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祖强:邓小平并未出席１９６６年３月的杭州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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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并未出席１９６６年３月的杭州会议

王祖强
　　
　　1966年3月17-20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以下简称三月杭州会议)。对这次会议，《周恩来传》下卷作了这样的记述：“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进一步开展学术界、教育界的政治批判。周恩来从天津回北京后，十八日赶到杭州出席会议。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也到会”，“杭州会议期间，毛泽东还因上海沪剧《芦荡火种》不能在北京演出，当面批评彭真是搞‘独立王国’。毛泽东问在场的周恩来：‘你的感觉怎么样?’周恩来回答：‘我还没有什么感觉。’毛泽东又问邓小平，邓小平也作了同样的回答。”按照这一记述，邓小平不仅到会，还在会场与毛泽东有过具体对话。
　　而《毛泽东传(1949～1976)》(以下简称《毛泽东传》)下卷对这次会议的记述却是：“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因在西北三线视察而请假)外，有各大区中央局第一书记和中央有关负责人。”话说得非常清楚：邓小平没有到会，他因在西北三线视察而请假了。
　　邓小平到底有没有参加三月杭州会议?笔者认同《毛泽东传》的说法，即邓小平并未出席这次会议。
　　
　　(一)从时间上分析，邓小平没有时间出席三月杭州会议
　　
　　1966年三四月间，邓小平去西北地区视察三线工作，3月17～20日他既不在北京，也不在杭州。对此，除《毛泽东传》的上述记载外，还有两位当事人的回忆。吴冷西的《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中记载：“1966年3月18日至20日，毛主席在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比较特别。到会的常委除主席外只有少奇同志(他正在准备出访巴基斯坦等国)和周总理，没有过半数。小平同志在西北三线视察，请假，未到会。其他参加会议的有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有关负责人”。李雪峰撰写的《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中也记载道：“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成员加上六大区书记，总理、彭真都在。小平同志没有来，他为了躲开处理罗(指罗瑞卿——笔者注)的事，到三线视察去了。”
　　邓小平去西北还有其他史料的有力旁证。《罗瑞卿传》提到：“3月4日上午，在邓小平主持下，讨论罗瑞卿问题的小组会议于怀仁堂召开……3月 4日下午，会议移至京西宾馆召开，以后此会即简称‘三月京西宾馆会议’。邓小平主持完‘开幕式’后即去外地视察，未再出席会议。”这与李雪峰的回忆基本吻合。
　　至于邓小平去西北三线视察的出发和结束时间，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关于邓小平西北之行结束的时间，有两份重要史料。一份是毛毛所著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提到：“4月8日，康生打电话叫邓小平即刻回京。其时，邓小平与李富春、薄一波率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干部正在西北视察工作。一路之上，他们讨论和思索的都是如何发展西北经济和建设三线这些问题。接到电话，紧急从延安坐专机直飞北京后，邓小平才知道，彭真又出问题了。”另一份是《周恩来年谱(1949～1976)》(以下简称《周恩来年谱》)下卷中提到：“四月十二日会后，与邓小平、彭真联名写信将会议情况报告毛泽东。并提出：拟由邓小平、李富春、余秋里、薄一波、谷牧五人向主席汇报西北之行，主要谈五年计划的一些考虑。”。
　　根据这些史料可以看出，邓小平三四月间确实去了西北。4月杭州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期间，他还专门向毛泽东汇报了这次西北之行的情况。因此，邓小平出席三月杭州会议并没有时间上的可能。
　　
　　(二)从内容上分析，毛泽东、邓小平对话的时间并不在3月
　　
　　在三月杭州会议上，毛泽东并没有正面批评彭真。据李雪峰回忆：“当时彭真的地位还可以，是中央秘书长，还管着罗的事。记得会议中间，他去接电话，回来说罗(3月18日)跳楼把腿摔坏了。这时毛主席有些惊讶的样子，问：‘为什么跳楼?’然后讲了一句：‘真没出息!’”这也与《罗瑞卿传》的记载相吻合。吴冷西则回忆说：他在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后，“从会议厅出来，我向周总理说，主席这次批评很重，我要好好检讨。总理对我说，不光是批评你，也是对我们说的。回到西泠饭店，我又对彭真同志谈了这事，他也说，主席的批评不仅对你，也是对我们说的。”这些记载说明，彭真在三月杭州会议上还未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集中批判彭真的行动发生在4月于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这与《周恩来传》所描述的三月杭州会议期间毛泽东、邓小平对话的细节并不吻合。
　　关于三月杭州会议的内容。不同的著作有不同的概括，主要的史料是这样反映的：其一，《毛泽东传》记载，3月“会议议题事先没有通知，只在开会时说要讨论中央是否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还有什么其他问题也可以谈谈”，讨论其他问题时，毛泽东作了许多重要插话，其中并没有直接批评彭真的内容。其二，《周恩来传》记载，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研究进一步开展学术界、教育界的政治批判”，“会上，毛泽东提出全国都要开展广泛的阶级斗争，包括教育、出版、报纸、文艺、电影、戏剧等各个方面。同时，毛泽东还批评中宣部在当前学术批判中没有支持‘左派’，是在压制‘左派’。”其三，《周恩来年谱》记载：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批评学术界、教育界‘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掌握的’。强调计划管理体制权力要下放，中央只管虚，不管实，或少管点实”。其四，吴冷西回忆：“会议议题事先没有通知，只在开会时说要讨论我党是否派代表团参加苏共23大，还有什么其他问题也可以谈谈。”会上，对“人民日报登过不少乌七八糟的东西，提倡鬼戏，捧海瑞，犯了错误”提出严厉批评。其五，李雪峰认为，“三月会议主要点了杨尚昆、陆定一的事，还听了江青介绍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情况。会议对罗的揭露就多了。”
　　根据《毛泽东传》的记载，他对彭真的严厉批评是在三月杭州会议之后，于3月28～30日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的多次谈话中开始提出的。
　　3月31日，回到北京的康生向周恩来、彭真等中央负责人详细传达了毛泽东几次谈话的内容。4月9～12日，康生又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书记处会议对彭真进行了批评，彭真和到会的一些领导人“对这次重大错误都作了初步检查”，并“一致同意主席的批评和指示 ”。
　　四月杭州会议则集中对彭真展开了更为严厉的批评。1966年4月16日，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叶剑英等和各中央局负责人再次来到杭州，出席毛泽东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因出访迟至20日才到杭州出席会议。22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对局势的估计越来越严重。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28日、29日两次谈话中继续严厉批评彭真和中共北京市委，说彭真已经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要求对彭真的错误“彻底攻”。
　　与会的李雪峰回忆说：四月会议“彭真来得晚，我们还换了一下房子，住在同一层。叶帅也来得晚，来了就问我：‘这个会议是干什么，三月不是刚开了会?’我说：‘我也不知道。’叶帅说：‘送彭真上飞机时，彭真和我讲了两句话，说现在又出事了，他出事了。’彭真到杭州后，要求和毛主席见面谈话。彭真和徐业夫讲时我正在旁边。彭说：‘我要求和主席见面，只讲20分钟。请你转告。’徐业夫会转告的，可是主席没有见彭真。这样我们就知道事情大了……19 日开始开会。20日、22日、24日、25日在主席那里开了几次会。主席谈得很活跃、和缓，但讲话中插的那几句话就重了。主席说：北京的空气很沉闷，他不愿在那里住，愿到上海来……我们在西泠宾馆吃过饭出去散步时，六个大区书记包括刘澜涛在内，没有一个敢和彭真并行，也不和他讲话。我还和他讲话，因为彭真 1938年就是我的上级，关系可以。但我们也只能讲些废话，‘天热了……’。谁也不敢讲正题。”
　　宋任穷事后回忆说：4月16日中央又通知我到杭州开会，事先并不知道会议的内容。到杭州后，才知道是专门研究“文化大革命”问题。4月 22～24日参加了毛主席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主席在讲话中提出了所谓“朝中有人”的问题。他说：吴晗问题之所以严重，是因为“朝中有人”，中央有，地方也有，各省市都要批判一两个有代表性的人物。否则，这样搞下去，要出修正主义。主席的后一段话是针对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纲》讲的。
　　由此可以看出，邓小平并未出席三月杭州会议，这次会议也并没有当面批判彭真。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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