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汝信：《心灵的对话》与《邱会作回忆录》的差异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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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细节中”
──《心灵的对话》与《邱会作回忆录》的差异探析


余汝信


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迄今已整整四十年。虽已走过了漫长的四十个春秋，却由于众多客观因素的制约，尤其是官方档案尚未开放，我们对于这段历史的研究，仍然大都只能依靠私人回忆史料。故而，去年底以来，这段历史的重要当事人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的传记、回忆录先后在境外面世（吴法宪的回忆录早于2006年已出版），就不能不被看作是研究者的一大幸事。

笔者始终认为，对私人回忆类史料，应该从两方面去认识。一方面是其重要性之不可忽视。诸如“九一三”当事人、当事人的亲属、当事人身边工作人员多年来披露的个人亲身经历，不少是极富现场感而又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这对于研究者来说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另一方面是，当事人的记述固然重要，却非我们判读历史原貌唯一的依据。它需要与我们手中掌握的历史事件发生当时形成的其他材料、记录进行比对，方能形成较为正确的论断。此外，私人回忆史料也存在水准参差、良莠不齐的问题，个别当事人（尤其是重要当事人）的失实记忆，反倒是困扰研究者、引致研究者无谓争议的障碍。

胡适对待回忆类史料的严谨态度，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胡适终生甚为鼓励他的朋友们或老一辈的人物写自传，“希望能替将来的史家留下一点史料”。他曾力劝历经晚清、北洋、民国三个时期，宦海浮游六十余载，1920年代官至内阁总理的许世英（1872-1964）写回忆录。而当由许世英口述、冷枫笔录的《许世英回忆录》问世后，极具历史考据癖的胡适认为，“将来定有人视为史实”，不过其中也有不少错讹之处。胡适在负责为之纠正后说：“光靠记忆是非常危险的。”胡适并举出自身的失实记忆例子后感慨地说：“所以写《回忆录》，一定要有材料，如日记、年表、题名录等等，都是十分重要的资料，不能专靠记忆。记忆是很危险的。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作口述录音的前一天，一定要把有关的材料收拾好，编一个大纲，像预备功课一样，有时花了好几个钟头，才能去口述。现在此地的一班人，不翻过去的材料，全凭记忆，就有许多错误了。可见口述历史还是靠不住。”（蔡登山《口述历史不可尽信》，香港《苹果日报》，2011年5月1日）。

以前人严谨、求真的治学态度为榜样，我们将目光投向了年初有关邱会作私人回忆性质的两本书：《邱会作回忆录》（邱会作著，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1月版）和《心灵的对话》（程光著，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4月版）。

据悉，邱会作生前曾留下了一百五十万字的回忆录素材稿。这些素材稿是邱会作自1981年“保外就医”后十余年间亲笔所写，弥足珍贵。此外，邱会作生前多次与有关单位的研究人员就自己的经历作过录音谈话，这些谈话存有根据录音而未经谈话者审阅及核实的文字记录。

邱会作去世后，其家人参考上述谈话记录，将回忆录素材稿进行整理，对重复叙述处予以删减、压缩，并对全书涉及的史实与可以找到的其他相关资料进行了校正，最终形成了七十多万字的《邱会作回忆录》。而《心灵的对话》则是邱会作二子程光（邱承光）根据回忆录素材稿及其他资料，改换文体，深加工为父子对话形式而成。据悉，邱会作生前其实并没有与程光进行过如此系统性的、长篇大论的、囊括一切的文革“百科全书”式的谈话。

既然原始的材料实际上是出自于同一素材稿，使我们感到困惑的首先是为什么要形成不同出版社的、不同形式的两本书？这样的困惑又促使我们对这两本书进行了内容上的比对，于是，我们便发现，两本书在对同一历史事件有着不少语句基本相同的叙述的同时，也存在着大量的细节上截然不同的差异。

“魔鬼在细节中”（Devils are in the details），据说原话出自于二十世纪著名现代主义建筑大师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1886-1969）之口。他认为，不管你的建筑设计方案如何恢弘大气，如果对细节的把握不到位，就不能称之为一件好作品。而我们从历史学的角度上去理解，细节就是历史事件的某一环节。而不少细节，往往就是解开历史之谜的关键点和突破口。忽略细节，结论往往难以成立，一个环节有误，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叙述就会产生质疑，正所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心灵的对话》与《邱会作回忆录》存在大量细节差异的原因，我们认为，是程光对邱会作的回忆录素材稿作了个人理解基础上的大量加工、扩展和延伸。这部分加工、扩展和延伸，并非出自于邱会作本人的意愿，而是带有浓厚的程光本人的思想痕迹，程光本人对历史事件的解读。此外，不少邱会作没有亲身经历的事情，如“二月逆流”， 《对话》中以邱会作主述，做了重笔添加。直白地说，《对话》中的邱会作，是被改写了的邱会作，人为地使邱会作的思想“贴近”当代人的思维。而且，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一部分加工、扩展和延伸，很大部分都与事实不符。

以下，笔者例举若干，并进行简要的分析，这对我们更确切地弄清事实直相，想必是有益的。

一、《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

◎ 子：1966年4月初（黑体字部分为本文作者所改排，下同），以叶剑英、谢富治为首的专案委员会向中央提出了《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4月24日，叶剑英、肖华、杨成武、刘志坚向毛泽东和中央写报告揭发罗瑞卿的罪行。中共中央于5月16日向全国下发了《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并写了按语，指出罗瑞卿“是反对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的错误，是资产阶级野心家篡军反党的错误”，随文件还下发了叶剑英、谢富治、肖华、杨成武批判罗瑞卿的发言。罗瑞卿问题被他们说得很严重，政治上被置于死地！——《对话》，上，页16-17

根据《回忆录》所附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及未附的中央对该报告的批语，《对话》上述基本每一句都有误。正确表述应该是：1966年4月30日（不是“4月初”），以叶剑英为首的中央工作小组（不是“专案委员会”）向中共中央、毛泽东提出了《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罗后有“同志”二字）。4月24日，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刘志坚向毛泽东和中央写了一信，揭发彭真“在这次会议过程中,在一系列的重大政治问题上，对罗瑞卿同志的错误，采取了缩小、掩护、包庇、支持的态度，并且企图给罗瑞卿同志待机翻案作种种准备”（不是“揭发罗瑞卿的罪行”，而是揭发彭真）。中共中央于5月16日向全国批转了（不是“下发”，下发是5月25日）《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并写了批语（不是“按语”），指出罗瑞卿“是反对党中央（漏了“党”字）、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的错误，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篡军反党的错误（漏了“个人主义”）”，随文件还下发了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等（杨后要有“等”，因为杨的发言不是杨一人署名而是杨成武、王尚荣、雷英夫三人联名的）批判罗瑞卿的发言。
类似的程光口中所涉史实错误，所在多有。因本文的宗旨是探究《对话》如何“改造”了邱会作，故而，程光话中的错误，下文不再一一列举。

二、批判《海瑞罢官》

◎ 父：…… 1965年11月28日深夜，叶群打电话给尚在台上的罗瑞卿，询问第二天《解放军报》的版面。正巧他出去娱乐凌晨才回来，罗看到电话记录后立刻察觉出其中的奥妙，打电话问《解放军报》社，知道有姚文元的稿子没有登。罗当即立断，下令将姚的文章放在头版头条转载并加了措辞极为强烈的短评，指出吴晗的《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罗瑞卿对吴晗出手非常重。《解放军报》又比《人民日报》提前了一天刊载了姚文元的文章，在全国反应最快、态度最鲜明。——《对话》，上，页17

◎ 关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情况我不了解。——《回忆录》，上，页390

《回忆录》直截了当地表示，“关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情况我不了解”，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而《对话》关于罗瑞卿下令《解放军报》转姚文的过程不合常理，如果叶群有这个电话，也只是“询问第二天《解放军报》的版面”，罗有那么神奇的心灵感应，“看到电话记录后立刻察觉出其中的奥妙”？叶群这个电话与姚文如何能联系得上？
黄瑶、张明哲所著《罗瑞卿传》，问题虽然不少，但仅就罗在该问题上的活动经过而言，却比《对话》可信。《罗瑞卿传》称：“11月25日，罗瑞卿陪同周恩来到达上海”，“上海市委负责人陈丕显悄悄告诉罗瑞卿，毛主席对北京各报不转载姚文十分不满。毛泽东说：‘他们不登，你们就出小册子’。毛泽东还关照此事对谁也不要讲。陈对罗瑞卿说：‘我谁也没有讲，但可以告诉你一下。’于是，罗瑞卿便要来一本刊登姚文的小册子。”11月26日晚，罗见到江青，“江青又谈起姚文元的文章，她说：‘北京各报到现在也不转载，不知是为了什么……现在在北京看家的是彭真。’”“罗瑞卿立即答应她，《解放军报》可以加按语转载。随后罗瑞卿吩咐秘书电话通知解放军报社。他又亲自打电话给彭真，告诉彭，他在同主席谈起此文时，主席笑了。因此他估计主席已看过此文，他建议《北京日报》与《解放军报》同时转载，彭真未给明确答复。”（黄瑶、张明哲《罗瑞卿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4月版，页533-535）。
此外，姚文《解放军报》转载于1965年11月29日第二、三版，并非“放在头版头条转载”。该报加了“编者按”而并非“短评”，“编者按”虽称《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但却没有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北京日报》与《解放军报》同日转载姚文，而此前，华东地区七家报纸已予以转载，所以，也不能说“在全国反应最快，态度最鲜明”。

三、首都工作组

◎ 父：……
1966年春，在毛主席授意下，中央成立了首都工作小组，周恩来负责，叶剑英为工作组长，参加具体工作的有杨成武、我、军委作战部长王尚荣等人。周恩来、叶剑英指挥我们做了三篇“文章”：
1、……
2、改组北京卫戍区。北京军事力量原来有军队一个师、公安军一个总队（相当于师）、中央警卫团（行政级别为军，兵力为一个小师），……这次军队那个师和公安总队扩编为警一师、二师，另调北京军区两个师为警三师、四师，连同中央警卫团，统一由北京卫戍区领导（警卫团受双重领导），归军委和北京军区指挥，实际上是杨成武指挥。……
3、改组卫戍区时曾设想调一个完整建制的野战军进京。……
经过调动之后，北京的机动部队约十万人，毛主席很满意。中央军委又决定，凡是调“一兵一卒”（实际一个连），均须经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签字。
子：对于这样重大的军事调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不过问？
父：我们办事既没有正式文件，也没有定时定点的办公。……——《对话》，上，页24-25

◎ 政治局五月扩大会议期间，对首都安全问题，提高到了重要的日程上来了。中央指定叶剑英副主席担任首都工作小组组长。小组办事机构开始时设在京西宾馆八楼，后搬到三座门。我虽然不是首都工作小组的成员，但参加了工作组的部分工作。
对首都安全，主要采取了两项主要措施。
第一是加强卫戍区，也可以说是建立了有实力的卫戍区。……
卫戍区改组后，除原有的首都警卫师改为警卫一师，公安总队改为警卫二师之外，又从野战部队增调了两个主力师，一个是二十四军的七十四师，这是我军当时的两个机械化师之一；一个是驻石家庄六十三军一八九师。
……
第二是确定首都工作小组的日常工作。……
对首都安全的任务暂定了两项：(一)制定对首都的设防、警卫、主要目标控制的方案；（二）准备对首都进行全面的清查清理。清查清理的对象包括社会人口、枪支弹药、电台、监狱、侨民等。——《回忆录》，上，页440-441

邱会作并非首都工作组的正式成员。但正如《回忆录》所述：“我虽然不是首都工作小组的成员，但参加了工作组的部分工作”。对此，《对话》是含糊其辞的,极易使读者产生邱是正式成员的误会。
其次,《对话》将首都工作组的工作概括为三篇“文章”并不准确。《回忆录》对其任务的叙述较为全面，即除了改组加强北京卫戍区外，其日常工作为：“（一）制定对首都的设防、警卫、主要目标控制的方案；（二）准备对首都进行全面的清查清理。清查清理的对象包括社会人口、枪支弹药、电台、监狱、侨民等”。
《对话》关于首都工作组的细节有如下错处：
1、成立时间不是“1966年春”，而是1966年5月中旬。
2、北京军区两个陆军师，1966年调入北京卫戍区时并未改变番号，仍称陆军第七○师（《回忆录》误为七十四师）和陆军第一八九师，改称警卫第三、四师是在1969年12月。
3、中央警卫团文革期间一直由中共中央办公厅领导，并非《对话》所称“统一由北京卫戍区领导”或“受双重领导”， 更不可能“实际上是杨成武指挥”；也并非“行政级别为军”，文革后总参警卫局（不是中央警卫团）的级别方明确为军级。
4、在首都工作组鼎盛时期亦即1966年下半年，北京卫戍区实际上由首都工作组领导指挥，而非“归军委和北京军区指挥”。
5、1966年扩编后，北京卫戍区下辖部队四个师又一独立团，兵力不足五万，而非《对话》所称“约十万人”。
6、1966年，军委并没有一个“凡是调‘一兵一卒’（实际一个连），均须经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签字”这样的“决定”。严格的《关于部队调动使用权限的规定》，是黄永胜到任后军委办事组于1968年4月26日下发的。
7、首都工作组既有正式文件，也有“定时定点的办公”。首都工作组设有以总参作战部人员为主组成的办公室，并设有七个组：部队指挥组，治安组，枪支弹药清查组，电台组，社会人口清查、清理组，监狱、看守组，外事、侨务组（参见张民《周恩来与“首都工作组”》，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4月版，页95-98）。办公地点先在京西宾馆主楼，后搬至三座门。
1966年，邱会作虽然不是首都工作组正式成员，但他是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对以上情况尤其是部队编制、调动情况应该是清楚的。上述《对话》错处，显然不会是邱会作本人所述。

四、《五七指示》

◎ 父：……
1966年5月7日，毛主席阅读了由林彪转去的我写的《关于全军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封长信，抒发他的想法。
……
父：军队搞农副业生产，算是我在三年困难时期的“创造”吧，…… ——《对话》，上，页27

◎ 一九六六年四月间，总后向林总写了一个《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他把报告转送给毛主席了。五月七日，毛主席就是在那个报告上做了批示，《五七指示》即从此而来。——《回忆录》，上，页339

(三)全军后勤部门组织生产的作用。这也是一种重要作用，事实上，任何工作都有组织实施问题，全军的生产就是后勤部门组织实施的。我们做了应做的工作，在工作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也遭到过打击，这都是历史事实。我们用自己的思想、智慧、勤劳，帮助全军度过了灾荒，但应不把它看成是自己的功劳，而是总后部长和总后党委及广大后勤战线的指战员应做的份内之事。——《回忆录》，上，页339

《回忆录》附有毛泽东《五七指示》全文。正如《回忆录》所述，毛泽东所批示的，是以军委总后勤部名义写的《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而非《对话》所称“我”（指邱会作）写的《关于全军农副业生产的报告》。这个画龙点睛的“我”字，明显刻意突出邱会作。
中共军队的农副业生产，远的不说，至少延安时期，已经有之。以毛泽东《五七指示》中的说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如何能像《对话》大言不惭所称：“军队搞农副业生产，算是我（指邱会作）在三年困难时期的‘创造’吧”？相反，《回忆录》中的邱会作是摆正了自己的位置的。这样，似乎就有两个邱会作：一个是《回忆录》中谦虚谨慎的邱会作，一个是《对话》中自我吹嘘的邱会作。

五、1966年“十一”在天安门城楼上

◎ 父： 10月1日国庆节庆祝大会，我在天安门城楼上发现上海二军医大的学生、包括陶铸的女儿等几个人被带上了天安门，在城楼内的休息室里向毛主席告我的状。我急得没办法，只好请人帮忙凑过去听，得知状告得很凶，好在毛主席只是听，没吭气。一会儿，我遇见陶铸，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走开了。陶铸莫名其妙地连声招呼我，我不理睬。晚上，秘书说陶铸来电话要我听，我生气想不接，但想想还是拿起话筒，陶铸说：“老邱，我们几十年的友谊就这么结束了？我向你申明三点：1、孩子上天安门，事先我不知道，但责任在我；2、孩子退出红色造反纵队，由曾志（陶的夫人）管在家中；3、我向你道歉！我绝不作对不起朋友的事。”我为他的坦诚动了情，说：“陶书记，你已经是党和国家的领袖了，还这么看得起我，我们几十年的友谊如旧！”——《对话》，上，页52

◎ 陶铸的女儿陶斯亮也在天安门上，他看见毛主席进了休息室，就跑进去向毛主席告我的状，陶斯亮说邱会作“镇压群众运动”，他以军队有纪律为借口“定了很多条条框框”，不许我们到北京串联，赶我们回去，我们“在总后大院连饭都吃不上”。陶铸看见女儿跑到毛主席身边去说话，怕她影响毛主席休息，就去叫她，毛主席说：“我想听听，做调查研究嘛。” 陶铸和我甚好，他出来后走到我跟前，搂着我的肩膀说：“嘿，亮亮在主席那里告你的状，你对亮亮管教不严，她是你的兵。”我不服气地说：“我前几天就给她写了一个条子叫秘书送去，我写的是‘亮亮你不要跟着闹，要退出，否则我告诉你爸爸了’，她不但不听，还在大会上念了我的条子，表示要坚决和革命群众在一起。” 陶铸说：“她怕曾志。”他边说边刮了我一下鼻子就走了。事后曾志批评了陶斯亮，陶斯亮很快就退出了。——《回忆录》，上，页447-448

这是同一件事，《对话》与《回忆录》细节截然不同的典型事例，也是《对话》改写了邱会作的典型事例。
陶斯亮到毛泽东处告状，确有其事。这个情况邱会作是怎么知道的？《回忆录》说是陶铸告诉他的。陶铸当时是中央第四号人物，也是主管国庆节观礼活动会务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是可以在毛泽东身边，也是有条件在天安门城楼上随便走动的。陶铸将其女儿告状的情况告之邱会作，是可信的，邱会作的反应也在情理之中。反之，《对话》说邱会作自己“发现”陶斯亮“在城楼内的休息室里向毛主席告我的状”，则没有什么可能性。以邱当时的地位，他站的位置离毛泽东颇远，是不可能观察得到毛在休息室内的具体活动的，况且他怎么晓得陶斯亮到毛身边就是告状？更重要的是，邱根本没有可能“只好请人帮忙凑过听”！一则偷听毛泽东的谈话在当时不啻于弥天大罪，杨尚昆所谓在毛身边“安装窃听器”被打倒已是前车之鉴，邱会作如何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找个活人去窃听？二则情急之下找什么人“帮忙凑过去听”？当时天安门上参加观礼活动的除特邀的工农兵代表、红卫兵代表外都是些高级干部，谁愿意去给邱打这个工？

六、林彪说过“陶铸方式”吗?

◎ 父：陶铸被中央文革忌恨、盯住了，林彪很着急。中央文革搞陶铸，林彪向毛主席说要保。中央文革几次搬陶铸搬不动，就使了狠毒的一招，把造反派送上的陶铸早年在地下斗争时的“变节材料”突然向社会公布，大造声势后再报毛主席。毛批评了他们，但是不想给群众运动泼冷水，有些无奈，默认了，陶铸暂不保了，先靠边站吧。可中央文革立刻开展大批判，把“生米煮成熟饭”，打倒了。林彪得知略微晚了，非常生气，却无力回天了。中央文革“先造声势见毛主席不甚反对，就把材料捅向社会，得到毛主席默认，再趁机把人搞臭打倒……”林彪把这种打倒人的手段归纳叫做“陶铸方式”，多次告诫我们要提防。1968年初夏，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从存留在南京的敌伪档案中发现了“伍豪自首”（伍豪是周恩来的化名）材料，送到北京，被江青当作了“把柄”。1967年江青就利用红卫兵以这件事搞过周恩来，这次又借此事再整他。江青还要抓“红区损失百分之九十的祸首”，也是直接威胁周恩来的。对此，林彪找我们，说不许“陶铸方式”重演，并叫把他的态度向周恩来通气。——《对话》上，页74-75

《对话》上述有关“陶铸方式”的话，《回忆录》中找不到相应的叙述。这些话，并非事实。
1966年12月间，北京社会上批判陶铸的大标语、大字报已越来越多，但都是批陶“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最大的保皇派”等等，并没有“陶铸早年在地下斗争时的‘变节材料’突然向社会公布”。1967年1月4日下午，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接见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并作“重要指示”，陈伯达说：“陶铸同志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同他是有关系的”。这些话，在场的周恩来是默许的。当晚，造反派去中南海揪陶铸，周指示：“一、完全支持揪陶铸的革命行动。二、怎么处理正在协商。”1月8日，毛泽东发话：“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极不老实，邓小平说还可以。……”“陶铸的问题我没有解决，你们也没有解决，红卫兵一起来了就解决了。”
据说，林彪在1966年底毛泽东未有明确表态前对陶铸曾有所告诫称：“要被动被动再被动”。在1967年1月初毛、周均同意要“解决”陶铸后，林公开是不可能有不同意见的，即便私下里对陶铸这位老下级有所同情，也不会轻易向外人透露，更不会有“对此，林彪找我们，说不许‘陶铸方式’重演，并叫把他的态度向周恩来通气。”这无异于林彪告诉周恩来要对抗毛泽东对陶铸问题的解决。
陶铸被打倒的过程，研究界大都早已耳熟能详，但迄今尚没有林彪在此问题上与毛、周及中央文革有不同态度的坚实材料。在文革中，林彪从来没有先于毛泽东对中央的负责人表态要“保”或者要“打倒”，对陶铸也应是一样的。《对话》上述“独家材料”，不可靠也不可信。

七、1967年3月30日回总后

◎ 父：就在这时，一个叫我为难的事情来了，周恩来知道了军委的安排，打电话对我说，他要亲自送我回机关，叫我务必请中央文革几位“大人物”也去。我说是他们指使造反派把我差点打死。周恩来严肃地批评我说：“你恢复工作后，总是要和那些人打交道，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其他人不到可以，但江青不到不行！别人请还请不到她呢！我已经为你请好了。那天上午你提前到我这里来，我们一起到钓鱼台去。我到了那儿，他们就不好临时变卦推辞了。”
1967年3月30日早上，我按时到钓鱼台接人。该到的人差不多都到了，只是不见江青的踪影。叶群向我建议：“你最好到十一楼去请江青同志？”她见我脸色难看，说：“去不去由你。如果去，我陪你一起去。”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跟着叶群到了江青那里。我被打伤的手臂没好，吊着绷带。江青看到我，有些尴尬，说：“打得这么厉害呀？”我“嗯”了一声，不吭气了，由叶群向江青说客套话。——《对话》，上，页127

◎ 我当时虽然伤势还较重，胳膊还吊着绷带，但因工作需要，我即奉命回总后主持工作。六七年三月三十日，总理打电话让我先到钓鱼台集合，到了钓鱼台，江青在那里，那时我还没有和江青面对面说过话，总理看见我的手，忙对江青说：“邱会作同志手还抬不起来，没有办法给你敬礼呀，你能参加今天的大会，大家都很高兴！”说完周总理一行就前往总后礼堂。——《回忆录》，下，页513

据邱会作的秘书回忆：邱会作1967年3月底回总后主持工作，是叶剑英按照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意思安排的。总后造反派幕后是些什么人，邱会作当时并不知情。在1967年初的时候，江青的态度还是重要的。因此，当邱知道江青要参加欢迎大会，还挺激动，很感谢周恩来的安排，认为江青很给面子，江青在大会上也讲了话。江青说，“邱会作同志我是不太熟悉的，大概见过几次面。但是早一向我看过他写的自我批评，也听过他在这次运动中的一些态度，我对他那个书面检讨，我觉得是诚恳的，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此外，当他在群众面前，当群众运动在一个高潮的时候，出现了某一个偏激的时候，在这样关头的时候，最容易考验一个人了，考验一个共产党员，在这方面我听到邱会作同志是有良好的表现的，是值得我学习的，我相信也值得同志们学习。”
《对话》上述有关邱回总后的情节，与《回忆录》大有出入。《回忆录》所记述的，是当时的实情，《对话》的情节，不真实地夸大和提前了邱会作等与江青的斗争。

八、看守小组与军委办事组

◎ 父：……
军队里这么办事，周恩来清楚，江青却不明白，她提出军队要有个机构承办文化大革命的事，至少是承办驻京军队各大单位文化大革命的事务。那时，毛主席将到南方巡视，杨成武要随行，周恩来顺着江青的意思，提出成立一个“小组”看家。林彪赞同，报毛主席批准了，由周恩来口头作了通知。一个由吴法宪、我、张秀川组成的军委“看守小组”处理驻京军队各机关和下面大军区与军委的联系工作。毛主席和周恩来都提议，叶群要参加。林彪本不愿意叶群这样，但只好同意，就成了“四人小组”，由吴法宪牵头并参加碰头会。……
“四人小组”一开始“当家人”就是杨成武，吴法宪工作上的事情都请示他，不厌其烦，大点的事都由杨决定。比如，最初时参加“四人小组”本应陆海空军都来当家人，海军是李作鹏在管事，应当他来。但杨成武让张秀川来，就按着杨的意思办了。……
“四人小组”在办事，只是周恩来代表中央口头上宣布，到了8月中下旬周恩来才叫我们起草一个报告，由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向下发一个文字通知，实际上那时“四人小组”已经工作了一个月了。
……
父：“四人小组”成立后在京西宾馆召开了一次军队各大单位党委书记联席会议，我们进场时大家高兴得起立鼓掌。吴法宪讲了“四人小组”的工作范围：完成毛主席、林总、周总理交办的任务，负责处理军队系统驻京机关文化大革命方面的具体工作，以及各大军区、省军区文化大革命的联络工作。
虽说是“具体工作”和“联络”，但各单位什么事都报上来，因为他们没其他地方报，而我们又没别处去推，只好干起来，“四人小组”成了“军政府”。军委各机关在上面有了自己的“衙门”，……从1967年4月初到7月底，延续了四个月的军队“无政府”状态结束了。——《对话》，上，页136-138

◎ 一九六七年七月中旬的一个深夜，吴法宪打电话来说：“总理让我通知你，经主席批准，成立一个军委看守小组，有你一个，要做好准备。”
……
军委办事组成立的时侯，全军文革早已垮台了，总政治部也“瘫痪”了。军委办事组把全军文革、总政治部的工作集于一身。看守小组时期，其主要任务是在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直接领导下，负责处理军队系统驻京机关、部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方面的具体工作。杨成武时期和黄永胜时期的前期权力有所加强，九大以后，军委办事组的权力确实不一般了。——《回忆录》，下，页539-540

关于军委办事组的前身“看守小组”，《回忆录》十分简略，只有两三句话。《对话》讲得似乎很具体，但越具体，暴露的问题就越多。
1、 看守小组成立的时间。
根据总参、总政的官方资料，看守小组成立的时间均为1967年8月17日。根据王年一查核的档案材料，亦为8月17日（王年一《关于“军委办事组”的一些资料》，北京：《党史研究资料》，2001年第7期）。因此，《对话》将小组成立时间认定为7月14日毛离京前，是错误的。《回忆录》有两个时间，前为“七月中旬”，后为“八月中旬”，应以后者为准。
2、 看守小组是谁建议成立及成立的原因。
根据王年一查核，1968年10月30日，江青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军委办事组是怎么产生的呢？1967年夏天，斗争萧华的时候（余注：斗争萧华是在1967年8月中旬，这也可以作为看守小组成立时间的佐证），出现了不严肃的现象，把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变成低级下流，转移了斗争大方向，侮辱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因此，我建议成立一个看管小组。”（王年一《关于“军委办事组”的一些资料》）
看守小组是江青最先建议成立。成立的原因也如江青所述，而并非《对话》所称：“毛主席将到南方巡视，杨成武要随行，周恩来顺着江青的意思，提出成立一个‘小组’看家”。
3、 看守小组成立是否“林彪赞同，报毛主席批准”？
《对话》此说没有依据。军委办事组1967年10月15日的报告只提及“根据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1967年8月17日指示”。我们至今也没有看到毛、林对看守小组有任何指示的文字依据。
4、叶群参加看守小组是否“毛主席和周恩来都提议”,“林彪本不愿意”?
叶群参加看守小组是否毛的提议，目前并无任何这方面的材料可作佐证。《回忆录》根本没有提及，可见起码邱会作对此是毫不知情的。看守小组是一临时工作班子，不是一个权力机构，不是政治地位的象征，在当时总政、全军文革都基本瘫痪的情况下，林彪似应更需要叶群帮他多了解一些军队文革方面的情况，如此说来，又何来“林彪本不愿意叶群这样”？
5、 看守小组是否“一开始‘当家人’就是杨成武”？
1967年8月杨成武尚随毛泽东在南方，毛的行踪不定又极须保密，吴法宪如何能“工作上的事情都请示他”？“不厌其烦”地请示，还要你这“看守小组”干什么？
6、 张秀川参加看守小组的原因。
原因很简单，并不是“但杨成武让张秀川来，就按着杨的意思办了”，而是李作鹏当时正随同毛泽东在南方，如何能“应当他（余注：指李作鹏）来”？
7、 看守小组成立有否正式报告和“由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向下发一个文字通知”？
看守小组是一临时工作班子，其成立既没有正式报告，也没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文字通知。即便是9月份决定成立军委办事组，也是由周恩来及中央文革小组所决定，并没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正式通知。
8、看守小组的工作范围是否包括“以及各大军区、省军区文化大革命的联络工作”？
不包括。看守小组存在的时间很短，不到四十天。军委办事组1967年10月15日的报告很明确，看守小组“任务主要负责驻京各机关、部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看着总政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不要出偏差”。即使到了军委办事组初期，亦明确“各大军区、省军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作，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直接领导，军委办事组负责办理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交办的一些有关具体工作。”（王年一《关于“军委办事组”的一些资料》）
9、 看守小组是“军政府”吗？
不是。看守小组工作范围仅限于京内各单位的文革运动，“看着”其“不要出偏差”。此期间，军委常委还存在，运作尚正常，根据有关资料，看守小组存在的四十天不到的时间，军委常委开过七次会议，所以，不能说看守小组是“军政府”，更不能说整个军队存在过四个月的“无政府”状态。

九、“七二○”事件

◎ 父：我从江青的话里听出来：一些人冲击了武汉东湖宾馆，毛主席正在睡觉，急忙从卧室转移出去，忙乱之中连睡衣都没有换，说“没想到我们来到了贼窝里了。”毛主席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后，才叫汪东兴赶紧向北京打通了电话，通报情况。江青说的是从那来的最新情况。
我急忙离去准备，并按林彪的交待组织了以解放军总医院主任陆维善为首的精干医疗队同行。我赶到西郊机场，有中央警卫团数百名全副武装的精锐突击力量随我行动，首批一百多人与我们同乘两架伊尔十八型飞机离京。我晚上到达汉口王家墩机场，立即与中央军委指挥所及附近各部队的通信联络接通，向北京报告我已到位。……
父：……
我在机场待命之际，叫来一些家住在城里的人向我谈谈情况，大概这样：……。
父：周恩来到武汉后与我通过一次电话，叫我在机场守候，有事会叫我。过了一会儿，汪东兴打来电话找我了，叫我过去。我直奔毛主席那儿。
看上去毛主席很轻松，穿着睡衣正在洗漱。……我把信交给毛主席，他打开看了看，没说什么。我立即告辞，回到王家墩机场临时指挥所值守。
我在回到机场的一路上，看见市内到处游动的杂乱的人很多，不少人戴着柳条编的生产上用的安全帽，拿着大棒子似乎在准备武斗，也有零散的军人混在其中，但并无开枪打斗事件。
我在机场待命，看到多架空军当时最大的运输飞机，还有飞机连续从北京运来中央警卫团的部队。我判断：毛主席马上就要乘飞机离开武汉了。
子：毛泽东决定离开武汉，是什么时候走的，现在有不同的说法。
父：7月21日凌晨过后大约三点的时候，汪东兴与我通过一次电话，问了这边的情况。我说很安全。我明白他的意思，细心地检查了一下周围。不久，一串车队开进了机场，头一辆是北京吉普车，杨成武从里面出来，马上去招呼第二辆轿车中的毛主席下来。我一看，作为当地军政首脑的陈再道没按惯例来送行，心中马上想，糟了，陈再道要倒霉了！……
我以为毛主席马上要到上海去了，没想到他登上飞机后一直没起飞。不一会儿，我被叫到毛主席飞机上他的座舱里，他说：“我太疲劳了，没有写信。你回去向林彪同志说，我完全同意他对形势的看法。但有一点林彪同志没有提到，那就是对造反派也要加以分析，不是一切都是好的。我先到上海去，这的事留给总理处理。你早些回去吧，把情况向林彪同志说说。”——《对话》，上，页147-150

◎ 当天晚六时左右，我带着秘书吴瑞云、警卫员蒋平安从总后出发，路过三○一医院时带上了外科主任陆维善和一个有工作经验的护士，到了西郊机场，吴法宪还为我们派了空军门诊部主任和两名护士，我们乘伊尔十八专机夜航，于二十日晚十一时左右到达了武汉王家墩机场。我到了之后，来接我们到场部的竟是一辆帆布篷有多处弹孔的北京吉普。我立即同周总理打通了电话，总理高兴地说：“好!你在机场待命，过一会有人找你。”
我坐在房间的沙发上抽烟待命。大约二十一日的凌晨三点多点钟，杨成武来了，第一句话就说：“我们胜利了!跟我走。”我听到杨成武的话后，估计主席已经安全转移出来了，我心里也很高兴!我坐上杨成武的伏尔加车，开往主席在机场的专列。毛主席在火车上召见了我。主席见到我时，心情还平静，他同以前一样，首先就说：“‘兴国佬’来了。你那个总后勤部的人现在听你的话吗?文革是个好办法，好人坏人都会自己去表演的。”接着，我把林总的信及林总要我转告主席的关心他老人家的话都向主席做了简要汇报。主席一边抽烟，一边听我说。待我说完之后，主席说：“我要先睡一会觉了，待一会给他们写几个字。”我即回到机场宿舍休息去了。
天刚蒙蒙亮，汪东兴又来了，说主席叫我去。我上到主席的专列，他正在洗漱。主席见到我就说：“太疲劳了，又睡不着，我也没有写信，你回去向林彪同志说，我完全同意他对全国形势的看法。有一点他没有提到的就是对造反派也要加以分析，不是一切都是好的。”……
大约七点半左右，停机坪上有三架伊尔十八同时发动，接着主席坐杨成武的伏尔加来了，到了停机坪，主席下车和我们握手，也和工作人员握手，主席上了飞机，我和杨成武、余立金他们说了几句，我才知道主席要去上海。杨成武搂着我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当时也很激动，我对他说：“你无限忠于毛主席，我要向你学习!”说完他又拉着我上机去看主席。实话说，杨成武对我是很关心的，他让我能多见到毛主席。我一下飞机，飞机就起飞了，警卫部队上了另外的飞机。——《回忆录》，下，页533-535

邱会作是1967年7月武汉‘七二○’事件的亲历者,是‘七二○’事件发生当天从北京飞武汉将林彪（有说是江青）的一封信亲手交给毛的带信人。他关于此一经过的回忆，应比陈再道、吴法宪或其他人的回忆更具权威性。可惜的是，邱会作在《回忆录》中讲清了的经过，却又被《对话》将水搅浑。
1、《对话》说，“毛主席正在睡觉，急忙从卧室转移出去，忙乱之中连睡衣都没有换，……毛主席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后，才叫汪东兴赶紧向北京打通了电话，通报情况”。其实，直至7月21日凌晨转移到王家墩机场的行动前，毛并没有离开过东湖客舍梅岭一号半步。
2、《对话》说，“我赶到西郊机场，有中央警卫团数百名全副武装的精锐突击力量随我行动，首批一百多人与我们同乘两架伊尔十八型飞机离京”。《回忆录》根本没提有中央警卫团部队随行。邱会作并没有指挥中央警卫部队的权力，中央警卫团即便要增援，也可随差不多同时到武汉的周恩来行动而不会随邱会作行动。
3、《对话》说，“我晚上到达汉口王家墩机场，立即与中央军委指挥所及附近各部队的通信联络接通”。而《回忆录》仅是说，“我立即同周总理打通了电话，总理高兴地说：‘好！你在机场待命，过一会有人找你。”
4、《对话》说，“我在机场待命之际，叫来一些家住在城里的人向我谈谈情况”。而《回忆录》仅是说“我坐在房间的沙发上抽烟待命”。邱会作并没有了解情况的任务，三更半夜又能从哪里“叫来一些家住在城里的人”？
5、《对话》说，“过了一会儿，汪东兴打来电话找我了，叫我过去。我直奔毛主席那儿”。毛泽东那儿是哪里？《对话》讲不出来。其实，据《回忆录》，邱到达后一步也没离开过王家墩机场。东湖客舍既然已不安全，汪东兴没有理由叫邱来回折腾一个多小时去那儿见毛。
6、《对话》说，“我在回到机场的一路上，看见市内到处游动的杂乱的人很多，不少人戴着柳条编的生产上用的安全帽，拿着大棒子似乎在准备武斗，也有零散的军人混在其中，但并无开枪打斗事件”。据《回忆录》，既然邱没有离开过机场，这一段话就纯为杜撰。
7、《对话》说，“7月21日凌晨过后大约三点的时候，汪东兴与我通过一次电话，问了这边的情况。我说很安全。我明白他的意思，细心地检查了一下周围。不久，一串车队开进了机场，……”。毛的安全至关重要，“检查周围”的活，汪绝不会放手让邱去干。而《回忆录》说的是“大约二十一日的凌晨三点多钟，杨成武来了，第一句话就说：‘我们胜利了！跟我走。’我听到杨成武的话后，估计主席已经安全转移出来了，我心里很高兴！我坐上杨成武的伏尔加车，开往主席在机场的专列。”
8、《对话》说，“我以为毛主席马上要到上海去了，没想到他登上飞机后一直没起飞，”《对话》接着说毛叫邱到他的座舱里说了一番话。而《回忆录》是说“主席上了飞机，我和杨成武、余立金他们说了几句，我才知道主席要去上海”。邱事前并不知道毛要去上海，毛也没有在机舱里和他说什么话，那些话其实是在这之前毛在专列上与他说的。

十、1966年7月毛给江的信

◎ 父：我觉得有两件事影响了杨成武。一是1966年7月毛主席给江青写过一封长信，原信只有周恩来、王任重等极少数人看过，杨成武也知道内容。……
子：毛泽东在发起与刘少奇斗争的时刻，写信论述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部署。姑且不论信的内容，仅是写给江青这件事，就大大地提高了她的地位。
父：江青如获至宝，搞得很神秘。江青是直筒子脾气、肚子里藏不住一点事。她以为风声出去了，叶群定会恳求她看一下信。叶群听从林彪的，装作不知道。后来叶群对我说，果然如林彪所料，江青按捺不住了，叫叶群到钓鱼台十一楼住处去谈一谈。江青很神秘，等房内只有她们两人时，把卧室的门和外边的门都关上，江青才把藏在她睡的床上褥子下面的信拿出来。叶群看信的时候，江青还在信的上面用报纸遮挡，生怕有人用什么特殊办法摄走了内容。
子：江青把事搞得那么玄乎，令人感到很可笑！真是哪样吗？
父：叶群就是这么对我说的呀！叶群记忆力很强，看了两遍把信的大意记住了。叶群谎称内容早从杨成武那知道了，显出不感兴趣的样子。……
……
子：林彪就不去和毛泽东谈一谈？
父：他很难启口呀！倒是陈伯达听到这封信的风声，和林彪研究过。我听陈伯达说，可以肯定毛主席是不会“以江促林”（给江青写信去批评促进林彪搞文化革命），并自告奋勇去“探风”。有一次陈伯达去毛主席那谈论一本他们都感兴趣的书时问：听说主席给江青同志写了封长信，谈了许多重要的理论，是否由我们整理一下，指导全党学习……毛主席说：有个什么重要理论，兴致所到，多写了几句罢了。我若把信写给林彪、恩来，他们党性强，会老老实实锁在抽屉里。写给江青这个小自由主义分子，她就会吹出去。有些问题在小范围内吹一吹有好处。
林彪知道了毛主席那么说，心放下了一些，但还是没有解决问题。1967年毛主席从南方巡视回北京后，和林彪两个人谈论其它问题时，又谈到给江青写的信，说没有不利于林彪的意思。毛主席为表示诚意，说那封信已经叫人烧掉了。那一次毛主席和林彪是怎么单独谈的，外人一概不知。我是从林彪偶尔带出的一句话中做出了判断，他说：“我向主席说了，我提的那个‘顶峰’，是当代，不是今后，更不是永远。我并没有什么说得不妥的，主席也同意。”——《对话》，上，页165-167

关于1966年7月8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回忆录》没有谈及。这些经《对话》作者杜撰强加于邱会作身上的话，退一万步说，即使真是邱所说，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1、1972年5月，江青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华东组和中南组会上即讲清了毛给她的信传达给林彪的过程：“听说主席写了这封信后，要秘书抄了一个抄件，并在抄件上做了亲笔修改。在主席那里（即白云黄鹤处）首先看到这封信的抄件的，是总理、王任重。总理看了这封信后，提出他去大连说服林彪改正。主席同意。总理劝告林彪不要再作那种提法，据说当时林彪表面上是答应了。因此，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中央专门发了一个通知。现在事实证明，他实际上是耍了两面派。最近查了一下过去的批件，主席把林彪这个讲话，一直压到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几号才批发。”（《江青同志在批林整风会议华东组和中南组会上的讲话》）
据《周恩来年谱》，“（1966年）7月11日、12日 到毛泽东处谈话。看了毛泽东七月八日给江青的信后，建议找林彪谈谈。经毛泽东同意，七月十四日，从上海飞大连与林彪谈话，转达毛泽东的意见。林彪表示接受，答应回京后修改五月十八日的讲话。十五日，周恩来返京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页40）
相信绝大多数研究者更为认可《周恩来年谱》的记载而不会认可《对话》的说法，即林彪、叶群当时不在北京，是周亲自到大连，转达毛泽东的意见。直到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时，林彪才被毛主席叫回北京。因此，“江青按捺不住了，叫叶群到钓鱼台十一楼住处去”看信的故事，应为子虚乌有。
2、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所表达的对林彪的“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主要是对林过份吹捧毛的不安。这种“不安”也好，不满也好，毛给江的信并非孤证。在写这封信后十多天，7月25日，毛泽东将一份新华社电讯稿批予陶铸、张平化称：“此件看过，可用。在第五页上将‘最高指示’改为‘指导方向’。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7月29日，陶铸就毛泽东的批示给中央、毛报告中称：“主席指示：今后不用这类语言。大家认为这是伟大领袖的谦逊态度。我们应当按主席的指示办。”陶铸的报告还建议采取逐步停用、“不宜突然全部停止使用这类语言”的步骤。陶铸这个报告，毛8月4日同意“可发各省、市、区党委注意掌握”。当日，中共中央将陶的报告发至省军级以上党委、党组。（见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66）394号，又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页85-86）。
毛泽东对林彪委婉的批评，不管真情也好，假意也好，已由中共中央文件传达到全国的省军级以上单位。即使没有毛给江的信，也还有中发（66）394号文件。毛给江的信及中发(66)394号文（尤其后者）均可证实：此一阶段，毛对林是又打又拉，在重用其之前已打了预防针。既然如此，江青也好，林彪（包括叶群）、陈伯达也好，根本已不可能将毛对林的批评再搞得如《对话》般神神秘秘。毛主席的态度林彪已知悉，林彪不会有希望陈伯达去探风的愿望，陈伯达既没有这个能力，更不会“自告奋勇去”。况且，那时陈伯达还远远没有靠向林彪，可以说基本没有个人来往。
3、毛泽东1966年7月给江青的信，以邱会作、杨成武当时的地位和职务。都是不可能与闻的。毛1966年到南方，杨成武并未随行，杨随毛南巡是1967年，《对话》的作者恐怕是将两年的事搞混了。《对话》说，1967年毛南巡回京后告诉林彪，“说那封信已经叫人烧掉了”，其实，据戚本禹的说法，给江青的原信，早在1966年8月林彪从大连回到北京后，在林的要求下，请示了毛，得毛同意，已经销毁了。（余汝信《与戚本禹面对面》，原载电子杂志《枫华园》第432期，2004年1月9日），因此，《对话》说“1967年毛主席从南方巡视回北京后，和林彪两个人谈论其它问题时，又谈到给江青写的信，说没有不利于林彪的意思”，在情理上是没有可能的。

十一、九大党章

◎ 父：它的错误很多，有些我当时就能看出来，如把“打倒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打倒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写入了党章总纲，这在我们的党纲上从来没有过的，违反了我党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自我孤立，加深了对方对我国的军事压力。党章上明显的错误还有，只是没有人愿意公开说出来罢了。——《对话》，上，页211

这是《对话》改造了邱会作，将《对话》作者的当代思维强加于三十多年前其父身上的一个典型例子。
九大党章上这句话全文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决同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团体团结在一起，同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团结在一起，为打倒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打倒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为在地球上消灭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而共同奋斗。”类似这样的“豪言壮语”，毛泽东说过不知多少次，林彪在九大的政治报告中也有引用。
邱会作是九大时期的政治既得利益者，是那个时代的天之娇子。邱会作当时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其自身信仰，怀疑毛、林的“伟大”与“正确”。在《回忆录》中，根本找不到类似的话。

十二、江青、叶群进政治局

◎ 子：毛泽东嘴上不同意江青，一次次划掉江青的名字，可是心里又是另外的想法，如何才能顺利地把这件事办下来？
父：这就靠周恩来了。他带着康生、黄永胜先到毛主席处，说：我们向主席真诚地提出，江青同志一定要列进政治局候选人名单之内。……
毛主席说：你们的道理是对的。这个问题不管怎么说，责任在我毛泽东身上，我应当完全负责。我不愿意和她一起工作，受她的气！她从思想上来说不是一个纯洁的党员，另外，她也不是一个女人。——《对话》，上，页258-259

◎ 二十七日上午十时，周恩来、康生、黄永胜三人到了毛主席住处。周恩来说：“我们诚恳提出江青同志一定要列入政治局候选人名单之内。把她列入固然有一定的政治影响，不列入也会产生政治影响，甚至会产生的更大的政治问题。权衡利弊，我们提议一定要把江青列入候选名单之内!”
毛主席：“你们要那就要吧。不管怎么说，列上了责任在我身上，就这样吧。”
周总理等三人接着就到林总家里去了。——《回忆录》，下，页651

从《回忆录》的叙述来看，九届一中全会前后，毛泽东对江青进入中央政治局口头上从来没有表示过明确的反对态度，也没有任何对江青的评论、评价。
《回忆录》称，4月26日后毛泽东曾先后两次在拟定名单江青的名字上打叉。这是毛在做做样子。周恩来最能揣摩毛的心态，两次坚持将江青、叶群的名字都列上。到了4月27日，周、康、黄三人到毛处汇报，周讲了上述《回忆录》中的一番话，毛则最终表示了同意。
与《回忆录》相比较，《对话》中的毛多了几句话：“我不愿意和她一起工作，受她的气！她从思想上来说不是一个纯洁的党员，另外她也不是一个女人。”这是邱会作回忆录原稿中所没有的“僭建物”。
正如在毛、江身边十八年的戚本禹所言，“毛、江的关系一直很好，感情甚笃，直到晚年，尚为如此。说毛对江没有感情，那是骗人的话。”（余汝信《与戚本禹面对面》，原载电子杂志《枫华园》2004年1月9日第432期）尤其是在1969年4月九大时期，毛对江青是不会说这些话的。从文革的整个实践来看，毛与林彪、与周恩来、与邓小平等人的关系相比，毛与江青不能说没有感情，仅就江青九大、十大进入中央政治局而言，不能说毛主席“不愿意和她一起工作”。而且，“另外，她也不是一个女人”是什么意思呢？几十年来，有关毛、江关系的各种资料，信息不断丰富，惟从来没有在别处听到这样的说法。

十三、邱鼓动别人不投江青的票？

◎父：……
我来到会场，看好了我的座位在哪里，就退出来在大厅门口外坐下来休息，正巧广州军区的丁盛、任思忠等人和其他几个军队中央委员来了。我想起文化大革命以来江青指使造反派对我和老干部的人身残酷迫害，想起江青这个霸王对党和国家的祸害，我话在口中，如鲠在喉。我大胆地讲了一句：“江青他们是反对解放军的，是反对林副主席的，如果有她的名字，我是不投票的，红人的脸上也可以抹黑嘛！”我觉得大家原来心里就有想法，经过我这么挑明、鼓动，肯定有人和我一样，不会投江青的票。
子：你的此举在“九一三”以后被中央专案组查实，是政治上将你置于死地的重要“罪行”，说你“疯狂反对文化大革命，迫害江青同志”。别人没投江青的票是躲在暗中，而你在明里煽动。
父：对此我无悔无恨。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许多人表白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如何反对“四人帮”。但是，高级干部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在党的全会上敢公开和江青对着干的，除了我们几个，能再找出其他更多的人来吗？——《对话》，上，页265

◎不一会，就发选票了，我这时才看到自己名字在候选人之中。选举很快就结束了，……由于自己可以选自己，得全票的不少。江青没有想到自己会少几张票，心里很不舒服，但没有发火也没有退席，只是坐在那里象一块木头那样连动也不动一下。——《回忆录》，下，页652-653

邱会作九大不投江青的票，据切实了解，应是事实（《回忆录》中对此未有提及），但如《对话》所说邱公开地去挑明、鼓励别人也不投江青的票，并不可信，这是《对话》人为地拔高邱会作的一个典型事例。
1、《对话》借“邱会作”的口说“江青他们是反对解放军的”，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江青并不反解放军。毛泽东依靠解放军搞文革，解放军在文革中为毛泽东所用，这一点江青是很清楚的。请解放军为“尊神”，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他们，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才吓得他们屁滚尿流，缴了械。”（江青《为人民立新功》）就是江青的提法。一言以蔽之，江青不是反对解放军，而是想把解放军抓在手，想让军队听她的。
2、《对话》借“邱会作”的口说江青“是反对林副主席的”，在九大期间，没有这个迹象，邱会作也不可能看到这个迹象。由于林彪当时的地位如日中天，江青是靠颂扬林彪来为自己服务的。九大以后，特别是到了1970年下半年，那就是另一种情况了。
3、在党的代表大会期间，在大庭广众之中，公开地鼓动别人去投某某人的票，不去投某某人的票，都是很犯忌的、严重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真实的邱会作想必不会那么傻，尤其《对话》称邱“我觉得大家原来心里就有想法”，就更没有依据，

十四、对九大的认识

◎父：党的“九大”是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中期之时召开的，相对来说，国家已经算是进入了比较平稳的时候了。本来“九大”应当是有所作为的，但是它无所作为，“九大”是一个平庸的会议！不但如此，“九大”的路线是错误的，它口头上说“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但没有通过总结文化大革命的进程来把它结束，非但没有那样做，反而决定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对话》，上，页271

◎我参加过三次代表大会，感受是不同的。参加第七大感到很光荣；参加第八大军队干部就感到很平淡；参加九大的印象最深刻。在党的九次代表大会上，我当选为中央委员，后又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我十四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经过四十年的革命斗争，我从一个普通战士成长为党的高级干部，并成为党的最高领导集体中央政治局的成员之一。——《回忆录》，下，页616-617

九大在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对于极为拥护毛、林的邱会作来说，九大是他政治上回报最丰盛的鼎盛时期。从《 回忆录》中他对九大的叙述可以看出，他对此时期是“印象最深刻”的，他认为象他这样“进入政治局的人，大多数都得到全党的拥护”。可以说，邱此际正是踌躇满志之时。故而，邱在《回忆录》中虽然谈到了九大期间的一些党内斗争，但却从来没有说过“九大路线是错误”之类的话。《对话》所称邱会作说九大“无所作为”，“是一个平庸的会议”，“‘九大’的路线是错误的”，决不会是邱会作本人的思想，而是《对话》作者程光本人的思想。

十五、林彪说过“就让她当个‘宋庆龄’”吗?

◎ 子：陈伯达能影响林彪吗？
父：能，有时还相当大呢！
针对江青的活动，林彪曾对我们说：“他们对谁出气不是实质问题，主要是有人没当上中央常委，没有创造出骑在别人头上的条件，在发泄不满。对她这个特殊问题，我们要多用脑子，想复杂一点不够，还要想到两点、三点……”
我觉得林彪把问题看重了，江青掀不起什么大浪。我有一次斗胆问了句：“林总，日后真要是主席百年了，你怎么摆弄那个三点水（江青）。”林彪不假思索地说：“就让她当个‘宋庆龄’！冷一点还是热一点，看她的表现。”——《对话》，上，页406

林彪八大就是中央政治局委员，1958年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他是深谙“中央政治”的人，决然不会在一个部下面前随便对中央主席的夫人说三道四、品头论足。作为部下，真实的邱会作知道林彪的为人，当着林彪的面，邱会作决然没有这个“斗胆”问这个“将林彪军”式的问题。林彪对自己能不能接上班，心里清楚得很，他也不会去设想毛“百年以后”如何如何的事。林彪思想深沉，邱会作在老干部中也算是有思想的，因此，邱会作不会问这个“只能会意，不能言传”的问题，林彪更不会去回答这个“只能会意，不能言传”的问题。《回忆录》中也找不到如此“只能会意，不能言传”的对话。

十六、1970年5月17日谈话

◎父：……林彪很生气地说：“江青攻击总理，还攻击了中央常委的大多数，是严重的违反纪律行为。应当向主席汇报……”他还列举江青的一些劣迹。林彪的谈话，后来李作鹏整理成四条，我把它抄在我的工作笔记本里了。
……
父：……
我打通了周恩来那的电话，问：“总理有空吗？”他明白我的意思，答：“你现在就到我这儿来。”待我赶到，他立刻支开旁人。我把那天下午江青谈的内容、情节都汇报了，并把林彪的态度和黄永胜向毛主席报告的事也说了。周恩来心情沉重，非常难过地说：“自从江青到了延安和主席在一起，我照顾了她几十年，一直对她非常关照，可以说是无微不至。人要讲良心呀……”周恩来说他和江青的交往时很伤感，最后说：“我感谢军委办事组的同志能向我及时通报情况，这对我是很大的帮助。你们都是老同志，对于过去党内发生的那些事，虽然你们当时不在领导岗位上，但事情的经过、内容、中央最后的结论，你们知道。我相信你们对她的胡说，也就是听听而已。在我们中央里，为什么还会发生这样的事，你们是清楚的，这是件坏事，但是当你们理解了就是好事！”
……
第二天5月18日下午，黄、吴和我向周恩来汇报了毛主席的态度和林彪的问候，大家谈得非常知己。我们觉得毛主席对江青严重的错误只说了那么几句不痛不痒的话，不仅是袒护，也太放纵了，不免发些牢骚。周恩来却说，主席能那样说江青几句就已经很不错很不容易了。
那天晚上我们聚餐，喝了酒。周恩来兴奋地说：“我们有毛主席、林副主席领导，有众多的老同志，什么风浪也不怕。”我们畅谈到凌晨才分手。——《对话》，上，页409-410

◎ 一九七○年五月十七日，江青又叫我们去钓鱼台十一楼，这次可大不一样了，江青主要是攻击总理。……
……
我们出来以后到了毛家湾，向林总作了汇报。林总很生气，他说：“江青攻击过中央常委的大多数，今天是直接攻击总理，这个事情你们应当向毛主席报告清楚。”
……
大概七点多钟，我就到了中南海西花厅总理的家里，我把整个过程都向总理说了。总理对江青的话、主席的话都不吃惊，但听我的话时很激动，眼眶都是湿润的，总理拉着我的手连说了两句：“老同志就是老同志!”接着总理又说：“老同志是能够理解大事的!”我望着总理慈祥的面孔和疲惫的双眼心里也是很激动的。
不久，李先念跑来找总理，总理还有事，我就没有和总理一起去大会堂开会，我先走了。——《回忆录》，下，页682-683

1970年5月17日江青找黄吴李邱等人谈话，是一次重要的谈话。这次谈话过程及事后各人的反应，对我们研究文革当中毛、林、周、江青，以及黄吴李邱的思想状况是大有帮助的。惟在《对话》和《回忆录》中，同一个邱会作，对此事经过的描述却大不相同。
1、江青谈话后到林彪处汇报的过程。《回忆录》及《对话》及提及林彪说了意思大致相同的一句话：“江青攻击过中央常委的大多数，今天是直接攻击总理，这个事情你们应当向毛主席报告清楚。”但《对话》随后又说，“他还列举江青的一些劣迹。林彪的谈话，后来李作鹏整理成四条，我把它抄在我的工作笔记本里了”，这并不符合我们所知的林彪沉默寡言，从不在部下面前公开点名议论人的性格。同时也可以合理推断，这一段话邱会作原稿是没有的。
2、到周恩来处汇报的过程。《回忆录》记载简洁明了，听完邱会作汇报，周恩来只讲了两句话：“老同志就是老同志！”“老同志是能够理解大事的！”而《对话》则说周讲了长长的两段话。
程光写于2006年的《1970年庐山会议背景的研究》写到此事时还称，邱会作说：“这一次我把下午江青讲的详细地说了一遍，周恩来一听就觉得有份量，一边听一边做笔记。”（《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下册，田园书屋出版，2007年3月版，页632）不知什么原因（也许程光自己也感到说周恩来“一边听一边做笔记”太不真实？）在《对话》中将此删掉了。
周恩来是一个很成熟很老道的大政治家。他有话都不敢跟邓颖超说，自己放在肚子里，怎么敢与邱会作这么一个低一辈的“外人”说江青的坏话，甚至“一边听一边做笔记”？众所周知，在文革中周恩来对江青从来都是毕恭毕敬，不敢得罪，甚至悟出文革中的“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他怎么敢对邱说攻击江青的话，他不怕别人把话捏在手上吗？伍豪一事已被毛等人捏在手里，还不够难受吗？还要把攻击江青的话让别人捏在手上吗？
3、《对话》中“第二天5月18日下午”这一段，《回忆录》是没有的。黄吴邱与周恩来一起议论毛及江青，以当时的情势及周恩来的性格，都是难以想象的。

十七、林彪想当国家主席吗?

◎ 父：退一万步讲，就算林彪想当国家主席，也在情理之中，没有什么可指责的。……林彪在这件事上的考虑，我判断是借着宪法修改中“设国家主席”的讨论，作为话柄打击上海帮张春桥。毛主席同样也对国家主席看得很轻。——《对话》，上，页430-431

◎ 林彪同意设国家主席，全国基层同意设国家主席，几个常委都同意设国家主席，全党全国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都是从国家体制去考虑，建议设国家主席。只有毛主席说不设国家主席，虽然他说是为改变国家体制，实际上主席的目的就是不想让林彪当。也许毛主席把“国家主席问题”和接班人问题连在一起去考虑了。——《回忆录》，下，页679

关于国家主席一事，《对话》的作者按今天的思维去“推测”当年的林彪，借“邱会作”之口得出自己的结论：“退一万步讲，就算林彪想当国家主席，也在情理之中，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对话》的作者有什么依据可以设定林彪头脑中那怕是闪过当国家主席的念头？笔者认为，《回忆录》说得对。毛“不想让林彪当”，又不好说出口，是问题的实质，毛提出改变国家体制只是一个借口。在毛极端重视权力和实际权力集于毛一身的毛泽东时代，所谓国家体制，对毛来说并不重要。毛1971年8月南巡时说，“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国家主席问题”，只是毛泽东不想要林彪的一个借口。没有国家主席问题，还有“四个伟大讨嫌”，还有“缔造的为什么不能指挥呀”，还有“天才”问题这一“反党理论纲领”，等等。即便没有这些，毛泽东一样会“抛石头、掺沙子、挖墙脚”。毛泽东为什么不想要林彪了？毛林之间的蜜月为何如此短暂？毛林之间后来真正的分歧何在？毛林分歧中林彪是否一切全对？林彪如有错错在何处？这些，都是文革史研究中尚未研究透彻，还须深入钻研的问题。
此外，《对话》中的“邱会作”说“林彪在这件事上的考虑，我判断是借着宪法修改中‘设国家主席’的讨论，作为话柄打击上海帮张春桥”，也并非事实。宪法修改过程中吴法宪与张春桥有过争论，但不是国家主席问题。况且，“上海帮张春桥”在庐山会议之前，在宪法修改过程中关于设国家主席的有关讨论也没有什么把柄可抓。

十八、陈伯达把林彪推上第一线

◎ 父：我和李作鹏反对把林彪推向第一线，但苦于没有机会进言。相反，陈伯达则通过叶群、吴法宪和林彪沟通。以后黄永胜对我讲，陈伯达为林彪打上海帮，提了三个方案：“出题目”、“指出来”、“敲边鼓”。“出题目”是把上海帮的问题正式提到毛主席那里去，看毛主席怎么办。“指出来”是在一定场合向大家指出上海帮的问题，“敲边鼓”是旁敲侧击他们，给以警示！林彪想选择“出题目”，想对毛主席说，或写信给毛主席。在林彪犹豫之际，陈伯达提出最好是“指出来”。
子：陈伯达那么有把握？
父：他分析了理由：其一、毛主席和林彪是亲密战友，历来互相支持，毛主席要打倒的人，林彪支持。林彪讨厌的人，毛主席就搬开。其二、毛主席知道上海帮的宗派活动和反林彪、周恩来的事，批评了上海帮，表示以后要拆散他们。其三、高级干部绝大多数人讨厌上海帮，受过他们的伤害，只要林彪“点”一下，就会受到广泛的拥护。
……
父：如果此时林彪把“指出来”降为“敲边鼓”更好。即便引起毛主席的不快，但也不会令他过分在意，更不会让他掀起一个保护上海帮、打击军委办事组的运动。党内政治生活，毛主席主张“君子动口不动手”。林彪讲话，事先毛主席知道，是在党的会议上讲，是“动口”，没有“出手”搞什么动作嘛！但是，陈伯达、吴法宪、汪东兴发难了，把事态急剧扩大，变成了“动手”。 ——《对话》，上，页439-441

《对话》上述演义式地讲述陈伯达与林彪的关系，对人们弄清历史真相的反作用十分大。
1、历史真相是：陈伯达和叶群稍有往来，从而黄吴李邱和陈伯达也有些来往。从现在的各种文字资料、回忆录等来看，这样的来往不多不深，远未达到“陈伯达为林彪打上海帮，提了三个方案”甚至“他分析了理由”的地步。《回忆录》从未透露过这样的信息，陈伯达的秘书们都在，据切实了解，九届二中全会以前林彪和陈伯达来往极少，陈伯达的闽南话，林彪听不懂，九届二中全会后更无来往。
2、九大尤其1969年下半年以后，毛泽东对军队、对林彪有所不满，对江青却基本上是肯定的，没有听说有什么批评。这些，林彪是清楚的，陈伯达是清楚的，黄吴李邱也是清楚的。江青的确飞扬跋扈，但说此时已有明显的“上海帮的宗派活动”，应非事实。在这样的大前提下，“陈伯达为林彪打上海帮，提了三个方案‘出题目’、‘指出来’、‘敲边鼓’”应无可能，“林彪想选择‘出题目’，想对毛主席说，或写信给毛主席”更不可能。如果上面是事实，毛泽东提出“林陈反党集团”一点也不冤枉。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是政治局委员，林彪和陈伯达都商量好了对付他们的方案，不是“林陈反党集团”是什么？《对话》这样做，是借邱会作的口授人以柄，对历史、对林彪、对陈伯达，及对自己的父亲，都是极不负责任的。
3、《对话》说，“林彪讲话，事先毛主席知道，是在党的会议上讲，是‘动口’，没有‘出手’搞什么动作嘛！但是，陈伯达、吴法宪、汪东兴发难了，把事态急剧扩大，变成‘动手’”。道理同上面一样，你自己都承认“发难了”、“把事态急剧扩大，变成了‘动手’”，毛泽东不收拾你收拾谁？！事实上，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吴法宪与陈伯达、汪东兴并不是一个组，也没有像陈伯达、汪东兴般坚持设国家主席，《对话》将吴法宪与陈、汪捆绑在一块，亦有失公允。

十九、“九一三”凌晨的政治局会议

◎ 父：……
周恩来刚进入四川厅，我发现他的神色非常特别，面容不仅疲劳，而是心中沉甸甸地装着件大事。……他看江青毫无反应，补充了一句：“林彪坐飞机走了。”
子：对周恩来说的，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父：我听到周恩来说“林彪坐飞机走了”，一时糊涂了，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也想不出来解释。……
……
父：周恩来说完“林彪坐飞机走了”，疲倦地合上双眼，靠在沙发里休息了足有五分钟以上。
……
周恩来说，……凌晨1点50分左右，北京空军的雷达最后搜索到飞机，飞机向北去，以后就搜索不到目标了。
……
子：有史学研究者认为，周恩来已经知道林彪外逃了，并举出了吴忠回忆作证，说吴忠和吴德已经知道了，作了防范的准备。
父：周恩来告诉吴忠、吴德，事情本身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因为那个时候，周恩来要紧急通知卫戍区防止万一，这种可能性有。但说到周恩来对他们说林彪外逃了，不可能！因为他没有那个时间找吴德、吴忠谈话。再说，飞机才消失，到哪里去了还不知道嘛！周恩来说的是“失踪”！他呀，那么谨慎的人，在那种情况不明的情况下，会断然宣布林彪“叛逃了”？根本不会！
……
子：我注意到了，周恩来在政治局上讲话，在没有摸清林彪飞机下落的情况下，他没加上任何结论性的用语。
父：但是对林彪违反纪律随便乘飞机夜航，对林彪走了，是贬意的口气，是反对的。他心情沉重，说话严肃认真。——《对话》，下，页610-614

◎ 我们大概等了近三小时，于十三日早六时，可以看到窗外的光线，天都快大亮了的时候，政治局的会议才开始的。……
周总理坐下之后，习惯性地扫视了一下全场，就特意对着江青说：“江青同志，今天凌晨发生的事你不会感到突然吧？”江青当时不可能理解总理的话，因此她没有回答总理的问话。总理看他的话毫无反应，又补充了一句：“林彪坐飞机走掉了，飞机出境到外蒙古了。”——《回忆录》，下，页792
关于1971年9月13日凌晨的政治局会议，《回忆录》与《对话》的细节分歧关键在于：《回忆录》中周恩来是说：“林彪坐飞机走掉了，飞机出境到外蒙古了。”而《对话》中周恩来仅是说：“林彪坐飞机走了。”
据多种资料综合分析，9月13日凌晨周恩来知道林彪的专机越过了中蒙边界上空是铁定无疑的。
9月13日凌晨一时前，得周恩来同意，吴法宪已经到达西郊机场空三十四师指挥所。吴法宪在回忆录中称：“我一直在雷达监视器前关注着飞机的动向，并随时向周恩来报告。”“当飞机飞到了赤峰附近的时候，我想到在赤峰附近有我们的歼击机部队，就问周恩来要不要把三叉戟拦截回来。周恩来说：‘这要请示毛主席。’过了一会儿，周恩来答复我说：‘毛主席不同意，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到九月十三日凌晨两点多钟时，周恩来又来电话问飞机到了什么地方。我说：‘已经快出国境了，离中蒙边界只有一百公里。飞机高度只有三千公尺，快看不见了。’很快，飞机就从雷达屏幕上消失了。我立即报告了周恩来，说飞机已经飞出国界，雷达看不见了。”（《吴法宪回忆录》，下卷，页863-864）
很简单的道理是：256号专机有没有出境，空军的雷达是能够侦测得到的，此情况吴法宪也会马上报告周恩来。因此，周恩来才须在凌晨三时将李作鹏、邱会作等“请”到人大会堂。试想林彪的专机不是强行起飞，不是飞出了国境，只是“违反纪律随便乘飞机夜航”，半夜三更、心急火燎地将全体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召来干嘛？
我们不明白的倒是，《对话》为什么要反复强调9月13日这一天周恩来只是说“林彪坐飞机走了”，只是“情况不明”？《对话》似乎有意将政治局得知256号专机越境的时间推迟一天，但这种歪曲事实真相的做法又有什么意义呢？

二十、中央宣布林彪死讯的时间

◎父：……最初，毛主席在没有弄清楚情况之前还没有下决心做什么处理。如果说发现林彪乘坐的飞机在外蒙古失事，让中央了解了实情，我倒是立了功的。
我在总参三部（情报部）例行的情况简报中看到一条不起眼的消息：蒙古人民共和国指责我国，昨天凌晨三时许，一架中国大型军用飞机入侵其领空，在温都尔汗附近坠毁……
……
父：军队的战备一直作得好。我立刻打电话把这条消息向周恩来汇报了。他说：“我已知道了，你心很细，我通知外交部查办。”
……
父：就是经过这一条线索，中央知道了飞机的下落和林彪的死讯。
……
子：9月14日是“九一三”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中央没有找你们有什么事吗？
父：我和周恩来有一次电话联系，就是我看到了总参三部那则情报后向他报告。我的感觉是，中央第一件要紧的事是了解林彪那架飞机的下落，在没有搞清楚之前，不会有什么大动作。
14日晚上，周恩来召集政治局会，研究战备问题，……
……
子：“九一三”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你们还能正常地参加中央政治局办公吗？
父：还算正常。9月15日晚上，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一开始周恩来就宣布，林彪乘坐的飞机已在蒙古共和国温都尔汗失事坠毁，机上的九人全部死亡。——《对话》，下，页623-627

◎ 九月十四日 ……
我同住常一样在家里的办公室一一翻阅文件，我在《三部要报》中看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通报，昨凌晨一时许，中国一架大型运输机入侵，在肯特省温都尔汗坠毁……”
我立即将此事报告了周总理，总理说：“很好。我已知道了。”
今天下午中央政治局没有开会。晚上开会时，周总理宣布：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飞机，在外蒙古温都尔汗堕毁了，机毁人亡，飞机上九个人都死了。——《回忆录》，下，页797-798

1、关于256号专机越过中蒙边境及失事的情况，总参及空军技侦部门（总参三部是技侦部而并非情报部）先后都有及时的报告。如果非要说什么立功，只能说是技侦部门立了功，如何会像《对话》所说是看到了《三部要报》的邱会作立了功？“让中央了解了实情”的是三部和空军，怎么会是邱会作？而《回忆录》只是叙述了事情经过，没有说什么立功不立功的。
2、《对话》将中央宣布林彪死讯的时间说成是9月15日晚上。《对话》也说中央14日上午已从《三部要报》中得知了256号飞机在外蒙失事坠毁，天大的一件事，为什么14日晚政治局开会时不宣布而要拖延整整一天至15日晚才宣布？这是毫无道理的。而《回忆录》则十分明确，9月14日，“晚上开会时，周总理宣布：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飞机，在外蒙古温都尔汗堕毁了，机毁人亡，飞机上九个人都死了”。
《周恩来年谱》1971年9月14日条记载：“9月14日 下午连续工作达五十个小时后刚休息，即接到来自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的特急报告，获知林彪等机毁人亡的确切消息。随即，亲往毛泽东处报告情况，……”“傍晚，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会议，通报林彪等人机毁人亡的消息，并在会上分发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的报告。”（《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页482-483）
据时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的符浩回忆：9月14日中午，外交部即收到中国驻蒙大使馆的报告，得知一架中国喷气式军用飞机于13日凌晨2时左右坠毁在蒙古肯特省贝尔赫矿区以南十公里处，机上九人（八男一女）全部死亡。报告即送达毛泽东和周恩来处。下午2时，周恩来来电话，对外交部的工作感到满意并指示：一、将今天收到的我驻蒙古大使馆的报告用三号铅字打印十八份，下午6时由符浩亲自送到人民大会堂北门内，交中央办公厅王良恩副主任；……（符浩：《林彪之死》，载《60个瞬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9月版）
根据多种材料比对，《回忆录》所说为确。然而，《对话》为何有意将中央宣布林彪死讯的时间推迟一天？却是令人颇感跷蹊的。
2011年9月13日改定

《记忆》 第77期 2011年10月21日

tuffy05

谁离真相更近?
──《心灵的对话》与《邱会作回忆录》的细节差异浅析

余汝信

一、叶说的还是林说的?
◎ 父：1965年8月初，叶帅把我叫到他的家里去，对我发牢骚说：（余注：黑体字部分为本文作者所改排，下同）“罗瑞卿很会往自己腰包里装东西，我在南京发现和总结了郭兴福的军事训练方法，罗瑞卿并不在意。后来毛主席做了很好的批示，罗就打主意了，还在南京召开全军军长会议，兴师动众地抢功，后来又发展成‘大比武’。” 叶帅说，他刚从大连林总那回来，两人谈了，认为罗瑞卿变了，不注意自己参谋长的身份，专横霸道，独揽大权，俨然已是军队的统帅了。-------《对话》上，页10
◎ 叶谈话的要点如下：
……
林总还说：罗这个人很会装自己的“腰包”。在南京军区着手总结的郭兴福军事训练方法，他开始不注意，后来毛主席做了批示，他就打主意了，把功劳硬抢过去了。
郭兴福教学法是叶帅发现、总结出来的，罗抢了过去，并以大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为由，在南京召开了全军军长以上的会议，除一个军长因病未到会之外，所有军以上的军事干部都到会了。这是一次兴师动众的“抢功”大会，大会之后并非搞军事训练，而是搞全军大比武了。------《回忆录》上，页378-379
同一句话，分别在《对话》里是叶剑英本人所说，《回忆录》中是叶剑英转述林彪的话。
叶剑英是熟谙历史、极具睿智的大政治家。《对话》中他对部下发这样的牢骚，有以元帅身份与大将罗瑞卿争功之嫌，想必这决非叶之所为。但如果像《回忆录》中叶剑英传达的是地位比他高、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林彪的原话，此事就如同由林作了仲裁。不以自己作评判而以林彪作评判，这就显露了叶高超的政治造谐。比较起来，《回忆录》所述显然合情合理得多。

二、上海会议的特点
◎ 父：上海会议是按党内生活方式开的“神仙会”，有三个特点，一是没有当面斗争，是 “背靠背”，罗瑞卿没露面。二是畅所欲言，与会者可以发言也可以不发，罗瑞卿自己也可以辩解，他承认搞“大比武”不妥，但不承认反林总，罗说他曾长期在林总的领导下工作，从无二心，“这辈子跟林总跟定了，棒子打也打不散”。三是没正式组织结论。会议结束时，刘少奇召集大家说：“这次会议开得好，大家平心静气地摆事实、讲道理，没有搞过火斗争，用谈心的方法是能够解决问题的。回北京后，中央军委还要开会，也要依照上海会议的精神办。”-------《对话》上，页11
◎ 回想起来，上海会议有三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没有过火斗争。在会议期间，对“长子”都是背靠背地批判，他本人根本没有露过面。小组会议只传达过“长子”两点意见：—是承认大比武是不对的；二是不承认反对林副主席。他说：“我对林副主席向来都是拥护的，从来没有过二心。在林总领导下工作，我是最愉快的。”这样的传达也只有一次。
第二，参加会议的人没有任何负担。在小组会上，可以说话，也可以不说话。
第三，没有结论。会议结束时，刘少奇、邓小平召集全体人员开了半小时的会议。刘少奇说的主要内容是：“这次会议开得好，大家都平心静气地摆事实，讲道理，没有搞斗争。回北京后，中央还要继续开会，也依照着上海会议的精神办理。”------《回忆录》上，页395-396
1965年12月的上海会议，是文革前夕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是毛下了大决心以突然袭击的方式解决罗瑞卿问题的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对会议作了周密策划，会议“扩大”到什么人？怎么派专机接罗？谁去机场接罗？罗住什么地方？罗住处如何警卫控制？周、邓与罗如何谈话？都一一安排有序。会议充满肃杀之气，与会者人人精神紧张，如何会是《对话》所述的“按党内生活方式开的‘神仙会’”？
《对话》说“罗瑞卿没露面”，这倒没有错，但没有参加会，何以“罗瑞卿自己也可以辩解”？其实，《回忆录》所述是准确的：“小组会议只传达过‘长子’两点意见”而且“这样的传达也只有一次”。
上海会议其实是由知情者对罗瑞卿的问题进行揭发，使与会者了解罗的错误及其严重性，会后先行免去罗瑞卿的军内职务。怎能如《对话》所称刘少奇说这次会议“用谈心的方法是能够解决问题的”？与谁谈心？如何谈心？
《对话》称刘少奇说，“回北京后，中央军委还要开会”也是错的，回到北京后于1966年3月至4月召开的京西宾馆会议，是中央召集的中央工作小组会议，不是由中央军委召集的，《回忆录》所述“中央还要继续开会”是准确的。

三、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与京西宾馆会议
◎ 父：上海会议刚结束，肖华主持了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全面部署批判罗瑞卿，调子要比上海会议高得多，要求各大单位不仅要“批罗”，还要揪出和批判“罗瑞卿线上的人”。罗瑞卿问题在军内公开并且升级了。肖华在军委秘书长的事上不如意，以积极地批罗，和他划清界线。
1966年3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托中央书记处领导“批罗”，邓小平总书记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为此专门召开的“批罗”会议开始，他指定叶剑英为会议领导小组组长，与肖华、杨成武等人一起领导“批罗”。那天，邓小平以不愉快的口吻说：“会议怎么开？按照刘主席在上海讲的办。”说罢他就走了，再也没参加会。对毛主席交办的事敢于公开甩手，邓小平有这个胆量。
子：这次会议的与上海会议有什么不同呢？
父：起初四十几个人，后来增加了一些军兵种首长参加，九十几个人吧。会议是“三有”了，有文件，有记录，有简报，罗瑞卿到场“面对面”地批判。大家发言很激烈，许多人还揭发贺龙与罗瑞卿的关系。林彪得知后立刻指示，所谈问题不许超过罗这条界线，于是就没人再提贺了。------《对话》上，页14-15
◎ 一九六六年三月四日到四月八日，继上海会议之后，在北京召开了会议，称中央工作小组会议。开罗瑞卿的会都是在主席的指示下，由邓小平、彭真他们牵头，成立中央工作小组进行工作的，……会议在京西宾馆举行，时间进行了一月有余，主要内容是批判罗瑞卿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大约有两周时间，主要是军队参加上海会议的领导同志，大概有四十多人，罗本人也参加了会议；第二阶段参加会议的人，除军队参加上海会议的全部人员之外，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的负责同志也参加了，总共有近百人参加会议。
政治局常委召集中央书记处的领导，组织了第一次会议。会议开始的时候，总书记邓小平把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接到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全体人员大会。我记得总书记邓小平说了两句话，他说：“对会议怎样开，上海会议结束时，少奇同志已有交代，我就不说了。另外，我提议成立一个会议领导小组，具体领导会议的进行。”接着邓指定叶剑英、萧华、杨成武、苏振华组成领导小组并由叶剑英同志主持会议。
邓、彭也多次找罗谈话，邓小平叫他从“关系、工作、个人作风、思想意识、组织纪律”五个方面作检讨。
……
因为林总有话在先，叶剑英说服了大家，整个会议没有直接涉及贺龙的问题。------《回忆录》上，页398-399
1、全军政治工作会议（1965年12月29日-1966年1月18日）是总政为贯彻林彪提出的“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而召开的。在中央还没有统一口径，统一部署的情势下，会议断不可能如《对话》所说“全面部署批判罗瑞卿，调子要比上海会议高得多”，相反，正如以后（1967年9月）斗争萧华时所“揭发”，萧华在这次全军政工会议上说，“不要搞什么揭盖子，包括罗瑞卿同志在内”，“不要去找小罗瑞卿”，“不要追究责任”。（总政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斗批筹备处：《斗争萧华会议纪要》，1967年9月）
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更没有使“罗瑞卿问题在军内公开并且升级了”。罗瑞卿问题传达到全党全军，是在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通知》发出及中央批转《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之后。
2、《回忆录》指出，邓小平在批罗时起码做了三件事：一是由邓与彭真牵头成立了中央工作小组；二是“指定叶剑英、萧华、杨成武、苏振华组成领导小组并由叶剑英同志主持会议”；三是“多次找罗谈话，邓小平叫他从‘关系、工作、个人作风、思想意识、组织纪律’五个方面检讨”。并不是如《对话》所称“对毛主席交办的事敢于公开甩手，邓小平有这个胆量”。毛在世时，邓从来没有“敢于公开甩手”的“胆量”。
3、京西宾馆会议分两阶段进行，第二阶段增加的人员是《回忆录》所述“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的负责同志”，及“第一阶段未参加会议的军区、兵种、军事院校的负责同志”，并不是如《对话》所言“后来增加了一些军兵种首长参加”。
4、关于贺龙的问题，京西宾馆会议根本没有丝毫触及。《回忆录》所述是对的，“整个会议没有直接涉及贺龙的问题”；《对话》声称“许多人还揭发贺龙与罗瑞卿的关系”，完全错误。

八、新疆战略勘察
（本节应作者要求删略）

十一、求救信
◎ 父：你走了以后，我想了想，决心向上写信，我想用笔写，但手臂的筋受伤握不住笔了。我用嘴咬着笔，用手扶住，趴在地上写了一张纸，大意是，“本月十七日，我被二医大‘红色造反纵队’关起来之后，每天都要对我进行武斗。前天下午，今天（24日）上午，公开进行了两场残酷的大武斗。我现在被打的不能动了，只有左手还勉强能写字。又确悉，明天还有一场更残酷的武斗。我已命在旦夕。我请求救我出来，只要生命能存，我就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海枯石烂也不变心！”写好了已是下午2时，我着急怎样才能把这封信送出去。
子：我离开你那不久，一个被造反派叫去协助看押你的警卫员小蒋来了，他偷偷带出了你那封简短的信，我们赶紧打电话联系。在天刚刚黑的时候，林彪办公室派车来人把信拿走了。-------《对话》上，页99
◎ 当时，我是由总后保卫队的战士看管的，看管我的造反派从外面回来时，看管我的战士回去吃饭了，他看到只有我一个在房子里，以为保卫队把人撤了。于是，他们立即打电话到总后保卫队，要派人来值班。保卫队的人真是聪明，他们派的人，恰好是我的警卫员蒋平安，我告诉小蒋，我要给毛主席写信，小蒋很机灵，他在楼道里转了一会，找来一个大前门的烟盒和一个铅笔头。我的右手被打得不能动弹了，左手还勉强可以动一点，于是，我用左手给毛、林、周写了一封很短的信。信的内容大意是：“每天对我武斗。明天死活难测，请救我一命，我会同过去一样，跟毛主席革命到底!”信写好之后，小蒋立即把信藏到棉帽的夹层里，他回去换班时，跑到我家里把信交给我的炊事员刘玉胜。刘在解放战争中就是我的炊事员，我们有几十年的革命友谊，他立即把信交给我的两个小儿子光光和毛毛并叮嘱他们把信转送到通信兵部胡敏那里去了。------《回忆录》下，页507-508
1967年1月邱会作被批斗时写求救信，《对话》及《回忆录》均有提及，但细节上有较大出入。《对话》是先电话求救再写求救信，《回忆录》是先有求救信再电话求救。笔者相信《回忆录》的真确性，所以将写求救信一事的分析放在前面。
《对话》称邱由于“手臂的筋受伤握不住笔”，所以“用嘴咬着笔，用手扶住”写信（但《对话》的求救信中又称“只有左手还勉强能写字”），用嘴咬着笔如何能写字？而且在被监视的情形下一写就是120多字。此外，在被监视的情形下如何能搞到笔和纸？这些，都是令人生疑的。
而《回忆录》称看管邱的恰好换了邱的警卫员蒋平安，是蒋“找来一个大前门的烟盒和一个铅笔头”，邱用左手给毛、林、周写了一封很短的信（32个字），信写好后，由蒋在换班时带出。两相比较，《回忆录》此过程细节的可信度高于《对话》。

十二、电话求救
◎ 子：那天武斗场上高音喇叭的呼喊，藏在附近的妈妈她泪流满面几次要冲到会场，说是要死就死的一起，被我们拼命拦住。我想，最好的办法是打电话求援。军委通信兵总机很帮忙，第一个电话打到肖华处，办公室回答：“应当正确对待群众。”再打到杨成武处，值班员非常重视，说“首长不在，会记录下来报告。”我们只好再向上找人，打到林彪处，秘书回答说首长有交待，“对邱部长要保护，要注意动向，叶主任（叶群）嘱咐叫你们放心。”时间这么紧迫，再等下去就是死！我突然想起了正在北京的京西宾馆“躲反”的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妈妈立刻打电话去，黄永胜一听就泣不成声了，说：“还电话记录什么，人都快被整死了。我这就赶去林总那，你们设法叫老邱坚持住。”------《对话》上，页98-99
◎ 我的家被造反派抄了多次并被霸占，成了“全军批判彭、黄、贺、罗造反联络站”的办公室。胡敏被赶到通信兵去了，她当时是通信兵卫生处处长。通信兵与总后是一墙一路之隔，总后武斗现场的大喇叭不断传出揪斗我的情况，胡敏心急如焚，不断到处打电话求救。当时通信兵主任江文同志，通信兵后勤的郭政委，军委一号台的同志们，还有胡敏的两个助理员，都尽了最大的努力帮助胡敏。
胡敏首先打电话到杨成武处，她知道我和杨关系很好，但赵志珍接了电话给推了。这也可以理解，因为杨还没有听到毛、林、周的声音，在那样混乱的情况下，说错一句话就可能导致自己的垮台。胡敏只得把电话打到叶帅处，值班秘书很负责、很着急，叫胡敏不要放电话，立即用另一部电话找叶帅，但一时联系不上。胡敏又打电话到京西宾馆的黄永胜处，警卫员说：“首长在上厕所，请等一会再打。”黄听到后，没有上完厕所就跑出来接电话，胡敏说：“能不能请黄司令给徐帅求求情，叫造反派不要把邱往死里斗。”黄说：“徐那里我不便去，去了也未必能讲通。你不要急，我马上想办法找到叶帅，并亲自到叶帅那里去。”黄果然找到了叶帅，叶帅当机立断，一方面命令卫戍区准备抢人，同时火速到毛家湾向林总报告。此时，我的求救信也到了胡敏手上。说来也巧，我的信到时，胡敏刚好要通了林办的电话，林办秘书郭连凯一面安慰胡敏，一面说马上派人去取我的信。这样我的信送给林彪办公室了。------《回忆录》下，页508
据胡敏老人讲，1967年1月24日批斗邱会作时，程光并不在其身边。既然不在现场，那么，《对话》中上述有关电话求救的具体情节，可以说，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杜撰的。
比如，《对话》称：“藏在附近的妈妈她泪流满面几次要冲到会场，说是要死就死的一起，被我们拼命拦住”。据当时在场的当事人称，这样的情节并不存在。如《回忆录》所述，“胡敏心急如焚，不断到处打电话求救”，但并没有“几次要冲到会场”又“被我们拦住”。胡敏要是冲到会场被抓，连打电话求救的机会也没有了。
既然程光不在现场，“最好的办法是打电话求援”就不可能是他提出来的。据《回忆录》，胡敏打电话的顺序是杨成武处、叶剑英处、黄永胜处及林彪处，并没有如《对话》所说给萧华打电话。打到杨成武处，赵志珍（杨的夫人，也相当是杨成武的办公室主任）“接了电话给推了”。打到叶剑英处（《对话》未提及打给叶，叶是当时军委日常工作的实际负责人，平时对邱甚为关心，邱回总后前又是到叶处道别，不向叶求救，不可思议），未找到叶。打到黄永胜处（这也并非程光“突然想起”的），黄称“马上想办法找到叶帅，并亲自到叶帅那里去”，但并没有如《对话》所说“泣不成声”。一个战火中锤炼了几十年的战将，听后愤怒倒符合实情。给林办打通了电话，秘书郭连凯只是安慰胡敏不要着急，并没有说什么“首长有交待”，“对邱部长要保护，要注意动向”等等。邱会作还没有求救之前，林彪何以知道邱会作的困境？何以交代“对邱部长要保护，要注意动向”？胡敏最后这个电话及邱的“求救信”是最有效的，促使林彪采取了保邱行动。

十三、叶剑英派人接邱到西山
◎ 子：我记得25日当天晚8时，叶剑英派人到翠微路招待所接我们回西山。我看到沿路重兵戒严，防止造反派抢人。车子停在我们的住处时，叶剑英、聂荣臻、肖华夫妇、黄永胜等人早在门口等候了。叶帅急忙走上几步俯身朝担架上看你，扶住你想起来的身子，叫你不要动。
父：我心里难受呀，像受了委屈的人见了兄长一样放声大哭，哇哇地哭了。叶帅忍不住也哭了起来，在场的人全放声哭了。
子：我记得，聂帅噙着眼泪大声说：“法西斯！法西斯！我看对造反派坏头子不抓几个不行！”
父：我深深感谢老首长和老战友对我的安慰。
第二天，刘伯承元帅来看我，他眼力不行了，就用手摸我，把我从头摸到脚。当他的手触到我的伤处，我本能地反应，我颤抖，他的手也在颤抖，立刻把手放轻。刘帅流泪了，说：这是个啥子文化大革命哟！明明是坏人利用文化大革命整好人。毛主席、林总察觉到了问题，派人去救你，是对你个人的关心，也是对全体老干部的关心。你受了伤、挨了打，换取的是更多的人不挨打，不被斗。这与你过去打日本鬼子、打国民党受伤是一样的，是你的贡献。
为了分散我的注意，减轻痛苦，刘帅讲起了长征中我这个军委机关里年青的科长和他这个顶头上司、红军参谋长每日在一起行军、工作的往事。但是说着说着，又说回了文化大革命，一贯待人厚道的刘帅连声不断地骂起了造反派。------《对话》上，页100-101
◎ 晚上，叶副主席派身边的工作人员杜海舟科长带了三辆汽车来把我接回西山去了，我住在21号。我们的车还没有到，叶副主席、聂副主席和西山的工作人员，已在我住的房子等候我。当把我由车上抬下来之后，有的工作人员哇哇地哭起来。叶帅摸着我的手(伤势过重，不敢拉手)向我慰问，一直把我送到床边。聂帅一个劲骂造反派：“法西斯！法西斯!这就是法西斯！”这是革命家庭的温暖，这是首长对下级的爱护!这也是长者对晚辈的关心。
二十六日下午，刘伯承副主席、汪大姐来看我。刘帅的眼睛不好使了，只能听我讲和用手摸我的全身。当摸到我身上的受伤处我有反应时，他把手势放轻，并边摸边说：“这不是文化大革命，是坏人利用文化大革命害好人的。毛主席察觉到了问题，断然派人去抢救你。这既是对你的关心，也是对部队干部的关心。”接着，肖华、刘志坚、黄永胜、陈锡联和正在叶副主席处开会的各军区、各军兵种首长都来看我了。------《回忆录》下，页510
据了解，邱会作被叶群接出来后，是总参管理局政委严峻的夫人把胡敏和邱会作的大儿子邱路光接到翠微路邱会作处，后又由杨成武的王副官和邱路光到总后把警卫员蒋平安接出来，并一起上西山。程光当时并不在场，所以也不能“看到沿路重兵戒严，防止造反派抢人”。《回忆录》说“有的工作人员哇哇地哭起来”，并不是如《对话》所说邱会作、叶剑英、聂荣臻都哭了。
《对话》中聂荣臻所说:“我看对造反派坏头子不抓几个不行!”刘伯承所说“你受了伤，挨了打，换取的是更多的人不挨打，不被斗。这与你过去打日本鬼子、打国民党受伤是一样的，是你的贡献。”这些话，以及刘伯承讲长征的事、骂造反派，在《回忆录》中都是没有的，《对话》中的这些话，都有臆造之嫌。道理很简单：如刘伯承，对军外之事所知甚少，对造反派没有感性认识，为人又十分谨慎，他明知毛泽东支持造反，在1967年1月这个时间，刘伯承是不会骂造反派的。
这样看来，《对话》总说些过头话，安在某些重要人物身上。要知道，“过犹不及”，说话一过了头，就不真实。

十四、军委八条
◎ 子：为了了解这一段历史，我们访问了不少老同志。一位当年担任一个兵种司令员的老同志说：那个《八条命令》好哇！它可是用赵尔陆的命和你父亲的半条命换来的！
父：当时叶群就对我说：“林总提的几条，主要就是根据你受迫害的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的。”我才体会到刘伯承元帅对我说的，“你用自己所受的痛苦，为革命做出了贡献”。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军委又颁布了一些命令，颁布了制止武斗的《布告》多次，根据部队在执行中的偏差，或紧或松做过些调整，但基础的都是《军委八条命令》。------《对话》上，页107
◎ 经林总、叶帅、聂帅、杨成武（杨成武虽然大力巴结江青，但对稳定部队还是做了大量工作的）等人的努力，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林总亲自起草了军委《八条命令》。军委《八条命令》对稳定大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六七年一月底军委《八条命令》颁布和三月全军高干会后，中央军委决定对部队的“造反”分子一律实行军纪制裁，这对部队的稳定，保持战斗力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回忆录》上，页456
据切实了解，《军委八条》1967年1月28日颁布时，邱会作刚到西山三天（邱1月25日被接到西山），还在疗伤，卧床不起。他对《军委八条》的形成过程并不太了解，所以，在《回忆录》中说得很简略，更没有可能认为《军委八条》是因自己遭遇而引发，将自己的作用看得那么重要。《对话》称叶群对邱说，“林总提的几条，主要就是根据你受迫害的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的”，应非事实，因此期间叶群并没有来看过邱会作，只是打过一次简单的问候电话。
《对话》称“那个《八条命令》好哇！它可是用赵尔陆的命和你父亲的半条命换来的！”这也是明显的杜撰。《军委八条》1967年1月28日颁布，而赵尔陆是67年2月2日凌晨去世的，即《军委八条》颁布在前，赵尔陆去世在后，仅因果关系就不符合事实。
同时，《对话》称刘伯承说“你用自己所受的痛苦，为革命作出了贡献”亦非事实。据当时在场的邱会作警卫员蒋平安回忆，刘看望邱时没有说这样的话。

十六、周恩来对邱会作的评价
◎ 子：那篇讲话在军内外反响很大、广泛流传。但是“九一三”后，对这篇讲话又收缴销毁。周恩来这么重要的一个讲话居然在文献资料中没有了踪影。好在还有人收藏着它，否则今天就看不到了。
父：周恩来说到全国的文化大革命的复杂斗争形势后说，“我们战友邱会作同志，经住了这次考验”。这句话把我说得面红耳赤。我的地位比周总理不知道低多少，怎么能被他称作“战友”呢？
子：他在讲话中说：邱会作同志是个老同志，很小的时候就参加了红军，我在江西的时候就跟他相识，到现在三十六七年了。长征的时候我们就在一起，特别到了陕北，我们的领袖毛主席在前线作战，我在后方主持工作，我们差不多每天几乎要见面的，计划为前方筹运供应的事情，渡黄河东征的事情，所以那一阵子共事最密了。我觉得他是个很能够工作的同志，也是年轻有为的，是一个很有希望的同志，跟着毛主席走。这个看法到现在来说，已经超过了三十年了，我的看法得到了证实！
周恩来点名道姓地点评了军队历任总后勤部长后，说你“是一个称职的、而且做得很出色的后勤部长，是历届后勤部长最好的一位。这不仅是我的看法，也是党中央、毛主席的看法。”------《对话》上，页127-128

◎……周总理在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感人肺腑的讲话。总理说：
……
“我曾经说过，邱会作同志是个老同志，很小的时候就参加我们的红军，我还在江西苏区的时候就跟他相识，到现在来说三十六七年了。长征的时候我们就在一起，特别到了陕北，那时红军被迫地离开了老根据地，转战北上，集聚在陕北。那时候，我们的领袖毛主席、林彪同志，都在前线作战，我在后方主持工作，那个时候邱会作同志就参加了后方的后勤工作，我们差不多几乎每天要见面的，计划为前方筹运供应的事情，渡黄河东征的事情，转战到西边，所以那一阵子我们共事最密了，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能够工作的同志，也是年轻有为的，是一个很有希望的同志，跟着毛主席、林彪副主席走。这个看法到现在来说，已经超过了三十年了，我的看法得到证实，……最后在林彪同志主持军委的时候，他又来做总后的工作。接近四十年了，可以说，他是一个坚定的红军老战士。……应该说他是一个称职的，而且做得出色的后勤部长，是历届后勤部长最好的一位。这不仅是我的看法，也是党中央、毛主席的看法。------《回忆录》下，页515-516
周恩来1967年3月30日在总后机关干部大会上的讲话，文革期间收集在群众组织所编印的各种“中央首长讲话集”中，流传颇广。“九一三”后，此类文革资料大都没有如《对话》所说被官方“收缴销毁”（即便《林彪文选》之类有关林彪题材的资料，官方也没有强令收缴过），民间中收藏如恒河沙数。如笔者手中，周的这次讲话，就有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1967年4月编的《中央首长讲话》等数个版本。
《回忆录》所引用的上述周恩来讲话，比较全，原汁原味，估计也是摘录自群众组织编印的类似“首长讲话集”。惟《对话》引用的周的讲话，就不是那么“原汁原味”，如《回忆录》中有一句“那时候，我们的领袖毛主席、林彪同志，都在前线作战”，《对话》中变成“我们的领袖毛主席在前线作战”，把“林彪同志”去掉了。《回忆录》中另一句“跟着毛主席、林副主席走”，《对话》中也变成了“跟着毛主席走”，把“林彪副主席”抹去了。我们对比后发现，《对话》中引用的这一段话，是一字不差地抄录自2010年落成的邱会作陵墓里的石刻《人民总理周恩来的评价》（该石刻照片见《邱会作回忆录》下，页995）。而陵墓中石刻的文字，并不是周恩来讲话的原文，而是经邱会作家人压缩、调整过的。石刻中两处将“林彪同志”和“林彪副主席”删去，是邱会作家人为了顺利下葬，采纳了当地领导的意见的妥协性结果。
《对话》引用邱会作去世多年后由于客观因素作了删减的周恩来讲话这段文字，反倒成为邱会作生前并没有作过这样的父子对话的有力佐证。

十七、“五一三”事件
◎ 父：对军委机关里发生这些新的情况，林彪当然不愿意，他原想就这么拖着，让事态再扩大一些，让造反派闹得再厉害一些，问题反倒好处理了。如同当年向毛主席争取《军委八条命令》时那样。
林彪可以这样耐心地“等”，但是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压力就大了，他急呀。从我和周恩来的接触中感到，毛主席也不想让军队再发生什么乱，他要求军队，特别是领导机关尽快稳定，以利完成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各项任务。
既然他们三个人对结束军队这种状态看法一致，那就是找个事由作为契机吧。
子：5月13日晚，以海军为主的驻京军队机关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北京展览馆进行文艺演出，和造反派发生了冲突。
父：军队文工团里小知识分子成堆，平日纪律也差，成了造反派“打、砸、抢”的主力军，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能组织一次演出是在显示力量。
……
父：此事被称作“五一三事件”。5月16日，杨成武、吴法宪、叶群等去海军、空军总医院慰问了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冲突中被打伤的人，《解放军报》作了报导。从此各单位纷纷揭露造反派的罪行。我记得好像是在6月中旬，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演出队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汇报演出，林彪、周恩来及中央碰头会全体成员、在京的党、政、军领导出席观看，肖华和全军文革的头面人物没有参加。这一天等于透露出全军文革、肖华有问题了。
子：我查阅当年的报纸，大会堂演出是6月9日，肖华没有出席。可是8月1日的八一建军节招待会，新华社的新闻中有肖华出席，还提到全军文革。
父：那恐怕是最后一次吧。没有几天，中央就研究了肖华的问题，全军文革几位骨干成员因支持造反派冲击军委领导机关而被审查了。-------《对话》上，页135-136
◎ 当时，空政文工团在中南海有工作任务，该团的演员刘素媛，有机会同毛主席说话，她把为庆祝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在京的部队各文工团想联合演出的事对毛主席说了。毛对刘说：“你可以找叶群谈谈。”并叫秘书徐业夫给“林办”打招呼，把此事告诉叶群。
这件事叶群报告了林总，林总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一下就抓住了机会。什么机会呢？林总和军委不是通过发指示的方式，而是通过支持谁搞文艺演出的方式表明林总和军委的态度，支持革命派，打击造反派，使北京的各领率机关迅速稳定下来，从而使各大军区及全军部队迅速稳定下来。这是林总的高棋，也是险棋，因为在文革中直接打击造反派还是第一次。事后，叶群跟我们说过：“林总反复掂量，主席要军队还是要造反派？林总最后说：‘主席要军队，但对打击造反派也不会太高兴。’”林总抓住了这个机会，彻底扭转了军队的局势，为党、国家、军队立了大功。这也是“五一三”能够取胜的主客观条件。
叶群马上答应约见刘素嫒等人。刘素媛说起她们想搞庆祝《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的文艺演出，并表示要联合各派共同演出。叶群明确表示不要联合军队内搞造反夺权打砸抢的造反派，可以联合北京军区、海军、二炮等其它军兵种文工团的革命派组织共同演出。叶群说：“林彪同志和你们的观点是一致的，不要怕当‘老保’，只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就应该大胆地保，要做革命的‘保皇派’嘛!”叶群还说：“军队和地方不同，地方冲击的是刘邓司令部，军队冲击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即使有坏人也不许乱冲击。”叶群的话等于林总已经对军队的大局亮相了。
吴法宪、李作鹏和其他驻京机关的领导得知这次演出得到了林彪的支持，非常振奋。空军、海军、北京军区和各兵种的主要负责人(当时称“三军党委”)除了炮兵外均表示支持，并成立了“三军联合演出委员会”。总后没有文工团，因此“五一三”没有参加进来。但我的态度和他们是一样的。
造反派得知这一消息也不示弱，认为这是“老保翻天”，他们联络清华“井岡山”等地方造反派发表声明：如果对方胆敢单方面搞演出，就要冲击演出会场，砸烂会场。武斗一触即发，这一派以后被称之为“冲派”。
萧华听说以后，感到问题严重，分别给两派群众组组织做工作。避免激化矛盾。现在看来，也不能说萧华就是错，但林总的决心是军队不能存在造反派!萧华抓了芝麻，林彪要的是西瓜。
……
当时，毛主席还是支持造反派的，还是相信造反派有力量的。展览馆“激战”时，刘淑媛在毛主席处，她告诉主席说革命派胜利了，主席说：“你高兴个屁!过一会造反派还会翻过来。”但毛主席是支持刘素媛的，幸好刘素媛是个革命派，是拥护空军党委和吴法宪的。如果刘素媛是个造反派，毛主席也会支持她，那军队的情况就会更复杂、更恶化了。所以林彪支持革命派的确是一步险棋。------《回忆录》下，页527-529
关于“五一三”事件，《对话》与《回忆录》细节不同处在于：
1、《对话》说，“林彪可以这样耐心地‘等’，但是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压力就大了，他急呀。从我和周恩来的接触中感到，毛主席也不想让军队再发生什么乱。他要求军队，特别是领导机关尽快稳定，以利完成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各项任务，”“既然他们三个人对结束军队这种状态看法一致，那就是找个事由作为契机吧。”言下之意，《对话》认为“五一三”是毛、林、周共同找的“契机”。而《回忆录》强调的是林彪的作用，“林总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一下就抓住了机会”，“这是林总的高棋，也是险棋，因为在文革中直接打击造反派还是第一次”。毛泽东并没有想到他支持刘素媛可以被林彪抓住了这个机会，“所以林彪支持革命派的确是一步险棋”，而周恩来在“五一三”事件过程中其实是有点后知后觉的，总之，“五一三”并不是毛、林、周三人通过气所致。
2、《回忆录》强调了空政文工团刘素媛在整个“五一三”事件中所起到的重要媒介作用，可以说，没有毛对刘说“你可以找叶群谈谈”，没有叶群马上约见刘素媛等以示支持，就没有“五一三”。惟《对话》则对刘只字没提。
3、“五一三”当晚参加演出的“驻京陆海空三军文体单位的革命造反派”（余注：实为“保守派”，也即邱会作所称的“革命派）群众战斗组织有：海政文工团、军乐队红色造反舰队，空政文工团革命委员会，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革命委员会临时筹委会，北京军区空军文工团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第二炮兵星火文工团革命委员会临时筹委会，北京军区军乐队革命委员会临时筹委会，“八一”体工队红旗革命造反队，空军体工队革命造反队，北京军区体工队革命委员会临时筹委会。他们号称为“驻京陆海空三军革命文艺战士”，亦即《回忆录》所说海军、空军、北京军区、二炮等军兵种文工团的革命派组织的共同演出，与《对话》所称“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概念有所不同。“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在“五一三”事件后才形成的，它所涵盖的范畴比“三军文艺团体革命派”要广得多。
4、1967年6月9日，林彪、周恩来等在京观在了“三军革命文艺战士”(不是“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演出队”)的联合演出。此前，《解放军报》从未报导过有关“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任何消息。这一天并不“等于透露出全军文革、肖华有问题了”。萧华此后出席过多次公开活动，如6月20日欢送中国红卫兵代表团前往阿尔巴尼亚，7月25日首都支持武汉地区革命派的百万人大会，7月31日晚国防部庆祝建军四十周年的招待会，8月2日欢迎红卫兵代表团访阿归来的大会等，新华社都有公开报导。同时，研究界至今未曾见过任何“中央就研究了肖华的问题”的有关材料。

二十一、杨成武问题
◎ 父：……我曾想，中央可能会把杨成武放一段时间再说。不料当日深夜，中央碰头会在人民大会堂就讨论了杨成武的问题，我列席了。周恩来决定由副总长王新亭和李作鹏把杨成武从家中弄出来，汪东兴指挥中央警卫团解决杨成武家驻守的卫戍区部队。行动前，王新亭有些唯唯诺诺。周恩来叹了口气，环视一周，把目光落在我这说：“王新亭办事不泼辣，会作，你对杨成武家熟悉，那里文件很多，你心又细，你也去。”我心里明白，周恩来这样是做给江青看的。
我们到杨的住宅时，中央警卫团一个中队包围控制了院子，原来警卫部队已被缴械撤出。
子：那天随同你去的警卫员说，中央警卫团剪电话线时，误剪了相邻的除向前元帅住处的线路，那的工作人员发现后，以为中央要清算“老机会主义分子”了，急忙批判除帅，叫他交办公室的钥匙。杨成武那么“红”，谁会想到他要下台呀！
父：我们进了院子直接上了杨成武宿舍的二楼，进到他的卧室兼。几日不见杨成武，他的胡子、头发又长又白，没像平日一样修饰，显得苍老多了。看到他那个样子，我心里很难过。杨成武凄凉地问：“你们要把我搞到哪里去？”李作鹏说：“总理请你去大会堂开会。”杨成武坐着，头向下低得都快碰到膝盖了，至少有五分钟没人说话。突然他抬起头来，悲怆地说：“老邱，你要讲良心呀！”我想，若是吴法宪来带杨成武走，他不会生疑，可是这么亲近的人来了，他没有想到。我也难过极了，心里抱怨周恩来给我派这个“鬼差使”。我想对杨成武说，我被当成了你的同党，还要打倒我呢！但忍住了，心中想：老杨呀，你的事情我会尽力办好的，我是一个对得起朋友的人。
一会儿，中央警卫团领头的副团长进来说，“总理打电话催了”，要进来带人。在门开启时，我听到了外面杨成武的爱人和孩子们那儿发出的凄惨声。……
我们下楼时，杨成武的家属被集中在门口的会客厅，警卫团的战士排成“人墙”隔成了通道，让我们直接出去。杨成武的二女儿突然站在“人墙”背后的橙子上说：“爸爸你放心吧，不要惦记家里，这里有我们呢！”说罢唱起了国际歌。我示意制止了想对她动手的警卫团战士。------《对话》上，页177-178
◎ 三月二十三日晚中央碰头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举行，专门讨论处理杨成武的问题。我和李作鹏列席了会议。
会议决定：(一)先把杨成武从他家搞出来；(二)在中等城市安置，对外保密；家属由总参管理，不准受歧视。这些事都布置好了之后，周总理决定把杨成武搞到大会堂来，他先派王新亭带中央警卫团的人去把杨成武家的警卫部队换掉，把杨的家全部控制起来，杨成武家原来是由北京卫戍区警卫的。王新亭和杨成武的关系不错，可以说他平时对杨毕恭毕敬，此时他有些唯唯诺诺，表示很为难的样子。总理看了王新亭一眼，叹了一口气对着王说：“你怎么搞的?”我同李作鹏离总理不远，我们靠在柱子上闲谈，总理看到我立即招手把我叫过去，总理对我说：“你们两个人去，把杨成武带来，你过去和杨成武关系融洽，就说我让他到大会堂来开会。让他（指王新亭）先把警卫部队换掉，你去带杨成武。”我跟杨成武关系很好，我同样也有些为难，我对总理说；“我叫他，他能来吗？他都‘歇工’一二十天了。总理给我打个条子，我把人给你领来。”总理看了我一眼说：“你去吧，就说我通知他到大会堂开会。对杨成武只字不留。”我只好从命了。这时李作鹏也凑过来，他报告总理说，“杨成武那里有大量的机密资料，要搞丢了，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总理：“对呀。”他想了一下对李作鹏说：“你也去，要负责保护杨成武不发生意外，也要保护文件，先封存，现在就去办理。”
……
杨成武坐在一个长沙发上，头向下低得几乎要同膝盖相连了。至少有五分钟以上，我们互相连一句话也没有说，房间静得一点声音也没有。杨住的房子是元帅宿舍，质量非常好，只要不开门，外面的一点声音也听不到。静静的房子里好像空气一点都不流通，杨成武一直没有说话，但突然拿起电话要打，电话早被王新亭他们掐了，他把电话一摔，杨成武突然大声说了一句：“你邱会作对我也要有良心呀!”
此时，我和李作鹏坐在那里都没有说话，对杨成武说的那句话，我心里很难受!我心想，今天真是不该来。过去，杨对我的工作很支持，个人关系的确是很好的，对他的问题，我应当不沾边就好了。我当即暗下决心，今后对杨的问题，在自己可能做到的范围内，一定做好一点，以向他表示我邱会作是对得起他的!
王新亭把杨成武的全部家属：母亲、妻子、儿女等都集中在楼下会客厅里后，就来通知我们。临走之前，杨要去看一下家属，我们同警卫团的一个副团长商量之后，同意了他的要求。杨离开家的时候，他的二女儿在家属群中站在一个凳子上，大声地向她爸爸说：“爸爸!你要吃好饭、睡好觉，不要惦记我们。家里的事，我们可以管好的。”杨成武的二女儿，很泼辣，很坚强，我看到之后，甚为感动!------《回忆录》下，页556-558

关于安排将杨成武带到人大会堂的过程，《对话》与《回忆录》有如下细节的差异：
1、《回忆录》说，周恩来先派王新亭（军委副秘书长、副总参谋长）去，王“有些唯唯诺诺”，表现很为难的样子，周再叫邱会作与王新亭“你们两个去”，王的任务是“先把警卫部队换掉”，邱的任务是“你去带杨成武”，最后，周听李作鹏说到文件问题，叫李“你也去，……”。
而《对话》则称周是先要王新亭、李作鹏去，且要“汪东兴指挥中央警卫团解决杨成武家驻守的卫戍区部队”。王有些唯唯诺诺，周再叫邱一起去。《对话》不合理处在于如周是先要王、李去，王表现有畏难情绪，但李并没有畏难，为何周再叫邱去呢？且王的任务就是换警卫部队，何必又叫汪“指挥中央警卫团解决杨成武家驻守的卫戍区部队”？“换掉”的含义与“解决”不同，“解决”就有处理之意，能将卫戍区的部队处理掉吗？
2、《对话》前面说“中央警卫团剪电话线时，误剪了相邻的徐向前元帅住处的线路”（实际上无此事），《回忆录》中说“电话早被王新亭他们掐了” ，即杨成武家的电话线剪了，应是事实。《对话》又说“中央警卫团领头的副团长进来说，‘总理打电话催了’”，电话线剪了，总理怎能打通电话，前后有矛盾。
3、《对话》中说“我也难过极了，心里抱怨周恩来给我派这个“鬼差使”。我想对杨成武说，我被当成了你的同党，还要打倒我呢！但忍住了”。
在68年那样的时期，“杨余傅” 事件是重大事件，总理能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邱会作，显然是对邱会作的信任，邱会作应当也会有这样的认识，何况“这时李作鹏也凑过来”，因此邱会作心里当不会“心里抱怨周恩来给我派这个‘鬼差使’”。另外，江青想把邱会作化为杨成武同党整治，是在解决了杨成武问题后，清理杨成武的人脉时，提到了邱会作，而不是在之前。如果去抓杨成武之前，邱会作已有杨成武同党“之嫌”，智慧老道的周恩来怎么会派邱会作去抓杨成武呢？

二十四、黄永胜不当常委
◎ 子：我注意到了，参与中央“组阁”的三个人中，只有黄永胜不是政治局常委。
父：黄永胜说：他进常委，总理、康生都建议，主席也同意。政治局常委原定是七人，毛、林、周、陈、康、他、张春桥。主席对张春桥犹豫，觉得他进常委会，反对的人多，不利于党的团结。还是林总揣摩出了主席的心思，提出来，我和张春桥都暂时不进常委会，主席同意了林总的意见。
子：黄永胜说的是，林彪以牺牲他来阻挡张春桥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父：就是这个意思。再说，黄永胜也谨慎谦让，那么多老资格都没进嘛。------《对话》上，页260
◎ 邱：“你参加了‘组阁’工作后，我们曾经议论过，你将是中央常委之一。”
黄：“这也不是没有根据的。在主席那里，中央常委曾经定了七个人的名单：毛、林、周、陈、康、黄，还有江青或张春桥等七人。但是我推掉了。”
我真是有点生气，忙问：“为什么呀？”
黄爽快地说：“那么多老资格，人家会戳你后背。另外，我当了江青也会闹着当，因此，我不当也不能让江青当。”------《回忆录》下，页650
黄永胜不当中共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据《回忆录》叙述，是黄永胜本人推掉的，而《对话》说是林彪提出的。
我们前头已经说过，在文革中，对于中央的负责人，林彪从来没有先于毛泽东做出表态。在毛泽东未有明确态度之前，说“还是林总揣摩出了主席的心思，提出来，我和张春桥都暂时不进常委会”，有违林彪之性格。
笔者为此曾询之黄永胜的长子黄春光，据其称：当年听我父亲说，他推掉进常委的候选人，是他自己的决定，与林彪无关，更不是程光所说“林彪以牺牲他来阻挡张春桥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这里顺便指出，在《对话》有大量邱会作与当时的中共领袖人物毛、林、周“密切”关系的表述，也有大量邱会作与当时中央重要人物如叶剑英、叶群、汪东兴等人“密切”关系的表述，从而使读者初读《对话》，有窥见中共高层秘密的感觉。然而，从当时邱会作的地位、以及文革中严峻的政治环境来说，这种关系（透露“尖端”消息、交流心里话、无时无刻不诋毁江青等）都是不可能的。笔者认为，这反倒是《对话》最大的失实之处。

二十五、江、叶进政治局的影响
◎父：起用江青，成了毛主席说不清楚的问题了。你说他“不同意”，好像是。可是你说他要是真不同意，江青又怎么能进得了政治局呢？！
子：官方的材料说：由于“林彪与江青相勾结”，江青等人才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并借此权力进行了大量“反革命”活动，给党和国家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父：那是不顾历史事实胡说！这事又不是没有证据，筹划一中全会的原始材料都在国家档案里！可以公布嘛，如果暂时不便公布，也不要乱编假话骗人嘛。
对此，我到是有几点看法：第一、江青进入政治局，责任在毛主席。第二、江青进入政治局有很大的政治影响，但没造成重大的政治问题。第三、江青进入政治局，毛主席不是为了依仗她重用她，江青在政治上帮不了他什么大忙，毛主席也没想依靠她办什么大事。如果想靠老婆作什么事，那他就不是毛泽东了！他那么作是不是对调节他们的家庭关系有所考虑，我就说不出来什么了，它成了毛泽东说不清楚的问题。-----《对话》上，页261
◎ 江青、叶群进入政治局，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是对党的团结不利，也是无法解释清楚的问题。尤其对老同志来说，主席的威望相当有损。
那么，江青进入政治局应当作何解释比较合符历史情况?虽然在组成政治局的过程中，负责组织工作的三人小组，自始自终都是建议江青进入政治局的，但这不起决定作用，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毛主席，不管毛主席愿意不愿意，没有毛主席的点头，江青是绝对进不了政治局的。但是有人认为，毛主席是因为个人因素把江青塞进政治局，这也不对。毛主席不会这样做，我认为他点头让江青进入政治局，还是从文化大革命的角度来考虑的，当然也有主席对今后政治格局的考虑。至于叶群进入政治局，无须多说，她是江青进入政治局的“陪衬”。江青不进入政治局，叶群连边也沾不上。江青、叶群进入政治局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影响，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不为个人谋私利。但九次大会的中央主席、副主席的老婆都同时进入政治局就是大问题了。当然，这个责任在主席，总理也很迁就主席，林彪是没有什么责任的。------《回忆录》下，页658
文革前期，江青是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是中央文革的实际掌门人，而中央文革小组是隶属于政治局常委的，故而，可以说，毛泽东在文革一开始就将江青这枚棋子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尔后，江青是中央碰头会的主要成员。江青进入政治局应当说是顺理成章的。1969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政治地位高于邱会作，邱进政治局就合理，江青进入政治局就值得非议，这个道理似不通。笔者认为：
1、江青进政治局，是文革历史的必然，也是毛政治上的需要。《回忆录》说，“毛主席是因为个人因素把江青塞进政治局，这也不对。毛主席不会这样做，我认为他点头让江青进入政治局，还是从文化大革命的角度来考虑的，当然也有主席对今后政治格局的考虑。”这是比较客观的评价。而《对话》含混地借邱会作的话说，“江青进入政治局，毛主席不是为了依仗她重用她，江青在政治上帮不了他什么大忙，毛主席也没想依靠她办人什么大事”，甚至说出“他那么作是不是对调节他们的家庭关系有所考虑”这样没有政治水平的话，这与《回忆录》中的邱会作俨然判若两人，显然，《对话》中的邱会作的话是其作者自己杜撰而安在邱会作头上的。
2、“政治问题”与“政治影响”是相互相承的，《对话》说，“江青进入政治局有很大的政治影响，但没造成重大的政治问题” ，其实，政治问题才可能产生政治影响，政治影响就是政治问题。还是《回忆录》说得对，“江青、叶群进入政治局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影响，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不为个人谋私利，但九次大会的中央主席、副主席的老婆都同时进入了政治局就是大问题了。”

二十八、 李必达事件
◎ 父：……
李必达是学法律的大学生，入伍后在基层部队，该部队领导是黄永胜原来的老秘书，把他推荐调到了军区司令部，审查和看了一段时间后给黄永胜当秘书。李必达受到军区司令部参谋长温玉成的喜爱和器重。
子：1968年初，温玉成调入北京，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他不久前刚提升为广州军区副司令员，这次又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父：林彪察觉杨成武与中央文革关系过于密切，有些多少带有防范性的考虑，其中之一是把温玉成调到北京任职。当然，温玉成离开广州还另有原因，他在那的“人缘”不很好。黄永胜向林彪建议把温玉成调到北京，换个环境。1968年3月黄永胜调任总参谋长，而温玉成兼任了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成为实权人物。温玉成能有如此进步，与黄永胜的提携分不开。李必达随黄永胜到了北京，当机要秘书，时常与温玉成往来。
从红军时期开始，林彪麾下有一批战将和骨干。全国解放以后，刘亚楼、赖传珠相继病逝，邓华、肖华、杨成武等人先后垮了，林彪和黄永胜的关系就突出了。在林彪的意图之下，黄永胜同吴法宪、汪东兴，加上后来的李作鹏和我，形成了抗衡江青的力量。温玉成早就知道这个秘密，认为江青在中央里有特殊权力，反对她无异于在“玩火”，便与黄貌合神离。而江青则有意扶植温玉成，以便她在解放军里有人，这引起了黄永胜对江青的厌恶。可黄永胜万万没想到，自己身边的机要秘书李必达倾心于温玉成，成了窥视他的“坐探”。
……
父： ……
我们议论他们，外人听不见，即使偶尔听到一两句也不明白。可是李必达有意在听，还偷听黄永胜打电话。后来我查看了收缴李必达的几大本记录发现，……这些李必达都记了下来，他不仅想以此当“政治把柄”要挟黄永胜，还要扯进汪东兴等人，胃口可算大了。
……
父：……
“九大”时，周恩来、康生、黄永胜“组阁”中央政治局，候选人名单属于绝对机密。李必达从黄永胜的文件中发现，碰头会成员都进入了政治局，唯独排除了温玉成。李必达向温泄露了机密，说想揭发黄永胜，没有受到温的批评和反对。李必达把揭发材料送到了钓鱼台十一楼江青那。
……
父：温玉成害黄永胜还说不到，他只是想借江青的帮助进政治局。
4月27日凌晨，黄永胜有事找李必达没有找到，偶然发现他向江青写了信送了揭发材料，……
……
父：……温玉成后悔呀！他被江青耍弄了，很痛苦呀。他倒过来揭发了江青胡作非为、反解放军的行径。为慎重起见，对温的揭发录了音，还有文字材料。我听过录音也看过材料，温玉成说了这样的话，“江青那儿就是个是非窝”，“中央要是没有江青就太平无事了，有一个江青就鸡犬不宁！”
子：但是温玉成并没有得到原谅，被贬出了北京。
父：你可不知道，进了一个事非圈子，想出去就难了。温玉成能够揭发江青，知道错了，林彪也豁达大度，决定免去他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职务，调到成都军区当副司令员。
子：既然豁达大度了，又何必如此？
父：因为江青说了几次，要整温玉成。林彪给温玉成出路，也怕有人对他下毒手，把他保护在外地，防止江青像以前对杨成武那样把人整垮，关起来。林彪留下温玉成当一个“活证据”，控制在自己手里。——《心灵的对话》上，页395 -401。
◎ 李必达事件是发生在九届一中全会将要举行的时候，但事件起始在九大的准备过程中。
……
黄永胜无疑是拥护毛主席的，但他理解的文化大革命是在毛主席和中央的领导下有序进行。文革一乱，那么多老干部受冲击，黄永胜看不惯，六七年初在京西宾馆开会，他当着江青的面就说：“江青同志要听毛主席的话！”那时他们就结下了仇。黄到中央以后，和江青同桌办公了，他对江青就了解更多了，江青那种颐指气使、飞扬跋扈、狗仗人势的劲头，她对总理那种放肆的样子，实在让人难忍。黄毕竟是秋收起义的老资格，他敢于和江青斗争，总理也乐得他和江青斗，因为江青对党的正常工作干扰太大了。黄除了抵制江青，和她斗争，背后也骂她“武则天”，“慈禧”，“恶霸”，“对老干部草菅人命”等等。李必达偶尔黄永胜骂江青的一言半语，开始感到吃惊和好奇，后来竟发展到偷听黄永胜与总理，与叶群等人电话的地步，他认为黄永胜这些说出去要杀头的话，总会派上用场。果不其然，他的恶作剧终于发生了。
当时，中央安排黄永胜在北京针织总厂蹲点，黄派李必达在厂里盯守，但他常跑出去办私事，不能忠于职守。同时，李必达因工作中的其他错误受到批评，他不能正确对待，以至发展到了说是鬼迷心窍也成，说是鬼使神差也成的地步，他竟然想当大英雄，终于决定铤而走险，把他平时听到的黄永胜、叶群等人及军委办事组对江青的坏话和不恭，以及把偷听到黄永胜在军委首长之间的电话内容记下来，向江青告状，想扳倒黄永胜。
李必达告黄永胜骂江青的信，写了至少有两三封，他甚至利用职务之便，严重违反军纪，假借黄永胜办公室的名义，盖上“黄永胜同志处”（即黄办）的公章，从总参谋部机要局发出一封给江青的信，随后又通过电话查问，确知他的信已经发出才放下心来。盖上“黄永胜同志处”发文件、信件，是要由保密员马元刚登记才能以机要通信发出。李必达私走机要通信的行为，不论从过去看，从现在看，都是极其严重的违反党纪国法的犯罪行为。
李必达在信中说：“……黄永胜、吴法宪、叶群等人经常恶毒地攻击江青同志，他们是一个反对敬爱的江青同志的反革命集团！”黄永胜是谁？是我军的总参谋长；叶群是谁？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林副主席的夫人。写这样的信，问题显然是很严重的。
还有一封信是通过温玉成转的。李必达从北京针织总厂跑到温玉成那里向温玉成做了汇报，并把信交给了温。李耍赖说，温不答应他就不走。温虽然收下信，但并没有如李必达的愿，李必达太卑鄙太龌龊了，温玉成经过考虑把李必达的一封信转到了叶群手上，因为叶群是林副统帅的夫人。温玉成这样处理，这是李必达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大概是四月二十五、六日，凌晨三时多，黄永胜有事找李必达，派人到针织总厂没找到，说两天没来了；又到京西宾馆找，偶而发现了他的问题。李必达的房子里，在未烧尽的纸灰里发现了一张烧残的纸片，上面写着：“敬爱的江青同志，我是黄永胜的秘书……”这样简单的两行字，完全可以说明问题。黄大吃一惊，马上派了几路人马找李必达，终于在住京西宾馆的总后九大代表王瑞华(他的未婚妻)的房间内找到了。但李究竟写了什么具体东西，送到哪里去了，则拒不交代，他把希望寄托在江青身上。
……
在政治局会议结束后，黄永胜留下吴、叶、邱一起向总理谈了李必达的问题。总理说：“事情的发生与处理我都知道了。你们有意见，我也是知道的，但随便议论是不好的。今后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邱会作回忆录》下，页587 -590
关于李必达的问题，细读《回忆录》和《对话》不难看出，两本书出入很大。当年处理此事的黄永胜办公室秘书张辉灿和当事人警卫参谋李学金表示，《回忆录》记述得“很准确”，而《对话》是严重失实的。
1、李必达1965年分配到广州军区，当时温玉成是广州军区副司令员，不是参谋长（温1960年5月已任命为广州军区副司令员，1964年8月前兼军区参谋长）。
2，温玉成1967年11月调任副总长，并非1968年初。主要原因是当时副总长五人中大半已不能正常工作甚至已靠边站而非其他。
3、《对话》中说“李必达随黄永胜到了北京，当机要秘书，时常与温玉成往来”， “可黄永胜万万没想到，自己身边的机要秘书李必达倾心于温玉成，成了窥视他的‘坐探’”，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李必达和温玉成没有私下的个人来往，更不是“坐探”。
4、李必达并没有“几大本记录”， 此事也没有“扯进汪东兴等人”。
5，最关键的是李必达揭发黄永胜的动机。李必达在工作中有缺点错误受到批评，这种批评大部分是对的，但也有过头的地方，引起李必达的不满。同时，在文革中李必达也有想出人头地当大英雄的念头。揭发总参谋长黄永胜和副统帅夫人叶群骂江青无疑是最大的革命行为，他肯定能当“大英雄”。报复和想当英雄、一鸣惊人是李必达给江青写告状信的目的。《对话》中说，李必达写告状信的目的是因为“‘九大’时，周恩来、康生、黄永胜‘组阁’，李必达从黄永胜的文件中发现，碰头会成员都进入了政治局，唯独排除了温玉成，李必达向温泄露了机密，说想揭发黄永胜，没有受到温的批评和反对，这纯粹属于编造了。李必达揭发黄永胜都是反江青的事，跟政治局组阁有没有温玉成毫无关系。第一、当时李必达根本不在黄办，而在北京针织总厂为黄永胜盯班。第二、三人小组研究工作在中南海，任何人不能接近。第三、就是有文件送到黄的住处，都是中办机要局专人送亲启件，黄本人看后，签署意见，亲自封好，由中办机要局专人带走。李必达就是在也根本沾不上边。
6、《对话》中说“温玉成害黄永胜还说不到，他只是想借江青的帮助进政治局”这也完全不符合事实。
7、温玉成问题的直接原因，并不是因为李必达的问题，他调动是他因他得罪了江青。李必达在九大一结束就抓起来处理了，而温玉成九大还是军委办事组成员，一年多以后，1970年6月份才到成都军区。在处理温玉成的问题时，江青坚决要打倒温玉成，是林彪保了下来，决定调出北京到成都军区任第一副司令员（但并非是为留下什么“活证据”），在文革时期，这就算命大了。《对话》中说“温玉成后悔呀！他被江青耍弄了，很痛苦呀。他倒过来揭发了江青胡作非为、反解放军的行径。为慎重起见，对温的揭发录了音，还有文字材料。我听过录音也看过材料，温玉成说了这样的话，‘江青那儿就是个是非窝’，‘中央要是没有江青就太平无事了，有一个江青就鸡犬不宁！”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温知道内情后，骂江青是事实，但根本没有录音，也没有文字材料。那个时候，江青不仅是毛主席夫人，也是政治局委员，是不可一世的，怎么敢让温玉成在办事组“作报告”式的骂江青还录音？！
8、另外，李必达揭发的主要是黄永胜、叶群、吴法宪反江青的言行。那时李作鹏和邱会作还没有更多参加进来。《回忆录》（下册页581）中说“九大之后、黄、吴、李、邱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了，可以同桌共议了。关于林总、江青之间的问题，我们四人之间无话不说了，我们四个人的关系起了质的变化。”《对话》提前把邱会作放进反江青的斗争，旨在抬高邱会作。

三十二、对汪东兴的评价
◎父：……
我和汪东兴认识的比较早，在延安他担任毛主席的警卫人员时就认识。汪东兴文化水平不高，但对于警卫工作熟悉，也比较肯干，称职。从文化大革命酝酿发起时开始，汪东兴地位直线上升，接替杨尚昆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特别是参加了中央碰头会以后，喜欢向人显示自己很有思想水平和能力。康生评价汪东兴只是个“警卫员”，如果去掉羞辱的意思，倒也切实中肯。------《对话》上,页434-435
◎ 汪东兴平时还是一个挺严谨的人，今天的确比较随意，也许他有意找机会抨击江青，出江青的洋相。他在补充中说的内容，总理都没有讲到，汪东兴竟然敢“补充”出来。当时康生就很生气，胡子翘得老高。散会后，康生走过汪东兴身边时说：“革命这么多年，还是个警卫员的水平。”我看当时汪东兴样子，有些不以为然。后来，陈伯达下台之后，康生在政治局会议上以乱传达毛主席的讲话指责了汪东兴。
汪东兴这个人过去黄、吴、李都不了解他。我跟他打交道较多，不过都是些具体事务，对他也不很了解，我认为这个人的主要特点有两个：一是装腔作势；二是肚子里事不少。至于他的办事能力，康生说他只是个“警卫员的水平”，当然有点挖苦人，汪还是有能力的。------《回忆录》上，页690-691
同一个邱会作，《对话》与《回忆录》对汪东兴的评价是截然不同的。
1、《对话》说“康生评价汪东兴只是个‘警卫员’，如果去掉差辱的意思，倒也切实中肯”；而《回忆录》中邱会作本人则说“康生说他只是个‘警卫员的水平’，当然有点挖苦人，汪还是有能力的。”笔者认为，后者说得中肯。汪还是有能力的，不然在毛泽东身边能呆得那么久？在抓捕“四人帮”时，汪东兴作为主谋之一，在政治上识大体，在部署上严密周到，没有一点能力，何以能做得那么漂亮？
2、《对话》说“我和汪东兴认识的比较早，在延安他担任毛主席的警卫人员时就认识”。汪1947年才到毛处工作，其时邱在东北，这个时期邱与汪能碰得上面？《回忆录》则说对汪“也不很了解”，应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
3、《对话》说汪“特别是参加了中央碰头会以后，喜欢向人显示自己很有思想水平和能力”，笔者认为，这是《对话》对汪情绪化的描述。邱会作当时不是中央碰头会成员，与汪接触机会也不多，何以得知汪的“显示”？

三十三、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时的讲话
◎ 父：……
林彪的讲话不到两个小时，讲话分前后两部分，前面是对宪法的评价，后面说的是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
子： 林彪那次讲话录音，不知为何，一直不肯公布。如果林彪乱讲胡说，公布了讲话记录岂不是抓他一个正着。但是没那样，即使在“批林”的高潮中也没有那么作。我们只能从资料上读到林彪讲话的节录。他对宪法修改稿评价较高。
父：林彪讲话的时候，毛主席在听得很认真，听着林彪对宪法草案的评价，不时露出笑容。
林彪在讲话后半部分，说到对毛主席关于“天才”的评价，批评了某些人。
子：林彪说：有人说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没有发展，从形而上学的观点认为事物是凝固的，僵死的，而不是活生生的、可变化的，是随着条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这种观念不符合马列主义起码原则，是反马列主义的。这点值得我们的同志深思，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值得深思。因为他那个中央不同，我们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共产党当权的国家。（毛主席）最高的一声号令，一股风吹下去，就把整个事情改变面貌。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值得把脑筋静下来想一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对话》上，页437-438
◎ 林彪的讲话，不到两个小时。平心而论，林彪的话讲得很一般，问题也不是讲得很清楚，但事后产生这么大的反响，真是意料之外。他讲话的内容主要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讲宪法修改稿的特点；第二个问题是宪法修改草案体现了毛主席的国家学说；第三个问题是宪法修改草案体现了毛主席倡导的群众路线。林总对宪法修改稿的评价是比较高的，他说：“全会这次的三个题目，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间的三件大事。我研究了这个宪法，表现出这样的特点，一个是把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用法律的形式巩固下来非常好!这可以说是宪法的灵魂。是三十条中间最重要的一条。这条反映出我国革命经验中间最根本的经验。
……
“你们大家是不是觉得老三篇不起大作用呀？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起作用。另外还有其它的政策思想，以及哲学思想，这些都起作用。几十年嘛!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我们这些人都是参加革命嘛，毛主席几十年写的东西。我们现在水平高，是有创造的。……毛主席个人的这种天分、学问、经验来创造出新的东西来。而毛主席这些著作中间所发挥的地方，所增加的新的东西，你们翻开马列著作中间他不可能有的。这也很自然的，他没有那个客观嘛。因此，不能对于新的问题作出预先的答复和解决。所以不能说是没有发展，这还是形而上学的观点。这种观念不符合马列主义的起码的原则的，是反马列主义的。这点值得我们同志们深思，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值得深思。因为他那个中央不同，在我们这个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共产党当权的国家，最高的一声号令，一股风吹下去，就把整个的事情改变面貌，改变面貌，改变面貌。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值得把脑筋静下来想一想，是不是这回事情。”------《回忆录》下，页692-694
《对话》说，“林彪那次讲话录音，不知为何，一直不肯公布”，“即使在‘批林’的高潮中也没有那么作。我们只能从资料上读到林彪讲话的节录”，此说不确。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录音稿原稿全文，在1972年1月中共批林时（距“九一三”不及四个月），经毛泽东指示“照发”，已以[1972]5号中共中央文件发至全国。
林彪的这次讲话，正如《回忆录》所述，主要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讲宪法修改稿的特点；第二个问题是宪法修改草案体现了毛主席的国家学说；第三个问题是宪法修改草案体现了毛主席倡导的群众路线”，而并非《对话》所称“讲话分前后两部分”云云。此外，林彪说“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是在讲话的第一部分，而并非《对话》所称“在讲话后半部分”。
《对话》所引林彪那一段话并不准确（《回忆录》所引的同一段话比《对话》准确些，但也有漏字漏句）。[1972]5号文的原文为：“现在我们是处在一种世界革命的时代，帝国主义崩溃的时代。同一百年前，百把年前的马克思时代，我们这个时代是前进了很多了。比列宁所处的时代也前进很多了。所遇到的重大事变，跟当时他们所遇到的重大的事变，也多的多，大的多，快的多。如何能说是没有发展呢？毛主席不是都是回答了这些问题吗？不是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来回答了这些问题？把马列主义的这种普遍真理与现在的国际和国内实际情况相结合，毛主席个人的这种天分、学问、经验来创造出新的东西来。而毛主席这些著作中间所发挥的地方，所具体化的地方，所增加的新的东西，你们翻开马列著作中间他不可能有的。他没有，而且是不可能有的。这也很自然的，他没有那个客观嘛。因此，不能对于新的问题作出预先的答复和解决。所以不能说是没有发展。这还是形而上学的观点，事物是不动的，是凝固的，僵死的，而不是生命的，可变化的，而是随着条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这种观念不符合马列主义的起码的原则的，是反马列主义的。这点值得我们同志们深思，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值得深思。因为他那个中央不同，在我们这个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共产党当权的国家，最高的一声号令，一股风吹下去，就把整个的事情改变面貌，改变面貌，改变面貌。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值得把脑筋静下来想一想，是不是这回事情。”

三十五、叶群的讲话
◎ 父：……
听完录音往回走时，叶群和我们还是上主席台从后门出去。在台上，叶群用了不小的声音说：“对设国家主席要用眼泪来表示无产阶级感情！昨天晚上，总理交待张春桥，叫他准备好宪法稿中有关设国家主席的章节，对我们启发很大，我们要向总理学习！”叶群的话很多人都听到了。------《对话》上，页443
◎ 听完录音之后，叶群在昨天同样的地点，向同样的人说：“昨天晚上，总理交代张春桥，在宪法草稿中准备好国家主席的章节，这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我们要向总理学习!”------《回忆录》下，页699
上述叶群的话，《对话》与《回忆录》似乎基本一致，惟《对话》中的叶群多了一句话：“对设国家主席要用眼泪来表示无产阶级感情！”
惟这句话非同小可！
据目前所知，叶群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从未就国家主席发表过意见。除了吴法宪作的假交代“七○年七月，叶群曾向我当面说过，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那里摆？”沾了一点边外，当时的中央花了大半年收集证据，也没有找到叶群关于要设国家主席的只言半语。
现在好了，《对话》说叶群在庐山上说过“对设国家主席要用眼泪来表示无产阶级感情！”岂不是为所谓“林彪提出‘设国家主席’的反党纲领和他妄图实现这个反党纲领进行的阴谋活动”（《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语）提供了证据？

三十六、周恩来的态度
◎ 子：周恩来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人，他有很明确的态度吗？
父：听录音那天中午之前，周恩来把我找去了，谈了些工作业务上的事。全会期间，国家日常工作从北京报到庐山由周恩来组织处理。中午，我们两人共进午餐，周恩来说：这次会议原来是个“盖橡皮图章的会议”，现在看起来不是这样了，很可能会有些思想斗争，解决一个“大家敢怒不敢言”的问题，要有思想准备。------《对话》上，页443-444
父：周恩来对我安慰说：“不必过分忧虑，要是有什么需要你们注意的，我会及时打招呼。”但我还是感到问题已非常严重了。可以说，就是听到毛主席把我们指责为“军事俱乐部”，我思想上才真正有了震动。
那天，周恩来留下我谈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事，谈完后我们又说到了全会。周恩来说：“会议出现了复杂的情况。主席对解决上海的问题（他未用‘帮’字，是习惯）还考虑不成熟，可能会暂时放一个时候，待大家脑子比较清醒的时候再处理。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你们不利，但不会出现什么大的问题。主席、林副主席之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事，陈伯达问题可能会突出出来。对你来说，不管事情如何复杂，都不会有大的问题。可是吴法宪现在成了局中人，他脑子现在比较乱，要想的事也多，你和李作鹏要很好地帮助他。除此之外，你要把你们的情况及时告诉我，以便我有所帮助。”
子：周恩来说的这些至关重要，除了表面上的意思，还有更深的暗示吗？
父：他提醒我们要和陈伯达尽快分开，同时表示他准备保吴法宪。------《对话》上，页464
◎ 我回到住处，总理给我来了电话，他同我说：“主席说庐山问题还是一般的思想认识问题，但发生在不同的人的身上，就有一定的严重性。这就是说，在陈伯达身上发生的一般的问题，也必须严肃对待。你没有什么大事，但要化被动为主动，因为你究竟有没有大事，不是你自己定得了的。”总理的话，都说到这种程度，我仍然没感到自己会有什么事，只是我感到陈伯达可能要倒霉了，可是为什么要搞到陈伯达头上，我真是搞不清楚。------《回忆录》下，页710
对于毛主席同陈伯达的谈话，我又专门打电话向总理汇报。他听到后也非常吃惊，他认为主席把问题搞严重了。
周总理真是不辞辛苦，立即找吴、李和我谈话，总理说：“话的分量是相当严重的，要超过‘二月逆流’，但主席是对陈伯达说的，与对你们说，是有区别的。要是有什么需要你们注意的，我会向你们打招呼的。但你们讲话要慎重，别人竖着耳朵听你们讲话，搞不好要影响林副主席。”------《回忆录》下，页713
周恩来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也是一个很圆熟的人。上述《对话》中所谓周的一些话，现实中的周是绝对不会说的。《回忆录》中也没有类似的话。
1、《对话》说周在庐山听完林彪讲话录音后说，这次会议“很可能会有些思想斗争，解决一个‘大家敢怒不敢言’的问题，要有思想准备”。“敢怒不敢言”的问题，指的恐怕就是张春桥问题。惟根据现有材料，周恩来在庐山上从来没有一丝一毫涉及张春桥的问题。另据跟邱会作上山的秘书刘作山说，邱会作在庐山上也未曾与周两人单独共进过午餐。
2、《对话》称，周恩来在毛泽东翻了脸后，还对邱说“主席对解决上海的问题（他未用‘帮’字，是习惯）还考虑不成熟，可能会暂时放一个时候，待大家脑子比较清楚的时候再处理。”毛翻脸以后，站在江青、张春桥一边，矛头对着陈伯达，并追查吴李邱，实则是对着林彪，在此严峻的形势下，周恩来怎么还会把“主席对解决上海的问题”放在嘴边？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此外，“军事俱乐部”一说，是康生讲的（见《回忆录》下，页711），不是毛泽东说的。
3、据《回忆录》，周恩来在庐山期间从来没有提醒过黄吴李邱要和陈伯达尽快分开，同时亦没有表示过他准备保吴法宪。周恩来仅说过“我已通知吴法宪写个检讨，这样争取主动，主席对于肯做检讨的人，一般是原谅的”。（《回忆录》下，页715）要吴写检讨以过关是明智的，而公开声言“表示他准备保吴法宪”是不明智的，周才不会那么傻。
关于周恩来是否表示过要保吴法宪，吴法宪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说得更清楚。8月28日，周对吴法宪说：“你是办事组副组长，组长没有来，你们组里出了事情，你应该主动承担一点责任。还是写个检讨，把问题说清楚就算了。”“这样做的目的，最主要的是替‘副统帅’担责任。你明白，问题是‘副统帅’的讲话引起来的。要保护‘副帅’，不然的话又要攻到‘副帅’的头上去了。”吴于是表示：“我一定写这个检讨。但是怎么写，我觉得有点难。我想是不是检讨这样一条，说林副主席的讲话是我提出来要讨论的，这样做干扰了大会的方向。”周听了说：“好哇！你也应当替我担一点责任。不然的话，是我主持会议，好像是我提出来要讨论林副主席的讲话的。这事是你提出来的，然后大家同意的。”（《吴法宪回忆录》，下卷，页805-806）
如此说来，周的“圆熟”还表现在他要吴检讨的目的，其实不在于吴是否能过关，而是一要替“副统帅”担责任，二要替“我”（即周自己）担责任。陈伯达在当时的政治天平上，分量是不足的，否则毛泽东不会拿并无大错（至少不如汪东兴）的陈伯达开刀。

三十七、吴法宪写检讨
◎ 父：可是我们几个人思想有分歧，黄永胜认为他对庐山上的事“沾边不多”，若是在民主生活会上找他“岔子”，他不理睬，必要时要反驳。
……
父：吴法宪有不少“辫子”在上海帮手里抓着，他没有像陈伯达那样被打倒就不错了，有些心虚害怕。
我和李作鹏对黄、吴的想法都不同意，认为庐山上我们不是打错了人，而是办了件不合时宜的蠢事。毛主席要政治局开民主生活会，目的是加强中央的团结，把文化大革命继续坚持下去。对此我们即使不理解，也要顺应。……
黄永胜听进了我和李作鹏的意见，吴法宪也认为一味害怕没有用。我们的思想基本统一了，在民主生活会上好好作检讨。
……
父：我们动员吴法宪主动向毛主席写检讨报告，这是在庐山上我们建议他向毛主席“负荆请罪”的延续，也是受到汪东兴检讨“过关”启发而来的。
……
父：……
于是，我们建议吴法宪也向毛主席写个检讨。此前，他几次找毛主席谈，但没有回音，其实就是毛主席不愿意和他谈。现在是个机会，要写个检讨。
……
父：汪东兴检讨了，毛主席批示在政治局传阅，吴法宪在庐山上和汪东兴是一样活跃的人物，他就不得不写了。
我们要求吴法宪要严肃地进行自我批评。但是他写之前没有和大家商量，写好了也没给大家看。报告于9月底呈上去，好多天没有消息。在北戴河的叶群着急了，为了提醒毛主席对吴法宪的报告注意并批示解放他，也向毛主席写了检讨报告，同样没和我们商量。叶群这个“聪明人”又做了一件蠢事。------《对话》下，页495-499
◎ 周总理和康生按照毛主席的交待给我们几个谈话，总理说（大意）：汪东兴做了两次检讨，这很好。你们几个应向主席、林副主席写个检讨，副帅认为这样很好，希望你们尽快拿出行动来。总理的谈话是诚恳的，但黄永胜坚决不检讨，他认为他在庐山没有发言，因而没有犯错误。更重要的是黄认为江青、张春桥一伙会因我们检讨而幸灾乐祸，为此更不能检讨。我和李心里也不服气，认为我们在庐山不是以军委办事组的名义在发言，而是以中央委员的身份在发言，我们的调子并不算高，至少比汪东兴、许世友等低多了，我们也没有表示要写检讨报告。李还说：“这不是检讨，是给别人送把柄。”总理和康生把我们的情况向主席汇报了，主席说：“这几个人没有想通，也不急于写检讨，他们与陈伯达的问题性质不同。”听到主席的话我们很高兴（事后主席是言行不一的），我们一无所悟，思想很麻痹大意。
但吴法宪在汪东兴得到“解放”的启示下，九月底也向毛主席写了个检讨报告，这是他的权利，如果我们阻止他写检讨报告的话传到主席那里，问题就了不得了。吴法宪写检讨之前并未同大家商量过，写好之后也没有给大家看过就送上去了。吴法宪的报告，送上去有十多天都不见批回来。他很着急，又去鼓动叶群给主席写检讨报告，以起到提醒毛主席注意吴法宪报告的作用。叶群回京参加国庆节，在天安门她找主席谈话，因为与主席谈话谈得“很好”，以为写了检讨就能过关，所以她也向毛主席写了一个检讨报告。------《回忆录》下，页733
1、同是邱会作，《对话》里的邱会作评价九届二中全会时“认为庐山上我们不是打错了人，而是办了件不合时宜的蠢事”。而《回忆录》中的邱会作对此是不会赞同的。《回忆录》说，“庐山会议的实质问题是什么呢？简而言之，就是林总为了扼制江青、康生、张春桥等这些中央文革的人在九大以后，仍然坚持搞极‘左’的一套，就以张春桥为突破口，向中央文革实行了火力袭击，林彪是反中央文革的英雄。”（《回忆录》下，页724）。九届二中全会的关键问题是毛泽东对林彪的态度，对张春桥（即对江青一伙人）的态度，林彪和军委办事组并不是“办了件不合时宜的蠢事”。正如邱会作所说“提起来千斤重，放下来仅四两”，毛泽东是提起来还是放下来是关键。从文革的历程来看，“二月逆流”，庐山会议，直到邓小平的所谓“右倾翻案风”，都不是不合时宜，而在于毛泽东的态度。
2、关于九届二中全会后1970年9、10月间黄吴叶李邱尤其是吴法宪是否需要检讨一事，《对话》与《回忆录》是截然相反的。《对话》多处提及，“我们思想基本统一了，在民主生活会上好好作检讨”，“我们动员吴法宪主动向毛主席写检讨报告”，“于是，我们建议吴法宪也向毛主席写个检讨”，“我们要求吴法宪要严肃地进行自我批评”。而《回忆录》则称，“黄永胜坚决不检讨”，“我们也没有表示要写检讨报告。李还说：‘这不是检讨，是给别人送把柄’”。《回忆录》里说，吴法宪其实是背着军委办事组的黄叶李邱向毛泽东写了检讨，“吴法宪写检讨之前并未同大家商量过，写好之后也没有给大家看过就送上去了”。
《回忆录》是言之有理的。在1970年9、10月间，毛对军委办事组检讨一事表面并没有催促，甚至说过“这几个人没有想通，也不急于写检讨，他们与陈伯达的问题性质不同。”黄永胜坚决不检讨，也不会建议军委办事组其他人去检讨。一旦吴法宪检讨，就把军委办事组其他人推到非常被动的“何去何从”的地步，黄李邱等人是不会干这种傻事的。
3、《回忆录》是说吴法宪“又去鼓动叶群给主席写检讨报告”，叶随后才向毛写了检讨。《对话》是说吴的报告呈上去之后，好多天没有消息，叶群着急了，“为了提醒毛主席对吴法宪的报告注意并批示解放他，也向毛主席写了检讨报告”。吴写的报告吴自己着急才对，叶群为他着什么急？关于叶群写检讨报告的起因，也是《回忆录》言之有理。

三十八、汪东兴的要害问题
◎ 子：汪东兴的要害问题在哪儿？
父：是他和林彪的关系。汪东兴时常向林彪、叶群暗地里通消息。他侍奉在毛主席身边，把许多内情说过去。这一点汪东兴在检讨中没有向毛主席露一丝一毫。还有，汪东兴向外人说了毛主席和江青的不少个人隐私，包括相当多的“生活作风”问题。我知道这方面的事，就是亲耳听汪东兴说的，听他说过很多呀。从汪东兴的工作性质和职责来说，至少他那么做很不道德。对于他背后议论毛主席的长短、扩散对他不利的个人隐私，汪东兴在检讨中一点边也没沾。汪东兴并不是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对毛泽东绝对“忠诚”。 ------《对话》下，页497
应当说，汪东兴对毛泽东是忠心耿耿的。汪东兴也是有头脑的人，仅从政治利益出发，他也会忠诚于毛泽东。汪东兴和黄吴李邱走近了，主要出在江青身上，主要是对江青的不满引起的，汪知道黄吴李邱对江青也是不满的，是敢于跟江青斗争的。据切实了解，从具体交往来说，汪东兴两次在三座门、两次在汪家里与黄吴李邱侃大山，主要是说江青的坏话，根本没有说毛泽东的不是（汪这些话，并没有直接对林彪说过，所以也不存在“汪东兴时常向林彪、叶群暗地里通消息”）如果在当时汪说毛泽东的不是，黄吴李邱也是不会答应的。《对话》说“汪东兴向外人说了毛主席和江青的不少个人隐私，包括相当多的‘生活作风’问题”，“背后议论毛主席的长短、扩散对他不利的个人隐私”，完全是编造。不论汪东兴也好，黄吴李邱也罢，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之下，是绝不敢于议论毛泽东的“生活作风”问题的。

三十九、周恩来找我们长谈过一次
◎ 父：周恩来找我们长谈过一次，在1971年春节后第二天，从晚上九时谈到翌日清晨。周恩来说：庐山会议的教训你们总结了不少。但最主要的是，对张某人这样重大的问题，事先没有得到主席的批准绝对不可以行动。有人在“九大”以后多次议论我（周），对那个“特别人”（江青），我的经验就是“忍耐”，其他办法是没有用的。你们对陈伯达的批判要抓紧，要写有分量的检讨，吴法宪更要深刻地进行自我批评，此事不能一拖再拖了。你们写的时候如有必要，我愿意帮点忙。------《对话》下，页519
据切实了解，周恩来找黄吴李邱长谈是事实，但此际已是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和林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根本性的变化，毛泽东对黄吴李邱的信任度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毛已经开始“抛石头、掺沙子、挖墙角”。这种变化，以周恩来对“中央政治”的娴熟，应该是心知肚明的。故而，此时的周对黄吴李邱应是守口如瓶（直到毛泽东南巡，周对黄吴李邱都是守口如瓶的），而绝不会在黄吴李邱面前议论江青，绝对不会说“对那个‘特别人’（江青），我的经验就是‘忍耐’，其它办法是没有用的”，更不会重提张春桥的事,说什么“对张某人这样重大的问题,事先没有得到主席的批准绝对不可以行动。”
《对话》中的这些话，编造的痕迹太重。

四十、邱的检讨报告
◎ 父：我马上动手，认真地写了，主要写了三个问题：1、陈伯达是大骗子，骗了我，我又把他搞的《语录》在小组会上宣读，成了小骗子，犯了严重政治错误。2、结伙整人的问题。我和陈伯达没有历史和工作关系，为什么我会和他搞在一起？主要是在反对原中央文革同志上有共同的思想基础。3、党性和派性的关系问题。近几年来，我受陈伯达的影响，有些问题上派性大于党性了。
我的检讨三千多字，于1971年3月18日呈给周恩来。------《对话》下，页534
◎ 黄永胜、李作鹏和我三月中下旬都分别向毛主席写了检讨报告。
关于我自己的检讨报告问题，在军委座谈会的时候，我就写好了一个发言稿，准备在会上发言用的。周总理传达了毛主席要我们写检讨报告的指示之后，我立即把发言稿加以修改就成检讨报告了。我的报告主要写了两个问题。一是和陈伯达的关系问题。我同陈伯达根本没有历史和工作关系，六七年夏天才同他面对面第一次谈话。我为什么能同他搞在一起呢?最主要是迷信他是“大理论家”，还有就是对张春桥不满有共同犯自由主义的关系，陈伯达是大骗子，他骗了我这样的人，我又把他搞的语录在小组上宣读，我既是上当者，又是受害者，还是害人者；二是和张春桥的关系问题。我同张春桥虽然没有争吵过，但不来往，不接近。陈伯达就把我当作他反对张春桥的同盟军了。
我的报告写好后，于七一年三月中旬就送给周总理。总理看到报告之后，认为写得不错，他很高兴。他转给了毛主席。------《回忆录》下，页754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1972年批林时曾作为中央文件之一下发的邱会作检讨，完成于1971年3月21日，全文四千六百多字，并非《对话》所称“我的检讨三千多字，于1971年3月18日呈给周恩来”。
邱会作的检讨分为四个部分，其一为“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在主席亲切关怀和亲切教导下，在林副主席多次批评教育下，在总理、康老的耐心帮助下，对自己的错误逐渐提高了认识”；其二为“我在九届二中全会所犯错误的交代”，主要谈了和陈伯达在庐山的两次接触和与陈伯达谈张春桥的问题；其三是“对自己所犯错误的原因的分析”；其四是“保证坚决改正错误”。
《回忆录》将检讨归纳为“主要写了两个问题”，“一是和陈伯达的关系问题”，“二是和张春桥的关系问题”，大体没有错。“我既是上当者，又是受害者，还是害人者”，“陈伯达就把我当作他反对张春桥的同盟军了”，也是检讨中的原话。而《对话》将检讨归纳为三个问题并不准确，报告中没有类似“陈伯达是大骗子，骗了我，我又把他搞的《语录》在小组会上宣读，成了小骗子”，“结伙整人的问题。……主要是在反对原中央文革同志上有共同的思想基础（余注：检讨全文完全没有提及‘中央文革’四字）”“党性和派性的关系问题（余注：检讨全文也没有“党性”“派性”四字）”这些话。

四十一、1971年“五一”毛与叶群谈话
◎ 父：1971年“五一节”晚上在天安门城楼，毛主席、林彪没有什么冲突。相反，毛主席找叶群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长谈，很好地安慰了叶群。
……
…… 那天叶群有意要单独会见一次毛主席，想好好谈一谈，再检讨一下，说点心里话。叶群见江青去吃夜餐了，立刻进到天安门城楼休息室和毛主席说话。毛主席叫卫士在一边“望风”，防止别人闯到他们那。后来江青进来，毛主席和叶群已谈了一个多小时了。可以说，“五一节”那天晚上毛主席的一个主要活动就是和叶群谈话。
叶群刚进到休息室，毛主席就热情地向她打招呼，叫叶群靠紧他坐在身边。
毛主席开始就说，现在没有什么思想负担了吧！问题已经解决了，了结了一件事情。
叶群说，我来看看主席，也是来请主席批评的。主席两次和军委办事组作了长时间的谈话，我不在北京，没有当面聆听主席的教诲，失去了很好的学习机会。
毛主席说，过去的事（庐山会议问题）都过去了，就不要再去说它了。今天谈点别的。毛主席和叶群谈了三个方面。虽然是谈“别的问题”，他又从侧面解决叶群的思想包袱。他谈的主要内容有：
第一，犯错误的两重性。人不能不犯错误，大的叫路线错误，对革命会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小的叫工作差错，一般不会造成大损失，改了就好。“吃一堑长一智”，不要怕犯错误就什么都不敢做了，一味谨小慎微会犯更大的错误。
第二，要注意学点党内斗争史。我们党从斗争中成长起来，每天同敌人斗争，同时也同自己斗争。党内斗争是绝对的，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正确或错误的斗争问题。“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是经过几十年斗争总结出来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好经验。
第三，不要忘乎所以。毛主席说，忘乎所以是盲目性。一个人只要陷入盲目性就什么也看不清楚了，危险随之而来。领导干部需要有点精神，就是需要有“热气”。但是同时也需要冷静，就是“冷气”。我们的干部缺少“热气”的人有，但很少，这是我们的优点。我们的缺点是，一般都缺少“冷气”，缺少应有的冷静。我们的领导干部主要应当学会冷静地考虑问题。
子：毛泽东有谈话艺术，说教于理，但释出了善意。
父：叶群和毛主席长谈之后出来，非常兴奋，连忙把我们几个叫到一边，概括地介绍了谈的内容。叶群强调：“主席和我谈得很好，不仅谈笑风生，还爱和我开一点玩笑，要拉着我的手说话，搞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事后，我借来了叶群写的回忆笔记，反复地看，读得很仔细。我觉得与毛主席最近两次接见我们谈的精神是一致的，和他对我们检讨的批示也是一致的。我对毛主席彻底了结庐山问题更加放心了。------《对话》下，页564-566
◎ 七一年五月一日之夜，毛主席、林总在黄永胜陪同之下，同时登上了天安门。放了一轮烟火之后，林总指着自己的头向毛主席说：“我头痛，早点退场。”毛主席同答说：“好。今天没有什么题目了。”此时，毛主席也进休息室去了。
叶群很机灵，她抓住这个机会，跟着毛主席进休息室去了。毛主席同叶群谈了将近两个小时。叶群出来之后，非常高兴地同我们说：“主席同我谈得很好，谈笑风生地和我说了很多问题，还是和对我报告上的批示差不多，没有加新的东西。”------《回忆录》下，页778
毛主席与叶群谈话，是1971年“五一节”的晚上，这时，毛主席削弱和打击林彪的战略部署都已经完成。诸如“抛石头、掺沙子、挖墙脚”，华北会议，催促黄吴叶李邱书面检讨，直到4月15日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4月29日（“五一节”前两天）给黄吴叶李邱下结论等等，都是打击黄吴叶李邱的，虽然当时还没有直接点林彪的名，实质上最终的目的是削弱和打击林彪。这个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央给黄吴叶李邱下结论说：“军委办事组五位同志的错误，在政治上是方向路线错误，在组织上是宗派主义的错误。”“在庐山会议上，军委办事组五位同志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但是，他们的错误，同反党分子陈伯达问题的性质根本不同。……军委办事组五位同志的错误，是人民内部问题。”这种结论在当时来说已经是最严重的了，虽然说，错误的性质还“是人民内部问题”,但主动权已牢牢掌握在我毛泽东手上，一有不慎，就不是人民内部问题了。这样的结论，对从小跟毛泽东干了一辈子革命的黄吴李邱来说，肯定是致命的。
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来看毛泽东跟叶群的谈话，才能明晰。
首先叶群是去探风的，不是去听“谆谆教导”的，毛主席也未必如《对话》所说“很好地安慰了叶群”。 因为时隔仅两个多月，毛泽东就南巡了，对林彪使出了杀手锏，“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林彪“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为首的，改也难”……。中央（实为毛泽东）给黄吴叶李邱下结论仅两天，毛和叶群这种谈话应是应付叶群的，在给黄吴叶李邱下了致命的“在政治上是方向路线错误，在组织上是宗派主义错误”的结论后，还能侃侃而谈“第一……第二……第三……”是难以置信的（相反，《回忆录》中叶群只是说了一句话）。
《对话》中说“叶群和毛主席长谈之后出来，非常兴奋”。叶群是这么幼稚的吗？“在政治上是方向路线错误，在组织上是宗派主义是错误”的结论都下了，“紧箍咒”都戴上了，毛泽东对亲密战友的夫人也毫不客气。毛泽东再如《对话》中说了一堆空话，叶群能非常兴奋吗？叶群曾给邱会作赋诗一首“繁霜冷雨仍从容，晚节尤能爱此功。宁愿枝头抱蕊老，不能摇落坠西风”，也许这才是叶群的真实心理。在这期间林立果等人活动频繁，号称小舰队。我们没有证据说明叶群和小舰队有什么关系，但是叶群的思想不流露给林立果，林立果等人为什么要做殊死的斗争呢？叶群流露给林立果等人什么思想，绝对不会是“叶群和毛主席长谈之后出来，非常兴奋”的思想吧？
《回忆录》中叶群说，“还是和对我报告的批示差不多”，即使“没有加新的东西”，毛的批示，其实对副统帅的夫人够狠的了：“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九大胜利了，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斗争过吗？在思想上政治上听他（余注：指陈伯达）的话，怎么会去同他斗争，”“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
同样，对思想较为敏锐和深刻的邱会作来说，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给他们下的“军委办事组五位同志的错误，在政治上是方向路线错误，在组织上是宗派主义错误”的结论，分量是千斤重，邱会作应该是清楚的，邱会作根本不会像《对话》所说“我对毛主席彻底了结庐山问题更加放心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耍弄叶群的谈话，叶群会不会记笔记暂且不说（多半是不会），邱会作会不会“借来了叶群写的回忆笔记，反复地看，读得很仔细”，却绝无可能（《回忆录》中也没有这样的记载）。因为再仔细看，也不会捞到半根稻草，况且，毛泽东不久就在精心准备保证九届三中全会向林彪发难能胜券在握的南巡了。

四十四、 张震请吃饭
◎ 父：……国防大学校长张震派秘书请我去他那里吃饭。……
……
父：我知道他是在谢我文化大革命之初保护他过关的情份，就和你妈应邀前往。到了国防大学招待所，张震已率几名将军在饭厅前等候，相隔十几年老朋友又见面，我俩都很激动。张指着坐满饭桌的陪客说：“除了政委李德生没有来，领导都到了。”我环视一周，全是新人，只有国防大学政治部主任周尔均我认识，他是周总理的侄儿，是血脉与周恩来最近的眷属。周尔均以前在总后政治部当科长，这个当年的小伙子已经成为将军了。
张震开场白只有两句：“今天的客人我不说大家都认识，和我有‘五老’之谊，老战友、老同学、老朋友、老乡、老兄弟。我们俩是同年，老兄弟见面很高兴，大家好好吃顿饭。”说罢打开了他自己特意带来的茅台酒。
……
父：……宴席将散，张震问我：“老兄弟，有什么事让我办吗？”我想，大事他为难，不能办，小事又不必麻烦他，于是就说：“我老伴的事情请你过问一下，帮个忙。”张震把周尔均叫过来说：“你的老部长和总理的关系你很清楚，你和总后、总政都熟悉，这件事你要具体负责办好。”周尔均回答：“为老首长老阿姨办事，论公论私我都义不容辞！”
子：周尔均人微言轻，这件事他能办下来吗？
父：周尔均是出面的，背后是张震呀。他为我们很用心，特地从军纪委调来案卷研究。总政去人劝张震别管闲事，说：“胡敏认错态度不好，对革命有刻骨阶级仇恨。”我后来听说，张震一听那样的话火气就上来了，说抗日战争时期胡敏是新四军四师师部卫生所负责人，在日寇突然进攻扫荡、我军慌乱后撤时，胡敏不顾自己寄在老乡那的年幼女儿，照顾重伤员撤退，那个女儿就丢了。她努力工作，获得“战斗英模”称号，这在非战斗人员中是罕见的。胡敏这样的人对革命刻骨仇恨？你们胡说八道！ ------《对话》下，页898-899
◎ 九二年我来到北京，张震和段苏权知道后都看过我还请我吃了饭，之后段苏权还多次看我。张震在国防大学请我吃了饭，他自己带了一瓶茅台酒，并对管理人员说：“我请我的老同学吃饭。”为什么是老同学，我真是不得其解，张震说：“我们是抗大的同学嘛!我们是一个队，一个支部。”我笑了起来，他这个理由想得好。席间，张震对胡敏落实政策很关心，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很熟悉，更重要的是他反对搞株连。他们对我的老伴落实政策都尽了很大的力，使我非常感动。-----《回忆录》下，页988
在张震请吃饭这么一件小事上，《对话》与《回忆录》相比较，《对话》加了许多有水份的“料”。
1、张震请吃饭的起因。据邱会作长子邱路光说：黄永胜的夫人项辉芳是原国防大学办公室主任，当时已在国防大学落实了政策。恢复党籍、军籍等。春光（黄永胜长子）告诉我后，我也想打张震的主意。因为张震和我母亲很熟悉。我给张震写了一封信，介绍了我母亲的情况，请张伯伯帮忙。我在信中最后说：“一言以蔽之，按项辉芳落实政策的标准给胡敏落实就感激不尽了。”张震伯伯是个好心人，他可以管，也可以不管，因为我母亲不是国防大学的干部。但张震他想对我爸爸这个老战友有个交代，这就是张震请吃饭的起因。
在当时那种政治环境下，张震请邱会作吃饭实属不易，也反映出张震将军的高风亮节和博大胸怀。但张震毕竟是以夫妇二人的个人名义请吃饭，且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更不宜张扬，这次便宴不是在通常国防大学领导宴请宾客的地方，而是在校内半山上，给刘帅盖的别墅内。因此，“张震已率几名将军在饭厅前等候，……张指着坐满饭桌的陪客说：‘除了政委李德生没有来，领导都到了。’”这样的场面根本不可能存在。据参加宴请的胡敏老人和其长子邱路光说：“那天吃饭的只有张震夫妇，邱会作、胡敏、邱路光和周总理的侄子周尔均（周尔均时任国防大学政治部副主任而非主任），仅此六人。说‘除了政委李德生没有来，领导都到了’，完全是谎话。”且当时李德生已不在国防大学政委任上（政委已由张震兼任）。
2、据胡敏老人和邱路光说，张震的开场白只说了“我请我的老同学吃饭”（回忆录与此话相同）。张震没有说：“今天的客人我不说大家都认识，和我有‘五老’之谊，老战友、老同学、老朋友、老乡、老兄弟。”饭桌上仅六人，哪有“大家”而言。在当时的情况下，张震以请老同学吃饭为由是很智慧的提法，不会有其他的提法。
3、邱会作并没有求助于张震说“我老伴的事情请你过问一下，帮个忙。”据路光介绍说：我父亲是个不给别人添麻烦的人，根本没有给张震说程光编的那些话，但我父亲知道我给张震写了信，他想既然张震请吃饭，那么估计请他帮助胡敏落实政策的事，他不会推。果然，在吃完饭，临走时张震把我写的信拿出来对我调侃说：“路光呀，你的信我看懂了，那就是‘一言以蔽之’。”我说：“对对对！”张震又接着对我父母说：“胡芝敏（我母亲原名）的事我尽力办，不知人家买不买账。”然后，秘书把我们送回了家。张震根本没有说过 “老兄弟，有什么事让我办吗？”的话，张震也没叫周尔均去办此事，张震更没有说“你的老部长和总理的关系你很清楚，你和总后、总政都熟悉，这件事你要具体负责办好”及周尔均回答“ 为老首长老阿姨办事，论公论私我都义不容辞”类似的话。整个席间周尔均只说了一句话：“两位部长都是我的老首长”。 《对话》 整个场景都是编的。
4、根本没有张震叫周尔均“特地从军纪委调来案卷研究。”的事，也没有“总政去人劝张震别管闲事，说：‘胡敏认错态度不好，对革命有刻骨阶级仇恨。’我后来听说，张震一听那样的话火气就上来了，说抗日战争时期胡敏是新四军四师师部卫生所负责人，在日寇突然进攻扫荡、我军慌乱后撤时，胡敏不顾自己寄在老乡那的年幼女儿，照顾重伤员撤退，那个女儿就丢了。她努力工作，获得‘战斗英模称号，这在非战斗人员中是罕见的。胡敏这样的人对革命刻骨仇恨？你们胡说八道！”
张震当时不是军委副主席，而是国防大学校长，根本没有从军纪委调卷的实权和地位，况且胡敏这一级干部的案卷也不在军纪委，而在总后。既然没有从军纪委调卷，也就不会有“总政去人劝张震别管闲事”，张震根本没有因此事接触过总政，更没有说过这些话，胡敏毕竟是邱会作的老婆是敏感人物。张震只是通过个人渠道，联系总后领导，希望落实政策，并告诉黄永胜的老婆项辉芳已在国防大学落实了政策，给予暗示。

四十五、落实安置和战友探望
◎ 父：我们最先找到军队，被关押的人刑期一到应当和原单位联系。但总政治部接待的人说，凡涉及“林彪案”的人，无论职务高低、牵连深浅，都要交地方公安部门。……
对地方的部门，什么公安部、司法部、中纪委，找来找去，找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他们答复说，军人的法律处置及善后安置在军队，应当去找他们。……
……
陕西省委和公安厅认为问题的关键在军委总政治部，说中央最早的安置方案就是回到军队养起来，到了总政治部就被挡住了。
……
子：恰好哥哥遇到了他以前的同学叶选宁，叶剑英元帅的二子、刚升任的总政联络部部长。叶剑英和余秋里是儿女亲家，叶选宁认为帮个忙不难。他还说，叶帅和你关系密切，他知道。叶选宁向余秋里一说此事，没想到余说，“我不认识邱会作！”
……
子：据说，余秋里沉默了许久，严肃地对叶选宁说：“你已经是党的高级干部了，要有应有的政治觉悟。”事后，叶选宁向我们表示歉意，他为了帮助我们，还找了杨尚昆。
……
父：最先来看我的是过去的秘书、警卫员、服务人员。你们的那位刘叔，为我做了几十年饭的炊事员，一见面就激动得抱着我泣不成声了。
消息一传十、十传百，看我的人越来越多。有总后机关和国防工办的干部，有新四军四师、延安中央军委供给部的老同志，有原四十五军、华南军区、中南军区的干部，有过去的老战友、老部下、老朋友，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对话》下，页892-895
◎ 一九八七年，我的所谓刑期到了。我的孩子鼓动我，找找当时的领导人，反映情况，我没有答应。经孩子再三动员，我说：”我谁也不找，如果要找我只找余秋里。”我写了一个简信：”余主任：你好！我在电视里看见你身体很好，我很高兴。我的孩子想去看看你，反映我的情况，不要把你吓死。我心中的苦比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的苦还要多二万五千倍。致礼！邱会作。”我的大儿子路光找到叶帅的儿子选宁，选宁非常尽心，他先给杨尚昆（军委秘书长）打了电话，杨的态度很好，表示要在政治局会议上反映一下情况，毕竟是到期了，应该由军队养起来。为了摸清情况，选宁又把路光介绍给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的顾林舫，顾林舫正好是管这件事的，顾对路光说：“你爸爸到期了，理应安排，他们吃了苦头，唉，正确对待吧。安排的原则就是原单位管，你爸爸的原单位就是军队。但是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总政就是不同意，给安置工作造成困难……”选宁又给余秋里（总政治部主任）打电话，余却把选宁批评了一顿。对党内斗争，我有思想准备，但对战友之情的变幻，我没有思想准备，此事我心里着实难过了一阵子。------《回忆录》上，页98
反映情况的过程，《回忆录》讲的很清楚，可是《对话》又做了很多不实事求是的延伸。
1、据切实了解，邱会作家人根本没有找总政，因此不存在“总政治部接待的人说，凡涉及‘林彪案’的人，无论职务高低、牵连深浅，都要交地方公安部门。”
2、邱会作家人根本没有找公安部、司法部、中纪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因此根本不存在“公安部、司法部、中纪委找来找去，找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他们答复说，军人的法律处置及善后安置在军队，应当去找他们。”正如《回忆录》所说，邱路光只是通过同学叶选宁，把他介绍给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的顾林舫。邱路光是通过个人渠道找顾林舫，顾林舫也是以个人身份回答邱路光的提问。
3、邱路光去拜访叶选宁时，是与吴法宪的大儿子吴新潮一同去的。据他们回忆，叶选宁当即给余秋里打了电话，余根本没有说：“我不认识邱会作！”余秋里回绝的话是“这样的事也能管得了？”也不存在余秋里“严肃地对叶选宁说：‘你已经是党的高级干部了，要有应有的政治觉悟。’”
另外，邱会作来北京是不想见人的，除少数挚友外，根本没有见人，根本不存在“消息一传十、十传百，看我的人越来越多”的情况。2000年那次来北京，邱确实是见了原来的炊事员刘玉胜，是邱会作亲自到刘家里看望的，也没有“一见面就激动得抱着我泣不成声了” 。也根本不存在来看邱会作的“有总后机关和国防工办的干部，有新四军四师、延安中央军委供给部的老同志，有原四十五军、华南军区、中南军区的干部”，这个牛吹大了，来看邱会作的没有一个原国防工办、延安中央军委供给部、华南军区、中南军区的干部。


《记忆》第八十一期　２０１２。２．２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