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小敏 红楼轶事(1-5)

tuffy05

转自 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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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轶事 (1)

序

听院里的大孩子讲，建国初期，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进驻北京时，先是在香山办公，后来搬进了中南海。毛主席他老人家从全局着眼，深刻地认识到中央宣传工作的重要性，于是，在紧靠中南海附近，选了个地方，划给了中宣部。

我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生活在机关大院里。光阴似箭，转眼五十多年过去了，幼时的伙伴儿大多已是银丝缕缕，眼角也布满了皱纹，那些皱纹，似乎在向你述说着过去。是呀，我们这一代和共和国一同成长起来的人，哪个的衣服兜里不是装满了辛酸苦泪？尤其是我们这帮大院里的孩子，六十年代那场让人心碎的变故，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念经”使我们一下子懂得了许多许多。好在我们提前学会了生活，没被淹没。

五十多年过去了，每当想起小时候的事情，心里总是不由自主的冲动，脑海里一个劲儿地涌现出当时的情景，如同七、八架放映机同时向一张银幕放映不同内容的画面，弄的觉也睡不好。

要回忆机关大院的事情可太多了，大多是1966年以前的啦……

机关大院

紧靠故宫东北角楼有一个著名建筑：北大红楼——老北京大学旧址。史料讲，它建于1916年，于1918年竣工，是由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老先生，借比利时仪器公司20万元款修成。它南至沙滩汉花园大街（现五四大街），北到嵩祝寺，东起北河沿（现皇城根遗址公园），西止松公府夹道（现沙滩北街）。红楼里有老北大的教室、办公室和图书资料室，当年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都曾经在这里工作过。是著名的“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的发源地。

1958年，为了加强中共全党的理论学习，毛主席将中宣部内部刊物《学习》杂志更名为《红旗》，还亲自题写了刊名，面向全党发行，并在全国选调干部，成立了《红旗》杂志社。1958年《红旗》创刊，陈伯达、胡绳等为《红旗》杂志总编和副总编。同时，中央政治研究室也迁入沙滩大院，与《红旗》杂志社合署办，同中宣部同院同楼，三家的关系就更加密切起来。另外，还有由陆定一、陈伯达、康生组成的中央文教领导小组，也在同楼办公。这样，中央政治研究室的机构和人员有些变化，原政研室的大部分人分到《红旗》各编辑组，政研室还保留三个组，原哲学组改为思想动态组，由马仲杨负责，逻辑组由胡绳分管，党史党建组由田家英分管。1958年秋起，思想动态组的主要任务是向中央领导反映思想理论界的新动向，编辑内刊《思想界动态》，是旬刊，有时还临时出增刊。中央文教领导小组每星期五召开一次座谈会，主持会的有胡乔木、陈伯达、康生，参加会的是专家、学者和教授，名单报送胡绳和田家英批准。马仲杨和丁伟志是会议的司仪，介绍会议的主题或代读重要的文件，《红旗》杂志的业务组长和中宣部的理论处负责同志都是参与者。胡绳在《红旗》上开辟的“思想文化评论”专栏，署名“施东向”（就是思想界动向的谐音），许多文章是由胡绳指导一些青年人写作经他定稿刊出的。后来的“施东向”变成胡绳为首的共同笔名。在中苏两党论战中，胡绳布置思想界动态组20来位同志分头查阅《列宁全集》，凡是列宁批判修正主义的资料，均用卡片摘录。胡绳告诉我：这是为中共中央代表团备用的资料，以便同苏共中央代表团面对面的争论。于是，沙滩机关大院就成为中共中央宣传部、《红旗》杂志社、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央文教领导小组四家机关的所在地。五十年代后期，在原来老北大东斋的地方，盖了两栋宿舍楼（红前楼、红后楼），由于修建时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便降低了原来的设计标准。还改建了一个具有开大会、放电影、开展文体活动功能的教育楼。至此，机关大院格局形成。

院子里，当年的老北大教师宿舍楼（老灰楼）和图书馆楼及一些四合院保留了下来，在原来的“民主广场”上修建了办公大楼、花园、喷水池、食堂、大操场、游泳池……

北大红楼曾经被用来当过办公室，当过补习文化的教室，还做过我们孩子们的活动站。后来，被当作历史遗址，用墙给围了起来，与机关大院分隔开了。但我们经常钻进去，在红楼里玩捉迷藏。

大院虽处市中心，但闹中取静。大院虽不很大，却井井有条。

大院中心部位是办公大楼。以办公大楼为界，南称前院，北呼后院。前院简单些，只有红前楼、红后楼，围成一个“匸”字型。后院较复杂，西北边有工字楼、幼儿园楼、新北楼，东北边有新灰楼，东边有老灰楼，活动楼。
老灰楼也是庙小神灵大。这幢匸字型的灰楼，颜色深沉，被掩映在院中的丁香树下，更显得深幽。这里有8个单元门，分别命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字号。在向南的外墙上镶嵌了一个石碑，上面是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题写的建楼时间：民国二十年。我一算，正好是《青春之歌》中林道静来在这里读书时的宿舍，因为有人说这里是老北大女生宿舍，每人一间，八平方米，一个衣橱嵌在墙里。据说蒋校长就曾住在“天”字楼的二楼上。这可真是风水宝地。
另外，还有一些四合院老建筑，如周扬居住的“孑民堂”，姚溱、童大林、于光远等人住的老四合院。

大院里除办公大楼和大人们经常出入的教育楼、图书馆楼外，我们孩子最感兴趣的地方就属游泳池和大操场啦。一到假期，那里就是我们孩子的天堂。当然，令我们孩子喜欢的地方还有许多，下面将一一介绍。

为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大院里驻扎了警卫，警卫住在东门平房里。记得那时候的警卫都穿深蓝色制服，不佩戴军衔。小时候我和一位姓苑的警卫熟悉，他不住在大院里。有一次他在北河沿值勤时，我看到别的警卫向他敬礼，称他连长。我问他住哪儿？他用手向南一指,说了句:“东华门”。为此，我和姚小宝、梁京生等人还专门到东华门侦察了一次，转游了半天，没想到，还真让我们给摸到了，就在东华门幼儿园旁边。苑连长看到我们挺高兴，可他没让我们进院，挺严肃地说了声：“这是军营。”（现在这地界不知被哪位“军爷”给占了，盖了座挺气魄的洋楼。）

大院有花房，老花匠是方爷爷，小时候我们叫他“方老头”。

教育楼有乒乓球室、阅览室、会议室、电视房、大礼堂，是大人们开会、娱乐的地方。管理员姓姜,小时候我们都叫他“大总统”,过了快五十年，我才知道他原来大名叫姜敬地。

西门传达室有个值班员叫郭其林，小时候我们叫他“大锅菜”。

图书馆楼里住着个打扫卫生的公务员，我们叫他“菜迷”。

1966年“文化大革命”时，中宣部不知道为什么被毛主席点名为“阎王殿”，于是乎就乱起来喽。机关窝里反，外面来人反，里外合起来反。机关大院失去了往日的宁静，一天到晚锣鼓喧天、红旗招展，大喇叭里整天震耳欲聋地播放着革命歌曲。上访的、外调的、串联来看大字报的、各式各样的造反派组织扛着各自的大旗，说着各地方言的学生，全都聚集在大院里，人山人海，赶集似的。连机关西门司机班的汽车库里，也搭着木版、铺着稻草、住满了人。花园里，造反派用木头和芦苇席，搭建了一排排的大字报栏，“打倒的”“砸烂的”“火烧的”“油炸的”……五花八门的大字报，在报栏上粘贴的足有一、两寸厚，大院被闹得是一塌糊涂。

1967年6月1日，是个阴郁的日子。当天凌晨一时左右，“中央文革”的要员：王力、关锋、戚本禹，身着绿军装、佩带红领章、红帽徽，分乘红旗大轿车，来到机关大院，在教育楼（当时已更名为工农兵楼）召开中宣部全体人员大会。会议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主持，关锋、戚本禹分别讲了话。最后王力宣布：根据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中宣部于今日撤消！此时已是凌晨二点三十分了。

1969年的深秋，原中宣部全班人马，在瑟瑟的寒风下，被连锅端到了宁夏贺兰山脉的化建劳改农场。《红旗》杂志社在陈伯达的把持下，将老干部统统发配到了石家庄市郊杜北公社南、北高基村的“五七干校”。中央政治研究室也不知让谁给解散了。

我们这帮孩子，也都不乐意地先后去了农村。

从此，我离开了可爱的红楼，离开了熟悉的机关大院。



几个好好叔叔

我住在红前楼。每天放学从机关西门进，往南经过教育楼到前院。往北走，就到后院了。小时候在景山学校读书，学校校风严谨，注重学习，放学回家就自觉做作业、温习功课。因而，前院、后院的孩子，除了上学习小组，平时并不怎么来往，也不乱窜。我回忆的这几个好好叔叔，也都是前院的大人。

姚洛叔叔、郝一民叔叔、纪志坚叔叔、马关叔叔这几个大人和院里的其他大人不一样，他们喜欢和我们这帮孩子在一起凑热闹。每当我们在院子里谈天论地时，旁边总能看见他们的身影。

姚洛叔叔瘦瘦的，一年四季老是戴着顶帽子，苏北话被他讲得柔柔的，一开口总是问我们今天的功课做了吗？小敏，你怎么到现在还没加入少先队呀？时不时地还纠正我们谈论中的错别字。

郝一民叔叔胖胖的，一口软软的山西腔，最爱和我们孩子开玩笑了。他还会变戏法，有一次，他竟然在手掌上变出了六个手指头，把我们这帮孩子都看呆了、看傻了，一个劲儿地缠着他学艺。几十年过去了，他儿子小东告诉我，他右手本来就是六个手指。这才解开我多年的疑团。

纪志坚叔叔白白的，长的有点像“文革”前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我们下象棋时，他总爱在旁边支招儿。什么“一炮挂俩儿车，看你怎么地。”“支起羊角士，老帅又有好日子。”，当他看到支的招有戏，便背着手、迈着四方步、哼着二黄、走了。

马关叔叔个子高高的，他总是笑眯眯地，一边吸烟一边听我们吹牛神聊，时不时地还和我们争执起来。我现在还能清楚地记得，烟雾中他眯缝着眼睛，气急败坏地那副样子。

除马关叔叔外，姚洛叔叔、郝一民叔叔，纪志坚叔叔，如今都已作古了。

关皮猴

皮猴大名叫关建军，是关锋的孩子。他那时住在红后楼三号门。

皮猴长的和他爹一个样，老是耸着个肩膀，走起路来一晃一晃的。皮猴和他爹又不一样，学习极差，记忆里他蹲了好几班。后来被他爹轰去住校了，只有星期天才能回来。皮猴也有长处，他跑得极快，小时候我们玩捉人游戏时，哪拨儿都喜欢要他。

皮猴小时候特爱打架，挺蛮的，不合群，脸上有个小疤。

皮猴他爹对皮猴“教育”极严，经常揍的皮猴抱头鼠窜。

记得有一年夏天，我们几个孩子在红后楼1号门前面的茄子地里捉萤火虫，突然，一个黑影钻了进来，仔细一看，原来是皮猴。皮猴爬在茄子地里，冲我们直摆手。不一会儿，他爹拎着皮带、打着手电四下里张望着寻了过来，还一个劲儿地用山东腔嘟囔着：“跑到哪里气哩，跑到哪里气哩。”，逗的我们直笑。等他爹走远了、看不见了，皮猴才从地上爬了起来，弄的一身是泥。我问他，是不是又为背书挨揍了？皮猴含着眼泪委屈地直点头。看着他那副委屈劲儿，我同情的问他怎么办？没想到皮猴这小子头一昂，不领情地甩了一句：“回去接着背呗”。说着，他就耸着肩膀，一晃一晃的走了，黑暗中，还传来了他有节奏的口哨声。

后来，见不到他了，大伙儿谁也不知道他去哪儿啦。

再后来，依稀听说他去了新疆，当上了农垦战士。

“文革”闹腾那阵儿，皮猴回来了。那时候，他爹当上了“中央文革” 和“全军文革领导小组”的要员，他们家搬到了工字楼。

在大院里，我远远地看见他穿着一身崭新的“兵团黄”，裤腿塞在高腰皮靴里，腰里扎着武装带，大夏天的也不怕热。那时候他爹风光，他也跟着狂，挺着胸，昂着头，见谁也不理，身边还簇拥着一群“兵团黄”，人五人六的。我们几个憋着总想收拾他，但又不敢，关锋的儿子谁敢惹？

后来，他爹不知怎么倒台了，皮猴又不见了。

当然，我们也不见了——统统被赶到农村，不情愿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了。

1987年夏天，在香山我弟弟他们办的“中国文化书院”里，我见到了皮猴。他长高了，长胖了。皮猴告诉我，他已改名，随他爷爷姓了，现在叫周克庸，在太原市委党校工作。并向我打听院里其它孩子的情况，我那时在长沙工作，还没调回来，对院里的情况不是很清楚。皮猴听后，怏怏地。我们互相交换了名片。

反标事件

1964年暑假，机关食堂南门对着红楼的小灰墙上，不知被谁用石灰写了四个大大的字：“打 倒 小 平”。

机关保卫部门立刻行动了起来。

保卫科马关叔叔这时也不笑咪咪的啦，他紧锁着眉头，阴沉着脸，指挥着刘升泉、潘世起、洪加宣他们几个，拍照的拍照，量尺寸的量尺寸，忙得一身是汗。我们这帮孩子正在食堂东边操场上玩“官兵捉贼”，也一身是汗。看见他们那边闪光灯一闪一闪的，很是撩人，但这边“贼”还没抓完，谁还顾得了那边。

等“贼”抓完了，闪光灯不闪了，食堂却开饭了。大伙儿一窝蜂地涌进了食堂，都忘了看他们一眼。等我们吃饱了肚子，说笑着走出食堂时，看见他们还在那儿商量呢。

只听潘世起说：“我看写字的人，个子不高，和我差不多。”

马关叔叔冲他低吼了一声：“那是你写的喽？！”

小潘低着头，用脚搓着地，嘴里嘟囔着：“查不着，拿我发什么火。”

四下里静悄悄地，只有“知了”不知趣地欢叫着。

我们这帮孩子，看着他们那副阶级斗争的脸，一时摸不着头脑，感到挺新鲜，好奇的想问，又没敢吱声。

刘升泉叔叔瞥了我们一眼，低声和马关叔叔商量了几句，向我们走了过来。“过来、都过来”。刘升泉叔叔挥手把我们招到了一起，小声说到：“昨天邓小平同志刚刚来过，今天反革命标语就出现了，你们经常在这块儿活动，是不是提供点线索？”。

刘升泉的话，挺温和，也挺客气，但听了别扭，不如刚才的饭菜对胃口。尤其是“经常在这块儿活动”这句话，听了使人有“土八路”之嫌。要知道，刚才玩“官兵捉贼”时我当的可是官兵，属正规军，不是什么“土八路”，我斜了他一眼，没搭话。

“哪个小平来了？”，马小光歪着脖子、挺着螳螂般的身子问到。

“邓小平”。马关叔叔答到，大人们一下子全围了过来。

“哈哈”！马小光笑着说：“墙上的小平不是邓小平。”

“是谁？”马关叔叔追问道。

“姚-- 小-- 平--”孩子们扯着嗓子异口同声地喊了起来，差点儿把刚吃过的饭给喷了出来。

“？”，大人们摸不着头脑了。

“我知道”、“我说”， 顾洪洪、刘明明、王卓之、黄卫平、刘力……刚刚扮演完“贼”的孩子们，忘记了各自刚才的身份，争着开始给大人们“解难题”了。保卫科的大人，记的记、问的问，又是一阵忙。旁边，姚小平、姚建平兄弟俩儿，看着大伙儿傻笑。

事情终于弄清楚了。

原来，小平、建平哥俩儿,昨天下午为打篮球输了球罚喝凉水的事打架，小平是哥哥，力大、跑得又快，吃亏的当然是胖乎乎的弟弟建平啦。受了委屈的建平一怒之下，就近在墙上挥笔写下了“打倒小平”。没想到竟然惊动了保卫科，还牵扯到邓小平，这事儿可闹大了。孩子们嚷嚷完，散了。远远地看见大人们还在商量着什么。

墙上的标语被人用水冲掉了，冲得不留痕迹。这事儿，后来保卫科也不问了，笑闹中，我们也忘了。

过了两年，全中国都是打倒邓小平的标语，却没人去查啦……

tuffy05

红楼轶事(2)

食堂风波

    机关有俩食堂，大食堂、小食堂。孩子们都在大食堂就餐。“三年困难”时期，在大食堂东侧，用屏风隔出个儿童食堂。儿童食堂吃饭不要饭票，随便吃，但有年龄限制。我哥他们那帮大孩子超龄了，不能吃，只能凭饭票、按定量到大食堂打饭吃。经济情况好转后，儿童食堂就撤了，屏风也给收了起来。食堂摆着方桌、条凳，全是木材本色，未加油饰，简朴大方。但大师傅的手艺还是蛮好的，饭菜天天有花样。

    1966年以前，食堂没发生什么事。桌椅干净、地面净光、饭菜喷香、吃饭排队、秩序正常，我们经常到食堂帮厨、打扫卫生什么的，和大师傅的关系相处得还可以。记得有个胖厨师老是叫我“爷们”。

    1967年夏天，不知道是怎么啦，天极热，人的火气也特旺。尤其是中宣部被撤消后，《红旗》杂志社在大院里得了势，被留用的大师傅也跟着长了脾气，经常横鼻子竖眼睛地跟我们挑刺儿找茬儿，弄得我们特别扭。后来，“中央文革”的成员林杰（他当时主持《红旗》杂志社的日常工作），竟然为了一个吃饭的碗，在食堂里和我们孩子爆发了一场“战争”。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原先，到食堂吃饭不费什么事，像上饭馆一样，吃完走人，碗筷有专人收拾。“文革”初期，大师傅造反，贴大字报让大家用餐后把碗筷送到洗碗池。这些我们都还能接受，不就是送个碗吗？送就送。后来出了“苏沛送碗”事件之后（指苏沛叔叔有次饭后忘了送碗，被食堂大师傅训斥，我们这帮孩子跟着起哄），食堂又贴出大字报，说是为了要彻底消灭资产阶级剥削思想，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食堂从今日起不再提供碗筷，让大家自己带碗筷吃饭，饭后自己洗碗筷。并在食堂两侧立起了许多木柜，木柜里又分了许多小格子,说是给大家存放碗筷的。看见这些，我们不乐意啦,又不是我们不送碗，再说了，谁又有资产阶级剥削思想啦？想不通，就要抵制，为了更好的抵制，我们实施了“抄碗”行动。

    大人一般在中午十二点下班，而食堂中午十一点半就开饭了。早开饭，是怕挤着孩子，多少年都是这样了。

    我们利用这半个钟点的工夫，打起了时间差。

    从大人们的碗柜里抄家伙打饭，吃饱了开溜。等大人们下了班，饭桌上一片狼籍，想吃饭？您自己找碗再刷碗去吧！我们都为这创举而感到高兴，在食堂吃饭的大人们可不高兴了。

    那天不知是怎么了，大人们提前下了班，又不知是怎么了，我弟弟小光抄的是林杰的饭碗，偏偏那天林杰也提前下班到了食堂，还一眼认出了他的饭碗，他碗上有他的记号，你看这个寸劲。

   “你拿的是谁的碗？”林杰唬着脸问。

   “我的…”小光声音发虚地躲闪着林杰的目光，身体已靠近大哥小凡。

“咣”的一声，林杰一把抢过饭碗，把碗里的饭菜倒了一桌子，溅了大伙一身。林杰还尖着嗓子喊：“查一查！看看他的家长是谁？”。顿时，气氛紧张了起来，刚才还喧闹的食堂，一下子静得没了声息。许多人往这边张望。

    食堂大师傅李甫拎着饭勺、肩膀上搭了块毛巾，屁颠儿屁颠儿地跑了过来。李甫这个人，我们平时特讨厌他，每逢他打菜，见了女的就可劲儿地盛，看见男的手就哆嗦，一哆嗦，菜就少了一半儿。大伙儿早就想治他了。这会儿他跑过来拍马屁，跟着帮腔训人，牛烘烘的，看着他就来气。这时候，小凡不知为什么站了起来。

    林杰看见周围有人，一下子来劲儿了。用手点着小光的大脑壳，撇者一口南方腔尖声叫着：“小小年纪，思想怎么那么肮脏，一定要好好触及触及你的灵魂！”天哪，小光那年才12岁，哪儿见过这个阵势，都快给吓哭了。

   “啪”，林杰挨了一巴掌。白脸变成粉脸，眼镜也飞了，是小凡打的。我们跟着拍巴掌起哄叫好，大家一起喊道：“先给这家伙来个触及触及皮肉！”

    “你敢打林杰！打林杰就是打中央文革！！就是打党中央！！！”。李甫瞪着巴豆眼，扯着嗓子喊着，唾沫星子飞溅，还用饭勺儿使劲敲打着小凡，一对小眼珠还不时瞅着林杰。

    “啪”的一声，李甫被打的嗷嗷直叫。又是小凡打的。

    “打”！孩子们愤怒了，这些天在食堂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加上过去受的委屈，顿时变成了怒火，大伙儿随手抄起桌上的饭碗扔了过去，我们打起了群架。

     这仗打的，一边是以林杰为首的大人 ，一边是没头没尾的一帮孩子。大人们这边没几个上的，大多在劝架，说不能打孩子呀，可没人听，他们只好皱着眉头在一旁叹气。林杰刚开始还不可一世，后来可能发现眼镜摔碎了，一下子看不见他啦，躲开了。李甫这会儿到成了棵大头蒜，转着圈子找茬儿，头发上满是被我们泼的米饭粒、青菜叶儿，白工作服也被菜汤儿染成了花布衫。

    再看这边，“打人凶手”挥舞着条凳，白背心被扯破了，如同一条白裙在飞舞，条凳抡的像车轮，可不一会儿，就被几个食堂的大师傅牢牢地给控制住了，一帮孩子早被打散了，小孩哪儿打的过大人呢？我突然发现，林杰站在买饭处东边的洗碗池上，往这边儿眺望呢，半边儿腮帮子通红，鼻梁上也没了眼镜。后来，“打人凶手”被送到办公大楼的地下室，给关了一中午的禁闭。再后来，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2002年秋天，我有事路过景山后街59号西斋时，遇见了李甫。都35年过去了，他还清楚地记得当年的事儿呢。他摸着腮帮子对我说：“你哥是俞小凡吧?这小子有种，那巴掌扇得有功夫！你们淘气，但不坏，一人做事一人当，又抱团，不像林杰，一打起来就跑了，真他妈的怂，不是个东西。”

    这个李甫，都这把年纪了，怎么还记着这事呢？

            大院里最有钱的人      

    机关大院里谁最有钱？

    你可能会说是部长陆定一，不对。你或许会说是稿费挣的多的袁水拍、于光远，也不对。告诉你，最有钱的人是姜阿姨——海林家的保姆，那时候，我们叫她“姜大麻子”。

    一个保姆，说难听点儿叫佣人，会是大院里有钱人？还是最有钱的人？别瞎扯了！你还别不信，我亲眼看见的，真真儿的。

    记得是1972年的夏天吧，那会儿我迷上了放大相片儿，有一天，干了一通宵，洗了满满两大脸盆，正欣赏着呢，突然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徐涤之，海林他哥，从西藏林芝当兵刚回来。

    徐涤之一脸惊慌的告诉我，姜阿姨刚才不知怎么昏倒了，让我帮忙送医院。我去了他家，看到伟秦她妈妈赵彬阿姨正给姜阿姨挠脚心做检查，看见我们进来，忙说：“快送医院！”我们抬头的抬头、抱腰的抱腰，一阵儿忙乎，把她送到了协和医院。

    那时的医院，主要精力放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上，“协和”也一样。记得为了抢救姜阿姨，我还到八面槽替“协和”买过罂粟碱呢。抢救了一个多礼拜，到了儿也没能抢救过来。

     一天下午，海林妈妈柳晓柳阿姨把我叫到她家，商量如何办理姜阿姨的后事。你别又不信，那时候，院子里的大人几乎都去了干校，大孩子去了农村插队，小孩子上了学校，徐涤之和他媳妇儿又忙着找接收单位安置，我这个“倒流”回城的知青，可不就成了院子里的中坚依靠力量？就是在那天下午，我见到了姜阿姨的宝贝。

    屋子里静悄悄地，有些凌乱，满满几个大箱子，一字儿排开，把房间塞得满满的，空气中散发着樟木的清香。箱子盖都打开了，四周充填着丝绵，上面盖着素色锦缎。我好奇地掀开锦缎，啊！如同来到了博物馆。几个箱子里装的东西各不相同：青铜器、织锦、古玩、轴卷、书画、陶器，把我都给看傻了。

    柳阿姨吸着香烟，操着浓厚的四川口音对我说：“这些东西过去我也不大清楚，姜阿姨曾经讲过，日伪时期，她在北平邮政局长家里当过保姆，估计这是小鬼子投降后带不走给留下的。这么多年保存的这么好，真不容易呀。”

    柳阿姨又讲：“这些东西很珍贵，应该交给国家。”

    柳阿姨的话，把我都给听呆了。当时我想：这么多好东西交给国家？交给国家不就是交给造反派了嘛？造反派我可知道，交给他们能有好！于是我对柳阿姨说：我不同意，一、东西的来源只是你的猜测，拿不出任何根据。二、如果姜阿姨家里来了人，你如何应付？柳阿姨听后不出声了，吸着香烟，凝视着一个地方思索了起来。

    后来，姜阿姨老家果然来了三个亲戚，是从京郊门头沟来的。听说柳阿姨把那些东西分了三份儿交给了他们，三个亲戚都挺满意。居委会在人教社大院里开完追悼会，亲戚们就开着拖拉机，载着姜阿姨的黑漆棺材，连同那些宝贝东西，“突、突、突”的走了……

    要知道，那时候毛主席他老人家一个月才挣五百四十块，满打满算一百年才六十万，可那些东西，我看一件儿就值六十万，可惜呀，姜阿姨无儿无女，苦了一辈子，弄点儿宝贝，自己一件儿也没留住，到是肥了那些亲戚们，你说，这不就是命？

打篮球

    机关里大人，孩子都喜欢打篮球，孩子们打篮球的兴趣主要是受大人的影响。机关大人有一支篮球队。

    我记得篮球队里有收发室的小闫（闫维明）、小党（党永才），机要室的王保春，大楼收发室的李东吉，司机班的“阿里巴巴”（关振云）。小闫不但摩托车开的威风，球也打的好。那时候小闫个子最高，打中锋，小党和李东吉是前锋，王保春个子矮矮的，但十分灵活，他与“阿里巴巴”一起打后卫。听说“阿里巴巴”还是黑龙江省手球队的，他的巴掌特别大。

    中宣部机关篮球队打的好，后来打出了名，不少中央机关的篮球队都来约球。为此，机关对原有的球场进行了改造：铺上了水泥，架设了灯光。一到晚上，你看吧，运动员在场上龙腾虎跃、积极拼抢，周围的观众掌声热烈、欢声四起，热情一浪高过一浪。要知道，当时全北京城“灯光球场”只有东单一家有，还是三合土的。

    后来球队发了队服：蓝短裤、黄背心。黄背心有道红边，还印了“中宣”两个大红字。这下子球队打疯了，可以说，在中直机关是赫赫有名。到后来，竟引来了全运会的亚军——四川队。

    那天是星期六。中午食堂贴出了海报，告知大家下午四点与四川队友谊比赛。吃过午饭，我们就盼着时间快点儿走，四点快点儿到，弄的下午课都没上好。一放学，大伙儿一窝蜂的从骑和楼（当时景山学校所在地）直奔沙滩，大伙儿都恨自己腿短跑得慢，一边跑还一边呐喊着，挥舞着书包。

   四川队的大轿车从西门进、沿着大白道开来了，喝，好高呀！

   2米18的石挪威，巨人一般地向我们走来，俞小光乐呵呵地笑着，跑过去和他比个儿，一量,才到他的大腿，石挪威笑着把他拔了个旱地萝卜,小光脸儿都吓白了。

   比赛开始，四川队客气，没让石挪威上场。争球的是小闫与四川队另外一个队员。小闫人高马大，仗着在主场，起跳早了一点儿，对方伸着胳膊原地没动，引起大家一片善意的笑声。

    小闫借势将球一拨，球到了小党手里，小党运了两步，将球传给了插入的“阿里巴巴”，“阿里巴巴”闪过对方两名队员的防守，顺势将球塞给了从空挡切入的前锋李东吉，前锋腾空一个漂亮的空中投篮，球进啦！开门红。鼓掌声、欢呼声震耳欲聋，不知是谁还打起了“匪哨”。比分牌上立刻记下了我们得的两分儿。

    第一个球是我们先投进的，没错，我对这个进球印象太深啦。

    这场球固然是四川队赢了，但我们输的比分也不大，从那时起，机关里打篮球蔚然成风，连女孩子也抱着篮球往筐里端。

    我们那时候年龄小、个子也不高，我们就练定点投球。孩子嘛，玩就玩热闹，来刺激，赌输赢，比高低。一帮孩子先是“手心手背”分好拨儿，然后再来“鑔、叮、壳”，分出谁先谁后。我们将罚球点、两个45度点、两个底线角、篮筐垂直点分为六个投篮区，按事先分好的顺序依次投篮，谁先投完六个区，谁就胜利，最后剩下谁，前面有几个人就罚凉水几大杯！记得那次姚建平就是输了球，该罚他八杯凉水，他耍赖，死活不喝，被他哥姚小平暴揍一顿后，他一怒之下，写了：“打倒小平”的标语。

    后来我们把篮球打到了游泳池，玩起了水球。

    再后来，我们晚上把偷偷养的鸭子抱到游泳池，又玩起了“鸭球”。

tuffy05

红楼轶事(3)

方爷爷

    方爷爷名字叫方皂，一辈子没结婚，我们那时候叫他“方老头”。

    一提起方爷爷，我就想起他骂人的模样：提着根棍子、拐着罗圈腿，边走边骂：“狗日的，操你的姥姥！”。现在琢磨，总感到他是在骂他自己。一想起方爷爷骂人，就想起我们当年“采摘”的幸福日子。

    办公大楼前有个花园，好大一片，足足有十几亩。桧柏将它隔成一个个田园，里面种了许多果树：苹果、鸭梨、杏、柿子、核桃、蟠桃、水蜜桃、樱桃……还没等成熟，基本被我们这帮孩子摘光了、尝遍了。你说也怪，家家都有水果，摆在桌上都放蔫了，可孩子们就爱吃树上的，还青着呢，又酸又涩，照吃不误，要的就是这个匪劲儿。

    看来花园的果子是没希望啦，老头儿抓紧看好自己的“三分地”。

    “方老头”这“三分地”在老灰搂南边，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为禁区。禁区紧靠老灰楼和活动楼，四周打着水泥桩，缠着一人多高的铁丝网。禁区里面种了许多奇花异草，还有一个玻璃暖房，除了义务劳动，还没谁敢擅自闯入。听李小沛说，禁区里的黄杏有拳头大，水蜜桃象个球，可我一直没敢进去看看，老头儿看管的太严了。他还养了一只大黑狗，龇着獠牙，在园子里来回蹦达。第二部分就是葡萄架啦。葡萄架对着老灰搂的大门洞，架子搭的那叫一个牢：衫木杆，两人高，毛竹搭架，铁丝缠腰。这两部分互相挨着，就在老头儿眼皮子底下，看守十分严密。

    既然禁区进不去了,孩子们将注意力转向了葡萄架。

    从春到夏，每当到理发室理发，都要抬头看看葡萄架。春天，薄薄的嫩叶脉络清晰，叶儿酸酸的，掐下来咬一口直打激灵。夏天，葡萄从一个一个的小圆点，变成青绿青绿的圆球球，蜜蜂嗡嗡地围绕着它，不知道在忙碌着什么，我们就盼着葡萄快熟。到了秋凉，有些叶子已经打起卷儿、发黄了，架子上的葡萄一嘟噜一嘟噜吊着，仰头望去，葡萄在太阳的照射下泛着紫光，玫瑰的香气馋得你直咽口水。由于架子太高，加上方老头看的极严，不好下手。

    没有我们干不了的事！

    老头儿要上厕所吧？要吃饭吧？他不能一天到晚不错眼珠子一个劲儿地死盯着吧？我们摸透了老头儿的作息规律，在几个地方安排好哨位，于是一个骑在一个肩上，照摘不误。上边的人，一边摘一边吃，忙个不停，滴滴答答的葡萄汁，弄了下边的人一头一脸，下边的人费力驮人吃不着，还要洗“葡萄浴”，急的他们直叫唤。等老头儿发觉了，一声口哨，“人梯”倒了，我们也跑了。远处孩子们嘻嘻哈哈的笑声和近处“方老头”的吼骂声交织在一起，听了令人心跳。葡萄到是摘了不少，塞在贴身的背心里，但大多逃跑时给跑丢了。有的孩子弄了一身葡萄汁，粘呼呼的,闻着到挺香。

    也怪，梁京生和我们什么事儿没干过？可他从来没去摘过葡萄。后来才知道，他爸是行政处长，老头儿给他往家里送。

    现在回想起来，“方老头”的确是个好人、勤快人。机关那么大，一年四季，他总是像蜜蜂一样忙碌着，大院里的花呀、草呀，被他伺弄得多精神。冬天，教育楼开春节联欢会，他也能搬出好多品种的花来点缀场景，让你一进楼门就感到春意盎然。

    那年，机关组织去香山游玩，老头儿也去了，半道上经过一个小山村，他下了车。等大家玩儿完回来又经过那个山村，远远就看见老头儿在路边等着呢，旁边还有个穿着花布衫的小姑娘给拿着包袱，敢情老头儿家在香山啊。

    去干校那年，老头儿八十多了，他没去，一个人在“禁区”里继续伺弄着他的花呀草呀。70年代初，老头去世了，享年八十七岁。

嘣弓仗

    小时候，大院里的女孩子爱玩跳皮筋儿，男孩子爱玩弹弓。虽说都是用皮筋儿做的，但一个透着文静，另一个就显得淘气了。

    弹弓那时候我们叫它嘣弓子。

    弹弓架子一般是用粗铁丝窝的或用树叉锯的，把奶瓶上的猴皮筋儿攒足了串起来，再弄个皮兜就行了。条件好的到商店去买牛皮筋儿，再好一点的用自行车内胎。记得王卓之到图书馆楼把医务室的听诊器给眯了（现在叫顺了），用听诊器的胶管儿做了一副嘣弓子，打的那叫一个准，为这事儿，他还被蝴蝶迷（舒学民）绑在树上给揍了一顿。

    除了齐小加，我们很少用弹弓打石子儿，我们有子弹，打子弹就不用皮兜了。小加弹弓打的准，院里路灯的灯泡就是他的目标。

    我们的子弹是用牛皮纸叠的，如果你想再狠点，可以往里面加铅条。牛皮纸印刷厂可以找着，铅条在排字室外边可以拣到。前者叫软子儿，后者叫硬子儿，硬子儿一般不用，一用，非打急了不可。

    战斗一般在星期六中午就约好，都是大孩子约得，我们只管听通知。这通知可不是贴在食堂的墙上，而是秘密传送，一个传一个。如果星期六晚上没电影，那就是我们发起“战争”的时候。

    战斗一般都是在前院和后院之间进行。

    前院人少，战斗力较弱，但前院的孩子有谋略，善于布防。后院的孩子仗着人多，气焰嚣张。可后院的队伍是由几个楼的孩子组成，谁也不服谁，临到战场了，还吵吵着选不出个“连长”，只好由不怕死的在前面顶着，吵吵嚷嚷、乱乱哄哄地一帮乌合之众。而我们前院从“司令”一直到“侦察员”，都安排的妥妥当当，连小号和吹号的号手都备齐啦。所以，基本每次后院都被我们前院打败。

    有两次“战役”，我记得十分清楚。

    一次是朱小皖通知我：下午放学后到“后院”集合。声音短促、有力，丝毫没有商量余地。我知道他指的“后院”是我们红前楼的后院，现在沙滩“五四书店”那片地方。我马上传给了吴卫邻。

    下午放学后，我来到后院。一看，喝，来了不少人呢。大家七嘴八舌地摆开了战术。出彩儿的现在记得有两条：1.冲锋队员兜里少装子弹，否则一旦被俘，弹药损失惨重。2.让号手到水泵房听令吹号，吸引对方，打他们个措手不及冷不防。

    夜幕降临，星光黯淡，路灯无力地闪烁着微弱的黄光。怕暴露目标，不知是谁爬上了电线杆，把灯泡儿给摘了，烫得他直叫唤。听声音，原来是刘力。我们埋伏在大烟囱旁那道门附近，每个人都是全副武装：穿大衣，戴棉帽，口罩、风镜一应俱全，都说是保护好自己才能更好的消灭敌人，其实是怕疼，怕挨揍，谁都不傻。大夏天的，捂了一身臭汗，但还都硬挺着。

    蟋蟀躲在墙角低鸣着、偷偷地笑着我们。

    远处传来“刁三”的尖叫声，还混杂着皮声乐“咯咯”地笑声。

    来了，刘明明得令飞马跑到水泵房。不一会儿，军号响起，轻脆的号声划过星空，显得格外嘹亮。我们立刻紧张了起来。

    号声中，前院的孩子们愣住了，黑暗中，隐约听见他们慌乱地说道：“走错啦，目标在那边，他们在花园水泵房。”

    开火！按事先安排，我和吴北英他们几个冲锋队员跑了过去，专拣对方尾部打，那是他们的薄弱环节，一打就乱。这帮怕死的家伙听声就逃，跑的贼快，把几个所谓不怕死的晒在了那里，这几个肯定心慌了，蒙了，不知所措了。

    打！按事先约定，主力队员包抄过去，与我们冲锋队员汇合在一起，万弹齐发。吓的他们撒开了丫子，跑慢的只好当了俘虏。

    我也抓了一个。把他脸上的口罩、风镜揪下来一看，原来是王林平。我没搜他兜里的子弹，悄悄把他给放了。我们是同学。

    这次战役，我们大获全胜。战后哥几个议论时，我受到了大伙儿的指责，他们说我私放俘虏，又不缴获子弹，整个儿一个不遵守战场纪律，好几天都没理我，至于吗？

    另一次，我们轻敌了，可气的不知是谁使用了硬子儿。

    同样是夜晚，占了便宜的我们，仍旧在老地方静静地等待着他们。阴霾的天空翻滚着乌云，空气中漂浮着雨腥气，我们虽然彼此看不清面孔，但敢肯定，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胜利的微笑。心想，打他们还不是面的。有的开始琢磨抓几个俘虏，缴获几把子弹了。

    奇怪？怎么半天不见动静？莫不是有了变化？

    果不其然，他们接受了教训，为了雪耻，来了个后院大联合。

    后院的孩子以秦友友为首，在黄昏时集合起来开了一个联席大会，他们重新部署了兵力、调配了人员、还改装了武器，将只能打一发子弹的嘣弓枪修改成能打两发、三发的。在出发前还开了个誓师大会。大会规定：视逃跑者为叛徒——格杀勿论！视暴露目标者为叛徒——格杀勿论！视畏缩不前者为叛徒——格杀勿论！并当场开除了俩乱吵吵的小孩儿，顿时，士气空前高涨。新北楼、新灰楼、活动楼、工字楼、老灰楼五个楼的孩子在秦友友、张东林、林洛晏的率领下，兵分三路，杀将过来。

    一路：经西门、贴教育楼门口，直扑大烟囱，佯攻。

    二路：走花园、穿操场，在食堂南门埋伏，断我们的后路。

    三路：沿小卖部、闯前院锅炉房，让我们中心开花。

    这群吃过败仗、输红了眼的家伙，饿狼似的扑了过来。他们在教育楼附近有意大声嬉笑，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佯攻。突然十几个黑影儿出现在我们背后，低声喝叫：不许动——中心开花。我们撤退到食堂南门，一排黑影冲我们高呼：缴枪不杀——断我们后路。我们前院的三条路全被他们封死了，看来只有拼啦。

    我们奋勇抵抗，迂回战斗。你看吧，逃跑的比追击的快，笑闹声比求饶声高，一时间，分不清谁是哪拨儿的了，还经常出现打错的情况，反正是玩呗。“战场”上叫声、闹声、笑声响成一片，后院的孩子还有人向我们介绍起打连发的嘣弓枪来，“战场”又充满了一片和平景象。

    突然，有人叫了起来：“啊呀！谁他妈的砍砖头了！”

    是史大东的声音。

    又听见有人喊：“快别打啦！都流血啦！”。

    我知道这是有人使硬子儿了。大东目标大，还患有“逢笑促倒症”，经常不知为了什么事，骑在自行车上就咯咯咯地笑着摔了下来，大伙儿给他封了个“肉麻大校”的绰号。大东他人缘极差，平时又总爱欺负人，没想到在这里遭暗算了。

    “操他妈，老子拼啦！”。大东抡着一米多长的嘣弓枪，跌跌撞撞的见人就打，打完就骂，这小子疯了。我看苗头不对，立即溜到六号门垃圾箱旁，登上垃圾箱、攀上墙、踩着银行的屋顶跳到了五四大街上。后来听说，张小波他们几个都被追到了景山。

    雨，稀稀拉拉地下了起来。这次，我们被打散了，打败了。

    现在回想起来，这嘣弓仗打的真使人留恋。因参加的人多，一想起这事儿就联想起一大帮人，每个人小时候的模样，一下子就浮现在眼前。现在细心想想，院子里当时没有参加此项活动的适龄男孩子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前院的王力田，另一个就是后院的童天齐。

    打嘣弓仗玩的是阵法，讲究的是团队精神，还需要一点不怕死的劲头，男孩子嘛，忸扭捏捏地娘娘腔在那个时候是看不见得。现在的孩子不玩这个啦，他们也不敢玩这个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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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轶事(4)

教育楼

    教育楼是个吸引人的地方。小时候，我们经常溜进去打乒乓球，翻看画报。我们潜入的方法是：乘大人不注意，由一个人先悄悄从大门溜进去，潜入到乒乓球室后再打开小窗户，让外边等候的人爬进来，进来再把窗户上的插销虚摆着。这样，不管是被大人发现给轰走，还是下次再来，都可以毫不费力的再进去。弄的管理员“大总统”直纳闷：这些孩子是从哪儿钻进来的呢？

    乒乓球室的台子、球拍、乒乓球全都是红双喜的，打起来特顺手，可不管打的多激烈，谁都不敢出声儿，生怕被“大总统”抓走。

    在阅览室我们最爱看的是解放军画报。

    我们最得意地是潜伏到大礼堂舞台后面看电影。虽说看得是反面，一举拳头还都是左手，但我们仍旧看得津津有味。

    那时候，中宣部经常审片子，听说江青也来过。文艺处的大人白天看了晚上看，搞的挺紧张。而我们却十分羡慕他们。有一次，得知晚上演好电影（消息一般是家长在家“不慎”走漏消息，或是被孩子们“套走情报”）。我们偷偷从教育楼后门的化妆间溜了进去，躲在银幕后，谁都不敢出声儿，尿急了也得憋着，否则就暴露目标啦。等了好半天，听见有人说话了，又等了好半天，电影才开演。仔细一看，是戏曲片儿，没劲。悄悄地撤了出来，在回家的路上，大伙儿一个劲儿地埋怨。

    那天“老熊”告诉我，他从艾珍珍的爸爸那里得知，晚上教育楼放外国片儿，打仗的，问我去不去，能不去吗？我连忙答应。“老熊”让我别告诉别人，说人多了目标大，可我还是忍不住，悄悄地告诉了我们班的同学“老白薯”。

    为了看电影，“老白薯”放学没回家。我领着他，避开西门传达室警卫的视线，把他带进了大院，带回了家，又把他藏在我床底下。我让他别出声，听我通知，床底下果然没了动静。做完作业，吃过晚饭，又磨蹭了会儿，瞅个空子，我轻声把“老白薯”从床底下叫了出来，没敢走大门，直接从窗户翻了出去，直奔教育楼（记得我哥吃惊的看了我一眼，嘴里不知说了句什么）。教育楼后门已聚集了十几个孩子，看见我们过来，连忙说：“后门封死了”。天黑，看不清大伙儿的模样，但肯定都是一脸的懊丧。寂静中，陆续走了几个。我也想走。“老白薯”一把拉住我：“别介！”他着急地问：“是不是进了这楼里，你就有办法啦？”。我想，教育楼的地形我们可太熟悉啦，于是低声答应了一下。

    “我有办法！”。冷不丁“老白薯”叫了起来，还带着笑音儿，吓得我直想捂他的嘴。他向一扇打开的玻璃窗奔去，一窜上了窗台儿，利索地用一把铅笔刀沿着纱窗底部的木框划了个三角口，把手伸了进去，只听“啪嗒”一声，纱窗开了。“老白薯”把划开的纱窗捋平，跳下窗台儿，头一歪，姿势优美地把手一伸：“请吧。”

    通往教育楼的“门”打开了。我们一边往窗户里爬，一边低声兴奋地说：还是“老白薯”行！楼里静极了，前厅的灯光从玻璃窗反射进来，让你看得清清楚楚，这是一间小会议室。我们把门慢慢拉开，轻轻沿着走廊中间的地毯走到尽头，再顺着楼梯悄悄上去，突然，听见技工班徐保林的声音。老徐虽说是个笑面和尚，但被他抓住也没好果子吃，起码电影看不成了，还是小心点儿好。我们不由自主的化整为零，借着楼梯阴影，一个个弯下膝盖哈下腰，溜到了银幕后面。

    电影可能刚开始，银幕刺眼，看不清。等眼睛适应了，看见字幕打出：“出水芙蓉”。一群女的，穿着泳装在池子里游泳，看了半天也不见打仗的场面。我以为这是体育加片儿，等会儿正式片儿才演，就仰面躺在舞台上。扭脸一看，哥几个全躺下了，只有“老白薯”一个人，挺着腰板，看的津津有味。

    “哈哈，都脱光啦！”，朦胧中，猛然听见“老白薯”大声喊叫。哥几个一下子全坐了起来。隐约听见有大人说话的声音，但听不清他们说什么。大伙儿你看我，我看你，都没了主意，呆呆地在地毯上傻坐着。突然，放映机关了，一片黑暗，紧接着，大礼堂的灯全亮了，刺人眼睛，猛然间听见有人冲上舞台，想跑，已经晚了。我们全都当了俘虏。

    “你们干扰了中央的工作，性质是十分严重地，都是谁家的孩子？把家长的名字报上来！”。“大总统”喷着唾沫星子、一手叉着腰、一手使劲地敲着桌子，大声训斥着我们。大伙儿低着头，做痛苦状，谁都没吭声，心想：扛一会儿就没事了，“大总统”向来都是这样，做给别人看呢。只有“老白薯”没经过这阵式，抬着头，东瞧瞧、西望望，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我真想把他脑袋给摁下去，没准坏事就坏在这小子身上。果不其然，“大总统”从人堆儿里发现了他。瞅着眼生，一把给薅了出来，顺手还给了他一拐脖。“你是哪儿的？”“大总统”厉声问到。

挨了打，“老白薯”这下子哆嗦了，一五一十，老老实实地从进大院到藏床底下加上划纱窗潜入教育楼，全都给交代了。

    这家伙，叛变了。

    我们得到的惩罚是打电话让家长领回去，回家反省错误。孩子们被家长领回去了，在路上我听见电影又放了。

    对叛徒就不是这样喽。保卫科打电话，景山派出所来了警察。派出所的警察、警卫班的警卫、机关保卫科，一起把“老白薯”给弄走了，“老白薯”叔叔、大爷的直央告，哭的特伤心。

    听说“老白薯”被派出所给关了一晚上，天亮了才给放出来，回家还挨了他爹一顿臭揍。“老白薯”这电影看的，惨喽。后来，每当我放学路过西门传达室，“大锅菜”就盯着我看，好象我书包里有炸弹似的。教育楼也加强了防范，一楼的窗户到了下班时，全都给关的严严的，再想要溜进去，实在是不容易啦。据说不少大人挨了批评，写了检查，受了处分。后来我们听说，那次江青来了……

    要想看节目，我们还是有办法。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听说郭兰英要来演出，郭兰英可是个大人物。在食堂吃饭时，孩子们诡秘地相视一笑，今晚又有活动啦。

天黑时，教育楼门前灯火辉煌，开来了许多小汽车。有吉斯、基姆、福特、奔茨、大红旗、伏尔加，当时马路上跑的名牌车差不多都开来了。听说陆定一、彭真、康生、陈伯达、周扬、林默涵、吴晗、老舍也都来了，挺热闹。

    等教育楼门口安静了，我们便开始了行动。依靠阴影，沿着墙边，我们溜到事先侦察好的树底下。一排大树，傍楼而栽，树中间正对着二楼大礼堂窗户。骑在横叉上，抱着树干，有树叶儿遮挡，十分安全。警卫人员都在楼前汽车那边儿溜达，没人注意这边儿。哥几个踩着楼边儿靠墙的双杠，爬上了树，调好坐姿，互相微笑着打了个手式，观赏了起来。大礼堂里郭兰英唱的正欢。我对唱歌不感兴趣，掏出望远镜看了起来。焦点先是对准前排，想看看大人物的模样。可望远镜里全是黑黑的后脑勺，慢慢移到了舞台上，怎么就郭兰英她一个人？没劲。我悄悄下了树，回家了。

    前几年，我在景山后街遇到了“老白薯”。老同学见面十分热情，大街上就聊了起来。说到那次看电影，“老白薯”顿时兴奋起来，小眼瞪得溜圆，眼圈儿都红了：“操，你们中宣部那会儿还放光屁股电影呢，真他妈的来劲儿。可惜你们他妈的都睡着了，没看见。太可惜啦。”

    咦，这小子怎么不提“背叛革命”、叛变当叛徒、被押送到派出所、又被他爹臭揍的事儿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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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轶事(5)

游泳池

1958年，于光远叔叔和著名翻译家曹葆华先生各捐资1000元（据说是姚黎民叔叔出面动员他们捐的），在机关大院里修了个游泳池，供大家夏天游泳。秋天、冬天、春天被食堂用来储存蔬菜，一年四季不得闲。同样，一年四季这里都是我们孩子的乐园。每年六一儿童节一到，游泳池就放满了水。微风吹来，碧波荡漾。清澈透底的池水，蜻蜓在上面盘旋，不时掠过水面，泛起涟漪，看得我们心里痒痒极了，恨不得一头扎下去。但机关有规定，游泳池只能星期天中午开放。大家等呀盼呀，好容易等到了星期天，中午十二点一到，游泳池准时开放。孩子们举着体检合格证、游泳年票，挤着、笑着、闹着、叫着、涌进更衣室，又跳进游泳池，扑通、扑通，平静的水面，浪花四溅，游泳池顿时热闹了起来。

孩子们一到水里，那个快活劲儿，别提多美了。有的自称是“浪里白条”，有的胡吹自己是“潜水艇”，大伙儿一会儿分拨儿玩接力，一会儿比赛来跳水，要不就互相打水仗，花样多着呢。史大东晾着一身白肉，顶着个游泳帽（这家伙是癞痢头），专往女孩儿多的地方游。大伙儿都笑他是“花和尚”。洪姗姗从小就没个站像，你看她站在游泳池边，脖子歪、腰歪、腿还歪，大伙儿给她起了个绰号叫：三歪。
别看平时我们的行动我哥他们那帮大孩子从不参加，可游泳池却是谁都喜欢来得地方。只要他们一出现，我们就老实了，水仗不敢打了，接力也改变了队型。也是，游泳池里那么多人，万一出了危险不好办。如果你要是不听话，非灌你两口。他们无形中起到了“水警”的作用。“水警”还真的起到了作用，那年郑咪咪溺水就是被林冬捞了上来，小命儿给保住了。事后大伙儿戏说这是“林冬救美”。

“老包子”唐苏北胖乎乎的，腰粗的像个鼓，他肉多不怕冷。每逢阴天下雨我从水里钻出来冻得打哆嗦，就喜欢抱着他，苏北还挺大方，说他是个火炉子，随便抱，你说也怪，一抱就不冷了。

当时游得好的有张小林、安宁、秦超英、刘力、赵青青。我游得一般，但跳水好，强项，常领着大伙儿玩花样。沙滩机关大院的孩子，只要能下水，没有不会游泳的。而且都游的不错。现在一提起这事儿，大伙儿就怀念当时的机关大院。

游泳池一周换一次水，换水时，孩子们在大人的带领下打扫游泳池。我们穿着塑料凉鞋，拿着大竹扫帚，清扫的特认真。那时候的孩子劳动观念强，都是自觉自愿的，没人强迫，大家都认为劳动光荣。为自己能够参加清洗游泳池感到自豪。

秋天开学后，为防冻，游泳池里铺了一层厚厚地、金黄色的麦草。我们经常翻过栅栏跳到里面练摔跤，还有模有样地挺认真。什么大背挎、德合勒、小别子、锁脖抄拐，一招一式，绝不含糊。玩累了，就躺在麦草上切磋技艺、吹牛聊天，闻着清香的麦草，看着红楼、蓝天，白云，十分惬意。

北风将杨树的叶子一片片吹了下来，到穿毛衣时，坚持奋战在杨树上的老叶子终于飘了下来，我们将老叶子择干净，留下叶柄，放在鞋里用脚捂着，等叶柄软了、韧了，再拿出来玩“勾杠”。

北风发威时，杨树秃了，我们也穿上了棉衣。这时，游泳池里码放了许多土豆、萝卜、大白菜，一排排地，上面盖着厚厚的棉被，半人多高，如同天然的战壕。哥几个分好拨儿，玩起了阵地战，武器就是土豆、萝卜、大白菜。

柳树发芽了，由鹅黄到嫩绿，什刹海的冰也化了，天气变暖。我们脱下穿了一冬的棉衣棉裤棉大衣，感到身子轻松多了。游泳池里的“武器”也被食堂大师傅做成美味佳肴让我们给消化掉了，只剩下枯黄的麦草在那里如同遗弃的孤儿在抽泣。别哭，我们来了。叠罗汉、玩斗鸡、骑马打仗降飞机，那个痛快劲儿，别提啦。

记得游泳池东边不远是个猪圈，养了不少大肥猪，猪圈被打扫的干干净净。我们游泳游累了，就跑去骑猪，大肥猪被我们压的直哼哼。猪圈的猪一色儿的白，大伙儿就猜它们的老家在哪儿。有的说是匈牙利的约克夏，有的说是苏联的乌克兰，纪宏一本正经的愣说是荷兰猪。孩子们的道理都一样：欧洲人是白种人，白色儿猪的老家必然也在欧洲。我们的议论把饲养员给逗乐了，随口说了一句：“什么粥（洲）里的，是锅里的。”锅里？锅里是哪个国家？在哪个洲？大伙儿愣了。长大了，进了中学，才明白锅里的意思，心想，还肚里的呢。



俱乐部

为了丰富孩子们的课外生活，机关专门成立了学生俱乐部，还任命了辅导员。俱乐部的活动场所，曾经先后安排在红楼、幼儿园楼、放映室、图书馆楼、活动楼等地。在放映室期间的活动给我的印象最深。放映室在“孑民堂”后院。“孑民堂”早先是北大校长蔡元培老先生的住宅，老先生字“孑民”，为了纪念他，后来将他的住宅称为“孑名堂”。“孑名堂”分前后院，前院是部会议室，后院是放映室。周扬是后来搬到“孑民堂”居住的。

放映室朝东的围墙上开着墨绿色的长条木板门，进去就是南北方向带廊子的过道儿，往北拐就到了放映室的后门，进大门穿廊子下台阶往北，就是放映室正门。院子里栽着许多果树，印象最深的是海棠，小红灯笼似的挂着，看着都眼馋，但俱乐部是文明场所，大家都还比较自觉，比较收敛。所以海棠的生存时间相对比较长。
教育楼没盖好前，是在放映室放电影。礼拜六大多是孩子们的专场，平时放内部电影不让我们孩子进去，我们就央告好说话的大人带我们进去，实在不行，就求他们把窗帘掀开一条缝，到时候我们就爬在窗户上贴着窗户缝看，远远望去，一排脑袋，沿着窗户缝，上下错落着，就像一串儿糖葫芦。遗憾的是，这些好心的叔叔、阿姨，如今已记不清是谁了。

大人们在那里举办过舞会，还放过电视机看电视，有个乒乓球台子，可以打乒乓球。地面是暗红花纹方砖，座位是那种带扶手可以写字的，据说还是老北京大学的校产，我记得椅背的铭牌上刻着。

每逢假期，机关就派辅导员去俱乐部管理我们。记得有陆鑫阿姨，王树人叔叔，那时候我们叫他们陆老师、王老师。辅导员也找一些大孩子到俱乐部帮忙，当“小辅导员”。俱乐部吸引孩子们的是各式各样的小人书、画报，各种棋类。开门前，门口总是熙熙攘攘地挤着一大群孩子，门一开，大家争先恐后地往里跑，谁都想先借本有趣的小人书。

排队借阅，取书找座儿，不一会儿，屋子里就安静了。小人书和画报被看的津津有味，下棋的全神贯注，只听见沙沙地翻书声和棋子儿的碰撞声。多淘气的孩子这会儿都老实了。好景不长。不大会儿，就听见那边嚷嚷起来了：“我没看清楚，悔一步嘛。”“不行！拉出的屎不能缩回去。”这是下棋走了臭棋，想悔，对方又不让悔的。“咱俩儿换换！”，“我还没看完那，你抢什么呀……”这是大孩儿欺负小孩儿的。辅导员出面干涉了，批评外加安抚。天天都是这样。现在想想，多烦呀。可陆鑫阿姨、王树人叔叔不烦我们，始终是耐心、微笑、不厌其烦地劝慰我们，天天、月月、年年都是这样。

有一次，姚小平为了先进去，翻墙头摔断了胳膊，骨头都看见了，是林冬抱着给送到了公安医院。

还有一次，我们在俱乐部的墙上发现了个马蜂窝，足有花盆那么大。壮着胆子拿竹竿去捅，结果，刘明明脑袋给蛰了个大包，唐苏北被蛰在鼻梁骨上，脸肿的都发了，活像一个肉包子。把他奶奶心疼得搂着他直掉眼泪，“老包子”的外号就是这么得来的。

后来，为防止意外再发生，陆老师就挑选了几个上了大学的大孩子当辅导员，协助工作。我记得辅导员里有于宁、宫敬业、徐加林，还有一个记不清了，好象是高五一的姐姐吧。辅导员里，我对加林的印象最好。加林胖乎乎的，脸上架了个白眼镜，好象鼻尖儿上有一个芝麻大的黑痦子，文质彬彬的，一说话就笑。记得我小时候调皮任性，不太听话，除了我哥，也就是加林的话我听，加林的指挥我能接受。1964年，我上中学，加林上大学，她考取了中央音乐学院，学习作曲。报到那天，加林骑车带着我，让我陪着她去的。现在想想，加林给我的印象是：给我留过好看的小人书，我们玩军棋时她主动当过裁判。在我心目中，她知心、公正、讲道理。放现在，一定是优秀的实施素质教育的模范教师，没准儿能当上教育部长。可惜，她毕业被分配到铁路文工团了。

院子里后来孩子多了，陆老师又找了几个比我们大一点儿的孩子，让他们负责维持秩序，他们主要工作是看电影前把大门。“排好啦，不许加塞儿，不听话就不放你们进去！”。东林、老库、皮声浩、林洛晏他们几个，耀武扬威地吆喝着，就像电影里的打手。神气什么呀，拨开他们搭在我肩上的胳膊，冲他们喊道：“快放人吧！”好容易等到开门啦，我们涌进放映室，发现好座位都被人用帽子、手绢、书本什么的占住了，明明是我们先进来的么，谁占的呢？没办法，只好坐在了后面。不一会儿，“打手们”说说笑笑地进来了，一屁股坐在了我们前面，挡住了我们看电影的视线，我和同学赵小敏不服气地用眼睛瞪着他们，两个小敏悄悄地嘟囔了起来：“不让我们加塞儿，你们倒先进来占座儿，狂什么呀！等上了中学，我们也能当辅导员。”

过了几年，我们上了中学，赵小敏他在地安门，我在二十七中。文革中，他们家被轰到了史家胡同。我俩儿，至今谁都没能当上俱乐部的辅导员。



后记

如今，我们都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父母一代大多离开了我们。

沙滩机关大院依然在红楼边，但她的模样已经改变。办公大楼加盖了尖顶，还搞了外装修。但是，在我眼里已然失去了昔日的庄严。当年田园般的花园，几经周折，最后还是经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拆迁了许许多多盖在它上边的文艺单位，恢复成现在园林般的模样。它现在虽然有华丽的亭子、汉白玉的桥、人工草坪、花砖道，但缺少树木，空空旷旷，显得嫩稚娇小。

中宣部、政研室早就搬走了。只留下一个图书馆。据说，过去只有几十个人的《红旗》杂志社，现在壮大成为有上千人的《求是》。弄本儿杂志需要那么多人吗？听说前几年就是这个《求是》，还出了个贪污上千万元的大人物，都是人多闹的。可不是嘛，闲着无事，无事就要生非。

幼时的伙伴，有的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他们是：

任运琦——为人热情、厚道，那时候我们叫他“大驴”。

花放——我同龄、同校、不同班的伙伴，我们叫他“花大姐”。

朱小红——一个对生活憧憬着美好未来的青年。

史妞妞——傻妞妞，你怎么那么傻呀。

马小光——我们历次“活动”中的重点保护对象。

宫敬业——“大屁篓”，曾经当过我们的辅导员。
张仲连——小圆，瘦瘦的个子，说起话来慢条斯理。
任英琦——“大驴”他妹妹，小艺她姑姑，他们家走了两个了。
洪克白——当年65中的高才生，听说是在上海去世的。

幼时的伙伴，现在大多成为社会的脊梁，肩负着民族的重任，祖国大地到处都能看见他们的足迹。你还记得吗？当年往唐苏北家暖瓶里放驴粪蛋、冒充茶叶水的张小波，现在和我一样，都是人民教师了。“打倒小平”标语里的小平，现在是光明日报社记者。

幼时的伙伴，在当今急功近利的浮躁社会里，大多都能做到：“大着肚皮容物，立定脚跟做人。”，都在不同的岗位上，默默为人民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只有赵安歌，当了中国银行副行长后，瞎胡闹，被判了个无期徒刑。还有“苏沛送碗”事件中苏沛叔叔的儿子苏晓康，因为给党中央提意见，提得太过火，太放肆。“六·四”之后，他跑到美国去了。

幼时的伙伴，目前有不少人在国外定居，他们彻底实现了从小树立的“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劳苦大众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崇高理想。

2000年10月7日，由陈健出资，我们在王府井松鹤大酒楼宴会厅，举办了“沙滩机关大院少儿朋友聚会”，来了近二百人，热热闹闹地。在聚会场所上，得知大孩子里的于宁，现在已是人民日报社的副社长。林澍已当上了将军，在解放军总装备部工作。朱维群已是副部长，目前在中纪委工作。大家以当时居住的楼区为界，合影留念。我们从开始礼节性的相互问候到后来无拘无束地互相揭短取笑，历史尘封的记忆打开了。

后来这事让大人们知道了，打电话过来质问：“你们小家伙聚了，眼睛里怎么没有我们老家伙呀？”，听得我们直想掉眼泪，叔叔、阿姨对我们如同父母一样，的确有感情呀！

根据大人们的意见，我们几个聚在一起，多次开会商讨。为办好下一次聚会，我们成立了组委会，下设接待组、会务组、安全组、采购组、宣传组、筹资组。经过近两年时间的准备，除编了一册《原沙滩机关大院少儿朋友通讯录》，分发给了大家外，并于2002年10月13日，举办了“沙滩机关大院老朋友大聚会”活动，在原机关大院教育楼里聚会。聚会前，先在办公大楼前报到、合影。

办公大楼前原来放露天电影的场地上，那棵老槐树还活着，只是围着它的那圈绿色椅子没了，我们就在那儿设了签到处，象征着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毛毛他们东城区卫生局还开来辆救护车，随车来了三位大夫，为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保驾”。童大林叔叔来了，于光远叔叔坐着轮椅来了，秦川叔叔在孩子的搀扶下来了，叶遥阿姨、何静修叔叔、马关叔叔、戴临风叔叔……我看见了小闫，他刚退休，不让我们叫叔叔了，称我们哥儿们。洪加宣也刚退休，他告诉我，潘世起现在已经是局长了。“大总统”姜敬地也来了，他也已从局长的位置上退休了。

安泰还像小时候那样听话、守纪律，合影前，她问我她应该坐哪儿？我笑着把她推到了第一排。大家说笑着在办公大楼前排好，金秋灿烂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久别重逢的微笑，随着“茄子”的呼喊声，近三百位老朋友（当年的大人们和孩子们）的集体合影---定格。

在我心里,这定格，就是那永恒的回忆。

2004年12月7日 （大雪）于和平里 初稿

2004年12月21日（冬至）于石佛营 定稿



结束语

2002年聚会后，我们组委会的成员经常聚在一起聊天，议题就是怎样更好的把幼时的伙伴关系发展下去。大伙儿议论来议论去，最后一致同意通过用写回忆录的方式。组委会的成员带头写，一人一篇。在大伙儿的关心鼓励下，一口气写完了，也不知你爱不爱看？说老实话，我是用心了。

我是学物理的，几十年来从未写过此类文章，只是执着地凭借着回忆，努力地挖掘着记忆里的过去。文章中错误肯定会不少，看后请你多提意见，我好再次修改。写作中，得到了皮声浩、王仲齐、关小慧、张小波和王树人叔叔的大力帮助。尤其是皮声浩、王仲齐，不但提供了大量素材，在看过稿件后，还指出了不少错误，提出了许多建议，使之得以修改。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

红楼下的生活，一百个人写，就有一百个版本。朋友，都来写吧，到时候咱们也编本儿书，配上老照片儿，不是很有意思的事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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