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汝信：维特克《江青同志》书中到底说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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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克《江青同志》书中到底说了什么？

作者：余汝信


约十年前，友人送笔者一册美国女学者罗克珊-维特克的英文版原著《江青同志》（Roxane　Witke：Comrade　Chiang　Ch’ing，　Boston?Toronto：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7）。当时感到奇怪的是，这样一部经过与传主近距离接触及长达60小时谈话后完成的、有关这位文革时期最显赫人物的严肃而又立场超然的力作，为什么在面世十多年后，在海内外都尚未有中文版？至今，匆匆又过了十年，仍然未见其中译本，这确实是很令人惋惜的。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在中国大陆，涉及到这本书及江青那一次与维特克谈话经过的所谓“实录”、“纪实文学”，如张颖的《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叶永烈的《江青传》、陈东林、杜蒲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邬吉成、王凡的《红色警卫》，以及杨银禄在香港出版的《我给江青当秘书》等，内中谬误或不确之处比比皆是（即便是亲身经历者所著亦不例外），而未看过《江青同志》一书者又难以明辨真伪，有感于此，特作本文，以匡正之。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引述的该书“序言”和第一章“邂逅”部分段落的译文，均为笔者与友人合译，虽已力求忠于原著，惟因水平所限，肯定未臻精当，请识者不吝赐教。

　　一、有关罗克珊·维特克

　　罗克珊·维特克于1972年应邀访华时，尚是一位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Binghamton）任教的青年学者。她毕业于史丹福大学，在芝加哥大学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六十年代末在台湾作研究工作，专攻中国近现代史，懂中文，能以汉语会话。1970年，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完成她的博士论文《五四运动时期对妇女态度的转变》，获哲学博士学位。此前，与罗伯特?林顿合著有《〈红旗飘飘〉文集指南（The　Red　flag　waves：　a　guide　to the　Hung－Chi　piao－piao　collection），1968年由柏克莱分校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出版。可以说，她在当时美国人数不多的中国问题学者群中虽不算大家，却也小有名气。

　　二、偶遇中国代表团

　　在《江青同志》一书的第一章“邂逅”里，维特克生动地忆及导致她1972年中国之旅的一次巧遇。

　　“我的中国之行取得意想不到的进展是缘于中美之间在结束持续了二十年的‘互不承认’的状态后，1971年夏天中美关系发生的戏剧性逆转”，“这种逆转来得非常迅速。秋天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接纳为联合国成员，中国人娴熟的文化外交活动也延伸到了美国。我国民众渴望体验‘真实’的中国的愿望突然变得似乎永不满足。我与那些跑到渥太华的中国大使馆急着办签证的同事不一样，我没有这样做，1950年代冷战期间的成长经历使我深信，我1960年代的教学和研究课题，即现代中国的社会和文明史仍然是‘学术’方面的问题－－我并不急于亲历其中”。（P17－18，原书页码，下同）。

　　“捉摸不定的机遇结束了那种超然的态度，1971年深秋，我例行到纽约参加哥伦比亚大学的现代中国研讨会。那晚我住进了一家不太豪华的饭店－－罗斯福饭店。第二天早上用过早餐后，当我在大堂浏览《纽约时报》的时候，我被一队急速走过的人所吸引，他们穿着笔挺，目视前方，短发刚刚仔细地修剪过，穿着海蓝色的高领外衣。很明显这是中国代表团，刚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到达美国。这些官员临时住在14楼，我也住在同一家饭店里，但对这种神奇的巧合竟然一无所知。我还有一些时间，于是冲进电梯按下‘14’那个按纽，意识里只想着看看这些从北京来的严肃的使者与我五年前在台湾所了解的是否一致。他们是否在享用典型的中国北方早餐：粗糙的‘火烧’和烙饼，或许正把他们的茶壶放到饭店陈旧的电热炉上烧开水？”（P18）

　　“门开了，见到两名高大的警察，还有一个穿着侍者衣服的人。‘请出示证件’，一位警官要求。我照做了，‘什么事？’当时我说了一些学术方面对中国比较关注等愚蠢的话。就在那时，我看见一个身着睡衣的中国人在门旁好奇地四处观望。我用中文向他打招呼：‘你吃了吗？’然后问他和他的同胞在一个美国城市里感觉怎样。他有些震惊，然后走开了。门后面匆匆出现一个苗条的人，穿着短袖衬衣和直筒裤。‘我姓刘’，他说话比较紧张，同时陪着我到一个小房间里面。我们坐了下来，然后他给我倒茶、递香烟，都是中国货。接着我们开始用汉语、法语和英语彬彬有礼的交谈，谈到中国外交的转变，交换留学生的可能性（当然还‘很遥远’）以及在中美两国人民之间观念和思想相互交流的可能性问题。

　　那次谈话是有分寸的而不承担什么义务，我们都没有提到毛主席的名字”（P18）。“当我带着刘先生悄悄提出的下次再来的邀请离开时，那个穿着侍者衣服的人跟着我进了电梯。下降过程中，他显得很精明地对我说：‘你以为我是一名侍者，但实际上我是一名侦探。不仅如此，我还是约翰?杰伊大学的学生。如果你真是你所声称的教授－－我实在怀疑－－那你能不能够批改我的关于生态学方面的学期论文？’出了电梯后我径直向街上跑去，他还不断地说着，经过了好几个充满了行人的街区后，才把他甩掉了”。（P19）

　　那名侦探的怀疑是有一定道理。维特克当时虽年过三十，但长相年轻，活力十足，模样可人，实在不像一位教授，以至到中国后，张颖等人凭长相对漂亮的维特克的学识常常也带有疑问。

　　三、与何理良的交往

　　维特克接下来讲述了她与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再次交往：“几个星期后我又因为另一学术活动回到纽约，那时中国代表团已经住进了一家位于西区第66街的饭店里”，“由于有几个小时的空闲，我决定再次拜访他们。这次却不是那么容易了，我前前后后打了大概二十个电话。其中有一个被误接到中华民国（台湾）驻联合国的办公室（那时即将搬走），电话里传来一个狂怒的男人声音，咆哮着说，‘共匪不住这里！’”（P19）

　　“又拨了几个电话后，我终于接通了刘先生的一位同事何理良女士，她是黄华大使的夫人，同时也担任代表团的顾问。黄华是代表团的首席代表，也是多年来一直在国外工作的中国最高级别的官员，她促成了当天下午的拜访。我们的谈话在汉语和法语之间变换（当时法语是她的主要外交语言），当时担任代表团二等秘书的高粱也参加了谈话。高粱身形魁梧，精力充沛，兴致也很高，他只说汉语。从交谈中可以察觉，他们已经通过自己的渠道知道了‘现代中国的女权运动’是我正准备出版的一本书的主题，我的研究方向使我对他们现在的革命前辈的革命经历很熟悉。他们也知道了我是那部未全文翻译的16卷革命者回忆录文摘《红旗飘飘》的合著者之一。在评论这部文摘的时候，他们提醒我其中一些撰稿人，即那些被打倒的同志们的思想“包含着错误”。他们也对我就他们的主席早期的文章做的一项调查工作很好奇，我把它称作‘五四时期的毛、妇女和自杀’。我们在讨论社会主义革命中妇女的困难处境时，何理良对我保证，如果妇女参加无产阶级斗争，男女平等就会实现。

　　而我则提到在结束两年的亚、欧学术研究后，我1967年秋返回伯克莱，期间读了很多关于江青的报道，我对她很感兴趣。这位曾经令人琢磨不透的毛泽东夫人，突然开始在全国人民面前发号施令，四处攻击老一辈和他们所做的事情。我禁不住想放下手头的其他工作来进行一项几乎不能的计划－－记述她的故事。直到1966年公开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她本人和她可能扮演的任何政治角色一直被共产党的新闻媒体很少提及。中央的这种沉默使中国观察家们作出了各种各样轻率的猜测，他们对出现一位操纵大权的中国女性感到既惊讶又兴奋。”（P19－20）

　　“我谈到江青在国外令人反感的形象使何理良引起注意并感到愤怒。她承认江青是一个有独创性的革命者，但是说我不应该老是纠缠她的过去。我为什么不考虑研究年轻的妇女同志，特别是那些近几年提拔到中央委员会的女同志？还问我是否介意她和高粱代表我给北京写一封信，说我请求访问中国，研究革命的女性和文化？她还说只有我亲眼到这个国家看看，同人民群众直接对话，才能避免以国外图书馆里一些错误的，或是不令人满意的文献为基础进行‘学术性’写作的缺陷。”（P20）

　　根据维特克本人以上叙述，可知：

　　1、中国代表团对维特克的个人背景进行过调查，了解到她是一位以中共的标准衡量政治态度尚为中立、客观，学术上有一定造谐的研究学者；

　　2、出于争取维特克“了解中国”、为我所用的目的，中国代表团（至少是何理良及高粱）有意促成其访华。

　　四、对外友协的邀请，免费的中国之旅

　　对何理良称要和高粱代表其给北京写信，维特克说：“当然我对此并不介意。对她的建议我也没有放在心上。我又回到了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教学，并继续1920年代中国女权运动史的写作。几个星期后，高粱给我打来电话，他的声音带着兴奋。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政府处理与其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事务的机构）已经邀请我在夏天方便的时候，‘以个人的名义’访问中国，它将承担我在中国期间的所有费用。高还告诉我不必去渥太华，只要把护照－－一本清除掉曾去过台湾的记录的新护照－－送给他就可以了。几天之后护照就被送了回来，装在一个棕色的信封里，签证也附在一起”。（P20）

　　参加了维特克访华接待工作的张颖说，维特克访华是“经她本人要求，经我驻联合国代表团推荐”［1］，此说不确。内情如前所述，应是中国代表团主动邀请，不过是借了维特克本人要求的名义报告国内，主动者是中方，否则，中方也不会主动承担其在华期间的“所有费用”。

　　“7月18日，我飞赴香港，在启德机场我受到了‘我们的朋友’友好协会和蔼可亲的代表的接待，我被送到一家不太引人注目的酒店。第二天早上，这些朋友的领导赖先生，和其他偷偷跟着我的两个人，陪同我坐火车穿过九龙半岛到达深圳－－香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边境检查站。在那里我站在一种文明的边缘，对它，我仅仅知道一些历史，几乎想不出现实的景象”。“从深圳我继续坐火车到广州，我被交给地方友好协会的两位女成员，一位比较年轻，另一位是中年妇女，都特别热情。在经过一段时间午睡（这是她们强加给我的习惯－－我只有假装睡觉）和享用非常可口的、具有典型南方特色的晚餐后，我继续坐飞机去北京。但是在路上，我们极其谨慎的飞行员接到了危险天气的预报，随后突然决定在郑州停一个晚上，……早上继续完成了飞行，到达了北京”。（P21）

　　叶永烈在他的号称为国内外第一本江青全传－－《江青传》中说：“一九七二年七月十九日，一架波音客机降落在北京机场，一群在当时中国罕见的穿高跟鞋的女郎，走下舷梯。这是访问中国的第一个美国妇女代表团。内中有一位三十四岁的女士，是代表团中的“中国历史学家，她名叫露克珊?维特克（Roxane　Witke）”［2］，这一段情节实为编造。按维特克自述，她受邀访华是独自成行，根本没有一个什么“美国妇女代表团”。从广州至郑州再飞北京的，也不可能是什么波音客机，首架波音707客机在1973年9月才引进中国，在1972年，中国提供给外国访客最好的飞机（即使是专机）是苏式的伊尔－18和伊尔－62。

　　五、采访邓颖超和康克清

　　维特克抵达北京机场，“在机场我受到了友好协会北京分部的接待。我们的车行驶在一条从首都辐射出来的两旁都是翠绿的柳树的公路上，我和在接下来的六个半星期里将要陪同我的三位代表闲聊起来：于世莲，一位老练的翻译，大概三十多岁；陈文超（译音）是一位正在接受培训的翻译，他刚刚三十出头；以及陈明仙，我们通常叫她老陈（表示尊敬的意思），她比我们都年长，大概已年过四十”。（P21）

　“在下榻北京饭店不久，我被要求起草一份我的旅行路线计划，以及一份我想采访的人的名单。旅行计划包括主要的场所和城市，都是比较普通的。我提出的采访对象很多，从我预想可以见得到的直至几乎不可能见到的人，其中包括本书的主人公，不过是出于对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女性和革命文化的权威形式上的礼貌。那时我没有抱任何希望，而且因为她令人生畏的声望，我也没有想到要见她”。（P22）

　　“三周时间里，我主要游览了北京，那里过去曾被皇帝拥有，而现在是革命的首都；然后我飞到西北，参观了西安，曾经是历史上辉煌的唐朝（公元618－960）充满了魔幻的首都；然后去了延安，那是一个偏僻的小镇，经过翻新粉刷，被作为崇拜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圣坛。”每到一地，翻译都安排维特克和不同年龄的男女见面，维特克认为，“他们一成不变的政治性发言是令人苦恼的”，“绝大多数关于过去的旧社会和现在的新时代、罪恶的刘少奇（显然是毛抛弃的第一位接班人）和非凡的毛的汇报都极其简单，使我不得不告诉要对我的工作成绩负责的几位同伴，如果他们期望外国读者会读我的有关中国妇女的描述，那么我们的中心应该转移。不应该完全谈这些人民群众中的‘典型成员’，他们已经变得很普通因而外国人对他们没有兴趣，如果我见一些不平常的人－－当然他们的姓名起码要为国外所知－－展现出他们是怎样随着时代的步伐前进的，这样不是更好吗？”（P22－23）

　　“我的建议被采纳了，在旅程的第三个星期，我采访的层次逐步提高，当然相互间的挑战也随之升级”。“8月11日晚，我的几位陪同显得比平常更为激动地向我宣布第二天上午邓颖超（主管革命妇女工作，也是周恩来总理的夫人）和康克清（红军之父朱德的从戎夫人）将和我讨论妇女运动的起源问题，我研究课题的主线和她们的生活经历相当吻合，这使我至少可以说有些慰籍”。“我冲下宾馆的楼梯，跳进夜晚的热浪中，来到几乎被照得通明的天安门广场，我不被人注意地加入到人群中，四处乱转，直到凌晨。小睡了一会儿，然后起床准备九点钟在外交部的会面。还有其他一些妇女领导人参加了我和邓颖超、康克清的会见，可是很显然比起这两位革命的主要人物来说，她们的地位没有那么重要。邓颖超将近七十岁，表现出敏捷的才智，颇具幽默感。那天早上，她回忆起了过去五十年里遇到的一些危急关头，都是从很少人知道的革命的妇女方面的问题来论述的。”（P23）

　　六、“二十分钟后出发”

　　“我的脑子里满是过去激动人心的事，有些头昏脑胀。回到北京饭店后，我第一次睡了一个中国式的午觉。后来被于世莲叫醒了，令我很是迷惑不解，因为每天那个时候都是她和其他人打瞌睡的时间。于压低声音对我说，‘今天下午一些年轻同志们可能会到你房间来拜访你，’‘谁？’‘我也不知道’，她推托地回答。刚过一会儿，她又出现在我的门口，告诉我年轻同志们很有可能就要来拜访我，‘你最好收拾一下，我会准备一些好茶叶和干净的杯子’。我整理桌子的纸和书的时候，茶杯的托盘、矿泉水和一盘堆着象金字塔的新鲜水果也送了进来。于又回来了，眼里闪烁着激动和兴奋，‘她们已经在路上了。看起来似乎她们是江青同志派来的！’”（P24）

　　“三点整，两名具有严肃的革命风格、极具吸引力的年轻女性，站了在我的门前。徐尔维和沈若芸同我握手之后，带着高层党务工作者的诚恳作了自我介绍。我用汉语向她们问好，她们用标准的英语作了回答，带着上层英国人的口音。‘江青同志想让你了解她的政治思想’，沈开始谈话，‘她指示我们把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四次讲话读给你听。’‘为什么这么急？’我问道，觉得很奇怪。‘我们对此也不知道，’她们微笑着回答，然后开始工作”（P24）。

　　“在那两个半小时里，期间仅仅因为喝水而中断了一次，她们用英语读着江青同志1966年2月在军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的一篇冗长的讲话稿”，［3］“他们告诉我，我的任务不仅是要认真地听，而且要以共产主义的方式大胆地写。在听这些辞藻华丽的或重复的篇章过程中，如果我的笔停了下来，她们中的一个或两个人一起就会盯着我，直到我重新写下去为止”（P24）。“‘为什么不让我自己看这些原文呢？’‘因为江青同志指示我们读给你听。’那时我的预感－－后来在我回到美国能够研究江青讲话的记录时得到了证实－－是原始的印刷版本，大多数在中国是严格限制发行的，其中还战友般地提及到林彪、陈伯达和其他‘文化大革命’的领航人，他们后来都被驱逐出革命队伍。”（P24－25）

　　“他们继续读，我继续记，一直到于向她们示意为止，已经五点半了。她们立即拾起她们的黑色塑料包（象征干部地位的包）和江青未经审查的讲话稿，然后和我作了一个迅速的告别。于告诉我说最好洗一洗，收拾干净。但是我和缔造了这个特别的社会秩序的女性们在一起谈了一个上午，然后又在热浪中写了一个下午，现在已经筋疲力尽了。我告诉于，晚上我想静静地一个人吃一顿晚餐，写下我的一些想法之后早点睡觉，好好休息一下。”

　　“‘你不能那样，’她坚决地回答道。‘为什么？’‘因为今天晚上江青同志有可能会有时间会见你，所以动作快点吧！’一会儿工夫，‘有可能’变成了‘很可能’，接着变成了‘肯定’。对这次会见的性质，地点、甚至目的，我都一无所知”。“‘二十分钟后出发！’于匆匆对我说。我赶快脱掉从早上五点就一直穿在身上，已经被汗水浸透了的衬衫和裤子，冲进浴室洗了个凉水浴，吃了双份剂量的头痛药后，钻进于选中的我的两套旅行服中的一套，她说‘黑色的比红色的好一些。”（P25）。

　　“我们的车行驶在长安街上的时候，我提醒自己，中国人的好客是闻名四海。还有就是他们能够通过纵容客人的兴趣和爱好而控制客人，从而使客人放松警惕。随着我们的车慢慢靠近人民大会堂前的广场－－领导人组织重大政治活动和娱乐表演的地方，那晚看起来好象是试探性的安排，实际上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因为江青向一个外国人发出了邀请，这是很少有过的事，在这种情况下，由她来决定一切。媒体被动员起来制造一种官方的气氛。我们登上台阶的时候，党的新闻机构新华社的摄影师一下聚到跟前，不停地拍照，跑前跑后地用电视摄影机摄像。到了大厅里面，我飞快地向江青的众多随从点头致意，互相介绍姓名，其中包括毛泽东很有名气的侄女、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4］。

　　穿过好几个厅之后我们被带到一个灯火通明的巨大门廊里停了下来。有一个人清了清嗓子，抬高声调宣布江青同志就在旁边的房间里面，‘差不多准备好了。’”（P25－26）

　　张颖在25年后出版的回忆录中说，8月12日这天江青见维特克是在下午“两点三刻”始［5］，对照维特克本人对这天活动的详细叙述，看来是张的回忆有误，维特克从北京饭店抵达人民大会堂的时间应在下午六时左右。此外，张颖接下来在回忆录中大段地引述了江、维“两人的原话”，但以张引述维特克见到江时的第一句话“见到你，江青夫人，我感到非常荣幸，非常感动，到中国来而不见你，那么我还算来过中国吗？今天是我最高兴的日子”来看，这些“原话”涉嫌编造的成分居多，维特克懂中文，见到江青这样地位的人，为表示敬意，应用“您”而不会用“你”，更不会把江青称之为“江青夫人”，无论以中文或英文的习惯来说，江青都应是“毛夫人”或“江青女士”而决不是什么“江青夫人”。为使有兴趣的读者有所鉴别，笔者将维特克本人所述的初见江青一段全文译出如后。

　　七、“门开了，江青昂首阔步走了进来”

　　“门开了，江青昂首阔步走了进来，微笑着伸出了手。她抓住我的手，凝视着我的眼睛，好像在找什么东西似的。我们的手放了下来，彼此眼睛却还是对望着－－也许持续了两分钟－－在接下来开始说话之前。

　　‘你比我想象的要年轻，’她说。

　　‘我实际要比看起来老，’我回答道，希望她不会失望。

　　她笑了，说她年纪越来越大，马上就要六十岁了。我忍着没有说出她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因为即使在革命时代，年龄大是一个代表着资历很老的优势。接下来谈话的时候，她毫不掩饰地仔细观察了我的脸、头发、衣着和高跟凉鞋，对她的好奇心一点都不加隐藏。我也同样很好奇，但我相信我观察的时候不像她那样咄咄逼人。

　　江青戴着一副褐色的塑料边框的眼镜，我也曾在60年代初以来有关她的一些照片上注意到过。她的很好的橄榄脸色在热气中闪闪发亮。她的鼻子和面颊完全是雕刻出来的，造型和毛泽东的有些像。她鼻尖上肉色的痣和嘴的右下角化妆得很好，掩盖了她的的缺陷。

　　她身高不过五英尺五英寸，算是很高（就像大多数山东人那样）。她站在我面前要矮寸，皱着眉头嘲笑我的鞋子不公平。她身材纤细，骨骼较小，肩有些斜，腰也很细，走起路来比较轻柔优雅。她的手很精致，手指非常细，正如古代诗人所称的'纤纤玉指’，动作就像流水一样。

　　她的衣着比较保守－－珍珠灰的裤子配着一件相衬的束腰外套，里面是做工考究的白色丝质衬衫。和绝大部分中国人一样，她也穿着塑料凉鞋，虽然她的凉鞋是与众不同的白色。她还带着一个与我们无产阶级文化相匹配的白色塑料手提包。

　　她的装束的风格、裁剪和质量都和邓颖超的差不多，比普通人要精细很多。和邓的一样，衣服的边角不是很精致。她们衣服的肩都很引人注目，难道这些就是无产阶级风格的体现吗？

　　站在江青左边显得不太自在的是姚文元，江青热心地把他介绍为从‘文化大革命’初期开始一直从事忠实的革命文学工作的人。他中等身材，圆圆的肩膀，脑门有些秃。姚穿着上层领导干部统一的珍珠灰色的棉布束腰外衣。他是现场所有男性中唯一戴典型的工人帽的人，帽子的顶很柔软，帽舌很窄。穿着亮泽的塑料鞋，他的身体重心不安地从一只脚移到另一只脚，别人谈话的时候他反复地把帽子脱下来又戴上去。那第一次见面中，他的举止风度非常官式，从来不会浪费他的时间。他比江青小十多岁，明显地对江青很顺从，每次江青谈到什么话题时他都赶快跟着答腔。

　　江青把我们领进一间接待室，然后开始了历史和文学方面的漫谈，彼此对对方的文化作一些徒然的评论。我们也用普通话谈了一会儿，但晚上谈论的主题－－她过去的生活、现在的工作以及各种各样的意见－－都通过译员翻译成了英语。当时担任翻译的竟然是沈若芸和徐尔维，江青下午派来的两位厉害的使者。因为这次见面是我在中国期间进行的最为活泼的谈话，谈的内容都是预想不到的，我告诉江青我已经完全忘了记笔记。她向我保证，所有的谈话内容都已经被录音，速记员也做了记录，在其他领导同志批准之后，会将谈话内容文稿的中文和英文版本交给我”［6］（P26－27）。

　　“装在有盖子的青瓷色杯子里的茶送了上来，散发着芬芳的气味，茶杯是以宋代的模型制造的。除了江青的茶杯把上系着一根红色的细线，以及她身旁桌子上放着一个用毛巾裹着一个电控呼叫按钮外，她享受的服务与其他人没什么区别。

　　晚宴是在另一间宽敞的房间里进行的，我们坐了一个圆桌，参加的有十个人，包括我们俩还有她的八位助手。我坐在江青的左边，我的左边是姚文元。菜单主要围绕经典名菜北京烤鸭－－我说那是我的最爱。她大笑着说她知道”。（P28）


八、是周恩来主动建议江青见维特克

　　我们继续引述维特克有关8月12日晚宴上的谈话。

　　“她转到另外一个话题，她说周总理关心的问题之一是建议她应该接见哪些外国客人。当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诺1970年9月来北京访问的时候，只有很短的时间来安排接待工作。通知江青参加接待的时候，她正在小睡。因为没有任何提前的通知，她一时不知道应该送给尊贵的客人一份什么样的合适礼物。而在斯诺夫人这一边，她也被弄得有些混乱，结果意外地把本来准备送给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的礼物送给了江青！

　　‘你见过斯诺夫妇吗？’她问道。

　　虽然曾经读过很多斯诺写的书和文章，我没有见过他们，对于他的作品我们只聊了几句。然而，我和他的前妻奈?威尔士有联系，她曾经在1930年代末期采访过中国的女性革命领导人。

　　‘他现在的妻子对中国也非常友好。如果你见到她，请转达我对她和她的家人的问候以及欢迎她再次来访。你成为中国的朋友后，你也可以经常来看看我们。只要我还活着，我一定接待你。’

　　提到将来和死亡的时候，她的情绪变得严肃起来。她望着桌上的其他人说，‘辨证唯物主义者能理解人生老病死的规律。保持人政治上的年轻是可能的，但是永远保持身体健康却很困难。现在我承认我老了。’

　　跟着她的突然情绪变化，姚文元开始背诗：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曹操这几句诗写得非常好，’姚感叹道。

　　‘这首诗的其他几句也很不错。’江青继续念道：‘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后面还有四句，’她提到，接着又说，‘这是朴素的唯物主义：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那首诗把江青的思绪带到了长寿和身体康宁的关系上。就像她的生活经历将要揭示的那样，她长期为病魔所累，已经把疾病和个人的敌人当作身体和政治上生存意志面对的两个并行的挑战。她的筷子飞快地掠过几道新上的菜，同时说道，‘最近我一直在休息。但是因为你，我今天就过来了。近来我身体比较差，睡眠也不太好。我需要药物治疗和休息，也需要体育活动。’

　　‘你一般都做什么运动？’我问道。

　　‘游泳、骑马、慢走，还有整理花园，’她一边回答，一边把手伸进口袋拿出来一把茉莉花，是在中南海（毛的家庭居住的地方，在北京以前的皇宫内）自己种的。她把那些气味浓烈的白花放到我手里的时候，她的脸都印出了我的吃惊和高兴。‘我还种一些中草药，’她补充道。‘我自己种茉莉花，还种各种各样的蔬菜。除此之外，我还种了一小块棉花。所有这些都帮助我精神上和身体上得到放松。’”（P29－30）

　　如果我们相信维特克的叙述是准确的，那么，根据以上江青对她所说，江青会见维特克是周恩来建议的。后来在广州，江青再次提起：“她回想起我们两星期以前的第一次会面幕后的情况，她说周总理问过她想不想见我。周总理告诉她我‘很年轻，对中国充满热情’，而且在我同那个联合国代表团谈话之后，又得到了约翰?S?谢伟思的推荐”。［7］（P38－39）

　　维特克访华是由对外友协发出正式邀请并负责接待的，据主持接待工作的对外友协秘书长丁雪松后来回忆，是周恩来于1972年8月10日将据对外友协陪同人员反映的维特克表示希望见到江青的报告批给江：“江青同志，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在你尚在北戴河时，已请邓颖超、康克清两同志见她，谈谈长征。蔡大姐因身体不好，尚在北戴河，不拟见了”。［8］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却有如此说法：“维特克来华是为采访现代中国妇女革命史料的，中国对外友协事先商定她采访邓颖超、康克清等人。江青知道后，执意要会见维特克。周恩来只好同意，特意指示：只见一次，只谈文艺”。［9］《红色警卫》关于此过程的说法与《实录》如出一辙，想必是照抄前者的［10］。将丁雪松的回忆与维特克的叙述相比照，可以得知，《实录》与《红色警卫》的说法是本末倒置：

　　1、维特克的采访计划，并不是与对外友协“事先商定”的，而是到了北京之后由维特克书面提出，对外友协因应实际情况逐步完善的；

　　2、是周恩来主动将对外友协陪同人员反映维特克希望能见到江青的报告批转江青，建议江青可以一见，周是主动建议，不是被动地“只好同意”的；

　　3、在周恩来批转报告给江之前，在北戴河休养的江青根本不知道维特克访华一事及维特克此人，更不可能“执意要会见维特克”；

　　4、据丁雪松所转述的周的批示，周对江怀有关切之情，“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是从江的身体状况出发，为江所着想，而并非划了一个圈子规定江只能谈什么，不能谈什么（以常识计，周对江也不可能划这样的圈子），更未有“指示”过什么“只见一次，只谈文艺”。

　　九、“江上有奇峰”极有可能是毛为江所作

　　“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又从晚宴上来到天桥剧场观看江青改革的第一个京剧样板戏《红灯记》，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要求所有的文艺都要达到这种无产阶级的政治标准。

　　戏剧结束后，江青得意洋洋地退场，把我引到剧场的一个私人会客室，我们又坐到一个大沙发上。关上门，散场观众的喧闹声都听不见了。她专注地看着我，说道，‘我希望你走埃德加?斯诺的路，走斯诺夫人的路。’

　　‘一个令人敬畏的榜样！’我回答道，颇有些诚惶诚恐，但是我明白我们之间的真正的问题是信任。

　　‘可能有人会说我们把你洗脑了，’她取笑道。‘你害怕吗？’

　　‘不，我不怕。这种洗脑是不可能的。’

　　‘毕竟，’她说，‘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也来过这里。如果我能陪同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为什么我不能陪同你呢？你都可以竞选总统！’

　　她转到了更加严肃的问题，那就是我现在的角色。她说我是第一个了解她的过去历史的外国人，然后又提到了发表这次会见内容的问题：‘你可以发表。但是你必须认识到我不是把你当成一名记者，而是一个好朋友。首先我还得请总理检查这次会谈的文字稿。我今晚告诉你的都是事实。很显然，我们（她和共产党的领袖）走的是一条曲折困难的道路。即使我现在都快六十了，我仍然有决心保持政治上的青春’。

　　她就解释‘政治上的青春’和生活的其他方面的含义。

　　还有什么要说吗？我问她。

　　‘这次没有时间了。下次你来中国的时候我们再谈。同时我会送给你一些纪念品。虽然我是一名技术不怎样的业余摄影爱好者，我会送给你一些我拍的作品留作纪念。也许这是‘班门弄斧’。我现在身上没带好的作品。我曾经拍过女民兵的照片，但某些人拿走了些好的。我回中南海的家里要好好找一找。’

　　我们在剧院里告别的时候，剧院里除了她的随从人员几乎没有别人，她让我先走，以便她晚上回去的时候不被人看见。”（P33－34）

　　“在我与江青那次突然的会面后，沈开始不分白天晚上，每天不定时地来找我。除了读一些政治性的资料外，她还给我一些江青和毛泽东1940年代在延安的未发表的照片，一些她个人拍的彩色艺术照，一套陶瓷大熊猫（是著名的景德镇制作的，尽管这种制品从封建时代开始就不断衰落），还有其他有关江青生活的纪念品”。（P35）

　　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一书的“序言”中提到：“在她送给我的艺术照片之中，有一张是庐山的汉阳峰（见卷首插图），在照片背面，她抄下了一首极有可能是毛泽东未公开发表的诗（这首诗与他在1960年代初所作的其他诗的风格和主旨很相似）。诗历来就有表面上写自然，而实际上影射政治的传统，在这首诗中毛泽东把江青比作锁在江河上的薄雾中的奇峰（江青姓名的‘江’字意思是‘江河’）”。（P5）

　　这张题为“庐山汉阳峰”的照片背面“有用红色铅笔写的题词”，全文如下：

　　“庐山汉阳峰：

　　江上有奇峰，锁在云雾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

　　江青摄，诗赠维特克夫人，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二日”

　　江已表明，照片是她所摄，至于照片背面江所题的诗，维特克说“极有可能是毛泽东未公开发表的诗”，这到底是江青亲口告诉她的，还是她本人的猜测，我们不得而知。张颖书中说江青谈话时讲过这首诗是她自己写的［11］，我们已经说过，张颖所引用的对话很不可靠，相反，维特克的说法较有道理。

　　“庐山汉阳峰”一诗与中共官方正式发表的毛于1961年9月写给江青的那首“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毛原题“为李云鹤所摄照片而作”）风格十分相似－－“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山在险峰”，［12］

　　而且，写作时间亦应相近。

　　据江青对维特克所说，她拍的照片“太多了”，即使是“近几年”就有“大概一万张左右，但是她销毁了三、四千张，还有很多要去掉”。在上万张照片中选出三数张较好的供丈夫鉴赏题诗，大概不是什么难事，同时不可否认的是，江青在庐山摄的仙人洞及汉阳峰两张照片，艺术感上说还过得去，但毛的诗意与画面似乎就有些不太吻合。仙人洞那首，照片画面为从仙人洞处摄得的御碑亭远景（此亭相传为明太祖朱元璋所建），“无限风光在险峰”的应该是御碑亭而不是仙人洞，题目也应该是“御碑亭照”而不是“仙人洞照”，因为画面上根本没有仙人洞；至于汉阳峰一图，应为从含鄱口处所摄得，从该处晴日可见鄱阳湖，但见不到长江，虽然整个庐山大体上可以说是在长江边（毛亦有诗云：“一山飞峙大江边”），但作为庐山最高峰的汉阳峰，距长江少说也有三四十公里，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说是在“江上”，为什么不是“江边有奇峰”而是“江上有奇峰”？深究起来，毛的诗句经不起认真的推敲。

　　十、北京－－上海－－广州

　　“虽然我没有指望再见到江青，但她咄咄逼人、机智善变的形象已经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要把她真实的过去传达给别人，她对自己很大程度上较为模糊的早期生活和与历史力量的越来越多的牵连进行的简短描述，应该是不足够的，不能解释所有问题，使我的目标可望不可及。她只是四亿人中的一位女性，然而我感觉到她独特的阅历－－普通生活和奇异经历的融合－为理解中国革命中的妇女和政治权力面临的最基本的困境提供了线索”。（P34）

　　“在那个晚上与江青第一次会面之后的第二天上午，我继续同邓颖超和其他妇女领导人讨论，我们的谈话连续进行了四个上午。……她在各种政治条件下都同妇女保持联系的习惯是她不同于江青的地方。江青的女性主义追求更多的还是个人追求，她更远大的政治抱负也决定了她的人生并不是仅为两性平等而斗争”。“然而我没有与江青失去联系。每天下午在我和邓颖超谈话之后，徐尔维和沈若芸两位使者就会来我的房间，继续朗读江青的讲话”（P34－35）。


　　“我在上海的五天访问是从八月份第三个星期的周末开始的，有一个大型的接待组来安排活动事项。在我北京的三位同伴外，又增加了上海的五位女性和一位男性，都是文艺、科学和外事管理单位的骨干。这次陪同人员的增加肯定是江青对我的访问第一次干预的结果，《人民日报》还用一张照片予以了报道”。（P36）

　　在上海期间，维特克被安排“参观了很多革命奇迹，包括通过针炙麻醉使妇女高兴地接受了子宫手术，同时还保持意识清醒状态”，此外，还访问了蔡元培的女儿及九届中央委员、纺织女工杨秀珍等。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访问把我们带进了上海的文化圈，这里被认为是江青的地盘，姚文元是这里的具体负责人。对具有争议的现代作家鲁迅故乡一天的参观在文学争论中结束，这些也是后来我和江青讨论的话题。我同久经论战的文学评论家、复旦大学的刘大杰教授就十八世纪的巨著《红楼梦》展开了讨论，后来同样又在我和江青的谈话被她提了出来。戏剧和芭蕾舞表演以及对剧团的采访都是通过姚文元安排的。

　　24日下午晚些时候，我们采访了在江青支持下从芭蕾古典主义下解放出来的舞蹈演员之后，才精疲力竭地返回。我们的车背着夕阳向前行驶着，朦胧的夕阳很低，照出了工业化的上海的轮廓；我的同伴们向老陈看过去，她试图保持镇定，但还是掩饰不住她的激动，说道：‘我们已经知道江青同志秘密飞去了广州，她正在那里回忆她的过去和革命的历史。她将会再见你一次或两次。这几天你提出的所有有关她的问题都会得到回答。你明天乘坐从北京派来的一架飞机去广州。我必须强调这次旅行是秘密的，除了我们这些陪同人员外，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我们将会被送到一个神话中的女性当权的王国吗？我尽力获得一点现实的感觉的时候一边默默地问自己。过了一会儿，我们都因为我们这次旅行中出现的新任务放声大笑起来，真是可笑和不可思议。无可否认，在这些事件自然发展的后面是江青必然已经严肃地决定要逐步展开她的故事。

　　第二天下午，我们上海的接待组来到机场为我们送行。于，老陈和我被领到一块空旷的地方，那里停着一架很大的银色喷气式飞机，机上唯一的旅客，就是从北京飞来的张颖－－宣传领域的重要人物。到达广州后，翻译沈若芸，以及一位礼宾司的副司长唐龙彬［13］－－也是我们此次任务中唯一的男性－－出现在机舱门口微笑着向我们挥手。”（P36－37）

　　十一、“江青同志准备好了”

　　维特克意料之外的与江青在广州持续六天的长谈，是维特克中国之旅的重头戏。以下两大段译文，是维特克有关在广州与江青再次见面的部分描述。

　　“‘江青同志准备好了！’这句话意味着我们要离开现在的会客室，准备开车到江青的别墅去。黄昏时刻，我们的车一路按着喇叭穿过广州那人和牲畜挤在一起的混乱的街道。夜幕降下来的时候我们到了郊区，坑坑洼洼的路上到处都是急转弯，我一点方向感都没有。通向江青的别墅的是一条狭窄曲折的小路，两边都是高大茂盛的竹丛。竹丛里面半隐半现着年轻的解放军警卫战士，刺刀明明晃晃。那栋别墅是一座宽敞的一层现代建筑，坐落在寂静的自然保护区里，被热带花园包围着：颜色鲜艳的爬墙虎、木槿，池塘上漂着的淡粉红色的莲花，气味芬芳的木兰、茉莉和姜花，还有蝉儿有规律的鸣叫，以及小鸟毫无曲调的合奏。

　　别墅里面非常宽敞，但是装修很中性，由于一些明亮蓝色的花瓶和金黄色蝴蝶花以及一些涡卷型装饰物的存在才得到一些调剂，很具有当代实用派设计特点，但不属于社会现实主义或专门的政治性。在这距离北方的首都几千公里的地方，江青无须为政府事务和个人的争斗烦心，她显得温和得多，也更加放松。她穿着一件做工极为精细的绉绸做的宽松的女衬衫，配一条百褶裙，落到小腿中部，我们1950年代初的风格。我在北京见过的她的白色塑料凉鞋和手提包没有变，但是手提包的提手处缠了一圈厚厚的绒布。

　　‘感到紧张吗？你不应该紧张。’

　　‘不。’事实上，我远没有第一次见面时紧张。这次我开始做记录。因为空气很潮湿，也很热，我把袖子卷到了肘上部。

　　‘你太热了，’她观察到了我的动作，然后转向一位随从吩咐打开空调。空调轰隆轰隆开始启动，低声咆哮了一会儿，接着突然停了下来。”（P38）

　　“‘我们应该怎样进行呢？’她怂恿地问道。一直以来我最好奇的就是想看看她会怎样介绍问题和事件，我就说她作为文化事务的主管，应该保持主动性。我也知道这样的谈话多么不同于采访一位西方的或部分西化的领导人，那样的采访中我会被期待着提出一系列的问题，包括一些争论。此外，到现在为止，我和她相处的时间已经很长，我认识到如果与她生活的内心动力和中国革命史无关的话，那么我所有美国式的兴趣都是不切题的。

　　她的生活经历是漫长的、痛苦的，也是传奇式的，她像是做梦似的开始了讲述。‘但是不要光写我，’她匆匆补充道。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她建议把她的生活经历放在革命这个大背景下。当人们谈到整个革命的全局的时候，任何个人的角色都显得很渺小。她自己的角色也非常渺小，她坚定地说。

　　我应该可以自由地表达与她不同的意见，也可以与她争论，这不会伤害我们之间的友谊，友谊将会永存。她唯一的要求就是我不要扭曲她的意思。我没有赞扬或责备她的意思，我做了回答，也希望我自己同儒家和共产主义历史学家的说教脱离开来。我说我主要的目的是精确地转达她所说的话，以及只有在直接接触之后才能够传达的对她的个性的感觉。她引用鲁迅的话说虽然她也批评别人，但她总是更加严厉地批评她自己。人永远不要自满。她希望我不要因为这次独特的中国之旅而自以为是。不管生活经历多么不平凡，人们都必须保持谦虚。

　　她猜测我想了解更多关于她个人生活的情况，同时还有意地微笑着。如果是那样我们将从战争开始，因为战争的原理包含了整体上理解她过去的生活和革命的动力的线索。如果我不感兴趣，她不会把军事史强加给我。然而，她保证，她的个人陈述不会很枯燥无味。于是我们将转移到个人历史上，从孩提时代开始。

　　那时已经是晚上九点了。后来因为吃晚饭、以及移到另一个房间换新鲜空气中断了一下，她一直都不停地说，直到早上三点半。随着时间的推移，她自己越来越有精神，她的听众因为身体的惯性和无情的酷热已经疲惫不堪，甚至都昏昏欲睡了，但她似乎并不介意，仍然继续她的独白。

　　每天晚上，都是在她的警卫员和护士反复坚持，以及她两位保健医生频繁发出信号的情况下才结束我们的谈话，那两位保健医生在房间的另一端，不住地踱着步子，静静地观察江青的情况。除了她个人的服务人员外，我们这些人通常还包括徐尔维和沈若芸，她们互相称呼为翻译；宣传部副部长张颖；礼宾司副司长唐龙彬（她这一次政治任务中的唯一男性）；还有我的两位同伴于世莲和老陈。我偶尔同她们交流眼神和微笑，然而江青在场的时候她们总是保持绝对的沉默－－与她们平常的滔滔不绝形成强烈的反差。

　　第二天晚上我们移到了另一栋更大的别墅（江青还是住在第一栋别墅里），这栋别墅房间更多，可以连续不停地更换着使用，因为南方沉闷的空气变得越来越污浊。每个空旷的房间里都备有毛巾－－小的、大的，干的、湿的，热的、凉的－－我们用来恢复精力，此外桌子上还有茶、香烟、几盘蜜钱、笔、文具和麦克风，以及其他录音设备。

　　我们持续了六天的谈话的模式是从傍晚开始，晚些时候停一会吃晚饭，然后继续，一直到第二天清晨。有一次，我们在接近中午的时候和当天下午还各进行了一次额外的谈话。这样，由于江青以这种被她认为是自己特权居高临下的无产阶级风格进行谈话，她经常离题，随意漫谈，告诉我她的革命经历”。（P41－42）

　　十二、何理良的劝阻与维特克的坚持

　　以下，是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一书“序言”中叙述的该书出版的曲折经过。

　　“本书是在江青表示希望出版后得到授权的。在公开发行之前她从未要求审阅手稿。我们第一次在北京的会面，我不是很留神，本来带了一个笔记本，但是因为太过投入而没有想到要使用。她谈到了很多方面的话题，有的几句带过，有的津津乐道。那次会面谈话内容的文字手稿两周后才交给我，她解释说是为“准确和慎重”起见进行了部分的剪辑，参加这项工作的有周恩来总理、姚文元，以及“其他领导同志”（没有提到不包括毛）。就像我预期的那样，她的谈话内容中对林彪的诋毁及对她心理和身体带来的不良影响所作的评论，在官方的纪录中被砍掉了，但是已经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应她的要求，本书也没有涉及这些细节。

　　接下来的会面中，尽管江青保证我会像第一次那样拿到我们谈话内容的文字手稿，但我自己还是不停地做着记录。她说这些文字手稿以磁带的录音材料为基础，然后根据一份或几份的正式记录稿加以补充；但是在我们边走边谈的情况下，大多完全以速记员的记录为准。尽管我对他们的工作效率以及江青说到做到的能力有信心，我还是准备了自己的记录，包括她谈话的绝大部分内容，还有我个人对她的观察－－她的外表、她的举止行为、她的环境摆设，以及其他人的参与情况。如果需要的情况下，我个人的记录比起他们官方的文稿可能更加有趣味性，因为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所做的政治性剪辑包含着内在的利害关系。

　　在我1972年返回美国后的一年多，通过中国驻联合国大使黄华和他的夫人何理良提供的外交渠道，江青和我互相交换了很多书籍和照片，两部故事片以及各种消息。然而那些余下的录音文稿的交付问题几个月后还悬而未决。我不时地收到传来的消息，说他们用两种语言（中文和英文，就像第一次一样）准备文稿工作量很大，但很快就好。终于，1973年5月我正式接到何理良的通知，她代表大使和其他同志说我和江青的谈话记录“太长、很繁杂”，不宜作为有关党和政府的正式报道发表。她向我保证（她和大使在其他场合多次重复了这个指令），我可以自由出版第一份手稿（这份手稿与后来江青告诉我的完整的经历有很多关联），也可以出版我自己的记录。但我最好不要写成“传记”形式（这样做有违马克思关于人民群众而不是领袖创造历史的信条，而且中共认为毛才是真理和智慧的唯一化身），而是‘以毛主席的观点’写一部中国革命史，其中包含一章或两章有关江青的内容。

　　‘但是我同毛主席没有见过面，所以也不知道他的看法。’我回应道。

　　‘你可以读他的著作。’何理良说。

　　很多人，确实也有很多外国人都读过他的著作，但是就毛个人的观点和看法来说，我自己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可以增加的，都来自江青的叙述。我明白他们已经接到指示，要取消先前江青要我完全按照她的‘角度’来出版的委托。

　　由于除了第一份以外，后来的录音文稿都没有交给我，开始我还为此很烦恼，后来又觉得很好奇，因为我发现我面对的是中国领导人内部明显的矛盾和利益冲突。从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人对我显得不太自然的热情中，我察觉到了细微的焦虑，我知道这只是复杂、深刻的分歧和裂痕的外在表现。光看毛主席的总结讲话和指示，那些内幕总是不会为中国的公众所知。但是因为最后他们做出的不交给我江青谈话的官方版本的决定，也使得我能够出版这本书。这样我可以写下她说的话，外界的有关评论，当然也包括我自己的诠释，而不仅仅是作为江青的传话筒。领导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当然也不可避免地是其中的一部分。江青一直答应会把录音文稿交给我，而且我在中国的时候她从来没有食过言，难道是她突然改变决定不把文稿交给我吗？这个决定会不会是毛的指示？或者是那些对江青违背革命者要匿名的原则、为自己树碑立传、泄露领导人之间的残酷争斗内幕，以及她轻率地发表与毛或者是集体意见截然不同的论调而心怀怨恨的人挑拨的缘故吗？


　　这些不可预料的内幕更加坚定了我要采用江青提供的大量口述材料的决心。这本书的准备工作并没有对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保密，而且他们显然从北京知道了一些我和江青谈话的主要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此的焦虑也与日俱增。终于，1974年1月，何理良（她那时刚在北京呆了三个月）再次敦促我不要出版一本完全是传记形式的书，或我喜欢的称呼‘江青同志眼中的革命史’。她问我是否还记得‘五月公告’（1973年5月她和黄华警告我不要写传记），同时提出只要我答应他们的要求可以给我金钱奖励。我自然是拒绝了。出于对江青本来的愿望和对历史的尊重，我认为这些独特的记录不应该被埋藏起来，所以我继续准备我的出版计划。

　　中国高层领导试图压制的东西正是美国高级官员渴望知道的。国务卿基辛格的办公室、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都派了代表，通过朋友和同事直接或间接地向我索取那些录音文稿和我个人记录的完整复印件。我出于两方面的原因拒绝了他们的要求。第一，在中国，没有中国政府的代表把我当作一个美国政府政治信息的管道，谈话里面不涉及任何有关国家安全的问题；第二，作为一位曾去过中国的历史学家，除了我自己以外我不代表任何人，在我亲自检查、确保准确和慎重的基础上，出版一本会让公众理解江青的不平凡生活及其与革命历史的密切联系的书之前，我没有义务把我的原材料交给他人。

　　我从中国回来之后，在斯坦福大学呆了一年，接着又在哈佛大学呆了两年。我对江青进行访谈的情况，仅仅只是其中某些部分，在学术圈中和部分公众中流传很广，因为我曾经与他们大体上谈到过她的生活、她的同志们以及中国的一些情况。从1975年深秋开始，在老同志、即将去世的老革命以及未来的领导人中进行的更多的司空见惯的内部斗争，比起平时造成了更多的公共影响，而我私下或公开地谈到的有关那次采访的只言片语，被那些主要工作就是关注中国领导集团起伏的《中国观察》的记者们收集到了一起。

　　在这些零零散散的报道中，有一份说江青在与一名外国人的谈话太轻率，泄露了毛的‘机密性战略’，导致了她的衰落和下台，在那时从她的频繁露面和她的领导地位的依然如旧来看，这完全是夸大其词。第二年春天，在对周恩来认定的接班人邓小平进行公开批判期间，广州的旅行者发现了公然抨击江青的大字报（她被认为是‘反右倾’运动的幕后灵魂），指责她教唆出版了一本自传，透露了党的内部文件，而且还引用了一些‘有辱毛形象的个人私事’。1976年春天，类似的猜测在国际上传得沸沸扬扬，还包括一些不负责任的报道，甚至传说我的部分手稿从我在哈佛大学的办公室里被偷走了，14］，然后交给了中国当时主持工作的副总理邓小平，后来他又转手交给了毛。

　　这些有关中国统治者及他们私下对外接触的危险猜测也是江青的故事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她对过去的回顾和思索的一条永恒的主线就是，她的一生中怎样被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所累，这些也是女性争取政治影响的必然制约因素。她曾经关切地对我谈道，她希望我和她的紧密接触以及我进行关于她的写作不会使我遭到类似的诽谤而受到伤害。

　　江青的情绪灵活善变，她的谈话游走于私人和公众话题之间，一会很直率，一会又很注意分寸，有时是自己的意见，有时是毛的正统思想，要解释她的人性和历史意义就显得尤为困难。本书除了直接和间接引用了她的原话外，还加入了我把她当作一个人和一个健谈的人的观察。必要的时候，我也在她的回忆里加入了一些历史文献资料。她没有必要的奉承和恭维－－也是她政治风格的一部分－－在书中被删去了。把她的过去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她作为主人、自述者和人民群众的榜样不可能独自完成，这在我们不太熟悉的中华文化中变得更加困难，因为在那里一位最具革命性的女人在性别禁忌方面也没有获得完全解放。此外，翻译也是一个问题（把汉语逐字逐句地翻译成英语并不是很清晰顺畅），还有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具有的僵化刻板，它很大程度上控制着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对世界的看法。

　　如果主席或者中央委员会想看到一本纯粹宣扬江青的书，他们本来能够自我协调好的，用一种他们自己选择的语言推广出去。经过我稍稍编辑修改过的采访报道，同时又带有自述回忆录的特征，从长远看不是为任何人服务，尤其不是为江青－－她对世界的看法需要一些解释。就我们之间的文化和阶级碰撞和冲突来说，如果仅仅从一个记者的角度的凭着感觉匆匆做出评判，就会使她冒着失去前途的危险要揭露的她在个人和历史事件中走过的艰辛历程，变得无法探索，那些证据就变得非常不精确。我没有这样做，我宁愿用一种和她在一起的经历所需要的风格来展现她－－用保留一定距离的判断来完成她的叙述以及我对她个人和她的世界的密切观察。正如她曾好几次自信地对我说的那样，我不是一名记者，而是一位历史学家。”（P12－16）

　　维特克以上有关《江青同志》出版过程的叙述，实际上已驳斥了当年以至直到今天还在中国大陆公开散布的有关此书的一些谬言。如1994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说，《江青同志》出版后，“中央决定，派外交人员用重金买下版权”［15］，2003年出版的《红色警卫》基本上是重复了这个流言：“中共中央决定派驻外机构，用重金买下该书版权”，书既已出，还买什么版权？按维特克以上所述的实际情况应该是：1974年1月，何理良曾“敦促”维不要出版一本完全是江青传记形式的书，“同时提出只要我答应他们的要求，可以给我金钱奖励。我自然是拒绝了”，维特克继续了她的出版计划。但在此过程中，何理良代表哪一方面、哪一个人向维特克提出这个要求，又是哪一方面决定不再向维特克提供江青在广州的谈话纪录，我们尚未有确切的资料。

　　十三、已死的毛泽东何能“颇为震怒”？

　　1977年，《江青同志》由维特克授权Little，　Brown　and　Company在美国印刷，在美国和加拿大同时发行。该书共549页，除“序言”外，共分五大部分十九章，“邂逅”为独立的第1章，第一部分：成长期，内含四章：2、叛逆的童年；3、入党，坐牢；4、从左联到舞台中心；5、上海电影圈的留痕。第二部分：在边区，内含三章－－6、在延安通向毛的道路；7、延安的大众文化；8、走向北京。第三部分：幕后，内含三章－－9、五十年代的深居简出；10、北京与莫斯科；11、再梦红楼。第四部分：文化革命，内含四章－－12、设置舞台；13、在游泳中学会游泳；14、反潮流；15、林彪－－玩火者。第五部分：文艺界的女主人，内含四章－－16、革命剧场；17、歌舞中的豪情；18、施展拳脚；19、第十一小时。

　　张颖说，《江青同志》共为五大部分：一、早期生活的开始；二、从上海到延安；三、50年代北京与莫斯科；四、登上政治舞台－－文化大革命；五、江青成为中国艺术的霸主［16］。对照原书，并不确切。张颖还说，维特克的书“还登了江青给她的作战地图”［17］。其实那只不过是20年前在陕北的“毛泽东主席行动路线图”，江青以此来说明她是在陕北战场中唯一紧紧跟随毛泽东行动的女性，并无张颖想要提示给我们的“作战机密”内容。《红色警卫》说维特克此书“泄露了大量中国的国家机密”［18］，这也并非事实。《江青同志》基本上是一本个人传记，你说这本书体现了江青要树立个人形象的政治野心，自我膨胀、自我吹嘘等等，都还说得过去，但与所谓泄露机密似乎就不怎么沾边，除非你将江青的个人经历也算作国家机密。

　　《江青同志》出版于1977年，其时，“四人帮”已被“粉碎”，众所周知，江的丈夫毛泽东亦于前一年去世。但据称是具“严肃性”和“绝无稗官野史以假乱真之嫌”的叶永烈的《江青传》，却有如下说法：“其实，毛泽东确实尖锐地批评了江青对维特克的谈话，当毛泽东得知《江青同志》在西方出版后，曾颇为震怒”［19］。我们难以得知叶永烈有什么史料能证实毛泽东曾对江与维特克谈话进行过尖锐的批评？但叶永烈说《江青同志》出版后已去世多时的毛泽东尚能“颇为震怒”，却是十足的天方夜谭！叶永烈还说《江青同志》后来被译为《红都女皇》，也属谣传，谁也没有见过《红都女皇》这本书。叶再说，《江青同志》“第一次就印了三万五千册，然后又不断重印”［20］，西方书籍一般不记载印数，该书按西方惯例从头到尾也没有印数记录，“三万五千册”不知从何说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有更离谱的杜撰：“该书送回国内，毛泽东阅后，十分气愤，批示：‘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批件送到周恩来处，周恩来感到处理江青的条件仍不成熟，只好‘暂缓执行’。”［21］（后来出版的《红色警卫》又重抄了一遍该段杜撰文字）［22］。如此　“实录”，怎不令人啼笑皆非？

　　笔者虽对江青素无好感，但却认为，历史不能编造，即便是对江青一类国人皆骂的反面人物，也必须实事求是，一是一，二是二，不能将无中生有之事，加诸于一个已经失去自辩能力的死人之上。除此之外，笔者更认为，无论是在艺术的抑或是政治的舞台上，江青的演技都不怎么样，但值得深究的是，谁为她提供了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表演的机会？又是谁纵容她在这个舞台的前沿尽情地表演，而且时间长达十年之久？


　　注释

　　［1］张颖：《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页19。张颖，章文晋夫人，1922年生于广州，1937年到延安，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

　　［2］　叶永烈：《江青传》（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页467。

　　［3］　指《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4］　王海容当时是外交部部长助理，1974年7月方升任外交部副部长。

　　［5］　同［1］书页20。

　　［6］维特克原注：那个版本就是本书中大多数直接摘录的江青讲话的来源，除了一些注明来自于文献资料的以外。接下来的几次见面中，我不断地作记录，记下她说的话以及随从人员和译员在她的经历基础上做的一些解释。

　　［7］维特克原注：谢伟思是1940’年代中期访问延安的美国迪克西（Dixie）代表团的一员。他公正地报道了年轻的共产主义者的生活，与美国国务院的论调完全相反，他的报道里都是对中共的赞美之辞，结果受到了美国国务院公开的咒骂。

　　［8］丁雪松口述、杨德华整理：《丁雪松回忆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省略号是原有的，省略了什么，不得而知。

　　［9］陈东林、杜蒲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三卷（下）（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页850。

　　［10］　邬吉成、王凡：《红色警卫》（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页210。

　　［11］　同［1］书页97。

　　［12］肖毅、胡敏编著：《毛泽东诗词详析及墨迹欣赏》（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页402。

　　［13］　唐龙彬时任外交部礼宾司工作人员，不是副司长。

　　［14］　维特克原注：我从未就那次没有丢失任何材料的盗窃事件公开发表意见。

　　［15］　同［9］书页850。

　　［16］　［17］　同［1］书页176－177。

　　［18］　同［10］书页211。

　　［19］　［20］　同［2］书页472－473。

　　［21］　同［9］书页850－851。

［22］　同［10］书页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