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鸥，笔名凌之，1988年赴澳大利亚马克立大学读博士研究生，后因病辍学。1990年代初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长篇纪实文学《半壁家园》《海鸥南飞》《刘海鸥作品集》三集、《夕出阳关》、姐妹合集《我们的田野》。
我的大学之路
作者：刘海鸥
01
我的1965 我生于1947年1月份。1953年9月6岁8个月该上学时正赶上实行7岁入学的政策。幼儿园因为我淘气无论如何不肯再留我一年。我妈妈带我跑了好多小学都遭到拒绝，最后终于上了一个私立小学。 于是我成为65届高中毕业生。我没有遭遇过老三届们的艰难困苦，但是却受到了“阶级路线”带来的一切屈辱。 1965年我在北大附中上高三，中国上空已经是政治风云诡谲，我对政治气候一向迟钝，只是埋头准备高考。学工科还是文科我一直举棋不定。报志愿时（那时是先报志愿后参加高考），班主任老师毫不犹豫地指示我（这里留下一个伏笔），学中文，第一志愿报北大中文系。于是我信心满满地报了一溜一流大学中文系。 高考第一门课是历史，我没有经验，一早到黄庄逛街，见新下来的西红柿堆成了山，我买了一个特大特新鲜的西红柿吃掉了。没想到刚一开始考试就想上厕所了，幸而历史题早就烂熟于心，我很快就答完了，连一遍都来不及检查，就交了卷，飞跑去上厕所，才用了一半考试的时间。 文科考得都不错，之前为了考好作文，我们练写了许多篇文章，这些文章稍加改变就可以安在不同的题目下。高考的作文题目是“为革命而学习”。这个题目对于我来说真是手到擒来。我恰恰写过这个题目，当时什么都是为革命而……立即提笔洋洋洒洒。写的都是受当时文风影响的大而无当的空话，每段开头都是“为革命而学习，就要……”满纸泛泛而论。但我确信分数不会低。 英语更不在话下，我是英语课代表，班上第一。 数学考得一般，错了一题，但是八九十分是没问题的。 按照我的估计总成绩该在大学分数线以上。 毕业的操行评语在高考结束后才发给我们（大概是怕影响高考吧），看到评语，我立时透心凉，不仅还是一个毫不留情的“中”，而且把我写得非常糟糕，一两年来我所做的思想改造的努力在评语中丝毫没有痕迹，相反里面仍是充斥着“要努力改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一类的语言。在那样的年代这样的评语基本上就宣判了这个人的政治死刑。自从小学三年级以来我就一直在评语“中”的泥坑中挣扎，但是小学初中毕业时老师都发慈悲给了“良”，我才得以一路考上好学校。而今在这个人生最重要的关头，老师毫不留情地把“中”的标签照旧贴在我头上，哪个大学还敢要？ 我抱着所有的教科书笔记本到海淀的废品收购站，卖了块把钱——三年知识的价值。我的感觉不好，如果考不上大学，绝不是因为成绩，留着这些书不再有用。 然后我把这一切都扔在脑后，去南京的姨姨家玩去了。表弟带我去了南京所有可玩的地方，中山陵、紫金山、玄武湖……离开南京前一天，我们去燕子矶，爬山玩得非常尽兴。大学发通知的前一天，我回到了北京。 那天我坐立不安地等着通知。邮递员一天来两次，上午送的是录取通知，下午才送不录取通知。上午邮递员来过了，没有我的信。我的心凉了半截，怀着万分之一的侥幸心理，没准信件晚到了，下午也许会收到录取信。 下午，几个男同学来我家，都没收到通知，急得不得了。我们一起去住在同福夹道空政文工团的李同学家探问消息。李同学正在游泳池游泳，他考上了哈尔滨军大。他给我们历数谁谁谁考上哪哪哪，我的心已经降到了冰点。
李同学邀请我们上他家里去坐。他家的后窗对着游泳池，回家就从后窗子爬进去，我们就一个个地爬。轮到我时，我只记得爬上了一条腿，然后就失去了记忆。当我清醒过来时，眼前是蓝天晃动，五六个人抬着我正在走路，我半天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还问怎么啦。他们告诉我，我晕倒了跌在地上，游泳池的医生们赶过来抢救，掐人中，见我有了动静就把我抬到李家。 我躺在他家的床上休息了一会。李同学的父亲以为我是从窗子上掉下去摔昏的，一直在埋怨他不该带同学爬窗子。可我知道，我是因为玩得太疯没有休息好，火车上又没有睡觉，再加上等通知的高度紧张，才昏倒的。
同学们把我送回家。傍晚，我收到了不录取通知书，邮递员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同情地对我说：“没关系，明年再考。”我感激邮递员的温暖话语，但是没有明年了，我们早就被要求“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我躺在床上休息，满心绝望。爸爸下班回家，在我的床前站立良久，叹了一口气，他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我不知道。我打心眼里可怜他。 我们班有44位同学，没有考上大学的竟有20人，其中包括学习委员、课代表、团员、好学生。失望的同学们承受着落榜的羞愧（因为一般人看来，只有学习不好才考不上），焦虑着自己的前途。 没考上大学的同学经常聚集一起互通有无，变得空前地团结。看着这些人我总是琢磨不透，名落孙山的为什么是他们？ 余同学，多么有才气的女孩子，写得一手漂亮的文章和书法，会画画，会作曲，曾经自创歌剧，精通古文历史，会唱所有的传统京剧，每次节日联欢会，同学们必把她架上台，表演一段京剧，青衣老旦须生花脸全唱得来，唱得一板一眼的，赢来男女生满堂喝彩。 王同学，学习委员，团干部，学习和表现都是数一数二的。喜欢帮助人，不管有什么学习上的问题，找到他一定给你耐心解释清楚。人也特别正派，正派得竟引来男生们的嘲笑。他的家庭出身不好，但从小就跟他的叔叔一起过，他的叔叔是一个共产党的什么副部长，住在东四头条一个王府大宅院里，离我们家最近。 张同学，能歌善舞，极为聪明，作文在班上也是拔尖的，小字也写得漂亮。她很有个性，在人人以艰苦朴素为荣，穿灰蓝带补丁衣服时候，她穿了一件白底大红团花的棉袄罩衣上学，在灰色的冬季和灰色的人群中那件衣服特别打眼，不光是在我们班我们学校，就是在社会上这样的打扮也少见。同学们对她侧目斜视，议论纷纷，她毫不在乎。 韩同学，冰雪聪明，智商极高，万能解题机。 还有林李杨这些人功课虽不属第一，但都不差。 相反班上一些人学习一贯糟糕，却考上了大学。比如从某同学，如果他能考上，全班百分之百的同学应该都能上大学。偏偏他就考上了，上的是当时所有大专院校排名最后一位的“工商管理学校”（三十多年后，工商管理专业竟成为最热门的一科，学生们的首选。到澳洲留学的中国学生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在读MBA）。有一点我们明白，他是响当当的贫农出身。 总起来说，没考上大学的看起来都不像是“好人家”出身，国民党、军统特务、反革命、地主、右派、海外关系……这些人还有一个共同点：都和班主任的关系不好。这些事令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究竟是班主任在我们的评语上做了手脚，还是仅仅因为我们的出身不好？ 不管怎么不理解，我们必须得面对现实，人们最关心的就是去问问题。那些年落榜者一般是由国家分配作国营企业或民办企业的工人、售货员，或者小学教师。这些工作对于我们这些出身知识分子，出自名牌学校，受过良好教育，自命不凡的年轻人来说不仅不屑一顾，甚至觉得丢脸。而到了我们这一届或上一届，毛主席的知识分子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已经喊得十分响亮。报纸上不断宣传“扎根农村”的好榜样：邢燕子、侯隽。他们都是知识青年，自愿到农村落户，并嫁给了农民。 务农也分等级，最好的去处是生产建设兵团，兵团中则以因周恩来访问石河子而出了名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最上选，东北建设兵团（北大荒）次之，内蒙古建设兵团就更次之。最糟糕的出路是插队。当时的插队和后来文革中的上山下乡运动不同，只是散兵游勇分布到个别的地方，如落入大海的沙粒。多少年后，我们班上去内蒙古临河插队的同学讲起那里的生活，真是不堪回首，她们都在当地和农民结婚了。 九月中旬同学们陆续接到分配通知：余同学小学教师，李同学到房管所，王同学内蒙古兵团，韩同学姜同学内蒙古临河插队，其余的人多是到街道工厂或自谋出路，有两个同学自己联系了新疆兵团，还有一个去看自行车了。 总之，我们绝了上大学的望。 十年后，在内蒙古插队的韩同学带着档案返回北京，她自行拆开档案，才解开了不能上大学之谜。她的毕业鉴定（毕业鉴定是秘而不宣的，与发到我们手中的操行评语内容不同）中引用了她在宿舍说的玩笑话（不知谁汇报上去的），把她说得如此不堪，简直与反动学生无异。在学校意见一栏，仅仅四个字——“不予录取”。就这四个字决定了她的一生。那“不予”二字，不是具有商量余地的“不宜”，而是霸道的“不予”。 再看时间，6月，高考之前已经定论。当我们傻不唧唧地紧张复习，在班主任老师的假意指导下慎重地选择志愿大学，迎接高考时，我们的悲剧已经拉开了帷幕。“不予录取”不仅韩同学独有，张同学当时也打开了自己的档案，也看到了这几个字。我呢？其他人呢？不会有例外的！
这是韩同学档案的部分 当年早已经知道了学生前途厄运的班主任面对着把人生大事郑重其事托付给他的我们，心里会是什么滋味呢？！五十年后，班主任老师在给我们班同学的一封信中做了诚恳的反思。他说“明明知道某些（高考）政策的底线，却仍要装作‘一视同仁’一样去引导同学复习、报考、等待……”（就是说，那时他斩钉截铁地让我报北大中文系，心里却知道你什么大学也上不了）但是班主任又辩解道，他本人无权给学生做毕业鉴定，也无权做出学生是否可升大学的决定，因为他不是党员。没人相信这个说辞，没有人再和班主任计较什么了，但是坎坷一生的落榜的同学们心中的阴影永远难以驱散。 九月中旬，我收到了海淀区教育局的通知——某月某日到教育局报到开会，这就是说我被分配当老师了。 报到那天，海淀区有300多名落榜的毕业生参加开会，出乎意料的是，教育局领导在讲话中说：“你们这些将成为教育战线新兵的毕业生高考成绩都达到了大学本科，因为某些原因不能被大学录取……”什么原因啊？没说。 念完分配小学校的人名单，有50个人没有分配，留下开会，我在其中。领导告诉我们：“你们的高考成绩优秀，将成为中学教师。”我没有像别人一样欣喜若狂，因为我一直抵触当老师，后来多次伺机到农村去。 分配到中学的毕业生参加了五天的集训，集训中几乎每个人都言辞激烈地说要和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做一个教书育人的合格老师。难道我们这些人都是因为家庭原因被甩出来的？我从来不认为我的家庭出身不好——爸妈都在三十年代加入共产党，是抗日的先锋分子，爸爸领导了大学的“一二九”运动，妈妈作为地下党员在国民党军队中以教官身份宣传抗日，如今他们都是国家干部。好吧，退一万步说，这么重视家庭出身的年代怎么就放心让一帮地富反坏右的子女混入“教育战线”，去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呢？百思不得其解。 学习班结束我立刻去北大附中找班主任老师问情况，他说：“是的，因为你爷爷在台湾，不能被大学录取。”我的天，我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个爷爷（文革中为此差点丧命）。班主任还告诉我，是他向教育局推荐我当中学老师的。 在一个重点中学实习了一年之后，我被正式分配到北京海淀区永丰公社农村中学。一呆就到了1978年。 02我的1978 1977年大学开始重新招生，招考范围除了应届毕业生外，还包括1966年以后被耽误了十年学业的历届学生。那些有志上大学的“老学生”重新拿起课本，励精图治，准备一博。我所在的中学就有三个年轻老师考上了大学，均是重点大学。这三个人恰好都是北大附中的各届毕业生，我这个老北大附中对他们羡慕之极，特别是其中一个和我同年，上学晚点，是老高二的，他有资格考，我就没有，文革前高中毕业生不在这次的招生范围，心中无限惋惜。 1978年春节后的一天，丈夫老宋从学校里拿来一张北大研究生的招生简章，说大学恢复招收研究生，你可以报考研究生。大学本科已经让我肃然起敬，眼巴巴地望着它的门槛爬不上去，更何谈研究生。我说绝对没可能。老宋坚持说可以考一个试试，即使考不上也没有任何损失。我动心了，那时我已经没有什么雄心壮志，只是想换个学校，离家近点，考研究生倒是一条途径。 考哪科呢？我接过招生简章，目光首先落在北大中文系，那是我高考那年的第一志愿，可是那些必读书什么史什么学什么概论，听都没听过，更不知到哪儿去找，没有希望。再看历史系，也不行。法律系更没门。只有哲学系还沾点边，起码《矛盾论》和《实践论》我看过，而且看过多次，在我的概念中哲学就是《实践论》和《矛盾论》。我的选择无可奈何地落在了北大哲学系马列主义哲学史专业，就试试它吧。再一看必读书，又是脑袋发晕，浑身冒汗：《两论》只是沧海一粟，要读马恩列斯毛和国内哲学家的主要哲学著作，要读世界史工运史共运史联共（布）党史，还要考数学和英语。 幸而那些马恩列斯的哲学著作我家里全有，文革期间，文学书籍都抄了烧了，仅仅留下一柜子马恩列斯毛。
我完全不知从何入手开始准备，爸妈的朋友中有几个搞哲学的。妈妈带我去请教中央党校的副校长韩树英。1949年以前他是大连教育局副局长，妈妈是大连师范学校副校长，与他常有工作来往。韩树英问我都读过什么哲学著作？读过《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吗？没有。读过《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吗？没有。《反杜林论》？没有。《自然辩证法》？没有。《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没有。那么至少应该读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大纲）吧？也没有。韩树英摇摇头：“这些书粗读也至少需要一年，你首先要细读一下我和艾思奇同志合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明后年再考吧。” 我们又去找了爸爸的高中同学任继愈，他是搞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也很不以为然，只说那些东西得精读，有问题可以找他。 尽管专家们都说不行，我也要试一试。对我来说，考研究生的目标并非当个哲学家，而是换一种活法，更主要的是考我有多大潜能。自从大学落榜，我对自己就失去了信心，尽管我知道那是因为我资质以外的原因。想到这一点，我就有一种摩拳擦掌的兴奋。学校里的好多人都用一种莫名其妙的眼光看我，好像在等着看我的笑话。更有老师讥讽：“刘海鸥想考研究生？纯粹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不管别人怎么说，既然我已经打算吃天鹅肉，好歹也要尝一尝。 我日夜兼程啃完了所有的必读马列经典著作，写满了两个笔记本，记住了世界史工运史共运史上所有重大事件的时间过程结果意义，做完了高三数学课本的数学题，背下了一本英语语法书。白天还要教课，这一切主要是用晚上时间，我几乎每晚都读通宵，只是在凌晨三四点钟最困的时候迷糊一阵。 我利用一切空闲时间背英语单词，骑车回家时手持一个英语单词小本，一路背诵。 仅仅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完成了全部学习。整理书本带回家时，才发现我这两个月读的书加起来竟有一米多高。最让我骄傲的是，我的体重达到了我历史上最辉煌的数字，一百零六斤，减少了二十多斤。就为这个，考不上也值得。 应考那天，北大图书馆考场前拥着上千男女考生，多是文革前那几届的老大学生，个个气度不凡，胸有成竹。见此阵仗，我竟头一晕，坐在台阶上喘息了一会儿。待第一门政治考卷拿到手里，心才平静下来，不难，那点事情早已了然于心。 专业课的考试也发挥得很好，答案都可以在我看过的书里找到。唯一知道的错误是把被恩格斯誉为新世纪曙光的旦丁写成海涅。考完专业课，心已放下了一大半。
英语考试允许带字典。进入考场，吓了我一跳，只见人人都带了一两本辞海那么大的英汉词典，见都没见过，而我只带着巴掌大小的郑易里的袖珍字典。凭着这个小字典，竟也啃完了一篇列宁和第三国际的文章。 数学也不难，感谢北大附中的数学课，我那时虽不用心学，基础也够扎实。十三年过去了，连解析几何都还能对付，只是忘记了一个算利率的公式，问的是一笔存款二十年后增长到多少，我只好一年一年利滚利地手算（那时连个计算器都没有），算了一个钟头才得出答案。 如果考题我都能答出，对那些老大学生们不更是易如反掌？考完试回家睡了一天，不再抱什么希望。 一个多月后，一天早上一群坐公交车上班的老师到校后，争先恐后地告诉我：“你考上研究生了！你考第一。”他们哪儿来的消息？原来我们公社某小学有个老师的丈夫是北大哲学系的老师，负责招生，看到我的考试总分第一，想不到永丰公社还“藏龙卧虎”，就问他的妻子是否认识刘海鸥这么一个人。一般来说，全公社的中小学老师经常一块开会学习，不认识也知道。小学老师在车上把这消息告诉了中学老师。 我将信将疑，不敢高兴，直到收到了成绩单和复试通知，心才落地。我的专业成绩平平，才78分，是数学（83分）和外语（61分）给我帮了大忙，这两门虽然分数也不高，但是有些考生专业成绩拔尖，数学不及格，外语零分。 参加复试那天早上，骑车经过清华大学，听见学校的大喇叭里正在播送报纸社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边骑车边听了两耳朵，记住了几句关键的话。复试的论文题目竟然真是《论检验真理的标准》。我不知从何而降神来之笔，一气呵成写了三四千字。纸不够用，要了一张又一张，把监考老师都逗笑了。后来我的指导教师黄楠森先生跟我说过几次：“我真佩服你，考试三个小时的时间，竟能写出四千字的论文，我是做不到的。”据消息灵通人士说，复试成绩又是我第一。 口试由郭罗基先生主考，问我如何看待中国统治阶级的“让步政策”在改朝换代中的作用。过去我们学过的观点，基本持批判态度。我头脑一热，大胆地发表了一个文革中被彻底批判，当时还未被“正名”的观点：中国统治阶级在改朝换代中的“让步政策”对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的积极作用。 总而言之，一切都出于偶然性，如果不是丈夫发现一张招生简章，如果不是恰巧家里有马恩列斯的书，如果不是听见两耳朵大喇叭播的社论，我也许至今与哲学无缘。 我收到了北大哲学系研究生录取通知书，终于在三十一岁时跨进了大学的校门。
我对研究生完全没有概念，也不知道该怎么读。第一次开会时黄先生问我们各自准备研究什么题目，我说：“我想研究中国人为什么这样。”把大家逗笑了。我实际想说的是，中国人民群众在文革中到底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刚刚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平反了文革中重大的与高层领导的有关案件，从根本上架空了文化革命“成果”，也就是说文革没有一件事是正确的（后来1982年召开的中共第十二届代表大会上以文字决议的形式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 我实际上是困惑的，因为否定文革就是对我这十年生命的否定，这十年我即使没有百分之百也至少把自己百分之八十的青春精力热情投入了文革之中。我几乎脱胎换骨地换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按照文革给我们指定的标准所变的“新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斗士，然后一下子这些都是错误的，反动的。就像文革开始时一样，我又要否定自己的一切作为，来一个否定之否定，尽管没有人要求我这样做，尽管这样做是痛苦的。但是我不能这样糊里糊涂地翻来覆去，我必须搞明白，为什么我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国人民能够一呼百应地狂热地投入这个错误的运动，这和几千年中国社会的结构、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人的民族性有什么关系。若是再碰上一次这样的革命（“每隔七八年来一次”），我不能再把自己来一个否定之否定之否定了。 我的问题尚不属于当时哲学系所研究的范围，只能暂时存疑。 哲学系共招了三十几个研究生，分别研究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我们“马哲史”班有七个研究生，其中三个老大学生，两个工农兵学员，两个（包括我）高中毕业生。读研的三年中，有一个同学因为精神问题退学，一个同学中途出国。最后五个人完成学业。 我们的导师有黄楠森（本应是“黄枬森”，但多数人读错枬字，无奈只好改名）先生、郭罗基先生、宋一秀先生。我非常荣幸地被黄楠森先生收为研究生弟子，他看上了我复试的答卷，把我的研究方向定为马克思主义认识史，黄先生在这个领域有相当高的造诣。 我们的课程为小组授课，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西方哲学史、黑格尔《大小逻辑》、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宗教史、逻辑学、艺术史、第二外语（我选了德语）。没上过大学的还要和本科生一起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工运史，还有高等数学（微积分）等大课，以补足哲学本科的基础知识。 在小组授课中，教授们的讲授不再是给本科生讲大课那样中规中矩，常常有一些自己的闪光思想和大胆论证。最敢于发表异端见解的是郭罗基先生，这位先生个子矮小精致，戴着同样精致的眼镜，有一种漠视一切的神态。我的入学口试时就是他主持的，当时感觉他盛气凌人，所提问题也比较刁钻，好在我应付过来了。他授课不按常理出牌，讲的几乎都是社会政治问题，提倡思想解放，言论自由和政治民主。 郭罗基先生观点新颖大胆，敢说当时没人敢说的话。听他的课收获最大，那真是一种精神刺激，让我的思路大开，并有一种重新审视一切的跃跃欲试的冲动。他把这些观点系统地写成几篇文章《思想要解放，理论要彻底》《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等在1979年的《红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这些文章惹怒了上峰，下令将其逐出北京…… 黄先生的课也好，他在1957年曾经被划为右派，仍是坚持真理，他给我们讲他学术研究的见地，学问扎实，不落窠臼。他为人平和，表达观点时也是不露锋芒，但绵里藏针。他是一个真正的学者。 我学习从来没有这么努力过，除了细读马列著作，还认真阅读了黑格尔的《逻辑学》，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等，做了大量的读书心得笔记。后来我对现代西方哲学和科学哲学又发生了浓厚兴趣，以我的自然科学基础弄明白科学哲学的研究内容是十分困难的，但是他们的理论对我认识问题的方法大有启迪。
我发觉我最喜欢的课是朱德生先生的西方哲学史。它给我呈现了一个人类大智慧的发展历程，相比起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只能算是这棵智慧之树上的一根枝桠。而这棵树上的另一根枝子——唯心主义令我有了全新的思考。过去一贯的宣传让唯心主义变成了一个万恶之源的标签，在“工农兵学哲学”的大批判中，一切坏事情的思想根源都是由此产生。唯心主义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不过是为政治偏见所绑架而形成的一个概念，在对唯心主义批判的同时培养了人们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恩格斯说唯心主义是人类智慧之树上不结果的花朵（大意），读了西方哲学史才发现唯心主义的产生发展不仅是花朵，而且果实丰硕，在某种程度上唯物主义也是它的果实之一。对唯心主义的公允评价哲学史上早有之，我国的哲学工作者早期也有过论述，但是1949年以后中国的哲学体系完全照搬苏联，对所谓的资产阶级哲学体系及其研究者持批判态度。同时，唯物主义在历史上也不是永远带着神圣的光环，他产生时就带自身瑕疵——机械性。尽管后来有辩证法辅佐，仍然难以避免武断的决定论，从而导致对人性和人的价值的否定。 我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重新认识，在今天已经是哲学最一般的常识，但那时对我来说不仅是重大发现，而且开始动摇了二十多年来以权威形式灌输给我们的对某种思想体系的信念，动摇了我已经形成的融化在阶级划分中的黑白思维方式。 从1978年到1981年读研究生的这三年正是中国社会大变革时期，各种思想又进入了新一轮百家争鸣的时代。新思想和旧势力你争我夺，你上我下，异常活跃。 在思想解放的大潮中，有一朵浪花是自由派文人掀起。1978年我看到了一本手刻蜡板油印杂志，叫《今天》，由北岛等人创建（当时并不知道北岛为何人）。翻看杂志，我立刻被镇住了，其中的小说诗歌与建国三十年来所有的文学作品都不一样，也可能是受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我那时不知道什么是现代派，但是我在《今天》看到的是面目一新的作品。我迫不及待地订了这份杂志，1978年12月第一期，还附送一张照片，一束逆光的芦苇。 《今天》杂志里有很多社会批判的思考和谈话，但我印象最深的是赵振开（北岛）的小说《波动》，讲的是以文革为背景的年轻人的爱情故事，不同于其它悲悲戚戚发泄愤怒的伤痕文学，小说开放式地描述正常的爱的感情，以人性的魅力冲击着读者的心灵。写作手法也别具一格，以不同人物的叙述为结构，小说原来是可以这样写的。《今天》出到1980年七月第九期就被迫停刊。这九本杂志我一直珍藏着，直到离开中国。
七十年代末中国国门遮遮掩掩向世界打开了一条缝隙，外面的东西立刻蜂拥而入。惠及普罗大众的首先是物质层面的变化，妈妈的弟弟我们在香港的大舅汪华祚，就像是这个变化的使者。1980年他从香港来北京探望妈妈，那是他们分别几十年后第一次相见。大舅带来满满一箱子港货——乔其纱连衣裙、蛤蟆镜、砖头式录音机、大量的华语粤语流行歌曲磁带，从邓丽君的全套歌曲到《鬼马歌》（后者妈妈竟然喜欢听）……
我们每个人都分到了大舅带来的裙子，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漂亮的乔其纱连衣裙，简直不好意思穿出来。一个朋友见到了不由分说，强行拿她的一条裙子“换”走了这条连衣裙。不管怎么说，我敢于穿裙子了，从刚开始试试探探的过膝半截裙到后来自己设计和缝制的无袖连衣裙，我终于突破了蓝衣服灰裤子的束缚。 还有，一种已经消失了十几年的发型在市面上流行起来——卷发。我也未能免俗地烫了头发。 音乐对我冲击最大的可能算是邓丽君的歌曲，在她之前我曾听过上海的朱逢博唱喜儿，已经吓了一跳，绵软柔和，与文革样板戏中喜儿刚烈的演唱大相径庭，隐约觉得这不唱成了靡靡之音吗？邓丽君的歌不止软绵绵，歌词也都是你情我爱。刚从不允许公开讲爱情的时代走过来的我们，被这些歌曲搅合得惶惑不已。听着邓丽君的歌我的心中总有两种东西在打架——十几年来已从耳际植入大脑的铿锵强健的声音和突然冒出来的柔软优美的音调，该抗拒哪个接受哪个呢？ 有一次我把砖头收录机和邓丽君歌曲磁带带到宿舍给同学听，一会儿隔壁中文系的研究生来敲门，满脸严肃地请我们降低音量。其实我们播放的声音一点也不高，夏天各宿舍都敞着门，歌声低回流荡，看来困惑的不止我一个。 收录机给我带来的不只是邓丽君，更有销声匿迹十多年的西方古典音乐。一天同宿舍的丁同学带来一个磁带给我们播放，乐曲一开始就把我们的情绪带到一个辉煌的顶峰（用通俗的话说，头发根都炸起来），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太好听了！那时收音机里还很少播送外国音乐，音乐爱好者们不知从什么途径用磁带录制了贝多芬肖邦柴可夫斯基……音乐大师们的杰作，然后就像文革中的手抄小说一样，一传十十传百地互相拷贝。有一个公派留学日本的朋友归国后，借给我一大堆在日本电台转录的古典音乐，包括贝多芬全套的交响乐和钢琴奏鸣曲，我再次转录，音质虽然很差，还是让我如醉如痴。
改革开放带来的另一个冲击是交谊舞。1979年北大学生会贴出一张告示——某月某日在第一食堂举办一场大型交谊舞会。“交谊舞”，这几乎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同义语（我们叫“交际舞”，更有些暧昧的意思）。文革前几年交谊舞在一浪接一浪的阶级斗争中就已经绝迹民间，只有州官有权放火——“三座门”、中南海的舞会从来也没有停止过。据参加者说，江青场场必到，当她一出现在舞场，乐队立即奏响《我的太阳》。 这是文革后的第一次大学交谊舞会，同宿舍西哲史的女生们兴奋不已，老早就在议论此事，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可惜我们这一代人均为舞盲，没人会跳，干着急。丁同学周末回家跟人学了三步四步，回到宿舍拉着我们一个个地教，教的也笨，学的也笨。舞会那天，室友们早早打扮整齐，穿上花裙子，抹上口红相约而去。 我也非常想去，哪怕是看看热闹也行，又自惭形秽，顾虑重重，怕自己岁数太大被人笑话；怕自己身材不好，叫人看不上；更怕自己的身份（马列主义哲学研究生）不合时宜。前思后想，终于没敢去，只能等着听室友回来汇报（据说她们也只是干站着看，没有舞伴）。 舞会后我们系研究生有党员干部批评：竟有党员参加交谊舞会，又表扬了我们马哲史研究生没有一个参加。这么一来，我只好收回了跳舞的那颗心，继续假扮一个马列主义的卫道士，尽管心里无限羡慕那些在舞场飞来飞去的大胆女孩。 从“门缝”挤进来的外国电影给我打开了又一个世界，文革中很多年只有样板戏的电影，几乎全国人民都能唱整出样板戏，还有就是反复上映的战争教学片《地道战》《地雷战》以及几部越南朝鲜阿尔巴尼亚的片子，连小孩子们都谙熟其中对白。 文革中有一种电影叫“内部参考片”，无论封资修，哪国的都有，专门放给毛泽东江青，还有高干及其子弟过瘾的，一般民众只能反复地看那几部外国革命影片。有一次有两部内参片《啊，海军》《山本五十六》的票子竟也下放至我们农村中学，但那是因备战的需要而教育民众，并且只能党员干部，出身纯正者和积极分子去看，像我这样的群众只能留在单位学习《毛选》。 八十年代初仍然没有多少外国影片上映，但是观看“内参片”的范围扩大了一些，特别是惠及了“文化人”。爸爸常常能得到内部电影展的票，自己不去，给了我们。我第一次看的“内参片”是美国电影《音乐之声》。1949年以后中国只放映过一部美国电影，片名忘记了，黑白片，是讲工人罢工的左派影片，看得我只想中途退场。而《音乐之声》给我的感受只有两个字——“震撼”，原来美帝的歌曲那么好听，原来美帝也表现那么纯洁的爱情，原来美帝也反法西斯……那些穷凶极恶的面孔隐藏在哪里呢？这与我们接受的教育相去何其远！这部电影是不朽的经典，我出国以后又多次观看，百看不厌。 我还看了苏联的《战争与和平》，四部巨制，其人物刻画的精准（和我看书时脑子里的人物形象一样！）和场面的宏大独一无二，只有苏联才能做到。久违了，伴随我们长大的苏联电影；久违了，我最崇拜的苏联演员邦达尔丘克（为电影《战争与和平》的编剧及导演，并饰演彼埃尔）；久违了，吉洪诺夫（饰演我最喜爱的安德烈。早在少女时期看了他主演的《海军少尉巴宁》，曾让我心灵久久震颤）；久违了，上译厂一众优秀配音演员。我们落后了世界有多远多远呀！ 性开放对中国人也是一大冲击，人们已经被十年八个样板戏中没有家庭没有配偶的中性人折磨得几乎性无能。我们中学有个老师是从兵团回来的知青，她和男朋友准备结婚时，才刚有了初吻的举动。本来她根本不知道结婚后要干什么，接吻时她感到了男友身体的异动，就突然联想到了兵团的公猪交配时的样子，恍然大悟，原来人发情的身体反应也和猪一样。跟我们一说，没把我们笑死。 更有甚者，我同宿舍的老师结婚一年多没有怀孕，老唠叨不知为什么怀不上，我劝她去医院检查一下。从医院回来说：“臊死人了，医生说我还是个黄花大闺女呢。”我说：“姑奶奶，您这一年晚上都干嘛了？”（她的回答就不细说了）一个小单位就这两档子笑话，全国人民中这种事例定不在少数。 打开国门一看才知道电影里外国人刚一认识就上床，原来人们可以那样生活，可以那样做爱。这事怎么可能发生呢？ 北大一些学子也有点闻风而动的冲动。一天我在校园里骑车，碰上同向而骑的一个研究生，就聊起天来。他告我：“我正在研究性问题，我看了很多外文书籍，发现我们对性的了解落后于西方社会几十年。现在西方人对性是非常开放的，他们可以经常更换性伴侣。性和婚姻在一定程度上是脱节的，而且不牵涉道德问题……”他问我：“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我想了一下：“我赞成性一定要建立在爱的基础上。不过根据唯物辩证法的理论，世间万事万物都处在变化之中，感情这东西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爱情发生变化或者已经不存在，那就可能有两种结果，离婚或产生婚外情。”他说：“你说的太有道理了，我们应该深入地谈一谈。这样，你今天晚上到我宿舍来，我们宿舍没人，我们好好聊聊。”看着他激动得迫不及待的样子，我噢了一声就骑走了，心里“哼哼”冷笑两声，等着去吧。
转眼就到了写毕业论文的时候了，选题时黄先生说，你复试写的“论检验真理的标准”很不错，你就在这个基础上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吧。两年的学习，已经使我在认真思考每一个命题。我觉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提法并不完全科学……实际上“黑猫白猫论”就是这条命题的的通俗表述，“黑猫白猫”在国民经济几近崩溃的时代是改善民生的权宜之计，但长此以往，它可能会导致实用主义的社会后果。这是我论文的基本思想。 1980年全国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会议在四川乐山召开，黄先生带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参加者全都是中国哲学界顶级大腕，高谈阔论，应接不暇，我不敢在大师们面前发言，认真听着，听来听去无非是给“实践标准”找出哲学理论的根据。 休会时间，黄先生在乐山大佛山顶的亭子里跟我谈论我的论文，一章章地分析。总体来说，他赞成我的观点，并给我提出修改意见，使论述更臻完整。 1981年的7月我在妈妈家改写最后一稿论文，这时我已经怀了第二个孩子四个月。这一年遇上罕见的酷暑，巨热而且闷湿，汗水蒸发不掉浑身粘嗒嗒的，我和妈妈干脆打赤膊。我写，妈妈帮我抄。稿子改了一遍又一遍，完全靠手写，汗如雨下，胳臂下垫了厚厚一层报纸，以防汗水打湿稿纸，一会儿就要换一叠报纸。晚上，地上铺一张席子睡觉，仍是热得睡不着。终于在七月的最后一两天下了一场倾盆大雨，天气立时凉快下来，我的论文也完成了。 论文答辩时，中国研究马哲的“泰斗”们对我的论文提出了许多质疑，我已经不记得是什么问题了，只记得我侃侃而谈，一个问题也没难住我。当然通过了，也许成绩还不错，因为我被列在了留校的名单上，是马哲史研究生唯一的一个。这个夏天在我脑子里只留下了几个印象——酷热、席地而睡、妈妈赤身抄论文……我不记得我曾对妈妈说过一个谢字，可能还因为心烦和她争执过，现在想起来多么对不起她呀。 2015年我去了一趟北大图书馆，想在研究生论文档案室里搜寻我的论文（用复写纸抄了一式三份），但是没有存档，在我们之前的研究生论文根本没有，只能感叹当年的文档制度太不健全。 我的观点如投入深潭的小石子，无声无息。
写完论文就是等待分配了。文革后的第一届研究生非常抢手，中直机构早已经派人来物色对象。我们的分配方向绝对错不了。我没考虑去什么单位，离开永丰我已经十分满足，更加不可告人的是我已经“偷偷”怀上第二胎，那时候已经是严重违纪甚至“违法”的事情，我非常地低调，希望不要引起任何人注意。一天在校园里碰见给我们上英语课的教授，开口就说：“恭喜你呀！”我说：“恭喜什么事？”他说：“你还不知道吗？你留校了。”感谢黄先生对我垂青，我心里却因为“二胎”一事充满不安。 正式公布分配方案时，我被分到《红旗》杂志社工作。有人告诉我“你留校的位置被人顶了”，我根本不在乎，对那个人（他已经向我道歉了）一点怨言也没有，反而心里坦然了，要不然怀孕事发怎么面对黄先生和北大的信任。 我知道自己其实不适合学哲学，没有严密周全的头脑，没有能言善辩的口才，且感情用事逻辑混乱。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时，读上三五页就睡着了，醒来接着读，读读睡睡，睡睡读读。读完了，问我讲的是什么，不知道。至今三年研究生学到的东西早已化为一团烟雾，在眼前消散。脑子里只模模糊糊留下几个哲学家的影子和一些似是而非的哲学箴言。 但是我非常感谢（当年的）北大的自由空气，感谢（当年的）北大教授的开放思想，从这里开始，我的“思想改造”进入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对过去十几年的否定，我终于一点一点地找回了自己，尽管这又花费了我若干年的时间。同时我入学时想解决的课题“群众在文革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也渐渐地找到了答案。这又是一篇大文章，此文就不尽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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