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城的往事》博客锦州文革回忆（1966-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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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在暴风雨中 （10）

1967年夏秋之交，伟大领袖视察了大江南北，发表了扭转全面内战中的运动形势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对结束全国性武斗和实现不同派别群众组织的联合，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创作的一首著名歌曲《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以今天的角度来听也是大气磅礴不同寻常。
    而1967年夏秋之交王关戚的倒台，也是文革中的一个重要事件，让狂热的火烧英国代办处抢夺外交部大权的造反派遭遇了运动中的冷遇，一些极端的行为不能不有所收敛。
    J城的两大派组织，在当时的形势下，也不得不被迫交出了一些抢夺的枪支弹药，并且与当地驻军的代表一道，去北京开展关于实现两派大联合成立革委会的谈判。但是，两大派都留了后手，私自藏匿了一些枪支弹药，以防对方趁机反扑，而局部的武斗并没有停止，枪声还是时而在J城响起。
    海校的两派代表，则去了北京海军大院开始谈判，并且基本解除了武装，将武斗枪支弹药封存上缴，并且停止了高音喇叭的对骂。但是，各派仍然在各自的据点里盘踞不出，并且时刻戒备着对立派的袭击。
    1967年底，当时海军要召开首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给海校留出了代表名额，在让谁带队参加的问题上，两派再一次激烈交锋。最后，两派作了妥协，让支持各自派别的领导干部都不参加，而让原来的一位副校长带队参加，因为他没有参与任何一派的活动。
    这位副校长住在南十七，其夫人是广东人，时任J城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在文革中遭受了残酷的批斗和游街。这两位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CP，当时都是地下党电台的报务员，而妻子家里本来家境宽裕，只是为了救国才毅然走进革命队伍来的。他们的大女儿文革前去法国留学，文革开始前夕被迫回国，途径莫斯科时，不顾苏联警察的围堵，在风雪中去红场列宁陵寝献上写有谴责现代修正主义字样的花圈，结果与苏联警察发生了冲突，被打得头破血流，此事震惊了全国。
    当时海军是李王张掌权，对海校两派表面上一视同仁，实际上是支一派压一派。为了解决海校的问题，当时的海军领导让支持两派的领导干部都去北京，住在煤炭干部学校，而让人对支持红旗三总部的干部实行“帮助”，企图让他们态度软化。为了这个目的，当时的海军第二政委亲自出面找他们谈话，软里带硬地让他们检讨在海军的运动中站错了队的严重问题。
    但在J城，海校红旗三总部实际上得到当地驻军的支持，而且好字派也为他们撑腰，于是，两派的强硬对峙，就依然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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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在暴风雨中 （11)

1967年的秋天，全国运动失控的动荡形势依然没有得到平静下来。但是自从伟大领袖关于革命大联合的最高指示发表之后，已经出现了一定的转机。
    在中央军委1967年“九.五命令”下达后，J城的两派组织被迫立即就地封存武器，并且按照要求要在”国庆节前将所有的枪支弹药全部封存上缴。
    为了显示本派组织执行最高指示不动摇不拖延的形象，两大派组织都将本派的大部分枪支缴了出来。在规定的缴枪日子里，“联合总部”开着卡车满载着大批的步枪、冲锋枪、轻机枪和重机枪，交给了J城警备区司令部。他们分别以各自的据点为单位上缴武器，大约一共上缴了各种枪支3600余支（挺）。绝大部分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冲锋枪和轻机枪，还有成箱的五四式手枪。在上缴的枪支里，也有一些六三式步骑枪、五四式冲锋枪和马克辛式重机枪。而在第二天，“联筹”也按规定日期上缴了武器。其中较为陈旧的老式枪支居多，甚至还有三八大盖和中正式（七九）步枪、也有美制的三0式步枪及杜鲁门式冲锋枪以及苏式转盘式机枪。国产武器大多数是六三式步骑枪和五四式冲锋枪，只有少量的半自动步枪、冲锋枪和机枪。　　
　　但是，两派组织在上缴枪支时都留了后手。“联合总部”的医学院、铁路局和第一高中等大型据点，都私藏了少量的枪支，有些头头也私藏了一些手枪。后来有人统计联合总部大概私下藏起了几挺轻机枪和二三百支手枪、步枪和冲锋枪。“联筹”一方也私藏了近千支（挺）各种枪支。这些武器主要藏在市委、八大局和工人文化宫等“好字派”的主要据点。
　 “联合总部”和“联筹”两派在上缴武器以后，各个组织中的工人和学生大部分返回了原来的工厂和学校。从表面上看，形势已经基本平静了下来，但是平静的水面下，依然蕴藏着冲天的巨浪。   
    1967年10月，J城刚刚稳定一点的形势再次出现了波澜。     
    10月4日，伟大领袖和副统帅在北京接见了海军和通信兵的部分人员，消息传到J城时，“联合总部”立即组织了本派人员敲锣打鼓地上街举行大游行，因为被接见的海军代表里就有海校的“兵团总队”代表。
　　10月11日，《人民日报》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10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下发，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各工厂、各学校、各部门、各企业单位，都必须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大联合，以利于促进革命三结合的建立，以利于大批判和各单位的斗批改的进行，以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中、小学校都要复课闹革命”。
    但是，就在十月下旬，J城再一次出现了危险的武斗。
    10月下旬的一天，J城第一高中的好字派组织“联合兵团”出动大批人员，在市内的大街上用石灰水刷写攻击对立派的大标语。这些大标语主要的内容是，在过去的武斗高潮中，J城南山监狱的糟字派管教利用犯人制做供武斗用的手榴弹，受到了中央文革的批评。而当第一高中“联合兵团”的人员在市中心刷写大标语时，与乘车路过的石油技校糟字派组织“石油兵团”的人员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联合兵团”的一个名为王春庚的一高学生，在两派街头武斗中被对立派组织打死。
　　吃了大亏的“联筹”也不甘示弱，便把王春庚的死尸放在汽车上，在J城的大街上游行示众。然后又把死尸放在本派占领的据点地委大楼，举行遗体告别活动，前来吊唁的本派人员竟然多达万名。好字派组织借机对糟字派组织大加挞伐，要求追查真相找出凶手。在“为王春庚烈士报仇”的复仇口号煽动下，好字派加大了对糟字派组织的攻击力度。
    1967年秋天的J城，恶性武斗的狂澜再一次在全城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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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在暴风雨中 （12）

1967年秋，海军首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海校的代表也参加了这次大会，并且受到了伟大领袖和副统帅的接见。
海校派出的代表，主要是兵团总队一派的代表。因为当时李作鹏在海军夺得了大权，成为海军的一号人物，而拥不拥护李王张，则成了衡量海军内部站队是否正确的一个惟一的标准。当时，海军大院是“红联总”占有绝对优势，李王张支持红联总，海校的兵团总队又是支持红联总的组织，自然海军当时的一些活动，就由支持红联总的兵团总队派出代表去参加了。
1967年11月29日，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副统帅为海军题写了“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的题词，引起了海军乃至全军全国的热烈欢呼。
林彪的题词，被大量复制成各种宣传画和制作成各种纪念品，甚至还上了邮票。那个年代，林彪的这一题词到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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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在暴风雨中  （13）

1967年的秋冬之际，Ｊ城的文革运动仍然没有平静下来。
　　中央军委于9月5日下达了各地群众组织必须封存和上缴武器的命令后，Ｊ城的好字派和糟字派组织都被迫上缴了大部分的武器。但是，两派又都私藏了一些枪支弹药，在以后的武斗中继续大打出手。
　　 10月下旬，Ｊ城铁路中学好字派组织“联委”的一些人，在夜里去偷校园内糟字派组织“红司”所占楼上的广播喇叭。在黑夜里，糟字派组织的人员冲了出来，两派混战中一个好字派学生不慎从楼顶失足摔了下来，当场死亡。而其他好字派的人被糟字派组织的人抓住，被毒打了一顿，直到驻军出动五个连的兵力，徒手冲上楼内，才把那几个被打伤的学生救了出来。
　　Ｊ城中学的两派组织，也在回校复课后发生了武斗。　　
　　  11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最新指示：“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既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1月9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再次传达了最新指示：“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把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象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　　
　　　11月10日，《人民日报》传达的最新指示是：“要斗私批修。要拥军爱民。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　　
　　　11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再论大、中、小学校都要复课闹革命》。　　
　　　12月22日，《人民日报》传达了最新指示：“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
　　　但是，尽管伟大领袖在号召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全国的各个群众组织却正杀得眼红，并不坚决执行“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全国的文革运动形势依然陷入混乱和动荡之中。
　　　虽然表面上Ｊ城的两派组织把大部分枪支缴了出去，但是各自都在私下藏匿了一些武器，而在对峙中恨不能吃掉对方。
　　　继一些工厂和学校发生武斗之后，１１月１２日，Ｊ城的两大派组织又在糟字派固守的武斗据点医学院大楼发生了大型武斗。双方调动了全城本派的武斗力量，使用了部分小型枪支，在医学院内拼死攻守，受伤的人员为数众多。最后，糟字派动用了全市的武斗主力，保住本派的武斗据点医学院大楼没有失守。而好字派也不甘示弱，紧急动员全市的本派人员，准备发起下一阶段的决战。
　　　１９６７年秋冬季节，海校的两派武斗暂时停了下来，各派都上缴了武器，但是仍然严密防守着各自的据点大楼，不过互相攻击的高音喇叭播音逐渐减少了。
　　　海军的运动已经出现了一边倒的局势，以李王张为代表的势力在林彪的支持下，已经占据了上风。而原来的领导干部也出现了分化，甚至连有的战功赫赫的将军，也在当时的背景下转向了支持李王张。红联总更是在海军大院已经一派独大，压得对立派无法对抗。
　　　这样，海校的运动出现了微妙的形势。兵团总队在海军受到李王张的大力支持，以站队站对了自居，而红旗三总部却在J城受到好字派组织的支持，甚至当地陆军驻军也在暗中支持他们与兵团总队相抗衡。两派依然互不示弱，在激烈的对抗中送走了风云激荡的196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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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乱云飞渡的岁月 ①

        1968年，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狂热和混乱中开始的。
     尽管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了造反派要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号召，但是全国的群众组织依然没能全部执行最高指示，各地的武斗也未能全停下来。不过，在伟大领袖视察大江南北，发出要搞革命大联合的最高指示之后，各派组织都认识到了文革运动形势的巨大转折，再要搞派性对立和武斗，不但得不到上层的支持，就是本派的群众也不会同意的。于是，尽管满心的不愿意，不少群众组织的头头也只好摆出同意大联合的姿态。各地都收缴了不少武斗的武器，大规模武斗已经比1967年武斗高峰时期逐渐减少了。
     J城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向纵深发展的1968年。
     1968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这些文革中著名的两报一刊，发表了1968年的元旦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提出要搞好革命大联合，夺取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1968年1月4日，J城铁路局率先成立了“锦铁地区大联合委员会”。J城铁路局的糟字派组织“铁路红司”与市内的糟字派组织“联合总部”开始脱钩，使得J城的糟字派组织实力降低。就是原来与地方糟字派组织同为一个战壕里的战友的沈阳军区步兵学校和海校内的群众组织，现在也因为形势所迫，按照军队的规定与地方的群众组织不再保持密切的联系。当时L省里的“八三一”和“辽联”两大派组织，也与对立的“辽革站”开始谈判，在1968年的1月成立了L省大联合委员会，从形式上实现了三派的大联合。在大联合的大趋势不可改变的背景下，J城两大派的群众组织也都派出代表到北京，参加中央组织的学习班，被上层要求两派尽快实现大联合成立革命委员会。
     但是，J城两大派组织都以惟一的革命派组织自居，而对对立派恨之入骨。在全国要求大联合和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形势逼迫下，虽然表面上都摆出愿意联合的姿态，但是背地里都想压垮对方，占据运动的主流位置。而两派都私藏了一些枪支弹药，组织的专业武斗队也没有解散，在各自的武斗据点内依旧保留了武斗工事和广播站，两派的武斗依然不断。
     1968年1月，好字派组织伏击了糟字派组织外出的人员，抓走了一些糟字派组织“石油兵团”的成员。于是，糟字派组织就出动广播车和人员，天天到警备司令部门前宣传和索要被抓的本派人员。而好字派则出动武斗队，对糟字派进行干扰，两派就在警备司令部的门前大打出手。糟字派也出动武斗队，到好字派的据点市委大楼实行武力示威。而全城分散的派性摩擦和小型武斗，仍然没有停止。糟字派偷袭了好字派占据的铁北据点J城农校，抢走了一些枪支。石油技校“石油兵团”的糟字派组织还偷袭了J城石油6厂的“后备军三十八支队”，打死打伤了几个好字派的人员。
     1968年2月，J城出现了两派大联合之前最后的武斗高峰。
     2月10日，警备区一名军队干部从第二高中门前经过的时候，被人伏击打伤，被激怒了的驻军部队一些官兵立即来到了第二高中武斗据点，要求糟字派组织交出打人的凶手。而糟字派则认为是好字派搞的离间计，不承认是他们打伤了人。就在驻军部分官兵与地方群众组织发生冲突的时候，好字派组织的武斗队也来到了现场，包围了第二高中的糟字派据点，并且开始攻打楼房。糟字派立即向驻军告急，警备区派人和J城糟字派组织“联合总部”的M司令一道到第二高中阻止武斗，最后楼内的人员被缴械带出，好字派就此拔除了糟字派的一个重要的据点。
     2月11日，好字派出动大批武斗队，围攻了糟字派在铁路南市中心区的一个重要据点供电局大楼。供电局大楼是糟字派在J城市区的一个重要的广播站，设有几十个高音喇叭，每天与好字派对骂不止。而糟字派为了防止好字派来攻打，在楼房附近架设了电网。好字派组织“联筹”的武斗总指挥Ｊ司令带人用炸药炸了供电局楼房，使得供电中断，然后包围了大楼，依赖优势兵力和火力攻占了供电局大楼。
     第二高中和供电局据点的失守，使得糟字派失去了铁路南市区的两个主要据点，退缩到铁路北的几个据点内，好字派对糟字派的态势逐渐占了上风，糟字派为此到北京向上层控诉好字派的行为。但是，此时的上层并未评判J城两大派组织谁对谁错，只是表态说两派都是革命组织，要求两派尽快停止武斗实现大联合。
    上层通知J城的“联合总部”和“联筹”两大组织，都派出代表赴京谈判落实实现大联合的事宜。2月下旬，在北京进行谈判的两派代表回到了J城，分别向两派传达上层的指示精神，准备成立J城大联合委员会。
    2月25日，J城两派组织首次联合在火车站广场召开成立J城大联合委员会大会。就在会场上，两派为了争夺大联合委员会席位多少再次发生冲突，糟字派组织索性把本派人马拉到了铁路北海校大操场，然后控诉了好字派不顾事实多占大联合委员会席位的行为。但是尽管如此，两派在形式上总算实行了大联合，Ｊ城的运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Ｊ城地方上的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海校的运动形势却出现了转折。
　　海校的两派组织红旗三总部和兵团总队，都派出代表到北京参加了实现联合的谈判。海军掌权的新班子表面上对两派一视同仁，要求两派不能参加当地Ｊ城的派别活动，在校内实现两派的联合。两派的头头都表示，要按照海军的要求，不参与地方的派别活动，回去积极筹备成立学校的大联合委员会。
　　　而海校的运动，在1968年的春天又面临着一个新的变化。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从1966年以来海校的几届学员都没有毕业，也已连续两年停止了招收新学员。海军在1968年初做出了决定，所有的海校在校学员都将在1968年春天离开学校，分配到海军各个部队中去。于是，就在1968年的春节之后，海校的几届学员终于离开了刚刚结束了武斗的学校，分配到了海军的部队之中。后来，李王张在海军部队实行了为时很久的“层层站队”，凡是参加了李王张不支持的群众组织的海校学员，在作战部队也被迫参加了学习班，要承认站错了队的错误。而一些学员坚持立场不检查站错了队的错误，就被处理复员离开了部队。
     由于大批学员的离校，海校两派组织的规模都大幅缩小。两派的武斗武器已经全部上缴，各自仍然占据着本派的据点大楼，但是广播站也已撤掉，不再彼此攻击对骂，而在位于两派据点之间的原办公楼开展了实现联合的谈判。南十七一些孩子就把红旗三总部占的原一系教学楼叫红旗楼，把兵团总队占的原二系教学楼叫兵团楼，而把原办公楼叫谈判楼。
     南十七的孩子们，在经过了1967年暴风骤雨的猛烈冲击之后，在1968年里也将继续经受新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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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乱云飞渡的岁月 ②

进入1968年后，按照伟大领袖的部署，实行革命的大联合成为一个不可抗拒的潮流，哪个群众组织胆敢违背最高指示，就将被运动所抛弃。于是，尽管满心的不愿意，全国的不同派别的群众组织还是被迫开展了与对方组织实行大联合的谈判。
    J城的形势，也与全国一样，出现了大联合的曙光。
    1968年初，省城的三大派组织开始了大联合的谈判，成立了L省革命大联合委员会，并且筹备成立省革命委员会，对J城两派的支持和干预已经大大减少。而S军区在东北已经占据了文革运动的主导权，L省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工作就由S军区为主进行，三大派群众组织对待S军区的态度以往迥然不同，现在在大联合中也处于不同的位置。
    中央和东北的上层，各级都对J城的运动表态称好字派和糟字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应该尽快实行革命的大联合，成立革命委员会。而在1968年2月中旬，好字派组织加紧了对糟字派组织的攻势，拔除了第二高中和市供电局两个重要的糟字派组织的据点，迫使糟字派组织撤出市中心，退守铁路北边。
    1968年2月，按照当时高层的决定，“联合总部”和“锦联筹”分别派出谈判代表，赴京谈判落实大联合事宜。
　　2月下旬，在北京进行谈判的两派代表回到了J城，分别传达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精神，要好字派和糟字派两派立即先成立J城的大联合委员会。
　　2月25日，“联合总部”和“锦联筹”几年来第一次联合在J城火车站广场召开实行大联合的大会，宣布成立市大联合委员会，并联名向毛主席和党中央发出致敬电报。
　在当天的联合大会上，两派组织各自站在广场一边，中间形成了空白地带，双方派出大会执勤人员维持秩序，制止本派人员的寻衅滋事。但是大会的主席台上却发生了争执，两派组织的头头为了本派在大联合委员会席位的数量争执不休。在争议难以取得一致意见后，“联合总部”的头头在主席台上便拿着话筒宣布，根据“联合总部”常委会的决定，决定把大联合的会场移到铁路北海校的广场。而“联筹”则趁机指责对方破坏大联合。联合总部在铁北海校操场上自行召开了会议，控诉对方不给他们公正的席位待遇，声称要实现真正的大联合。这样，J城的第一次大联合会议就以不欢而散结束，两派对联合都是心存芥蒂。
    好字派见形势对本派有利，决定抢在联合之前向对手发起最后的攻势。
    1968年3月，“联筹”动用优势兵力包围了铁路北的糟字派组织的一个重要武斗据点石油技校，双方用武器激烈交火，最后力量不支的糟字派组织被迫放弃了据点。
    3月7日，J城警备区发出通告，要求各大中学校的学生回校实行大联合和复课闹革命。警备区还派出宣传队到各个学校大力宣传，使得一些学生退出了群众组织的武斗队，回到了学校或者家里。原来糟字派组织“铁路红司”占据重要的武斗据点J城铁路局大楼，也因为铁路局率先实现了大联合，群众组织自行解散，并且拆除了武斗工事。这样，糟字派在J城只剩下铁路北的医学院一个最后的武斗据点。
    好字派组织决心在实现联合前拔除医学院这个据点，以便在联合后占据绝对有利的地位。3月底的一个夜晚，“联筹”出动大批武斗队伍，依靠绝对优势的兵力和火力对医学院发起强攻，迫使楼内的糟字派组织人员突围逃走，其中一名成员在逃跑时被打死。
　　在南十七大院的南面，有一个高级干部接待所，被当地人称之为高干楼。从1967年起，由于高干楼靠近海校兵团总队占据的据点楼，可以相互照应，J城“联合总部”就把本派的总司令部设在了这里。此时，“联合总部”把那个死于医学院武斗的本派人员的尸体，埋在了高干楼的院子里面。
　  1968年4月，“联合总部”的一些头头组成本派的大联合代表团，到北京去参加J城两派成立市革命委员会的谈判。高干楼里还有不多的骨干分子，而好字派组织却开始了对高干楼内对手的大肆宣传和寻衅，出动车辆押着被关入牛棚的糟字派骨干故意到高干楼前游街示众。楼内的糟字派骨干成员在本派大势已去的背景下，最后也只能是作鸟兽散。
     这样，好字派最后彻底打垮了对立的组织，在将要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中占有了相当有利的位置。J城最后的武斗，也就全部结束了。
     1968年的头几个月，南十七大院还是笼罩在武斗未完的恐怖之中。白天大家出来走动，晚上都不敢轻易出门。相隔不远的高干楼，就是一派的指挥部，有大批人员和车辆出入，而两派最后的武斗依旧使用了枪支，武斗造成的死伤事件仍有发生。
    但是，由于大批学员的离校，海校的运动开始变得平静下来。两派一边谈判，一边继续占据着各自的据点楼没有撤出。当时海军的运动已经出现了一边倒的态势，李王张把持了海军的权力，对反对的一派干部开展了批判斗争。海校的站在三总部一边的干部被叫到北京，在北京煤炭干校海军办了学习班，专门派人“帮助”他们转变立场，承认在运动中站错了队。而这些干部大多并不服气，于是在北京呆了几个月，而且其间还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中央领导的接见并听副统帅宣布对“杨余傅事件”的处理结果。
     南十七的孩子们经历了J城残酷武斗的最后阶段。随后，形势逐渐变得好转起来，造成多人死伤的大规模全面武斗终于全部结束，大中学校开始了两派的大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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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乱云飞渡的岁月 ③

1968年4月上旬，J城的好字派组织“联筹”在成立全市的革命委员会和解散各派群众组织之前，抢先攻克了糟字派的最后一个武斗据点医学院，在两派势力的较量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4月中旬，国务院和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人在北京接见了J城的两派群众组织和当地驻军代表。糟字派组织的代表当面哭诉好字派组织在实现大联合之后还在挑起武斗，用武力攻击糟字派组织。当一位德高望重的中央首长询问“联筹”和驻军代表J城目前的情况时，“联筹”和驻军的代表汇报说，J城目前实现大联合的单位已有五百多个，许多的基层单位还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那位首长听罢说道：这很好嘛，要尽快的成立市革命委员会嘛。并对“联筹”的代表：回去之后不要再搞武斗了嘛，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在工人阶级内部是没有理由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他还对驻军的代表说，你们要克服派性，做好两派的监督工作嘛。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也批评“联合总部”的代表说：你们不要再哭哭啼啼的了，要高姿态嘛，回去以后要做好本派群众的思想工作，尽快地成立市革命委员会。在会上，J城的两排组织都表示要按中央首长的指示，回去后尽快实现大联合，加紧筹备成立市革命委员会。
　　 4月10日，J城农代会成立。4月22日，锦州市工代会成立。
　　 4月28日，铁路局和铁路分局都分别宣布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铁路系统的两派组织宣布解散。
　　 5月7日，j城红卫兵代表大会（红代会）成立。
　　 5月10日，L省和省会的革命委员会成立　　
     5月22日，J城驻军向省革命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成立J城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并提交了已经拟定好的预定进入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的名单。
     5月26日，J城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当地驻军的首长，出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包括了一些老干部和两派群众组织的代表。不过由于好字派组织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J城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的权力，基本落到了好字派成员手中。　　
　　 6月14日，J城成立了“群众专政”总指挥部，简称“群专”，取代了当时的公、检、法。
　　 6月16日，市直属机关等各单位的革命委员会，在市工人文化宫门前广场召开大会，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和右倾翻案风”。　　
     6月26日，J城日报发表社论：“彻底批判大庆式锦州新兴工业地区黑典型”。
     在几个月的时间内，J城的运动形势发生了巨大的转折。原来的两大派对峙的形势不复存在，虽然表面上成立了各级革命委员会，标志着各派群众组织的自动解散。但是实际上好字派已经压垮了对立的糟字派组织，在各级新的权力机构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此后，原好字派组织的一些成员，对原糟字派组织的一些头头和站在糟字派一边的原领导干部实行了打击报复，当时盛行把人涂黑了脸五花大绑在汽车上挂着黑牌子游街示众的做法，全然不顾人的尊严。从原来的市委分管工业的书记，到各个单位的当权派，都被当做批斗和凌辱的对象。
     但是，革命委员会的成立，结束了两派大规模的武斗，各个学校开始复课，拆除了武斗工事，工厂也开始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社会秩序比武斗时期大为好转。
     在J城的运动出现了有利于好字派组织的形势的同时，海校的形势却出现了另外一种情况。
     李王张在海军已经巩固了权力，并且开始对对立派的干部群众实行打击报复。海校里表态支持三总部的几位干部，凡是不检查站错了队或者检查未被通过的，都被挂了起来。而在新成立的学校革命委员会里，支持兵团总队一派的干部占据了主要的位置。
     当时全国各省市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在全国解放十几年之后，居然还要大肆庆祝所谓的“全国山河一片红”。
     而在1968年春，中央处理了所谓的“杨余傅事件”。随着各地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大规模的武斗逐渐停息，各地的群众组织纷纷解散，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形势，从全面内战转向了初步的稳定。

tuffy05

1968：乱云飞渡的岁月  ④

1968年，文化大革命的运动有了新的进展。
     5月31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传达了最新指示：“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
　　 7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布告》，对广西柳州等地发生激烈的武斗进行了严肃的处理，要求广西各派群众组织立即停止武斗，并且全部上缴武器弹药。
　　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又发布《布告》，对西北和陕西的一些地方出现的大规模武斗进行了严肃的处理。
     这两个布告在文革史上被称为“七.三”、“七.二四”布告，对当时采取果断措施，全面制止群众组织的大规模武斗，稳定形势和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当时各地出动了大批部队，强行解除了各个群众组织的武装，收缴了大批的武器弹药，从而有效地制止了武斗的蔓延。
　　8月13日，云南省和昆明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传达了最新指示：“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　　
     9月7日，北京十万军民举行集会，庆祝所谓的“全国山河一片红”。当时全国的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为此全国各地也都举行了不同规模的庆祝大会。
    后来，北京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北大武斗和打死工宣队员的严重事件。领袖紧急召见了北京天派地派的五大学生领袖，随后派出大批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大学校园，对制止武斗和恢复校园秩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0月下旬，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公报》（1968年10月31日通过）。公报传达了最新指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公报提出，全会批准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一致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11月，J城驻军军长吴忠升任为北京卫戍区第一副司令员。吴忠调走后，由副军长黄德懋接任军长。黄德懋后来不再担任J城的革命委员会主任，改由驻军的政治部主任接任。
     当时J城出现了一边倒的形势，好字派组织全面把持了所有的权力，并且对糟字派组织原来的大小头头开展了严厉的打击批斗。
     J城的各个学校都已全面复课，各个中等学校还都开展了军训。
     对南十七的孩子们来说，无论是原来参加群众组织的武斗和派性活动还是当逍遥派在家闲着，现在都要回到学校参加统一的活动了。
     1968年的秋季，随着伟大领袖最新指示的传达，全国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去的活动，轰轰烈烈地送走了数百万原来在城里的中学生。各个学校的武斗终于彻底结束了，而在前几年还在文革运动中叱咤风云的红卫兵，已经完成了在历史舞台上的表演，开始走向穷途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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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乱云飞渡的岁月 ⑤

1968年的5月，在J城的文革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继全省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之后，5月下旬J城革命委员会也终于在千呼万唤中正式成立，同时宣告了好字派和糟字派两大派群众组织的彻底解散。
    尽管J城全市的革命委员会象征性地安排了几个原先糟字派组织的头头当了委员乃至副主任，但是实际上在权力分配上却出现了一边倒的局面，即好字派在驻军的大力支持下，基本控制了J城大大小小所有单位的权力。原先站在好字派一边的群众组织头头和干部开始出面掌权，并对对立派的骨干分子实行了残酷的批判打击。
    但是，全市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成立的确标志着派性的衰落，在一年多文革过程中叱咤风云的各大群众组织也终于全部解散，生产生活秩序得到部分恢复。各个大中学校也开始复课，学生按照原来的班级而不是按照派别组织回到了原来的学校，参加军训和政治学习。
     海校的形势与当时J城的运动形势有所不同。因为海校是按在海军文革中的站队与表态来决定对错的，而当时海军是李王张执掌了大权，于是判定红旗三总部在海军的文革运动中站错了队，表态支持红旗三总部的领导干部都要到海军参加学习班，被逼迫表态自己站错了队，同时必须保证回到海校要转变立场，否则就被挂起来，不让恢复原来的领导工作。
     当时，南十七里住着的领导干部，分为几种类型：
     一种是支持兵团总队的，包括原校长和其他几个干部。
     一种是支持红旗三总部的，包括一位原副校长和其他几个干部。
     一种是被关押审查的，包括原政委和副政委。
     还有个别的是没有表态支持任何一派的，如一位原副校长。
     站在兵团总队一边的干部，自然就开始恢复工作，而站在红旗三总部一边的干部则必须检查自己的站错队错误并得到认可后，方可恢复工作。那几位站在红旗三总部一边的干部，却有的拒不承认自己在运动中找错了队，于是就被挂了起来。而两派组织虽然名义上联合了，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却依旧各唱各的调，依旧占据着原来的大楼。
    南十七的孩子们在经过了两年的文革运动之后，都有了新的经历和体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开始了走向社会的艰难路程。他们的父母在文革中不论持有何种观点和支持了哪派的群众组织，都遭遇了对立派组织的冲击。有的干部被关押起来隔离审查，连领章帽徽都被剥夺了，对他们的家庭来说，家属子女都承受了极大的压力。就连那位在海校运动中没有表态支持任何一派的副校长，其夫人在地方担任师范学院的党委书记，也被残酷地批斗迫害。最典型的是海校的政委和副政委，夫妻在运动中都被军队和地方的所在单位隔离批判，孩子都无人照管，只发给基本生活费。文革运动对每一个海校领导干部家庭带来的冲击都是很大的，暴风骤雨一般的运动形势变化，让南十七的每一个家庭都经历了难忘的时期，对那个特殊的环境特殊的经历留下了深深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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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乱云飞渡的岁月 ⑥

1968年的春天，我们这些原先被家里强制不许参加群众组织活动尤其是武斗的中学生，也开始结束了一年多的休学生活，逐渐回到了混乱未止的学校。
    文革在1966年夏天开始时，我刚刚结束了长达六年的小学生时代，按照家庭住址所在的区域升入了J城第一初中。
    海校是从青岛搬到J城的，南十七的住户也大多是六十年代前期分批从青岛搬家入住的。南十七的不少孩子，在青岛时就是幼儿园和小学的同学，到了J城之后，再次成为学校的同学。
    在前面的回忆文字里，写到了我们的小学生活。我们从青岛搬到J城后，按照就近入学的原则，都被转学安排进了铁路职工子弟第四小学。
    铁路四小就挨着海校办公区，离海校的家属区也不远。如果论条件，铁路四小是比较正规的学校，至今还记得老校长是一位老干部，名字是阎希圣。铁路四小的教学也很正规，而且文体活动非常活跃，例如我就参加过学校的射击队和少先队的鼓乐队活动。而且从小学三年级起，就是学校重点培养的三好学生。
    在文革之前，社会和家庭对小学生的教育是非常正统的，全是正面的教育。不仅大讲革命道理，而且学校教的歌曲放的音乐，也全是充满革命色彩的。例如，学校的广播站经常播放《社员都是向阳花》、《众手浇开幸福花》和《学习雷锋好榜样》等歌曲，而且学校安排在早上上课之前读《中国少年报》，也有一定的思想品德课程，还经常组织少先队员到辽沈战役烈士陵园等场所去参观、过主题队日活动和听传统教育报告。
    回忆当时的小学教育，抓得还是很紧很正规的。虽然课程的难度不如今天的小学，但是文体活动和集体活动大大多于今天的学校，让孩子们身心健康地成长。记得学校每天都做眼保健操，学校的医务室还经常组织学生的健康检查和防病免疫活动。那时的学校已经把学生的方方面面全都管起来了，既没有学习的过大压力，也没有独生子女的孤独，学生们每天玩耍的时间都安排得很从容。比起今天的孩子，我们的小学生活还是相当让人留恋的。
    我是从三年级起从青岛转到铁路四小的，当时班里的部队干部子女不少，除了海校的孩子之外，还有陆军一些单位的孩子。后来当上榆林基地政委的海校政委的小女儿，就在我们班级。在青岛大沙支路小学的时候，我是学习最好的学生，也是最受老师喜欢的学生。到了J城之后，开始的时候只是埋头学习，不太招人注意，但是渐渐地被学校注意到了。甚至有海校的孩子告诉我，学校的教务处主任在他们班讲课时，点名夸奖了我的学习和劳动纪律好。终于有一天学校的几个领导找我到办公室去谈话，当时心里直打鼓，不知出了什么事儿。而学校的教导处主任和少先队大队总辅导员等几位老师告诉我，让我从四年级下学期起，担任学校的大队委员。在小学里，当时大队委员是要戴着三条杠的袖章，而我从加入少先队以来，还从来没有当过哪怕是小队长戴上过一条杠的袖章。这个新的安排让我大吃一惊，想要推辞却又不敢，只好含糊答应了下来。随后，居然在全校的师生集会时公布了新的大队委员名单，也就当众戴上了大队委员的袖章。我们的大队总辅导员是音乐老师兼任的，那是一个梳着大长辫子的年轻姑娘，做事讲话都是风风火火的，教唱歌也是嗓音宏亮。若干年后，我们才把她和现在空政的一位著名男高音歌星挂起钩来，原来她是那位歌星的姐姐，她的父亲也是铁一中的音乐教师，在J城的群众文化界挺有影响的。当时我们可不知道她家以后能出大歌星，只是跟着我们这位顶头上司开会和组织各种活动。例如我是负责宣传的，就曾经帮老师们组织各种作业、美术作品展览和猜灯谜、办演出等文体活动。
    一晃几年过去了，1966年我们也从铁路四小如期毕业，升入了第一初中。离开铁路四小的时候，我们还专门去看了自己熟悉的老师。我的六年级班主任是位姓孙的女老师，是军分区一位戴眼镜干部的家属，就住在军分区宿舍里，我算是她最得意的弟子了，而小学的几位老师也确实对学习好的学生有些偏爱。我们另一位年纪较大的女老师姓胡，是军分区副政委的老伴，学生管她叫胡老太太，经常在课堂上给学生讲各种故事。还有一位喜欢打扮的中年女老师，骑着当时少有的高档坤车，说话像说大鼓书似的干脆利落，学生背地里都叫她“小辣椒”。小学的男老师不多，只记得教体育课的长着疤瘌眼的老师叫胡刚，而教音乐的潇洒男老师姓黄。学校还有位负责拉电铃上下课和负责在小锅炉烧开水馏饭的工友，说话很少，学生都知道他是右派分子。文革开始后，一些单位的激进分子对右派分子加以残酷的批判斗争，甚至给剃成只有半边头发的“阴阳头”，而善于说俏皮话的J城小学生立即编出了“学习十六条，打倒半拉瓢”的流行语。其中的十六条，就是指的1966年夏天中央发布的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文件，一共十六条，所以俗称“十六条”。记得铁路四小在文革之初，也贴了校长和教导主任的大字报，但是好像没有开展起过激的批斗活动，我们就离校了。
     我们几个小学生升入的中学，是离家也不算远的J城第一初中。
     一中的校舍是才建了不久的一座三层楼房。一中的旁边是也才建起的陆军干部休养所，俗称“红军楼”，已经入住了一些陆军的老干部，他们的子女就也在一中上学。而一中负责行政的副校长，恰恰是海校政委的老伴，是我们家多年前在南京华东海校和在青岛第五海校时的老熟人，我们两家的孩子是一起长大的，彼此早就熟悉了。当时为了避开这层关系，校长专门让她的一个儿子不上一中，而是上了其他的中学。但是我们进入中学后，各个学校已经开始停课闹革命了，我们也就不分学校的每天在一起活动。1966年8月，我们几个人从关外的J城，坐上大串联的火车去了上海。在天津车站转车时，由于人多我们几个人挤散了，而就在着急担心的时候，火车进入上海站不久，我们又找到了失散的同伴。当时我们伙伴中年纪大的只有15岁，我们这些刚上初一的中学生只有13岁甚至未满13岁。我们在上海，住在江湾五角场轻工业学校的外地师生串联接待站，在上海呆了将近十天。我还在坐55路公交车去外滩时，当公交车经过复旦大学门口时忽然休克了，汽车赶紧把外地的红卫兵小将送到附近的医院输液治疗，然后很快就恢复了，原来是不适应紧张的旅行和不规律的外地生活导致的一时头晕所引起的。随后我们就坐车去了北京，然后回到了J城。
     回到J城之后，运动的形势发展之快大大超乎一般人的想象，社会和各个学校已经陷入了全面的混乱。1967年上半年，海校就批斗了原来的政委和副政委，对他们隔离审查，子女只发基本生活费，其他的工资都被临时扣发了。而他们两家的老伴，也都分别在地方被当做当权派遭到了无情的批斗关押。在那个时候，南十七里一片混乱，虽然大家背地里对那些被运动冲击得非常厉害的家庭非常同情，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谁也无法说些什么。在那个特殊的年月里，这些本来是军队高干家庭的孩子，都吃了许多苦。
    1967年初中央曾经下发了文件，禁止军队干部子女参加地方的群众组织，当然后来也没人去管了，愿意加入的照样去参加。但是我们的家庭是非常正统的，接到通知之后，家里非常严肃地禁止我们年纪相对不大的孩子去参加学校的群众组织。于是我们这些中学生，就在家里和街头闲呆了许久，除了上街看大字报和看运动的各种动静之外，就是打扑克和下棋，甚至在武斗高峰期还被送到农村老家劳动几个月，以回避激烈的武斗。而在武斗基本结束后，我们才又回到了J城，每天也只是在街上闲看，直到成立了全市的革命委员会和各个学校的红卫兵代表大会。
    当时的J城，是好字派掌了大权，各个学校的红代会也是好字派组织的人员为主。而我们当时虽然没有参加组织，在观点上也都算是支持好字派观点的，于是也就成了学校最初恢复活动的红卫兵。
    J城一中的军队干部子女多，学校里的中学生有不少都穿着父辈发的陆军的黄军装和海军的灰军装，臂上戴着红卫兵袖标，这是那时的标准穿着。学校成立了红卫队，其中大部分成员都是军队干部家庭的子女。在J城各个中学联合举行的各种活动中，一中的红卫队穿着特别引人注意，让其他学校的红卫兵分外羡慕。1968年的春天和夏天，一中年轻的红卫兵们，在当时也是出尽了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