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人民日报》批判吴晗文字一组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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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吴晗宣扬的“敢”的精神
谭文兴

在吴晗写的关于海瑞的一系列著作中，都突出了一个“敢”字。例如“敢说敢做”，“连总督、都御史都敢惹”，“敢替老百姓撑腰说话”，“敢骂皇帝”，“只要敢，总可以多少做一点事”，“假如不敢，那便什么事也做不成”。宣扬“敢”的精神，是贯串在他写的有关海瑞的著作中的一根黑线。尤其值得人们注意的，是他宣扬“敢”的精神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时间不同、阶级斗争的形势不同，采取的方式、使用的材料、突出的重点和说明的问题也就不同。
《海瑞的故事》一文，主要写了海瑞敢于“拿办总督胡宗宪的公子”，敢于“挡都御史鄢懋卿的驾”，敢于“打击豪强”这样三件事。吴晗在这里突出的重点是海瑞“保护人民”，“一切为老百姓着想”。请看这篇文章的两段摘录：
“海知县拿办总督公子的新闻轰动了淳安，传遍了东
南，老百姓人人称快，贵族官僚子弟个个头痛，骂他不识时务。”（着重号是我加的，下同）“等到鄢懋卿巡查完了，走了，严州府上下官员一个也没出事，知府这才放了心，过意不去，见海瑞时连说：‘好了淳安百姓，难为了你，难为了你’！”
“他敢说敢做，连总督、都御史都不怕，谁还敢不怕他。属下的地方官员有贪污行为的听说他来了，吓得心惊胆怕，罪恶较大的赶忙自动辞官……大地主们……提心吊胆，时刻不安。”
这里没有提到海瑞敢“骂”皇帝的事情，也没有提到有没有人同情和支持海瑞。他的着眼点，是通过宣扬海瑞“敢”于和大官僚、大地主斗争的事迹，宣扬封建统治阶级中有“明智派”，与现代修正主义宣扬阶级调和论相唱和。
阶级斗争形势一有变化，吴晗宣扬“敢”的精神的特点也起了变化。一九五九年六月，正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纷纷出笼，大骂三面红旗的时候，吴晗抛出了《海瑞骂皇帝》。他宣扬
“敢骂”的精神。为了使人们“敢”于起来骂，吴晗还从两个方面突出海瑞的“敢”。一方面，尽量烘托海瑞是在别人不敢“骂”的情况下“敢”于起来“骂”：
“在封建时代，皇帝是不可侵犯的，连皇帝的名字都
要避讳，一个字不幸成为‘御讳’，就得缺笔闹残废，不是
缺胳膊，就是缺腿，成为不全的字。人们不小心把该避
‘御讳’的字写了正字，就算犯法，要吃官司，判徒刑。
至于骂皇帝，那是很少听说过的事。真正骂过皇帝，而又
骂得非常痛快的是海瑞。”
“嘉靖做皇帝时间长了……政治腐败到极点，朝中有
人提意见的，不是杀头，便是革职，监禁，充军，吓得没
人敢说话。”
另一方面，又尽量突出海瑞“骂”皇帝以后得到的好处：
“海瑞骂皇帝，同情他和支持他的人到处都是，他的
名声越来越大了。”
显然，吴晗的这种宣传完全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擂鼓助威的。
两个月后，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上揭露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反党罪行，粉碎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事情并不象吴晗估计的那样，“同情他和支持他的人到处都是”，而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批驳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人到处都是。就是有些心怀不满的人，也看风转舵，不敢站出来说话。这时吴晗写的《论海瑞》一文，在宣扬“敢”的精神方面也为之一变。
第一，加进了海瑞最恨不敢斗争的人的内容，他说：
“他一生最恨的是知和行不一致的人，这种人明知是好事而不敢做，明知是坏事而不敢反对，遇事站在中间，逃避斗争，甚至脚踏两头船，一味讲调停，和稀泥。”
第二，不再是宣扬海瑞“敢”做某一件事，而是宣扬海瑞敢于斗争到底。文章的第二个小标题就标为《斗争的一生》。他说：“海瑞的一生是斗争的一生，他反对坏人坏事，不屈不挠，从不灰心丧气，勇敢地把全部生命投入战斗。”“海瑞……不气馁，不服老，不怕挫折，真是‘铮铮一汉子’。”
后来，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批判进一步深入，党根据人民的要求“罢”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官”。这时吴晗宣扬“敢”的精神的特点，就由宣扬“敢说敢做”转到了宣扬敢于不怕失败，失败了要敢再干。他写的《海瑞罢官》，不仅在戏里诬蔑党残害“忠良”，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唱赞歌，鼓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再干”，而且在说明里，也竭力宣扬海瑞“丢了官”“不屈服、不丧气”，并说：“这个戏着重写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
一九六一年，各种牛鬼蛇神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四出活动，利用我国暂时处于困难的时机，煽起了“单干风”，“翻案风”，企图复辟资本主义。这时吴晗在宣扬“敢”的精神方面又有了新的变化。反映这个变化的是《海瑞罢官》序。
《海瑞罢官》序写于一九六一年八月，也许是吴晗看到时机成熟了吧，他在宣扬“敢”的精神方面已达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如果说，他以前宣扬“敢”的精神是通过歌颂海瑞来表现，那么，这时就直接鼓动人们，要人们“敢想，敢说，敢做”。如果说，他以前宣扬“敢”的精神还要掩饰宣扬的目的，那么，这时就显得十分露骨了，他说：“我写剧本，看来也属于敢的一流”，“古人有抛砖引玉的成语，那就让这个本子当做一块砖，引起历史学界朋友们的兴趣，大家来写点新历史剧吧”。如果说，他以前宣扬“敢”的精神还比较隐晦，那么，这时就变成大声疾呼了：“只要敢，总可以多少做一点事”，“假如不敢，那便什么事也做不成”，“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敢想敢说敢做的人们的历史”。
以上说明，吴晗宣扬“敢”的精神和各个时间的政治斗争是密切联系着的。吴晗写海瑞不是为写海瑞而写海瑞，而是恶毒地借古非今，指桑骂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唱赞歌，疯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
由此可以看出：吴晗写海瑞不是出于糊涂，而是一贯地随时观察气候，根据各个时期的阶级斗争形势精心策划，配合并鼓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
由此可以看出：一向声称忠于史料的吴晗并不忠于史料。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需要，他既可以歪曲史料，又可以用同一史料说明不同的问题。
这就是吴晗的本来面目！



驳吴晗的“用人唯才论”

文朝晖

吴晗在吹捧曹操和武则天的时候，有两段话很值得我们注意：
他颂扬曹操“用人唯才，不问家世，用有才干的人管机密，作郡国守相”，“有意识地反对汉末说空话的风气，几次下令求贤，提到不管什么生活不检点的，即使偷窃、盗嫂的都可以用”。
他颂扬武则天“在她统治的年代里，人才辈出，培养了很多政治家”，“武则天眼光远大，把国家看成一个整体，用人从全国范围出发，从才力出发，选举制度和不次用人相结合，在这一点上，她是很了不起的，她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
这两段的意思是：
一、曹操、武则天用人唯才，不问品德如何；
二、曹操、武则天用人唯才，不问家世如何；
三、曹操、武则天用人唯才，从全国范围出发；
正因为在用人方面他们有这三条“优点”，所以他们是中国“第一流的政治家”，“眼光远大”，在他们统治的年代里，“人才辈出，培养了很多政治家”。
其实，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任何一个剥削阶级的统治者不顾自己的阶级利益，单纯地“用人唯才”的事实。恰恰相反，他们总是选用最忠实于自己的奴才，作为压迫和剥削人民的工具，以巩固他们的统治地位。
吴晗为什么要这样别有用心地吹捧和赞颂曹操、武则天呢？我们千万别忘了，吴晗是一个“以古喻今”、“借古非今”的高手。这些话的真实涵义是：
“一、你们共产党不用有才干的人，用人唯德；
二、你们共产党只问家世，唯成份论；
三、你们共产党用人不从全国范围出发，宗派主义；
总而言之，你们共产党不懂用人之道，眼光短浅，埋没了很多人才，连曹操、武则天都不如！”这就是吴晗没有说出口的“潜台词”！
难道我们党的干部政策是“只重德不重才”吗？不！毛主席说：“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很清楚，我们所谓的“贤”，包括“德”与“才”两个方面，而把“德”放在第一位。因为一个人如果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这有什么可以非议的呢？！
难道我们党的干部政策是
“只问家世”的“唯成份论”么？不！我们党一向是反对“唯成份论”的，事实上，我们有一些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干部，由于他们彻底背叛了自己出身的阶级，走上了革命道路，党和人民给以信任，其中有一些同志还承担了领导重任。但是我们必须坚决依靠工人阶级、贫农下中农、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绝不能让阶级敌人，钻进干部队伍，篡夺革命的领导权。
难道我们党的干部政策是“不从全国范围出发”，从一党私利出发的宗派主义吗？这更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我们的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党的利益就代表着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二者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倒要问一问吴晗：你说的“全国范围”是什么意思？你的这个“全国”是谁的“国”？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国”？还是你吴晗代表的一小撮顽固不化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地富反坏的“国”？我们党任用干部当然不能从你们的所谓“全国范围”出发。如若这样，那就成了资本主义了。
真是“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我们党任用的干部，既有共产主义之德，又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之才，也就是焦裕禄式的干部。而吴晗所企求的干部，则是既有资产阶级之德，又有复辟资本主义之才。这二者是水火不相容的，难怪我们的干部在吴晗眼里都是“乡愿”、“甘草”，都不合他的心意。他理想中的干部就是敢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我们正是要打击这些人民的敌人，撤他们的职，罢他们的官。于是吴晗便怒气冲天，借颂扬曹操和武则天骂我们党“埋没人才”。
吴晗攻击我们党的干部政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妄图要在党的干部工作路线方面打开一个缺口，迫使党放弃政治标准第一的原则，以便资产阶级的“才子”们，钻进领导干部的行列，抓到印把子，为资本主义复辟做准备。
其实，吴晗宣扬的“任人唯才”、“不拘品德”等滥调，并不是他的新发明，吴晗只是拣起右派分子的破烂武器，戴上历史的面具，向党进攻。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正是依靠“专家”“学者”等资产阶级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霸占了各项业务工作的领导权，把苏联引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我们必须记取这一严重的历史教训。
所谓“任人唯才”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的干部路线、修正主义的干部路线，我们必须坚决揭穿它！批判它！打倒它！


革命者如何看待战争

刘增喜

吴晗站在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时时、事事同革命的人民唱反调。
在对待战争的问题上，他明明站在亲蒋、崇美、反共的立场上，却把自己标榜为“公正”的“第三者”。他以“人民代表”、“救世主”的身份自居，贩卖其反共、反人民的私货。吴晗把革命的正义战争和反革命的非正义战争混为一谈，制造了种种反动谬论对蒋介石大帮其忙。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法西斯的铁蹄踏进中国。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进行了抗日战争。然而，吴晗却对抗日救亡运动恨之入骨，破口大骂救亡运动是“装门面”、“显时髦”、“一窝蜂”、“鸟兽散”……，同时，他又积极为蒋介石出谋献策，企图消灭人民革命运动。
一九四六年，继日本法西斯而来的是由美帝国主义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屠杀中国人民的大内战。这时，党和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坚决的自卫战争。而吴晗又当了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马前卒，匆忙上阵，大帮其忙。他为了离间我党和群众的血肉关系，破坏抗战，对我党进行了恶毒的攻击，胡说什么“你们的党史，你们的党纲，你们自吹自擂的宣传品，我们人民，老实说，都不大感兴趣。”他为了瓦解人民的抗战斗志，欺骗人民放下武器向国民党投降，又胡诌什么“两党相持，人民受罪，结怒于人民是不会有什么好处的。”他软的不行来硬的，欺骗不成又来恫吓，狂妄的叫喊：“国民党决消灭不了共产党，反之，共产党也消灭不了国民党。”
如何对待战争，我们革命者的态度从来是泾渭分明的。我们反对一切反革命的非正义战争；拥护一切革命的正义战争。毛主席教导我们：“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中国革命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真理，世界上现在和将来的革命历史，都将继续证实这一真理。不错，战争是艰苦的，也是会有牺牲的。但是，我们清楚地记住毛主席的教导：“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试想，没有二十二年的艰苦斗争，那有今天的幸福生活？为了把中国和世界革命进行到底，我们都愿做“革命战争万能论者”。
我们警告吴晗，我国铁打的社会主义江山，一切反动派都休想动撼。如果他们胆敢冒险，我们就将采用革命的正义战争把他们埋葬。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吴晗感兴趣的是什么？

邓宝丞　孔根林

我们读了《人民日报》《请看吴晗解放前的政治面目！》的材料后，对吴晗的言行，感到极大的愤慨。原来他是一个一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阴险毒辣的家伙。
一九四六年，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了全面内战。吴晗却标榜“第三者”立场，把国民党发动的反革命内战和我党所领导的革命自卫战争，相提并论。他表面上好象都不偏袒，既指责共产党，又指责国民党，但是，他当时的这种态度，实际是为美蒋反动派发动内战开脱罪责，是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充当反革命的“急先锋”。
吴晗在文章中以“我们人民”的口吻来大骂我们的党，我们不禁要问：吴晗，你配代表人民吗？我们的人民一贯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积极投入到人民革命战争的洪流中去，怎能说对我们的党史、党纲、党的宣传品不感兴趣呢？我们人民是感兴趣的，不感兴趣的，正是你们这一小撮美、蒋的忠实走狗们。
我们还要问吴晗，你感兴趣的又是什么呢？从你的历史材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你感兴趣的：一是亲蒋。在抗日战争时期，你恶毒辱骂、攻击抗日救亡运动是“装门面”、
“显时髦”、“一窝蜂”、“鸟兽散”，为蒋介石不抵抗反动政策效劳，并为国民党反动派
“长治久安”出谋献策，要蒋介石吸取“历史教训”，全力以赴消灭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你打着“第三者”的幌子，对蒋介石小骂大帮忙，反对人民解放战争，妄想倒转历史车轮。二是崇美。幻想按照美国的样子，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颂扬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吹捧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要“我们学习”美国的“民主方法”，建立一个“自由世界”。三是反共。解放前，你站在亲蒋、崇美的反动立场上，恶毒攻击我们伟大的党，反对我们的党。解放后，从你写的《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等文章中，看到你所感兴趣的仍然是过去所贩卖的货色，真是“万变不离其宗”。你利用写戏、写文章的形式，有计划、有目的地配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以上就是你的“兴趣”。
毛主席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思想使我们长了一副“火眼金睛”，吴晗不管装出一副什么样的嘴脸，都休想骗过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战士。



《怎么学古文》是一株毒草

郑栋权

一九六二年十月，吴晗在《新闻业务》上发表了一篇《怎么学古文》的答记者问，这是一株毒草。吴晗借提倡学好古文，妄图把青年引入歧途。
吴晗为了把青年人引进不问政治、脱离斗争、死钻故纸堆的大门，首先向青年提出多读、多背、多抄的“秘诀”，即：先用十二个月的时间背完五十篇古文，“打开大门”；然后是：“有了五十篇的基础”，“进一步读不同历史时期有代表性的文章”；“再进一步，就研究历代文风、文体的演变”，以达到“登堂入室”。这自然是要把毕生精力放进去了。吴晗为什么要引导青年用毕生精力去钻古文呢？这个答案是十分明白的。三十年代的胡适，曾大肆鼓吹过“整理国故”“科学救国”。这是为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效劳的。六十年代的吴晗，正处身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深入发展的历史时期，也是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的时期。针对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党和毛主席一再教导青年要关心政治，关心阶级斗争。正是这个时候，吴晗却把胡适在他三十年代鼓吹钻故纸堆、闭门著书的口号贩卖过来，抹上一层学好古文的颜色，要想把青年人引进故纸堆中去。他的用意不是十分清楚吗？
吴晗还要青年学会欣赏古文，以便把青年引进继承封建道德，培养感伤颓废、孤高自赏的人生观的死胡同中去。他赞赏《醉翁亭记》“风格很奇特”，《春夜宴桃李园序》“文短意长”，《陈情表》“感情深挚”。吴晗所说的《醉翁亭记》的“风格奇特”，就是描写了封建士大夫吃饱了饭无所事事的闲情逸致和孤芳自赏的性格。《春夜宴桃李园序》的“文短意长”，就在于散发着浓厚的人生无常、醉生梦死的颓
废情调。《陈情表》的“感情深挚”，就是宣扬了封建的“忠”“孝”道德观。总之，吴晗叫青年人欣赏的是感伤颓废、孤高自赏、饮酒行乐等封建没落阶级的人生观。我们是毛泽东时代的青年，我们头等重要的任务，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而吴晗却要青年人接受封建道德观和地主阶级的人生观，这是为什么呢？
吴晗为了要把青年引进闭门造车、脱离工农兵大众的大门，说什么：“把这些写法（注：指古文写法）灵活地用到今天的文章中来，可以使今天的文章写得有生命力些。现在有些文章往往写得四平八稳。”吴晗在这里把有些文章写得四平八稳或无生命力的原因，归咎于没有学好古文。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什么是有生命力的好文章呢？毛主席早已教导我们，好文章是通过深入工农兵群众、熟悉工农兵生活、正确反映工农兵生活而又语言大众化的文章。而吴晗却拼命叫青年学古文，说什么：
“我看主要是学习古文中表达思想感情，表达见解观点，描述景物的方法。”我们不反对学习一点古文的技巧，但必须看到：古文所表现的思想感情、见解观点和描述景物方法，多是封建阶级的感情、观点、方法，不能毫无批判地盲目学习。
吴晗在这样一篇短短的《怎么学古文》中，企图从多方面把青年引进邪门。其根本用意是什么？吴晗在《怎么学古文》一文中说是“用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但那是为谁的政治服务呢？按照吴晗的药方，其结果只能是为资产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服务。吴晗抱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目的，把古文抬高到不适当的地位，以引诱青年误入迷途，这是必须予以批判的。



美帝国主义精神侵略的辩护士

寇世琪　金丽华

一九六○年初吴晗在对几位同志的谈话中，无耻地对美蒋反动派走卒梅贻琦、蒋廷黻之流歌功颂德，充当美帝国主义精神侵略的辩护士。
吴晗竭力称颂以旧清华校长梅贻琦为首的一帮人对待学生的态度。他说：“学校行政对学生的态度与国民党的宪兵三团有区别。虽不是爱护学生，但出卖的也不多。”还说“对梅贻琦要具体分析”。他再三地说：“清华有围墙，有校卫队，自己有武装，不受国民党行政当局的控制。”
这完全是对历史的捏造。梅贻琦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伪国大代表。以这样一个反动分子为首的旧清华的领导集团，是忠实地执行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指令的。梅贻琦就曾和反动政府密谋如何有力地扑灭学生运动，恶毒地为反动政府提供黑名单。一九四八年，梅贻琦自称曾和反动政府就黑名单“会商达十余次”，并就此事“与胡（适）密电致朱（伪教育部长朱家骅）转翁（伪行政院长）并呈总统（蒋介石）”。后又与国民党CC派特务头子陈雪屏等“细商”，共同策划了“八一九”大逮捕。在梅贻琦等人的策动下，反动派阴谋逮捕二百多人，其中清华同学有五十九人。很清楚，梅贻琦是美蒋反动派的忠实走卒，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阴险残酷的刽子手。吴晗着意为他开脱罪责，这是为了什么？
至于说到旧清华的校卫队，也只能是国民党的反动武装的一部分。吴晗把旧清华校卫队说成是“不受国民党行政当局的控制”的“自己的武装”，这就不仅是替梅贻琦辩护，而且也是美化国民党反动派。
吴晗在这次谈话中还一再说，虽然美国“创办学校抱着侵略目的，毒害了一些人，但也办了些好事，培养了一批革命干部”。美帝国主义竟然给我们“培养了一批革命干部”，这真是天下奇谈！旧清华的毕业生，在解放前，多数是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服务的人，其中一部分人象胡适、蒋廷黻、梅贻琦之流，则至死与人民为敌，还有个别人背叛祖国入了美国籍。旧清华确实也有一部分同学走上了革命道路，他们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冲破了重重阻挠，走上与工农相结合，与革命武装相结合的革命道路。这根本不能算在旧清华的账上。旧清华是美国用庚子赔款办的学校。毛主席早就指出，美国“参加八国联军打败中国，迫出庚子赔款，又用之于‘教育中国学生’，从事精神侵略，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而吴晗却把美帝的精神侵略美化成“为中国培养人才”。这种观点与前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说法如出一辙。艾奇逊说：“美国一直在加深着美国对中国的友谊……例如用庚子赔款来教育中国学生。”吴晗在一九六○年还在宣扬艾奇逊的观点，这不是十足的美国奴才嘴脸吗？
吴晗在这次谈话中还企图替蒋廷黻翻案。他说，“清华学生在国民党中当权的少”，“蒋廷黻只是个事务官”，“不是什么大官”。大家知道，蒋廷黻当过蒋匪帮驻美国大使和驻联合国代表。一九五○年伍修权同志到联合国义正辞严地控诉美国侵略中国的罪行，蒋廷黻操着满口英语恬不知耻地替美国主子抵赖，一直反动到底，死在美国。六十年代的吴晗却闭着眼睛不看事实，替他开脱罪责，这绝非偶然。吴晗在大学毕业以后靠蒋廷黻的提拔，当了旧清华的助教，青云直上，几年后作了教授。吴晗因此对蒋感恩戴德，为蒋辩护。

196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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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中主义的“清官”论必须反对
——评星宇同志的《论“清官”》
朱理章

提要《论“清官”》的基本论点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它说“清官”主观上同情人民，是美化反动的国家机器；它提出“法定权利”、“习惯权利”的理论，掩盖了法律的阶级实质；它把“清官”作为封建统治的自我调节器，陷入阶级调和论。因此，它实际上是支持了吴晗反动的“清官”论。所以如此，是因为作者在这场严肃的思想论战中采取了折中主义。

星宇同志的《论“清官”》①，方求同志曾给以很高评价，认为它不指名地批评了吴晗的“清官”论②。四月十四日《文汇报》上，康立同志写了《〈论“清官”〉质疑》一文，对《论“清官”》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我们同意康立同志的意见。我们认为，星宇同志这篇文章的基本论点确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但由于它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把折中主义当作辩证法，所以迷惑性更大，后果是很坏的。

说“清官”主观上同情人民，是美化反动的国家机器

星宇同志曾几次提到：“清官”主观上是同情人民的。他说，“清官”“在主观思想形式方面对人民群众表现一定的同情、怜悯和关心”。他引用了海瑞等人的一些假仁假义的话，并说：“‘清官’们在讲这种话的时候，主观上可能完全是真诚的。”
这种说法显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毛主席说：“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③又说：“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是地主中特别凶恶者。”④“清官”既然是封建国家的官吏，也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怎么会对人民“仁慈”呢？
星宇同志的根据是：“清官”接受了“爱民如子”等冠冕堂皇的信条，这些信条背后虽然有着地主阶级的利益，但他们“并无觉察”，“因为这种观点、感情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通过非常曲折的途径早已形成”。他并引证马克思的话：“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⑤
但是，一个观念之所以发生，所以被人接受，都不会是无缘无故的。封建官吏所以接受这个信条，而不接受其他信条（如农民革命的信条），正是决定于他们的阶级利益。
至于星宇同志引述的马克思的一段话，根本不能为他作证。因为马克思在下面就说：“正如在日常生活中把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和品评同他的实际人品和实际行动区别开来一样，在历史的战斗中更应该把各个党派的言辞和幻想同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它们对自己的看法同它们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⑥很明白，马克思并不要我们相信某些人的所谓主观“真诚”，而要我们考察他的实际行为，以揭示其言行的阶级本质。
当然，星宇同志说过：“如果说‘清官’的所作所为是出于对人民的同情、怜悯和爱护，那末这种同情、怜悯和爱护无非是反映了地主阶级对劳动人手的需要和对残酷剥削的伪装。”
我们认为，在阶级社会里，所谓“爱”一个阶级，“同情”一个阶级，其意义不过就是维护这个阶级的利益；在封建社会里，爱农民，同情农民，就是维护农民阶级的利益。除此以外，什么“爱”，什么“同情”，都是虚假的。列宁曾经引用过费尔巴哈的一句话：“安慰奴隶是有利于奴隶主的，真正同情奴隶的人，要教导他们愤恨、暴动和推翻压迫，而决不是去‘安慰’他们。”⑦既然如此，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封建官吏，都决不能同情人民；他们那些只对地主阶级有利的“安慰”，都决不能称为“同情”。
可是，星宇同志一方面承认“爱民如子”之类的思想感情符合地主阶级的需要，另一方面又认为接受者“并无觉察”其阶级利益。折中的结果，认定“清官”主观上是同情人民的。这是用超阶级的“爱”美化了反动的国家机器和封建官吏。

“法定权利”、“习惯权利”的理论，掩盖了法律的阶级实质

星宇同志把封建剥削权利分为两种：“法定权利”和“习惯权利”（即法外权利），并把这两者对立起来：“‘法定权利’为要维持本身的长期生存，就不能不限制‘习惯权利’的活动范围。”他认为：“清官”“反对豪强地主的斗争，就是封建的法定权利和习惯权利相冲突的一种表现形式。”
可是，要求所谓“习惯权利”的，岂止豪强地主呢？星宇同志自己说过：“在任何时候，统治阶级总是希望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掠夺尽可能多的贡物”。如果说“法定权利”定要限制“习惯权利”，那岂不是说：地主阶级制定的封建王法，竟是束缚自己手脚的绳索吗？
在星宇同志看来，法律正是为了限制统治阶级的贪欲而立的。但是，马克思主义从来认为，法律是国家机器的重要部分，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是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因此，法律只是为了对付被统治阶级，决不会对付统治阶级。恩格斯曾说：“对资产者说来，法律当然是神圣的，因为法律本来就是资产者创造的，是经过他的同意并且是为了保护他和他的利益而颁布的。”而工人则相反，“法律对他说来是资产阶级给他准备的鞭子”。⑧
不错，法律不是悬空的，它必然反映和维护某种事物，但这种事物是法律赖以产生的经济基础，这种反映和维护又是按照统治阶级的意志进行的。因此，封建王法就必然维护封建的经济基础，把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关系合法化。根据这种王法，地主阶级可以为所欲为地剥削农民，而农民不得丝毫违抗。显然，它正是地主阶级贪欲的保障而不是限制。
历史事实证明：地主阶级凭借政权暴力制定的封建王法，仅仅是统治农民的一把枷锁，对于他们自己是根本无效的。不仅“朕即国家”的封建帝王，说啥算啥，不仅依仗权势的贵族豪强，无法无天，就是那些中、小地主，也是横行乡里，称霸一方。毛主席说：“旧式的都团（即区乡）政权机关，尤其是都之一级，即接近县之一级，几乎完全是土豪劣绅占领。”“有独立的司法权如随意对农民施行逮捕、监禁、审问、处罚。这样的机关里的劣绅，简直是乡里王。”⑨
既然如此，封建剥削权利就不会有“法定权利”和“习惯权利”之分，更不存在两者的对立。一方面，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完全不必考虑法律条文，只要能剥削到什么程度，就剥削到什么程度，有什么“法定权利”可言？另一方面，法律本来就是地主阶级制定的，如果他们认为需要，完全可以补充修改，又有什么“习惯权利”可言？列宁说得好：“在地主们一边颁布和实行法令，一边实际上又在废除法令的时候谈‘法制’是可笑的。”⑩
星宇同志为了证明所谓“法定权利”和“习惯权利”的论点，曾经引用马克思《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的一些文字。的确，马克思在这里使用了资产阶级法学中的“法定权利”、“习惯权利”的名词，但他的目的是借以揭露资产阶级法权的虚伪性。在马克思看来，统治阶级的“法定权利”、“习惯权利”，不是对立的而是一致的。他明确指出：“根本谈不到特权等级的习惯权利。法律不但承认他们的合理权利，甚至经常承认他们的不合理的欲求。特权等级没有理由预示法律，因为法律已经预示了从他们的权利所能得出的一切结论。”?星宇同志不顾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根本观点，不顾全篇文章的基本精神，而以只言片语为自己立论，这种态度是不严肃的。
星宇同志虽然原则上承认法律“是保障统治阶级利益和特权的工具”，但又提出“法定权利”和“习惯权利”的理论具体否定了这点。他实际上还是认为：法律不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专政的工具，而是对付各个阶级（甚至主要是对付统治阶级）的超阶级的怪物，完全掩盖了法律的阶级实质，美化了封建王法。

把“清官”作为封建统治的自我调节器，陷入阶级调和论

星宇同志又说：“‘清官’实际上是封建制度在矛盾尖锐化过程中的一种自我调节器。”照他看来，由于“清官”限制了地主阶级的“习惯权利”，暂时地、局部地减轻了对农民的剥削，所以“清官”可以调和阶级矛盾。
这种观点说明了什么呢？第一，地主阶级为了他们的所谓“长远利益”，可以把剥削限制在所谓“法定权利”之内；第二，由于维护“法定权利”，农民得到了暂时利益，因而不会起来革命。这显然是错误的。
照星宇同志看来，地主阶级是颇为“明智”的。他在文章中说过，新建王朝的“圣君贤相”，能够接受农民起义的教训，“不得不减轻对人民的压迫”；甚至地主阶级的当权派，也能够认识到他们的贪欲有一定的界限，并用法律加以保护。但是，历史事实证明：统治阶级“从来都没有从历史中学到什么，也从来没有按照从历史中所能吸取的那些教训进行活动。”?地主阶级根本不可能抑制自己的贪欲，放弃可以得到的剥削。在他们眼里，最大限度的封建剥削，既是长远利益，又是眼前利益。马克思曾经引用过邓宁格的一句话：“象自然惧怕真空一样，资本是惧怕没有利润或利润过于微小。”?地主阶级对于封建剥削，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设想地主阶级自己用“法定权利”来减轻剥削，不是在为他们脸上搽粉吗？
照星宇同志看来，农民阶级是很“安分”的。他在文章中说过，“清官”失败所引起的人民对封建统治者幻想的破灭，是农民起义不可缺少的条件。也就是说：如果维护“法定权利”的“清官”存在，农民就不可能起义。但是，历史事实证明：农民的绝大多数，对于所谓“清官”是不存在幻想的。他们懂得：他们与地主阶级的利益是根本相反的，他们的利益，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得到。因此，他们从来就反对所谓“法定权利”在内的一切封建剥削权利。南宋钟相、杨么起义时，就曾宣布：“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设想农民能接受“法定权利”的剥削，不是在为他们脸上抹黑吗？
既然地主阶级不能“明智”地进行所谓“法定权利”的剥削，农民也不能“安分”地接受所谓“法定权利”的剥削，那就证明：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所谓调节器也根本不存在的。
其实，列宁早就说过：“国家的存在表明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封建国家的存在，正是表明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不可调和。
按照星宇同志的观点，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矛盾可以调和，办法是由凌驾于两个阶级之上的“清官”，维护一个前者不能超越、后者能够接受的“法定权利”剥削。这样的说法，不是超阶级的国家观，不是阶级调和论是什么！

折中主义的结果，批评者和被批评者走到了一块

根据上述，我们认为，《论“清官”》与吴晗的“清官”论相比，说法虽有出入，但原则并无区别。因此，与其说它批评了吴晗，毋宁说它支持了吴晗。难怪它发表不久，吴晗就在毫不承认错误的情况下，对它的论点大加赞赏，甚至说它的基本论点，“也正好是我的《论海瑞》一文中的基本论点”?；也难怪今天不少支持吴晗“清官”论的人，还利用它的论点，把它当作靠山。
为什么批评者和被批评者走到了一块呢？原因是星宇同志在这场严肃的思想论战中采取了折中主义。
事实上，《论“清官”》一文，好象是批评了吴晗，实质上却是痛打了吴晗的反对者。文章开始就说：“目前，学术界对‘清官’的评价很不一致。有的同志强调‘清官’的所作所为有利于人民，称‘清官’是‘人民的救星’，‘代表着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在封建社会里是人民的最高理想等等；也有的同志认为，‘清官’的作用‘只是为了消除和缓和人民的革命斗争，……这种人在历史上起的作用是反动的，没有什么值得赞扬’。”显然，前一种评价是吴晗的；后一种评价是反对吴晗的。星宇同志认为它们都有偏颇，他责问：“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究竟有多少根据？”他最后的结论是：“笼统地肯定和笼统地否定都是不对的”。就这样，星宇同志对这个原则问题的争论，不分是非曲直，站到所谓“公正”的立场上，各打五十大板。这不正是一种很典型的折中主义吗？
因此，《论“清官”》从表面看来，似乎是运用了辩证法，对各个问题的分析，好象都很“全面”、“具体”，不作所谓“笼统地肯定”和“笼统地否定”，但实际上却是调和矛盾，把一些互相排斥的观点、概念都拿出来，揉在一起，或原则肯定而具体否定，或原则否定而具体肯定，但其结果总是维护了“清官”论。如文章对“清官”作的结论是：“从根本立场上说，他们是和人民对立的，不可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但“具体分析”的结果，有的“清官”，帮助“圣君贤相”“减轻对人民的压迫”，采取“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少去扰乱人民的正常生产”；有的“清官”，“注意力集中在遏制豪强权贵的不法行为上面，因而还能够暂时地局部地减轻农民群众的负担”，这些“清官”，不都是代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的吗？
折中主义的实质是矛盾调和论和阶级调和论。星宇同志所以在“清官”问题的原则争论上持折中主义，是因为他对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采取了调和矛盾的错误态度。请想一想吧，当吴晗在大肆宣传他的反动的“清官”论时，形形色色的地主资产阶级历史观点正在大出笼，一时史学界出现了一股反对史学革命的逆流。在这个时候，有人批判吴晗的“清官”论，认为“清官”这种人在历史上起的作用是反动的，没有什么值得赞扬。但是，星宇同志却如列宁所批判的折中主义那样，“认为自己的任务是设法把相互斗争的两种力量调和起来，而不是领导其中一种力量进行斗争。”?这怎能不陷入阶级调和论的泥坑呢？
星宇同志所以在“清官”问题的原则争论上持折中主义，还因为他对自己思想中兴无灭资的斗争，采取了调和矛盾的错误态度。为什么吴晗早就吹捧“清官”，星宇同志却保持长期沉默，而一当有人否定“清官”，却感到不可容忍了呢？这难道不是因为他自己头脑中还有陈腐不堪的“清官”形象吗？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封建国家既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工具，就根本不存在什么特殊于一般封建官吏的、超阶级的“清官”；所谓“清官”，乃是地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为了粉饰封建政治、宣扬封建伦理、迷惑人民群众、抵制农民革命而一手制造出来的政治偶象。但是，星宇同志却深信不疑：“被对立的阶级所共同称赞的‘清官’，既不纯粹出自统治者欺骗性的虚构，也不完全是人民群众虚幻理想的产物，而是多少被美化了的实际政治现象。”这岂非证明，星宇同志在“清官”问题上，头脑里地主资产阶级的东西还有相当大的地位，由于他没有采取坚决革命的态度，而想把矛盾调合起来，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折中主义。
但是，正象政治战线、经济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不可调和一样，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也是不可调和的。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示我们：“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要最坚决地打破过去传下来的所有制关系；所以，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最坚决地打破过去传下来的各种观念。”?如果不同一切地主资产阶级的观念作彻底决裂，而想用折中主义调和矛盾，最后必然成为地主资产阶级观念的俘虏。这是值得星宇同志和我们所有同志深思的。
总之，我们认为，《论“清官”》的基本论点背离马克思主义，但它又通过折中主义的手法，以马克思主义的面貌出现。因此，它实际上是支持了吴晗为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清官”论，反对了那些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批判“清官”论的同志。如果说，我们今天关于“清官”问题的讨论，是要革掉所谓“清官”的“命”，那末，这些看上去好象也在批判“清官”的折中主义，实际上却是在保“清官”的“命”。
在目前关于“清官”问题的讨论中，折中主义的市场还很大。我们认为，必须坚决反对形形色色的折中主义，彻底地革掉“清官”的“命”！

①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
②《〈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
③《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八一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二一页。
⑤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第一四九、一五○页。
⑦《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四九五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五一五至五一六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九页。
⑩《列宁全集》第十九卷，第三○一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一四四页。
?《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第三四三页。
?《资本论》一九五三年版，第一卷，第九六一页。
?据《三朝北盟会编》。
?《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三七四页。
?《〈试论封建社会的“清官”、“好官”〉读后》，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七日《光明日报》。
?《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八八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四八九页。

（原载《文汇报》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本报略有删节）


自己跳出来的反面教员

伍丁

平心先生三月三十一日在《文汇报》发表的文章①，充满了对批评者刻骨的阶级仇恨。这是《海瑞罢官》讨论以来最赤裸裸地暴露出某些“学者”“教授”真实面目的一篇文章。这是自己跳出来的、不可多得的反面教员。希望同志们花点时间耐心地读一读，它可以擦亮许多人的眼睛。它可以有力地驳掉什么“辩论进行得差不多了”“斗争快告一段落了”之类的观点，它可以生动地教育人们认识眼前正在进行着的是一场多么尖锐、剧烈而深刻的阶级斗争，它可以使得某些平心先生的“同事”和“朋友”看清楚好心奉劝平心先生会得到什么结果，它告诉政治、思想战线上一切革命的人们切不可丝毫松懈自己的斗志。
平心先生用尽了一切辱骂的词汇。什么“思绪敏而无功言辞利而无力”，什么“喷以唾沫”，什么“挥翰手兼弓箭手”，什么“无原则无标准地砍以巨斧”，什么“从暗角里射出了一支看似锋利谲狯实则难穿鲁缟的秃箭”，什么“飕的一声吹起一阵摧林拔木的暴风”，什么要把“园丁手莳的满园新苗一下子刮进溷坑”，什么“一律打进四万由旬的阿鼻地狱”，什么“头脑中设计的破帽”，什么“视民如仇”，什么“新黑帮分子”……凡是他想得出来的刻毒词汇，他都用上了。只有对这场讨论抱有深仇大恨的人，才会用这种语言来发泄内心的感情。请同志们、朋友们想一想：平心先生究竟站到什么立场上去呢？
为什么平心先生要这样暴跳呢？这是因为两篇极短的文章刺中了他的痛处。平心先生其实并无意于进行什么“清官”讨论，他不过利用这次讨论来达到他另外的目的。他希望别人跟着他所开列的一大堆“循吏”名单“旋转”，走进烦琐讨论的迷魂阵去，弄得头昏脑胀，不去揭露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本质和反动思想，离开这场尖锐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主要目标，使我们迷失方向。这也是配合吴晗进攻的一种战术。然而批评文章偏不“绕着”他提出的问题“旋转”，一下子就挑出了他别有用心地安插进去的“忍冬科植物”，揭出了他是想借此宣扬“清官”万古长青，于是他觉得面上很不光彩，就跳起来。其实，这恰好证明了原来批评者是切中要害的。如果他真正想讨论什么“比较重要的问题”，难道还会在这个“个别字眼”上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来反驳一段“言辞利而无力”的话吗？
平心先生自己揭露了自己。他辱骂对方是“弓箭手”，就承认了自己是箭靶子，承认了自己是站在这次讨论的对立面。他说别人的批评几句话就“吹起一阵摧林拔木的暴风”，就承认了他的外强中干，虽然样子那么凶，其实骨子里是脆弱的，一点点风吹草动就当作“暴风”。他咒骂别人批评他就是要把“园丁手莳的满园新苗”“刮进溷坑”，则正好告诉了我们：他这位“园丁”确实很想在社会主义的土地上培养出一批资本主义的“新苗”（包括以“忍冬科”面目出现的“清官”）。他渴望这批“新苗”大长特长，他自命为保护这批“新苗”的园丁。“为了对当前的革命负责”，我们难道还不应进一步分析，平心先生历来手莳的“新苗”究竟是一些什么品种、它的根子究竟在哪里么？平心先生曾经咒骂“农民只是颠扑在绝望的叛乱与惨酷的失败中”“人民蠕动在死水般的愚昧精神生活中”②，把伟大的中国人民歪曲成象虫一样“愚昧”地“蠕动”，这些东西难道不应当拿出来见见太阳吗？
平心先生使用这样刻骨仇恨的语言，并不是偶然的。他在解放以后出版的历史著作中，就使用过“共党分子”、“共派”这种敌人使用的词汇咒骂共产党。说什么一九二七年之后“共党分子”“于各地发动土地革命，是为今日赤军内战之源流”；又说什么“共党”“武装了一部分农民，这就成为日后赤军反乱的源流”。他这样吹捧染满人民鲜血的蒋介石反革命政府：“后来北京与天津为党军收复了……全国都飘着青天白日旗，张学良亦表示信仰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了”。③你看，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的农民革命战争叫做“反乱”，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事业叫做“收复”，平心先生这位“教授”的阶级立场不是清清楚楚么？懂得这一点，看见今天平心先生咒骂什么“新黑帮分子”……之类，就毫不感觉奇怪了。
平心先生这回还对“我校的几位同事”和“朋友”进行讽刺，表示“可惜”和“失望”。为什么要带上这一笔？这是因为他的“同事”和“朋友”认识提高了，不同意他的两条标准论，使他很不高兴。你看：平心先生是碰不得的，连你好心好意帮他忙，他也要拒绝。平心先生要这样做，自然有他的自由，但平心先生的“朋友”和“同事”，难道不应当从这件事中进一步看清他的灵魂吗？
“讨论可以结束了”吗？不，不但对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的批判还需要深入，就是平心先生也还准备一篇一篇地写下去呢！上一篇文章他在注解中写道：“将来打算以专文进一步论述”；这一篇文章又声明“只能在别篇专论中申述”。他越来越长、越来越“专”的“专文”和“专论”要写多少篇，谁也不清楚。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他不会执行什么“让步政策”，而坚持执行进攻政策。在《学术月刊》和《文汇报》上发表的他的文章中，平心先生两次提出反“左”倾的口号。他很注意从政治上发动进攻，把目前对吴晗的批判加上一个“‘左’倾机会主义”的罪名，从根本上加以否定。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些反共知识分子和他们的代理人，别有用心地把这场反对资本主义复辟、保卫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大论战、大革命，扣上一顶“‘左’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平心先生凭着他的阶级敏感，一再喊出了这个口号，应当引起我们高度的警惕。这次他又提出历史科学“有鲜明的阶级内容和复杂的生活内容”，这个“复杂的生活内容”，是用来修正和取消“鲜明的阶级内容”的，它就是同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针锋相对的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资产阶级的社会学。阶级斗争存在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有人很想走过场了事，平心先生等却偏要起而攻击。有些人很想争论少一些尖锐性，平心先生等却偏要弄得版面上充满火药味。这有什么办法呢！看来，这不是一场速决战，而可能是一场持久战。不久总有一个更大的文化革命高潮要到来，现在已经可以听见奔腾的潮声了！一切革命的人们，正在举起双手热烈欢迎它！
平心先生自以为有两个法宝，可以万无一失。一是所谓“我过去领教过多次了”，他以为过去讨论“生产力论”以及别的争论中使用过“多次”的老战术，也可以用到这场论争中来：反正不管有理无理，我横一篇竖一篇写出来，看你们怎么办。弄得大家都疲塌了，都不想看这种文章了；我还在写，直写到“最后一天”，我就算“胜利”了。二是死抱住星宇同志“清官”论作挡箭牌，不但上一篇文章用，这一篇文章更加气势汹汹地威胁道：“请问要不要列举证据？”你再敢批评平心吗？他一“列举证据”，连“深刻批判吴晗同志”的文章都要垮台了。但是，我们可以坦率地正告平心先生，天是塌不下来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决不怕面对真理，决心要彻底揭露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东西，何况一个“清官”问题？谁是谁非，在论战中终将弄清楚，你有你自己的一套，死抱住别人是不行的。不要自以为抓到了一个救生圈，也许只是一根烂稻草，那怎么办呢？还是自己说自己心里的真话为好。至于你“多次”使用过的老办法，这次效果如何，尚待证明。我们很欢迎平心先生继续写文章参加讨论，以便在实践中证明：这次讨论的结果同平心先生得意地夸耀的以前“多次”讨论，是否相同。
上海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最集中的地方。解放以来，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历次重大的斗争，许多是在上海爆发的。资产阶级的本性是一样的。但由于上海解放前长期受帝国主义直接控制，是“十里洋场”，上海的资产阶级比起北方来更带一些“洋”气。这个特点也反映到知识界。有人在“清官”讨论中提出什么希奇古怪的“洋清官”来，似乎连屠杀、欺骗人民的反动官僚也是“洋货”好，即为一例。鲁迅曾经批评过上海某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洋场恶少”，就是针对他们的洋奴和流氓习气。为什么一个以“学者”“历史唯物主义”者自命的平心先生，会写出那些不堪入目的字眼来呢？这固然要从平心先生的阶级感情中去找原因，但同时也要从上海资产阶级的特性中去找原因。这就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懂得什么叫阶级斗争。平心先生写过一本《人民文豪鲁迅》，书里吹嘘自己是什么“少壮斗士”，“很幸运地自幼就接触到世界思潮”也就是“欧美革命大师与民主先哲的文献”④。把伟大的革命战士鲁迅胡乱戴上一顶西洋“文豪”的帽子，这已经反映出平心先生对资产阶级洋“文豪”是多么神往了；以接受美国资产阶级“先哲”的学说为“幸运”，更是活活刻划出一副拜倒在西方资产阶级脚下的样子。这正是崇拜腐朽的“西方文明”的资产阶级的性格。平心先生是决不会沉默的。他当然还要发言。他当然还要宣传资产阶级“先哲”所赐给他的“复杂的生活内容”。他当然还要在“忍冬科”“新黑帮分子”……之类的“注解”中大做文章。他还会给予我们更多反面的教益。谓予不信，拭目以待。
①《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问题和“循吏”“清官”的分析
批判问题》。②④分别见《人民文豪鲁迅》第八、三、五页，新文艺
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十月出版。③以上引文见《中国近代史》，第二
七五、二八一、二八三页，光明书局一九五○年九月出版。

（原载《文汇报》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196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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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大写劳动人民的历史
开滦赵各庄矿退休老工人　王义轩
我看了报上揭露的吴晗的材料以后，对这个反党分子的言行，十分气愤。吴晗吹捧历史上剥削阶级的头子，污蔑农民群众，实际上是借古非今，反对新社会，反对共产党，仇视我们劳动人民。
封建统治阶级的一些人，能站在人民一边，为人民做好事，这完全是胡说。封建统治阶级的官吏，都是一些大小地主头子。从来就没有一个地主能给人民作好事的。
我爸爸在武清县丁甄子村给地主家扛活，连我妈我瞎姥姥和我三口人也养不了。我一生下来就挨饿。五岁的时候，瞎姥姥就拿我当眼使，叫我拉着棍领她去要饭。
那年秋天，我爸爸赶着车给地主拉玉黍秸。他又饿又累，一阵昏迷，从车上摔了下来，铁轱辘从胸脯上轧了过去。一起扛活的人找地主管家，要求拉人去医伤。地主管家说：“秋收要紧，人算个啥。”我爸爸没呆上八九天就死了。我爸爸死后，地主吴老三逼着我妈改嫁，妈妈死活不依。地主把脚一跺，恶狠狠地说：“你爷们还欠我三十五块钱，拿来！”其实这钱早就还完了，我妈向地主要证据。吴老三老羞成怒，揪住我妈的头发，拳打脚踢，把我妈拉进地主的家里，强迫她干活。整整九年，我们母子没有见过面。
我十四岁那年，地主见我个儿挺高，可以顶个人使，就把我留下。一进地主家，我每天就再也不得闲。晚上我和妈住在牛棚里，热天蚊子咬，冬天风吹雪打。有一年冬天特别冷，我们娘俩冻得睡不着觉，就贴着牛肚子去睡。地主嫌我们有“味”，把我们撵出来。我和我妈，就过起了讨饭的生活。
以后，我到了开滦赵各庄矿做工。我在包工大柜拉大筐，每筐二百多斤重，定额一班五十趟。有一天，我正在拉筐，包工问我：“你拉几趟了？”我说：“十九趟了。”他一听就骂：“他妈的，你还要工钱不？”骂完就打了我三板劈，还用锹往我身上撩臭水。有一次，我们几个工人正在井下拉着骡子运煤，由于道滑，骡子滑倒在水沟里，压住了一个工人。我赶紧去救人，另外三个工人也来帮忙。正巧一个英国资本家碰上了。他嘴里嘟噜着，对我们又踢又打，把我们的工牌号码都写在他的本子上。以后我们四个人就都被“刷”了。我去找总管，问他为啥“刷”我们？总管说：“混蛋，骡子倒了，你们救人不救骡子，淹死一头骡子一百多块钱，死一个人才四十块钱。救骡子赏你三个工，救人就刷了你。”这叫什么世道？人还不如骡子值钱！可是吴晗却要想抹煞旧社会这种人吃人的历史，反对新社会，我们决不允许。
旧社会也是人民反对反动统治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中国历史上有过多少次农民起义，反抗封建统治阶级。就拿我们开滦煤矿来说，解放以前，多少年来，我们工人阶级始终不屈地反抗帝国主义分子、资本家、封建把头的剥削和压迫。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开滦五矿工人在党的领导下，展开了大罢工。罢工三天以后，驻矿的印度兵出动了，从矿里赶工人，强迫工人复工。工人的“维持队”就和印度兵进行斗争。印度兵开枪射击，“维持队”和工人们就用斧子、镐把、石头英勇还击。虽然印度兵手里有枪，还是被工人打得头破血流，抱头逃回了矿内。
英国资本家向天津领事馆要求派兵镇压罢工。英国兵坐着火车来了。工人的几百名“敢死队”也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工人“敢死队”手里拿着小红旗，高喊：“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一直冲到赵各庄矿南门外黄土岗上。接着，“维持队”、“交通队”和工人群众也赶来了。英国兵见工人群众声势浩大，只好开着倒车逃跑了。
万恶的侵略者和剥削者并不甘心失败。过了几天，直隶省警务处长杨帮子，带领十几列车巡警前来镇压。“敢死队”、“维持队”、“交通队”和工人们全冲向古冶车站。大家不顾一切地和他们搏斗。
帝国主义反动派和资本家三次武装镇压工人，没有把工人吓倒，我们越战越勇，罢工斗争一直坚持了二十六天。
现在，党号召我们写矿史，写工人阶级的家史，写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史，以便发扬工人阶级的革命光荣传统。而吴晗却要我们写帝王将相的历史，歌颂剥削阶级的头子，这是存心和我们唱反调。今天我们劳动人民已经做了国家的主人，难道我们不写工人阶级在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史，而去写帝国主义分子、资本家、封建把头压迫人民的历史，歌颂这批侵略者和剥削者吗？
吴晗说：写了劳动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历史上的光明面丧失了”，“历史几乎成为漆黑一团，灰溜溜的。”还说：“把我们的祖宗全说成是坏人”，“我们全是坏人的子孙”。这些话多么猖狂！我们告诉你：吴晗！不允许你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你们所尊崇的祖宗是谁？是奴隶主、地主、资本家。我们的祖宗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就是历史的光明面，我们就是要大写劳动人民的斗争历史。只有写起了劳动人民的历史，我们劳动人民才会扬眉吐气！


牢牢记住阶级仇恨

房山县河北镇乡邮员 任成水

吴晗说：“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是帝王将相”，贫雇农“一辈子没有什么成就”，农民战争起不了作用，这全是胡说。历史是我们劳动人民创造的，帝王将相是靠我们劳动人民养活的。没有劳动人民，吴晗所颂扬的帝王将相一个也活不成。帝王将相吃的粮食，穿的绫罗绸缎，住的金銮宝殿，都是我们祖先劳动人民创造的。就拿敦煌壁画、万里长城来说，也都是我们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吴晗不看这些事实，却说劳动人民一辈子没什么成就，真是颠倒黑白。
再看看解放后的劳动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创造了多少惊天动地的事业！人人皆知的大事我不说，就拿我走的河北镇这条山沟来说吧！我已经跑了十四年，对这里每个村庄的巨大变化知道得清清楚楚。我们这里的山区都是山坡地，过去没有一亩水浇地，一到夏天发大水，大石河急流而下，还把泥土冲走了。一九五八年后我们建立了扬水站，把大石河的水引到了高山上。俗话说，“水往低处流”，现在我们这里“水往高处流”了。我们的水浇地已占百分之六十以上，每亩粮食的最高产量已由解放前的一百多斤增加到六百多斤。我们这里的邮电交通也有很大变化。解放前房山县只有两个半“邮差”（两个县合一个）。现在每个村庄都通了邮路。过去山区看不见一辆汽车，现在修起公路，汽车成队，每五分钟从我们邮局门口就过一辆。谁说我们劳动人民一辈子没成就。吴晗硬说劳动人民“一辈子没成就”，其目的无非是要为地主老爷、资产阶级争历史地位，要再来个反动统治复辟。
我们贫雇农，在解放前没有财产，没有土地，没有农具，是什么原因？还不是地主资本家喝了人民的血，榨了人民的油，弄得穷人“一无所有”。而吴晗却说包公海瑞这些地主官老爷是人民的“大救星”，多出几个海瑞，包青天，就可以救老百姓，这是骗人。我们家辈辈受穷，辈辈当长工。我从小给地主放羊，整天光着脚满山遍野地赶着羊群跑，天天从早累到晚，一年到头吃不上一顿饱饭，也没见过那个官老爷发过善心。拿河北镇来说，一九四三年闹灾荒，老百姓出外逃荒卖儿卖女，辛庄一个村一百二十多户出去逃荒的就有七、八十户。有过那个官老爷救过他们？我们劳动人民懂得，天下乌鸦一般黑，天下地主一样狠，他们永远不会发善心，我们穷人要解放只有革命。我们的祖先从来就不甘心受压迫，多少年来，为了不受压迫曾掀起过无数次的农民战争。一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闹了几十年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才得到了解放，过上了好日子。
我们劳动人民懂得，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我们只有革命，才能推翻反动统治，解放自己。吴晗看见我们歌颂农民战争，揭露帝王将相的罪恶，就说是把我们的祖宗说成坏人，真是胡说八道。我们得分清楚，帝王将相是谁的祖宗？帝王将相，这些大地主头子不是我们劳动人民的祖宗，那是吴晗一伙人的祖宗。革命的劳动人民才是我们的祖宗！我们要热情歌颂革命的劳动人民，彻底揭露帝王将相压迫剥削人民的罪恶，教育我们的子孙牢牢记住阶级仇恨，把阶级斗争进行到底。
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以后，更加心明眼亮了。不管你耍什么花腔，用什么甜言蜜语，摆什么迷魂阵，我们都不会叫你迷住。我们能够识别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发现毒草就要把它连根拔掉。



吴晗是站在地富反坏右一边的

昌平县西山口大队贫协委员、民兵排长　韩淑清

吴晗写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代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说话，为他们打气的。吴晗解放前为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服务，解放后仍然坚持反动的立场，反对我们的党，反对社会主义。在我国遇到暂时困难的时期，吴晗代表一小撮反动派写了许多臭文章到处放毒，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吴晗在上面敲锣，地富反坏、牛鬼蛇神就在下面打鼓，他们共同演出了一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丑剧。吴晗一九六一年写了《海瑞罢官》宣传“退田”，我们村的富农分子马春林不就是要我们家退他的田吗？他告诉他儿子说我们家盖房子的地是他们的，伺机反攻倒算，企图复辟资本主义。吴晗不正是和这样一伙人一唱一和吗？毛主席说：“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吴晗是站在地富反坏右一边的，是替他们说话的。
党和毛主席把我们穷人从火坑里，从苦难中救了出来。我们西山口村解放前贫下中农有谁吃得上、穿得上？又有谁有自行车和收音机？可现在我们村每户都吃得饱、穿得暖，全村有二百多辆自行车，六十多台收音机。又有电灯又有自来水。我们家从前几辈人给地主扛长活，全家十一口吃上顿没下顿，没被盖、没炕睡。我叔叔上山打柴没鞋穿，穿奶奶的鞋。解放以后，我们政治上翻了身，经济上也翻了身。这一切都是党和毛主席给我们的，党和毛主席就象我们的亲爹娘一样，我们感激还感激不过来。我们穷人要永远跟党和毛主席干革命。你吴晗骂社会主义，我们就要保卫社会主义。毛主席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我们贫下中农坚决和反党反人民的吴晗作斗争。我们贫下中农立下了顶天立地的大志，坚决听党和毛主席的话，积极参加这场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把世界上的一切反动派和牛鬼蛇神消灭干净，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连根拔掉，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进行到底！



决不允许吴晗诬蔑新社会

港务局天津办事处码头老工人 王宝印 蔡殿友

我们是码头工人，就是过去扛大个的。我们对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很生气。这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是吴晗挑起的。我们工人阶级决不许吴晗丑化我们劳动人民，更不许他恶毒地诬蔑我们伟大的党和社会主义，我们一定要进行坚决的反击。在旧社会，反动政府的官是为少数封建把头、剥削阶级服务的。那时候，资本家、封建把头根本不拿我们当人看，说我们是“臭扛河坝”的。我们都是十几岁就来到码头的。当时为了活命，顶星星来，顶星星去的给资本家干活。干一天活，拿的钱不够吃一顿饱饭，还受尽了警察、宪兵、保安队、特务队、大小封建把头的压迫剥削。
工人的劳动没有安全设备，没有劳动保护，伤亡的事情几乎每天都有。一个叫双居的工人在卸船时，从船面上摔到三丈多深的船舱里，把头叫人用一张席子卷走了。有一次工人扛着白面，从船上往下走，突然缆绳断了，很多工人扛着面掉到了河里，把头叫工人赶快捞面，面都捞上来了，人却上来的不多。
在黑暗的旧社会里，码头工人政治上没有地位，生命没有保障。解放了，是党和毛主席把我们穷苦的码头工人从吃人的旧社会里救了出来，过去我们被人称为臭扛大个的，现在成了国家的主人。党和国家对我们很重视，工作时加强了劳动保护措施，港口又实现了机械化。这就是党的英明领导，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对万恶的旧社会有着刻骨的阶级仇恨，对新社会，对党和毛主席有着无比的热爱。吴晗企图让历史的车轮倒转，妄想把旧社会拉回来，是白日做梦！为了保卫社会主义江山，我们工人阶级一定要和吴晗作坚决的斗争。
吴晗，你有什么资格代表人民？
第2版()
专栏：

吴晗，你有什么资格代表人民？
唐山机车车辆修理厂工人检查员 孙玉升
一九四六年，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了全面内战。吴晗以“人民代表”自居，胡说什么“内战的对手虽然只是国共双方，可是土地资源人力财力却是全体人民的，两党打仗，两党一相情愿自己谈而完全漠视人民，有关人民本身生死存亡的大事而不容许人民作主，甚至过问。”吴晗说这话，是打着“第三者”的幌子，对蒋介石小骂大帮忙，反对人民解放战争，企图挽救垂死的蒋家皇朝。
回想起一九四六年的国民党统治区，真是民不聊生。那时美国兵驻在唐山，汽车横冲直撞，无恶不作，简直是一群野兽。国民党军队对老百姓，更是敲诈勒索。他们还到处抓壮丁，岁数大的硬说成小的，岁数不够的硬说成够的。驻在大王庄炮楼的国民党匪军经常往外打枪，有一个工人被打伤，有一个洗衣服的妇女被打死。那时候，我们劳动人民没有地位，向谁说理去？
我老家新庄子，靠近解放区。解放军对老百姓态度和蔼，经常给大家讲革命道理。他们一到老百姓家，就挑水打扫院子。老百姓给烟抽，他们也不要，他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真是军民合作，亲如一家。当时我们厂里的工人，日夜盼望共产党、解放军早日来到唐山解放我们。
解放军越打越强，国民党军队连连吃败仗，眼看蒋家皇朝就要完蛋。就在那个时候，吴晗出来冒充“人民代表”，散布毒素，把共产党进行的革命的、正义的人民战争，同国民党进行的反革命战争说成是一样的。这是为了麻痹人民群众，要我们劳动人民放下武器，向蒋介石投降。当然，吴晗的阴谋诡计是不能得逞的，我们劳动人民根据亲身的体会，谁是谁非，看得都很清楚。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我们劳动人民服务的，国民党是压迫和剥削我们劳动人民的。一九四九年我们广大劳动人民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解放了全中国。吴晗你有什么资格代表人民？你代表的是什么人民？
解放后，吴晗反动的政治野心并没有死，出版了他解放前写的反动文章继续放毒，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老实告诉你，我们劳动人民眼睛是雪亮的。过去你欺骗不了我们，现在你更欺骗不了我们。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和你斗争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牢牢抓住印把子打垮资产阶级的进攻

江苏省部分职工批判吴晗

四月二十三日下午，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邀请部分工人举行了一次批判吴晗的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南京钢铁厂、南京棉毛纺织厂、六华春菜馆等十个单位，共十人。会上工人们发言热烈，争先恐后。他们爱憎分明，痛斥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倾吐对党对毛主席的热爱，并且决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战斗，锄掉毒草。
吴晗与国内外敌人一唱一和企图搞垮社会主义
十个人的发言，一致认为吴晗与国内外的阶级敌人里应外合，一唱一和，企图搞垮社会主义。六华春菜馆胡长龄说：“我在报上看到吴晗的材料，对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十分气愤；看到全国各地都来批判他，心里又十分痛快。”他还说：“吴晗是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是混入革命队伍中的资产阶级代理人，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鼻孔出气，站在反动的立场上，同我们党、同社会主义唱反调，搞资本主义复辟。”晨光机械厂郭绍江说：“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国际上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掀起了反华大合唱，国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利用我国的暂时困难，向党猖狂进攻，这时吴晗写了《海瑞骂皇帝》为他们助威；当右倾机会主义者被我们打下去后，吴晗破门而出写了《海瑞罢官》为他们打不平，鼓励他们失败再干。这是一棵特大号的毒草！”南京更新百货店余华说：“吴晗借《海瑞骂皇帝》之名，来骂我们的党，骂我们的社会主义。”她责问吴晗：“社会主义那点不好？解放只有十六年就有了原子弹和一万二千吨的水压机，难道说这不好吗？党和毛主席解放了广大贫苦人民，象我这样穷人家出身的女孩子也能学到了文化、参加了工作，难道说这不好吗？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吴晗完全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说话的。”南京铁路局俞秀文说：“吴晗写的东西是借尸还魂。我们要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地富要单干，吴晗要退田，这不是吴晗和共产党唱对台戏吗？这不是吴晗给四类分子出谋献计吗？”南京无线电厂周海清进一步揭露吴晗说：“他是挂羊头卖狗肉，披着马列主义学者的外衣，利用文艺形式来煽动、帮助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梦想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让地主、资本家重新骑在我们头上，这是白天做梦，这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办不到的。”
不忘阶级斗争、打垮资产阶级的进攻
火花玻璃厂袁祖南、战斗机械厂赵逢贵、南京电子管厂高步生等同志都认为：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并不是偶然的。他是最反动的胡适的得意门生，几十年来，他挂着史学专家的招牌，实际上却是崇美、亲蒋、反共的专家。南京机械厂胡传九说：“六十年代的吴晗与三十年代的吴晗一样，不同的是：现在的吴晗更加狡猾，更加危险了。”他说：“因为我们的政权相当巩固，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吴晗这些家伙不敢明目张胆地进攻，只有用指桑骂槐的隐蔽方式进行他们的复辟活动，这说明阶级斗争复杂了。我们要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和各式各样的敌人作斗争。”胡长龄说：“吴晗的《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对我们也是很好的反面教材，我们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永远突出政治，牢牢抓住印把子，坚决打垮资产阶级的进攻！”
分清敌我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工人们还认为：“清官”、贪官，都是一样的大坏蛋。南京棉毛纺织厂曹阿菊以自己的亲身体会说：“我从小就进工厂做工，我知道资本家以及为资本家服务的狗腿子是什么样的人。凡是资本家都要剥削工人的，这点不用说了。那些为资本家办事的二老板怎样呢？不错，从现象上看，一种是对工人张牙舞爪，打骂都来；还有一种好象是‘和气’点，对工人有时也来点皮笑肉不笑，实际怎么样？半斤八两。一个是强盗，一个是骗子。”胡长龄说：“我五十多岁了，从十六岁进厂当学徒，直到解放前，我没有看到一个好资本家。天下乌鸦一般黑，那有猫儿不吃腥，那有什么‘清官’？”郭绍江激动地说：“毛主席告诉我们：‘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吴晗竟然给封建统治者搽粉，在劳动人民脸上抹黑！他妄想混淆敌我界限，取消阶级斗争。”余华也说：“吴晗把海瑞搬上舞台，试问吴晗：你要把我们青年引到那里去？”她说：“吴晗搬出这具死尸，只不过是借此来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工具罢了，我们不能上当！”
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最后，工人同志们严肃地指出：“告诉吴晗，工人是有觉悟的，眼睛是雪亮的，不管什么妖魔鬼怪，我们都能揪住！”高步生说：“我是一个工龄三十年的老工人，虽然识字不多，也不懂什么学术不学术，但谁要攻击党，我就与他势不两立，就要坚决反对他。”他说：“我们工人坚决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怎样说的，我们就怎样做。毒草，我们一定要连根拔掉，不获全胜，决不收兵！”胡长龄说：“党是我们唯一的救星，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太阳。我们不容许任何人对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毛主席、伟大的社会主义进行攻击和污蔑。今天我们翻了身的工人，掌握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不问你是武来，还是文来，不问你是明来，还是暗来，都可以击败的。”周海清说：“谁要和人民为敌，谁就要碰得头破血流，请这些资产阶级老爷们记住胡风反革命集团和冯雪峰右派的下场吧！这就是吴晗的一面镜子。”余华说：“全部历史被吴晗之流颠倒了，我们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重新写历史，还历史本来面目。我们决不容许吴晗在社会主义花坛上栽毒草！”曹阿菊说：“工人说话的时机到了，过去工人被资本家打骂，只有到墙角里或者钻到被窝里去哭，今天不同了，我们有说话的权利。我是工会小组长，不仅我要和吴晗斗，我回去也要发动全组同志和这些坏蛋斗。我告诉吴晗：我们工人有毛泽东思想这个锐利武器，眼睛是雪亮的，觉悟是高的，再毒的东西，我们也能识别出来，我们工人有力量粉碎你！”



我一家的血泪史就是铁证

解放军某部战士 刘俊生

吴晗在一系列文章中，极力赞扬封建统治阶级。例如，在《况钟和周忱》一文中，他说什么周忱是“最能干的好官”，“不摆官僚架子，和百姓熟了，象一家人一样”，“和农夫农妇面对面说家常话，谈谈心，问问有什么困难，什么问题，帮着出主意。”这种论调起了调和阶级矛盾，转移人民斗争视线作用，适应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需要。
这是纯粹的颠倒黑白。我们从来还没听说过封建社会有这样的好官。那些官僚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以及他们的代表人物是人民的死对头，是一群杀人不眨眼的魔鬼，是一群坐吃等喝的吸血虫！我的祖父给地主扛了二十多年长工，没吃过一顿饱饭，不知挨了地主多少皮鞭；我的伯父十五岁那年因家中无法生活，跟着人家到了上海工厂里做工，被资本家吃人的机器咬掉了两个手指头；我的外祖父因地主所逼，家里穷得锅底朝天，只得忍心将自己的亲骨肉——我的舅舅卖掉，换了二斗红高粱；日本鬼子侵略我国的时候，我的外祖父又被杀害了。这一切，就是吴晗所赞扬的反动统治阶级干的“好事”！这些人那能“和农夫农妇面对面说家常话”？这些人那能“问问有什么困难，什么问题，帮着出主意”？吴晗你是骗不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青年的。我们知道，只有党和毛主席才真正关心群众，才和我们是一家人。
吴晗自以为自己“聪明”得很，其实是愚蠢得很。我们懂得谁是我们的敌人。毛主席早就告诉我们：“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尽管你把反动统治阶级说的天花乱坠，也掩盖不了反动统治阶级的狰狞面目，也迷不住我们的眼睛。你想反对共产党的领导，想把社会主义搞垮，这是白天作梦！这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我是个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我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我要百倍地提高警惕，捍卫党、捍卫社会主义，永远站在阶级斗争的最前线，彻底击垮各式各样的敌人，不管他是拿枪的，还是不拿枪的。

196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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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的“清官”论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货色

徐逊

提要　吴晗的“清官”论，歌颂“清官”“缓和阶级矛盾”使历史得到发展，鼓吹“清官”能给人民带来眼前利益，吹捧“清官”是统治阶级“明智派”。这种论调，宣扬了“合二而一”阶级调和；号召人们为了目前利益而忘了根本大计；要人们向反动统治阶级“明智派”乞求“恩赐”，是一种反对革命的阶级投降主义的“理论”，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货色。
一九五九年以后，吴晗忽然兴致勃发专心一志地研究起“清官”来，接二连三地发表了一系列颂赞“清官”的论文。写文章渲染还不够，“破门而出”创作了《海瑞罢官》，进一步宣扬他的“清官”论。历史上本来就没有“清官”。所谓“清官”，只是封建统治阶级麻痹人民的谎言。为什么吴晗要那样热心地把“清官”拖入历史研究领域，狂热地替“清官”争历史地位呢？
吴晗在《况钟与周忱》一文中丝毫也不含糊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在这篇文章里，吴晗全面说明了他对“清官”的“看法”。
第一、“清官”之所以应该被肯定，是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缓和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使“人民得到好处”。况钟、周忱、于谦和海瑞，都是“在政治上做了一些改良工作”，“缓和阶级矛盾”，使历史得到发展的“清官”。
第二、“清官”“在不损害封建统治阶级根本利益前提下，有意识地办了一些好事。这些好事是和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一致的，也是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当前利益一致的”。换句话说，那就是：“清官”能给人民以眼前利益和能维护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
第三、“清官”“了解人民痛苦，比较正直，有远见”。他们“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左派”。用现代的语言来说，“清官”就是统治阶级中的“明智派”。
吴晗的这些观点并不新奇。在现代修正主义的言词里，可以大量找到吴晗所贩卖的货色。
（一）
是阶级矛盾的斗争推动历史发展呢？还是阶级矛盾的缓和使历史向前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里，只有阶级斗争——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阶级斗争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马克思、恩格斯写道：“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致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见《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三六二页）。
毛泽东同志也明确地指出：“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九○页）
人类社会历史是在矛盾斗争中不断前进的。在人类社会历史上，由于阶级矛盾冲突而充满了惊心动魄的斗争和天翻地覆的变动。这种斗争和变动，使人类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是农民阶级光荣斗争的历史；数以千百次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革命战争，不断地推翻和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推动了历史的前进。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一切革命者热情地颂扬矛盾斗争，赞美历史上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革命斗争和他们的英雄，在现实的阶级斗争面前信心倍增，积极投身到阶级斗争中去，赢得社会的进步。
与此相反，一切反动的剥削阶级统治者，他们最恐惧的就是被压迫被剥削人民起来斗争。他们制造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谬论来维持剥削阶级王朝的“永恒”。他们追求什么“绝对静止”和“绝对平衡”。一句话，他们妄图使阶级矛盾“缓和”，以维持他们吃人的筵席，使他们的江山“长治久安”。
“缓和阶级矛盾”，就是维护人吃人的制度的同义语。在这种“缓和”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遭受暴虐的政治压迫和敲骨吸髓的经济剥削。列宁在论及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的境遇时说：“即使在最平静的日子里，也经常地而且不可避免地会使工人阶级遭受无数的牺牲。”（列宁：《新的激战》，《列宁全集》第五卷，第十一页）这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而是所有剥削制度下被压迫被剥削人民普遍的遭遇，封建社会也不例外。因而，一些封建地主阶级的官吏在“缓和”阶级矛盾方面作出一些努力，是为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只能有利于封建统治阶级。这些官吏，受到皇帝和整个地主阶级的褒奖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在“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革命形势蓬勃发展，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恐惶万状的今天，自称克服了“超阶级”观点的吴晗，却在卖力表彰“缓和阶级矛盾”的“清官”，岂不怪哉！
说起来也不奇怪。在国内，当我们在国际上同美帝国主义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揭露和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打退印度反动派的侵略挑衅的时候，不是有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鼓吹
“对帝国主义和一些”，“对修正主义和一些”，“对印度反动派和一些”的“三和”论调吗？当我们在国内大抓阶级斗争，在各条战线上开展阶级斗争的时候，他们不是也极力反对吗？
在国际上，当世界革命形势有利于各国人民进一步开展斗争的情况下，现代修正主义也极力抹煞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阶级矛盾，抹煞和低估资本主义世界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并宣传这些矛盾可以不通过阶级矛盾的斗争——即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革命就可以解决。现代修正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一味跟在肯尼迪、约翰逊屁股后头，宣扬和追求“和缓”紧张局势。
在这种时刻，吴晗大谈其“缓和阶级矛盾”“对历史进展有好处”。这不正是和那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站在一起吗？不正是露骨地宣扬现代修正主义的谬论吗？
（二）
吴晗十分强调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眼前利益的“利益一致”论，也是十足的修正主义的言论。
什么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海瑞在《治安疏》里说得十分清楚，那就是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而封建统治存在一天，农民就一天不能翻身。农民阶级如果不起来粉碎封建制度的枷锁，就只能做任人宰割的羔羊。有压迫就有反抗。我国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曾经多次推翻或削弱了显赫一时的封建王朝。封建统治阶级最头痛、最提心吊胆的事，就是农民阶级的革命斗争。封建统治阶级在长时期的政治斗争中，积累了一些反动的统治经验，他们不断地施展欺骗的手腕，用“小恩小惠”哄骗农民，妄想使农民阶级“心甘情愿”地为地主阶级当牛作马。吴晗不去揭露这种骗局，反而把它说成符合“广大人民利益”，并予以极力吹嘘。这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是吴晗“缓和阶级矛盾”有利于历史发展论的孪生兄弟。
马克思主义认为，农民阶级必须用革命的暴力去推翻和改造封建制度。马克思主义者教育人民群众，不要只顾眼前利益，而要看到长远利益；眼前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曾经引述恩格斯的话说：如果为了暂时眼前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目前而牺牲未来的运动，那就是机会主义，而且是危险的机会主义。
吴晗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完全相反，他通过“清官”的宣传，极力向广大群众说明，只要能给人民眼前利益的，就是“好官”，是“左派”。他要人民群众拜倒在眼前利益的面前。
吴晗的这种宣传，同现代修正主义又走在一条道路上去了。以苏共领导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为了一小撮特权阶层的利益，屈从于帝国主义的压力。他们丢弃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拼命追求暂时利益。他们拣起了伯恩斯坦遗留下来的腐锈了的武器，加以粉刷装潢，卖命地贩卖阶级投降主义路线。在这种时刻，吴晗费尽心机伪造历史，同现代修正主义亦步亦趋，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
（三）
统治阶级中有“明智派”吗？马克思主义者的回答是：绝对没有。
历史上一切反动的剥削阶级，为了维持剥削与统治，从来都是依靠两手的。一手是牧师式的欺骗，一手是刽子手式的镇压。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也不例外。汉朝的“杂王霸之道”，一直是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所遵循的原则。封建统治阶级的欺骗手段和暴力镇压是相互为用，相互补充的。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消灭人民力量，镇压人民反抗。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反动势力对人民力量的态度，“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一八一——一一八二页）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态度也不例外。当他们认为能够消灭农民革命力量时，便露出青面獠牙的狰狞面目，对农民进行残暴的镇压；当他们无法对付农民阶级的反抗时，便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仁慈”面孔，来欺骗和麻痹农民。用暴力，抑或欺骗，是根据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和需要为转移的。吴晗却完全不顾历史的真实，硬要在封建统治者中区别“清官”与贪官，并大力吹捧所谓“清官”。说穿了，这就是硬要人们相信地主阶级也有“明智派”。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里，根本没有超阶级的明智。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明智，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明智。所谓明智，就是善于按照本阶级的根本利益制定政策，善于根据本阶级的根本立场行动。”（《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见《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二四八页）封建统治阶级表扬一些能够有效地维护本阶级利益的官吏，美其名曰“清官”，用以欺骗人民，是很自然的。但是，在无产阶级看来，无论是执行“霸道”的“酷吏”，还是实施“王道”的“清官”，都是地主阶级国家的机件，都是农民阶级的死对头，没有什么质的区别。善于按照地主阶级利益制定政策，善于根据地主阶级立场行动的官吏，正是农民阶级的死对头，因此，根本不应当承认有“清官”，更不应当跟在封建统治者的屁股后边盲目吹捧“清官”。
无产阶级历史科学应该揭穿、粉碎封建统治阶级的谰言，揭露统治者的伪善，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教育人民群众千万不能相信一切反动派的谎言。
以苏共领导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为了讨好美帝国主义，瓦解世界人民的革命意志，达到苏美勾结主宰世界的目的，大肆渲染美帝国主义统治集团正在“向左驶去”，无耻地吹捧肯尼迪、约翰逊之流是“有远见的明智派”的时候，吴晗也极力颂赞“清官”，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明智派”争历史功绩，争历史地位，并且声嘶力竭地要人们对“清官”顶礼膜拜。这是为什么呢？他宣传“清官”的现实意义是什么呢？那就是：承认封建统治阶级有“清官”，就得承认资产阶级有“明智派”；承认资产阶级的“明智派”，就得承认现代修正主义的胡说。吴晗的“清官”论，完全是修正主义的货色，这是十分明白的。
吴晗是忠实于他自己的。他一再强调：“无论是历史书也吧，历史剧也吧，里面的历史人物决不是僵尸的复活，写这个人、演这个人，都要着眼于他或她的某个方面对于后一代的人们的启发作用，也就是前人经验的总结。一句话，不是为了死人，而是为活人服务。”（《关于历史剧的一些问题》，《北京晚报》一九六一年二月十八日）吴晗这般卖力地颂赞“清官”，要人们拜倒在“清官”脚下，决不是为了讨好“清官”，而是因为“清官”能“为活人服务”。
为那一个阶级的“活人服务”呢？事实摆得够明白了。吴晗颂赞“清官”，是要“清官”帮助他反对被压迫被剥削阶级起来革命，号召人们迷恋眼前利益，吹捧统治阶级的“明智派”。这一整套“理论”，都是为了瓦解人民的革命斗志，为资产阶级复辟鸣锣开道。吴晗的“清官”论，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货色。

1966.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