄满30年的经个人申请和上面批准后可以提前退休。于是根据这个文件精神，1996年11月12日，向工商局领导正式提出了提前退休的申请。同年12月20日，省人事厅批准了我的退休申请。这个时候调到工商局办公室只有两年半多一点，自己刚过49岁。
　　
　　在工商局领导的挽留下，自己又继续工作了一段时间，甚至还参加了最后一次全国和全省的工商工作会议。然后是各种各样的告别仪式，这回是彻底告别机关工作的仪式，而不仅仅是告别做了几年的工商局办公室工作。次年也就是1997年的3月15日，终于正式成了赋闲的退休人员。
　　
　　下面的文字摘自1996年11月12日的日记，从中可以看出当时虽然有些伤感，却还平静。
　　
　　 1996年11月12日的日记：
　　
　　终于，递交了关于提前退休的申请。……对我，这是一次终结行动。或许，也是最后一次无法选择的选择。
　　
　　往后，只剩下了自己。大概毋需再作选择，至少不作牵涉他人的选择。
　　
　　静候批准，如同守候世纪末的判决。……
　　
　　不再激动、兴奋。以往，从65年下乡当知青到94年离开办公厅，多少都有些冲动。这次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