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亮：读《邱会作回忆录》的一些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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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海亮：读《邱会作回忆录》的一些感慨——兼谈邱会作坚持自己不反文革

徐海亮（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我对军史和军队文革史只有一般常识性接触，没有专门探讨。所以不可能来评论《李作鹏回忆录》、《邱会作回忆录》，仅仅谈点读书时的感想。

林彪的这“四大金刚”，我只见过一人，吴法宪，他在1967年10月8号随总理到武汉，9号在测绘学院大操场接见二十万大中学校学生，他矮墩墩、胖乎乎、笑眯眯，倒蛮家常的，没有“金刚”模样。而黄永胜、李作鹏，高大、威猛、严肃、缄口的影像，确实是典型武将，特别是李，老戴个墨镜，有些怯人。邱会作就不太一样，高大而白净、儒雅，加上文革里总后系统运动形势起伏跌宕，上海二医大告御状，对全国地方运动的发展又有特别的作用，邱会作本人运动里起起伏伏，受虐过，也风光过，我们地方院校学生对他听说的多，议论也较多，这里讲的还是40多年前的印象。这几年读了吴-黄-李-邱的传记、回忆录，对这些“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的真实形象和内心世界，了解的清晰、鲜活、生动多了。

我爱读海内外战争题材回忆录。《红旗飘飘》《星火燎原》我从第一辑读起；也从小敬仰从革命战争过来的这一代人，文革中，不管老同志老军人被说成犯了多大的错误，一些人受到多大的冲击，我心中他们曾经最威武和正面崇高形象也未消褪。文革后——特别八零年代以来，质疑那一代人革命行为合理性和革命暴力合法性的声音四起，进行理性思考，重新认识革命历史“存在即合理”命题成为时尚，我心中积淀的历史形象也没有减退太多。所以，一本接一本读军人回忆，读吴、李、邱的回忆，和一些喜欢钻研党史军史的人，各种当事人子弟座谈这些书，在我潜意识里，往往觉得这不就是些从放牛娃走上了将坛，走进了政治局的“潘冬子”们吗？我想，大多数过来人都还是喜爱电影里潘冬子形象的，打心底喜欢“红星照我去战斗”的，诚然，是否非得刻意去唱激荡过自己青春岁月的红歌，唱歌才能不忘本和恪守信念？至于那一辈人集体的不足，留待今后再去文化地——而非政治化地去剖析。

今天是“八一”纪念日，联想到许多事，先讲些题外的话。

关于吴法宪的回忆，以前我们都已经谈过多次，意见都说了，我还专门给吴新潮金秋兄妹写了再版时某些修改建议；对李作鹏的回忆，可能争议也不会太大。而涉及邱的回忆，有两本书，特别邱的观点，大家热议甚至争议可能较大，对这个走进了政治局的“潘冬子”（总理说“历史的必然”可不会是逢场恭维之言啊），我看真不愧为政治局委员的潘冬子，写的细腻、儒雅、真实，让我们得知好多前所不知的军内、文革中高层政治的主要史实，同时他也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们不是总说共产党人耻于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吗？

“九大”“十大”政治局成员写回忆（或口述）且已出版的，除了吴德，就吴、黄、李、邱了。吴德的书，是别人记录整理的口述材料，系统性不如这些待罪之人自己写的，涉及中央高层政治生活的史实颇觉不足，黄永胜儿子整理撰写的《军人永胜》，属于非自撰的传记，文革内容尚少，现在读者主要关心文革，甚至只想看文革这一段，所以感到有遗憾。张春桥、姚文元不知写了没有。纪登奎知道的史实很多，但是没写；现在在世的还有汪东兴，据说在写，真希望他能写出整个十年的来。我认为邱的回忆录，披露的文革前夕、文革中高层言论，和高层运作的史实相对最多，对我们了解文革前到“九大”、“九一三”和文革被否定这段历史，帮助最大。这里有三个原因，一个：相比黄、吴、李而言，邱最早进入我军最高层，1933年就到中革军委总供给部做机要工作，也频频接触党、政、军核心领导人，参与生命线工作。建国初，1959年后就参加中央军委工作，接触总理和老帅多、个人关系密切，听、知内情较早较多，黄永胜资格老、职位高，但长期在作战部队或大军区，到军机中枢晚，回忆里机关的事就少一些。这些过程就不需要赘述了。第二个是总后系统文革运动的特殊性，由于空军、海军形势很快被控制住，折腾相对要小，而总后运动受总政、军委文革影响较多，机关内反邱力量大，邱经历的运动有特定典型性，邱被卷入林彪问题相对比黄、李浅，但卷入文革漩涡比黄、李要深。邱比黄、李更具政治、后勤干部的色彩，他的回忆和思想更富文革时期老军人的具体色彩，也特别细腻，确实是个儒将。第三，邱会作对文革、对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两案”公审评价最多，表态最鲜明，所以相对而言不愧是维护“九大”历史，维护作者理解的文革路线与事实的一个回忆；是文革被“彻底否定”后，来自“九大中央政治局”最强的不同声音，值得高层与学界研究。我们研究的是史实和史德，不是简单去附庸政治。大家研究历史，其实也很想听一些来自文革派不同的声音嘛，不是为了“不保持一致”，而是为了得知全方位、更真实的史实，以及忆史写史人的思想深处，其史观史德，其周围人物的心灵世界。“九大”“十大”政治局成员很多，毛、林、周故去，其他老革命家不写，江、张、姚、王无法写，写了也拿不出来，参与打倒“四人帮”的人没写，后来被看成是“凡是派”的其他成员好像也不想写。共产党这么重要的一个历史时期，文革路线与史实究竟怎么样，当时党内政治生活与运作规则究竟怎样？该以当时身份的知情人讲话的都不讲，结果让一个原来“文化不高”的“反革命了”的潘冬子来写了。这是否是我们最高层政治生活民主、科学总结党的历史的一个悲剧呢？

这几个月，读了邱书的人逐渐增加，有人欣喜读到好多新的材料，网上跟帖说——也有人给我说：可惜邱会作被毛泽东整成这个样，还维护毛和文革，有些愚忠、顽固。也有帖子骂的更厉害。还有研究者认真地问我，真是邱本人写的吗，那么系统、细致？说的人多了，我也就回头再认真翻阅原书。是的，邱与吴、李略有不同的是，他刻意在不同时间不同章节，特别强调了对毛和邓，对文革的基本态度，我初略统计一下，至少有20多处“不识时务”的概括。如：对文革性质、实质和如何正确看待历史方面，至少P390、P449、P586、P600、P632专门强调了；对毛泽东的看法对社会发展看法，至少在P620、P632、P645、P656、P658、P718、P786、P788、P909、P941很系统地强调了；对于公审的基本态度方面，至少在P1、P767、P899、P912、P925、P941多处强烈地宣示了不认同。这些地方，我觉得邱几乎想以一个原“九大”政治局委员的角色及其思考，在维护他理解的毛泽东、文革路线，同时也维护自己个人尊严的。迄今，各种典型回忆，只有他达到坚持自己当年身份、维护他理解的“九大”精神的这个程度。

这几年，邱路光在整理父亲书稿时，用电话问我，他父亲对文革，对主席和邓小平好些话，究竟对不对，应如何看待作为党的历史的文革，我的意见，只要是老人家自己写的原则文字，哪怕可能是错的，也要尊重他的思想和见解，就要对他个人和党的历史负责，一律保持原样公开。读者需要的是真实，而非简单化的“权威”代劳的价值判断。他问的多了，我也习以为常，反而没有认真去想：为什么他不是一些人以为的那样——对毛泽东该有深仇大恨呢？我关注的是大量的我不了解的史实、中央领导同志的对话，以及一些关键事实的辨证，没有专门去想过邱会作一次又一次的评价文革，评价毛主席，批判邓小平，议论江青，驳斥“两案”审判这些文字，究竟如何，是否有错误和局限。我毕竟只是个关心具体问题的普通读者，也不是在电影院里问“好人还是坏人”的孩子，更非那些自诩深刻的研究者——能够辨证、评价或拥戴毛和文革嘛。今年，当路光牵头整理、付诸出版的《邱会作回忆录》与邱家老二程光撰写的《心灵的对话》，在学界内部引起“真伪”回忆录的探究，更让我突然想起来：邱肯定文革，肯定主席，否定邓小平，究竟是不是他本人的真实思想，是否其他人动了手脚。对不起啊路光，为了读到真实的邱会作和历史，我也打量了你的“学术规范性”啊，我给邱路光说过，邱回忆录提供的内容特别丰富，总有一天，邱的书本，邱的几次原稿，与中央保存档案中有关材料，要由中共中央或严肃的学者来对照作研究的，除了错字病句可以做技术性整理，儿子你没有权利添加或私自修改父亲的文稿，因为他在这里不仅是你爹，更是个公众人物，是党和国家的政治人物。从路光询问我究竟这些原则性的话对不对，谈他父亲平时如何讲，我感到路光还不至于在理论色彩上涂抹夸大令尊吧，你毕竟行伍气质重，缺文人那种修养（酸腐），办事坦荡豁达，又是孝子；妹夫吴新平公务繁忙，妹妹京京和吴金秋同龄吧，据说贪玩，他们文化较低，没有私自增添父字的需要和可能（我一个干亲，大革命的工人领袖，50多年前让作家记述写回忆录，就批评知识分子有些坏毛病：一个是总想看不应该看的东西——如党内文件，一个是知识私有，采访了大半就据为己有——乱加感想——自己去写书出版）。另外，我听说胡敏身体康健，没有老糊涂啊，她受邱的委托，组织全家整理手稿，始终在关注丈夫手稿问世，胡敏信任长子路光牵头整理，大家知道，在把握老同志回忆录整理与出版的文字原则上，老太太们总是非常当家的，十分忠实于丈夫的声誉和原则的；有哪些人我就不另外举例了。据说邱会作的一些老秘书，也参与了核对与完善诸如文献、时间、地点、公文原件的技术性工作，尽管尚无组织的委托，但为如实保存邱会作同志对于毛泽东与文革这个原则问题的实际态度，他们是认真的，对历史负责的。

另外，邱书P912记载了关于起诉书的意见陈述，这是邱会作当时对司法人员说的自我辩护的话，不可能是后来任何人添加的：“起诉书在表面上好像是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起诉，实质上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起诉，是用法律手段判处文化大革命‘死刑’，这就是起诉书的核心问题。……你们用人为的办法确立了两个‘反革命集团’。说句不该说的话，其实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就是毛主席的代名词。……你们把我定为反革命的根据就是因为我是政治局委员。”这里，邱会作对于文革、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公审的原则态度，强调自己理所当然的身份，都非常清晰的。所以除了他承认一些具体的错误外，邱心中的基本原则，从受审判时到文稿落笔时，一如既往，没有改变。还可以佐证的是，当代中国研究所在2000年组织了对邱的采访，按采访者刘志男的回忆（最近我还电话询问过），他没有想到邱会作能够如此心平气和地看毛泽东和文革历史，邱的基本态度和上述原则是完全一致的。这是个基本事实。我想，不管怎样，这里邱会作都表现出一个被看成“犯了错误”，甚至是“反革命主犯”的共产党人，一个曾经的政治局委员的浩然气节，敢说心里话，说实话，是基本的政治品德，有品德，才有气节。即使邱这些话说错了，甚至他是要“藐视法庭”，他要泄“私愤”，我都认为他对党的历史是坦诚的，气质还是高贵的。身为阶下囚，“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嘛。他没有虚伪地认错，他还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嘛。你们说他死不悔改、有愚忠也未尝不可。

为理解邱会作行文的初衷意图，我不能不了解邱会作思考、起草、修改、完竣手稿的过程。按照胡敏2011年3月11日亲笔写的“写在《邱会作回忆录》第二版发行前”（稿，盖有私章），邱会作从一出狱就动手写回忆录，1981年9月，邱保外就医到西安，我读一下胡的原文吧：“这是劫后余生的十年后全家第一次会合团聚，春节后孩子们都赶回去上班了，会作给我说：‘现在我们虽然是闲人了，但不能虚度光阴，我想把我一生参加革命的经历写下来，留给孩子们，’……这样，从八二年起，会作同志就开始写他的回忆录了”。“会作同志写回忆录是晚年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他倾尽心血用了近二十年的时间，他写好初稿，我就帮他誊抄，然后他再改再写，会作同志的手稿，我用针线一册一册缝起来，摆起来有几尺高”。“后来我们的女儿京京和女婿新平把手稿打印出来，会作同志又多次反复修改，直到二零零二年，有些章节他还在修改，女儿京京到西安帮他打印出来。那年四月份，他就病倒了，再也没有起来，七月十八日会作同志就不幸去世了”。“会作同志交待，让我组织孩子们把他的回忆整理好，适当的时候出版，经过全家的努力，也是费尽千辛万苦，《邱会作回忆录》终于出版了”。他87年刑期还未满，住在平民区，没有起码的工作条件，但已修改、写出第三稿，且将手稿送女儿处打印整理，1987年4月5日，邱会作给女婿吴新平的信文，提到：“寄去材料的目录一份，请能为我打印二十份。打印大开的，望注意编排。时间越快越好。我打算在今年的六、七月份把现在写材料的事告一段落”，说明到1987年第三稿基本完成，托付女儿女婿打印。信中非常概括地谈到他对待毛泽东和回忆文革的基本原则：“我认为那个稿子是有修改的基础的。希望你积极找人帮忙，把稿子搞出来。……有关主题思想问题，我再写一段在下面，供你参考。写有关文化革命的主题思想有两个：控诉文化革命，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控诉造反派，把矛头指向四人帮。前者是反毛派，后者是革命派。毛主席逝世之后，所有有关文化革命的作品，都是属于反毛派一个类型。我是坚决与反毛派划清界线的。我认为文化革命和以前的政治运动是一样的，如果没有造反派的破坏，文化革命是不能遭到惨重失败的。军队文化革命的关键问题，就是有力制止了造反派的破坏，所以损失就比较小，因此我的观点是文化革命不在于发起了一场文化革命，而在于造反派的破坏。这是文化革命失败的关键问题，也是毛主席的错误的核心问题。根据上述的看法，对文化革命只能总结，不能否定，否定文化革命就是反毛的一种手段。

胡下台之后，我同家人讲过，对国家政治的看法，也要坚持‘四个基本原则’，这就是：第一，不能反毛主席；第二，不能反文化革命；第三，不能反共产党；第四，在林彪的问题上不能说假话。这个问题也供参考。”

这信说明：第一，邱会作回忆录的确是他从顺义、秦城就在思考，自己一字一句写的。第二，他书中讲的原则，早在1987年就用文字训示了晚辈家人。所以不是后来出书才由别人补充的。当然，此信并非讲的都合情合理；同时也有个背景，即写在1986-87年反“自由化”之时，时政对他的思考有一定影响。但他讲的是自己个人的维护共产党的四项基本原则。

同年，他还告诉女婿：现在的素材稿约有150万字-170万字，除少数两篇之外，其余都写出来了。并拟为五卷。

第一卷战斗历程 约20-25万字

第二卷文化革命 约25万字

第三卷同四人帮的斗争 约50万字

第四卷强制公审 约25-30万字

第五卷流浪古都 约三十万字。
……

现在的素材稿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思想性不够高，逻辑有些混乱，材料的实感有的不足。至于文字上的问题是多的，不胜枚举。这些都是今后要努力克服的问题。

现在研究者对邱的二子程光撰写的《心灵的对话》中的邱会作一些讲话的真实性争议不小，文章还没有见写出来，但议论不少，你们也有人拥《回忆录》贬《对话》，或褒《对话》中邱言贬《回忆录》中邱言。不管怎样，邱会作1985年给程光的信（影印）总是事实，邱在信中就讲到：“第一，决不反毛主席……毛主席的旗帜是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所在，反毛主席是最大的罪行。第二，决不反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发生是有必然性的，对文化大革命应该有个总结吧，错误要批判，对造反派的罪行要清算，恩格斯说过历史总是历史，任何权威都是铲除不掉的，文化革命用一笔勾销的办法是办不到的”。这些家信反映的基本意思，和成书中关键的阐述，精神完全一致，我看也不是程光讲的什么早期的认识，而是贯穿邱思考始终的原则。1992年9月24日，邱会作给中央的申述信《向中共中央的报告》，同样讲了这个问题：“第一，我不是反革命，而是文化大革命中参与中央工作、至今还活着的党和军队的领导干部，是受‘四人帮’造反派残害的人。”

看来，在“第九、十次路线斗争”问题上，他就不认为自己错了，且重申他是以党和军队高层领导干部合法身份说话。这个申诉收于《心灵的对话》最后附录，据邱路光说，该报告邱家决定不收入回忆录，程光从家中拿走用了。我看，其实应该收录。不管“对话”如何，程光的书收了这两件文物，对研究邱的实际思想很有用的，也是一个贡献吧。

1996年8月7号，邱写信给女婿女儿，说：“我的资料稿，自己能做的事，已经做完了。但要成为文本稿，还要做很多的事。没有完成的事，只有留给你们二人，以新平为主继续完成。这是我最后要求你们为我做的一件大事了。”

邱还在此信中亲自做了封面、篇章设计：

封面——苦难的回顾—用隶体字。适当的大。

回忆录素材稿

第一集：战斗的历程—也用隶体字。同总标题字要小到适当程度。

第二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第三集：特别法庭公审

由1996年稿到2002年终稿，邱又修改数次，可以说，从书中我们挑出的原则问题，他结合社会发展的实际观察，已经反复思考成熟，决心留给历史，绝非偶然之念。从这些信文和原稿的内容结构，我觉得邱的整个思考过程，和多数老同志类似：开始简单地从概念上拥护文革，后来受到冲击怀疑文革或者对毛泽东有意见，但又强制自己要正确对待，拥护毛主席，把党和人民根本利益与毛泽东联为一体。现在没有像黄、吴、李、邱那样被整的一些老同志，也就是如此的。

也难怪周总理感激邱会作时曾经说出“老同志就是老同志”啊。

对于党史研究很关键的一点是：邱会作认为不能把文革历史看成毛泽东个人领导的历史，而是党的历史的一部分，文革是一场革命，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而非简单的政治运动。这种历史观境界相对较高，从党的角度看历史，总结教训；相反的则是庸俗唯物的、或唯心的史观。在上个时代的领导层里，从我们看到的实际倾向而言，邱的认识确实有独到之处。如P941，“对文化大革命是应当很好总结的，这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完全必要的，但利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来反对毛主席、否定共产党就是错误的，也是别有用心的。……他们别有用心地把党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说成是毛泽东个人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尽管毛泽东个人对文化大革命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文化大革命还是党的历史的一部分”；邱会作这里是对党内对党史研究而言，不是反驳批判海内外反共言论，他坚持我们过去常说的历史唯物主义，把党的历史过程和作用放在领袖个人作用之上，如果说文革有教训，也是全党的教训，而非只想教训主席，或者幼稚地以为教训了毛就解决了问题。这样才看到文革悲剧的深重文化积淀。在唯心主义猖獗、党史研究莫衷一是的今天，确实难得。

回想文革历史事实就是如此，文革史不是毛泽东传，文革不是林彪一个人搞的，也决不是江青想怎样就怎样。文革时中央的运作还是有当时确认的规矩的，或高层的运作传统的，共产党那个时候集体左倾，还是所有的大家都自我祈望的革命党嘛，总不是利益集团，总还不是黑社会组织吧？各级领导和干部，有自己的责任，包括党外群众也各有各的责任，需要反思。1966年大家批判彭真说的“错误人人有份”，有了新意，不能就是林彪、江青头上有“癞疤”，大家也都有各自的“癞疤”。我看彭真的话今天反思历史时就用得上。

作为毛泽东麾下戎马征战一生的人，邱会作对毛泽东有特别的感情和信任，完全可以理解，这也是他在回忆中多处批评了毛，但最终还是申明忠于毛，这算革命军人本色。我们朋友里非毛或拥毛的人，都不要简单化地去鄙视邱或夸奖邱。邱毕竟不是可以攻毛或拥毛的炮弹。

邱会作基本肯定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和认真搞文革，多次肯定文革的“继续革命”性质，如：P632，“我感到毛主席是认认真真在搞这场文化大革命，并不是邓小平他们把毛主席在文革中说得一无是处，把文化大革命说得一无是处”；P390，“平心而论，对文革来说，毛主席认为他发动和领导的文革是‘革命’，而不是‘运动’。……革命就是砸碎旧的国家机器，而不是简单的调整、撤换干部。如果从‘革命’二字出发。回过头来再看看文革，或许能想通一些过去想不通的问题。毛主席说文革是‘三七开’，文革就是‘七三开’，就是再糟糕的文革，也是我们党历史的一部分。”因此，对于总结教训，他认为应该真正站在党的立场上，而非个人义气：“文革既然已经存在了，就要认真地总结教训，不能简单地用所谓‘彻底否定’去了结，去鞭笞。文革有深刻的社会阶级斗争的原因，有党内斗争的原因。具体地说，也有长期以来，首先是党内最高和较高层面上的领导同志把毛主席拥戴到党和国家之上，把党内生活的平台变成斜坡，使之失去平衡和制约，促使产生毛主席可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局面，而且党内最高和较高层面上的领导同志自己也在起劲地拥护文革，因历史上的恩恩怨怨在文革开始时打击同志，直到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才对文革产生怨气。现在大家都把文革中的 ‘不是’推到毛主席一个人头上（毛主席是要负主要责任），并推给林彪、江青以及黄、吴、李、邱去承担责任，没有多少人把文革作为‘党的历史的一部分’自己去反思自己、去承担一些责任。不是栽赃他人，就是推得干干净净。”

邱会作这里谈到总结文革经验教训中，确实存在的问题：文过饰非，过去不能批评毛泽东一句，现在谈党史论文化革命，反过来只能批判毛泽东（也有掩饰毛泽东的——倒不是想爱护毛个人，而是出于维护一种对自己有利的文化的需要），批判所谓的“林、江集团”，别人谁的错都不能说，做错的乃至犯罪的也都是“抵制文革”“抵制毛泽东”，当年痴狂大唱“文化革命就是好”时，都是拉文革大旗去吓唬压制不同意见的人，现在反过来变成拉反文革非毛大旗去封别人的口。我想这不是民主作风。我们总是绝对化，这本身就是时下口口声声要弃却的“文革思维模式”。这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于总结历史，真正提高科学性和党性很不利，对教育后人更不利。这种错误倾向，一般没有人敢批评，老干部和领导同志，本来有资格讲，结果说的更少，邱会作待罪之身，竟能够如同黄克诚一样亮明观点，难能可贵。

说起文革路线，邱会作重新批评刘邓的文革做法：P449，“文革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往事历历在目，党在历史上有深刻的教训。毛主席去世后，后来的中央领导人把毛主席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看为是他的‘最大罪行’，并做为反毛主席的主要根据。事实上，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与刘邓的文化大革命相对立而来的。”P600，“平心而论，文革按毛主席的搞法，伤害了不少人；但回过头来说，文革若按刘、邓的搞法，也很不可取，也会伤害更多的人……”

我想，邱会作在非常反感文革运动冲击总后机关执行的“刘邓路线”时，也和大多数人一样，认为运动初对广大干部、群众镇压的做法，是不可取的，邱会作与那种“什么也没有改变，什么也没有忘记”的人相比，他在运动中是有收获有思考和提高的。只是，我们大家当年简单化地把这种政治文化现象贴标签为“刘邓路线”，也有失偏颇。因为“刘邓”主张的那种办法，也并不是就他们两个人要办，而是我们整个党一种强大的习惯势力，习惯性地要在革命队伍内抓敌人、打右派，搞斗争；刘邓不在了，还有人自觉地要那么做，只是到了今天，它在党内党外市场小些了。

邱会作没有分析为什么曾经被压制的群体，在自身解放后，又可能去压制与自己不同政治观点的群体，我们不同时期的革命动力，又会推行与运动初期一样的“资反”压制？邱会作也仅抓住上海二医大“红纵”造反的一些事情，但没有考究，人家二医大造反，开始也是抵制总后在院校运动的指导中，犯有我们说的“刘邓路线”那个毛病整了他们校长嘛（总后在系统内对于运动的做法，应该来自军内统一部署，是否从社教四清就开始了，我听说的，四清就开始了）。我专门问过陶斯亮为什么学生要反抗总后，她干嘛告御状。邱也来不及考究：他痛恨的机关造反派，和普遍的地方造反派的概念还是有所不同，一般来说，地方的群众造反，不受命于某个层次权威，而是期望直接通天，总后机关造反火势大，先有院校串联，后有部队领导运动部门和个人支持（他们比邱资格还要老、级别还要高，有的属于原来就不喜欢邱，有的，我看还是为跟进文革运动），总后自己有“五大部长”支持造反，算体制内的造反。有的事抓住了本人一些显然还不属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枝节问题，这些问题，我看确实不算啥，开高级会议潇洒去钓鱼啦，风度加道貌——有相好啦，居功自傲的老军人这种事并不罕见。文革中有造反派热衷攻这些，我觉得庸俗化。邱的这些小节毛病确也引发了反邱大倒戈，一时都造反了。总后系统和机关的运动，是文革中比较特殊的一个问题，需要专门深入研讨。其实，三总部、各军兵种和大军区省军区，多有党委班子中的对立斗争，都有造反和“炮打司令部”；部长、司令把副部长、副司令打成反革命，副司令夺司令的权，不止一个军区一个总部存在吧？我看部队里某些老同志那时的认真程度，不亚于红卫兵小将哩！不知是搞思想革命还是要重整山寨？当时支持一方打击一方的更上一级领导，应该负什么责任呢？

从邱自己回忆和领袖们的评价看，他是十分称职的总后勤部长，有朝气有办法，他进入军队最高层，进入政治局，帮助总理作了好多超越部队系统的大事，几乎是文革运作的分后勤部、至于后勤系统里和他本人的问题，毕竟还不算当年标准的“走资派”问题，即便邱在运动初犯过压制群众的错误，也不应该把人往死里打。邱就是真反革命分子，也不应该毒打嘛。他不服公审把机关造反派拿出来当证人，可能也有他的道理。不过，他在回忆里对对立面是否看得太重，这和公审时他的“认罪”如何衔接起来看？我不了解总后的运动，不想去深究。听说反邱造反骨干后来还提拔了少将，如果他们真有邱讲的那么坏，邓小平是否也太大意或实用主义了呢？我想，涉及黄、吴、李受审时被指责在系统内迫害多少干部群众，我理解与其他部门一样，都还是运动反反复复，一部分人在不同时期受到冲击、打击乃至压制，他们作为主要领导，应该客观地承担责任。我反对运动来了整人。如果我们拨乱反正，依法治国，凡是类似公审他们所举的类似“文革运动罪行”，都要上法庭，我看，要审判的可能还大有人在的。如果真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妨大家都上法庭对证对证嘛。

“造反派”是现在大家都可以痛斥的脸谱化符号。邱会作和黄、吴、李都厌烦造反派。在武汉“720事件”时，毛泽东在汉口机场对他讲，回去向林彪说，有一点林没谈到，就是对造反派也要加以分析，不是一切都是好的，他理解成毛指的当时通称的狭义的革命造反派，邱路光听他父亲谈造反派，总以为毛在事件中对造反派的看法就有变化了。其实，毛泽东在7月21日晨对邱会作讲的，是专指在武汉冲击东湖宾馆“百万雄师”那样的造反派，是指造文革路线反的造反派，他们自诩是最彻底的真正的造反派。

当时毛刚刚转移出来，正恼着呢，说住到贼窝里了。他明明知道闹事的是反对“三钢三新”的、抵制中央决策的“百万雄师”，毛泽东还兴致勃勃地想到水利学院去看革命造反派自卫修建的工事，到8月上旬，还一再强调要武装左派，他不至于在当时就认为左派造反群众不是一切都好，而是怀疑“百万雄师”里有坏人，邱书就记载有——汪东兴告诉北京，“反革命分子快冲到毛主席住的地方了”嘛。拿刀拿枪冲击军政要地的，按传统看法不就是杀人放火的反革命吗？从更深处看，毛泽东其实这里可能暗暗点出军队支左不力，支持了右派，才导致了武汉局势的混乱，是委婉批评林彪的，也可能，对林彪以前讲的“群众运动天然合理”，已明显表示不认同。毛自认的猴气，是希望群众各派没有根本利害冲突，毛的虎气，可能正想贯彻永存的巴黎公社原则，支持现代的布朗基、普鲁东分子呢！邱作为传统的老军人，想不透毛泽东的深浅。毛泽东对狭义的造反派，即对当时毛派的造反群众头头有看法，则是到8月下旬，运动急剧转折以后，抛出王力、关锋以后。所以邱会作赞成文革概念，不赞成革命实际，本身还是矛盾的，群众造反有这样或那样的区别，有特定的环境和对象，他想象的左右派，和毛泽东理解的不一样。他以为毛的文革错误核心是支持了造反派，文革万错是造反派破环的错，有失偏颇。而这个偏颇也并非老邱独有，时下甚至一些研究者也这么简单去看，也是一种气贯几千年的历史观吧。邱不是不赞成刘邓的文革路线吗？毛泽东一开始也想依靠传统的党政工团，但是不成，运动起不来；退一步求其下，毛才全力支持被刘邓压抑了的底层反体制的造反，这只是个政治权谋，如果没有造反——对刘邓和党政体系的造反，也就没有了毛泽东式的文革，那就退回刘邓的文化革命了。况且，邱似乎在概念上肯定马克思对于巴黎公社讲的那个彻底砸碎旧的国家机器，或换用毛泽东号召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砸烂旧清华、砸烂公检法等，毛实际是在犹豫的，他想要砸烂旧的党政体系时，他只有使用反体制的造反派。诚然，如何看待原有的党政体系，如何看待造反群众与干部，毛泽东自己也始终是有矛盾的。文革前中国社会矛盾的复杂性、造反派的文化基础和行为的复杂性，也远非一两篇文章说得清楚的。这是研究文革的一个重要问题，不是堂．吉柯德批判风车巨人那样简单否定就说清楚的。所以老邱的思路没有完全理顺，他的下属，也曾经执行压制总后机关造反的同志，也认为邱的认识还未贯通理顺。当然，他对造反派极端反感，这个认识也带有普遍性。其实，当年野战军和海、空军下属单位，不少还是在一定阶段支持了造反派的；响应毛主席号召嘛。

林彪和他的四大将是文革派，但是相对而言，算文革派里的右派，他们更接近传统体制，也更维护传统秩序。在林系军人集团与文革派底层群众发生冲突后，主张不断革命的左翼群众反感和怀疑不支持自己的军人，这些军人更是反对动摇着传统党政体制的极左群众。毛泽东的悲剧并非重用了造反派，而是没有料到最单纯、最诚心支持文革的解放军和青年学生，消耗在这个反反复复的运动里了，统帅、军队、青年，相互难认识了。克里姆林宫内展示着拿破仑1812年丢弃在俄罗斯雪原的铜炮，拿破仑把革命的遗产——军队，丢弃在不断的革命战争中了。我坐在炮上沉思，十分伤感，我觉得毛泽东把他革命年代带给共和国最宝贵的财富——军队、干部，以及后来红旗下长大的青年，都消耗、失散、衰老在文化革命里了。今天是“八一”啊。邱会作不知道的是，恰恰是与他同时受审坐监、在承担文化革命罪责处罚的各地造反派干部群众，通过“两案”公审，开始明白政治、政权和法律究竟是什么，开始觉得把黄、吴、李、邱打成反革命，和自己坐共产党的监狱一样，不是以法治国，没有体现法律公正。两代诚心相信马列毛的人坐共产党的大牢，难道不是法治的极端悲剧吗？

邱会作看江青，其实也很政治很绅士啊，没有情绪化嘛，他认为军委办事组与江青的斗争，属于党内斗争范畴，P586，“军委办事组和江青一伙的斗争仍是党内问题”，即文革派内部的问题，并非公审时界定的“反革命罪”问题。他认为文革当局内部分歧问题，不应该付诸法律。而且他认为毛江的组合是政治的组合，而非个人因素，在P658就说：“有人认为，毛主席是因为个人因素把江青塞进政治局，这也不对。毛主席不会这样做，我认为他点头让江青进入政治局，还是从文化大革命的角度来考虑的，当然也有主席对今后政治格局的考虑”。

不过，关键的是在谈文革时，邱也数次承认他赞成的文革与毛泽东心中的文革原则还是不同的。如：P660，“毛主席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现林彪实际上并不支持文革，大部分中央委员实际上并不支持文革，真正支持文革的只有江青一伙和造反派。这样林彪的麻烦就来了……”。P718，“黄永胜的态度，也决定了事后毛对林彪，黄、吴、李、邱的取舍。毛当时已经很清楚了：要林彪，黄、吴、李、邱，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保不住，他们骨子里都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要保住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必须拿掉林彪！”P786，“在庐山，毛主席终于发现林彪原来对于文化大革命，对中央文革的江青、张春桥等人是否定的态度(姚文元称庐山会议是‘八月逆流’)，主席对林彪的态度就彻底变了”。

看来，邱会作肯定文革的仅是抽象概念，但对这个概念没有仔细展开，他可能还是用老军人的拥护、服从和保卫红色江山的简单理念，在拥护文革。他承认林系军人，实际上是反对文革的。其实，文革的发动，当时党中央是全体通过的。所有的老革命家，包括刘邓，从简单文字概念出发，都是赞成文化革命的，他们赞成他们自己心里理解的文革，赞成对不同的政治对手的文革，赞成对过去阶级敌人的革命和不同阶段的文革。如果说就对老的阶级敌人专政，对资产阶级分子、对知识分子、对过去已边缘化的异己进行冲击，我们多数领导同志都会拥护，但这好像还不是毛泽东文革的目的。邱会作也觉得林彪他们实质上并不真正支持毛的文革，很不喜欢毛泽东和江青力挺的革命造反派，他没有理顺如何看毛泽东的文革和林彪的文革的差别。造反派问题的确是江青与林彪军人集团分歧的一点，但毕竟不是毛、林文革分歧的首要问题和实质问题，尽管他坚持文革的抽象概念。他还是个传统的老军人，不是文革研究者嘛，也不苛求他了。当然邱会作也不简单是因为总后机关运动而憎恨造反，不因为恨造反而反文革；他看了总后系统的造反，也听说了军内和各地的造反，我那时听说他在几次涉及军工研制、生产，军械运输、仓储会议上，对坚持怠工、武斗的形形色色造反派，很是气愤和打压，不是偶然的，鉴于当时国际形势，系统内斗，他发火、骂娘，甚至可能暗暗支持老部下压制某些群众派别，总可能有他的道理吧。现在感到遗憾的是，是否涉及军事机密，邱也好，吴、李也好，对于军委办事组工作的回忆，大而化之，1968-1971年，他们在处理军内日常事务时，也涉及或参与到一些部门或地方重大问题的解决，但基本没有回忆。清理“516反革命集团”整体之荒谬，不光是军内啊，军外的清查，军委办事组如何介入的呢？林系军人在推动与执行清查“516”，打压自己的对立者时，确实是要承担责任的。地方群众、干部对“林彪集团”、林系军人的不满，至今尚未解怀，就包含了军人主政时对地方干部和群众的一些的不当压制，这也是文革的教训吧。当然，他们文字里似乎也隐约含有军队支左后的负面影响，只是没有展开分析。

邱会作属于文革得利集团，他对文革的感情有些来自文革运动对他的工作的褒扬。比如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应该是永远萦绕他心怀的神圣光环。我在70年第一次去韶山，顺便去拜望我的亲舅公袁某，他是和我外公一起，与毛泽东办自修大学、新民学会的，他讲起毛来，还是“润之、润之”的。有两句话我印象很深，一个是“润之什么都好，就是这个堂客找错了”，这个老人们批评我理解其来由。另一个是，“你们不要以为文化革命什么都对了，其实，就那个‘五七指示’，只不过是我们那个时候——还是无政府主义的时候就有的主张，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这是我第一次听人严肃地批评说——毛泽东现在一些主张，又涌现出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时的思潮来，非常吃惊。寓兵于农、军事屯田是秦汉以来行之有效的措施，国民党和共产党都继承仿效过。也因为对他们那个时代的思潮和他们当年的试验不了解，我也没有想通为何说毛在那个批示里，展现的只是乌托邦的理想，而不是成熟的现代社会结构、制度建设？邱会作大概没去追究什么理论问题，他永生怀念毛泽东和风光的是，统帅在他这老兵分管的系统年终汇报上高屋建瓴的批示，毛泽东是肯定了军队后勤工作那些年对于军队建设和支援国家的贡献，或许这只是第一层次的，表层的，毛泽东当时心里最涌动的，最要发挥的，或许是建立一个全新社会的体制、结构的理想。这可能是他想通过文革带给中国的全新试验吧。赞成西方制度建设、制度安排的朋友们，显然会讥笑毛的“粗鄙的”社会改革理想，笑话邱会作这土八路的虔诚与军事共产的产品经济愚笨了，但邱他怀念的是那个我们都不得不走过的时代，我们都粗浅地去理解的社会改革，他怀念解决过当时军地具体问题的军队后勤工作。

我记得的，可能只是在五七批示里讲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直到今天，我还热衷各行各业的事，这一代人都有能力去办到呢，我们以为那就是恩格斯浪漫地说，到了共产主义，上午可以干这个，下午又可以做那个的随心所欲呢。虽然，“批判资产阶级”的权利已经变成“倾慕资产阶级”的自由了。这个批示也确实是文革的一个纲领文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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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案”特别法庭的公审，是邱会作怎么也难以接受的问题。其前提是前面谈到的他坚持拥毛、拥护文革，他认为军委办事组和江青等的矛盾，是党内路线、正确与错误的斗争问题。前面已经援引他答复高检人员的话，对公诉和法庭审理的合法性提出反诘。这个认识驱使他始终追问公审的实质、批评公审，如：

P1，“公审竟是以‘创造性’的法律形式解决党内路线问题，用不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方法衡量文革时期的工作，还给我们带上一顶莫须有的反革命帽子，甚至还无端地把我们和江青一伙捆在一起。这一切表面上是打击我们，实际上直指毛主席、周总理和党中央。”

P586，“军委办事组和江青一伙的斗争仍是党内问题，和公审搞的是两回事。公审是通过搞江青否定文革，搞臭毛主席罢了。”

P767，“毛主席去世以后，邓小平、彭真有他们特别的政治目的，硬是人为地树立起了一个‘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这是根本违背历史事实的……但奇怪的是，毛主席去世后，对我们过去反江青一伙的历史事实不仅不承认，反而要把江青一伙同我们捆在一起，实行公审，这连江青都不承认。他们硬要把林彪和江青绑在一起进行公审，实际上就是要审判毛主席的九大政治局，从而把我们做了这些反毛主席、‘英雄们’的垫脚石，这就是我们党有史以来最大的冤案。”

P899，“毛主席和周总理只是把我送进了卫戍区，隔离反省。毛主席、周总理不在了，我有被关进了监狱，现在又进一步要把我公审了。这说明邓小平这些人是不愿意实事求是地解决我们的问题，他们从法律上抓辫子，利用军队原来的造反派为骨干，来打击我们，他们并没有从党内斗争的错误方法中走出来，而是‘现在轮到老子了’。”

P912关于起诉书的意见陈述，“起诉书在表面上好像是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起诉，实质上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起诉，是用法律手段判处文化大革命‘死刑’，这就是起诉书的核心问题。……你们用人为的办法确立了两个‘反革命集团’。”

他的结论是：特别法庭的起诉和公审是对文化大革命起诉，是审判九大中央政治局。邓小平和彭真本来就担心将来有人对公审翻案，要求永远站得住脚，不能出丑；对厘清毛泽东、周恩来的错误和林、江的罪行，一再研究、下指示，“起诉书不涉及路线问题，工作上的错误，包括党纪、军纪、政纪问题都不涉及”，做了细致的预审、预演准备。但邱会作做了以上的反驳。不过，认真回顾九大中央政治局，二十一个政治局委员，除毛泽东和周恩来没有被追究责任，刘、朱、董对于文革运动难负责任，叶、许、陈不会追究外，其余十二个委员，均为反革命集团成员，被认为是造成“文革浩劫”的罪魁祸首，海外报道“四人帮”实为“五人帮”，中央政治局大半委员要对文化革命直接承担责任，并不夸张。尽管邓、彭一再强调与毛、周错误分开。这么多政治局委员都涉嫌组织和参与“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是反革命分子，那么对中央在政治上组织上如何看呢？九大政治路线错了，组织路线如何呢，九大本身还合法吗，这12个人进入政治局是否合法呢？按邱会作的观点，文革合法，文革路线合法，九大合法；反过来，不仅法庭本身非法，而且按此审理是审毛主席，共产党本身的合法性也因发动文革，被追究公审剥夺去。既然是审判毛泽东，他自然认为公审非法。把政治审判引入党内斗争问题，是党的成熟还是倒退？究竟如何，人们会有公论的。

尽管如此，邱会作在审判当时还是比较配合的，他自己讲：P925，“公审是中央决定的，虽然是邓小平错误的决定，但也毕竟挂着中央的牌子。……我根本不会与中央对抗。因为，文化革命的整个路线及文革中的具体方针部署，毛主席要负很大的责任的，这是很明显的。在法庭上，你一辩论，很容易就是他们利用去做一个反对毛主席、反对共产党的小丑，这点我是绝不会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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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维护“两案”法庭与法律尊严角度严词批驳邱会作的人会有不少，但邱会作毕竟提出一个很深刻的法学问题，其实，当年吴法宪在回忆录的最后——对“判决书”的一些看法，就一连串提出对公审反驳的问题，当时我就觉得这一段话不知老吴是得到何方法律高手点拨才气愤挥就的，是对法庭、公审的法学反诘。今年李作鹏的回忆，也对放飞林彪座机的责任有了驳斥公审的澄清，他“胆敢指出”总理要负责任。这就不能不回忆当年，记得在公审当时，我还为林彪集团违背起码的政治规则要杀害毛泽东，要另立中央，而关注这个审判，我为我们国家想以法治国和能够追究过去国家领导人法律责任，这种可能的历史性进步而关注审判。但结果并未使我得到他们确有这个犯罪行为的任何印象，即比40年前揭批林彪时，印象与认识还模糊得多。公审不再追究没有犯罪证据的问题，本身自然是一个进步。那么这个公审是要审理文革中问题，他们罪状和犯罪动机有还是没有呢，还是追查文革初期他们工作中的错误？把毛泽东周恩来左右的12个政治局委员绑在一起审判，难道真是为了弄清路线是非、维护毛泽东与共产党吗？可能邱会作说为了搞臭毛泽东才是目的，说的是有道理的，是为了把文革本身判为犯罪。当时在群众中也宣判了一批人，他们不一定有个性问题，只是因为紧跟毛泽东参加了文革。历史学术界，有人政治化提出毛泽东是文革的罪魁祸首，他发动指挥文革就是犯罪。但是，共产党国家的特别法庭在司法上能这样吗？

当然，这里有很深的法学与政治学道理，超出我的学识范围，我不好回答。

邱会作在对特别法庭作了强硬的“反攻倒算”后，接着就是把矛头直指邓小平，指责他借批判两个反革命集团，否定了毛主席，否定了社会主义。我看这是在邓小平同志的政治敌人中，最公开最直接的抗争了：

P620，“我们党是遭受过三次严重打击的，这就是：王明的左倾宗派、文化革命打击和毛主席去世后对毛主席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彻底否定。”

P941，“邓小平骨子里对毛主席有怨恨，他不分是非，把文革在台上工作的人统统搞掉，使我们在打倒‘四人帮’以后，失去了起死回生的机会，他反以我们作为毛主席的替身，搞公审，反对毛主席。”

我们这个党冤冤相报太厉害，很多人没有死在敌人的刀枪下，没有死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上，却成了党内斗争的祭品。这是多么大的教训啊！”

P632，“我感到毛主席是认认真真在搞这场文化大革命，并不是邓小平他们把毛主席在文革中说得一无是处，……”

P645 (对于进入九大的一批老无产阶级革命家来说)，“主席认为把他们选进中央委员会，他们会感谢主席的，其实正相反，彼此结下很大的怨恨，主席去世以后，邓小平等人否定毛主席的时候，这些人谁也没有站出来为主席说话。”

P656，“主席去世后，邓小平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继而毛泽东思想没有了，共产党没了，社会主义没了。”

P767，“毛主席去世以后，邓小平、彭真有他们特别的政治目的，硬是人为地树立起了一个‘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这是根本违背历史事实的……”

P788，“说‘九一三’是林彪搞政变，对毛主席是饮鸩止渴，并为邓小平否定毛主席准备了炮弹。”

P899，“毛主席和周总理只是把我送进了卫戍区，隔离反省。毛主席、周总理不在了，我被关进了监狱，现在又进一步要把我公审了。这说明邓小平这些人是不愿意实事求是地解决我们的问题……”

P909，“他们为了打击我们，说我们跟着林彪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他们为了打击毛主席，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又说我们跟随毛主席干文化大革命。如果说毛主席晚年有什么错误的话，他最大的错误就是看错了邓小平。邓小平不是‘永不翻案’，而是在他得势后掘了毛主席和共产党的‘祖坟’。”

邓的家人读了这些极其强硬的批判，不知会如何作想？我觉得，邓小平在指导公审时，在批判文化革命时，的确和他周围的人讨论过如何把握毛泽东和社会主义概念这个度，他考虑过必须的政治权术，他执政的合法性离不开毛泽东。谁也不想在当时就被骂成赫鲁晓夫。林彪虽因“谋害毛主席”的罪名被万人责骂，但他那个“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名言，大家都没有忘记，余威尚在。为了政治需要，邓非得走上把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一伙人，把毛泽东夫人江青一帮人，绑在一起送上历史审判台不可。而且非得和“决议”一起作为两大战役来打。不这样做，毛泽东之后的党政体系合法性就不能真正实现，邓小平企望的经济改革也无法推行。把林彪与江青联系起来审判，是邓小平在1978年全军政工会议公开提出来的。所以才有了“两案”。但是，林彪一伙在以前专案里的被指责的极端反毛罪行，在公审里很快就淡化了，大量问题是文革运动中的问题，甚至是与江青勾结的问题，人们一下看到法衣下的臀印，反而产生疑问。费尽心机，以为得计，却使得公审的神圣性失去光泽，邱就反驳说他是为了公审文革运动了。

如果说邱会作维护文革理念、维护毛的形象，大家还可以理解可以默许的话，他站在“文革余孽”立场这样“攻击”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可能很有异议，有的人反对有的人赞成，邱的“恶毒攻击”是站在老共产党员的立场来说话，还是负隅顽抗到底，算不算打着红旗反红旗？邱会作既然这样写和坚持出版，他是有充分理性准备的，他老婆儿女也是有思想准备的吧。我想，从中央高层到普通研究者，都得以理性的态度，认真思考我们全民全党文革以来的得失，而非简单否定。但邱会作这里毕竟只是如刷大标语一样，宣示了自己的政见，他不能如一个冷静的理论工作者那样细腻地分析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老前辈理想化的社会主义该如何走？邓小平要弃却的是什么——要追求的是什么社会主义？邓小平是否定共产党吗？还是要否定毛泽东时代那个共产党的某种体制？共产党领袖们的路线分歧，始于他们的政治理想分歧，他们文化取向分歧，作为毛、周、刘、林、邓，他们个人的主观愿望，都还是要建设一个富强的中国吧，但对在这个新中国里，党如何真正代表人民，为人民掌权，完善和获取执政的合法性，这个民主与集中如何实现，他们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办法。从文化革命以来的反反复复，我体会到一点，我们民族最好不要再提倡简单化的“谴责文化”了，譬如说文革中我们说十七年弄糟了什么，都是刘少奇搞的了，后来，中央有人说文革十年是浩劫，大家又都说是林彪“四人帮”造成的了，或者干脆建国以来的问题，都是毛泽东有罪了，再后来，改革以来出现的种种问题，都算是邓小平弄的了。党史和国史里的种种问题，需要分析、需要辨证，而非形而上学，拿起棍子就打，一切都脸谱化都个人政治化。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物简单化地批判，不从我们的体制和社会结构、民族文化看问题，社会整体进步就难以实现，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也在一次次指责里丧失殆尽。林和邓本来就是毛泽东器重、观察中的两大接班人物，但他们的政治理念和治国措施，相差甚远，甚至大相径庭。可能邱这些系统批判邓的想法，还不是回忆第二第三稿时形成的，始于过去，成熟于1990年代，他可能还对于邓小平的“中国特色”改革并不认可。我想，作为成熟的党而言，发扬民主的党，中央高层和严肃的党史研究者可能会冷静地思考邱会作的批评，并不是邱一个人埋怨共产党没有啦、社会主义没有啦。允许像邱会作这样犯过错误的，而且据说是有“军委常委之才”，“副总理之才”的同志自由抒发政见，哪怕是错误的政见，才是共产党成熟的表现。

这仅是一些感想，除了引用的话语，没有什么准备，我是想到哪里说到哪里。总之，邱与李的回忆录出版，给文革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特别是我们不太清楚的军队和党的最高层政治生活的一些方面，也给我们提出党史研究的新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