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洛、孟金：《聂元梓回忆录》指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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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元梓回忆录》指误 (一)

何洛 孟金


　　聂元梓有过不少对记者访问的谈话，如《前哨》登载钟淙写的《北大灾星聂元梓的晚年》，涂光群写的《我认识的聂元梓》及《聂元梓——从造反到炼狱》，还有《当年风光换来晚景凄凉》的采访报道等。比较系统的“自述”我们看到的有两个：一是1980年12月聂元梓写的《总结》，一是2003年的部分回忆章节和2005年1月在海外出版的《聂元梓回忆录》。她在这本《回忆录》的“自序”中说：“我有责任把我亲身经历的那一部分历史如实地告诉今人和后人。”“我只希望说真话，让历史恢复它本来的面目。”作为“文化大革命”中一个昙花一现的特殊人物，如真能“如实地”“说真话”，使后人从中吸取教训，也未必是一件坏事。可惜我们看后，却发现其中有很多不实之处，现仅就以下几个问题予以说明。
　　
　　关于北大社教运动
　　
　　（一）聂元梓在北大社教运动中提的不是“具体工作”中的意见
　　聂元梓在《回忆录》中说：“我和陆平的关系一向是很好的，是他把我调到北大的，而且一直受到重视和提拔，从系副主任提拔为总支书记和校党委委员，还让我作市党代会的代表。”她对陆平的“主要意见就是觉得他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而且认为“这两条，不只是北大党委存在”，“全党都存在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她说：“我给陆平提的都是具体工作中的意见，张磐石就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把北大当作是‘烂掉的’单位……”
　　果真她所提的都是“具体工作”中的意见吗？请看1964年7月23日、25日，聂元梓和张磐石两次谈话的内容。聂元梓说：“我们学校离中央很近，实际上没有执行中央的指示。”“在校一级领导干部中，（有几个）是陆平带来的，再加上燕大、北大的一些青年干部……都是两门干部，未经过实际斗争的锻炼。”（北大社教时，校党委常委13人，其中老干部10人，原地下党负责干部3人。在聂元梓心目中，她在老区上学、坐机关，都是锻炼，地下党在白色恐怖下的种种斗争都不算锻炼，都应离开党委。正如一位老同志所说，这是“幼稚的偏见”——笔者注）“陆平同志重用了一批政治上不纯的干部”，“北大已经出了问题，资产阶级活动猖狂，从政治、思想、学术、教学等方面，资产阶级争夺青年够严重了。”“北大已到了顶头……不容许拖了，要不然这个学校就垮了。……要搞好就要革命。”“不仅从思想上，（还）要从组织上变革。”北大社教工作队队长张磐石1964年11月15日在向全体工作队员的讲话中说：“领导上要我们写一个报告，我们在8月29日写了报告（即《一号报告》——笔者注），基本上同意聂元梓的意见。”《一号报告》说：“哲学系聂元梓向我们反映，北大党委对中央的方针政策没有认真贯彻执行，提拔和重用一大批政治上不纯的干部。”聂元梓还散布：“过去北大（的党）不是真共产党，现在（工作队来了）才有了真共产党。”
　　显然，聂元梓提的根本就不是“工作中的具体意见”，而是完全否定北大党委和干部。在工作队把北大打成“烂掉的单位”的过程中，她的话起了不可低估的恶劣作用。
　　（二）对“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仍有一些不实之词
　　在北大社教运动中，聂元梓对“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进行了诬蔑。在《回忆录》中，聂元梓仍保留了不实之词。
　　关于北大社教及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的真实情况和事实经过，2002年《中共党史资料》第一期等刊物已有全面介绍，这里只就有关情况做一简要说明。
　　北大社教工作队队长张磐石1964年7月2日带领10人调查组进入北大，11月率领260名工作队员在北大搞社教运动，在极左思想指导下，把北大打成“烂掉的单位”，对党委书记陆平等人及20个总支书记中的18个书记进行重点批判。北大社教情况通过各种渠道反映到中央。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志于1965年3月3日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对北大作了基本估计：北大是比较好的学校，陆平是好同志犯了某些错误。邓小平总书记在总结时，对北大社教运动也作了基本估计：运动有成绩，肯定有缺点错误，主要是：没有实行“三结合”，这问题中央担了责任；开始对北大估计错误，当作烂掉的单位去搞，以夺权问题对待；斗争方式有严重毛病。中共中央书记处要求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按照中央《二十三条》和中央书记处会议精神，在工作队员和北大干部中统一认识，做好工作。
　　3月5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给全体北大社教工作队队员作了报告，批评了工作队主要领导人的错误认识和做法，并宣布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戈华和彭珮云参加北大社教工作队领导小组，把原来的5人领导小组改为8人小组。3月9日至19日，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万里召开北大党员干部会，学习《二十三条》并传达了中央书记处会议精神（此次干部会在国际饭店召开，后被称为第一次国际饭店会议）。
　　3月17日，工作队党委副书记、上海市委委员、市教育卫生工作部副部长常溪萍同志给邓小平总书记等写信，反映对张磐石的意见，并建议中央派人检查张磐石在北大社教中的工作。3月20日中办派人找常谈话，并写了《谈话纪要》。邓小平在《纪要》上作了重要批示：“张磐石同志在北大工作中，表现作风不正派，对《二十三条》是患得患失的、抵触的。似乎要考虑改换工作队领导问题……再这样顶牛下去，北大工作要受损失。”
　　从4月2日起，中宣部在民族饭店召开北大工作队部分骨干座谈会，根据中央精神检查北大社教工作队的工作。4月28日至29日座谈会扩大为全体工作队员大会，北大校系主要党员干部参加。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和张子意、部长陆定一先后讲话，总结了会议情况，对工作队队长的错误进行了分析批评，指出其错误性质是对抗中央《二十三条》，拒不执行中央书记处会议精神；拒绝承认错误，改正错误，甚至引导工作队与中央顶牛；组织上独断专行。陆定一部长代表中央5人小组宣布：撤销张磐石北大社教工作队队长职务，由许立群任北大工作队队长；北大社教8人领导小组改为9人领导小组，增加常溪萍为领导小组成员；许立群为9人领导小组组长。
　　6月29日，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向工作队全体队员和北大党员干部作了报告，指出前一段北大社教运动的正面经验和反面经验，都是宝贵财富，要从根本上把大是大非问题解决好，办法是采取整风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办法，解放思想，增强党性，解决好北大党内的团结问题。
　　7月下旬，经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央宣传部、高等教育部和北京市委联合发出通知：1965年7月29日起在国际饭店召开北大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这次会也被称为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校系两级主要干部及部分支部干部和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参加。会议领导以社教工作队9人小组为主，加上3个单位的有关领导如高教部部长蒋南翔、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邓拓等同志参加，共为14人领导小组（其中常溪萍请假回上海），许立群任组长、邓拓任副组长。这次会议的目的是清理思想、澄清是非、增强党性、加强团结。许立群在开幕词中强调：希望每个同志都能自觉革命，首先清理自己。
　　在大会小会上首先带头清理检查的绝大多数是运动中受批判的同志，如党委书记和绝大多数总支正、副书记。由于会议指导思想明确，大多数同志自觉革命，绝大多数系（总支）干部很快统一了认识。到9月4日，作为全体会议已基本结束，仅仅开了一个月零几天。结束工作的总支都返回学校。只有3个总支尚需留一些时间，而其中两个总支也很快结束工作回校。只有由聂元梓为总支书记（组长）的哲学系，一直拖到1966年1月。总的来看，绝大多数同志认为这次整风学习是卓有成效的，既增强了党性，统一了对大是大非问题的认识，又初步恢复了被严重损害了的党的团结。但是，聂元梓等少数人却耿耿于怀，伺机翻案。

　　由于国内政治风云突变，“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受到错误批判。1966年5月31日被陈伯达夺权的《人民日报》，在6月5日发表由陈伯达一伙主持、由北大某“左派”参加炮制的一篇社论，竟完全颠倒是非，把这次北大整风会议攻击、诬蔑为“一个极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聂元梓等也写文章，攻击邓小平、彭真“一手制造了国际饭店围攻革命派七个月之久的极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聂元梓已在《总结》中承认“陆平同志在北大工作中执行的路线是正确的”，“常溪萍同志在北大社教运动中向邓小平总书记写信的内容……都是正确的”。可是，值得注意的是，事情过了40年，对中央书记处纠正北大社教运动前期的错误，聂元梓仍然是思想抵触，耿耿于怀，在《回忆录》中还保留着一些不实之词。
　　1. 《回忆录》中说，彭真“顶住了邓小平指示和中央宣传部，决定召开国际饭店会议”。召开国际饭店会议是经书记处同意，由中宣部、高教部、北京市委联合通知决定的。会议的14人领导小组组长就是社教9人小组组长、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领导小组中还有中宣部的庞达。根据什么说是彭真“顶住了中宣部”？这个联合通知当时都传达了，聂元梓难道不知道吗？
　　2. 聂元梓多次讲国际饭店会议是“整社教运动积极分子的”，整“给陆平提意见的人”的，并且把这话栽到彭真头上，说是彭真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报告中讲的。我们查阅了彭真同志这次讲话的录音稿，访问了参与起草彭真报告的同志和听过这次报告的各方面人员，均没有听到这种话。而且会议当中，带头清理检查、自觉革命的绝大多数是前一段挨批判的干部。
　　3. 聂元梓说在住宿安排上，“积极分子”都与受批判的人合住，是“被监视”。事实上，会议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开展谈心交心，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消除隔阂，增强团结。如果让互相有隔阂的人分别居住，有利于交心团结吗？聂元梓采取“我也不找人，也没有人来找我”的自我孤立的态度，而且看到其他系的“积极分子”和受批判的同志一起散步谈心，就认为这些“积极分子”也“被监视”了，“连最起码的自由都没有了”，这不过是以小人之心度他人之腹。由此也不难理解，绝大多数总支一个月零几天就基本上消除隔阂，加强了团结，返回学校。而聂元梓领导的总支两派意见却“今天这边发表一通，明天那边发表一通，两边各有各的道理，谁也不认为自己有错”，一直拖了7个月。龚育之是随同许立群来北大参加社教的，他参加了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的全过程，他在《百年潮》2002年第7期上发表一篇《彭真同志与北大社教》，讲得很详细。这里引他文章中的一段供大家参考：“6月5日人民日报社论，竟称要求各自都作自我批评的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是‘围攻革命派’长达七个月之久的‘一个极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而据说被‘围攻’的‘革命派’聂元梓，在会议期间还同一位老干部结了婚，红旗轿车早晨送她来开会，晚上接她把家还！这叫做‘白色恐怖’？真是云乎哉！云乎哉！”
　　
　　“第一张大字报”
　　纯属造谣、诬陷、欺骗
　　
　　聂元梓在《回忆录》中说：我“没有蓄意陷害什么人”。可是，她牵头的“第一张大字报”，集中攻击陆平传达的所谓“宋硕讲话”，就是“蓄意陷害”干部和党委的铁证。“宋硕讲话”是怎么来的呢？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彭真等领导同志受到错误的批判。会议决定：停止彭真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撤销彭真同志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北京市市长职务。5月11日，中央决定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和书记处书记池必卿等主持北京市的工作，北京市各部门就处于华北局的领导之下。所谓“宋硕讲话”就是宋硕5月14日在北京市各大中学校党委书记紧急会议上传达华北局指示的讲话。宋硕在讲话开头已说明此点，陆平在北大党委扩大会议上传达时也说明是传达华北局的指示，党委记录也是这样记的，不但讲话开头说明了此点，在讲话中间也有“华北局要求学校党组织……”的指示。聂元梓亲自参加了党委扩大会，听陆平传达的笔记本上也是这样记的，而且还派人去党委核对了记录。但在“第一张大字报”当中，却把华北局指示说成是“宋硕讲话”，集中攻击。明明是在逐段攻击华北局指示，却把许多大帽子硬扣到陆平等同志头上，攻击宋硕、陆平、彭珮云同志。比如，三番五次地批“加强领导，坚守岗位”这句话。这句话的全文是“华北局要求学校党组织加强领导，坚守岗位”。“第一张大字报”去掉了华北局三字，篡改成“宋硕说：要求学校党组织加强领导，坚守岗位”，直接攻击宋硕、陆平和彭珮云。（6月1日这张大字报在中央台广播后，天津大学一同学就给北大写信说：“我们党委书记苏×的所谓指示，与宋硕的讲话一模一样，苏刚到北京开会回来，不知是受了什么人的指示。”信中说，他们已给天津大学党委贴了大字报，“从宿舍到饭厅、到党委办公室，里里外外到处都是”。北大工作组立即将此信编为一期简报，报送陈伯达、康生。天津大学党委书记讲话为什么会和宋硕讲话“一模一样”？这也从侧面证明他们所传达的都是华北局的指示——笔者补证）
　　聂元梓等人为什么对华北局的指示视而不见，而完全不顾事实硬把传达华北局指示的正常活动，说成是宋硕等人的“阴谋诡计”呢？！退一万步讲，即使传达上级指示就是搞“阴谋诡计”，那么彭珮云当时在乡下搞半工半读试点，既未参加宋硕传达华北局指示的紧急会议，也未参加陆平传达宋硕讲话的党委扩大会，为什么把彭珮云也写上呢？这不能不使人想到是因为对中央纠正张磐石领导北大社教中的错误耿耿于怀。宋硕是北大社教五人领导小组成员，对张磐石的极左思想是抵制的，陆平、彭珮云是社教中主要被斗争对象，对张的错误做法也是抵制的，因此要利用形势翻社教的案，而不顾事实硬把三个人联在一起。这不是蓄意陷害吗？宋硕经过无休止的批斗、毒打，虽连续吐血，仍被劳改、批斗。林彪“一号命令”下来后，还要让他“疏散”到外地。难友们看他面色腊黄、生命垂危，再三请求让他住院治疗。他在医院里仅仅住了15个小时，就怀着无限忧愤，带着满身伤痛，望着匆匆赶来的妻子的泪眼，停止了微弱的呼吸。
　　聂元梓在《回忆录》中说：“今天回想起来，这张大字报当然是不可取的……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尤其是给陆平、彭珮云和宋硕造成了很大伤害，我愿意表达我的深刻反省和歉意。”表示“反省和歉意”是可以的，但是不能回避问题的实质，不能回避为什么把传达华北局指示中的“华北局”篡改为“宋硕说”，对宋、陆、彭等同志大肆攻击！报刊上对此早有披露，聂元梓却对此讳莫如深、只字不提！“深刻反省和歉意”恐怕是无从谈起。
　　聂元梓还说，“大字报……仅仅是以普通干部和老师身份批评学校领导，没有对他们（宋、陆、彭）进行什么定性”。事实上，“第一张大字报”说：“这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这是你们和邓拓一伙黑帮一手制造的好经验”，“你们想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入你们的修正主义轨道”，还说要“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消灭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上这些“第一张大字报”中的“高调”，还不是上纲“定性”的话吗？
　　
　　聂元梓秉承江青、张春桥旨意
　　到上海串联，颠覆上海市委、市政府
　　
　　聂元梓判决书中主要的一条罪行就是“参与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的阴谋活动”，“使中共上海市委陷于瘫痪”。聂元梓在《回忆录》中却说：“我根本没有想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的思想和目的。”那么，这条罪行到底成不成立呢？

　　我们先摘引几段聂元梓在《总结》中的话：
　　1. 1966年11月16日晚，江青找聂元梓密谈。江说“你到上海去串连，我们中央文革是支持的，上海的问题是严重的，文化大革命前陈丕显、曹荻秋执行的是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开始又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还诬蔑“上海市委和北京市委都是‘一窝黑帮’，他们互相是有联系的，和邓小平也是有联系的”；江青还举北大社教为例，煽动我们对彭真和上海市委陈丕显、曹荻秋、常溪萍的不满。我就“怀着满腔激情，决定立即到上海去串联”。
　　11月17日晚，王力根据江青谈话的精神对聂元梓作了具体安排：叫她和上海“中央文革”记者站甄××联系，有什么材料也送给甄和向他反映，有问题要请示“中央文革”也经过他。
　　2. 我们于11月19日到达上海。“我们商量的作法是：一、通过和上海师大（常兼任该校党委书记、副校长）联合批判常溪萍打开缺口，揭发批判曹荻秋。二、通过上海师大与上海师大各群众组织取得联系，积极参加上海群众的各种批判大会和活动，亮明我们的观点：上海市委问题严重，文化大革命前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和路线，执行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应该打倒曹荻秋。三、把北大在上海串联的学生组织起来，成立‘毛泽东思想捍卫团’，把我们对市委的看法、观点，传达给他们，让他们在上海串联中进行宣传。这是我和孙蓬一等人共同商量的计划。”
　　这个计划和口径，完全是贯彻江青与聂谈话的旨意。
　　聂元梓在总结教训时说：“我在上海串联，反对陈丕显、曹荻秋同志，自己也不知道真实的东西，听信江青的造谣诬陷，信以为是党中央精神。”
　　然而，聂元梓却出尔反尔，在《回忆录》中一口否认她到上海串联是江青的授意，说“江青的授意”是什么，“至今我也不知道”。
　　这是怎么回事？到底是《总结》说了真话，还是《回忆录》说了真话？我们还是以事实说话，看看她在上海的实际活动吧。
　　聂元梓等到上海串联的真实目的有两个：一个是迫害常溪萍。聂元梓一到上海就向上海师大造反派们宣称：“我这次来上海是找常溪萍算账的”，“要揪出北大社教运动的大叛徒、大刽子手常溪萍”，非要置常溪萍于死地而后快！那么聂元梓又为什么要打倒曹荻秋呢？她为什么对上海师大造反派煽动说“要解决常溪萍的话，就必须揭发曹荻秋，只有彻底揭发曹荻秋，才能彻底解决常溪萍的问题”？有一个重要背景，“文化大革命”之初，聂元梓将一张攻击诬蔑常溪萍的大字报稿交给江青，江青交给来北京开会的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曹荻秋，要他回上海贴出。曹荻秋知道在北大社教中常溪萍给中央写信的过程。常当时由上海派到北大社教工作队任队党委副书记，他对工作队长的极左思想和粗暴做法很有意见。他先向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包括张春桥）汇报，得到市委同意后，才向邓小平写信汇报，促使中央解决北大社教中的错误。曹接到大字报稿后，即向邓小平（当时还在主持工作）请示，邓小平明确指示：“北大社教问题已经中央书记处作了处理，这个问题不要再挑起，大字报不要送回上海。”江青知道了，凶相毕露地威胁说：“上海不贴，我贴。”还亲自威胁曹荻秋：“常溪萍这张大字报，你们不送回上海，你们市委要被动的。”知道常溪萍向中央写信原委并表示同意的张春桥，也于此时附和江青，威胁曹荻秋“回去同市委同志好好议一议，不然很被动”。这样，诬蔑常溪萍的这张大字报，就强行在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和上海师大贴了出来。因此，聂元梓在与上海师大师生座谈会上宣扬“常溪萍受曹荻秋重用”，“所以要解决常溪萍的问题就必须揭发曹荻秋”。
　　常溪萍是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入党的老同志，抗战期间即被誉为“模范专员”。解放后任上海教育卫生工作部副部长兼上海师大党委书记和副校长，曾被誉为“焦裕禄式的好干部”。所以诬蔑常溪萍的大字报一经贴出，就遭到许多师生反对。他们贴出标语“向中央写信算什么‘告密’？……常溪萍是焦裕禄式的好干部”以示对抗。
　　聂元梓、孙蓬一1966年11月19日到上海后，首先开会煽动上海师大师生中的造反派，对常溪萍频繁批斗。21日晚，经师大联系，在上海召集大中小学师生群众组织负责人开会。聂元梓讲话支持和煽动造反派，说曹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使参加会的人受到影响”（聂原话）。22日聂元梓等参加了“上海三司”的成立大会，得知他们在会上要批判曹荻秋、杨西光等，聂、孙建议把常溪萍也拉到大会上批判，得到同意。大会给聂、孙两人戴了纪念章，聂元梓在会上讲了话，“调子是打倒曹荻秋”（聂原话）。会上给常溪萍挂了牌子，会后又给常溪萍剃了阴阳头。24日，上海市群众组织在文化广场召开欢迎“第一张大字报”作者的群众大会，聂元梓一伙讲话又批判曹荻秋等不执行毛主席指示，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并表示：不打倒曹荻秋不回北京。这是聂在上海群众大会上第一次提出打倒曹荻秋，而此时曹还在上海主持工作。25日，上海召开各群众组织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大会，聂、孙等商量后“正式向上海市群众提出了打倒曹荻秋的口号，从此，上海市群众才普遍提这个口号”。这就是说打倒正在主持工作的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曹荻秋的祸首是聂元梓。
　　11月27日张春桥应聂元梓之请求，在“中央文革”记者站与聂元梓进行密谈。这次密谈内容，聂在《总结》中是这样说的：
　　“我向他讲来后参加了上海市的群众大会，讲话中提出了打倒曹荻秋的口号是否可以？张说：对，应该这么提，是时候了。他表示对师大和北大联合批判常溪萍很满意，还说，常溪萍受曹荻秋重用，从北京回来又受曹荻秋保护，参加上海文革小组，任副组长。常溪萍的问题揭透了，曹荻秋的问题也就出来了。‘文化大革命’前，陈丕显（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曹荻秋抵制毛主席的指示，执行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现在市委有那么一帮人跟着（他们）走。要执行毛主席的路线，是要同他们进行斗争的。我问他，听说陈丕显是红小鬼，还参加过长征呢，是这样么？张借此攻击了陈丕显同志。他说，你不要看陈丕显是红小鬼，又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许多人不也是老革命吗，不是也修了吗？陈丕显已经‘变了’、‘修了’。他又说许多人只知道曹荻秋的问题，不知道陈丕显的问题，其实市委许多重大问题都是陈丕显决定的。上海市委的问题要揭透，必须把陈丕显的问题揭出来。”
　　与张春桥密谈后，聂元梓做了以下几件事：1. 重申了“不打倒曹荻秋不回北京”的誓言。2. 选了4个工厂和4个学校，举行了几次座谈会，宣扬上海市委问题严重，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3. 和上海师大在文化广场联合掀起了一次批判常溪萍的高潮，诬陷常溪萍“是一个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进一步揭发了曹荻秋，并提出陈丕显是曹的后台，4. 组织了30多人（北大学生）围攻曹荻秋的会。曹当天有外事活动，聂等纠缠不放。机关干部抗议后，他们才放曹离开。5. 由于听张春桥说了陈丕显许多坏话，他们拒绝了陈的一次盛意邀请。6. 向市委要了一辆宣传车，交给北大造反派，在街上揭发批判曹荻秋。7. 在上海师大一次全校大会上，聂元梓揭发批判了曹荻秋，同时提出要揭发批判曹荻秋的后台陈丕显。8. 召开了市委机关党刊干部会，要他们把陈、曹的问题揭透，争取中层干部造反。9. 和上海“红革会”、“上三司”、“工总司”等召开了一次座谈会，与王洪文等商量，动员他们联合起来掀起一个批判曹荻秋高潮，把陈丕显的问题在全市提出来，造市委的反，把市委问题揭深批透（此时，上海运动未曾涉及陈丕显）。10. 对上海发生《解放日报》的夺权问题，聂元梓表示支持夺权。
　　到了12月27日，经过聂、孙策划，由孙蓬一带领北大、上海师大联合兵团进驻上海市委，并炮制《刘（指刘少奇）记陈、曹六大罪状》的材料，四处张贴散发，诬陷陈、曹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使得市委工作陷于瘫痪。
　　聂元梓、孙蓬一到上海攻击诬陷常溪萍后，造反派用极残酷的手段折磨常溪萍。他们用绳索套在常的脖子上，拼命往不同方向拉，用带钉的拖把柄、铁榔头等凶器往常身上、头上毒打，多次把常打昏过去。数不清的批斗、囚徒般的生活、令人发指的人身侮辱和无法忍受的严酷刑罚，使常溪萍被迫害致死。他们更灭绝人性地把常焚尸。常的夫人陈波浪同志被挂上“大叛徒常溪萍的臭老婆”的黑牌子在上海火车站和主要街道上游斗，被迫害得折断7根肋骨。断骨在肺上戳了6个洞，致其终身残疾。常溪萍在抗战时期的警卫员班耀山被胁迫编造常溪萍曾叛变投敌的谎言，班严词拒绝，遭毒打尿血不止，含恨而死。班的妻子也被逼疯，留下可怜的6个孩子……这一系列惨剧和罪行，都是在聂元梓、张春桥一伙煽动下干的。
　　综观以上事实，不管聂元梓承不承认接受了江青的授意，对她作出“参与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的阴谋活动”，“使中共上海市委陷于瘫痪”的判决，都是有充分根据的。
　　聂元梓最怕她的判决书中“参与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的阴谋活动”这条罪状，千方百计为自己开脱，特别是想把她在上海犯的严重罪行说成是听了李讷转达毛主席的指示而奉命行事的。但是从聂元梓转达李讷的话中，最多只能得到一点：聂想到上海串联，毛主席说想出去走一走，好么，还可以多走几个地方。到上海去是聂元梓提的，不是毛主席提的。毛主席说可以多去一些地方，她也没有去。因为别的省没有常溪萍。李讷完全否定是毛主席让聂去造上海市委的反。聂元梓说与李讷谈话时，在场者中有一位号称是聂元梓与李讷的联络员，该干部则说“不知道李讷找聂之事”。1980年5月28日，王力写了一个材料证明：“江青派聂元梓去上海活动，冲垮了上海市委的领导”，“江要我派人向聂元梓布置，我立即找王××向聂元梓布置”了。
　　（未完待续）


百年潮 2011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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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元梓回忆录》指误(二)

何洛 孟金


　　聂元梓是“坚决保卫周总理”还是耍两面派手法颠倒是非
　　
　　聂元梓在“文化大革命”中追随陈伯达、江青、戚本禹一伙，干了一系列把矛头对准周总理的勾当，但她在《回忆录》中却说“拥护周总理的态度从来没有动摇过”，把自己打扮成“坚决拥护周恩来”、“保卫周恩来”的“英雄”。真相究竟如何?就让我们摆一些事实来看吧。
　　
　　(一)按照陈伯达、戚本禹的旨意，积极参与围困中南海等阴谋活动，把矛头对准周总理
　　1　早在1967年3月27日，陈伯达、戚本禹就以座谈教改为名来到北大。他们听到社会上有人贴大字报炮轰、攻击周总理时说： “现在提到炮打某某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这种说法是错误的。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外，任何人都不能随便与无产阶级司令部联系起来。”会后，聂元梓、孙蓬一召开紧急会议进行传达，并将讲话印出来广为散发；同时连续开串连会，说“要揪大个的”， “要揪出新的黑线”。聂、孙派出许多战斗队，到国务院各部委收集情况，整理负责同志的材料。1971年5月6日聂元梓向以工、军宣队为主的校党委交代(共 21页)中说，她所讲“揪大个的”，就是指周总理，事后还受到戚本禹、陈伯达、王力的表扬和赞许。
　　7月19日，聂元梓动员全校师生员工，组织了一支声势浩大的队伍到天安门广场开誓师大会，聂元梓在会上讲话表示“揪斗刘少奇的决心”。会后一部分队伍到中南海西门，参加“揪刘火线”(此后，聂元梓还多次到中南海西门慰问北大学生，鼓励他们“一定把刘少奇揪出来，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她还代表红代会慰问其他高校学生。
　　2　聂元梓1971年4月21日交代：1967年7月底，我同孙蓬一、姜××、李××、王××、宋××等人经常一起讨论形势，在一次串连会上，我说：在揪刘少奇问题上反映出来，政府机关中旧的机构与中央文革的矛盾，这个矛盾看来要靠群众来解决，对旧机构中的人员要轰一轰……我还说：在揪刘火线问题上，总理的意见是保守的，不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戚本禹在这个问题上是执行中央文革的精神，就是坚持下来，用群众的革命行动来解决。孙蓬一说：在这个形势下还是紧跟陈伯达，现在形势就是总理同中央文革的矛盾，我们要站在中央文革一边。王××说：我看就是听陈伯达的。
　　3　新北大公社外联组长刘××1971年4月20日交代：1967年7月20日左右，一天晚上我到聂元梓家，对她说：如果总理不批准把刘少奇揪出，建工学院“八一”战斗队绝食，饿死了群众，责任就是总理的了。聂元梓说：“就是批准揪出来，群众七斗八斗，斗死了，或者给藏起来，刘少奇人没了，责任还是他(总理)的。”我说：“这么说，批准也好，不批准也好，总理倒台是一定的了。”聂元梓说：“一定倒了。”看来，对陈伯达、戚本禹发动“揪刘火线” 的阴谋，聂元梓是心知肚明、心领神会的。对总理遭受压力的结果，她的预期是悲观的，而且是幸灾乐祸的。
　　戚本禹规定8月5日要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毛主席不在北京，戚本禹认为必须给周总理加大压力，逼总理批准把刘少奇揪出来。于是他提出8月5日要兵分两路，一路去找总理，要求批准揪刘，一路直接到刘少奇住的地方去揪他。聂元梓于7月28日召开红代会核心组会议，传达了戚本禹的话：不要在揪刘火线闹什么天派、地派的分歧，要调整和加强指挥部，鼓励大家把揪斗刘少奇的革命行动坚持下来；要求各校做好对派到指挥部的代表的工作；制订了所谓“分兵两路” 计划。
　　聂元梓1971年4月30日交代：8月3日晚，我召集新北大公社头头开会，我对他们说：要有进行面对面斗争的决心。8月5日这天要兵分两路，一路去找总理，一路去揪刘少奇，我们北大一定要两路都参加。决定增派300人去中南海。聂元梓在同年5月6日交代说：“这就是自觉地走上了反总理的道路。”
　　周总理在极困难的情况下，顶住陈伯达、戚本禹煽动广大群众的压力，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终于使陈伯达、戚本禹们的阴谋失败。7月下旬，周总理下达命令给谢富治(谢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要求围攻中南海的各校学生撤回学校。这时连戚本禹都不敢不服从总理命令，放软了口气，劝建工学院学生不能冲进中南海。而聂元梓却顽固对抗总理指示，拒不撤离“揪刘火线”。看看聂元梓1971年4月30日的检查交代：“7月二十几号，谢副总理说：总理要大家回学校去，但我完全听不进去。在我们分析能不能揪出刘少奇时，议论攻击了总理。我觉得陈伯达没有保守思想，最革命，觉得总理同陈伯达的指示不一致，而认为陈伯达是站在群众一边的，谁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就听谁的话，不支持就不听。就这样，自己反对、抵制了总理的正确指示，也欺骗了群众和我周围的人。”原校文革副主任×××对聂元梓攻击和对抗总理指示也有具体的揭发。
　　聂元梓在1974年4月29日给江青的信中，检查的第四条就是：我受陈伯达的欺骗，1967年7月参加了“抗缅大会”和“揪刘火线”的群众活动。她在信中检查说：“我参加‘抗缅大会’，会后还根据金××(大会主席)或戚本禹的指示，带了学生到外交部提出批评，要求对缅甸政府持强硬态度，并要求转述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的抗议等等。这个大会原来是陈伯达、王、关、戚反总理，反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阴谋，我受了欺骗，作了他们反党的工具。”她在信中说：“‘揪刘火线’也是陈伯达、王、关、戚利用群众的革命热情，发动反总理、妄图篡夺无产阶级专政的阴谋活动……我积极动员了校内群众参加了‘揪刘火线’，我还去看学生，鼓励他们坚持下来，一定能够揪斗刘少奇，为陈伯达、王、关、戚的反革命阴谋活动效了劳，对总理、对毛主席犯了罪。”(当然，广大学生参加“揪刘火线”等活动，是受了陈伯达、戚本禹和聂元梓的欺骗，他们若知道其中包藏着反总理的阴谋，许多人可能就不会去了——作者注)
　　
　　(二)关于“0007密令”的谣言
　　“0007密令”是1967年南方某省一派造反组织中的一些坏人，制造谣言、诬陷周总理发了“密令”让某地军队发动政变的一个阴谋。该组织一些人为了能把此诬陷材料送达中央文革，就派人送到北大，想通过聂元梓上交。
　　聂元梓1971年5月19日交代：1967年三四月份，(动态组长)胡××告诉我关于“0007密令”的情况后，我在思想上怀疑了总理……孙蓬一说：这个问题这么重要，交给赵××(“除隐患”战斗队队长)他们去搞吧!我说：好。
　　原新北大公社动态组长胡××称：1967年初，南方某群众组织的许××，要我们把陷害总理的所谓“0007密令”通过聂元梓直接转到中央文革。我请示聂元梓，聂说，你们把它送到中央文革记者那里。由聂元梓电话联系，我到44楼3层，向中央文革(驻北大)记者上交了这份材料。
　　赵××1971年3月20日交代：“0007密令”是湖南某群众组织中的坏头头捏造的总理指示，向无产阶级司令部猖狂进攻。1967年春知道 “0007密令”后，怀疑总理和这个问题有关系。这种反动思想是聂元梓、孙蓬一把我们找去作了汇报，决定去××省调查时产生的。“他们让去湖南省调查的矛头是指向总理的。”
　　潘××(“除隐患”战斗队副队长)1971年8月30日称：我第一次去南方××省了解“0007密令”的情况是1967年4月中旬，赵××对我说：……对“0007密令”要调查，就是怀疑总理在××搞政变……赵还说：聂元梓、孙蓬一要赶紧把“0007密令”材料整理上报。
　　赵××1971年6月10日说：关于“0007密令”的问题，是聂元梓、孙蓬一及其黑后台向中央进攻的炮弹。1967年6月5日以后，陈伯达的秘书到北大来，我向他作了汇报，送了材料。除了“除隐患”战斗队自己送之外，校文革副主任姜××告诉我，聂元梓也给了陈伯达。
　　1967年9月，潘××还揭发：赵××对我说：“聂元梓、孙蓬一要抓紧把‘0007’案件材料整理上报，总理就(若)是有错误，以后中央不保总理时，整理的材料就是反总理的材料。”
　　聂元梓1971年6月1日交代(共46页)： “我认为‘除隐患’战斗队搞‘0007密令’是反总理的行动。”“整理出来的一、二、三批材料，都是指向总理的。”这些材料“如何报送中央文革的，一个可能是用校文革办公室的名义转送的，一个可能是通过某协作单位报给中央文革的……不论采取什么方式转送这份材料，都是十分错误的……都是犯罪的行动。”
　　聂元梓在1971年6月1日交代中还对她的“骨干战斗队”——“除隐患”战斗队作了评论：由于在整王、关、戚的材料过程中，发现了联系到总理的材料，在我们的反动的极左思想指导下，本来是敌人攻击中央的材料，但在其中想找到我们需要的东西，就大做文章。在指导思想上就明确了既搞王、关、戚的材料，又搞总理等的材料。这样“除隐患”战斗队后期的工作，搞王、关、戚的材料就变成了外衣，实际上掩盖了整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材料……“除隐患”战斗队走向反面的事实，说明了我反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行。
　　聂元梓在1971年5月6日交代：“‘除隐患’战斗队后期的工作，实际上是整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材料”，主要是“攻击总理的材料”。“除隐患”战斗队队长赵××对我说： “咱们从××单位弄来了重要材料，涉及到总理。这些材料都是很有用的，可以从正反中发现问题。”“这些材料，现在正反的都在一起混着，就这样摆着，不要加以整理，也看不出是整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我们自己可以记住，需要研究问题的时候，从正反中可以分析，需要使用的时候，一下子就可以整理出来。”我觉得赵 ××出了一个“好主意”，我说：“就这样办吧!这就形成了我们在反王、关、戚的掩护下，也整无产阶级司令部材料的指导思想和做法。‘除隐患’战斗队这个反动的指导思想，战斗队中大部分人是不知道的，只有赵××是积极参与制定这个指导思想并具体执行的人。”
　　以上情况，都是聂元梓及其骨干人员的交代和揭发。可以看出聂元梓等的两面派手法，先从不同渠道把诬陷周总理的“0007密令”交给中央文革，但是，诬陷材料上交后，这些大员一看，内容荒诞离奇，无利用价值，遂将其束之高阁。
　　聂元梓《回忆录》第十二章部分内容(讲述“除隐患”战斗队始末和“0007密令”等内容)是聂委托“除隐患”战斗队的“骨干”所写。他们在《回忆录》中，添枝加叶，“写”出了一个“聂元梓在一次外事活动中”把“0007密令”“直接交给邓颖超”的故事。聂元梓插话说：“我几次亲手交给周总理和邓颖超。”奇陉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工军宣队审查聂元梓是不是“五一六”分子时，“0007密令”是聂的一个重要问题。在那样重要的时刻，聂元梓竞没有把这个对自己脱罪极为重要的材料交代出来。而在邓大姐谢世多年后，书中却“写”出了这个材料。聂元梓曾交代：“‘除隐患’整理出来的一、二、三批材料，都是指向总理的。”现在却说“几次亲手交给周总理”，岂不矛盾可笑!
　　1968年7月28日毛主席召见“五大领袖”时曾说：“北京外语学院六一六的领袖刘令凯反对总理，总理一直保护着他。有人讲，总理宽大无边，我就同意总理这样做。”聂元梓也反对总理，只是由于总理的宽容和保护，没有定她这条罪，但不等于她就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可是，聂元梓在《回忆录》中不但不作检查，反而颠倒是非，必须澄清!
　　
　　聂元梓给江青的两封信
　　
　　关于聂元梓与江青的关系，聂元梓在《回忆录》中说：她早就对江青“没有好感”，“有些反感”，“我信不过她”，甚至把江青让王力紧急把聂元梓接到中央文革记者站保护起来(江听说有人要抓聂元梓)的行动，说成是江青“软禁”她；还说什么“不理睬江青”，“我们与江青、陈伯达及其同伙谢富治的斗争，则是在校内外同时展开的”。
　　但是，事实上，凡是在北大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聂元梓是江青的宠儿。1966年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接见聂元梓后，8月 3日，江青就约请聂元梓到钓鱼台吃饭。江青把一些高层秘密(包括尚未发布的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告诉她，表示把她当做了“嫡系和心腹”(聂元梓语)。江青还告诉聂元梓：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给她打电话，或者让李讷转告她，她随时可以接见聂。以后江青多次到北大开大会或座谈会支持聂元梓。
　　1968年春，陈伯达、江青约聂元梓到钓鱼台谈话。江青说：现在肖力(即李讷)在中央文革办公室，你送什么材料来也不会丢了(她说聂过去送的一包材料让王、关、戚偷走了)，以后你有事多找他们商量。只要你给肖力打个电话，我随时可以找你谈话。
　　1969年2月2日，聂元梓给江青写信。信中说：“敬爱的江青同志，很长时间没有见到您，没有给您写信了，我是多么想念您，多么想见到您，想得到您的指示和教育。”(类似的话讲了多遍)她在信中检讨了几件事，其中一件是检查对工军宣队进校的态度：“自己当时很不理解，甚至产生了委屈、埋怨、抵触、对抗的情绪。在国庆游行时，我曾多次要求打起校文革的旗子，实际上就是要求保留校文革的权力机关。这实质上是反映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夺权斗争……”另一件是检查对谢富治的态度。因为1967年6月陈伯达、江青、康生在接见红卫兵的几次会上，都批评了聂元梓反对谢富治的事。陈伯达说：聂元梓是“老子天下第一，什么人的话也不听了”。江青说：聂元梓反谢富治是想当市革委会主任。康生也说：“说穿了，就是自己想当市革委会主任。”聂元梓在给江青的信中是怎么检讨和表白的呢?她说： “我因受了聂真的影响，听他说谢副总理是过去邓小平重用的干部， 因而对谢副总理有了怀疑。”就是说她要说明自己不是想当市革委会主任，而是因为知道谢是邓小平重用的人。这种解释太幼稚可笑了!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不管是在解放区还是白区(国统区)，稍微关心一下形势的群众，都知道有个陈(赓)谢(富治)大军，是以刘邓部队的太岳兵团为主组成，从豫西渡过黄河，解放洛阳，配合陈(毅)粟(裕)大军和刘邓大军在江淮河汉间开辟了大片解放区。这在当时是属于常识的事情，而自我标榜为“老干部”的聂元梓却到了“文化大革命”，才从他哥哥那里听说，真是匪夷所思。
　　聂元梓本想以此信向江青求助，但江青知道此事重大，不敢擅自做主，把信转给毛主席，想得到对聂有利的一言半语，但结果只得到三个字：“退江青”。
　　1974年4月29日，聂元梓又给江青写了一封求救信，想请江青下个指示，“解除对我的审查”。信中聂元梓也作了一些检查，说她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向党进攻时，竞受了陈伯达的欺骗， “站到了陈伯达的一边”，“做了陈伯达反党的工具，对党对毛主席犯了大罪”。鉴于问题重大，江青没敢把信转给毛主席。
　　所谓聂元梓“红色政权”统治的时期，是解放后北大历史上最残酷、最黑暗的时期
　　
　　1966年7月26日，陈伯达和北京市委在全校万人大会上宣布撤销工作组，江青当场指名聂元梓出面筹备校文革，28日校文革筹委会成立，聂元梓任主任，江青、康生代表中央文革在全校大会上祝贺校文革筹委会成立，向聂元梓“致以革命的敬礼”，聂元梓即在北大开始掌权。
　　聂元梓在《回忆录》中说：“校文革这一段，我们没有指示任何人去批斗任何一个干部、教授、教员及学生，没有逼死人。”“在校文革管理的时候没有死人。”这真是弥天大谎!仅聂元梓奉江青旨意抓“反动小集团”一案，即抓捕了16位师生，并进行刑讯逼供。她还提出召开全市10万人大会批斗陆平、彭珮云等校系负责同志。自1966年7月28日至1968年8月19日宣传队进校，这两年零半个多月的时间，是解放后北大历史上最残酷、最黑暗的时期，也就是所谓聂元梓“红色政权”统治的时期。这期间非正常死亡27人(《北京大学纪事》修订本有每个人死亡的时间和原因，其中向达教授死亡时间应为1966年11 月24日，误写为12月24日)，除两人是在外地武斗中死亡外，大都是在校内被批斗、刑讯后逼死的，还有几个学生是活活被自行车链条、铁棍等凶器打死或被长矛刺死的。
　　1966年10月28日，校文革发出“加强对黑帮管理”的通知，决定将各系被监管人员集中到昌平北太平庄村监督劳动，成立“劳改大队”。 1967年10月，聂元梓召开会议决定建立直属校文革的14个专案组，包括非法审查陆平、彭珮云等党政干部和翦伯赞等知名学者，抽调80多人参加专案组工作，在多处设立牢房和刑讯室。
　　1968年5月16日，聂元梓批准，在民主楼后面平房正式建立“监改大院”，先后非法关押干部、学者、教职员和学生218人。在劳改大队和监改大院经常发生毒打干部、教师的情况，监改大院里被关押的人每天分为几个劳改大队被押到劳动地点，事先布置背语录，晚上睡觉前集体训话，临时指定人背语录，背不下来即遭毒打。体罚手段多种多样。如中午让人目不转睛地看太阳、让两人大弯腰头顶头站到深夜等等。对此，季羡林教授写的《牛棚杂忆》已有披露，不再多说了。
　　1968年3月至7月，北大发生了达4个月之久的武斗，其中“三·二九”、“四·二六”和“七·二二”三次大武斗最为突出。武斗期间，有3个学生被无辜打死，数百人受伤，多人致残。许多楼房和大批家具被毁，财产损失严重。宣传队进校后，办了两派头头的学习班。
　　1969年6月29日，宣传队召开全校“三忠于”讲用会。聂元梓在讲用中承认她“支持武斗、指挥武斗”等问题。她说：“我利用职权，批准制造土枪、土炮、土手榴弹、土坦克，甚至派人搞枪支，为武斗升级做准备。为摧垮‘井冈山’，我大抓反动小集团，扣压工资、助学金，甚至断电、断粮，往28楼 (对方居住处)里灌水……还随意抓人、审讯，搞逼、供、信，打死人。”聂元梓还承认掌权后“对毛主席的指示，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合我意的就执行，不合我意的就不执行，甚至歪曲、断章取义”；“在校文革中搞小圈圈，排斥异己，搞地下常委……来维持一派的利益，(校文革)变成了派文革”等。
　　据1969年6月26日《北京大学简报》记载：“1966年10月至1967年2月，从井(井冈山红卫兵)红(红色造反联军)成立到被摧垮，聂元梓等人犯了严重错误，他们在‘反聂即反动’的口号下，将‘井’、‘红’视作反动组织，揪斗了‘井’‘红’战士200多名，其中100多人被打成反革命。”
　　1968年4月至7月，聂、孙在北大借口江青说过“‘红旗飘’里有坏人”，制造了一起“反动小集团”冤案。聂元梓、孙蓬一多次策划，于 1968年4月下旬成立了“东方红”、“红旗飘”、“北京公社”3个专案组，非法抓捕、关押师生16人，其中多数人遭到严刑逼供、人身摧残。“东方红专案组”经聂元梓批准先后抓捕邓朴方、邓楠、韩琴英、颜品忠、樊立勤等11人。邓朴方多次遭到严刑逼供，每次审讯都被蒙上眼睛，遭受铅管、电缆线拧成的鞭子毒打，逼迫他交代是怎样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8月7日，他们在拷打逼供一无所获的情况下，宣布邓朴方是“反革命”，并威胁说：你的罪行是严重的，不交代是没有出路的……邓朴方经过严刑逼供、威胁，被逼跳楼，致终生残疾。聂元梓等人为了掩盖事实真相，逃避罪责，急忙编造一份“邓小平通过邓朴方组织反革命集团，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控制北大运动”的“绝密”简报，上报江青和康生等人，致使邓朴方致残后，仍遭受数年的非人折磨。聂元梓们派人到济南把回家探亲的哲学系女生韩琴英抓回学校，韩的丈夫跟随来校向校文革负责人说明韩已怀孕，请求照顾。然而韩仍遭逼供毒打，终致流产。哲学系老师颜品忠被从温州老家抓回，多次惨遭毒打致残。生物系学生樊立勤，腿上被钉钉子，终生致残。
　　这种私设公堂刑讯逼供的非法罪行，比一般监改要严重得多，因为它是在暗无天日下进行的。陆平校长经常被反捆双手，吊至半空遭皮鞭、木棍、自行车链条毒打，凶手们还大搞车轮战，从晚上7时一直审到次日晨8时，不准休息，把人折磨得筋疲力尽，大汗淋漓，精神恍惚。每次刑讯后，陆平都瘫倒在地，不能走，只好一点儿一点儿连挪带爬地回到囚室；有时被打得遍体伤痕、血染衣服。陆平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在残酷的折磨下又得了心脏病，后在劳动中曾发生休克送往医院抢救(聂元梓说：陆平是工作组关起来的，工作组撤走时，没有向校文革办移交……这完全是假话。工作组在时，根本没有刑讯逼供，陆平还可请假回家；工作组走后，校文革调 整了看管人员，几个打人凶手都是校文革调来的)。彭珮云被单独关押期间，遭到毒打和人身侮辱。凶手们让她站在凳子上，向下大弯腰，将她打得皮开肉绽；还把她剪成阴阳头，把头发故意撒满地，让她跪在地上把头发一根根捡起来。
　　在聂元梓等的领导和支持下，许多系都有这样私设囚室、私设公堂、非法刑讯的人，聂元梓内部交代时说有“上百人”。其残酷程度难以想象。刑讯室里打人的工具，经常是木棍、皮鞭、电缆、自行车链条。在刑讯时，被审讯的人常被蒙住眼睛把衣服扒开用链条向皮肤上猛抽，还有用烟头烫的……有的把自行车链条都打断了，把人打死了。人格侮辱、打人取乐更是司空见惯。夜间各处刑讯室的惨叫声，令正直的师生都难以忍受。他们向校文革提出意见，反被诬为同情黑帮、同情反革命。至于抄家更是家常便饭，据校文革不完全统计：“从1966年8月18日至10月15日，校内被抄家的有536户，教授53％、中层以上干部 80％多均被抄家。”有的人家被抄六七次。
　　需要指出的是，聂元梓曾在接受某人采访时(未注明人名和日期)，引用《北京大学纪事》中1968年8月19日一条，有严重篡改和捏造，企图为自己辩护。
　　《北京大学纪事》记载：
　　1968年8月19日，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大。宣传队由北京第一机床厂……和63军(4587部队)等6个单位组成，共492人……
　　当天校文革、新北大公社总部给宣传队写了“欢迎信”，信中强调校文革是“红色政权”，要“在校文革领导下，在宣传队的指导帮助下”，实现两派大联合。
　　聂元梓在接受采访时篡改为：“1 968年8月19日军宣队进入北大，从此北大的一切权力，特别是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权力，统统归宣传队行使。”她想以此说明8月19日后的一切事情她都没有责任。可是正如《北京大学纪事》所记载，聂元梓当时还在坚持她的红色政权：“要在校文革领导下，在宣传队的指导帮助下……”她在给江青的信中也检查，直到国庆节游行，她多次要求打起校文革的旗帜，要求保留校文革的权力机关，是与宣传队的“夺权斗争”。她之所以篡改这一条，就是企图说明如果邓朴方跳楼是在8 月下旬，就与她无关了。
　　责任是推不掉的。《北京大学纪事》1968年8月22日记载：在宣传队领导下，北大两派达成《关于释放被抓人员协议》，规定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叛、特、反……仍由双方看管。8月23日，新北大公社将23名被抓人员移交井冈山兵团。邓朴方已被宣布为反革命，所以仍由新北大公社监管，没有移交对方。
　　实际上宣传队进校后首先抓大联合，监改大院是到1969年2月17日(春节)才宣布解散的(大多数成员转至各单位关押)。至于各单位私设的刑堂有些很晚才由宣传队接管并取消。
　　有人说，聂元梓在台上时，上揪下扫，打击一大片；下台后，上推下卸，推脱责任。确实如此!在《回忆录》中，王、关、戚被关起来了，聂元梓说 “从1967年初就开始与王、关、戚展开斗争”；粉碎“四人帮”后，聂元梓又说“我是与‘四人帮’作过坚决斗争的”，甚至说“从1967年初就开始与江青等人作斗争”；康生罪行揭露出来了，聂元梓说“我对康生也有警惕，文革开始我就对他持不同的态度”。还说曾经“大规模地动员群众反对林、江集团，在北京市还是极少有的，本应受到表扬……”这些话真是天方夜谭!试图以此来推卸责任，恐怕没有人相信。(续完)


百年潮 2011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