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南 从锦溪到汕头：“文革”历史的民间展示

tuffy05

从锦溪到汕头：“文革”历史的民间展示
记者向南 |  江苏昆山、广东深圳、汕头报道

锦溪古镇的一个路标指示牌（刘志明摄）

这是一座红色门窗、白色墙身、灰色房瓦的二层小楼，与古镇温婉而又沉厚的氛围搭配得并无二致，特别之处是门前标牌上的“文革藏品陈列馆”几个大字，吸引着游客不断进入。
在有着“民间博物馆之乡”称号的江苏锦溪古镇，古砖瓦、古董、紫砂、书画、美术、篆刻等10几家各成类别的博物馆在小桥古巷之间开设着，游走其间， “文革馆”的突然出现，则是与游客之间的一次“不期而遇”。
“因为涉及到这样一段历史，我们觉得不宜太张扬，因此在对外宣传上，这个馆一直很低调。”6月4日，锦溪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陆秋生向本刊记者介绍说。
回忆与审视“文革”历史
锦溪“文革博物馆”是于2005年5月建成并开馆的，57岁的陆秋生参与了全过程，他向本刊记者介绍说，此前，锦溪古镇旅游管理部门已有了把锦溪建成民间博物馆群落的发展思路，并公布于政府网站上，武汉“文革”藏品收藏者彭洪章看到了，主动与锦溪旅游公司联系，提出有兴趣提供藏品，建设这样一个博物馆的意向。

锦溪：两个女孩在文革博物馆前走过（刘志明摄）

“我们觉得文革藏品对游客应该是有吸引力的，特别是能勾起一代人的记忆，并能让青年人来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双方一拍即合，签订协议：彭洪章提供藏品，锦溪镇提供场馆并负责布馆，旅游公司每年象征性地给彭洪章一定的分成补贴，数额并不大，“也就一两万元”。
根据陆秋生的描述，彭洪章60多岁，是一名退休干部，自文革博物馆建成后，做为馆长，他每年都要来馆里一两次。但是，联系起他来并不容易，本刊记者在锦溪得到的彭洪章的手机号码已经不能打通，而在网上检索其资料，也无任何收获，对此，即使是陆秋生也束手无策。
锦溪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是锦溪镇政府的下属企业，镇政府也是古镇开发的资金投入者。根据陆秋生的介绍，锦溪古称陈墓，自古即是名镇，2000年镇政府开始进行旅游开发时，因为周边100公里内就有包括周庄、千灯等古镇在内的6家名镇，“同质化竞争太激烈，”受了镇上建于1996年的中国古砖瓦博物馆的启发，于是有了建设民间博物馆群落的思路。
2001年，古董馆作为继古砖瓦馆之后的又一个民间博物馆正式开馆，随后其他场馆也陆续开设起来，到目前为止，已建成包括“文革博物馆”在内的共11家藏馆。
而在文革馆所展示的那段特别的历史中，锦溪古镇也曾遭受过重大破坏，在陆秋生的记忆里，在他小时候，镇上有很多深深的弄堂，“长达130米以上的，有20多条，11进的大院子，就有好几处。”“文革”中，它们几乎全遭灭顶之灾。

锦溪文革博物馆一角（刘志明摄）

陆秋生回忆，“文革”期间，包括淀西乡、陈墓乡、陈墓镇在内的三家单位都在镇上设置办公点，形成三个建制单位共处的局面，并且各自为政，大举建设银行、商店、工商管理等机构，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古建筑被破坏掉了。2000年开始旅游开发之后，地方政府对古镇进行了一些修缮，但是“文革”造成的破坏仍是远远不能挽回。
上万件藏品的展示
大门敞开着，两个工作人员安静地坐在门口的桌子旁，负责验票。6月2日下午，在本刊记者进入博物馆的这段时间内，参观者并不多，只有稀稀拉拉几个人偶然进入。而根据陆秋生的介绍，自开馆以来，每年都会有30-50万游客进入此馆参观。
博物馆的场馆所在地原是一个药店，重建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经过一番修缮，被僻作文革馆。文革馆分为上下两层，共有100多平方米的面积。进门，映入眼帘的首先是一块写有介绍文字的牌子，牌子后面躺在玻璃柜内的，是一块几个平方米大小的标有某中学“红卫兵大队”字样的红色旗帜。再之后，引人注目的就是悬挂于四周墙壁上的彩色的文革宣传画与电影海报了
介绍这个场馆的所谓“前言”乃是出于陆秋生之手。他写道：
“四十多年前，也就是在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曾经有一场被称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像狂风骤雨一般袭卷了整个中华大地……人们到处看到的是大大小小的批判会、斗争会、声讨会、讲用会；看到的是所有的机关、学校、工矿、企业、农村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大标语；看到的是身着绿军装、手举红宝书的青年学生狂热地奔走、串联、呼号；看到的是突然从中华大地上汹涌出来的形形色色的群众组织；看到的是这些群众组织之间的辩论、抗争、分裂乃至武斗；看到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无数正直善良的人们受冤屈、打击、迫害、摧残……
“文革藏品博物馆林林总总，上万件实物的展示，其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年轻一代了解‘文革’，让我们父辈一代重新认识‘文革’，让我国更多的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内用科学的眼光来分析和研究‘文革’，从灾难中总结和吸取教训。”
本刊记者看到，楼下大厅里，除了墙壁上悬挂着的几十张“文革”电影海报与宣传画外，展示的有规格不一的毛主席像徽章、红袖章、红宝书，有印着各种领袖图像和“最高指示”的碗、盆、壶、罐等物品，还有“文革”时期的“全国级”或“地方级”的各种粮、油、烟、肉票证。

锦溪文革博物馆一角（刘 志明摄）

而楼上的六个单元小间，墙上也是挂满了“文革”时期的报纸、电影海报、宣传画等，本刊记者注意到，其中有1966年9月1日出版的《湖北日报》与1970年5月2日出版的“陕西革命委员会机关报”——《陕西日报》，该期《湖北日报》的最主要的一条内容是关于“毛主席接见五十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的图文。
提起文革馆里的这些展品，让陆秋生最感兴趣的是这上百张宣传画与电影海报。《决裂》，《火红的年代》，《战洪图》，《国庆颂》，《大寨红花遍地开》……这些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摄制的影片的海报，无疑一下子就可以把他拉回到他所熟悉的那个时代的记忆当中：
“文革”起时，陆秋生十多岁，是锦溪中学的一名红卫兵，记忆深刻的是串联，陆秋生曾到了杭州、上海、苏州等地，所到之处，“走资派”都在被批斗与游街……
刘宗秀的家庭收藏
相对而言，能有这样一个场馆来展示自己的藏品，收藏者彭洪章无疑是幸运的，而有着更为丰富“文革”藏品的刘宗秀就一直苦于寻找展馆而不得。
78岁的刘宗秀是黑龙江省人，“文革”中在黑龙江团省委工作，曾任团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后来还做过卫生厅办公室主任，1986年到深圳，曾是市委宣传部正局级调研员，1993年退休。

“文革”收藏者刘宗秀（刘志明摄）

刘宗秀很早就开始收藏有关文革的资料、文献、照片等，“文革”期间，他曾被下放到黑龙江庆安柳河“五七”干校，担任干校办事组组长，而办事组的工作之一，是负责管理省委党校下放的一个图书馆，根据刘宗秀的回忆，该图书馆规模庞大，收藏了很多资料与小报，但又不被重视，很多文字资料曾被要求运到选纸厂处理掉，他当时觉得用这些资料去造纸过于可惜，就把其中一批印刷质量较好的材料收藏了起来，“足足有12个麻袋。”
这些被无意间收藏起来的资料，成了刘宗秀后来进行“文革”收藏的一个重要基础。1972年他从干校出来，分配到黑龙江省卫生厅做办公室主任，把这些资料拉回了哈尔滨。“文革”结束后，“人们都在处理一些东西，书报、刊物这些资料都是首先要丢掉的，别人丢，我就捡，很便宜，有的甚至不用花钱。”
刘宗秀说，他当初做这些事情，都是无意识的，直到后来才慢慢意识到其价值，特别是后来出了几次国，接触到学界的一些人，“就更加刺激我进行‘文革’收藏了。”
估算起来，刘宗秀的“文革”藏品已在10吨以上，“有一次搬家，用一辆载重三吨半的车来拉，三车才拉完。”现在，这些藏品被存放于哈尔滨与深圳两地，种类繁多，其中，让刘宗秀较为得意的一类是10多件有着江青亲笔批示的批件。本刊记者见到其中一件，上面有江青用红色铅笔写下的这样一句话：“吴德同志，建议将此件配发各团参阅。江青，27/1。”
对于刘宗秀的“文革”收藏，之前媒体进行报道时，曾用了“刘宗秀文革博物馆”的称谓，这当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文革”博物馆，迄今，刘宗秀的藏品仍是堆放在仓库里，无法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2006年“文革”发生40周年时，曾有媒体报道说，刘宗秀将在几位企业家的支持下，建成“文革”博物馆，但是，刘宗秀告诉本刊记者，当时乃是设想由香港的一位文化名人资助，“弄块地，盖个房子，实现真正落地，”选在深圳或香港，最终还是“流产”。
现在，刘宗秀的两个儿子在国外生活，一个女儿跟他同在深圳，但儿孙一辈跟他并非同路，“都是搞计算机工作的，没有兴趣做这个事情，我都是‘单枪匹马’，但是，我仍希望儿孙今后能够认真守住它，因为它能为研究工作服务。”
汕头“文革博物馆”的现实
为建设博物馆，刘宗秀曾去过一趟汕头，在当地老干部彭启安的陪同下登上塔山，参观了有“首座民间‘文革’博物馆”之称的建于这座山上的“文革”建筑群。

汕头文革博物馆内一角（刘志明摄）

“文革博物馆多种多样，汕头的这座能与风景区结合到一起，很好。”刘宗秀说。
汕头“文革”博物馆所在的塔山位于汕头辖下的澄海市东北方约11公里处，由几个小山峰组成，从1996年起，这些山峰之上陆续建成了以纪念文革为主题的塔园风景区，有“碑廊铭史”、“冤茔长青”、“恸石志恨”、“宝塔思安”、“明镜鉴史”、“石笔书史”、“警钟长鸣”等景点，2005年，一座名为“文革博物馆”的外形颇似北京天坛的建筑物在塔园风景区里真正落成，更是引起了国内媒体的广泛报道。
博物馆出于汕头一些退休老干部之手，以民间名义募资修建，其中最主要的推动者是曾经担任过两届汕头常务副市长的彭启安。彭启安与刘宗秀同龄，原广东澄海县人，1999年退休。5月初的一天，在汕头他的家中，彭启安向本刊记者回忆了修建博物馆的过程。
1996年，彭启安到塔山参加活动，在一处山坡上意外发现一些坟墓，一问，才知道埋葬的是塔山所在地涂城村的“文革”死难者。“文革”中，担任揭阳县委副书记的彭启安曾挨批斗300多场，甚至险些被枪决，对于“文革”造成的苦难感同身受，当他在塔山看到那些死难者坟墓后，立即想到：何不在这里建一个纪念性的东西？！
于是募资，一点点做起来，终于就做成了现在这种规模。值得一提的是，在博物馆建设过程中，曾得到时任汕头市长的李春洪的支持，彭启安回忆，李春洪不但以诗赠与塔园，还亲自筹资并找专家为塔园修建了一座叶剑英元帅铜像，铜像落成时，李春洪还曾出席并讲话。也正因为此，汕头“文革”博物馆被认为是“半官方”性质。
彭启安告诉本刊记者，从2005年博物馆建成至今，塔园“文革”景区又增加了“安息岩”、“劫之结”、“追思坛”、“哀鉴亭”、“慕贤亭”等几处景点。而这几年来，彭启安却渐渐到塔山去得少了。他介绍，塔园风景区的管理者是涂城村，“建设之初，我们就跟村里说了，以后建成的东西统统交给村里。”因此，即使是跑前跑后的最出力者，彭启安本人在塔园也没有任何名分。“我就是一个热心人，”他说。而与村里的合作显然不是那么顺畅，这也成了制约博物馆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它离真正意义上的博物馆还远着呢，”“即使再有资金投入，也很难增设什么东西了。”

汕头文革博物馆的推动者彭启安（刘志明摄）

本刊记者在塔园看到，所谓“文革”景区乃是散落于山间的前述各式建筑，而作为主馆，“文革博物馆”内的藏品也谈不上丰富，除了锲刻在四壁大理石上的一些文字图像资料外，橱柜里的展品主要是一些“文革”题材书籍。所幸塔山之上还有一座在当地颇为知名的佛寺，根据一名管理人员的介绍，来自当地与附近福建地界的游客也并不算少。
而78岁的彭启安显然已经不像“文革”博物馆刚建成时那样意气风发了，作为他的一个忧思，寻找接班人也成难题。“我老了，找接替人，找不到。”彭启安说，“因为做这个事情，没有威望，是很难做到的。”

http://blog.ifeng.com/article/913067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