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牧口述：耀邦带给我个人的只有磨难（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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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牧：耀邦带给我个人的只有磨难（口述，一）

林牧简介

林牧，1927年10月生，男，汉族，浙江义乌人。曾任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秘书、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陕西省委副秘书长、国务院科技干部管理局局长、中共西北大学党委书记。文革期间曾受到长达12年的政治迫害，曾两度入狱、两次被开除党籍、8年劳改。

1989年，林牧在北京参加和支持学生民主运动，“六四”事件后第三次被开除党籍，从此不再担任任何行政和学术职务。1995年，被推选为“中国人权”国内理事， 1998年改任荣誉理事。2006年10月去世。

访问整理：周勍
录象：张兴杰，采访助理：汪霞，影像剪辑及后期制作：周兴
访问时间：2001年1月30（农历大年初六）——2月3日
访问地点：西安市小寨兴善寺东街林牧书房

一、出身和童年
祖父奇特的经商信条也能发家致富
辛亥元老的父亲是个三教九流无所不交的人
十一、二岁第一次绝食，却种下了我一生难以数记的绝食因缘

我的原籍是浙江义乌县，现在叫义乌市，我出生在陕西安康小南门外骆家庄，原来家里给我起的名字叫传桂。我的家里在那个时候可以算是个中产阶级，就是地主资本家。从我的祖父开始就发达了，在当地算得上比较富裕的富商了。家里主要经营的是山货，汉江流域的桐油、木耳、药材等，先把汉江流域的药材收购过来，用船收购到汉口，我们家在汉口有货栈，当时从安康到汉口下水船顺流是七天，上水船逆流要一个月。从安康到汉口是下水，下水船一个星期运到汉口，把货下到我们自己的货栈后，就把那个木船卖了，然后在汉口买洋货、绸缎和布匹等，买齐了洋货再运回陕南卖。

我祖父我没见过，他是个学徒出身的富商。学徒以后自己经营买卖，我祖父传下来的一套商业规矩放到现在就不行了，可是在当时，你看过那个《大宅门》，就是讲同仁堂那个。当时能致富的商人都是这样发展起来的：诚信经商。后来他又留了这么一个遗训——不许缺尺短秤，不许抬高市价，不许垄断市场，大概就这么一套吧，最后一句话就是“如果不遵守这个家训，必定灭绝子孙！”当时他们就这样经商，靠这样的经商信条也能够发财。而我父亲出身就是小老板，读书不多，在他的青年时期，在安康参加过辛安起义。

那会他已经是从义乌到了安康了，在安康经商。浙江人在外面经商的很多，他是怎么参加辛亥起义的呢？当时从重庆孙奎武（革命党人）他们那儿派来一个叫汪甦的，我是他的干儿子，他是重庆人，我的干妈是重庆的名妓，他们的婚姻很传奇。我干妈当妓女的时候，他就经常窝藏在妓院，不巧被满清政府抓住了，判了斩立决。营救干爸的一方面是同盟会的人，另一方面就是我的干妈，他们当时还没有结婚，可两方面当时都出面托人花钱哪，把人就救出来了。救出来以后，他在四川不能容身，同盟会就派他到安康，重庆到安康是很近的，到安康他是通过经商，结拜了一些小兄弟。辛亥革命的安康起义很有代表性，安康当时是个府，就是整个一个府的起义，领导起义的人都是商人，我干爸的小兄弟都是一些富裕的商人，可是这一批商人子弟，辛亥革命成功后都成为地方士绅了，很有政治影响力。

父亲当时在里面处于什么角色，我不清楚，反正他是手持武器打进安康府衙的。

我父亲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好客，他外号叫小孟尝，他的客人是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他是当地的佛教会会长，慈善会会长，救济院院长。他结交的人包括基督教的牧师，天主教的神父，和尚、道士，以及共产党、国民党。反正我们家里每天都有客人食宿，每天都有人吃饭，各种各样的人。我父亲还有一个特点：是个雄辩家，口才很好，而且能说会道。在军阀混战的时候，每次他都是谈判代表，遇到兵临城下的时候，总是从城上弄一个篮子把他吊下去，他去跟对方的军阀谈判，一般都能起作用。我们家的商号，有自制的信封，拿着我们商号的信封到土匪出没的山区去收购山货，没有人挡，土匪不挡，知道这是骆先生的商号。

商号叫恒茂盛。我父亲叫骆益诚。他担任过安康的商会会长，但没有正式做过官，他始终是忠于孙中山的。他后来和我的矛盾就是他不反蒋、不反台湾、不反国民党中央，因为国民党政权是代表他们的正统政权，蒋介石再不好，也是他的同乡。

对父亲最早的记忆就是我父亲喜欢救人，有关进监狱的他去保出来，就连判死刑的他也能给救出来。军阀时代商人也常常会无缘由的犯罪，军阀发给你的土货（烟土），商人不用，他就要杀你的头。我父亲结交的人很广，其中包括商人，国民党的党政官员，还有就是地下党，可我父亲根本就不相信共产党，他始终相信蒋介石。我父亲虽然不相信共产党，他相信三民主义。可共产党中有朋友坐监狱，他也给保出来。反正是做好事嘛。比方说刘华，后来是陕西省商业厅厅长，就是我父亲保出来的。他当时是地下党的县委书记，父亲并不相信他的那一套，反正我把你救出来，你干得再不对，也是主义之争，也不能杀头，父亲就是这样的人。

父亲对我的教育基本上是放任，这反倒使我从小养成自由的天性，其实我们家里不封建，特别放任。我在家里也是比较娇惯，一个是家里富裕，一个是我从小学一直到中学都很优秀，我在家里比我的弟弟或者其他人生活都优越。我的童年比较特殊，就是在家里读书，也不是私塾，就是在家里请人来教，《四书五经》就是看看，不用背诵，学校的课本要学，作文算术这类常识要学，开始学作文，是文言，文言后改白话。后来就是在学校上学了，但家里还是请家庭教师，主要是教传统文化，中国历史和古文诗词方面。

在童年中跟父亲有关的具体一件事比较深刻的就是我在家里绝过食。当时我大概十一、二岁吧，其实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就是不愿意被干涉。因为我对家里有几样事情不满意，一件就是待客的有些礼节，像家里来的他们认为是贵宾的，比如近亲，近亲也不多，都是从外省来的。我是长子，贵宾来了，我得沏茶，斟酒，我对这个很不满，我经常反抗，斟酒按次序是坐上席的，先给左边坐上席的斟酒，酒八分，茶七分，不能满了，坐上席三个人，随后再倒上中间和右边这两个人。这样随手倒就不行，你得退回来，转一个圈子，再给右边那个坐上席的斟，我对这些都很反感。还有一个就是家里过分关心，比方说到外面跟同学玩到天黑，家里就认为是大事，家里那些佣人就提上马灯，到处去找，碰到这种情况我就绝食。

第一次绝食也就是一天，家里就受不了了。家里人要给我说好话，我从来不跟家里讨软。可从第一次绝食，到现在绝过几次食都说不清了。仅文化大革命在监狱里绝食的次数都说不清。

小时候绝食以后，再比较重要的绝食是在文革监狱里。

在国民党时期还没有绝过食，因为他们没抓住我嘛，他们刚要抓我，有人送信我就跑了，送信的就是特务。在我们家乡的时候，要抓地方士绅家里的所谓罪犯，他们有顾忌，抓不了。

我再给你补充一下我父亲的故事，有一次我父亲到安康四周稻田集中的地方，住在一个老秀才家，这人在当地算知名人士。有一天突然一个跨省的大土匪进村，当时这个大土匪很有名气，叫邱正德，后来在西安枪毙了，突然带着兵进村了，这个村子人都跑了，我父亲说大概是绑票来了，也逃不脱，就让他绑嘛。邱正德很有礼貌的进来了：“老先生，我们没别的意思，我们是久仰老先生是当地贤达，广交天下豪杰，我们是路过这个地方，听说骆先生到了，我们来拜望一下，见一面就走。”我父亲叫人把主人叫回来，酒菜款待。邱正德说：我们只喝一杯清茶，不打搅了，酒饭菜我们不敢当，只喝一杯清茶。我父亲还拿出随身带的钱：“交朋友，路费还需要的嘛。”“怎么能拿老先生的钱呢？”邱说。

我父亲为了抗日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情，收编的一个知识分子领导的农民队伍。他们一个是北平朝阳大学的学生，一个是西安中学的毕业生，弟兄两个，大地主，既不和共产党合作，也不和国民党合作，就是搞他那一套农民政治吧，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国民党以抗日为名，希望大家共同抗日，就在我家里谈判，通过我父亲介绍，他们兄弟被收编成一个旅，结果到了西安以后，却把这一个旅都分散在国民党的嫡系部队里，其他不用的人都打发回去了，后来还把兄长借机给枪毙了。

中国的社会，当时是个乱世，有很多是不属于共产党的武装力量，而且是大学生领导的农民。他有他的一套理想，一套政治纲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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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牧：耀邦带给我个人的只有磨难（口述，二）

二、动荡的学生时代
17岁的同盟会员
一气考上了四所大学
中校军统特务报信使我逃出西安后来也因此给我留下了祸根
逃亡中睡在上海的柏油马路上向巴金求救

我再说自己，我是17岁参加中国民主同盟的，上高二的时候，我不是共产党，当时叫第三条道路，它的纲领只有一个，英美式的民主战争。开始在学校里搞学生运动，我并不活跃，因为我的家庭是国民党家庭，因为那个学生搞活动要选一个，当时叫护校委员会，要赶走反动校长，要保护好的教师，他们要选个主席，我是不问政治的，为什么我被选成主席呢，因为学生选，一般是看成绩，他选高三的，没人干，高三马上毕业了，就要考大学。而高一以下的又带不起头，初中的更不行，一般是高二，选的是学习第一名。我当时是第一名就选成主席了，从此和政治就再也脱离不开了。我父亲也希望我成为个学者。当了学生头头以后，我原来一个中文老师，是东北人，把我发展成民盟会员。

他个人我不太了解。现在也不知道下落了，他反正是民盟会员，我入民盟那就是一句话。后来要抓我们，在国民党的外来派和地方派引起斗争，外来的就是军统，国民党县党部是本地人，是中统，不赞成说：“你不能对付地方士绅，这人是辛亥元老的儿子”，后来就闹到专员那去了，他叫许卓修，是钱大钧的女婿，很能干的人，安徽人，专员还是很有政治手腕，他请安康地区一个最有威望的老人，是前清的翰林，北洋时代旧文学造诣最高的，姓张，也是我的老师，家庭教师嘛。请这个人出面，叫家庭和这些老师们来劝阻我不要再搞这些事情了，张老师跟我谈了，也跟我父亲也谈了。

有一天，安康的专员许卓修，找了一个比较开明的士绅雷英齐（文革中他被枪毙了。西安事变时候，他是杨虎城的独立营长，后来到了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因为杨虎城又被免职回家，回到地方是个绅士）陪他，到我家来了，一看国民党的政客比共产党做工作可是高得多，到我家的客房。我父亲把我找来，是这么说的：“有人检举你在学校领导民盟会，我是不相信的，老先生是党国元老，家庭教育很好，你在学校是高材生，学校教育也很好，我不相信这个事情，以后注意一点，不要干涉校政，你功课很好，马上就要考大学了。”陪同他的雷英奇就插话了：“专员，中国民主同盟是合法单位呀，传桂他就是搞也是合法的，这不是正大光明嘛”。我也不反驳，也不说话。“按你的成绩，考大学你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还可以写几封信，推荐一下，西北大学的校长，西北工学院的院长，我们都认识，可以推荐你，地方也有责任推荐。”我知道他也是吹牛，在国民党时代推荐无效，还是应考，你一个小专员你怎么能推荐，除非是在中央组织部，给你设个特务，你不得不收，吹牛是安抚的。这件事情就撂下了。

我担任护校委员会主席，领导学生搞些活动，第一个活动就是反对反动校长，要把他赶走，进步教师优秀教师我们要保护，这都实现了。最大的活动就是响应“一二一”，一般都是大学响应，但是我们那儿就是中学也响应了。
当时安康也没有大学。高中是最高的。安康中学的校长是蒋文廉，中统特务，原来是西大的讲师，注册部主任。他在我们学校发展了六十多个“中统”。我们当时搞的最大的活动就是“一二一”运动，响应“一二一”运动，抗议“一二一”，屠杀进步教师学生。就游了一下行。学校开个会，发个声明。全学校大部分的学生参加了，我领着喊口号嘛：“强烈抗议国民党政府屠杀进步教师和进步学生某某某等”，再就是出墙报，墙报的名字叫“熔炉”，后来作为当时安康日报的副刊，我17岁是安康日报副刊编辑，把学校的报选一部分，在安康日报每周发一期，用“熔炉”做刊名，这期署名的主编就是骆传桂。当时安康报总编辑是安康中学的语文老师。

后来到西安考大学，那就是1946年中学毕业了，我休学一年，有一点病，大概是19岁，考大学那一年算是春风得意，七月份考，八月份发榜，我连考18天。给自己考了四个，替别人代考两个，一共六个，都考中了，还考了个武汉体育学院。我在学校一贯作弊，教育协会都知道。给女同学代考一次，她去贿赂排座位的人，把两个人排在一张桌子上，卷子一发下来就换下来。她答的什么？她胡答，我答的是她的试卷，她是我的同班同学，那时已经名花有主了，是天津人，在中学关系都很好。

这个女同学考的是陕西商业专科学校，后来在北京我们还有来往，她的丈夫不知道，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我的另一个女同学把我带到她家去，她开始没认出来我。那个女同学是北京人：“你连他都不认识？他是替你考大学的”。当时她丈夫在面前，她没跟她丈夫说过作弊考试的事儿。体育学院怎么代人考呢？那个同学给那个对相片的人行了贿，我代他考文化课，他自己考专业，答卷子都是我答，对相片的人一对就不管了，不是那个人不管，这就是旧社会的作弊考试的办法。

我自己考的四所大学是西北大学法律系、西北工学院的电子系、复旦大学外语系、西北农学院水利系。为什么最后选择了上西大？因为西大开学早，西北工学院签的慢一点。我已经在西大法律系报名，前三名公费，西工是机械电器电机全部公费，我在西大法律系，学期维持了一年。我考上西工了，西工开学迟嘛，第二学年人家查出来了，不许跨校。

当时的想法不想过问政治，将来当个工程师，有保障了，当时工程师很好，大概一个人毕业的时候有几种选择，有几个单位要你，原来以为不问政治，后来不是这样，确实不想过问政治，就想当个工程师，以后还可以研究学问。

上了学校以后就不成了，工学院闹得更厉害，成天抗议，反内战，反饥饿，而且这个反内战是两面都反，对国共两党的内战都反，并不全都是共产党领导的，一个是自发的，从成员来看，民盟占多数，学生会主席，正职是民盟，副职是地下党，可他不暴露，一到游行示威的时候，打旗帜的站在前排的是民盟的，地下党是不暴露的，民盟都是公开的。反内战运动的中心在南京中央大学，地下学联也在南京，也在中央大学，中央大学的学生会主席叫梅振乾，后来也是地下学联的主席，南洋华侨，民主同盟，中央大学经济系四年级学生，副主席叫王世德，湖南大学的，梅振乾这个人被埋没了，因为他是民主同盟，反右派时自杀了。他解放后在南京银行，没有什么重要工作，地下党都当官了，他就是银行的一般职员。
反内战运动在西北是西工院带头的，持续时间最长，罢课时间也最长，我不是头头，我是印宣言传单，用油印机。后来地下学联决定，47年6月2号全国总罢课，当然国民党就知道了，国民党决定由6月2号零点开始全国抓人，叫你搞不成。6月1号天快黑了，我在西安，当时西工一年级有个建筑公园，现在是个中学，原来是西工分院，就是一年级和兼修班，二年级以上都在咸阳。我有个同乡叫李梦彪，他是国民党的国大代表，和胡宗南也有关系吧，他开个商行，又搞政治活动，中央代表当然搞政治活动，我常到他那儿去。陕南有些人也常到他那儿去，他的家比较富裕，来了就吃饭嘛。有一天胡宗南的长官部有一个上校参谋张宏谟，他是军统特务，原来是安康县党部的书记长，到他家去，说是今晚上零点全国抓人，我看到名单有你，你赶紧走，我说我得回去拿点衣服，带点路费，我身上没钱，他说：不能回去，你回去各个学校一通知，我们一个人都抓不到，都掉脑袋了，马上得走。就这样，我想办法通知了几个人，连我一共六个。

我通知几个中学生，还告诉几个大学生，我的同学只通知到一个，就是戴杰，山东人，他逃了以后，又考了清华，后来是北京市人大常委副主任。现在退了，七十多了嘛，原来他就是搞工会，后来提拔专业人才提拔成北京市委组织部长、常委、人大副主任。我通知的大学生只有这一个，其余都是中学生，当时没路费嘛，那个军统特务张洪谟说：我看我身上有没有，掏一掏没带钱，把戒指取下来说：上火车不要走车站正门，我给你指路，从道北铁索缺口钻进去，如果查票你跟他说，我没钱，到郑州下去把这换了，给你补票。这个特务关系，纠缠了多年。

后来我的朋友检举了我和张宏谟的关系，我的这个朋友是西工一年级学生，他是水利系，我们还是同乡。52年检举了我的这层“军统”关系。后来查了好多年，再后来找到军统的这个为我报信的人，他在西安交大附近的劳改皮鞋厂做皮鞋，大概经过几次提审，这个人都说的是实话：和林牧本人没政治关系，他父亲救过我，对我们家都有恩，我是报恩。而且那个劳改单位写的是这个人劳改表现很好，判的是无期徒刑。他后来是病死的，不病死可能减刑。国民党把人情没有摧毁，共产党把人情摧毁了。

我从郑州换了戒指，大概四千多吧，从郑州逃到南京，住到中央大学，住日本式的那种木头房子，夏天热得要死，后来从中大又逃到上海复旦。

在中央大学我接触的都是些搞学生运动的，民主同盟的人。同时还有同乡是地下党，叫王天敏，后来也死得很惨，他的外号叫“毛泽东的干儿子”。他在中央红得很，共产党的旗帜举得很高，反右派的时候死得很惨。王天敏原来是我中学的同班同学，他是陕南人，功课很好，他在中央大学水利系，解放后起先是治淮工程指挥部，后来是治黄工程指挥部计划处处长，管一大堆人，又是工程师，后来打成右派，而且是强劳，就在铁路边砸石子，黄委会在郑州，劳改不是劳教，强劳，那是比较重的，他给我写过信，让我到北京开会，从郑州路过某些地方的时候，给他带点吃的，他饿得不行。

我找过他，但没找到，他在铁路沿线砸石头，后来病死了，他的妻子也很惨，武汉水利学院的学生，国民党军官的女儿，他是极右分子，他妻子也受到牵连，工程师也被开除了，生活无着，她是湖南人，嫁了个农民，以后她又跟那个农民离婚了，带着她的儿子回到她丈夫的家乡劳动，一直到三中全会以后才来找我，我就给她找工作，我想水利工程师找个工作也不难，也不计较右派什么的。给水利厅写信，给水利厅打招呼，把这个女的用一下，原来是个水利工程师，但是水利厅一看是个老太婆，因为受折磨，年纪比我大。三中全会以后，我都五十一二了，她五十四五了，一看是个老太婆，人家不要，最后又回去了。

我在复旦大学还是很有趣，住在教师家里，国民党政府发现了内地有一批学生跑到上海，给上海大学下命令，不许收留外地学生，出了布告，复旦大学也只能把我们赶走，后来同学给我出个主意，你就明走暗不走，复旦住的也是日本式的木头房子，上面一层楼是不住人的，你把行李捆起来放到楼上去，人就跑出来，什么时候进去呢，晚上零点以后，我们就在马路上睡着坐着，大伏天睡到柏油马路上，一直睡到零点以后，复旦的传达一招手我们就从窗户跳进来，回到原来宿舍把行李从楼上拿下来打开睡觉，天一亮又把行李放到楼上又走。

吃饭怎么吃？我们六个人，三个人倒班，三个人去吃，然后三个人再去，第二批去，菜都是残羹剩饭了，这在上海当时都登了报了。苏州路桥，人力车上苏州路桥很陡，后面要有人推，推到桥顶，太太老爷们给丢几个钱，就干这个，结果干着干着又不行了。挨打，上海的流氓鳖三打，抢了他们的生意，后来在上海都登了报，大学生推洋车，被鳖三痛打。

后来就是三伏天睡柏油马路，很有热度，我内科外科都得病了，内科大概是虐疾，忽冷忽热，外科就是屁股上长了这么大个疮，七天七夜没有吃一点东西，也没有拉一点东西。后来同屋的同学，见我稍微好一点，把我拉到虹口一个红十字会医院，在那儿看病，来一个像护士长的高个女的，三十来岁吧。“我看你那样子，好像是学生吧。”我说是。“这个病要开刀，你有钱没有？”我说没钱，我是逃难来的。“我们是红十字会医院，我们商量一下看能不能给你免费。”

后来商量了免费，割了那个大的脓包，还有内科的都免费。这中间还有点插曲，我想在那儿找点饭碗，只有两个人可以找，一个是巴金，再一个找储安平，我是储安平的老读者，也通过信，他当时不是民主同盟的，他是无党派。能不能给我找点工作，当个校对嘛，他在书店卖书，三联书店嘛。储说，你先回去，我给你想想办法，后来我就回到复旦，他回信给我说，现在内地来上海的学生很多，像你这样的情况也很多，我很想帮忙，但是爱莫能助。后来因为这个事情，审查的时候查出来了，跟储安平的关系是怎么怎么。

那时写自传都是非常忠实的，什么都写。到上海逃了一趟，共产党最注意的，他们叫革命活动，我们叫民主活动，搞这种活动受打击以后的表现，看你是不是叛徒，逃难时查得很严的，都接触过什么人。

起先当然没问题，反右以后就查跟储安平的关系，到文革连巴金都捎上了，说我参加了巴金的无政府主义组织，我找巴金都没找到，而且巴金当时已经不是无政府主义了。储安平倒是见面了，不给我帮忙，我很有气：你算一个什么进步人士？后来我就想，能不能想办法介绍我们到新加坡找找民主同盟的胡愈之先生，一点路费没有，没办法，要有路费就好办，不要他推荐。

那时候坚决不到解放区去，从上海病好以后，上海也没什么希望了，往武汉走，轮船买了一个四等仓，就是没有仓，是个过道，到了武汉，找同学，住下来，也没什么办法。后来又接到西工同学的来信：你现在可以回西安了，不追究了。国民党时代就是这样，风头上抓你，就是叫你闹不起来。1947年9月回来上课了，到11月，国民党解散民主同盟，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组织，把张澜和罗隆基在上海软禁了。蒋介石下了命令以后，叫张澜宣布解散民盟，张澜宣布了，民盟中央在香港开会的时候，宣布张澜是叛徒，重新选举主席，我们是下边的人，我们跑不到香港去呀，唯一的地方是跑到解放区，因为民盟没有实力呀。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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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牧：耀邦带给我个人的只有磨难（口述，三）

三、由工程师的梦想迈入政治
民盟被国民党当局宣布非法 共产党才乘虚而入
这样穿过封锁线后我成了延安的“国际问题专家”
一个和我同来延安的大学生言论超过王实味 并把毛泽东在刊物上画成头发直立的凶神
这足见习仲勋在当时就是共产党高层中少有的民主与开明
我的发言稿上了各解放区的报纸 并编入边区识字课本

国民党解散民盟的原因是什么呢？国民党召开国大，民主同盟和共产党有一个共同意见，就是不承认抗战前，1936年在国民党一党把持下选举的国大，而且时间也过时了。1948年开会，过了12年了，要求重新选举，要求在国民党领导下多党联盟，共同主持选举国民代表大会，选举国大代表。国民党坚决不同意，后来民盟就分化了，又同意了，同意国民党的意见，就分出去了，三党三派，其他的大部分民盟主流派，选举罗隆基为主席，农工民主党和西北教育社，民主党和乡村建设派，还有加上原来的无党派，实际上罗隆基后来被民盟迷惑了，1941年的纲领是他起草的，这些民盟主流不同意，坚持改选国大代表，1936年选举的国大代表是不是有效，这样坚持是正确的。我顺便背一下罗隆基起草的民盟纲领：普选制，总统制，联邦制，两院一会，责任内阁，三权分立，地方自治，民族自治，就是人民民主，今后无非还不是这样嘛。

民盟成为非法以后，到12月，共产党地下党就乘虚而入，我开始读马列著作，就是在1947年寒假，西北大学有个读书会，我没参加那个读书会。地下党员王顺命（丁光）给我提供一些书，《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从47年的寒假开始看马列著作，半懂半不懂，介绍老毛的新民主主义论哪，小册子都没看。到了48年春天，我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了，我给中央大学的刘毓明的一封信，这是一个标志，刘毓明给我来信觉得很苦闷，现在看来我们民主同盟瓦解了，领导人都跑到国外去了，投靠共产党我们又不甘心，他们搞这些东西我们不赞成，限制人自由的那套纪律我们接受不了，后来我给刘毓明回信，我说原来咱们思想都是一样的，现在看来，我们不想叫别人流血，可是人家要叫我们流血，我们有什么办法呢。那时候民盟人员抓住要枪毙的，四川、云南处理这个很多。这个信我能记得的就是这些。

我当时是大二。我知道咸阳的一个农校，是地下党一个据点，到农校的教室，有个教师叫张变三，他的身份变了三次，名字变了三次，民主主义、共产主义，后来变成无党派，我们见他的时候他是无党派，监狱坐了几次，他介绍当时进步的学生、教师去延安。3月21号延安刚刚回到共产党手上，我们混不下去了，现在特训队已经把我们列入传讯名单，民主同盟的头头和共产党一样，那时候国民党设了一个特别刑事法，民主同盟的骨干和共产党一样，都要受审判。听说我已经上了传讯名单，现在只能走了，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只好到延安。到陕北，他们有办法。这个学期考试刚完，7月4号，我们选了一个美国独立宣言的日子，我们当时把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根本混淆不清，我们二十个人，投奔延安，大部分是西大的，一部分是西北工学院的，还有几个中专学生，我找了路子以后，就给介绍我参加民盟的老师写信，当时他在富平中学，西安的报纸经常发表他写的诗，当时他写得可以。我给他写封信，告诉他现在我们找到了一个去处，咱们一起走吧，他不去，坚持他的民主主义，后来找不到他了。他当时也没受到什么威胁，受威胁的还是学生多，他在社会上写点诗，也不很尖锐。

我们这些人都是西北大学丁光介绍的，当时的西工西大自治会筹款。我们走的那一天，放暑假了，说的理由是到野外收集标本，收集地质标本，生物标本，后期大家都分散了，不在一个车厢，给我们交待的，你到了三原县车站下车，见到有一个打伞的、戴个类似工人帽的就跟着他走。这个人叫史剑青，后来是西安市法院副院长，他肯定是地下党，这个人把我们带走，可能是到了接近淳化的地方，糊里糊涂跟着走，把我们赶进一个防空壕，二十个人都钻进去了，他从外边农民家里，堡垒户家里弄点吃的。到了晚上，就来了两个三四十岁的人，像农民一样，地下武工队，给我们带路。当时给我们交待的，他在前面走，他趴下就趴下，不许说话，不许出声，悄悄走，路线必须跟他走，他知道怎么绕过碉堡。半夜了，都渴得不行，没地方喝水，哪有水，有点脏水，都趴在那里喝。尽管不说话，这伙学生也穷开心，有一个同学走在前面，吓唬人，说举起手来。结果谁都不举手，只有一个人举了双手，从此大伙都瞧不起他。

年轻人嘛无所谓。走到天亮，到了游击区，红白交错的，你来了我走了。天亮就停下不能走了，分散在堡垒户家里睡觉，一直睡到晚上，夜静以后，那两个人就不管了，就交给正式游击队，头一晚上穿过封锁线，这一次就是要穿过游击区，有一个叫孙雁的女生，走不动了，穿的高跟皮鞋嘛，游击队长用一个大洋给雇了个毛驴，骑上又走。走的要睡觉了，就钻那个苇草地里，能遮风挡雨嘛，后来游击队长就说：“你们这些洋学生一进边区，先上三大课：一个是夜行军，一个是大露营，一个是死面馍。”

到底是走了两晚上还是三晚上，我都记不清了，最后真到解放区了，这一伙人就大声喊：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民主万岁，人民万岁！我还不知道共产党万岁，武工队员赶紧制止：“不能喊，这才到解放区的边沿，敌人经常出没的地方”，又走了几天，绕着走，本来都不远，绕过国民党有军队的地方。走了五天，到了关中地委所在地，当时的关中地委同时执行地下省委职权，陈元方专管地下党，任城市工程部部长。到了以后，在那儿发表演说，座谈，好像我成了国际问题专家了，叫我讲国际形势，当时经常看世界知识。欢迎大会到处开，叫每个人写个简单的自传。几天后，就找我谈话了，当时是两个人，一个是孟海，一个是江平，后来一个是中央统战部的副部长，现在还活着呢，说：“你这个条件，做地下工作最好，你社会关系太好了，国民党党政军都有你家人，你回西安吧。”我说：“我不回西安，第一，我要保我的命，我不满就要骂，就要说。第二，共产党推荐我来的嘛”，我在当时就改成这个名字林牧，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便于把你派回去做地下工作，要不为什么改这个名字呢？我在西安的时候发表了小文章，用的笔名叫林莽，就是绿林草莽的意思，林牧和林莽声音有点接近，没什么意思。就是为了不连累家人，他们又问：那你愿意做什么工作？”我说：“我想到华北大学去完成我的学业。”孟海说：“华大没有工科。”我说：“不一定是工科，学数学，学文史也行。”孟海说：“华大和延大都是干部学校，没有正规大学那些系科。你还是先到延大去，继续考虑我们对你提出的要求，什么时候想通了，给我们写一封信来。”后来听说，这时候赵伯平发话了，他当时是地委书记兼地下省委书记，他说：“新同志，又不是党员，又没有觉悟，你们先不要勉强，先教导，啥时候想通了再说。”后来我就到了延大分校，这伙人只有我一个人到了延大分校。

在延大分校又写自传，写自己的认识，还有些简单测验，什么是政治。我当然知道政治就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我是按孙中山的回答的，政治就是管理，你最爱看的报纸是什么，我写的是“大公报”。为什么要到延安呢？为了反蒋，为了争取民主自由。我还是比较含蓄，有一个民盟成员叫丁芹，他是上海学生，他就很尖锐，我们到延安来，以为共产党要搞统一战线，我们不是投靠共产党的，我们是民主同盟，是争取自由民主的，我不赞成现在学生的党化教育。

由于中共当时需要大量争取知识分子，另外和习仲勋主持西北局有关系，习仲勋确实很有民主思想，为人非常善良宽厚。延安大学的领导人对外来的知识分子也比较宽容。允许学生在组建自治会时实行中央不赞成的自由竞选。但是，对于“宋纹演事件”，校方就不能容忍了。宋纹演是重庆人，我在西北工学院的同学。他一个人办了个刊物，专门发表对中共、对苏联的不同意见。还给毛泽东画了像，头发都是竖起来的。宋纹演这么大的问题，比王实味严重多了，王实味没有攻击毛泽东，没有公开反共嘛，宋纹演很坦率的：我们过去看到孙中山的遗嘱，共同奋斗，看到共字就要扎一刀，共产党杀人嘛。苏联在东北强奸妇女，蒋介石的中苏同盟条约是出卖了中国人，还有外蒙什么的，宋纹演在联大分校批判了不到一个月，其他任何组织都不说。延大写的批判宋纹演反动思想的报告，给宋纹演的定性是大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习仲勋和当时西北局宣传部长叫林卓然，是个湖南人，他们看了说，一个青年学生，又没有任何历史问题，这算什么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放任性嘛。这个事情要是放在中共中央在的时候，是绝对不允许的，宋纹演绝对逃不了，比王实味厉害多了，历经坎坷那是难免的。

我们在那儿反正是很不适应，我是学生推选的班主席，班主席开会是要汇报思想的，我说不汇报，国民党汇报思想，到这儿也汇报思想，我就不汇报。到八月十五，吃了几个月饼，咬都咬不动，晚上开联欢会。我在西工院还有个同伴，是化工系的，爱搞文艺，后来在延安改名易美，跑出去拉胡琴去了，我出去干涉他，影响人睡觉嘛，咱们还是不行啊，这种生活不能适应。我在民盟属于民盟左派，不像他们闹得那么厉害，但是我不入党，经过了三个多月的基本训练，实际上是政治审查，读的什么书，新民主主义，中国共产党党章，就是这几本书。到延安，生活条件是给这伙学生都安上门窗，窑洞里铺上板床，这个在延安是很难的，也是很优待的。那会儿还认为我们这些人是他们的财富嘛，开了个欢迎大会，当然不止我们二十几个，还有其他地方去的，李洪林是从华北转来的，还有从西府过去的，大学生加中学生，大概一百多人吧，一百五十左右，正、副主席，西北局书记，军区司令都出席了，我是代表学生致词的，这个致词后来选在解放区课本上，中学教材里面，各大解放军报纸都发表了。

第一个工作分配在延安大学新闻班任语文教员，他们大概从写的材料自传里能看出一点，发表了文章，考察一下语文程度，叫你当秘书，只当了一个月。大约是“一二·九”，延大校长李辅仁找我谈话，他是民主同盟的宣传部长。“西北局要派你出去，这回大概非去不可。”我说我又不是党员。他说马上入党嘛，你写申请，我就推诿。西北局派我出去，主要是到武汉。（武汉有我父亲的一个朋友，陕南人，辛亥元老，在武汉当两湖监察使）我说不行过了几天，李辅仁又找我谈，说又走不成了，杨（明轩）老坚持要你去做秘书，因为他看了你写的文章、会上的讲话，再一个他知道你是民盟成员，条件是最合适的，杨老要，西北局也不好叫你去了，你还是到杨老那儿去。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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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牧：耀邦带给我个人的只有磨难（口述，四）

四、政治就是要彻底摧毁一个人的良心和人性
反右时我被定罪“泄露党的高级机密、攻击兄弟党领袖”
为了表现我拼命的左——白天整人晚上流泪 父亲死了都没流一滴眼泪
其实“三反”时我就受到了审查

在反右派的时候，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泄露党的高级机密，攻击兄弟党领袖。原因是在1956年的朝鲜劳动党，后来有一批中央委员也是反对个人崇拜的，当时他们的几个中央委员揭发出来的，搞个人崇拜，打击了大批干部等问题。而且事后因此却关押了一万多农民，其中也有被处死的，罪名都是“反对领袖”，这都是无稽之谈，有的仅仅发了点牢骚，有的就是把金日成的像位置没挂好、没挂对，还有就是金日成的像被风吹得撕毁了一角，有的就是不小心用印有金日成像的报纸包东西，甚至也可能擦屁股，都是这类事情。当时带头反金日成的四个中央委员被开除党籍。在朝鲜的全党全国对这四人展开大批判，还没有最后的处理，这四个都跑了，

原来从苏联回到朝鲜的跑到苏联，原来从中国回去的，又跑到了中国。

他们逃跑经历我没细问，跑中国来的好像不难，坐车就到了延吉，到苏联可能难一点。这四个朝鲜中央委员当时我记得很清楚他们的名字，现在只能记得我认识的一个叫徐铭，他当时的职务是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朝鲜总工会委员长，平壤市委第一书记，他原来在中国是林彪手下，是个旅政治部主任，是在抗战的时期。

这四个人逃了以后，大概苏共和中共都认为，这件事对社会主义政治影响不好，苏共的赫鲁晓夫派了一个米高扬到中国来，希望中共派一个人，派的是彭德怀，两个人到朝鲜给金日成做说服工作。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代表两个组织，希望金日成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把这四个人都收回去，给点较轻的处分还叫工作，金日成坚决不同意。没办法他们在中国的就安置在北京，也不能安排职务，不能公开露面。中共中央就这个事件发了一个内部的情况通报，是给中央委员的情况通报，当时陕西看到这个文件的只有三个人。

多少号文件记不得了，看了以后觉得金日成很恶劣，陕西的两个中央委员，加上我这个第一书记的副秘书长。

1957年的春节，我的一个老同学，他当时是西安师范学校的校长，省委地委已经决定让他做安康县长，他是从西安派回去做地下党的，49年前他是中共的巴山交通站站长。他到西安来，住在我家里，谈天的时候，我就把这个事给他谈了。这个人在反右派的时候定的是右派。揭发批判的时候，他又跟别人散布了，把这个问题揭出来，自然就把我揭出来了。

于是安康的地委书记来省委开会的时候，就向省委的主管书记反映情况，省委主管书记说，有没有这个通报我不知道，我要问一下第一书记，这个重大问题，你们回去一定要把材料核实，由地委给省委写正式报告。这以后，这位主管书记就找我谈了：这次我们保不住你了，这个问题是泄露党的最高机密，连我们非中央委员的省委书记都不知道，都看不到的，陕西只有你们三个人，第一书记、第二书记兼省长，这两个中央委员看过，再就是你看过，其他人都不知道，这两位中央委员和你那个朋友不会有关系，不会给他泄密，这个事情我们恐怕无法保护你了，最后的结果如何很难预料，你得做好精神准备。

当时我的精神准备是进监狱，开除党籍是必然了，还要进监狱。中共是要维护跟朝鲜劳动党的关系，陕西的这个口子开了，好多人知道，我已经做了这些准备，心想这下彻底完蛋了，非进监狱不可。后来却不了了之，也是因为安康地委书记一看主管书记讲的口气是保护的，非要他们写出正式报告，地委就要承担把我这个干部彻底摧毁的责任，如果这样做的话，就是把你这个人送进监狱，但是省委第一书记对他们地委肯定记恨，所以就不了了之了，也不再过问。

按我自己做过的事来说，应该五次开除党籍，其中有两次就被保护了。反右倾，第一书记第二次跟我谈话，那就是解放的意思，在实践中改正错误，而这个实践就是起草反右倾报告。在这以后，省委第一书记就配了专职秘书，而我是兼职秘书。事后专职秘书跟我讲：咱们书记为了保护你是费尽心思了，省委大部分常委都认为，你的问题这样严重，非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可，而且要在大会上批斗，几个不表态的都是和第一书记最近的。第一书记后来就想了这么个点子，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讲了一下保护秀才，因为毛主席的几个秘书，胡乔木、田家英、李锐，开始的时候都是同情彭德怀的，都赞成彭德怀的观点，后来毛主席做了个讲话，要保护秀才，彭德怀要拐走我们的秀才，秀才是我们的，他拐不走。胡乔木就是做了检讨过去了，贺龙就说，乔木你赶紧检讨，就检讨吧，田家英大概检讨都没检讨，他当时是毛的办公室主任。毛的几个秘书只处理了一个最不重要的李锐，当时是工业秘书兼水电部副部长，还处理了一个周小舟，他是毛过去的秘书，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是起草过毛不少文章的人，也是很有才华的。毛主席讲了这样的精神，我们陕西省到底有几个秀才呢，比较能够拿得下来的秀才只有三个，其中一个就是林牧。你们一定要把他定下来也可以，你们能不能给我找到接替他的人，其他人都不说话，从此我就解放了。

后来就找我谈，我这个人的弱点也就暴露出来了，我写的反右倾的总结报告有声有色，非常生动，这就是以功补过。不仅如此，反右倾受到保护以后，第一书记把我保护下来，因为大家还有意见，他对大家要有所交待，所以他要我去立功。最痛苦的就是这个，领导批判别人，我就要更加表现左的一面。在反右派的时候，我主要领导的是社会科学界和自然科学界的反右派斗争，比如说在全省科学界批判专家周尧，这当然是我定的，因为在科技界当时最著名的就是周尧。社会学界是批判王杰三，他是国民党教育厅长，傅作义北平行营的办公室主任，解放后当了西北大学教授，状元的后代。后来我见了周尧给周尧道歉，我说那一年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在全省自然科学界批判你，当然西农已经定了你右派了，这个情况我不知道，因为在全省文艺科技界的右派大都是我定的，省委指定我主管科学界的反右派斗争。周尧听后感到莫名其妙，他说我不知道。我说你当然不知道，你怎么能知道呢。周尧说这种事谁还会给人道歉，你也是太厚道了吧。谁给我定的，我都不知道，我光知道把我拉去，拉我到全省批判。

就在反右派会议上还有两个插曲，批判了几个人，除了陈元方以外，还有一个西安市委常委从一平，也是安徽人，比较有才华的，在大会上批判从一平，也批判省委农工部当时的副部长刘国声，那是个老红军，这两个人都不服。在大会上，刘国声问：你们为什么批判我，不批判林牧？他的话好像没有人回答。批判从一平的时候是文教书记主持会议，从一平在西安市委是主管宣传文教的常委，我们经常在一个小组、一个座谈会上发表意见。我的意见并不比他轻，为什么不批判我而批判他？

因为我是第一书记秘书。后来在批判大会上点我的名字，我是领导小组成员之一。人最痛苦的时候是在批判别人的时候，在会场上还得摆出一副党旗下宣誓的架式，但实际上到晚上躺到床上就想，人家的问题没有你的大，你怎么批判人家去，良心过不去，这种事情是很痛苦，你自己问题最大，这就是要摧毁人的良心，你的良心没有摧毁完是非常痛苦的，晚上睡不着觉。

觉悟是从阶级斗争开始，而开始对毛有了不同的看法，是受到一个人启发。这个人将来在历史上应该记下一笔，这个人就是后来的西安交大校长陈吾愚，最后自杀死的，不是因为别的事，就是信仰崩溃。不忍心来回翻腾，他原来是西北农学院的党委书记，比较有志气，比较能干，我们两个算是同病相怜，我们都被“保护”了以后，有天晚上陈吾愚到我这儿来谈了一会儿心，他比我应该是先知先觉，向我提出两个问题：你说我们对毛主席够忠心的吧，步步紧跟，但是老是跟不上，起先以为只是我们自己少数人跟不上，现在看来大多数党员，大多数群众都跟不上他的思想，毛主席不是讲要相信大多数群众、依靠大多数群众，而且说当群众没有觉悟的时候，要善于等待嘛，现在大多数人都跟不上，都通不过，你老人家是不是也未必正确吧？他说的我们没有明确想出来的话，不但不敢说，是不敢想。同陈吾愚这次谈话后我就敢想了，毛未必正确，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彭德怀、反右派，开始都是大多数人不同意，从此我开始对毛有怀疑，敢想了，陈吾愚比我先知先觉。

我的一生思想变化大概就这么几次，开始就是有思想，是民主主义，当然是对国民党的不满，加上李公仆、闻一多事件、昆明四烈士事件，在国民党时代比现在还是自由，而且西方启蒙时代那些哲学、政治著作，从高中到大学都看了。比如说伏尔泰，都看了，最初接受的是民盟的思想。第二次由自由民主向共产党这一方面转变，就是民盟解散以后，从那以后开始看马列著作。第二次转变只能说是转变成一个自由民主偏左的方向，第三次已经相信马列主义、共产主义了，它不仅是个组织，确实对你的意识形态是个改造，成天过这个生活，看的就是这个文件，读的就是这个马列，后来你的专业就是马列主义。我对毛的入迷就是从入党到反右倾，反右派的时候，我虽然言论那么尖锐，但是思想基本上还是相信马列，马列和民主应该是相容的。第四次转变是反右倾以后，特别是与陈吾愚谈心以后，对毛开始怀疑。直到六四以前，我是社会民主主义，西方马列主义。当“六四”后我逃回浙江，带的都是西方马列主义著作。第三次开除党籍以后，西方马列主义彻底丢掉了，这才回到青年时代的自由民主。当我已经对马列主义迷信的时候，我的父亲死了，我都没掉一滴眼泪，那不是有人勉强的，那会很自然就没有感情，我父亲也不是坏人嘛，他是个比较大的地主资本家，有权威的士绅。

解放前夕，我父亲是做安康争取驻军起义和平解放的工作，得伤寒病去世的，他不相信共产党，后来组织上要到陕南去做地下工作的时候，地下工作的人叫我给我父亲写封信，我就给他写了封信，要他争取地方驻军起义，争取安康和平解放，我父亲真是照办了，为什么照办呢，都是为了儿子，儿子在共产党嘛，给儿子积累点政治资本嘛。我父亲死的时候我不知道，当时没解放呢，回不去，后来我才知道，我没掉眼泪，这就没有人情了，人性没有了。我们家作为地主，土地要没收，但是作为工商业应该保护的，我当时根本什么都不要，房产也不要了，还给地方政府写信说不要，一切全都捐，捐给政府。后来我母亲来了，见我的夫人，她说也没有什么给你的，就给你一个金戒指吧，比较大的。我跟夫人商量，地主资本家的东西不能用啊，干脆把它捐了，人已经到这个程度了，已经接近泯灭人性了。后来又经过反胡风，反右派，彻底把人变成二重人格了。

在三反的时候受审查，说我贪污。我的一生两次因小钱而受过审查，从延安到西安编辑边区政报，边区政府的那种公报，有很少的一点稿费，用于给作者买笔记本，买个铅笔，牙刷、牙膏这一类的。三反时他们知道了，为什么这点小事他们知道了？因为那会我已经离开西北局办公厅，我已到了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杨老（明轩）兼任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原来的上级是西北局中央委员会的秘书主任，他对我有点嫉妒，我原来是他的下级，新来的小青年，怎么一到西北文委，就变成副处长跟他一样了。这家伙要查账，结果查出来有一笔稿费没记账。

我当时这笔没记帐的稿费买了三十几个笔记本，要追查这个账，我回忆了一下，这三十几个笔记本，是在钟楼旁边一个文具店买的，我记不得这个文具店是什么字号。不过你们可以派人跟着我，我认识他的门面。结果就有人跟着我去查找，一找就找到了，大约几月份买的，账一查，清清楚楚，一分都不错。

再一个是第一次全国政协的西北代表团，给了一笔钱。除了会上接待以外，还得活动，路上还得花费，在北京还有单独的活动，查代表团的账，为什么多出八万块钱（旧币），也就是八元，相当于现在一两百块钱吧。我记忆力好，为什么多出八块钱，后来我想起来了，有一次代表团在颐和园听林轩吃了一顿饭，我身上带的公款不多，我就把自己的津贴加上了八万，后来我又没有要回来，记账也是由我记，我并没有把那八万要回来，大概也不好意思要。再去找人证明，随团的秘书还有几个，他们一回忆，真是在颐和园听林轩吃了一顿饭，我给买单，有这事，林牧就是乱七八糟，他就不会记账，这又过去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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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牧：耀邦带给我个人的只有磨难（口述，五）

五、陪胡耀邦“百日新政”
我第一次见到胡耀邦觉得他夸夸其谈
胡把我写的资料一摔：林牧你徒有虚名，没有真本事嘛
胡耀邦1964—1965年初在陕西的百日维新的力度超过了1978年邓小平的思想解放
我通过田家英上书毛泽东为耀邦鸣冤
叶剑英带走了胡耀邦

在文革中第一次就是自杀，不是绝食了，自杀和绝食连在一起。1966年6月17号吧，一开始打了西北的三家村，这个三家村就是胡耀邦、赵守一和李启明等，下面还有几个骨干分子，我就是其中骨干分子之一。要讲文革的历史，我有现成的材料。讲就很长了，想不起来一些事，主要是胡耀邦在陕西搞了一个超前改革，在思想和政治方面开放的程度，远远超过八十年代的中国，经济上当然赶不上，可是那地方也无权对外开放，就是思想政治方面的开放程度超过了八十年代。

胡耀邦在陕西的改革，大约就是从1964年12初开始，到1965年3月9号受批判，大概就是一百天。

我当时是省委副秘书长，第一书记办公室主任。胡耀邦是省委第一书记兼西北局第二书记。胡耀邦的任命是1964年11月16号，到职是1964年11月30号。

第一次见胡耀邦是1964年12月3号，就是他召开的中共第一次陕西省委常委会。

第一次见胡耀邦我们之间根本不认识，当时我是去参加常委会的。胡耀邦披了一个旧军大衣，嘴上叼了根中华烟，旁边跟着几个干部，一边说话一边走路，还一边抽烟。他到了常委会上和其他第一书记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一来就讲话，给人一种新的感觉。过去其他的书记不一样，哪有这样随便的：他军大衣往身上一披，扣子也不扣，手上拿着一根烟，大摇大摆的，第一次参加常委会就夸夸其谈。

前任第一书记那时病危了。我是前任的副秘书长兼第一书记办公室主任，胡来了，是不是用我还不一定。胡所以知道我这个人，又继续用上了，还有一点戏剧性情节。

胡耀邦到任是1964年12月1号，陕西省委办公厅给他送的第一份文件是有关我的。按照西北局的规定，当时要清理干部家属中的四类分子，干部家属里面有一批丧失劳动能力的父母（四类分子），原来到机关来，都是经过批准的。在中共的八大以后，都已经改变了成分了，都不是地主、富农和资本家了，但是后来在土改里就又不认账了。说他们还是四类分子，跟干部家人同住的都不允许了，要把这些人清理出去，要送回原籍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陕西省委要清理的对象就是我的母亲，清理完了，陕西省委办公厅写了一个清理省委干部家属中的几类分子的报告，其中就涉及到我。当然也还有个别的书记，胡耀邦跟他带来的秘书就此议论。

他带来的秘书是戴云。他是团中央宣传部副秘书长，胡当时跟戴云就说，我刚到省委，有多少重大的文件不给我送，偏偏送了这么一个鸡毛蒜皮的事情，第二书记去看他，他就问：说这个省委办公厅是什么意思啊，给我送的第一份文件是这样的文件，第二书记把这文件拿来一看，说问题就在这个林牧身上。他向胡耀邦介绍，林牧这个人既是南方人，又是北方人，他有南方人的才气，有北方人的胆识，是个人才。有些人怕你要用这个人，就把这个报告送给你，叫你知道一下这个人的出身不好，既是地主，又是资本家，而且父亲还是国民党。

胡耀邦说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能招人嫉妒的人，大概都有点本事。就要试试看，找我去谈话，胡耀邦的标准当然不是民主自由的标准，他的标准你是不是精通马列，随便提几个问题，马克思讲过一段什么话，原话我记不清了，你记得原话是怎么讲的，在哪篇文章上面。我当然记得呀，这个原话是怎么讲的，在哪篇文章上，我一一道来。从此我就在耀邦身边工作，一直到他离开陕西。

当时我正在担任陕西省文艺批判和学术批判小组组长，为什么叫我担任这个职务，当时我不是宣传部长，是副秘书长，当时西北局对学术批判和文艺批判抓得很紧，宣传部主管文艺的是方杰，方杰是个好人，但是他抵抗不了压力，第二书记就想了个办法，说方杰你到学校搞社教去，结果就派我去担任文艺批判和学术批判小组组长。

方杰当时是宣传部第一副部长，主管文艺的。他知道让我干肯定没问题。后来人家揭发他，叫林牧去进行假批判真包庇，就是这一条罪状，事实如此。我当时保了柯仲平、马天林等这么一大批人。由于搞文艺批判我经常不在家，所以不能给耀邦办事，到了1月18号，耀邦从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和陕西省工作会议回来以后准备大干，他开了省委扩大会议，跟我说：林牧啊，你这个文艺批判干脆停下来，你回来，我这儿忙得要死，文艺批判不要搞了。现在你在批判什么？我说现在正准备让胡采（文艺批评家）对他的文艺思想进行自我批评。胡耀邦说：什么自我批评，又不是人家自觉要求自我批评，你们指定人家自我批评。我说：那不行，要批到头了。胡说人家没自觉要求批评，胡采不要批判他了，从此文艺批判和学术批判就停下来了。

1月18号省委工作会议后，他发表长篇演说，同时在会前会后，在科技界、新闻界、中学教师、大学学生、军队干部、民主党派和文艺界、通通发表演说，实际上就是宣传一套新的政策。他的新的一套纲领，概括起来是这样的：解放思想、解放人。

2月份在安康，他提出第二套纲领，就是放宽政策，搞活经济。他的第一个纲领解放思想，解放人，有这么十二条，第一条就是解放思想，不要有框框，解放思想还有一个重要要求，不强求一致，这和邓小平大不一样，邓小平的解放思想是要保持一致，他的解放思想是不强求一致。

第二条是反左，在二十三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到西北以后，胡耀邦明确提出反左，再一条对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下了个定义，这个定义很重要，什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腐化变质，做官当老爷，这就叫走资本主义道路：不涉及路线问题。斗争的矛头指向官僚特权腐败分子，而不是全部同志。

再就是强调教育，当时不正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嘛，当时二十三条是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指定的，最重要的教育运动实际上是在这里面。而胡耀邦提出社教运动的目的是重新教育人，而不是整人，惩罚是必要的手段，但它是辅助手段，教育是主要的。

他讲了个故事，他到北京开会，1月15号团中央开了个会，他就宣传他的思想，有一个17岁的青年，叫黄国玉，给他递了个条子，说我的爸爸是花岗岩脑袋，改造不过来。胡耀邦给他解释：黄国玉啊，花岗岩下面是什么？黄答不上来。是页岩，就是比花岗岩软，页岩下面是什么呢？是石灰石，更软了，石灰石下面是什么呢？土壤，那就更软了，他是花岗岩脑袋，你可以给他做工作嘛，越做他就越软。胡回答黄国玉的话，意思就是人都是可以改的，强调教育人，但不是整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教育人，而不是整人。

还有一条，就叫做抓关键向前看，抓关键不要抓鸡毛蒜皮，不要抓人家的小毛病，要抓就抓关键问题，抓大问题，抓关键就是具体化，他还提出一个四个不反，六个不查，一不反社员，就是农民，二不反工人，三不反学生，四不反一般知识分子和一般干部。六不查是不查一般阶级成分，不查一般男女关系，不查一般工作作风，不查农民中的小偷小摸，这在当时实质上是对毛主席计划的抵制。第六不查市场上的小的交易。毛泽东思想内容很丰富，但是我最欣赏的是他的向前看和对任何问题都要加以分析，第二就是向前看，不要去纠缠那些历史问题，历史说不清楚，放下来，让历史去回答，不要去纠缠，向前看就是抓好当前的工作，搞好当前的事业，不要老是纠缠什么彭德怀的反党集团的影响，不要老是纠缠土改彻不彻底，镇反不彻底是不是有人要复辟，彭德怀本身就是一个冤案嘛。

再一条是鼓励发表和听取不同意见，当时林彪强调什么都要讲究过硬，搞民主也要过硬，民主怎么才能过硬？我认为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允许人发表不同意见，甚至反对意见，要鼓励人发表，他举了个例子：他主张为志丹县县委书记魏登瀛（音）平反，因为魏登瀛在社教中被开除党籍，就是因为他讲了不同意见，因为当时刘少奇提出的社教运动要以反右倾为纲。魏登瀛不同意，就认为他是反对少奇的。胡鼓励这些敢于讲不同意见的，树立几个标兵，民主要过硬，关键是怎么对待不同意见。

再就是政见公开，不要搞神秘化，神秘化是藏污纳垢，是庇护那些专制主义的，这些都是在大会上讲的，他的观点在各种会上都反复讲。

社教运动，是把政策交给群众，看群众要怎么办，要解决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要干部包办代替，现在的二十三条，一杆子插到底，一杆子插到生产队。

他当时不是评估购粮任务嘛，任务也是由省一直通到基层，不许层层打折扣，就是公开化。还有就是查阶级斗争，对阶级斗争形势的分析要实事求是，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有多少讲多少。

比如在西安交通大学的时候，说大学有什么阶级斗争啊，在省军区，说军队有什么阶级斗争啊，大学里面、军队的坏人大概百分之零点几吧，哪来那么多阶级斗争，这些话在当时都很犯忌讳。

再就是群众运动，这个思想很精辟，他说我觉得我们党历史上的群众运动都没有走上正轨，所谓群众运动，就是依靠少数积极分子，积极分子享有特权，情况听他们的介绍，政策靠他们去传达，实际上没有依靠群众，依靠的是少数积极分子，少数积极分子在运动群众。

再就是保障国民的民主权利，尊重风俗人情，他说一到陕西就发现到处在搞隔离，这个人把这个人隔离了，那个组织又把那个人隔离了，搞得凄凄惨惨。华县有一个女学生，给胡写信，讲人事部门什么领导人把他关了三天，叫他交待男女关系。胡耀邦说：他这是违反宪法，侵犯人权，这种事绝对不许做了。

事实上当时各地都办有集训班，一般人你没有给人家定案，判什么罪，你怎么能限制人家自由呢，把集训班都解散了，问题查清了再说。有些问题严重的，也还不能解除隔离，但是这些人不能虐待，春节应该回家。二十三条等一些重要文件，让他们看嘛，让他们讨论嘛，春节还是应该让他们回家，不让他们回家，老婆孩子怎么办，群众也不满意呀，这是不得人心的事情啊。

当时不是有些极端分子嘛，提倡过革命化的春节，不要搞龙灯社火，反对大吃大喝，但是还有中吃中喝，小吃小喝。忙了一年，大家要看看亲戚，拜个年，串串朋友，拜年是很正常的事情，不能限制人家，只要不是拿国家的，吃得好一点，也应该的，给亲戚送送礼也是可以的，大家欢欢喜喜，不要搞得凄凄惨惨。还有就是科学教育文化部门，社教运动搞重点教育，不搞批判教育，学术批判改为学术讨论，文艺界以发展创作为主，鼓励大家多出成果，有些不好的作品，不好的戏，让作者加以修改，不必去批判。

这些讲话稿都是胡耀邦自己起草，我们就是加工整理一些重要文字供他参考。还有一条重要的应该排在前面，学习毛泽东著作，应该系统的学习。而邓小平提出这个问题是在十几年以后。他讲：“不要零敲碎打，我不赞成学语录，毛主席的话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做出的结论，语录把这些都删掉了，只留下几个干条条，有点生搬硬套。”

当时敢于说出不赞成学习毛主席语录，很不容易。再就是以后贯彻，贯彻是以后的事了，有些事马上就执行了。后来到了春节期间，当时开的省委工作会，春节前期干部的压力很大，思想很不健康。你看我们省委工作会，一再提倡大家讲不同意见，讲话的人战战兢兢，面无人色，这样一种精神状态，怎么能把工作搞上去？书记处除了常务书记看门以外，其他都分头到各地去贯彻，参加多级干部会，一般春节后都要开一个县市的干部会，有些还从专区到省里来开会。解放思想，落实政策，把生产搞上去，所有书记都下去了。我跟他去陕南，和安康地委书记陪上他，八天走了七个县，每到一个县他首先抓的是监狱、集训班关的都是哪些人，有什么法律程序等。

开四级干部会，省委第一书记，地委第一书记、市委书记、县委书记、公社干部、队级干部都跟着他，一切错误摆出来大家来谈，大家一致认为是错了，关了好人，其实这些人关起来，都没有经过任何组织。后来到了安康地区，生产凋敝，农民生活困苦，感受很深。到了安康县是2月12号，他向地区机关和安康县机关的干部做了一个报告，提出来第二个纲领，然后又把这个报告的内容，2月14号自己起草了一个电话通讯，先发到省委。省委书记处通过以后，立即发给各地。内容大概有，第一，把革命和生产的关系要颠倒过来，生产在前，革命在后，原来只能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讲抓革命抓生产，现在就是颠倒过来，我们的根本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工作搞得好不好，主要标志就是生产是否上去。衡量一个干部的好坏，工作的好坏，根本标志是生产是否能上去了。

这在当时可是不行的，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第二，两手抓，双丰收。一手抓粮食，一手抓作风建设，在关中就是一手抓粮食，一手抓棉花，在陕南就是一手抓粮食，一手抓山货土特产，在陕北就是一手抓粮食，一手抓林业畜牧业。第三，在政治领域再抓大一点，不要抓小一点，不要着重仪式问题，要着重现实问题，不要着重男女关系呀，鸡毛蒜皮的作风问题呀，要抓关键问题，就是怎么把生产搞上去。不要抓那些检讨过的问题，要强调将功补过。第四，在经济领域要相对宽一点，不要相对窄一点，要解决商业运输业的问题，又提出新的问题，短途运输不是不允许，是一条艰巨的道路，应该提倡，再有就是恢复集市贸易，发展乡镇，这是他第一个提出的。解决农村就业问题，不能只抓农业。先搞手工业，然后发展现代工业。再一条就是农村责任制，当时还没有提到包产到户，农村解决三个问题，一个粮食完全按劳分配，在生产队划分作业组，就是包产到户，实行定额管理。

最后一条是林业，他又编了一套顺口溜：植树造林，种苗先行，一草一木，专人经营，谁种谁有，不搞均分，开山育林，促进更新。这里面当然有新东西，植树造林，而且谁种归谁使用，强调开山育林，不能自生自灭，还要促进它新陈代谢。

可我们从汉中回来以后，就处于四面包围之中。在汉中的时候胡耀邦就有几件有趣的事情，在城固县，一下车，县委那些书记把我接进去，把胡耀邦晾在一边，为什么先把我接进去呢？因为我比他高大，我穿得比他好一点，他穿一件破军大衣，我穿的是呢子大衣。正好省上的常委副书记在那儿蹲点，他给县委书记介绍，这不是胡书记，这是秘书长，胡书记在后面呢，人们才去接他。

可胡耀邦当时也没什么表示，后来我们两个吵了一架：胡耀邦后来到了汉中地委，大概是2月18号吧，城固的社教搞得比较稳当，不太左，他叫我写个材料介绍一下。我当时满不在意，本来这些小材料都不是我写的东西，写这个小材料随笔一挥，就给他交卷了。胡耀邦把这个材料往桌子上一扔：你写的这是什么东西，一到陕西，我听说你是个才子，徒有其名嘛，你没有真本事。

当时听后我就很生气，我的脾气很倔的，我就把门砰的一拉就走了。汉中地委书记当时就劝我，我说太粗暴，我不干了，他的脾气跟我一样，很暴的。

胡耀邦年龄比我大十二岁，都是属兔的。汉中地委书记说，胡耀邦就是工作要求严格，他看你写的小材料，没看你写大材料，你不要在意。

但是我还是很在意，我就是那种脾气，要顶撞他，就顶撞他几天，有几天都不理他。后来到了晚上我看出不对头了，大祸要临头了，脾气也就闹不起来了。2月17号到18号零点左右，刘澜涛打来电话，说中央和西北局认为，你从安康发回的电话通讯，有错误。特别是其中关于干部政策问题。（刚才忘了说了，解放干部有四条，搞错了应该平反，搞重的给人家减轻，现在一时搞不清的不要限制人家自由，让人家工作，有了结论以后再给做结论。）可能引起翻案风。

这一下就是泼了一头冷水，胡耀邦回来情绪不好，感到大祸临头了。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在安康，刘澜涛打电话说中央和西北局批评胡耀邦，安康地委书记说，现在这个问题不是翻案风的问题，还是左的，左的倾向非常严重。安康地委书记当时是魏明海。

左的倾向很严重，有些条令是不是还落实不下去，不是翻案风问题，胡耀邦把汉中地委书记张军也叫来，张军和魏明海看法一样，现在不是翻案风，谁敢翻案，问题就是不敢翻案，政治压力那么大，谁敢翻案。

在这期间他跟我私下商量过这事应该怎么应对。

他谈了，我们都一起商量，也跟汉中地委书记张军说过，我们大家都认为没有错。

我和张军还这样讲：刘澜涛和胡耀邦一个是第一书记，一个是第二书记，汉中和西安很近，你打个电话来提醒一下就行，为什么要把这个文件送到中央去告一状，然后让中央领导来批评胡耀邦，然后再用中央和西北局两顶大顶子来压胡耀邦，我是这样议论的。胡耀邦当时反正是不服，没有认为自己错，也还没有看到后果很严重。

但是到西安以后，开始空气紧张。西北局宣传部点名批判，西北局办公厅收集耀邦所有的材料。在3月11号至16号，西北局书记处开大会批判，很严厉的批判。省委所有书记都列席参加，全盘否定胡耀邦。16号在当时陕西省正开的贫下中农代表会上胡耀邦做检讨，公开检讨，检讨完了，耀邦就病倒了，医生诊断是大脑蜘蛛网膜炎，有生命危险，批判会只好停止，他住院了。

住院以后，生命危险刚过，他夫人也来了，杨尚昆当时在那儿，稍微恢复了一点，杨尚昆叫耀邦继续写检讨，说：你不写检讨，西北局就下不了台嘛，写个检讨我还可以给你说话。耀邦趴在病床上写检讨。

西北局了解情况了，这个检讨写得也很好，耀邦恢复工作以后，西北局派人，从书记到部长到处长，到陕西各地收集耀邦的错误路线造成的损失。实际上各地生产都是蓬蓬勃勃，他们专门收集缺点。到了六月份，又到省委开了个工作会议，又批判。最后胡耀邦是这样走的：有天晚上，我和耀邦的秘书，在耀邦的院子里走来走去，耀邦出来了，说好消息，余秋里来电话了，余秋里说，听说你在西安出了点事，耀邦说是，我已经受了几次批判，几次检讨还过不了关。余秋里说你在西安谈不清，你回北京谈，余秋里说他要跟贺龙谈谈，他过去是贺龙的部下。过了几天，叶剑英带着张爱萍等到西安检查工作。那天给叶帅接风，吃饭以后别人都走了，叶剑英对耀邦说，耀邦你留一下，我听贺老总说，这个地方在整你了。耀邦说是，几次检讨还过不了关。叶就问你什么问题，胡耀邦跟他讲了一下。叶剑英这个人在党内，历来是比较开明的，叶剑英说，你老弟在旧社会少吃了几年饭，你斗不过他，西安谈不清，你回北京去谈。耀邦说那我走不走？我怕走不脱，叶剑英说我带你走，后来胡耀邦就跟叶剑英走了。我们去送行的时候，叶剑英临上飞机说了一句大有深意的话：耀邦走喽，这个地方搞不成喽。

走了以后，耀邦就住到北戴河去休养，后来省委连续开西北局兰州会议，省委一二八次会议，省委一二九次会议，连续批判，都不许给耀邦送材料，我们是私下里送，我们秘书长给第一书记送材料有什么，他们认为这是搞情报，开会不给第一书记送材料，你这算是非法组织嘛，送了以后耀邦就知道了内情，耀邦跟罗瑞卿讲了，他跟罗瑞卿私下关系很好，罗瑞卿说他们不能搞缺席裁判，你写个信，我回去交给小平同志。你给中央写个信，他就写了个信，就叫杨尚昆给西北局打电话，你们不能搞缺席裁判。以后又是到北京中央工作会，西北小组又批判，后来毛泽东表态，虽然含糊其词，他是强调阶级斗争，就把耀邦撤换了。

耀邦是1965年10月2号中共中央通知免职，10月6号邓小平才通知他调到北京。到1966年又搞批判，1966年2月到3月搞了一次，然后就是文化大革命，西安的揭幕式就是批胡的，阵势可大了，西北各省一直到县委书记都来开会，开了一个月，批判了一个月，省委又接着开，那时候我就关进监狱了。

讲一下我在耀邦事件里起的作用，批判以前就是他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开始批判以后，起先是我给刘澜涛写的信，因为论历史关系，当然我和刘澜涛的关系比胡耀邦密切得多，刘澜涛是陕北人，西北局第二书记张德生就是我的上级，他们俩人又是同班同学，他们的老师，又是我的第一上司，我给他写了封信，意思就是不能把耀邦问题看得过头，搞得不适当，陕西的干部是不会接受的，耀邦在陕西干部中声望很高，虽然时间很短。写了信以后，刘澜涛的夫人，就是他的办公室主任打电话来，说你给澜涛的信收到了，澜涛也不好找你谈，常黎夫会跟你谈，常黎夫当时是统战部长，谈的是收集耀邦的材料，耀邦讲的什么话。我就实事求是的说讲了什么话，最后他干脆点题，要你提供他怎么攻击西北局和澜涛同志的，我说没有听到，耀邦讲话都有记录，记录以外没有听到。

在西北局批判耀邦中间，发了一个材料，前任西北局第二书记兼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临终以前有一个遗嘱，这个遗嘱是我给他整理的，他最后自己没有签字，不能算数的，为了政治需要，他把这个东西当作正式遗言，报中央并且发了会议纪要。由于张德生在他的遗嘱里面把刘澜涛吹捧得很高，因为他们是老同学嘛，他这是借死人压活人，而且还给我做工作，常黎夫把我和张德生的秘书叫去，叫我们做假，耀邦开省委工作会，搞翻案，德生听到以后是很不满意的，德生拍着病床说：怎么能走回头路呢？你们是不是听到了这几句话，万一听到了，你把这个话补充一下。我说我没听到，我们听到的是相反的话，张德生说耀邦来了以后，现在陕西省委，一线，二线，三线，四线都很强，我放心，一线指的胡耀邦，一把手，二线指的第二书记，三线是从北京调来的，北京的市委副书记冯季平，是常务书记，四线的是省长，这四个人都很强。

他们希望我们给制造假遗言，不要真的。因为按照共产党的规矩，这种活动是反党的，是非组织活动。后来我第一次给中央上万言书的时候，把这个作为附件，西北局领导同志某某某，几月几号跟我这么谈，我认为这是非组织活动，所以必须向中央报告。

我的重大事情是在后面，5月份发现了省委书记处副书记，四次向西北局告密，舒同向杨尚昆告密，我们几个人都在一起议论，也有秘书长，副秘书长，他们能告状，为什么我们不能告状，大家推举我起草一个万言书。第一封万言书，是给中共中央的，写耀邦的主张和产生的成果，西北局怎么样采取不正当的手法，又介绍了陕西在耀邦来以前，西北局搞得如何左，如何民生凋敝，人人自危，耀邦来以后又是怎么样的，大概也就是一万字吧，提供材料的人也不少，写好了以后，参与的人都看了，但最后都说，我们不敢署名，最后就剩我一个了，我就署名了。

写好签名状直接寄中共中央，写的是中共中央毛、刘、邓收。第二次是二十天以后，第二次是半万言五千字，通过田家英转的。

田家英用中央办的名义给回信：你给中央的两封长信，已给负责同志看过，署名是邓小平同志，毛、刘没看过。我是两次上书，后来我所以问题严重，就说我是胡耀邦的辩护者。

我原来没告诉胡耀邦，后来他的秘书告诉他，没叫他看，看了还不要承担责任吗？这样就不是他指使的，自发的。耀邦知道了，别人都不签名，只有我一个人签名，耀邦就说，听说你要上书，只有你一个人署名，风险太大，你官又不大，书记常委都不敢署名，你的官不大，你的承受能力不强，你不要发了，算了，别人不愿签名就算了。

我是主要执笔，在他们批的太不像话的时候，邓小平带领余秋里、薄一波到西安来。

余秋里跟胡耀邦关系很好，都是湘潭人。66年3月7号，我当面请余秋里给邓小平转了一封信，大意就是原来给中央的两封信，已收到回信，10月份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已经决定，这个问题以后不再提了，现在他们又旧事重提，而且调子越来越高，越来越不实事求是，我负责起草文件，在我的笔下，我实在写不出违反党纪和良心的东西，希望总书记能够过问陕西这次会议。信是7号发的，余秋里当面给他的，8号，他就把西北局的省委的所有书记都叫去，简短的讲话，主要是对这个问题进行表态。陕西省委正在开会总结经验，这是必要的，但是算老帐算不清楚，我的意见不要算了，向前看，抓好当前工作。这样会议才讲完，不了了之。

文革一开始抓这个问题的时候，分三条战线抓的，一条是西北局的扩大会和陕西省委扩大会，连续都开了，再一条战线，他们叫集训班，一般老百姓都叫黑帮训练班，要把与第二书记有关系的这些中层干部都抓起来，在会上揭发批斗。揭发胡赵李三家村的党徒，起先在西安，后来就发展到耀县。

那儿原来是文化干校嘛，在这附近找了一个学校，都限制自由了。后来就搬到耀县的一个山沟里，大概一共四十多人，就是在这儿拟的抓胡赵李三家村的骨干，开展批斗，当时就整了秘书长陈元方和汉中地委书记张军。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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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牧：耀邦带给我个人的只有磨难（口述，六）

六、我的几次自杀
第一次自杀时39岁，李自成等很多名人也是这岁数自杀的
耀邦问我：林牧你怕不怕挨斗？
李时珍《本草纲目》上的必死药方都是假的
吃安眠药、吞铁钉……
胡耀邦的自我评价：不是自己既是自己
七九年我也搞过西安的“民主墙”

就因为胡耀邦这件事，因为我是三次上书嘛。起先我是在第二条战线，就是列在训练班，有批人先都倒戈了，胡耀邦不在，集中揭发的是第二书记赵守一，最亲密的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我们私下所谈的一切都揭发了，我就是在6月16号晚上自杀了。

后来被一个省委宿舍的管理科科长发现了，把我送到医院去。自杀准备已经做了很长时间了，要从耀邦临走的前一天晚上，1965年6月19号晚上，和耀邦最后一次谈话，耀邦就问我，林牧你怕不怕挨斗？这次省委预备会人家已经要斗你了，没有人响应，以后还免不了要斗你。我说：我这个人只经过小批，没经过大斗，因为反右派，反右倾，我都有问题，那时候省委保护我，我恐怕经不起打击。你们走后，我的前途不是新疆劳改，就是自杀。他的秘书戴云说，你怎么那么悲观，我说我乐观不起来，我做梦都盼望你们这次回去打官司能打赢，但是我很没把握。彭老总当年不过是提了几条缺点，并没有提出一条纲领的东西和方针，耀邦提了一套跟党中央不一致的非常开放的一条路线，这在党内没有过的。毛主席不允许，耀邦自以为他跟毛关系很近，他的重大职务都是毛主席提拔的，比如说二十八岁当中央军委组织部副部长，第二年当正部长，二十七岁当抗大的政治部主任，他大概也以为他跟毛主席关系非常亲密，但是就是跟毛主席关系密切，恐怕毛也不饶他。我开始准备自杀的东西，是在中央的通知下达以后，刘澜涛发表讲话，要抓西北的三家村，他没有点名，但是点出的问题都是胡耀邦，我看出这回大劫难逃，文化大革命这么大的阵势，群众都入了迷了，我觉得必死无疑了。到了1966年的春节，虽然刘澜涛已经知道我两次给中央上书，但还在争取我，他还是叫常黎夫找我谈话，说要调我到西北局去。我说我不想去，我在西北工作时间太长，想留一下，预先又给杨明轩讲过，他要调我到《光明日报》，《光明日报》通过中宣部调了两次，省委没放我。常黎夫说那不行，你只能在西北这个范围，当西北局宣传部副部长或者研究室副主任由你选，我说那不行，我干不了，西北局的部长没有我这么年轻的。

谈话的时候我三十八岁，我自杀的时候是三十九岁，李自成、郑成功都是三十九岁死的。我一九四八年参加革命的人，怎么能到西北局去当副部长呢。他说不行，马上找省委书记，西北局要调我，我不是不愿意去，哪怕把我分配到越南去，去支援越南都可以。耀邦已经在北京给我找到工作，西北局不放。省委书记说西北局调令已经来了，你不要坚持下去，坚持下去没有好处，到研究室当副主任，这是提拔。到66年3月，第七次批我的时候，我又给邓小平写了信了，我在省委的职务已经没了，必须到西北局去，我没有任何职务到长安搞社教去。一直到6月，省委集训班开始把我往回调，前一天晚上，在蓝田县大寨大队，离县城不远，做梦我正在那儿爬山，爬了几步出溜下来，再爬几步出溜下来，老是爬不上去，抬头一看，天上出现四个大字“珠穆朗玛”。这次这个大山我说绝对爬不上去。随后胡耀邦出事了，他们马上起来就抄材料，中午打电话来让我去省委，第二天就上了批斗会了。我已经积攒了一百多片安眠药，还有刀，可以切腕，还根据李时珍本草纲日上讲的合吃必死的东西，一种是蜂蜜加大葱合吃必死，另一种是西瓜加羊肉，咸菜加甲鱼，其他的弄不来呀，我的自杀首先吃的是蜂蜜大葱，一点反应没有，我亲身试验了一下，李时珍说的那些是无稽之谈，西瓜加羊肉也不行啊，也不起作用，最后吃的安眠药，要切腕觉得太疼，大概一百多片安眠药。具体日子是1966年6月16号。

自杀的动机主要是不愿意受苦，无穷无尽的，假如说没有大会斗争，没有私仇，这个私仇没办法，非致你死地不可。后来他们跟我讲，要把你们这些反党分子整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看以后还有人敢反党不敢。他们把我救到医院去，整整二十四小时，才恢复了一会儿知觉，我看到我怎么在医院呢，还是很昏沉，好像自己认为还是要死的，旁边已经有人监护了，公安厅副厅长，我比较熟悉的人，让我讲话，我就讲了几件事情，刘澜涛有些什么问题，还有就是1962年，在西北搞包产到户，我说是他刘澜涛提倡起来的，后来他又推给省委书记，他几月几号讲话怎么讲的，我打了一个星期的报告，当然他不会报告中央。

6月18号中午，来了三个人向我宣布：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决定对你进行隔离审查，其实当时已经开除了我的党籍了，只是还没有宣布，因为审批手续还没有审批。于是就叫我搬家，专案组的这三个人是西北局政法组组长g，第二个成员是新调来的陕西省公安厅厅长n，第三个是陕西省警校校长h，这三个我都不认识，而且都是河北人，是华北帮（刘澜涛的班底主要在华北）。

他们宣布：我们是中央派来的，专门抓你这个案子，你写给中央的材料我们都看过了。其实那是诈乎人，但是我当时都相信了，因为当时我已经知道，陆定一的老婆，给毛主席写信告林彪，已经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了，就是这样的政策嘛，何况我三次告刘澜涛。

“你的信是谁给你转中央的？”我理直气壮地说：是田家英转的，有什么问题？田家英是毛主席的秘书，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你还不知道你们的同伙，现在已经畏罪自杀了？他不是毛主席的秘书，是破坏分子安在毛主席身边的一个钉子。当时我还不知道田家英已经自杀了。

马上他们就叫我搬家，很匆忙的，连鞋都没穿，急急忙忙把我塞上车，前面一辆车，后面一辆车，我坐在中间。第一次搬到军医大学神经病科，这一科的医生护士全都腾光了，其他都是看守人员，“病人”只有我一个，就在那儿审查。

后来又转移，文化大革命可能群众闹起来了，他们又从神经病科把我转移到西安市西大街夏家什字的一个公安厅招待所，那个房子是一个很漂亮的小院，有各种花木。第三次转移就降低标准了，搬到莲湖公园附近一个很普通的院子，再一次转移就更降格了，转到了公安厅八处那个看守所。这次看起来很神气，是在半夜里，前面一个打头的车，后面跟着一个车，我中间坐一个没有窗子的车，半夜转移。

审查问题主要是支持胡耀邦，为胡耀邦三次上书辩护，反党集团骨干分子，后来又升成了特务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特务。说什么我当年到延安带了三十几个学生，是去做潜伏特务的。有个组织叫反共青年社，我是副社长，社长在当时已在台湾。社长原来是陕南人，后来是国民党两湖监察使，那人都六、七十岁了，我这个二十几岁的人当副团长，胡说八道呢。

第一次住监狱住在夏家什字，也是一个相当大的资本家院子，还有花木，我还在相信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夹竹桃的枝叶有剧毒，我那个院子有几株夹竹桃，我大量的吃，没有任何作用。还有就是吃铁钉子，墙上拔的铁钉子，也没事儿，因为钉子在肚子里是直插下去的，如果斜插下去，肠穿孔了，马上就会死。反正不想活了，中国没有希望，前途是一片漆黑，越活下去就要继续受污辱。

后来怎么出来的？1966年12月25号，突然来了一个军人，说是红卫兵要把你拉出去批斗游街，批斗完了就接你回来，你在外面不许乱讲，给你自己加重罪过。

来人把我送到西军电（西安军事工程电子大学），交到那些红卫兵手里，头一天晚上看守着睡，第二天是12月26号，不能游街，毛的生日，红卫兵要找事干，叫我交待问题写材料，他们很感兴趣，因为他们不知道那些大人物的生活呀。

“这么冷的天气，你连棉衣都没有，毛衣都没有，你家在什么地方？“红卫兵问我。我说：“我已经扫地出门了，我也不知道妻子儿女在什么地方。”“你想办法说个地方，我们可以找去。”我说：“我妻子的娘家在什么路几号住，你试试看。”

结果他们派人去打听，第二天我的夫人就把棉衣棉裤棉鞋毛衣什么的都送来了，家里来人他们也不管，“西北局书记刘澜涛那伙人都关在那儿，黑帮都关在那儿，那些人吃饭时候都是黑牌子，不给你戴牌子，以后永远不给你戴牌子，27，28号要组织游街，不给你游街，这次游街是西北局抛出来的人，不是我们要的人，我们是向西北局要过你，听人说你搞过刘澜涛，我们不知道你在哪里，借批斗的名义把你要出来，以后再要游街，就是刘澜涛带头了。回到西军电的院子里，你是好人，你怎么还游街了？”红卫兵告诉我。

这样受“保护”的日子过得很好，就是学生的宿舍，还有外面借我去写材料，西军电说不行，这是我们的人。

吃饭都吃得很好，以后再不游街也不批斗了，在那儿混了大概一个月，后来领导干部都要放回去。平时也不参加什么劳动，也很自由，家属也可以来，我也可以出去，群众组织一次批斗都没有，他们给我翻案的时候，我说我不翻，我不是特务、反革命人员，我们就是修正主义分子。特务反革命是陷害，他说特务反革命给你否定了，就没材料嘛。

后来江青反翻案风，到了67年5月，新的革委会成立了，我们一个队里面叫小阳春，成为监护对象了，对我们还要进行军事监护。就在西安的73号院，门牌73号，里面关了73个人，大院套小院，一个房子住一个人，谁跟谁不能联系，在那儿一直关到1969年9月10号，忽然省革委会来了两个人，向我宣布两条，一条是林牧在历史上没有叛徒特务问题，而且还加了一句，对错误有认识。第二条是结束军事监护，送回原单位，接受群众批判，争取群众监督。我感到莫名其妙的，怎么突然给放出来，后来回到省委办公厅，有些干部告诉我，为什么现在把你放出来，但是又是半解放，不是全解放，毛主席点名叫胡耀邦等两个红小鬼参加了九大，而且都提名为中央委员。但是江青他们不同意，故意把这两个人都没选上，胡耀邦已经解放了，他们只好把你解放，没有全解放，就是胡耀邦没有当权，如果当权了，你就是全解放。

然后就是群众讨论，开除党籍是错误的，后来反胡急先锋，省委领导里唯一一个被结合的继续担任书记的s发话了：“连林牧这样的人都要解放，那么胡耀邦就成了光杆司令了，陕西就抓不住黑线了。”然后又说我翻案，又开始限制我自由，送到五七干校四年半，商洛又去了四年，一直到77年六、七月份，我到北京去申诉，胡耀邦的秘书来了解，这些人怎么老都不解放？现在你们这一批没解放，是非没弄清。胡耀邦不能插手这个事情，他介绍王震，王震又转给叶剑英，邓小平刚刚出来，由汪东兴写了个批示，写得很有力，叫复查平反。陕西省委还核实，不给做结论。王任重来了，当时李瑞山在陕西这儿是一把手，他很顽固，不给我做复审结论，有些地方就为我打抱不平，第一就是安徽省委，第二就是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三就是国家民委。这几个打抱不平：把林牧调到我们这儿来，我们给做结论。正在这个时候，王任重到了陕西，接任了第一书记。王任重说哪里都不要去了，就在这儿，先工作，后做结论，管审查的人老是给你转弯子，先到省委宣传部当副部长。

11月初到省委宣传部，干部处那些同志说：“你怎么没有组织关系呢？”我说：“我开除两次党籍，哪有组织关系。”“你不是党员怎么当宣传部长了？”“这个事情就是滑稽，你们去问王任重，我也不清楚。”“你的待遇也不对呀，你十八年前就是省委的副秘书长，怎么现在是十七级呀？”我说：“开除党籍都要降级，连降了四级。”过了大概一个礼拜，平反结论下来了，补发工资。

到了北京当然是先找胡耀邦，胡耀邦说这个问题我也不能说呀，这是我的问题嘛。他的秘书戴云说：不说你的问题又说什么，他有什么问题，要不是你的问题，他哪有什么问题。我说那怎么办呢，胡耀邦又介绍说，有个人，你的老上级，是提拔过华国锋的，原来在西北局，你去找找他吧。

那个人很有骨气，他说：华国锋是和我有点历史关系，他来看过我，正因为这样，你以后不要来了，我现在自己还没解放呢，我头上还有黑线呢，我跟他不通信，也不打电话，你叫我转信，我不好转。你就去找胡耀邦嘛，他闯的祸，他不管谁管。

戴云建议请王震转，耀邦说：“王震星期天要到我家，你那天来吧。”王震来了后，耀邦给我介绍，王震说：“你是不是来开会的？”耀邦说：他有什么会可开呀，他还是黑帮呢，他是来告状的。王震说：“你告什么状？”胡说：“他告的是以胡耀邦为首的反党集团的状嘛。”王震说：“怎么阎王都解放了，小鬼还没解放？”耀邦说：“历来是阎王好解放，小鬼难解放。”王震把我的材料拿回去，交给邓小平和叶剑英，王震对解放干部还是办了些好事的。

外电采访我讲过一次，胡耀邦对自己的评价就是：不是自己既是自己，是比较准确。他的夫人对他的评价是光明磊落，无私无畏，这也比较确切。我说大概有这么几条，一条是胸怀坦荡，透明度过高，基本上是在公开场所讲的和私下讲的是一样的，讲的和做的是一样的，他这个人好像是一个水晶体，和他谈几句话，如见其肺肝，很容易看透。他的缺陷是无防人之心，也无防人之术。我们说的不可没有防人之心，他说不能防人，不做坏事，光明磊落，可以说通体透明。第二条好学深思，他的文化不高，他就是初中一年多，不到二年级，跟他的表兄杨勇一起参加革命，14岁嘛，在工作中博览群书，中国的、外国的、理论的、文学的、西方的古典小说、中国的古典小说几乎都读了，甚至连马列都看了，新旧约都看了，马列通读二遍，马恩列全集，通读第二遍的我还不知道中国的领导人中还有第二人。不但好学，而且脑子不闲，在陕西省委有人给他概括了五个不断，读书不断，思考不断，议论不断，工作不断，抽烟不断——一天三包中华烟，不断的动脑筋。缺点是他的生活情趣不行，是工作狂，比如有个什么好戏好电影，让他去看看，放松一下，他不去看，说把剧本拿来看看。第三条是宽容，过分了，比如说杨尚昆、薄一波、胡乔木、邓立群，都是他解放出来的。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是反胡的积极分子，陕西省委文革以后给他做出结论是开除党籍，到了北京不同意，还叫他回到吉林，降了半级，任吉林省委常委兼长春市委第一书记。别人讲你胡耀邦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此人？他整你整得那么严重，耀邦说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是不好，但是几个市委书记都这样，胡就这样为他找了个借口。对刘澜涛安排得也不低，刘澜涛人缘很不好，在北京找不到房子，耀邦当时还没当总书记，他是政治局委员兼秘书长，秘书长可以管房子，胡耀邦说我来给你批，把大连高岗过去的公馆叫刘澜涛住。别人都不同意，说高岗公馆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规格，你怎么给刘澜涛呢？他说住了算了，宽容有点过头。他的思想超前，他是贫下中农出身，14岁在红军里面摸爬滚打，阶级斗争里面搞了几十年，为什么这个人思想那么开放，恐怕与读西方的著作有关系。在陕西搞的那一套，当时中共的领导人想都不敢想，他的思想超前，1979年就提出在经济领域里全民、集体、个体一起上。

1986年书记处有一次会上，讲五四运动提出的科学民主，经过我们党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再加上一条法治，这三条是我们的最终觉悟和最高价值。1986年他主持起草的精神文明决议，要继承欧洲启蒙运动自由平等博爱的优良传统。还有也是1986年的事情，就是跟法国总理谈话，多党制可以是什么，共产党可以参加竞选，这对党的改善和提高有好处，如果落选了，就说明人民不再拥护你，你下来嘛。再就是对精神污染的看法与邓小平很不同，邓的看法是反对现代文明，企图把中国人拉回到几千年前去。

从被解放出来以后，我又回到省委宣传部，他们为了让我熟悉情况，给我看文件，办公室主任拿了一堆文件，一般的文件我也不看，我在里面翻出来一个敌情动态，是七十年代末吧，我和陈元方在西安了个民主墙，主要是我们两人写，还有其他人写的，都是在我们领导下，一翻那个册子，你们把我和陈元方的大字报都当作敌情了。负责专案的人说那是省委交待的，凡是西安钟楼民主墙上有份量的大字报，都叫我们拍下来，然后整理出来，作为敌情动态嘛。

我们提点不同意见，就成了敌情了。现在我又成了掌握敌情的人，宣传部是掌握敌情嘛，掌握思想领域的敌情，陆定一说是哨兵，是思想战线的哨兵，说不定我哪一天又提了不同意见，又成了敌情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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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牧：耀邦带给我个人的只有磨难（口述，七）

七、“四人帮”倒了，我仍在暴风眼中打转
如何评价毛泽东掀开了我和一些人的新冲突
不知习仲勋还是万里用歪点子把我的一份报告转到邓小平手里
要提拔时我平空多了一条文革中揭发老领导作风问题且自己也和女演员不清不白
邓立群讲：林牧要来了中南海的陕西帮就齐了
我反到成了提醒耀邦“防止宫廷政变”的始作俑者
拖过提拔的年龄线我无奈提前告老还乡

解放了，当然还是很轻松，还高兴了一阵子，这以后又高兴不起来了，因为不久就和当时的常务书记李尔重发生冲突，他是个极左分子，现在还是极左派成员。他是从湖南调来的，李尔重经常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陕西农村那时候也搞责任制，那就是联产定额，这些他都反对，还很张狂，反对胡耀邦。我起先给他写一封信，写给他和省委第一书记，提出不同意见，送给他和省委第一书记。他当时还分析，列出几点，列宁怎么说的，毛泽东怎么说的，根本不改，还对我施加压力，我索性就寄给中央去了。没想到中央办公厅就开始发表了。

后来就是又跟省委第一书记对立了，起因是包产到户、大包干，省委第一书记坚决反对，搞农业的常委、省委书记常黎夫，人大副主任都反对，最激烈一次在省委工作会上拍桌子大吵一顿，外地的有些地委书记劝我，你的意见是正确的，你不能在省委会上这么搞，大家都知道你是接班人，你这一吵什么都干不成了。

还有一次冲突就是评毛，在搞六中全会决议、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讨论的时间很长，草稿搞了多少次，在四千人范围里讨论，党政军的省军级以上，还有理论骨干，我是作为理论骨干参加的。邓小平提出来一个，毛泽东思想有正确的，有错误的，大概意思就是说正确的算毛泽东思想，错误的都不算，我在会上提了意见，说怎么区分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各人有各人的标准，这也很难区分，马克思的著作都有正确的和错误的，没有人把它分割开来。八大以后有一段时间，不提毛泽东思想，提毛泽东著作，干脆不要提毛泽东思想，就提他的著作，他的著作不管正确、错误的，都算他的著作，要去掉毛泽东思想。

这就引起了一些领导人的不满，那时候还宽松，没有批判，从此就落了个抗上的名声。在西安一直很不愉快，省委第一书记这个人对我的思想很反感，但是又不让走，要给他写稿子。北京呢，耀邦说不能调你来北京，后来由朱穆之提出来，他是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当时中宣部缺了一个宣传局长，朱穆之提出来借调，借调我先去起草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文件，这事他没跟耀邦打招呼，他就做主了。省委第一书记不放，他有两种心理，一种是还要我给他写文章，另外是不能提拔，他要压你。后来耀邦不兼中宣部长了，王任重兼宣传部长了，王任重调了一次，是中宣部研究室主任，省委第一书记坚决不同意，说他离不开。

后来我在省委宣传部都没有任何分工，不要我管什么了，弄得干部都有意见了，说最年轻最能干的副部长都没有分工了，省委第一书记说专门给他写文章，还是写的比较守旧的东西，有关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绝不让我搞。涉及开放的语言都不让我搞。到了1982年，也不知道是万里，还是习仲勋，出了个歪点子，把我写的一份对当前改革的发表意见，送到邓小平手里，肯定是他们干的，不然能轻易到邓小平手里？邓小平看后就写一段批语：很有见解，是一个杰出人才，请中组部考察后调中央工作。于是就叫中组部考察，中组部就下来人了，是由副部长给陕西省委打个电话，说上边要考察林牧，我们就不来人了，你们省委写一个考察材料送来。H是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他把他的秘书张勃兴提拔成副部长了，刚刚提起来，我的考察材料不让老部长写，叫张勃兴写，老部长当然还有点原则，考察材料，肯定是省委第一书记和H指导下干的，因为张勃兴动不了那个心眼，他不懂那一套，这个材料写得比较巧妙，做过什么，怎么好怎么好，都是在夸人。可讲到政治，文化大革命陕西是受打击最严重的，但是在这关键的地方，只搞了几句话，一个主观抗上，另外一点就是说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于前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做过不真实的揭发。就是说我讲过张德生有男女关系，这个事情完全是诬陷。

邓小平说：主观不算问题，抗上不行，后来习仲勋对我说：你在陕西干不成了，省委第一书记压你，到北京来，你还有点黑材料，到外省去，正好江西省省委第一书记找习仲勋，习仲勋管干部嘛，当时都选接班人，江西很难选出一个接班人，因为江西的赣南赣北赣西，山头林立，你要选几家都推，谁当一把手，省委研究从外面调来中年干部。习仲勋说那正好，林牧你也认识，林牧在陕西干不下去了，给你调去，先做常委秘书长，你退下来时候，接替你。

后来我没去，选了个妇联主任，江西省委通过中组部来调令了，我的职务都确定了，陕西省委由省委第一书记，常务书记章泽，还有管组织的副书记H三个人商量，同意放人，但是张勃兴提出来，不能安排得太高，他知道进常委就是准备接替第一书记，不能进常委，可以做秘书长。章泽不说话，后来他把这话跟我讲了，省委第一书记说就按你的意见报，同意放人，但是我们对你安排有意见，这个人只能做秘书长，不能进常委。后来在北京的汪锋等人说，你这个江西不能去，不能进常委，你去干什么？而且黑材料跟着你，你到外省，黑材料很难搞清，你还是到北京来，黑材料容易搞清，把我就调到北京。大概是82年9月份去的，他们商量怎么安排，调的时候习仲勋还说，当时要调司局长以上的干部进京，必须是书记处书记或者副总理以上的干部签字，习仲勋说我批下，我不签字，让万里签字。怎么安排呢，先放到科技干部局当局长，兼劳动人事部党组主席。实际上给习仲勋写点东西，改改稿子。

有些陕西老人，像汪锋、杨拯民等就问：仲勋你怎么把林牧安排到那个岗位？不能发挥他的专才嘛，这是个秀才，这是个写文章的人，搞调查研究的人嘛。

习仲勋说，待价而估嘛。

到了83年2月，发生一次被习仲勋、万里等粉碎了的“政变”：那是由陈云发动的，胡乔木、邓立群、姚一林、宋平等五个人参予的。

发生未遂政变以后，有一天，中办副主任，实际上也是胡耀邦的秘书周杰打电话：礼拜六咱们到中央党校去住一晚上，放松放松。后来我就去了，周杰和中央党校的秘书长跟我谈，他说是习（仲勋）来要来，他觉得他来目标太大。现在中南海很不平静，习叫咱们三人在这儿住一晚上，在这儿谈一下。现在耀邦身边空虚，邓立群管的政治研究室一下子搞了一百多很强的干部，但是这些人书记处用不上，耀邦也用不上。他们这些人专门给耀邦整黑材料。后来赵紫阳要解散书记处研究室时说：我不能叫你专门给我整黑材料。也就解散了。

现在我们商量了一个办法，另外在中办成立一个书记处办公室，叫你来搞，只给你六个编制，三个大研究员，三个小研究员，大研究员可以是处级，也可以是副部级，小研究员就是处级，来应付中央这些文件。给中央起草文件、也起草耀邦的讲话。这个事情一号说他不知道，一号就是耀邦嘛。但是跟你说明，现在耀邦随时都有危险，你看怎么样呢？

我说：平时要是没有危机，光为了升官，我还不来呢，有危机我就来了。耀邦在西安那么大的危机都渡过了，现在总不会像过去那么厉害吧。

那你就等消息，趁这个机会，你就到外省逛去。随后，我就到广东、深圳去了。回来以后，周杰又跟我说，事情没办成，现在人家攻击得很厉害，说中南海成了陕西帮，耀邦是做过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原来是西北局书记，陕西人，现在是常务书记。胡启立，陕北榆林人，而八三四一部队的一把手杨德忠，又是长安县人。邓立群那一伙人说了，陕西帮现在就缺个陕南人，再来个林牧，齐了。

周杰提了另外一个方案：你跟邓立群谈去，纪律研究室缺个副主任，能调动就行，你先放在他那里。胡启立又去跟邓立群谈，邓立群叹气，说这个人我得了解了解他。怎么会不了解？谣言造得满天飞，说耀邦专门调了一个人，搞情报工作的，专打小报告。说我给耀邦写了封信，叫耀邦谨防宫廷政变。后来邓立群就跟他们的人说：胡耀邦、习仲勋要给我掺沙子，我不干了。

后来书记处办公室也没成立，我听到邓立群，还有中组部一些人给我造谣言，说我给耀邦打小报告，我到北京来以后，我有意不跟耀邦单独见面，五一的时候，耀邦那些老秘书、老警卫员在一起，耀邦也知道。可我现在还有黑材料，我不能去，写一封信，让他们带去，我不去。我给耀邦写信，什么防宫廷政变？我又不在中南海，我管的是科技干部，一天到晚打交道的就是工程师、农艺师，我知道什么。那些人说：是的，你提的意见都是很好的意见，没给耀邦提什么反面意见，根本没有什么宫廷政变，是他们那些人心虚。这件事就算黄了，我这个人不能进中南海。

当时我到北京家都没带去。吉凶未卜，还不知道北京的形势怎样。到了84年，科技干部局编入科委，成为科委一个普通的局长，我就不合适了，说给我另行分配工作，没事就在那儿等着。今天说到青海去做省长，明天说新疆叫你做北疆区党委书记。仲勋说：这都是整你，你不能去，青海省委书记那个姓赵的，那么恶劣，包庇杀人犯，无法无天的人。耀邦派的中组部副部长带着工作组阎明复去揭省委的盖子，都揭不太开。人家给小平求救，小平叫工作组撤回了。叫你去当省长，这你干不成嘛，你能干什么，只好退下来回西安。新疆自治区党委的王恩茂是好心，但是你不能去。北疆在伊犁，算是副省级，管三个地委，那个地方又是国际问题，又是民族问题，经常跟苏联哈萨克民族冲突，大量的逃亡，你在民族领域没有根，王恩茂能做主，因为所有民族干部都是他提拔的，你在那儿没有根，你受罪去吧。你到政法大学去，你不能当校长，你对司法不了解，你只能做第一副手，房子都给你准备了，你没学过法律，也没干过一天政法，教学不用你管，科研不要你管，江平任第一副校长，他管科研和教学。你搞人事工作、政治工作，还管基建嘛。

我说：你看我是不是搞那些工作的人才，我是不是那个材料？人事工作，盖房基建，财务我一窍不通。然后又是说让我去《法制报》，本来那里就有个比较强的总编，上边又有个社长，现在的《法制报》是三日刊，还是个司局级单位，明年改成日报就是副部级。我说不管哪一级，人家姓张的那个人很强，办报也是内行，搞法制也是内行，我是外行，为什么上来就给人降一级，我告老还乡行不行？我不干了。后来我还不到五十七，就告老还乡不干了。

中组部找我谈话的人说：你什么职务都不要，那谁给你发工资，谁给你管理生活？干脆我们给西北大学打招呼，你愿意做党委书记，还是书记兼校长都可以。后来我就去了，回西安我就找个合适单位，干几天我就不干了。

后来我从北京临走的时候，他们给我写了个材料，否定了1982年的考察材料。

赵守一他们都说，到现在好不容易才拿到否定的黑材料，人家就是为了拖你，五十四拖到五十七，作为提拔过线了，你要干，干什么呢，人家目的已经实现了，就拖你三年。我说我不管，我反正清清白白的告老还乡，这是85年。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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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牧：耀邦带给我个人的只有磨难（八，完）

八、我在两次学生运动中
我说：出了事我负责，敞开学校大门，让学生上街游行，那会是党委书记负责制
“六·四”前夕耀邦周围的人提出过“逼邓保赵打陈”的六字方针
汪峰亲口对我讲：杨尚昆说调军队不会对付学生
我在天安门广场发表声明的前天晚上梦见第一任教育部长张奚若对我讲了四个字：保护学生！
我没有违心检讨，最后一次被开除出党

到了10月6号，就碰上了学生运动，矛盾又上来，原来的校长，张启之很能干，也有学问。当时是校长负责制，我就不干什么事儿了，后来又恢复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再后来就碰到十月份的学生运动。主题是反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抵制日货，因为中日贸易逆差。另外要求国内还要反对太子党、反对任人为亲等。

李鹏发表讲话：要求大学生尽量不要出校门，各学校要承担自己的责任，把自己的学生都管理好，张启之也不愿意压学生，他的思想并不保守，他不愿意压学生，但是他怕负责任，跑了没人负责了。

我就负责了，我就说敞开大门放学生出去。叫青年教师和学生会干部，不要呼反动口号，不要搞打砸抢，不要叫人抓辫子，秩序好一点。西大学生到西工大找西工大的学生，西工大的大门进不去，后来学生都是翻门出来的。

后来教委就来施加压力，我说：这是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来人就把我告了，陕西省委派了个抓文教的常委，原来是交大的，来参加西大党委会，讨论这件事情。我当时讲了，这次的学生是我发动的，如果说学生有什么问题，都在我身上，由我一人承担。公安厅定的西大的三张反动大字报是错误的，不就是画了个彭真给日本天皇深深鞠躬嘛，另外一个是给胡耀邦提意见，胡耀邦在日本轻率地邀请日本三千青年到中国访问，结果人家到中国来胡闹了一阵，并没有邀请中国青年回访，对中国很没礼貌。还有一条意见，画了个北洋军阀的像，对学生说：你们好好读书，不要干涉国家大事。

我说这三张都不算。给胡耀邦和彭真同志提意见，宪法和党章有规定，对任何人都可以提意见，为什么对总书记和人大委员长就不能提意见呢，而且学生提意见是很有礼貌的，提你的官衔，叫胡耀邦总书记，彭真委员长，这算什么反动呢。要不我来跟耀邦说，学生给他提意见是不是反动，画北洋军阀，我们现在又不是北洋军阀嘛。我针对那个省委常委讲：只要我在西大当一天党委书记，就不许任何人到西大来压制学生，不许来撕学生的大字报，大字报可以动员学生自己撕毁，不许别人撕毁。我现在就要讲党委的一元化领导，然后又在干部教师大会上宣布，参加游行，甚至带头游行的学生不许追究责任，责任都在我身上。后来他们说全国只有这一家，然后我就开始辞职，十一月辞职，十二月又辞职，一个月写一次，始终没有批，一月份我就自动离职了。

当时辞职的原因就是为了学生运动。我不能执行现在这一套政策，我无力执行现在对待学生的政策嘛。自动离职后，我就住在军区的干休所，不管事了。西大不少著名的教授们一再登门劝我，千万不要离开呀，西大还得靠你，可我决定真的不干了。

后来我和西大几个教师、学生编了一套《中国通俗丛书》，一共编了三十几本，在西安和台北都出版了。

期间还办了个公司，失败了。也是用人不好，都是学校的那些中层干部。

87年、88年我都是在编书，公司是88年办的。

这就到89年了，我为什么到北京去呢，5月初，中国党史研究室和党史资料出版社，跟陕西省委联系，要赶七一前出一本纪念耀邦的书，他们要邀请我去干，陕西省委叫办公厅通知，我就去了。

开始我对学生们的那个运动还没介入，忙着编书，组织了那么一帮耀邦的老下级写文章。我自己也写，一方面编，一方面写，很快到了5月17号就编完了，书印出来了，在库房放着不许发行，六四以后就更不许发行。当时还不是说因为耀邦的事不许发行，因为参加编书的一批人参加六四了。

编书的间隙，晚上我也看看熟人，有一天到耀邦的老秘书戴云家里，耀邦的一些部下在那儿聚会，他们说你来迟了，我们对于平息这次事件，商量过六个字：逼邓保赵打陈。陈包括李鹏、姚一林等，我说你怎么能保赵呢，赵紫阳这个人两次对不起耀邦，他是个滑头。那些人说，你这样子想就不对了，现在耀邦死了，你不保赵谁来主持革命大局，只有他才能把这个事业继续，逼邓是不能反邓，只能逼，就像当年张杨提的逼蒋抗日一样，没有说反蒋抗日。邓不能反，只能逼，逼得他保赵，打李鹏、姚一林一伙，我说这样子我接受。

当时主要的人有耀邦的大秘书，后来是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还有耀邦周围的人，其实我也没起什么作用。

那是5月10号，还是11号，在静坐绝食前嘛。

我开始跟李洪林也没联系，顾不上。大概到了13号，我给李洪林打了个电话，我说我来给耀邦编书，住在招待所，他说戴晴搞了个组织签名，看你参加不参加，就是那个十二人签名。我说我没功夫来看，我不看也不好随便签名，我说都有谁参加，第一个是严家其，第三个就是戴晴，最后两名是李泽厚和刘再复，签名分先后，一个是我没看到，你叫我签不是成了第十三个了嘛（犹大），这我不干。再后来就是五一六会议，是人民日报理论部文艺部通知我的，理论部主任很老资格，我没去，十二个人签名，我没签名还说了句话，等我把我这个书编好了，我自己发表声明。书大致上编好了，就是16号，就交给中宣部了。我是17号上天安门的，我发的声明上写的是5月18号，写错了，应该是17号。

那天晚上我又做了个怪梦，我这个人怪得很，碰到大事就做怪梦。梦见谁了呢？张奚若，他是第一任教育部长，也是陕西人，以前我见过他的，梦中他跟我说了四个字：保护学生。然后很愤慨的用手一指，墙角就留下一个指印。

第二天我就上天安门了，我住在厂桥，穿过北海公园，北海公园敞开大门也不卖票，中山公园都是敞开大门。我步行去的，找李洪林联系，他在前门东大街，住在12楼，李洪林老婆在历史博物馆工作，她是专门给学生送水，李洪林他们很高兴：这下邓小平完蛋了，起码他的政治生命没了。我说恐怕不一定吧，军队的态度怎么样？军队没问题，三十八军军长拒绝清场，谁愿意冒这个天下大不韪。

我说：军队很难说，其他人很难说，我出来在天安门那儿转，遇到最精彩的游行队伍是新闻界，自己骂自己：人民日报胡说八道！中央电台颠倒黑白！我们再不愿欺骗人民了。再就是银行队伍，海外存款，铁证如山。四川人的游行队伍是“小平同志，四川人欢迎你告老还乡。”再就是首钢的标语尖锐得骂邓小平：小平、紫阳你还不动手！

我在那儿站一会儿，后来我就想看看绝食学生，往北大校区那边挤，挤不进去，一个北大学生不知道姓名，在那儿谈了谈，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西大的，他说你是什么态度，我说坚决支持你们。你准备讲呢，还是怎么样？我说：我写。

然后我就在中山公园外边栏杆上坐下，学生给我纸，我花了一个小时写了两千字的声明。事后西大中文系的教师说：你那是传世之作，你不到现场你写不出来，今后恐怕也写不出来。写完后我就交给学生了，外电都播了，报纸上转载只有台湾。

随后我还在招待所住了几天，新认识了一些我过去不认识的人。5月21号，已经开始戒严了，军队介入。汪峰到招待所来看别人，顺便也看我一下，对耀邦过去的秘书表示关心，我就问他：汪老，中央怎么这样搞（调军队）？汪峰说：不要紧，出兵戒严不过是把学生控制住，不要发生大的问题，幸好现在没发生什么大问题。你放心，绝不会开枪。我说汪老你这个话，是从杨尚昆那听来的？他说：是的。因为他跟杨尚昆关系密切，当年到陕北他最早接触的红军干部就是杨尚昆，杨尚昆是长征先遣队队长，汪峰当时是副政委，他跟杨尚昆关系很密切。他说是的，我就放心了。后来家里打电话说台湾我的表孙女在西安等了我九天，要和我见一面。我请她到北京来，电话里她说北京路不通，只有你买飞机票回来，要不他们不能再等了。我在5月22号买的飞机票回到西安，和台湾来的亲戚聚会了两天，把他们送走。我又离开西安，这时已进不去北京了，那就25号了，我就转到了襄樊住着。准备绕武汉再到北京，去不成了，武汉车也不通了，武汉大学正在卧轨，实际上没有卧轨，是坐轨，连湖北大学校长也跟着坐轨，到那儿也不能动了。5月26号到的襄樊，从襄樊转到南阳油田了，我的外甥一家都在南阳油田，然后六四就发生了。

如果我不离开北京，肯定跟他们那一伙一起出国，后来他们在报纸上搞了个变相的通缉令，《中国法制报》、《经济日报》上都刊明：林牧在华伟集团公司有经济问题，速回来交待云云。后来正式通缉没通过。

在南阳有天晚上来了个政法干部，三十出头吧，他来跟我谈了谈，表示很同情，就说：我们欢迎你到我家里住，我用全家的生命保证你的安全。他父亲也是个地区干部，级别比较低。他还说：我的家就是陈胜的家乡，豫东太康县。

第二天就给我把票买了，买的到太康县的票。我在南阳油田的亲戚朋友，原来都同意到太康县去，晚上他们一商量：太康县是农村，很封闭，消息不灵通，而且你一个人，家里人从来不认识，这个人看来没问题是真心，可人家家里人，住时间长了，是不是很讨厌。现在你只能往南走，就是往出走，先回老家金华。

从南阳出发到浙江，路上查得很严，一到站武警就上车了，拿着相片对，肯定没我的相片，我不是被公开通缉者。我坐在乘务员席上，到了金华。金华这家人同我们并无血缘关系，可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现在已经和亲戚一样来往了。这家“亲戚”无微不至的关心和保护我。金华住的时间不长，又去杭州，杭州又住了几个月，为什么长期寄留在金华？火车不通。我起先想从金华转到广州，转广州就给《花城》的主编写了个信，说我想到你那儿去住几天，结果这老兄根本不回信。我又给广西师大桂林的老教授写信，说想到你们那儿去看看，他们都知道了，给我回了信，桂林离金华很近，说是桂林天气酷热，不利避暑。后来还想到海南找李晓东，西大历史系博士，跟我的儿子差不多。结果李晓东由于领学生游行被海南通缉，跑回西安了。

后来想在福建晋江一带找一个船，从台湾转走。结果又没弄成，根本走不成了。有段时间上当的不少，李小东在海南被学生骗了，说给他找好了船，结果一到海滩就被抓了。在看守所关了半年才出来。

我在杭州时，经常跑出去，也没人告密，要抓我的人他们始终不知道我在哪儿。一直到了1990年春节，我才决定回西安，你要抓就抓，春节后我就回了西安，一个私营企业接待了我，后来又把我转到化工厂。后来我干脆公开的回来。张保庆他们知道了，大概是4月份吧，叫原来省政府秘书长张振西把我约出去到一个咖啡馆谈了一回。因为我回来没有公开露面，张保庆找他谈：老林的问题说严重严重，说简单也简单，又没抓到他的手稿，几句话就完了。张保庆所以这么搞，由于上面有压力，一个是省委第一书记给他写了信：对林牧同志的问题，你们不要做得过头。汪峰的信是：对林牧同志，你们不要小题大做。

我敢做敢当，我做好事，又不是做坏事嘛，大概在1990年的5月8号，我给西大党委会和陕西省委写了一封信，大概这样几条：1989年5月18日，我在天安门发表的公开声明，是我经过深思熟虑的由衷之语，从起草、印发和传播，我承担全部政治责任，我不做违心的检讨，让历史去做出结论。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