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宜三：宋永毅谈文革研究新动向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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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三日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举行了一个活动，著名文革研究专家、在美国加州洛杉矶大学图书馆任职的宋永毅应邀作了题为《一个亟待澄清的历史真相：造反派和“三种人”问题》的报告，在演讲及在和与会者交流的过程中，宋永毅介绍了现今的文革研究动态。

历史真相、集体记忆宋永毅本人的研究致力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挖掘历史真相，一个是澄清或恢复历史记忆。他透露，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今年五月将在纽约举行“文革四十周年讨论会”。

对于目前海外的文革研究，宋永毅介绍，美国汉学界有三句话：对历史学来说太年轻，文革时间不远才四十年，西方史学界更愿意研究先秦、老子等等。作为政治学来说，又太老；不如乡村研究、选举问题、金融改革等，这些项目在美国很容易获得资源。作为社会学，缺少必要的信息。想做模型数学研究，文革数字怎么统计？比如文革倒底死了多少人，西方也有学者硬做模型研究，例如哈佛大学有个教授，申请了一大笔钱，雇了好多研究生，把所有县志、市地志中记录的死人数字输入电脑。这样做，有好多问题，因为县志都靠不住。县志有两个版本，两个版本在讲武斗死人、杀人时，差距实在太大。像道县文革大屠杀，全家死光了，只写一个人户主名字，所以即便亲自去查，也靠不住。

研究动向和出版状况目前一些动向：第一，研究相似性和差异性。高华研究刘少奇搞“四清”，就看出毛刘之间有很多相似性。宋介绍自己正在写《论刘少奇对文革的独特贡献——你不知道的故事》，刘少奇在四清时很多东西搞得比毛泽东还要左，这是体制的原因。

第二，是当代性与历史性概念，即远和近的问题。以前把文革当历史来研究，文革错误发展到顶端，大家就都想改，但又很难改。邓小平，当然改也难；但胡锦涛大不了我几岁，他现在搞的也还是文革那一套。这与他文革经历也有关系，他在文革中是清华大学的“四一四”派，他坚持“四一四”思想理念，他们认为中国的黄金时代是文革前的十七年。有个美国教授在研究胡锦涛经历和执政方针关系。

第三，轮廓性与具体性。如文革史，有严家其、王年一、金春明，还有好几本，越写越差，美国则很少有学者去写文革史，首先他很难了解那么多东西；其次他们做研究方法非常具体。以前为了不争论，搞“宜粗不宜细”；现在过了四十年，要宜细不宜粗了。

关于文革的英文著作中，今年出的最多的就是私人回忆录，而且畅销。以前是张戎《虹》，印了一千多万，有英文、日文等各种语言版本；红卫兵回忆录很多，自张戎以来有二三十种。中文的，就差些，因为都经历过，故事不新鲜；英文的，在美国人看起来，就新鲜些，比较畅销。今年还有两本书要出版，刘国凯《论人民的文革》、周仁卓《文革造反派真相》，都很有深度。

还有一类，如陈伯达、王力、林彪集团那些人，他们和他们的家属断断续续都有书在出，想办法在海外出版回忆录。这对揭露历史真相有好处，中共历来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整群众，现在出现原来是首长、领导的，愿意斗斗他们的老首长、老领导，也很好；领导斗领导，也可以揭示出历史真相。

文革中地富反坏右整体没有罪

有个听众介绍了蒯大富近况，蒯自认是小虾米，受了利用。一九七○——一九七八年被“双规”，后来又被判刑。有文革情结，对毛、江青、张春桥还有感情。宋为这一些人感到悲哀，说他们这些人是“活化石”，他们当时最风光，最接近权力，后来又没有很好反思。

听众提到王若水《新发现的毛泽东》时，宋永毅说，毛搞大跃进，饿死了几千万人，被迫在七千人大会上做了个很不像样的检查。毛一直想翻这个案。他确实如王若水所说，总是用第二个更大的错误去掩盖前一个错误，结果恶性循环，引致文革爆发。在政治理论、意识形态上，毛刘邓没什么太大差别。

在政治理论上毛刘邓没太大差别

笔者问，笔者当年是大学生，响应毛揪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理人物”的号召，起来造反。可是揪了党内、政内的走资派后，军内的走资派就不让揪了。揪了就是“毁我长城”。另外，毛泽东这个人历来搞运动总是以右开始，以左结束，从延安整风、反右、庐山会议，到文革，无不如此，如何解释？

宋回答：军队问题，何蜀写过《论揪军内一小撮》，说毛开始是想揪军内一小撮的，但文革中其他国家机器都垮了，要靠军队来维持局面。毛历来注重军队，把军队置于他绝对控制之下。一旦群众运动触及到军队，当然引起反弹，几个老帅、军区、许世友这些军阀一反弹，毛泽东就只好牺牲群众了。毛是典型的机会主义者，他在《十六条》中明明说过搞巴黎公社，搞选举，最后都给他否定了。他骗人嘛，也不一定，他只是心血来潮，他觉得真理都在他手里。一旦他的理论动摇他的权力，他当然孰牺牲他那些不牢固的理论。理论只是为他制造合法性、正确性吧了。

宋永毅认为，文革并不是计划好了的，绝对是失控，毛一会儿说文革搞一年，一会儿说文革搞两年，可老结束不了，直到他死了才结束。毛不是神，以前喊“跟着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前进”，有什么部署？实际上他也是和邓小平一样，摸着石头过河。

至于文革目的，一般认为文革是权力斗争，毛认为他的大权旁落，认为刘少奇是赫鲁晓夫。王力雄的《论毛泽东和他的人间天堂》写得很好，强化了毛的诗人气质，是理想主义者，是乌托邦主义者，他认为毛要在人间建他的天堂。这就很糟糕，像毛、萨达姆这样的独裁者，又写诗又写小说，为害最大。毛搞《五七指示》，让充满问题的人来建设没有问题的人间天堂，结果倒退到封建、独裁那里去了。

文革四十年的教训，还是民主、法治两点。中国不缺“位卑不敢忘国忧”的士，也不缺乏能人，关键是制度。中国制度是反淘汰制度。现在言论空间大了，因为中共权威性减弱了，胡锦涛没有毛泽东那样绝对权威。宋永毅强调，每个人都想当戈尔巴乔夫，中国的变化就大了。


转自《动向》２００６年３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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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宜三：宋永毅談文革研究新動向

【大紀元3月21日訊】三月三日香港中文大學大學服務中心舉行了一個活動，著名文革研究專家、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大學圖書館任職的宋永毅應邀作了題為《一個亟待澄清的歷史真相：造反派和「三種人」問題》的報告，在演講及在和與會者交流的過程中，宋永毅介紹了現今的文革研究動態。

歷史真相、集體記憶宋永毅本人的研究致力於兩個方面，一個是挖掘歷史真相，一個是澄清或恢復歷史記憶。他透露，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今年五月將在紐約舉行「文革四十周年討論會」。

對於目前海外的文革研究，宋永毅介紹，美國漢學界有三句話：對歷史學來說太年輕，文革時間不遠才四十年，西方史學界更願意研究先秦、老子等等。作為政治學來說，又太老；不如鄉村研究、選舉問題、金融改革等，這些項目在美國很容易獲得資源。作為社會學，缺少必要的信息。想做模型數學研究，文革數字怎麼統計？比如文革倒底死了多少人，西方也有學者硬做模型研究，例如哈佛大學有個教授，申請了一大筆錢，僱了好多研究生，把所有縣誌、市地誌中記錄的死人數字輸入電腦。這樣做，有好多問題，因為縣誌都靠不住。縣誌有兩個版本，兩個版本在講武鬥死人、殺人時，差距實在太大。像道縣文革大屠殺，全家死光了，只寫一個人戶主名字，所以即便親自去查，也靠不住。

研究動向和出版狀況目前一些動向：第一，研究相似性和差異性。高華研究劉少奇搞「四清」，就看出毛劉之間有很多相似性。宋介紹自己正在寫《論劉少奇對文革的獨特貢獻——你不知道的故事》，劉少奇在四清時很多東西搞得比毛澤東還要左，這是體制的原因。

第二，是當代性與歷史性概念，即遠和近的問題。以前把文革當歷史來研究，文革錯誤發展到頂端，大家就都想改，但又很難改。鄧小平，當然改也難；但胡錦濤大不了我幾歲，他現在搞的也還是文革那一套。這與他文革經歷也有關係，他在文革中是清華大學的「四一四」派，他堅持「四一四」思想理念，他們認為中國的黃金時代是文革前的十七年。有個美國教授在研究胡錦濤經歷和執政方針關係。

第三，輪廓性與具體性。如文革史，有嚴家其、王年一、金春明，還有好幾本，越寫越差，美國則很少有學者去寫文革史，首先他很難瞭解那麼多東西；其次他們做研究方法非常具體。以前為了不爭論，搞「宜粗不宜細」；現在過了四十年，要宜細不宜粗了。

關於文革的英文著作中，今年出的最多的就是私人回憶錄，而且暢銷。以前是張戎《虹》，印了一千多萬，有英文、日文等各種語言版本；紅衛兵回憶錄很多，自張戎以來有二三十種。中文的，就差些，因為都經歷過，故事不新鮮；英文的，在美國人看起來，就新鮮些，比較暢銷。今年還有兩本書要出版，劉國凱《論人民的文革》、周仁卓《文革造反派真相》，都很有深度。

還有一類，如陳伯達、王力、林彪集團那些人，他們和他們的家屬斷斷續續都有書在出，想辦法在海外出版回憶錄。這對揭露歷史真相有好處，中共歷來挑動群眾鬥群眾、群眾整群眾，現在出現原來是首長、領導的，願意鬥鬥他們的老首長、老領導，也很好；領導鬥領導，也可以揭示出歷史真相。

文革中地富反壞右整體沒有罪

有個聽眾介紹了蒯大富近況，蒯自認是小蝦米，受了利用。一九七○——一九七八年被「雙規」，後來又被判刑。有文革情結，對毛、江青、張春橋還有感情。宋為這一些人感到悲哀，說他們這些人是「活化石」，他們當時最風光，最接近權力，後來又沒有很好反思。

聽眾提到王若水《新發現的毛澤東》時，宋永毅說，毛搞大躍進，餓死了幾千萬人，被迫在七千人大會上做了個很不像樣的檢查。毛一直想翻這個案。他確實如王若水所說，總是用第二個更大的錯誤去掩蓋前一個錯誤，結果惡性循環，引致文革爆發。在政治理論、意識形態上，毛劉鄧沒什麼太大差別。

在政治理論上毛劉鄧沒太大差別

筆者問，筆者當年是大學生，響應毛揪出「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的資產階級代理人物」的號召，起來造反。可是揪了黨內、政內的走資派後，軍內的走資派就不讓揪了。揪了就是「毀我長城」。另外，毛澤東這個人歷來搞運動總是以右開始，以左結束，從延安整風、反右、廬山會議，到文革，無不如此，如何解釋？

宋回答：軍隊問題，何蜀寫過《論揪軍內一小撮》，說毛開始是想揪軍內一小撮的，但文革中其他國家機器都垮了，要靠軍隊來維持局面。毛歷來注重軍隊，把軍隊置於他絕對控制之下。一旦群眾運動觸及到軍隊，當然引起反彈，幾個老帥、軍區、許世友這些軍閥一反彈，毛澤東就只好犧牲群眾了。毛是典型的機會主義者，他在《十六條》中明明說過搞巴黎公社，搞選舉，最後都給他否定了。他騙人嘛，也不一定，他只是心血來潮，他覺得真理都在他手裡。一旦他的理論動搖他的權力，他當然孰犧牲他那些不牢固的理論。理論只是為他製造合法性、正確性吧了。

宋永毅認為，文革並不是計劃好了的，絕對是失控，毛一會兒說文革搞一年，一會兒說文革搞兩年，可老結束不了，直到他死了才結束。毛不是神，以前喊「跟著毛主席偉大戰略部署前進」，有什麼部署？實際上他也是和鄧小平一樣，摸著石頭過河。

至於文革目的，一般認為文革是權力鬥爭，毛認為他的大權旁落，認為劉少奇是赫魯曉夫。王力雄的《論毛澤東和他的人間天堂》寫得很好，強化了毛的詩人氣質，是理想主義者，是烏托邦主義者，他認為毛要在人間建他的天堂。這就很糟糕，像毛、薩達姆這樣的獨裁者，又寫詩又寫小說，為害最大。毛搞《五七指示》，讓充滿問題的人來建設沒有問題的人間天堂，結果倒退到封建、獨裁那裡去了。

文革四十年的教訓，還是民主、法治兩點。中國不缺「位卑不敢忘國憂」的士，也不缺乏能人，關鍵是制度。中國制度是反淘汰制度。現在言論空間大了，因為中共權威性減弱了，胡錦濤沒有毛澤東那樣絕對權威。宋永毅強調，每個人都想當戈爾巴喬夫，中國的變化就大了。

轉自《動向》２００６年３月號

https://www.epochtimes.com/b5/6/3/21/n126201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