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汝信 写在《聂元梓回忆录》出版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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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聂元梓回忆录》出版之际

余汝信


    聂元梓是文革史上一个难以绕开的名字。值得这一段历史的研究者关注的是，
《聂元梓回忆录》上月在香港出版发行（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５
年１月）。因聂在该书“自序”中提及笔者“对回忆录作了大量编辑、整理、审核
注释的后期加工，才使这项艰巨的工作得以完成”，为此，笔者不得不有以下的一
些说明。

    约半年前，聂元梓曾将其已修改过多次的回忆录稿给笔者一阅。浏览之后，贸
然提了几点意见：（１）北大社教与所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产生过
程，应是读者最为关心处，应加重这两部份的份量。而出狱后的艰辛，则无需多加
渲染；（２〕非自己亲身经历的道听途说，对林彪、江青及其他中央文革成员不着
边际的文革式批判语言，对过往太多的忏悔之词，都应删去。写好自己经历过的事
情即可（３〕全书史实性错误颇多（包括正文和注释），应一一核对清楚，以免留
下笑柄。不想聂觉得以上的话还中听，多番要求为其重新加以整理。笔者对聂的信
任表示感谢，惟考虑到修改的工作量庞大，本以俗务缠身为由加以推却，未料聂穷
追不舍，以八十三岁高龄独自一人赶至笔者居住城市，一住半月。因时间匆促，笔
者不得不日夜尽力而为，改了相当大一部份，今天看来，仍有颇多不尽人意之处。
尤是聂返京后又将笔者建议删去的原稿注释又重新加回上去，另文字校对也颇粗疏
，这更是笔者难以负责的了。

一、“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５日，聂元梓等七人写了一张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
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张贴于北京大学大饭厅的东墙上。其后，
被毛泽东决定向全国广播，并誉之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根据现今
官方及“党史权威”的流行说法，“这张具有尖锐政治性质的大字报，是由康生派
人授意写成的，目的是‘在北大点火，往上搞’”（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
”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１月第２版，页８６）。

    聂元梓在回忆录中声言，大字报的酝酿是受“五·一六通知”的感召，写大字
报前，请示过康生夫人曹轶欧并得其原则性同意，但决非由任何人主动“授意”。
回忆录原稿引用了“五·一六通知”１９６７年５月公开发表的版本，笔者建议引
用１９６６年５月中央文件的原文，聂同意。有关见曹轶欧一节，原稿小标题是“
友谊宾馆里的面谈”，笔者告之聂，经查证，曹的临时住处当时称“西颐宾馆”，
与友谊宾馆一路之隔，电话总机相同，但名称有别，聂同意更正为西颐宾馆。

    关于这一次面谈，聂回忆如下：

    我们要写大字报，因为是党员，又是给自己的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写大字报，
从组织观念上说，我们就想到要请示有关领导。该请示谁呢？请示北大党委，陆平
就是党委书记，我们绝对不能去找他，找他，他也不会同意。请示北京市委，彭真
已经倒台了，肯定不能请示，该请示谁，我们也不清楚。杨克明说，那就找一下张
恩慈，通过他问问曹轶欧吧。你给张恩慈打个电话不就可以了吗？

    于是，我给张恩慈打了电话，说明我们想给陆平写张大字报，不知道行不行，
想请示一下曹轶欧。这样，记不清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曹轶欧就通过张恩慈通知说
，要接见我和杨克明，就在现在四通桥西北角，原先的友谊商场的二楼。当时那里
是西颐宾馆的客房，曹轶欧就在这座楼上办公。她到北大搞调查研究，这里离北大
也近一些。她在北大的专家招待所和西颐宾馆两处都曾有办公室。

    我和杨克明按时到达西颐宾馆，曹轶欧把我们叫到正好是一个拐角的房间去，
这是一个会客室。曹轶欧的秘书和张恩慈在场（据张恩慈讲曹轶欧没有秘书。在公
安局七处监狱听陈预审员说，那人是曹的秘书）。曹轶欧问我们找她有什么事情，
我们就汇报说，听了“五·一六通知”，领会其精神，我们想给陆平写一张大字报
，贴在北大校园里面。这样做，不知道行不行，想请示一下领导。曹轶欧说，根据
“五·一六通知”精神，贴一张大字报，怎么不行呢？她并没有问大字报的内容，
因为她在北大蹲点已经有些日子，北大的情况，她已经掌握了。调查小组里的张恩
慈，本来就是北大哲学系的人，自然会向她提供基本情况。所以，曹轶欧也没有问
我们要写什么内容，就说，“五·一六通知”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就
是要发动群众，大字报可以写。又说了些你们应该好好学习“五一六通知”的话。
我们是从组织原则上请示她，可以不可以写大字报，不涉及具体内容。大字报写什
么，事先没有想好，也没有对曹轶欧讲要写什么内容，反正是对着校党委和陆平工
作问题的，具体内容呢，是在得到同意以后，我们几个人共同来讨论的（《聂元梓
回忆录》页１１６－１１７）。

    回忆录还引用了另一段聂出狱后病中关于大字报写作经过的口述：

    “曹轶欧带张恩慈等人于一九六六年三、四月间（具体时间不详）到北大蹲点
。找校系领导干部谈话（可能也有社教运动的积极分子）。曹找我谈话，谈学校的
情况，让我继续对学校工作上的问题提意见。当时我表示，不再对学校工作提什么
意见，准备下去四清。这些问题我不想过问了。这时我已决定到怀柔县搞四清，并
去看过一次，准备搬家，下社队。回校后，于五月十九日晚，校党委传达党中央《
五·一六通知》，随即在党内继续传达。二十日我找哲学系党总支副书记赵正义，
讲了我听传达的要点精神，提出北大的问题没有解决，应该给党中央写一个报告（
根据党中央《五·一六通知》的精神），让他找几个教员写作。他找了宋一秀、杨
克明、高云鹏等人，讲了我的意见。这时，杨克明等人在党内已经听到了传达，他
准备写大字报。他的意见告诉了我，也告诉了赵正义找写报告的那几个人。当时，
我思想上也有一些顾虑，以为给毛主席党中央写报告，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收到；
能不能收到，也还是一个问题。因为在国际饭店会议的时候，我曾经给毛泽东主席
、刘少奇副主席写过一个报告，内容是不要再批斗社教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和提意见
的人了。提意见提错了可以改，对的，应该接受，没有必要这样长期地批斗提意见
的人。这封信是经田家英同志转的。同时也给彭真、刘仁同志写了大体相同的一样
内容，不要长期地住在国际饭店开批斗会了。两封信没有下文。所以当时想到再给
毛主席党中央写报告，能否收到确实有顾虑。所以也想是不是把这个报告改成大字
报。贴了大字报后，既可以使群众讨论，党中央也可以很快地知道内容。正在考虑
矛盾之际，杨克明向我提出了写大字报的意见。所以我就同意了。征求参加写作的
同志的意见，都同意写大字报，但是，公开给领导写大字报应该请示上级。杨克明
提出请示曹轶欧，我没有考虑成熟。当时北京市委彭真已经罢掉了，市委新领导是
哪些人也弄不清楚，所以就同意杨克明的意见请示曹轶欧。这样我找了张恩慈，讲
了我们要想写大字报的考虑。想约曹轶欧谈话。经张恩慈联系，约定了在京西宾馆
西院二楼（当时要筹建马列研究院的地址）。曹轶欧同我和杨克明谈话时在场的有
张恩慈。还有曹的随行人员。我和杨谈完了，向曹讲了我们听了党中央《五·一六
通知》的内容后，想对学校陆平校长的工作写一张大字报是不是可以。曹轶欧表示
‘可以’。‘怎么不可以写呢？’‘有意见可以写大字报。’同时又说党中央发的
《五·一六通知》就是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纲，这是一个纲领性文件，你
们应该很好地学习。我们将曹轶欧谈话的内容精神向参加写作大字报的同志全部传
达了。他们都很高兴，认为有上级的指示了，可以写大字报。然后在杨克明的家里
组织讨论。第一稿可能是宋一秀写的，记不清楚了。第二稿是宋一秀、高云鹏写的
，参加讨论的有赵正义和我、杨克明。第三稿是杨克明主动提出他来修改，最后叫
我审阅的。宋一秀把杨克明的第三稿交给我，是五月二十五日的早饭后。

    “我修改了字句，最后加了一段和三个口号。由宋一秀、高云鹏抄写的。讨论
第三稿的晚上（五月二十四日晚），夏剑豸从农村四清回来，也参加了讨论。签字
的时候有杨克明、夏剑豸、宋一秀、高云鹏，临时我又找了李醒尘，他同意然后签
字，还有赵正义和我。杨克明的名字是宋一秀代签的，因为他上班没有在家。

    “约于下午１时左右贴出”（《聂元梓回忆录》页４５９－４６１）。

    原稿后一段病中回忆，注明是１９８４年２月１０日由聂的女儿玲子（聂玲玉
）记录，惟记录中关于谈话地点误记为“京西宾馆西院二楼”，因欲保留记录稿原
貌，笔者没有为其更正。

    聂上述两段回忆，都谈及是与杨克明一起到曹处，张恩慈在座。而据印红标先
生作文称，杨、张都极力否定有这次面谈（《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关系再考
订》，载《文史精华》杂志２００４年第一期）。此事笔者再三追问聂，聂均坚持
她所说是事实，甚至画了一张图说明面谈时各人所坐位置。聂、杨、张三人至今各
执一词，谁的可信程度较高？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目前似难有定论。

二、麻烦制造者

    １９６５年深秋，亦即文革的前夕，聂元梓与中监委常委、老红军吴溉之结婚
。这椿婚事，按聂的说法，使自己“被卷入另一椿麻烦里面”，而麻烦的制造者，
恰恰却是聂本人。

    据聂称，当时中组部部长安子文，海军司令员萧劲光，经常到吴溉之家聊天打
麻将。“安子文来打麻将，经常带个女的，叫邓觉先，她妹妹叫邓觉慧，也是常来
常往”，邓觉先的丈夫即张仲瀚，聂知他远在新疆工作。

    “交往多了以后，我发现安子文和邓觉先的关系很暧昧，而且在人前也不避讳
。比如说，安子文身为中央组织部领导，人却经常在邓觉先家里，中央组织部派人
找安子文，要是到吴溉之家里找不着，就到邓觉先家里找，一找准能找到。安子文
要出差，都是从邓觉先那里走，他出差回来，也先到邓觉先那里去。安子文出差在
外，他什么时候回来，邓觉先都知道。要了解安子文的事，或者想知道点什么消息
，就找邓觉先，问邓觉先，准能知道。有时候，邓觉先居然代替安子文处理工作，
安子文分管党的组织工作，管干部，是党的要害部门，有时一些老同志找他谈工作
，因为安子文不好找，就先找邓觉先，然后才能见到安子文。安子文的有关意见，
有时也是通过邓觉先传达。这完全不符合党的工作原则呀！


    “其它的人我不多说，吴溉之自己，爱人去世以后，有一段时间一个人生活，
孤单得很，他想把在外地上学的孙子调到北京，调到身边来，但户口等问题不好解
决，要安子文帮忙。他和安子文那么熟悉，三天两头就凑在一起，两个人的办公室
也挨得近，可是吴溉之自己不对安子文讲，却先和邓觉先讲，邓觉先再和安子文说
，才给他办了这件事情。

    “这样的情况一再地发生，我就觉得不对劲了。吴溉之这个人不关心这些事情
，即使当着他的面发生什么，他也不放在心里。或许是他和安子文相识多年，对他
的事见怪不怪，我却觉得不可思议。你安子文是党的中央组织部领导，有什么事情
应该是交给中央组织部的人去做，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让邓觉先去做？”（《
聂元梓回忆录》页９５－９６）。

    聂在回忆录原稿中写道：“张仲瀚是党外人士，邓家姐妹也不是党员，这么重
要的党干部工作，怎么可以让这些人来插手？”笔者告诉聂，张仲瀚不是党外人士
，而是１９３０年代入党的老党员，他在新疆原陶峙岳部工作，不是“统战对象”
，而是去“统战”别人。聂听后方恍然大悟，称自己一直误以为张是“国民党起义
人员”，是“党外人士”。因有这样的误会，而且那个年代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
的，以聂的性格，更不例外，于是，“疑团”也就越来越多。

    “这时已是一九六六年春天。不久中央召开会议，揭发批判彭真。这件事情，
在正式向下面传达以前，我也是先从邓觉先那里听说的。她还能说出中央会议上的
具体情况，谁谁怎么发言了等等。她说，对于彭真等人的揭发材料，都是安子文直
接掌握的。邓觉先显然是从安子文那里得到了信息，这就更增加了我的忧虑：党的
机密都让邓觉先这样身份的人得到了，这怎么得了？

    “还有一次，也是三四月间，有一天，邓觉先打电话来，邀我和吴溉之到她那
里去打牌，她说已经约好了安子文。我们正要出门，吴溉之的单位打电话来，说中
监委要开会。于是，我们就打电话给邓觉先，说去不了了。可随后又接到通知，说
会议改期了。我和吴溉之就坐车到邓觉先家里去，没有再通知他们。因为是老熟人
，到了邓家，直接就进去了。我们在客厅里等候，就看见安子文、张仲瀚和邓觉先
三个人在里面的房间里，对什么东西又捂又盖的，神情很是紧张，还有些鬼鬼祟祟
的。他们是不是在一起掩藏什么东西？这就更加重了我的怀疑”（《聂元梓回忆录
》页９８－９９）。

    聂元梓未经与吴溉之商量，即将她的“怀疑”告诉了密友杨惠文，结果杨的丈
夫白介夫（中科院化学研究所副所长）也从中得知其事，夫妻俩很紧张，杨劝聂离
婚，白非得将此事报告所在单位－－中科院的保卫部门，并关照保卫部门向公安部
长谢富治汇报。聂随即又将此事告诉了郝德青（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郝要
聂去找康生反映，郝说，康生的妻子曹轶欧现在不是就在你的学校蹲点嘛，你给她
讲一下，转告康生就可以了。

    “这样，反复思考之后，我还是拿定了主意：革命为重，个人为轻，党的利益
高于一切；其次，我已经跟杨惠文和白介夫讲过这件事，白介夫又告诉了保卫部门
，谢富治是否知道这件事我不清楚，可是这事情已经开了头，我也不好退却。因此
，我还是找了曹轶欧。我对她说，有一件事情要对康生汇报。曹轶欧问我，是什么
事。我简单地说了一下情况，她说，你给康生写个字条吧，我给你转交。我心里慌
乱得很，我想，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当面讲都未必能说得清，写报告怎么写得清
楚？我就写了个纸条，说有关安子文和邓觉先的重要情况，需要向康生汇报。

    “曹轶欧把我写的纸条交上去，康生约我去面谈。是曹轶欧传的话。下班的时
候，我坐着她的车子，和她一道去见康生。康生当时住在钓鱼台。他们都是晚上办
公，我和康生谈到半夜，在他那里吃过夜宵，喝了一杯牛奶，就出来了。我从来没
有在康生那里吃过饭，就是这一次吃夜宵。我跟康生汇报了情况，康生告诉我，有
什么重要情况，可以随时向他汇报。他说，你要继续保持跟吴溉之的关系，不要闹
崩，要注意他们有什么活动，你还照常到邓觉先那里去，该吃饭就吃饭，该打牌就
打牌，留心他们的动静，发现可疑情况就直接报告我，写个条子给曹轶欧就行。

    “康生还要求我就安子文和邓觉先的问题，写一份正式的书面报告。正所谓‘
口说无凭’，要调查和处理这件事，要有文字报告为凭证。从康生那里回到学校，
我就琢磨着怎么写这个报告。正巧，这时郝德青又来了，我自己起草了一个材料，
郝德青帮我修改了一遍，定了稿，就交给曹轶欧，转交给康生了。

    “我和康生谈话，时间是在‘五·一六通知’传达以前。后来，关于邓觉先这
件事，我给康生还写过两个条子。一个条子就是在六月初写的，主要内容是说，毛
主席肯定我们的大字报并向全国公布以后，邓觉先给我和吴溉之打过一个电话，向
我们表示祝贺，称赞了我一通，说大字报怎么怎么好。另一件事是她到吴溉之这里
来，这一次没有打牌了，就是在一起说说话，聊聊天。我以为这是她的最新动向，
我的警惕性很高，害怕其中有什么阴谋诡计，所以就向康生报告了。两张条子都是
经过曹轶欧传送的。

    “到了九月份，康生找我去，他说，现在查清楚了，邓觉先是英国特务，她还
有电台。更多的情况，康生不讲，我不了解，也不能问。康生通知我，要我和吴溉
之分开，中央要审查吴溉之。我替吴溉之分辩，说吴溉之对邓家姐妹是有警惕性的
，她们来玩来打牌，吴溉之总是先把文件锁起来。如果要审查吴溉之（我不能说不
要审查他，这是党的决定啊！），最好不要隔离，吴溉之年纪大了，一旦隔离起来
，恐怕身体承受不了。我和吴溉之分开，不是感情上的原因，不是家庭内部出问题
，而是这种特殊年代出现的特殊情况所造成的。因此，我对吴溉之心里既负疚又无
奈。我向康生表态说，既然组织上要我跟吴溉之离婚，我就执行吧”（《聂元梓回
忆录》页１０２－１０３）。

    安子文越轨，萧劲光、吴溉之等都熟视无睹，就是聂元梓去“搅局”。聂元梓
后来承认：“现在看来，安子文和邓觉先的事情，仅仅是生活作风问题，以及有些
事情处理不当，违背组织原则”，“把这种事情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推测邓觉
先搞特务活动，确实是一种杯弓蛇影的思维方式，应该反思”（《聂元梓回忆录》
页１０６）。

    聂元梓１９５０年代便认识曹轶欧。据聂自己所说，自曹轶欧率调查组到北大
，见过曹多次。第一次是曹找聂“谈学校的情况，让我继续对学校工作上的问题提
意见”。第二次是聂向曹反映安子文的问题，为此曹还安排聂与康生面谈过一次，
其后聂又将安子文问题的书面报告交给了曹，还遵康生嘱写过两次关于邓觉先动态
的条子经曹送给康生。再就是写大字报的事，聂主动找的曹。聂后来坚称，与康、
曹谈安子文事时没有涉及北大问题。惟笔者曾多次问及向曹反映安子文事的具体时
间、地点，均未得确切答案。聂再三说，据她所忆及，曹带调查组到北大是在１９
６６年３－４月间，而据印红标先生称，曹是５月１４日到校的。聂与曹的头四次
见面难道仅发生在５月１４日之后、５月２５日之前短短十一天时间里？而聂所说
，就是事情的全部？这一切，看来还需有心人再详加考证了。

三、关于原稿修订的一些说明

    可能是受到身边一些人的影响吧，聂元梓在回忆录原稿中对林彪、江青等文革
诸要人多有缺乏事实根据的似乎是表态性的批判，每遇类似段落，笔者多建议聂删
去不实之词。笔者认为，应遵循这样一个古训：“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反对
有的人给你乱扣帽子的同时，不要给别人乱扣帽子。

    回忆录原稿有一小标题是“从‘一·一五’抢劫档案事件看林彪、江青、谢富
治”。依笔者的看法，该事件并非聂本人亲身经历，是抢中央统战部的档案还是全
国政协的档案，作者也未弄清，何必多言？“一·一五事件”是公安部处理的，最
多可以说与谢富治有关，而与林彪、江青毫无干系，公安部对此事的处理，原则上
并无不当。笔者曾建议聂将此段全数删去，可能聂有其他考虑，没有同意，仅同意
将小标题改为“从‘一·一五’抢劫档案事件看谢富治”，并同意删去原稿中“听
郑仲宾说，当时中央开会讨论这一事件时，林彪说：‘人都可以抢，档案为什么不
可以抢’。江青说，‘档案放在左派手里更安全’。原来如此”一段。笔者认为，
林彪绝少参加中央会议，更不可能对某一具体问题说出如此低水平的话，而且说这
些话的时间、地点、出处何在？仅听某某人说，怎么就可以成为林、江表态的依据
？

    回忆录原稿中谈及１９６８年“三·二五”北大武斗事件时，仅根据北京卫戍
区副司令员刘福的女儿、北大学生刘新民的一句话，称谢富治在林彪处开了会，就
认定北大的武斗是“林彪指使谢富治搞的”。谢富治是否北大武斗的“幕后黑手”
暂且不论，按常识推理，林彪与北大有什么利害关系？他有必要指使谢富治去搞什
么武斗吗？即使谢在林处开过会，但林有否表态？表了什么态？这些指责除了因某
人的一句话而作出的捕风捉影的推测之外，还有任何事实依据吗？对笔者的诘问，
聂无言以对，最后，聂还是接受了笔者的意见，将“林彪、谢富治的黑手”、“是
林彪指使谢富治搞的”、“林彪指使谢富治挑动北大武斗”、“大武斗的后台是林
彪和谢富治”这一类语句删去。

    再就是林彪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４日关于杨余傅的讲话中提及聂的问题。聂并未
弄清林彪的原话是怎么说的，即在回忆录原稿中写道：“在这个会上，林彪就点了
我的名，给我栽赃”，“林彪暗示我和杨成武是有黑关系的”。笔者在修改过程中
查到林彪的原话是说杨成武“他为了一个问题，跟着几个同志去找聂元梓。他讲错
了话，讲了坏话，可是事后他赖帐，他说他没有讲”（此段原话笔者建议聂加进回
忆录中去了）。林彪批评的是杨成武，不是聂元梓，诚然，林并没有说杨讲的是什
么错话、坏话，但即使是“栽赃”，明眼人可以判断是“栽赃”于杨而不是聂，笔
者以为，光是这段话，很难说构成对聂的什么伤害。但聂在原稿中称“林彪的‘三
·二四讲话’加上他指使谢富治派学生到北大搞武斗的事情，我就对林彪有了很坏
的印象”，又称江青“她与林彪互相唱和，对我下毒手”。聂是否在１９６８年就
对林彪有了很坏的印象，外人无从考证，笔者只能劝聂将文字改得客观、缓和一些
，如“互相唱和”、“下毒手”之类无的放矢的语言就甚无必要保留。惟此类语言
在原稿中实在多不胜数，改不胜改，因时间匆促，笔者只能建议其将最显眼处加以
删除，未能一一顾及。

    原稿对一些众所周知的历史事件、人物普遍作了注释，笔者认为甚无必要。一
来是原注释的水准不高，错处颇多；二来是如此注法，注不胜注。笔者建议仅对与
其最有密切关系的、亲身经历的事件，最有密切关系而又鲜为人知的人物，作必要
的注释即可。聂在此间接受了笔者的建议，笔者作的小量注释，亦经聂过目同意，
不想聂在其后回京定稿时又将原稿注释重新加回上去，这就弄得有点儿非驴非马。

    笔者以上述“少而精”的原则补作的注，聂元梓采纳了。如有关聂家兄姐情况
：

    “聂元梓兄姐的大致情况：大哥聂真（１９０８－），又名聂元真，一九三○
年加入中共，一九三一年返乡成立党组织，曾任中共滑县县委书记，一九三七年后
历任晋豫区委书记，太岳区委副书记，晋冀鲁豫中央局民运部长，华北人民政府委
员，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兼党委第一副书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等职，文革
中受冲击，一九七五年结束‘审查’，一九七七年后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全国
政协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副秘书长。受聂真影响，聂元梓的三哥聂元昂（聂季
超）、四哥聂元典（聂金声）、大姐聂元质（聂彬）、二姐聂元素于一九三三－－
三五年先后投身革命，成为共产党人。二哥聂元赏虽一生从医，亦为烈属”（《聂
元梓回忆录》页１８－１９）。

    聂元梓在谈及赵紫阳三十年代也曾在她家里办过公时，笔者补注：“中共中央
前总书记赵紫阳原名赵修业，河南滑县桑村乡赵庄人。在聂真等人返乡建立中共组
织后参加革命，一九三八年九月任中共滑县工委书记，一九三九年春，滑县工委改
称县委，赵改任县委书记，见赵蔚：《赵紫阳传》（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１９
８９）”（《聂元梓回忆录》页１９）。

    笔者对不少原注持反对意见。如有关谢静宜的一条，原注为：“谢静宜（１９
３９－），一九六四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入伍，文革期间为中国人民解放军８３
４１部队（中央警卫团）干部，一九六八年随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
学……”。笔者告诉聂元梓，这条注释错得离谱，根据相关资料，谢静宜生于１９
３５年，河南商丘人，１９５３年毕业于长春机要学校，未几即为中共中央办公厅
机要局译电员，怎么成了１９６４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了？（有关谢，笔者写有《谢
静宜其人其事及其他》一文，首发于２００４年７月２３日“枫华园”电子刊物）
。笔者建议删去此类注释，聂也同意了，但她后来又将其重新加上（《聂元梓回忆
录》页１７１），而且声称是笔者“审核”过的，如此做法，实有损笔者声誉。

    又如有关洪涛、刘郢，原注为“洪涛、刘郢，时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
部下属民族研究所的造反派头头”。这里有两个史实错误，其一，“学部”的全称
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不是“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其二，刘郢是中
央统战部的干部，不是民族研究所的人。笔者根据后来刘郢的平反档案资料为聂另
拟了一条注：“洪涛，原学部民族研究所干部。文革中为民族所文革组长，‘学部
联队’负责人。刘郢，原中央统战部宗教处副处长，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副局长。文
革中为中央统战部‘东方红’负责人。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日因所谓‘参与‘五·
一六’反革命阴谋活动’被监护审查，一九七五年五月解除监护，定为‘五·一六
’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一九八○年经中央统战部复查，恢复十一级的行政级别
，补发工资并恢复党的组织生活”。聂同意笔者拟的注（《聂元梓回忆录》页２１
４－２１５），但最后却又加上了原注（《聂元梓回忆录》页２４１），变成了一
本书里同一人名有两个释义不同的注。

    凡此种种，笔者以为，对该书，对聂本人均可能造成一定的非正面影响。此外
，该书的出版者是一非专业的民间出版机构，缺乏审稿、编辑、校对诸等把关环节
，也是造成该书颇多质量问题的重要原因。（２００５年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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