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东：阎长贵王广宇文革研究的独特价值

tuffy05

对于文革研究界来说，很难对大陆公开出版的书籍抱有太高的期望。因为十几年来文革领域一直是出版的严控区，有关文革的书籍数量极少。说严也是相对的。某些讲述文革的小说家言，某些按官方规定结论敷衍成文的文革人物传记，还是可以出版发行，在市面上流传。难出的是对文革历史真相有新的揭示的著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阎长贵、王广宇合著的新书《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2009年4月出版），便是一个难得的例外。书中讲述和考证的中央文革的职能和办事机构的设置、人员配置和日常工作，陶铸成为“四号人物”的原因，“揪军内一小撮”是不是王力、关锋的发明？“按既定方针办”的产生经过，“五一六兵团”真相，肖力在中央文革，批斗王光美的穿着安排，“二月逆流”会议记录稿的产生经过，特别是两位作者直接耳闻目睹的有关毛泽东、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和中央文革其他成员的种种细节，都颇有新意。 -

阎长贵、王广宇两位先生的身份很特殊，他们既是严肃认真、训练有素的学者，又是历史内幕的当事人，兼文革研究者和历史在场者于一身。文革前，阎长贵是《红旗》杂志编辑，王广宇是马列主义研究院研究人员，都在陈伯达、关锋、戚本禹等人领导之下供职。1966年，分别抽到新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组工作。1967年初，阎长贵担任江青的机要秘书，王广宇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亲历了文革高潮时期政治中枢的许多重大事件。一年以后，他们被诬入狱、劳改，直到1979年平反。 -

近几年，阎长贵、王广宇二位先生集中精力回忆和反思文革，这本书就是回忆和反思的一个结晶。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大多已经过世。周围了解内情的人员，有的不愿意回忆，有的不善于反思，有的不长于写作。阎长贵、王广宇二位目睹师东兵、林青山等人以假乱真的著作广泛流传，信史不彰，遂使传奇流行，甚至一些官方研究机构编撰的著作也采信了某些以讹传讹的说法，出于历史使命感，感到有必要站出来廓清史实，分辨真伪，以亲身经历和可靠文献追求信史，构成了本书的特殊意义。 -

当时在中央领导人身边工作的人员，其实有一个松散的交往圈子，他们之间比较信任，交流较多。外界人员不论是囿于阅历，还是其他原因，走近这个圈子并不容易。而阎长贵、王广宇先生，正是这个圈子里的人。 -

我是近几年和阎长贵先生相识的。最初是在凤凰卫视看了他的口述回忆，其中谈到江青随时可以从钓鱼台回中南海见毛泽东，给我留下委很深的印象。后来在吴迪家第一次见到他。原来他居住的小区离我家不远，又有共同的兴趣，于是来往渐多。我知道，他和毛远新、谢静宜等当年政治核心的知情人都有联系。去年我拿到史云、李丹慧的新著《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发现里面有一些新的说法，比如说华国锋接班是毛远新向毛泽东推荐的，于是向阎先生求证。阎先生很快给远在江西的毛远新打了电话。毛远新当时给他的答复就在本书418页：“我有什么资格和权力向主席推荐接班人？再说，我对华国锋一点也不了解。他又说，对于接班人，毛主席最属意和看重的还是张春桥，认为他有思想，有能力。毛主席是问过我对张春桥的看法，我也说，他有思想、有能力，但我说他不能团结干部，往往不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有点阴。毛主席当时在几个副总理中间翻来覆去地琢磨，最后选定华国锋。他选定华国锋做接班人，还是想叫张春桥做‘军师’。毛远新说，主席叫我跟张春桥传这样一句话：‘从1935年遵义会议起我不是就做了十年的副手吗！’——意思很明显，毛主席要张春桥安心做副手。我把毛主席这句话向张春桥传达了，也向华国锋说了。” 《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里还谈到谢静宜托王海容、唐闻生捎话给毛泽东说，她有错误可以批评她，不见她，她有些难过。阎当即和谢静宜的通电话问及此事，谢说：“我何需通过她们向主席为我说情？” -

阎、王两位在文革初期被重用了一年多，后来却关到监狱长达八年，吃尽了苦头。按说，他们对构陷其入狱的江青等人应当恨之入骨。但在研究相关历史时，却能秉持史家风范，“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江青垮台后，国内舆论对她在上世纪30年代的活动基本上是负面评价，阎长贵却说她当时是一个爱国的、革命的、进步的青年，为提高妇女地位、争取妇女解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做了不少有益工作。和她后来做的坏事相比，30年代是江青的“黄金年代”。阎长贵特别考证，传说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时，中央政治局对此有“约法三章”，限制江青参政，不是事实。说文革开始不久，毛泽东就厌恶江青，也不是事实。直到1975年，毛泽东还对毛远新说：“你帮帮她（江青）的忙吧，我们家剩的人不多了”。阎先生写成《所谓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约法三章”一文的初稿后，让我转给何方先生一阅，并和我一起到何方家中求证。何方多年担任张闻天的助手。张闻天夫人刘英是毛泽东和江青成婚经过的重要知情人。刘英晚年与何方有多次深谈。何方当面向阎长贵说，“约法三章”的确子虚乌有，刘英生前也是这个看法。阎先生为探史实，多方求证，其认真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文章发表后颇得史界认同。我还想说的是，对这种积非成是的说法的辨析，没有圈子里的特殊阅历，甚至连疑点也提不出来。

当然，本书有些内容也可以讨论。比如阎先生不赞成周泉缨《“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一文的基本观点，提出反驳，这本来是正常的学术争鸣。但在驳论过程中引用《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若干中共领导人的言论来证明对方观点的不当，我认为似无必要。不论是中央的决议，还是领导人的言论，都是政治家主观意志的体现，而非衡量历史的客观尺度。学术争鸣，最好还是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我可以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我尊重你的表达权利。搬出这些，对方就不便和你在同一平台上讨论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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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是当事人，又是研究者

                         丁东

阎长贵先生今年77岁。1937年生于山东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61年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因为学业优异，家世清白，被选到《红旗》杂志社，在关锋领导下从事与中国哲学史研究相关的工作。1966年春天，《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戚本禹组织撰写批判翦伯赞的文章，吸收阎长贵参加，使他卷入政治漩涡中心。1966年后半年，他先后被安排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中央文革简报组、江青办信组工作，1967年1月起担任江青秘书，11月底兼任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直到1968年1月蒙冤关进秦城监狱。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新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中了中央书记处的职能，江青的政治地位急遽上升。阎长贵先生因职务关系，参与了某些重要的高层政务，对当时中国政治中枢的运行机制和人际关系都有切身的感受和近距离的接触。当时，国宾馆钓鱼台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办公场所。他在钓鱼台工作一年间，与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其他成员都有直接过从，与江青打交道更多。这就使他具有了与一般学者不同的政治阅历。他是一个研究历史的学者，同时又是历史现场的当事人。一般学者很难拥有的高层政治生态体验，对他却是青年时代一段惊心动魄、刻骨铭心的人生感受。这些感受，成为他探讨历史真相，解析历史疑团的基本参照。他记忆力很好，对当年的细节如数家珍。时下流行的各种说法，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走样的，哪些是虚构的，他都不只是靠文献和逻辑来判断，同时参照自己的亲身经历判断。这种独特的当事人身份，使他笔下的研究文字，具有更强的说服力。所以，他研究文革的文字甫一问世，许多读者的眼睛都为之一亮。他和王广宇合著的《问史求信集》2009年由红旗出版社出版后，史学界好评如潮。

历史当事人的回忆评判固然宝贵，但并非所有的历史当事人的笔墨都具有同样价值。有的历史当事人，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会故意有所隐讳，有所夸张，让史实在笔下变形。有的历史当事人，完全沉浸在当年的价值体系中，没有能力跳出来反思历史。虽然他们叙述的细节也有不可忽视的价值，但他们的评判却和时代精神存在严重的羝牾。阎长贵先生不同。他继承“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的中国良史传统，秉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著史不为稻粱谋，历史人物在他的笔下，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溢其恶。同时，他不但勇于直面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悲剧，也勇于反省自己的失误，超越自己的认识局限。他在博览群书，博采众长的基础上，可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屈指算来，我听说阎长贵先生的名字已有48年。早在1966年，阎长贵和戚本禹、林杰联名发表的文章，就被各种报刊转载，传遍海内，其知名度不亚于今天的明星。直到六年前，我才有幸通过吴迪结识阎长贵先生。当时，我们都在平西府一带居住，走动比较多。近两年住得远了，见面很少，但经常通邮件和电话。阎先生长我十四岁。我和他交往，他从来不摆老资格。常常是一篇新作，写出草稿，就发来征求我的意见。我有时不揣冒昧，提出一些文字方面的修改意见，他都很重视。他的诚恳和谦逊，使我对他更加尊敬。

我在与他的接触中，感受了他研究历史的细致和较真。关于毛泽东在延安和江青结婚时，中央政治局限制江青参政有约法三章的说法流传甚广，阎长贵经过认真考证，判断这种说法不足为信。他就此写成文章，让我转何方先生一阅，并和我一起到何方家中当面求证。何方多年担任张闻天的助手。张闻天夫人刘英晚年与何方就党史的内情有过多次深谈。张闻天和刘英是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的重要知情人。何方当面向阎长贵表示，“约法三章”的确子虚乌有，刘英生前也是这个看法。

阎先生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和当时中央领导人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很熟悉，彼此信任，沟通机会较多。当年为高层服务过的工作人员实际上存在着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阎先生这种特殊的人际关系优势，也是一般学者不具备的。

有一次我阅读了史云、李丹慧所著的《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发现里面有一些新的说法，比如说华国锋接班是毛远新向毛泽东推荐的，于是向阎先生求证。阎先生很快给远在江西的毛远新打了电话。毛远新当时给他的答复是：“我有什么资格和权力向主席推荐接班人？再说，我对华国锋一点也不了解。他又说，对于接班人，毛主席最属意和看重的还是张春桥，认为他有思想，有能力。毛主席是问过我对张春桥的看法，我也说，他有思想、有能力，但我说他不能团结干部，往往不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有点阴。毛主席当时在几个副总理中间翻来覆去地琢磨，最后选定华国锋。他选定华国锋做接班人，还是想叫张春桥做‘军师’。毛远新说，主席叫我跟张春桥传这样一句话：‘从1935年遵义会议起我不是就做了十年的副手吗！’——意思很明显，毛主席要张春桥安心做副手。我把毛主席这句话向张春桥传达了，也向华国锋说了。”那本书里还谈到谢静宜托王海容、唐闻生捎话给毛泽东，她有错误可以批评她，不见她，她有些难过。为此，阎先生当即和谢静宜通了电话，谢静宜反问：“我还要通过她们向主席为我说情吗？”

网上还流传一种说法，毛泽东晚年要安排江青当中央主席，毛远新、张玉凤当政治局常委。为此，阎先生和他之后担任江青秘书的杨银禄一起，分别找汪东兴、张玉凤、毛远新求证，写成文章发表，否定了这种讹传。

当代历史的谜团还有很多，以讹传讹的说法往往比真相的叙述更容易流行，阎先生这样的历史当事人所做的澄清工作，显得十分宝贵。他推进文革研究的学术贡献，不但超越了官方机构，亦远在学院派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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