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博物馆由民间出资在汕头建成

tuffy05

RE:文革纪念馆由民间出资在汕头建成(图)

民间首个"文革博物馆"

记者 李怀宇

暗合巴金未了愿

　　塔园在广东省澄海市莲上镇塔山的清山秀水之间，是迄今中国仅有的印记"文革"历史悲剧的游览胜地。

　　不知睡梦中的百岁老人巴金是否了解塔园，但塔园理解巴老惟一未了的心愿。巴老的话刻在塔园的石碑上:"绝不让我们国家再发生一次'文革'，因为第二次的灾难，就会使我们民族毁灭。建立'文革'博物馆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惟有不忘'过去'，才能作'未来' 的主人。"


　　塔园借山水之势筑反思"文革"之景，碑廊铭史、冤茔长青、恸石志恨、宝塔思安、明镜鉴史、石笔书史、警钟长鸣……竖牌坊、建碑廊，悼念"文革"死难者的英灵。青石刻着名士贤达所题刻的书法作品，诗、词、赋、文，十年浩劫悲惨历史让人一目了然。


　　远在上海的巴老如果知道粤东一座山上竟有民间的"文革博物馆"，心头定会宽慰。福建游人沈汇丰偶尔流连塔园之后，作诗云：

巴老叹无"文革"馆，塔山今日耸辉煌。
血腥暴戾凝冤冢，苦辣酸辛奠哭冈。
勿怅国人轻忘却，老谈悲剧数苍黄。
荒唐亘古唯斯世，耻辱今朝可共殇。

青山有幸埋忠骨

　　我的母校苏湾中学在塔山脚下，初中三年，塔山是最常玩之处，有时体育课干脆就是登塔山。那几年，目睹了塔山建成旅游区的历程，毕业后，塔山景致便有一寺、一庙、一天池、二室、四桥、七牌坊、八泉、九路、十二峰、十三亭、三十二奇石之说。


　　其间最震撼的倒是隐隐与这座山相连的澄海名人。一位是莲上人余锡渠，建国后首任澄海县长，政绩显著，至今仍为老百姓念念不忘。他虽只念过几年小学，所写剧本却是泥土气息浓郁，群众语言丰富，独创了潮剧史上的"专员戏"。记得曲词中有"祸因为，封建王施礼法，将俺囚禁在名教山中"之句。另一位是莲下人王鼎新，岭东著名教育家、书法家。东渡日本求学，在汕头创办《时报》，任澄海中学校长。书法自成一格，楷书宽博端庄，峻利朴茂；行草寓洒脱隽逸于端严之中，有"鼎新体"的美称。1968年，两人先后被迫害冤死。


　　十年浩劫，澄海是重灾区，死难400多人，伤残4500多人，死难者中有70多位葬于塔山之坡。"斯时也，是非颠倒，道德沦丧，魑魅肆虐，国法凌夷，冤案如山，尸陈街野，道路侧目，神人同悲！"（《塔园碑记》）1996年，彭启安等澄海名士首倡在塔山建塔园，为悼念冤灵，更为警示世人牢记历史教训，不让"文革"悲剧重演。园区着力于人文建设，其间怀念余锡渠有"云黑压城秀木摧，邪风凄厉哲人萎。村庄踏遍询民疾，江水归调展众眉。"怀念王鼎新有"艺名远播，难堪雾里焚笺。人谁无笔，独得一体让先生。"
　
　　数年之间，塔园得海内外热心人士捐款数百万，非独纪念澄海一地冤灵，逐渐超越地域意义。原广东省委书记任a仲夷题辞："要以史为鉴，千万不能让文化大革命的悲剧重演"。"超人"李嘉诚捐款之余，更去信："塔园之建设，为历史留下了忠实之见证，当能令后人深思及有所警惕。"作家冯骥才也去信："我为中国有这样一个塔园，甚感欣慰。你们是否想到，把它做为一个博物馆来建设？"

史笔无私刻国耻

　　现在，每年约有50万人次到塔山旅游。慕名而至者，流连于塔园景点之间，心眼大开，有对"文革"深思者称："过往山水皆成过眼云烟，惟独塔园使心中大震，这是全国独一无二的反思'文革'胜地。"

　　思安塔之上，铭刻了文化名人反思"文革"的文字："'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最野蛮、最残暴、最愚昧、最荒谬的一场悲剧，它给伟大的中华民族脸上抹了黑。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季羡林《牛棚杂忆》）"我跟着党，受苦受穷，吃糠咽菜，心甘情愿。真正使我感到痛苦的，是一生中所经历的历次运动给我们的党、国家造成的难以挽回的灾难。"（韦君宜《思痛录》）"历史的最高权威是人民，并不是任何一个地位崇高的'权威人物'。任何不符合历史真实的权威，都站不住，不是由权威决定如何写历史，而是由历史来为权威定'位置'。"（杨立《带刺的红玫瑰》）

　　碑林不只激荡思想，也汇聚艺术，上百处风格各异的诗词书法融入山水。"自古冤魂多国士，青山可证笔留声。""红灾滚滚尘嚣日，碧岭纷纷泪雨时。""问鼎四奸诬鹿马，求生百姓类蜗牛。""书难留，儒难留，逆耳忠言俱作囚，凄风刮九州。""明镜无尘昭日月，石书有恨证风霜。"

　　史鉴山屋之中，收藏了三四百本反思"文革"的书籍。版本之全，海内少有。屋前别出心裁地用巨石刻下几本著作的封面，如《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我的父亲邓小平》、《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国防部长浮沉记》、《龙困》、《叶剑英在关键时刻》、《牛棚杂忆》、《我的一个世纪》。

　　塔园高处，有"史笔峰"，矗立一柱大石笔，高10米，旁边安置一本未写一字的大石书，意在任人心中评说。《史笔峰记》是冯骥才的《终结文革》一文:"在终结'文革'的日子里，我们不是唤醒仇恨，展示悲苦，揪住历史的辫子去和一个政治的尸体较量，而是勇敢地面对自己，清醒地面对过去，去从廓清的晨昏中，托出没有云翳的属于明天的太阳来。"这，正是塔园的要义。


[url]http://tianhaixiangrong.blog.hexun.com/33964795_d.html[/url]




汕头文革博物馆

2005年元旦，

位于汕头市澄海区莲上镇塔山风景区的文革博物馆正式建成开放

这是中国第一个由民间兴建的文革博物馆

上世纪80年代初

著名作家巴金在《随想录》中第一个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设想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

巴金老人这一愿望始终未能付诸实施

在“文革”结束即将30周年之际

位于澄海的文革博物馆的建立无疑是对那一段惨痛历史的反思和纪念

——摘于http://cul.news.tom.com/1011/2005510-15978.html

photoes by 小胡子、老卢、11123


http://www.idzoom.com/home-space-uid-156788-do-blog-id-1697.html

tuffy05

汕头文革博物馆


一直都没有去过汕头,虽然离的并不远.
近来终于决定去汕头看看,原因当然不是去看海,也不是去看所谓的特区风光,而是去看建立在汕头澄海区的我国目前唯一的一座文革博物馆.

巴金老人一直呼吁要建立文革博物馆,以此提醒人民,不忘过去,才能做将来的主人.然而,由于各种社会因素, 文革博物馆的建立竟是来的如此蹒跚.

2004年,汕头澄海区的有关人士冲破重重阻力,终于建成了我国首座文革博物馆,它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情景说明四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

文革博物馆建立在澄海莲上镇的一个山谷间,那里山林怀抱,鸟语花香.进入园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石壁上刻着的86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文革博物馆仿照北京天坛造型,馆内有大量的有关文革的报刊,书籍,资料,图片,实物.还有一些刑具,让人民好象回到了那个年代.
围绕着主馆,还有其它如安息园,宝塔,警钟等十三个风格各异的凭吊景点.

安息园的黑色石碑上刻有两千多个文革遇难者的名字,当然,这只是文革遇难者中的万分之一.
一座巨大的刘少奇主席的石雕也立在安息园的正间, 雕像的底座刻着刘少奇在那个疯狂年代的留言------好在历史是人民的.
少奇主席石雕旁的大理石上,刻满了那个血腥年代常用的各种酷刑的图示, 让人看的不可思议.毛骨悚然.
一件件真人真事是声讨文革发动者和跟随者倒行逆施,祸国殃民,滔天罪行的铁证,是对那场浩劫制造者的无情批判和鞭笞.
都说当年小日本对中国人残忍,无人性,看了这些酷刑的图示,我倒觉的日本人还算是仁慈的了.

据说,西方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纳粹分子屠杀犹太人并列为二十世纪两大人类悲剧,还有一种说法是,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是二十世纪世界三大独裁者.
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脑袋,我们应该自己去思考这样的说法对或错.
文革已经过去,我们不必再象那个年代全国人只允许一个脑袋思考.

中国政府一直指责日本政府否定或是淡化侵华历史.
一个不感正视自己历史的民族当然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可是我们自己呢?不也是有意的在谈化文革这段历史吗?
去年是文化大革命发动40年,但是,国内主流媒体无一报道,据说上面有文件,禁止各单位或集体举办这样的研讨会.
党领导一切,包括领导媒体.
有人打个比方-------父母做错了事,是不希望孩子提起的,因为这很伤面子.
这点上,你不得不佩服德国人的勇气.

文革其间,在中国大地上死了两千万人,现在的政府似乎是忘记了,同时他们还希望人们也忘记,彻底的忘记,就当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
可这毕竟是两千万人的生命呀.

汕头澄海的文革博物馆就是为这两千万冤魂安了个家,无论人民愿意或者不愿意,它绝不会因有意的隐瞒或者无意的谈忘而使这段难忘的岁月在史册上消失.
很多的革命同志,他们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出生入死,又参加了解放后的建设,立下汗马功劳,他们没有被日伪和国民党所杀害,却惨死在”文革”红色的屠刀下.

国学大师季羡林曾说------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空前最野蛮,最残暴,最愚昧,最荒谬的一场悲剧,它给伟大的中华民族脸上抹了黑,我们永远不应忘记.
我有一位历史专业的朋友也说,文革期间把中国历史上最惨无人道的全部酷刑都用上了,而且还[发扬光大],

可惜,现在的年轻人了解文革的已不多了,其实,那仅仅是发生在四十年前的事情而已..
  
看完文革博物馆,顺道进汕头市区转了一圈,我们一行人在海滨路上小坐了一会,泡了壶功夫茶,海风阵阵,渔船往来穿梭,倒也显的悠然自得.
市中心还有一片老城区,老房老街道,颇有特色.
可惜此地的饭菜实在过于清淡,沿街也未能见川菜馆或湘菜馆之类的饭店,只好在路边一快餐店草草打发肚皮.

同行者有老高,常峰,东明.时间为2007年9月8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d238a701000bq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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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首家文革博物馆背后的故事

导读：2005年元旦，位于汕头市澄海区莲上镇塔山风景区的文革博物馆正式建成开放，这是中国第一个由民间兴办的文革博物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著名老作家巴金在《随想录》中第一个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设想。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巴金老人这一愿望始终未能付诸实施。在文革结束即将三十周年之际，汕头文革博物馆的建立，无疑是对那一段惨痛历史最好的反思和纪念。

文革博物馆的主要推动者、原汕头市常务副市长彭启安表示，我们就是要为中华民族留下一块警醒之地。

74岁的彭启安坐在天坛形的建筑内，用他费力而极不标准的普通话，侃侃而谈。

他的前面，红柱上是一幅楹联：天壤独存浩劫史，人间最重是非心。

他的后面，石屏风上斗大的五个字：文革博物馆。

4月26日的莲上镇塔山风景区，山坡上整齐的荔枝树沐浴在时有时无的细雨中；文革博物馆内，画像中的巴金老人，文革博物馆的最先倡导者，在彭启安背后，坚定而落寞地望着一个不可知的方向。

山中，那25处坟茔

塔山之巅的这个圆形的仿北京天坛建筑，被媒体称作中国第一个由民间兴办的文革博物馆。

1966年到1976年，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个运动又被称作十年浩劫。关于文革的损失，一种说法是：整了一亿人，死了两千万，国民经济损失8千亿。经济损失的另一个说法为五千亿元。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整个国家走到一条绝路。

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文革定性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现行教科书上的表述是：文革是一场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内乱；它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左”倾错误占统治地位时间最长、危害最大的一个历史时期。

国内首个文革博物馆只是塔园13个景点中的一个，也是最近建成的一个。在今年春节期间，还落成了“塔园魂”石屏风。在过去的10年间，这组以“痛定思痛、警惕文革再来”为主题的人工建筑渐次出现在汕头市澄海区莲上镇塔山风景区的青山碧水间并自成一体，以“塔园”名之。现在，新的景点还在建设，大钟楼已经打下地基。彭启安强调，这个建筑仍喻意对文革要警钟长鸣。

塔山风景区位于澄海的东北方向，景色秀丽，有澄海妙境之喻。景区原来的主体是一个湖和一座宋代古寺。塔山原本无塔，澄海县志云：堆云似塔，名曰塔山。2000年，思安塔的落成，使塔山名符其实。

思安塔在塔园目前的13个景点中，居于中间位置，并与文革博物馆共同形成塔园的核心建筑。思安塔名为“宝塔思安”，塔高七层36米，塔内各层分别镌刻巴金、季羡林等10位名家批判“文革”的文字。该塔警示世人居安思危，不能淡忘“文革”的悲痛历史。主塔四角各立一座6米高的石塔，分别代表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农民、知识分子、国家干部及归国华侨。

思安塔西南方向还立有一碑，上镌广东前省委书记任仲夷的题词：要以史为鉴，千万不要让“文化大革命”的悲剧重演。这句写于2001年4月5日的题词还有题外话，彭启安介绍说，当年他把记述塔园建设情况的《塔园留踪》一书寄给任仲夷后，任欣然命笔，题词后觉意犹未尽，遂于大信封上又用钢笔写下一段话：邓小平说，一个好的体制使坏人变成好人，一个不好的体制也可以使好人变成坏人。这段话就刻在题词碑的背面。任是对文革悲剧保持长期警惕的中共老同志之一，他在党的十五大、十六大上都曾发言，提出不能淡忘文革。

与思安塔处于同一水平线的则有：潮音伴月、童鸽嬉春和孔圣宣仁。前二景均喻文革后云雾散尽、日月重辉，国泰民安。而“孔圣宣仁”则谓文革中批孔之事，彭启安戏称此景为孔圣人“落实政策”

站在思安塔旁，向下可见：碑廊铭史、冤茔长青、恸石志恨、心碑永矗，这里同属墓园区。墓园区外立一牌坊，谓大山门，门匾“塔园”二字，大山门外斜立一平石，上刻“建设塔园，启迪后人”八个金字。大山门还有一幅对联：塔峙南山装点此间景色，园埋毅魄毋忘文革当年。这片区域内分布25处坟茔，埋葬“文革”中71位冤死者的尸骨。漫步其间，可见两座合葬墓，一座葬24人，一座葬21人。由于当年这些人遇难时合埋于一窟，后来起出时各人身份不可辨，遂合葬于塔山。

由思安塔向上看：“文革博物馆”、“明镜史鉴”、“榕石真诚”、“石笔书史”、“警钟长鸣”错落于绿树峻石间。“明镜史鉴”取“以史为鉴，可以明兴替”之意，这里还立有叶剑英元帅铜像。叶是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过程中的关键人物之一。

从文革博物馆拾级而上180级石阶之后，就到了“石笔书史”景点。平台上矗立一大石笔，直指天空，笔高10米，直径85厘米。旁边安置一部未着一字的大石书，留待后人撰写。该处还镌刻有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的文章《终结文革》。
这篇文章不只出现于此处，还镌刻于文革博物馆山门一侧石壁上。而在塔园建设中，冯氏不只一次题词为赠。“愿塔山是文革永远的墓地”，这是其中一个题词。在2003年1月25日发给塔园建设管理委员会的一封贺信中，他说：你们在做一件伟大的事情，无论对当代还是对后代都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冯表示要“有空来看看”。

塔园的建筑物均采用仿古样式。其设计者、潮州设计院退休的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邱创平说，用古建样式一是考虑其文革的内在含义，二是与周围环境（有宋代古寺）协调一致。

而整个塔园的设计者则是彭启安，他亦自称塔园的“总设计师”，塔山景区建设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则称他为“主事人”。彭说当初塔园并没有明确的规划，是走一步说一步，搞好一个景点再想下一个景点。由于当时觉得直接叫“文革”什么的不太合时宜，就依据塔山之意取这一片区域为塔园。

事实上，在文革博物馆落成之前，即有媒体发现了“塔园”，并以“文革博物馆”为当时的12景点命名了，那尚是2003年间的事。

为什么是澄海

澄海地处潮汕平原韩江出海口，总面积402.5平方公里，总人口86万人。1994年撤县设市，现为汕头市的一个区。澄海也是全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县（区）份，亦是著名的侨乡。

“澄海是文革的重灾区。”彭启安说。据资料显示，当时澄海共死难400余人，伤残4500多人。在1978年10月16日汕头地委平反冤假错案的文件中，着重提到了所谓的“反彭湃烈士事件”、“余林反革命集团”、“四陈叛徒案件”、“地方主义叛徒集团”等冤案、假案、错案。其中的“余林反革命集团”案件就发生在澄海。

该案涉及面之广、死伤人员之众堪称骇人听闻。《澄海县志》中记载了其中的一次武斗：（1968年）7月13日，南徽大队和涂城大队少数群众发生冲突，澄海县革委会、军管会于17日指挥开枪镇压涂城群众，导致涂城等地群众死亡22名，南徽方面群众死亡2名。……7月23日，县革委会、军管会调集全县武装民兵协同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三面围攻涂城、永新等大队，至25日进占，在当地打死干部、群众69名，当日下午又打死17名干部、群众。

现在塔园建设委员会供职的杜侨生当时只有十五六岁，他回忆说，那是夏天，南徽、涂城的群众已经对峙了好几天，两村中间是开阔的谷场，其间双方曾互投石块，到7月13日早晨，南徽那边忽然开枪。“当时大家都认为不敢开枪，所以一开始还以为是放鞭炮”，但杜看到身边的一个老人倒下了，腿上流着血。涂城的民兵开枪还击，群众遂各自跑回家中，杜回家后就听说打死人了，“很多人是晚上才把亲人的尸体背回来。”

与涂城村相邻、溪南镇内厝村的55岁的陈诚对此还有着深刻的记忆，他说，当时死了那么多人，也不知道该不该同情，现在才知他们都死得冤。

在当地的一本书中，记载了文革期间澄海出现的100种刑罚，可谓闻者心惊。比如有一种叫“活人展览”的，将被批斗者置于柴笼中，作为反革命展品任人侮辱，当地教师杜良克受此刑罚最后被用滚水活活浇死；“粽子悬空”即将人缚成粽子，架于两只水桶中间，用一支大竹槌穿过，四面挨打，澄海县年迈的副县长王鼎新即遭此酷刑惨死。

还有一种“煤钎穿肛”，是用烧红的长柄煤钎穿肛门、插入大肠。对待女性，有一种“碎石塞阴”的刑罚，即将被批斗者剥光，用碎石塞入其阴道，还插上竹仔，而后将其置 于公路边、工厂外或村头。

澄海的一些老同志反映说，汕头文革期间与全中国一样陷入动乱，但尤以澄海为甚。所以，当彭启安当年提出在塔山建一个文革的纪念地，老同志们都积极表示支持。

1996年下半年的一天，彭启安到塔山风景区参加一个景点的揭幕仪式，当他走过现在的“冤茔长青”附近时，看到了山坡上高高低低的坟墓，他问这些坟是怎么来的，随行者回答这里埋的全是文革中的冤魂。一刹那间，那个仿佛早已在意念深处等待这个时刻的想法猝然迸出：可不可以在这儿建一个纪念性的东西？

那年，彭启安65岁，还以“政府顾问”的头衔在行使实权，是一位正厅级干部。

一个退休官员的建设之旅

“做政府顾问的5年，比我做两届常务副市长时还要累。”彭启安说。他指的，还是建立塔园这件事。

当澄海的南徽大队与涂城大队因武斗而互相射击时，彭启安正在揭阳做县委副书记，1975年，他到潮安县做县委副书记。彭是澄海本地人，文革期间其处境同样凄惨，他当时获得的头衔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余林反革命集团的黑干将”。彭说自己当时挨的批斗有300多场，他庆幸自己没有遭遇澄海的百种酷刑，但该吃的苦也都吃了。“那时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作饥不择食，刚挨批斗时咽不下的饭后来抢着吃。”彭回忆，但他强调最大的痛苦还是精神上的。

其实，在“冤茔长青”那里，也埋葬着彭的五哥，澄海中学的一位校长，文革中批斗致死。个人的痛苦回忆、对五哥的感伤及当时青绿山野上的处处坟茔，使彭启安萌生了一种志愿：一定要为文革立一根耻辱碑。后来，彭还曾借用著名诗人熊鉴的话来表明自己的动因：现在四十岁以下的人听个别遗老讲“文革”故事视为天方夜谭一笑置之，要给他们留下一个警醒之地。

从1983年到1993年，彭启安做了两届汕头市的常务副市长，主管交通、电信等事项。他主持建设了包括有名的汕头海湾大桥在内的交通项目，并在退休之后的五年间，他以正厅级的“政府顾问”的头衔继续为汕头市政府工作。

在思安塔内的墙壁上，刻有汕头各单位及民间为塔园建设捐款的详细记录。第一笔也是最大的一笔款项是“汕头市政府拨捐60万元”。彭承认，这是塔园建设的“基本金”，以后的资金都是在这个基础上滚动运作的，没有这笔钱很难想像会有现在的塔园13景。彭同时坦率地说明，这60万元是他在做政府顾问时拨付的市长基金，当时他完全有权自主决定这笔钱的投向。

彭启安的官员背景及其在原管辖领域的影响显然为资金的募集提供了旁人所无法比拟的便利。捐款记录上可见：汕头电力工业局30万元，汕头交通委员会30万元，汕头电信局30万元，汕头汽车运输公司30万元，汕头公路局15万元，汕头海湾大桥有限公司10万元，澄海电力局10万元……

但彭仍以“酸甜苦辣”来描述募集过程，“脸皮都磨厚了。”在向原籍为潮州的李嘉诚募捐时，第一封信发出，对方称“没有考虑这个项目”，彭又写了第二封信，大意为，李先生有济世之心，办医院、盖民房，但办文革纪念地以警示后人，亦是治病救人，善莫大焉！不久，李嘉诚基金会给他打来电话，为塔园捐款30万元。

汕头一家专事筑路及房地产开发的私营企业老板邱诗庆第一次为塔园捐了45万元，后又捐了20万元。邱回忆说，当时看到“彭市长”（汕头很多人仍这样称呼他）为找钱跑来跑去很辛苦、很为难，自己就带了个头捐了钱。邱诗庆对彭有着很高的评价，说他在位时为人很好，廉政，做事执著认真，实事求是。“汕头很多人心里是敬重他的。他开了口，都会给他一个面子。”邱还说，当时他并不知道捐钱是要建塔园，以为只是给塔山建一座塔。“我内心里是痛恨文革的，它使我那时没有书读。”

尽管对文革的否定态度是一致的，但对于塔园的建设及捐助则呈现出游移和某种畏惧。“中央对文革早已有定论，但很多人怕，怕捐款影响他们的仕途和生意。”彭启安说，塔园建在澄海，但澄海人捐款是最少的，就是因为澄海的某些官员反对这件事。

1997年上半年，“碑廊铭史”开工建设。不久，澄海区一位领导要求他不要再搞纪念文革性质的东西了。

彭启安介绍说，这位领导提出“痛疤不要再揭”，一揭又要血淋淋，而且有可能引起社会动乱。彭丝毫不让：正因为是痛疤，才不应忘记。建设塔园不但不引发动乱，它的教育意义只会促进安定团结。

后来，澄海方面向汕头方面打了一个报告，意谓一些老同志执意搞文革纪念地，认为有问题，但又说服不了他们，请上级定夺。彭启安一直等着上级找他谈话，但后来的情势是没有人说“好”也没有人说“不好”。彭将之视为一种默认。于是，思安塔、明镜台、警钟长鸣等景点逐渐建成。塔园大体格局奠定。

对于官方的这种顾虑，彭其实是能理解的。塔园的一则宣传材料或许有助于理解官方的这种心态：父母做错事，父母还是父母，再公开责错，有损尊严。

由于彭启安的官员背景，他与当政者的关系显得极其微妙。在塔园建设委员会，有一个厚厚的联系簿，上面除了各地的文化界名人及老同志外，还有相当多的在职官员。工作人员介绍，塔园的每一个动态都会以信函的形式发送给他们。另据了解，还有一些官员悄悄地到塔园来参观。

不只是官员回避，老同志在支持的同时，也表示出对风险的担忧。但彭直言他没有什么好怕的，“文革期间我就上了一次枪毙人员名单，临刑前被划掉了，我已经多活了30年了。”他说建设文革纪念地的目的只有一个：以史为鉴，警醒后人。

塔园有着浓重的彭启安的个人色彩。比如“明镜史鉴”景点的10本石书上镌刻的内容还是他来选定的。他很欣赏王艾平在《特殊监狱里》的一段话，遂专门刻录下来：可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建立了那么多这样那样的纪念馆，却至今也没有一个人响应巴老的呼吁，为文革竖一根历史的耻辱柱？
彭还专门给巴金老人的女儿李小林女士寄过《塔园留踪》。巴金是最早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名人，但他多年的吁请没有获得回应。

而民间却对塔园的建设极为热情。2002年“警钟长鸣”完工时，远在北京、93岁高龄的陈曙光女士题写了景点名称，并又赋诗一首寄来，这首诗现在就就镌刻在“警钟长鸣”旁的一块石头上。潮州市70余岁的农民画家陈德远特意将文革期间的一幅画作送赠塔园。这幅画是他本人在一次被批斗后愤然完成的，后来还送到美国去做修改。

老诗人熊鉴称赞塔园：这是960万平方公里上第一个疾呼人性归来的壮举。巴金想办没办到，澄海办到了。

到2002年底，历时近七年后，塔园12景已然具备。彭启安自己也觉得：塔园全部工程告竣了。

文革博物馆的浮现

2003年5月间，即将调任省上的汕头市长李春洪给彭启安送来了两本书——《文化大革命博物馆》上下册。

现在，该书29万字1100幅图片，已经变成623块60厘米乘以（换用符号）40厘米的影雕黑体石材陈列在专门为其建起的天坛形建筑——文革博物馆内。

李春洪的本意是将该书赠送塔园的《史鉴山屋》收存，但彭启安将它变成了一座文革博物馆。文革博物馆一经建成开放，立即吸引了媒体的目光，而此前仍然默默无闻的塔园其他景点，也开始渐渐浮现于世。

博特馆的设计者邱创平解释说，博物馆所在地面一边窄一边阔，当时还考虑设计成长形，但后来选定了圆形仿天坛样式。这个样式是民族的，跟主题合谐，又不千篇一律。

文革博物馆面积570平方米，高三层。该工程耗资200万元，其中影雕一项花了30万元。总体算来，整个塔园建设已花费了1100万元。彭说，他们是尽量精打细算地再用募集到的钱。

现在的文革博物馆内，除623块影刻外，还陈列着文革书籍、毛泽东像章及红卫兵、纠察队袖标等实物近300件。这些书籍也大都是彭在各地购置的。

在塔园及文革博物馆的建设过程中，李春洪的出现无疑有着柳暗花明的戏剧化效果。

2002年10月5日上午，李春洪在澄海有关官员陪同下到塔山风景区视察，李看到了思安塔，但澄海官员好象并不打算领他去那里。当李了解到此塔为纪念“文革”而建，而当地觉得涉及政治问题尚不敢宣传时，李说：“为什么不敢宣传？利用景点，记载史实，启迪后人，是很有历史意义的，这在全国尚属首创，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的博览馆，应该大力宣传。”

这位能写一手魏碑韵味毛笔字、颇具风雅气质的前汕头市长随后参观了环山碑廊及“明镜史鉴”的石书，并发出了赞叹。他甚至觉得原来明镜台上的叶剑英石像塑得不太成功，表示要亲自请专家再塑一尊。李没有食言，一年后的2月11日，新的叶帅铜像落成。他再一次来到塔园，为铜像揭幕。在这次视察结束时，李还给塔园留下了一幅字：告慰前人，激励今人，警示后人，以史为鉴，与时俱进。后来他觉得写得不好，特地重写寄到塔园。

李春洪对塔园的首肯和支持，令彭启安很是兴奋。因为一直以来，他认为自己是孤军奋战，“抬棺材、包哭、化纸钱、包锄头（意谓出殡时的所有工作），都要自己做。”彭感慨。他说得并不夸张，塔园建设委员会的一位负责人说，上面有什么事情不会来找我们，他们会直接找彭市长。

彭启安认为官员个人识见的不同使之对塔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尽管他一再强调李春洪是以个人身份出席叶帅揭幕仪式。但当时汕头的媒体显然是将之作为李市长的一个公务活动进行报道的。事实上，大部分的官员依然对塔园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塔园建设委员会工作人员杜侨生说，在2003年2月11日出席叶帅铜像揭幕仪式的人员中，除李春洪等几人外，绝大多数是老同志，在职官员几乎没有。

2004年3月，文革博物馆动工。九个月后，塔园原来的核心建筑思安塔旁出现了一座新的建筑，这个仿天坛形的三层建筑成为塔园新的灵魂。

五、“塔园上空的乌云解除了”

今年3月26日，汕头市一位主要领导视察了塔园。在彭启安的引导下参观之后，这位领导在史鉴山屋的会客室里作了发言，主要谈了四点：第一，彭老是有心人，牵头办了一件值得办的事，精神实在可敬；第二，彻底否定“文革”是作了历史结论的，因此做这件事肯定是有意义；第三，“文革”是被彻底否定了，而否定的表现形式各有不同，因此建这个园肯定也有争议，这是难免的，但不要紧；第四，塔园建议有什么问题，可以找他。

他还表示，近期就要召集相关官员在塔园开会，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彭启安说，塔园上空的乌云解除了。事实上，此前他的心一直也没有安静过。

但彭不能肯定这位领导此行是否与省里有关。目前，省里还没有对塔园及文革博物馆发表看法。

但省里一位官员以个人身份给彭启安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人民会用自己的方式来补充历史，真实地记载历史”，并赞扬“塔园就是人民起码是汕头人民用自己的方式真实反映并记载“文革”那一段历史的杰作！”

鼓励还来自参观者。一位署名“原北京红卫兵王平”的人在文革博物馆留言：中华民族应该对自己的历史负责任，不光记住光荣，也会反省耻辱。一位叫“王泽铭”只有8岁的参观者也在留言簿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虽然身份特殊，但彭不能认同此前媒体关于文革博物馆“半官方”的认定，他坚持认为，塔园是民间创建的。

彭认为，建设塔园和文革博物馆不是想揭谁的底子，只是想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为了以后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使我们的国家能顺顺当当走向繁荣富足。我们的目标是把塔园建设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http://www.cangpinyishu.com/bwg/bwggs/200707/1294.html

tuffy05

汕头民间人士 开办文革博物馆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迪采访报导）在对当代中国人有深刻影响的文化革命爆发四十周年之际，本台记者访问位于广东汕头的第一个民间文革博物馆，由于至今没有官方的博物馆，于是它也就是中国第一个文革博物馆。
这个博物馆建于汕头市澄海区一个叫塔山的山上，在高度政治化的中国，第一个文革博物馆为什么会建在本来籍籍无名的南国的一个山头上呢？一位专做摩托载客把人从公路边拉到塔山下的当地人对记者解释说：那是因为文革时这里武斗的很厉害，死了很多人。

摩托司机：“斗来斗去，在那些墓上面都是被斗死的，这都是武斗，在那年当官拉出来斗的，都是拉出来打死了，用枪打，整个来到这里就拉出来斗。”

记者：“那你亲眼看到斗人的情况吗？”

摩托司机：“有，都是派别的斗来斗去的。”

记者：“斗死的有吗？”

摩托司机：“斗死的有，而且很多。”

据资料记载在文革中当地受株连者达十万之众，伤残的有四千五百多人，死难者达四百多人，其中有名有姓的七十多人，就乱葬的在塔山的山坡上。记者在上山的途中就不时的看到有大大小小的坟墓，其中一个有二十八人合葬于一个坟墓里。

曾担任过山头市政府顾问的彭啓安，九六年见到了塔山上的乱葬岗，于是连络其他在文革中同样有过痛苦遭遇的人，不少是官员，才初步醖酿成文革纪念的构想。

经过十年的努力，目前建成了包括史鉴山屋、警钟长鸣、石笔书史、宝塔思安等十几个景点。记者来到其中具有标志意义的史鉴山屋，这是一个仿照北京天坛的高达二十一米的建筑，四周墙上镶嵌着反映文革过程的黑色影雕。因官方资料的缺失，因而影雕的范本是香港出版的一本书名为“文革博物馆”的大型画册，内容包括文革的起源、造神、大批判、夺权、文攻武卫、再教育、高层内幕冤案等部份。

塔山中多处刻录中共前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的“要以史为鉴，千万不要让文化大革命的悲剧重演”，记者在山上遇到一群刚刚参观完毕的年轻人。

记者：“你觉得文革博物馆现在建还有意义吗？”

年轻人：“有，当然有，我觉得应该扩大规模，扩大再宣传一下，这真的很不错，有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有个博物馆。”

记者：“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年轻人：“网路上。”

记者：“上网才知道的？”

年轻人：“对，上次文革多少周年的时候上网看到的，然后来这里第一次看的就是这个文革馆。”

记者：“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内容呢？”

年轻人：“因为这我们这年纪对文革都没有什么印象了，好像这上面才第一次看到。”

记者：“你们上课的时候没有教过吗？”

年轻人：“就那么一点点好不好，就那么一点点。”

一位塔山管理处的工作人员被记者问到文革博物馆的教育意义时，回答的有些虚无缥缈。

记者：“问你们有教育意义吗？”

管理处工作人员：“这个教育意义，你说有就有你说没有就没有，全凭游客自己过来看看自己的感想，有的人就说蛮有意义的。首先我们这边是一个旅游区，一个旅游区肯定里面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游客去参观，或者去看一下嘛，反正你既然花了五块钱门票，进去想看什么就看什么，你看后有什么感想，这是你自己的事了。”

记者在塔山脚下遇到另一位管理处干部模样的人，他也强调不要老是盯着文革的博物馆，我们这还有九百年的古庙，几位管理人员连串的说法，不由得让人想起是否北京高层最近关于淡化处理文革这段历史的精神，已经传到了遥远的南国的山头呢？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tuffy05

中国碎片：一个新闻记者的8年行记
（小标题）汕头塔山上的文革博物馆

2005年4月里的一天，我从深圳罗湖车站坐大巴车到汕头去。汕头澄海东北方约11公里处，由几个小山峰组成的塔山之上，建成了一处以纪念文革为主题的塔园景区。这个工程是从1996年开始动工的，陆陆续续，相继建成了“碑廊铭史”、“冤茔长青”、“恸石志恨”、“宝塔思安”、“明镜鉴史”、“石笔书史”、“警钟长鸣”等景点，到了2004年，更是开始动工修建真正意义上的“文革博物馆，”这个故事让我感到好奇。
它出于一些汕头退休干部之手，以民间名义募资修建，其中最出力者是彭启安。彭启安是广原澄海县人，曾担任过两届汕头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市委常委，1994年担任政府顾问，1999年正式退休。回顾往事，这位老人与这座博物馆之间建立联系有些偶然，他告诉我，1996年，澄海区要在塔山修建旅游景点，请他做指导，他就到塔山考察，在山间无意间发现一些文革死难者的乱坟，他立即想到：能不能在这里建一个纪念性的东西呢？


彭启安

这里有一段并不太引人注意的历史。澄海区即原澄海县，曾是“文革”重灾区，在武斗中死难者400多人，伤残者4500多人，塔山所在地莲上镇涂城村，“文革”中曾发生过著名的“南徽事件”：1968年7月13日，南徽大队和涂城大队发生冲突，澄海县革委会、军管会当天发出《对苏南南徽事件的表态》文件，把冲突定性为“涂城进攻南徽的反革命事件”，于17日组织弹压涂城群众，导致涂城等地群众死亡22人，南徽群众亦死2人。澄海全县400多位死难者，71人葬在塔山山坡上，其中涂城村24人。
彭启安本人即为文革幸存者，文革期间，他任广东揭阳县县委副书记，以“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余锡希、林兴旺反革命集团黑干将”两项罪名，挨批斗300多场，蹲监狱3个多月，县革委会上报要枪毙的5人中，他排在第2位。而葬于塔山的71位遇难者中，就有彭启安的五哥林华，林华曾任澄海县一中党支部书记、校长，“文革”中被活活打死，时年46岁。
因为上述背景的关系，在山间发现那处乱坟，触发了彭启安的诸多记忆，他立即行动起来，去征求其他一些老干部的意见，他们也都是“文革”受害者，对彭启安的建议很赞成，但在现实之下，心里也难免会有顾虑。一位曾在汕头市政协任职的老干部建议：你可以在乱坟上，种一些玫瑰与菊花嘛。这是一个普通的建议，却深有意味，因为在当地人讲的潮州话里，“玫”与“文”同音，“菊”与“革”同音，“玫”“菊”即“文革”。彭启安“野心”已起，当然不会满足于仅仅种一些玫瑰与菊花以示形式上的纪念，他行动起来，努力之下，历时几年，“碑廊铭史””、“思安塔”、“明镜台”、“石笔书史”和“警钟长鸣”相继建成。

我徜徉于弥漫于山间的浓浓的历史记忆当中。按地理方位，“碑廊铭史”景点位于塔园前方，正面一平石刻“建设塔园，启迪后人”八个金字；“千秋永记碑记”记述着澄海“文革”历史，并镌刻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前碑廊有纪念原汕头地区专员陈焕新、原广东省农业厅副厅长余锡渠等16位 “文革”死难者的诗词，后碑廊则有剖析“文革”悲剧的诗词。
“明镜台”建在铜锣峰山坡上，置有大石镜，立有为结束“文革”建功的叶剑英铜像，铜像左右置石书10本，包括《历史应由人民书写——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国防部长浮沉记》、《龙困——贺龙与薛明》、《叶剑英在关键时刻》、《牛棚杂忆》、《我的一个世纪》等。
“石笔书史”则位于铜锣峰平台上，矗立一柱大石笔，高10米，直径85厘米，直指蓝天，旁边是一本未写一字的大石书。中平台则竖一长碑壁，以作家冯骥才《终结文革》一文作为石笔峰记。石笔石书蕴涵秉笔直书之意，在无字书上写“文革”真史。
从石笔峰往东步行300多米，是鸡母坞山峰，岩石之间建一座四柱亭，四角各挂一口铜钟，亭上刻有“警钟长鸣”四字，亭子中间竖原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在中共十六大讨论会上发言的浮雕像，在那次会议上，任仲夷向中共全党敲起警钟：不能忘却“文革”悲剧。浮雕之下，铭刻着任老的一段发言：“防止重犯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
彭启安告诉我，在塔园建设期间，任仲夷曾为塔园题词：“要以史为鉴，千万不要让文化大革命的悲剧重演。”这句话，现在仍书于塔园广场前的石壁上，进塔园便映入眼帘。

巴金先生生前一再念叨的中国应该修建一座文革博物馆的愿望，直至去世都没能实现，却意外地，在几个退休老干部的努力之下，在偏安于中国华南一隅的汕头落成了，这是中国国内唯一的一座文革博物馆，对于不长于记忆历史的国人来说，尽管尚未引起广泛的关注，也当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壮举。
彭启安告诉我，在塔园兴建过程中，到2002年国庆节的时候，一些景点如“明镜台””、“思安塔”与“史鉴山屋”已经建好，但这些工作都是由民间完成，还没有得到官方回应，就在那年国庆节期间，当时的汕头市长来塔山检查旅游情况，发现山上建有一塔，问为什么要建这个，同行官员解释说：建塔是为弥补塔山无塔之憾。市长说：我听说是为了纪念“文化大革命”？并说：为什么不敢宣传？利用景点，记载史实，启迪后人，很有历史意义，这在全国尚属首创，应该大力宣传。


生前积极倡导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巴金

一位在职市长能够如此开明地支持这项事业，在现有的国情之下实属难得，谁都知道，对于文革这个话题，即使是今日亦仍是敏感之事。在2002年的那天，市长一行上“明镜台”，游“史鉴山屋”，参观叶剑英石像后，市长还表示：这尊叶帅像不太像，我请广东省美术学院的专家，重造一尊给你们。这是塔园“文革”景区自兴建以来首次得到地方官员肯定。“我们都很高兴，”彭启安向我回忆说，而市长也是说到做到，不久果真送来一尊叶剑英铜像。要举行落成仪式了，市长批示说：此事由澄海市政府来组织，活动的形式要简朴，要热烈。市长拨了1万元作为经费。2003年2月11日，塔园举行叶剑英铜像暨“石笔峰”、“警钟长鸣”景点落成典礼，市长和当地各界人士共1000余人出席。
就在我到塔园的前几天，2005年4月18日，已调广东省政府任职的这位市长，还给彭启安写了一封信来，在信中，这位市长这样说：
“历史尤其是正史并不一定都是人民写的。但人民会用自己的方式去补充历史，真实地记载历史，塔园就是人民起码是汕头人民用自己的方式真实反映并记载‘文革’那一段历史的杰作！我相信，塔园随着时间的推移，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将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

在我后来对汕头文革博物馆所写的报道里，为避讳起见，并没有写出上述市长的名字，在这里，我要明确指出他的姓名，并向他在这个事件里的作为表示敬意，他就是现任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的李春洪。李春洪是河南睢县人，1955年4月生，2000年2月任中共汕头市委副书记，同年3月任中共汕头市委副书记、代市长，2001年3月当选为汕头市市长，2003年5月辞去汕头市长职务，6月起任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


时任汕头市长的李春洪

彭启安告诉我，2003年5月，李春洪临行前，给彭启安带来港版《1966-1976：文化大革命博物馆》一书，赠送塔园收藏，彭启安茅塞顿开：如果用一座建筑物的形式，把这本书放大、复制出来，一个完整的“文革博物馆”不就诞生了？
彭启安继续募资，著名企业家李嘉诚也出资30万元，予以支持。李嘉诚在一封写给彭启安的信中说：“塔园之建设，为历史留下忠实之见证，当能令后人深思及有所警惕，实具意义。”
这座真正意义上的“文革博物馆”于2004年2月动工，12月20日建成，面积为570多平方米，三层楼阁，仿北京天坛造型，最核心展物为《文革博物馆》一书内容及1100张图片，博物馆把这本书的623页记载用黑体石材以影雕工艺每块扩为60厘米×40厘米，全部镶嵌于楼阁第一层的展壁上。大厅正中高悬巴金先生画像，两侧是巴金先生的两段话，我掏出笔记本，摘抄如下：
——建立 “文革博物馆”，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教训。
——建立“文革博物馆”，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惟有不忘“过去”，才能做“未来”的主人。

http://blog.ifeng.com/article/345522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