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宽宏：中南海速记员纪事（9-17，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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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毛主席畅游长江
----------中南海纪事之九

1966年6月1日，毛主席批示“新华社全文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写的大字报。当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第二天《人民日报》全文刊登并发表了一篇《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文化大革命运动就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起来了。
当时，毛主席还在南方巡视，6月15日离开杭州，途径江西南昌于6月17日到达湖南长沙。第二天，来到韶山滴水洞住了十几天。6月28日，毛主席离开韶山，经长沙到武汉。7月8日，毛主席在武汉给江青写了一封长信。毛主席在信中说，“自从六月十五日离开武林以后，到西方的一个山洞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二十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毛主席致江青的信，是他在滴水洞十几天沉思后的结果，“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这封信，是研究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历史文献。
毛主席每天看的材料，是由中央办公厅每天派人乘飞机送来的。当时我在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工作，和收发科的一位同志于7月15日乘飞机到武汉给毛主席送文件。这是我第三次给毛主席送文件了，第一次送到上海，第二次送到杭州。文件送给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后，当晚就住在毛主席住的东湖宾馆。东湖宾馆是一个湖滨别墅，里面还有一个室内游泳池。当时天气炎热，我们到宾馆时已是傍晚，一到宾馆就来到游泳池游泳。记得当时游泳池中没有其他人，只有我们两个送文件的人在游泳。
第二天，武汉举行第十一届横渡长江游泳比赛。上午8时42分，我们跟随毛主席来到武汉警备区的一艘快艇上。9时整，横渡长江游泳比赛开始，毛主席站在甲板上，高兴地向横渡长江的游泳健儿挥手致意。随行的新华社记者钱嗣杰摄下了这个历史性镜头，后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轰动了整个中国和世界。当游泳健儿发现快艇上的毛主席时，情不自禁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十分高兴，一会儿走到快艇这一边，一会儿走到快艇那一边，向大家频频招手，并高呼：“同志们好！同志们万岁！”当二百多小学生组成的游泳队伍簇拥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语录牌向快艇游来的时候，毛主席显得特别高兴，不断地向他们挥手致意。当小朋友们看到是毛主席时，激动地举手高呼：“毛主席万岁！”刚一举手，头就没进了长江的波涛里；过了一会儿，头刚伸出水面，又继续高呼“毛主席万岁！”这时，长江两岸红旗飘扬，锣鼓喧天，汽笛长鸣，向毛主席致以敬意，口号声，欢呼声，汽笛声响彻云霄，整个江面一片欢腾！
10时30分，武汉第十一届横渡长江游泳比赛胜利结束。11时整，毛主席顺着扶梯走下快艇，跃入了波浪滚滚的长江中。我从来没有在长江游泳过，看到毛主席下到水里，自己想都没有想就跟着跳进了长江中，围在毛主席身边游了起来。在浩瀚的江面上，毛主席时而挥臂侧游，时而仰卧水面，时而踩水前进，神态自信而舒展。毛主席一边游泳，一边和周围的人交谈。由于我参加工作不久，毛主席还不认识我，当毛主席看到我的时候，就问我：“你是哪儿的？”当时我紧张得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幸亏旁边毛主席的卫士代我回答，说是给主席送信来的。接着毛主席又问:“你姓什么？”我鼓起了勇气，回答说：“我姓陈。”毛主席说：“看样子你有二十了吧？”我说：“十九了。”毛主席笑着开玩笑说：“了不起。”这是我一生唯一的一次和毛主席讲话，而且是在长江的波浪中。虽然以后我曾多次见到毛主席，并多次记录毛主席在中央会议上的讲话，但再也没有和毛主席讲过话。顺着长江波涛，不知不觉间一直游到了武汉钢铁公司附近，毛主席才登上快艇。随后，快艇就在武汉钢铁公司的码头靠岸，我们随着毛主席走下快艇。这时,聚集在码头的群众见到毛主席,都激动地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这次毛主席畅游长江，整个游程近30华里，历时1小时零5分。
当年毛主席畅游长江的时候，已经73岁高龄。毛主席以他那顽强的毅力和宏伟的气魄，再一次向世界表明：他的身体非常健康，他不仅能畅游长江，还能如他在滴水洞会见湖南省委、湘潭地委、县委负责人时说的，“以前我带你们长征，现在我又要带你们长征了。”
跟随毛主席畅游长江，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次经历。毛主席虽然已经离开我们36年了，但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建立的伟大功勋，将永远铭记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毛主席是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军队的象征，是和我们党、国家、军队的历史密不可分的。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当然，毛主席是人，不是神，纵观他的一生，始终都在探索中国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他的功远远大于过。如果我们不清醒地认识这一点，那就会犯极大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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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斗争最激烈的中央会议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中南海纪事之十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会议，集中批判彭、罗、陆、杨，通过了“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我和徐瑞新、吴文英参加会议作记录。在我的印象中，此次会议，除了我们3个人以外，中办机要室没有其他人参加。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也是我参加工作以来遇到的党内高层斗争最激烈的一次会议。
这次会议，毛主席在南方，委托刘少奇主持。会前，毛主席在上海主持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解决罗瑞卿问题；后来又在杭州主持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初步通过了毛主席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稿和中央文革小组名单。所以，这次会议的前期，主要是解决彭真的问题，通过《中共中央通知》。会议集中批判了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纲”和彭真反对毛主席的问题，并联系到彭真历史上的问题以及反对林彪的问题。会上的发言几乎是一面倒地批判彭真，彭真在会上只有检讨的份了。至于彭真说了些什么，现在已不记得了，只记得他始终不承认自己反对毛主席。5月16日在讨论通过“五•一六通知”时，我看到彭真还坐在主席台下第一排，以后再也没有见他参加会议了。
中央为起草“五•一六通知”，成立了以陈伯达为首的文件起草小组，其成员后来基本都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在《通知》起草过程中，毛主席作了多次修改。在会上发的文件中，凡是毛主席修改的地方，都用黑体字标出。从此以后，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报纸、杂志、文件上凡是引用毛主席的话，均用黑体字，称之为“最高指示”。毛主席在文件中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明显是针对刘少奇的。当时我看到这个文件时，认为这指的是“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根本没有想到也不敢想这是指刘少奇。据我观察，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人，也许包括刘少奇自己，也未必能清楚这一点。我记得在闭幕会上，周总理在讲话中说到，常委当中，少奇、林彪、小平同志是可以掌舵的，我只能作一个助手。后来周总理在多种场合讲过这个话，这是我多次听到并记录过的。在那次闭幕会上，周总理还说到，陈伯达、康生同志是我党最好的理论家。这一点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在这次会议上，陈伯达、康生非常活跃，除了批评彭、陆、罗、杨外，还把矛头指向在党内具有崇高地位的朱总司令，说朱总司令因人称“朱毛红军”而想取代毛主席等，对他冷嘲热讽。林彪也在会上批评朱总司令，说朱总司令根本不会打仗，重大战役都是毛主席指挥的；在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等等。我还记得，康生在会上还就解放前用化名写文章骂刘少奇是“右倾机会主义”这件事再次作了检讨。由此可见，当时就连康生这样文革的核心人物也不一定理解毛主席所说的“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就是指的刘少奇。更为可悲的是，“五•一六通知”这样一个矛头直接指向刘少奇，为刘少奇的垮台作了充分舆论和组织准备的文件，却由刘少奇本人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会议上作了被毛主席称为“专讲政变问题的”讲话。从5月4起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我和徐瑞新、吴文英自始至终都参加会议作记录，唯独5月18日林彪讲话的那次会议，我们三个人都没有参加，当时听说是康生的秘书李鑫用汉字作记录，由戚本禹按照记录稿作了史料上的核实和文字上的润色。林彪的讲话，使本来已经很紧张的会议气氛更加紧张。
会议后期主要是解决陆定一的问题。如同会议前期批判彭真一样，对陆定一也形成了一面倒的批判，而且比对彭真还要激烈和尖锐。会上的发言纷纷指责陆定一指使老婆严慰冰写匿名信攻击林彪和叶群。陆定一则坚决否认严慰冰的匿名信是他指使写的。就连平时温文尔雅的周总理也非常生气，拍着桌子骂陆定一是“伪君子”，说你老婆干的事情难道你不知道？陆定一顶撞总理说，丈夫不知道老婆干的事情的有的是。这时坐在主席台下的李富春走上前来指责陆定一：“你这是什么态度对待我们的总理？这是我们的总理啊！”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紧张的情况，内心感到害怕，手都有点发抖。我想，当天的记录肯定没有记好，幸亏有我的师兄徐瑞新在，他经历的事情比我们多，速记技术比我们好，所以还是完成了这次会议的记录任务。
5月26日会议结束后，康生、汪东兴特地接见了我们搞速记的三个人。康生对我们的记录工作表示满意，要汪东兴请我们吃顿饭以表示慰问。汪东兴当时说，好。以后就不了了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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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革命遇到新问题
-------中南海记事之十一

1966年7月18日毛主席回到北京。这时，北京已是“天下大乱”。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对彭、罗、陆、杨进行专案审查；改组北京市委，任李雪锋为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为第二书记。
1966年5月25日下午，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7人在北京大学食堂的东墙上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引起了轰动。
  5月31日，陈伯达亲自带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改组了《人民日报》社。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起牛鬼蛇神》。同一天晚上8时，毛主席批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了这张大字报，并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这样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一下子就点燃起来了，各高等院校纷纷效仿北大揪斗校系领导，冲击各级组织；北京市和各地的学生潮水般地涌进北大、清华串连、看大字报，进而影响中学。
当时，毛主席在南方，委托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面对全国各大中学校党的领导陷于瘫痪状态，情况混乱并日益恶化，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并作了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上街等8条规定。
6月18日，北大有40多名党团干部、教师、学生被批斗，工作组闻讯立即赶到现场予以制止。6月20日，刘少奇将北大工作组制止乱打乱斗事件的简报转发全国。6月21日，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学生蒯大富在一张大字报上写批语，大意是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不代表我们，要再夺权。王光美是清华大学工作组成员，根据刘少奇的指示，清华工作组进行了“反蒯斗争”。
1966年7月18日，毛主席回到北京的当天，听取了中央文革的汇报；第二天听取了刘少奇的汇报。毛主席在听取汇报是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认为北京的文化大革命冷冷清清，学生运动受到了压制，这是方向错误。7月25日，毛主席召集中央文革小组全体人员开会，认为全国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组犯了方向性的路线错误，下令撤销工作组。7月27日，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毛主席亲自作了修改；28日即以中共北京市委名义公布了《关于撤销大专学校工作组决定》（适用于中等学校）。
1966年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会议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主持，出席会议的大约一万人左右。李雪峰宣读了北京市委7月28日关于撤销工作组的决定，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都讲了话。这次大会，我在主席台的后台作记录。
邓小平在讲话中说，在党的北京新市委建立以后，以新市委名义向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这是根据中央的意见办的。我们这个决定是比较匆促的。有的同志说，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的确是这样。
周总理在讲话中传达了毛主席提出的文化大革命的三大任务，一斗、二批、三改，并正式宣布撤销文化大革命中向大中院校派出的工作组。
最后刘少奇讲话，给我印象最深的也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他说，我是党中央工作人员之一，党中央包括我在内，热烈支持北京高等、中等各学校革命的同学、革命的教师、革命的员工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我们党中央的总方针，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至于怎么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就问我们：“革命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许多工作人员也是不知道。主要靠你们革命，靠各学校的广大的师生员工在革命的实践中间来学会革命。刘少奇在讲话中，还建议学生“在运动中间要保护少数，保护那些意见不同，而占少数的人。”
这是刘少奇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对群众发表讲话，也是我记录生涯中唯一一次记录刘少奇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从当时会场上群众的情绪来看，他们对小平、总理、少奇同志的讲话，都报以热烈的鼓掌，恐怕谁也没有想到几天以后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实际上宣告了刘少奇的垮台。
刘少奇讲完后，毛主席突然从后台走上前台，同群众见面。这时，全场起立，掌声雷动，并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群众的情绪达到了高潮，持续了约10分钟。毛主席的表情非常严肃，从主席台的南边走向北边，又从北边走向南边，一面鼓掌，一面频频向群众招手，自始至终未讲一句话。在这种场合又一次见到毛主席，我的心情也非常激动，也站起来和群众一起鼓掌，直到毛主席离开主席台。
会议结束后，我从人民大会堂北门返回中南海，看到团中央书记胡克实正在北门内的一个电话机旁给团中央打电话，要他们赶紧撤销工作组，心情显得十分着急。这一幕至今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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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参加的中央全会：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
------中南海纪事之十二

1966年8月1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开幕。全会由毛主席主持，毛主席作了一个简短的开场白，邓小平宣布会议议程。会议预期开5天。
接着由刘少奇代表中央政治局报告八届十中全会以来的中央工作。我参加中央会议作记录，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记录刘少奇在中央会议上的报告。我记得当时刘少奇讲话有一个稿子，毛主席有一些插话。刘少奇在讲话中对派工作组的问题承担了责任，说：“最近主席不在家，中央常委的工作我在家里主持。主席回来，发现派工作组的做法不好，责任主要我。当时我曾考虑，这样大的运动，北京各院校部分组织已经瘫痪了，怕中断了党的领导不好。”毛主席插话说：“怎么会中断呢？”
接着，陈伯达讲话。他指责了派工作组的做法，说“我们很多同志当了官做什么事情就不容易听别人的意见，他的话不能侵犯”，“如果这一点不解决，我们是要发生修正主义的。”毛主席插话说：“神圣不可侵犯，侵犯别人可以，侵犯自己就不行。”当陈伯达讲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必然性，在大革命中有很多偶然性”时，毛主席说：“必然性是藏在偶然性中间的。谁知道聂元梓那张大字报，一广播，乱子就出来了。就是一个迷信，迷信自己高明，不相信群众高明。事实上我们没有什么高明，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比我们高明。只有依靠他们，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他最后强调要由中央全会就文化大革命问题正式作决定。他说：“要决定。要推翻这个决定，也要到下次全会。”
同一天，毛主席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和清华附中红卫兵写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两张大字报作为会议文件印发。红卫兵运动就此兴起。
第二天，会议进行小组讨论。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外，还有首都高等院校革命师生的代表，我记得其中有北大贴出被毛主席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7个人中的聂元梓、杨克明等人。按照惯例，除中央常委外，与会人员编为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个组，一般以大区书记为组长。中央常委陈云、林彪请假未出席会议。
按照会议议程，全会本应在8月5日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后宣告结束。但是，在8月4日上午，毛主席在其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严厉指责刘少奇、邓小平的讲话，使到会的同志感到震惊。会议决定，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各组组长下午分别到各组传达并讨论毛主席的讲话。这样，原定8月5日结束的全会日程被延期了。
8月4日晚，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参加全会的人员分别到北大、清华，参加文化大革命辩论会。我跟着周总理、邓小平、董必武、陈伯达以及一大批参加会议的人员冒着大雨到清华参加辩论会。当晚，清华大学大操场黑压压的坐满了人，辩论会开得相当激烈。在会上发言的是清华大学三派学生的代表：多数派以刘少奇的女儿刘涛和贺龙的儿子贺鹏飞为代表；少数派的代表是蒯大富；中间派的代表是王任重的女儿王小平。当蒯大富发言时，下面的群众多次起哄，说蒯大富是反革命，要把他轰下台。周总理在讲话中批评了这种做法，并宣布为蒯大富平反。董必武等一些领导同志也在会上讲了话。
8月5日，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据和我一起学速记，后来分配搞档案工作的同学告诉我，这是毛主席用铅笔写在发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写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的报纸上的文字。随后，毛主席给这篇文字加上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标题，于8月7日作为会议文件印发。会议气氛陡然紧张。
大字报全文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后来，有人用毛笔将毛主席的这张大字报抄在白纸上，贴到中南海西大灶的墙上。当时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收发处工作的周西斌告诉我，有一次他到西大灶，正好遇到刘少奇在看这张大字报，旁边还跟着他的警卫员刘德凯。周西斌还向刘少奇问好：“刘主席好！” 刘少奇还和周西斌握手，说：“欢迎你们提意见。”至于是谁将毛主席的大字报贴到西大灶的墙上，至今还不清楚。
8月8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周总理派专机赴大连接林彪与会。同一天，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重申“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8月8日以后，会议转入了对刘少奇等人的批判。8月11日，会议印发了林彪在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关于政变问题的讲话，又进一步增加了会议的紧张气氛。
8月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为常委，名单排列如下：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邓小平、陈伯达、刘少奇、康生、朱德、陈云、李富春。当选举前我在分发文件时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单时，惊奇的不得了：刘少奇怎么排到了第七位？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会议还通过了公报。毛主席讲了话，毛主席说：“至于这次会议所决定的问题，究竟是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要看以后的实践。”“不要以为，决定上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都会实行，总有一小部分人不原意实行。”“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也有派。从来都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林彪也在闭幕会上讲了话。在林彪讲话以后，历时12天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
这是我的记录生涯中第一次参加中央全会并自始至终参加了大会的记录工作，特别是毛主席讲话时那种特有的神态，至今印象深刻，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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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住进了中南海
             ——中南海纪事之十三

1966年8月18日，即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的第六天，中央决定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规模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大会。参加大会的，主要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青年学生。毛主席身着绿军装，一早就来到天安门，走过金水桥，一直走到群众的队伍中，同周围的许多人紧紧握手，并向全场群众招手致意。在大会开始前，毛主席来到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代表。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将一枚红卫兵袖章戴在了毛主席的左臂上。第二天，毛主席身着绿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挥手向红卫兵致意的大幅照片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上，成为毛主席支持红卫兵运动的象征。
从此以后，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红卫兵纷纷涌向北京，要见他们心目中的红太阳——毛主席。毛主席先后八次接见了一千一百多万红卫兵。这在中国历史上，也许在世界上，也是个创举。
到1966年11月中旬，全国各地来到北京的红卫兵已经超过了220万人。当时毛主席决定，“对外来的学生，要给他们搞伙食。”当年来北京串连的红卫兵，多有免费乘火车、免费住宿、免费吃饭的经历。有人说，没有房子住。毛主席说：“哪里没有房子住？房子多得很，这是借口。”但是，这么多人涌到北京，确实给北京市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毛主席决定，中南海里也接待红卫兵。在周总理的亲自指导下，从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秘书局、机要局抽调了一批机关干部，和北京卫戌区187师派出的官兵组成接待组，划出中南海北区国务院所在地接待红卫兵。我也参加了这次接待工作。
1966年11月16日晚，我们乘军用卡车来到北京火车站。当时，北京火车站广场上都是从全国各地来的红卫兵。我们看到比较整齐的红卫兵队伍，就将他们接上卡车。开始他们并不知道接到什么地方，当他们下了卡车，才知道这里是党中央、国务院所在的中南海，是毛主席住的地方，大家都高兴地跳了起来，不少人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这次中南海内共接待了来自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的红卫兵6108人，大多是县以下中学的师生。这些红卫兵来到中南海后，就按照部队营、连、排、班的编制组织起来。一般一个连150人左右，由部队同志担任连长、排长、班长，机关的同志担任指导员。我所在的连，分别来自上海、福建、河南、湖南、湖北、辽宁、吉林、四川、陕西、浙江、安徽、广西等省、市、自治区，有187师的同志任连长，我任指导员。我们连150多人都挤在一间大屋子里，我和连长就住在走廊里，睡的都是地铺。
红卫兵来北京串连的目的，就是要见伟大领袖毛主席。他们对毛主席真是到了“无限热爱、无限忠于、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地步。为了要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的检阅，部队的同志对他们进行了非常认真的操练，并在一个晚上，组织了一次预演，16个人排成一排，一边挥舞《毛主席语录》，一边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齐步走过天安门。
1966年11月25日，毛主席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当我们把这一个好消息告诉那些红卫兵时，他们都非常激动，非常高兴。有的红卫兵病了，正在休息，当听到毛主席要接见他们的消息时，马上从地铺上爬了起来，说没有病了。那天一早，我们带了红卫兵队伍来到天安门东面的长安街上，等候毛主席的接见。接见从上午10时正式开始，等我们的队伍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检阅的时候，已是11时30分了。接见结束，一回到中南海住地，红卫兵们纷纷拿出纸笔，有的记日记，有的给家里写信，让他们的家人也分享这个喜讯。在他们的日记本或语录本上，大都写下了这样一句话：“1966年11月25日上午11时30分，我见到了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标志着红卫兵运动达到了高潮。中南海自1949年成为党中央、国务院办公地点以后，接待如此之多的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并在这里住了十几天，这还是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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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内的文化大革命首先从中办机要室开始
-----中南海纪事之十四

一般来说，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而中南海内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要比全国提前三天，首当其冲的，就是我所在的中办机要室。
1964年8月我刚到中办机要室工作的时候，中央办公厅主任是杨尚昆，副主任是田家英、龚子龙、曾三。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免去杨尚昆的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由汪东兴接替。
免去杨尚昆的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的主要原因，和机要室的“秘密录音事件”有关。“秘密录音事件”后来称为“窃听器事件”，成为文化大革命中打倒杨尚昆的最主要的“罪状”。
中办机要室成立于1948年，主任叶子龙是毛主席的机要秘书，副主任康一民是周总理的机要秘书，副主任吴振英是刘少奇的机要秘书。从主任、副主任的组成，就可以看出机要室在中央办公厅的重要位置。
机要室下设：文电科，科长沈剑心，副科长李欣；会议科，科长赖奎，副科长王兆光、李润民；档案科，科长仲一，副科长杨俊；收发科，科长韩增福，副科长刘栩然；印刷厂，厂长刘贺梅，副厂长章禹。这些同志都是很早就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叶子龙、康一民、吴振英、赖奎等还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长期在党中央、中央军委从事机要工作。由于“秘密录音事件”，叶子龙、康一民、吴振英分别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并先后调离了机要室。文化大革命前夕，中办机要局局长，后来提升为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李质忠被派到机要室兼任机要室主任，提升赖奎、沈剑心任机要室副主任；原来的科改成处，科长、副科长升为处长、副处长，同时任命了一批十七级以上的干部为科长、副科长。我的老师李翰泉和会议处的王少萍，都是十七级干部，被任命为副科长。历史好象故意和人们开玩笑似的，提升这些同志为主任、处长、科长，就是为了把他们打倒。
1966年5月13日，李质忠在机要室三楼会议室召开机要室全体人员大会，在会上，机要室办公室秘书邹常进作了长篇发言，揭发了叶子龙、康一民、吴振英及李欣等人所谓的“反党罪行”，并介绍了他长期以来和叶、康、吴等人斗争的经过。邹常进的发言，震动了整个机要室。随后，李质忠宣布，叶子龙、康一民、吴振英以及李欣、王兆光、李润民、杨俊、韩增福、李翰泉、王少萍等人为“黑帮”或“黑线人物”，号召大家对他们进行揭发批判；由李质忠、赖奎、邹常进等人组成机要室文化革命领导小组，领导机要室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机要室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就这样在“五•一六通知”前3天正式开始了。这是中南海内第一个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单位。
当时，由于我刚进中南海工作不久，对机要室的历史和现状不甚了解，对这一突然而来的运动很不理解：这些我们一向尊敬的，给我们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史教育课的老干部，有的还参加过长征，经历过枪淋弹雨的考验，怎么一夜之间成了“反革命黑帮”呢？特别是我所尊敬的老师李翰泉，一个13岁就加入共产党、长期为记录毛主席、党中央领导同志作出重要贡献的老同志也成为“黑线人物”时，我就更加不理解了。有一次，会议处开会批斗王兆光、李润民等人，大家都积极发言，而我由于无话可说，在一旁看报纸，为此，有人批评我“斗黑帮不积极”。还有一次，领导决定将“黑帮”的家从中南海搬出去。我是参加替会议处的“黑帮”王兆光、李润民搬家，当我搬完家正准备返回中南海时，文电处的一位同志让我帮她一起整理沈剑心的东西。于是我就留下来和她一起整理了一些沈剑心的书籍。整理完后，就一起返回了中南海。第二天。某人奉命找我谈话，批评我未经组织允许给“黑帮”做事，“和黑帮划不清界限”。从此以后，我和某些人的分歧越来越大。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深入，最终形成了中南海的两大派群众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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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机要室到秘书局
            ——中南海纪事之十五

当1966年5月13日中办机要室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式开始时，我和徐瑞新、吴文英正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记录，当时我们住在钓鱼台，对中南海内发生的事一无所知。当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我们回到中南海的时侯，机要室已经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机要室大楼的墙上，贴满了叶子龙、康一民、吴振英、沈剑心、李欣、王兆光、李润民、仲一、杨俊等所谓“黑帮”的大字报。
当机要室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刚开始时，沈剑心和印刷厂厂长章禹和机要室的一批人还在山西搞“四清”。当时通知参加“四清”工作队的人员马上回北京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当他们到达北京站时，邹常进就在车站把他们召集起来，当场宣布沈剑心、章禹是“黑线人物”，参加“四清”工作队的人员不再回中南海，直接到西单红庙胡同参加学习班，投入文化大革命运动。
继机要室之后，中央办公厅各单位的运动也相继开展起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曾三、龚子龙、邓典桃等作为“杨尚昆的亲信”而被打成“黑帮”；刚刚提升为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机要室主任的李质忠也被当作“黑帮”被机要局群众揪了回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秘书室主任、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于1966年5月23日突然自杀。秘书室就在机要室所在的丁楼的一楼，是党中央专门负责处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的机构，和机要室一样，秘书室的主要领导干部和中层领导干部也几乎都被打成“黑帮”、“杨尚昆的亲信”等被揪了出来。这些所谓“黑帮”、“黑线人物”统统被扫地出门赶出了中南海，连同参加“四清”工作队的人员，另外从机关抽掉了一批人员，到红庙胡同举办学习班，专门搞文化大革命运动，批斗“黑帮”。当时学习班以党支部为单位，原机要室的人员编为二支部。叶子龙、康一民、吴振英已调离了机要室，此时也将康一民、吴振英揪回学习班进行批斗，同时抄了他们的家。由于叶子龙是毛主席的机要秘书，大概由于知道的机密太多，中央决定由北京卫戎区监护，关了十多年，倒也没有受到群众的批斗。康一民、吴振英被揪到学习班，受尽了折磨；以后又到江西省进贤县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监督劳动，接受审查达十年之久，直到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平反回到北京。
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整个中央办公厅进行了改组，机要室和秘书室合并组成秘书局，调国务院副秘书长、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秘书局局长，调国务院农办副主任曹幼民任秘书局副局长，原机要室副主任赖奎任秘书局副局长。中央办公厅直属各组因在丙楼办公，俗称“后楼”，也被撤销，留下少数人合并到秘书局成立秘书处，其他人都到红庙胡同学习班参加运动。
这个时候，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全盛时期。秘书局下设文电处，由原机要室文电处和会议处合并组成，处长为盛炳道，由中央调查部调来；秘书处，由原“后楼”的部分人员组成，处长徐文芝，从部队调来；信访处，由原秘书室留下来的人员组成；档案处、收发处、印刷厂保持原编制不变，负责人分别从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和警卫团调来。此外，电话39局也归秘书局领导。中央办公厅在中南海的单位，除了警卫局以外，基本上都合并到了秘书局。中南海内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实际上就是以秘书局为主，并影响到中央办公厅在中南海外的其他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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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英之死和戚本禹的崛起
             ——中南海纪事之十六

1966年5月23日下午，我正在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记录，突然在会场上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毛主席的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秘书室主任田家英自杀身亡！
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回到了中南海，中央办公厅正式传达了田家英因“篡改毛主席著作”“畏罪自杀”，“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要求大家揭发批判田家英的“反党罪行”。
党的十一中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对田家英进行了平反昭雪。关于田家英的死因，出版了不少书籍，报刊上也发表了不少文章。根据我的了解，综合各方面的情况，田家英自杀的经过大体上是这样的：
1965年11月21日，毛主席在杭州召集陈伯达、田家英、胡绳、艾思奇、关锋谈话，要“秀才”们考虑一下选择几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为之作序，予以出版。一个月后，毛主席在杭州再一次和这些“秀才”谈话，其中谈到《海瑞罢官》。毛主席说：“戚本禹的文章（指《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很好，我看了三篇，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指《评新编历史剧<</span>海瑞罢官>》），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家、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我们五九年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田家英从传统工作习惯出发，认为毛主席的这个谈话很重要，提议整理成纪要送中央其他同志。在整理纪要过程中，当整理到罢官一段话时，田家英认为，谈话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的学习，而关于《海瑞罢官》的寥寥数语，是附带提及的，不必放在纪要中。这引起了江青的愤怒。田家英当时肯定没有意识到，这恰恰是毛主席谈话的“要害”,这成为他 “篡改毛主席著作”的 最严重“罪行”。
1966年5月22日下午3时左右，以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为组长，王力、戚本禹为成员的中央三人小组，突然来到中南海永福堂。永福堂位于西楼东面，和西楼仅隔一条路。一部分房子为田家英一家住所兼办公室，一部分为毛主席的书房。安子文向田家英说：我是代表中央的三人小组。中央对你的问题的看法，觉得你在现在的岗位上工作已经不适宜了。中央要你马上把有关毛主席的手稿、文件、编选毛选的原稿、印的东西清理一下，全部交出来。你的错误是严重的，不适宜担任现在的工作了，暂时由戚本禹负责。安子文宣布的时候田家英的夫人董边也在场。
1966年5月23日临近中午，田家英的勤务员陈义国突然找到秘书室副主任陈秉忱，告知“田主任不见了”。又过了一段时间，陈义国报告，永福堂毛主席的书房里好象有个人。陈秉忱和王象乾等三人随陈义国来到书房，发现门反锁着。砸开锁进入书房，发现田家英已在书架上上吊自杀了。
1971年7月，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在永福堂毛主席的书房里帮助整理图书。毛主席的书房有好几间，也不知田家英是在哪一间自杀的。
    关于田家英之死，近年来海外一种说法，说是根据中共中央档案局、中共中央办公厅等单位的秘密档案：一、中共中央组织部外调1978.7-00612号；二、中共中央纪律委员会1980.4-00174号；三、中共中央档案局1980.4-009014号；四、中共中央办公1980.9-00797号，说田家英不是自杀，是毛泽东命汪东兴将其暗杀。这种荒稽的流言 ，竟也有许多人信以为真。
对于海外流传的这种说法，只要是一般了解中央工作情况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编造的流言。我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工作期间，除了我的本职工作会议记录以外，我还帮助档案处整理过档案，接触过中央和中央各部门的许多文件，对中央档案工作的情况也有所了解。中央文件，中央办公厅文件，以及中央部门的文件，从来没有象海外流传的那种文件的编号，这明显是不了解中共档案工作情况的人编造的假档案。至于说汪东兴于1966年5月23日上午暗杀了田家英，那更是无稽之谈。1966年5月23日上午正在举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为负责会议工作的最高领导人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怎么可能离开会场去暗杀田家英 呢？我当时在会议上作记录，见到汪东兴一直在会场上参加会议，难道他有分身术？汪东兴是在接到了田家英自杀的消息后才匆匆离开会场到了中南海永福堂。
前文提到的中央三人小组成员戚本禹，原是中办秘书室一名科级干部，调离秘书室后，曾在“后楼”综合组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调到《红旗》杂志编辑部历史组工作。文革前夕因发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而受到毛主席的重视，与姚文元齐名，人称“南姚北戚”。
其实，戚本禹其人很早就受到毛主席的注意。1964年我到中办工作后，就听老同志说起秘书室“八司马事件”，戚本禹即“八司马”之一。所谓“八司马”是指唐顺宗时王叔文等二人和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个人变法图强，侵犯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被旧势力打了下去，八个人同时贬官，就是所谓“八司马”。秘书室的“八司马事件”大体情况如下：1958年初秘书室整风中，有八个人，包括戚本禹和毛主席的英文秘书林克，向秘书室副主任何载提意见。何向中办主任兼中直党委书记杨尚昆报告，说这八个人对党不满，有向党进攻的言论。于是组织秘书室的人向这八个人展开批判斗争，要将这八个人打成“反党集团”。毛主席了解了这个情况后，亲自在菊香书屋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田家英、何载、王刚,林克、戚本禹等八人，中直党委书记杨尚昆、副书记曾三、刘华峰，中南海党总支书记李东野及中直党委工作人员晓岚等。晓岚发言称这八个人进行反党活动，“他们攻击中直党委，反对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这还不是反党吗？”毛主席说：“噢！反对杨尚昆就是反党吗？”会议最后，毛主席讲了话，说“你们是两派，代表对立的两派，左派和右派，一派打的是红旗，一派打的是黑旗。我是站在左派一边，是支持左派，反对右派的，主张拨黑旗，插红旗。”所以， “八司马事件”又称“黑旗事件”。毛主席决定，将这个问题全部交给群众，召开秘书室群众大会，中南海各机关派人参加，进行充分辩论，将问题彻底搞清楚。会议开了一个月，结果戚本禹、林克等八个人获得平反，李东野、刘华峰等受到党纪处分；何载、晓岚被开除党籍，下放。
1963年戚本禹发表了《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一反对李秀成农民起义英雄的传统评价，认为是叛徒，引起了学术界的争论。毛主席于1963年9月对此文写了如下批语：“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此事广为人知，更使戚本禹扬名天下。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北京的报纸一律不予转载。陈伯达、康生在北京组织关锋、戚本禹写文章呼应上海，但文章被中宣部扣押。毛主席对此极为愤怒，指责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从此，戚本禹开始青云直上，成为“五•一六”《通知》起草组成员，后来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王力、关锋齐名，人称“王、关、戚”。同时，他还兼任了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在汪东兴陪同毛主席视察外地期间，代理中央办公厅主任，位高权重。中南海两大“造反派”组织，在中南海几次批斗刘少奇，都是由戚本禹出面布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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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戚本禹小传》所想到的

   最近从网上读到秋石客的《戚本禹小传》，感慨良多。

戚本禹是文化大革命中大名鼎鼎的人物，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之一，和同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的王力、关锋齐名，称为“王、关、戚”，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1964年8月我调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工作，办公室就在中南海靠近西门的一幢三层办公大楼的三楼，底下一楼就是戚本禹所在的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当时，老同志们就向我们介绍过秘书室发生的“八司马事件”，戚本禹是“八司马”之一。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央办公厅在中南海的单位，除了警卫局以外，都合并在一起，成立了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戚本禹任秘书局副局长，后又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在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陪同毛主席离京期间，还代理过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因此，我和戚本禹在工作中多有接触。同时，戚本禹又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对中南海内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有很大的影响力，运动中中南海内发生的许多事情都和戚本禹有直接的关系。1968年初戚本禹倒台后，中南海内一批人，包括我本人，也受到了牵连。

1986年戚本禹出狱后，曾在上海图书馆从事历史资料整理和研究工作。秋石客认为：“戚本禹有光明正大的本色，说出了一些历史真相”，如“对有无毛泽东给江青的信问题，戚本禹目睹毛给江的信被烧毁，认为肯定有这封信。他解释说，你可以看看这封信的字里行间，完全是毛主席的风格，而毛主席的语言风格，是任何人都难以模仿得神似的。江青收到这封信后，觉得应该在党内最高层部份人中传阅，得到毛主席同意。传阅过程中，周恩来抄了一份，陶铸也抄了一份。林彪知道毛主席有这么一封信，江青交党内最高层传阅时，林彪也是传阅人之一。在林彪从大连回到北京后的一天，叶群到钓鱼台找江青谈这封信的事。叶群对江青说，林总不放心，为避免以后发生不好的影响，请示了主席，主席说，烧了吧。烧的时候，在江青的住处，江、叶在场，把我也叫去了，江青说了大致情况，我无意看信的内容，怕日后惹麻烦，待信完全烧光后，叶群才离开。对有人怀疑现在发表的抄件，与烧了的原信有出入问题，戚本禹说他没有看过原信的内容，不好评论。但认为应该不会有大的出入，为什么要有出入呢?没有必要作改动。原信对林彪肯定是有些不利，否则，叶群不会那么紧张兮兮。”

这使我想起了一件事：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曾穿上军装，参加了8341 部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军宣队队长是8341部队宣传科科长迟群，副队长是中央办公厅机要局译电员谢静宜。1970年6月28日，在军宣队全体会议上，迟群曾传达中央首长的讲话：“我们现在领导大学不要怕。过去不了解，确实不了解，大老粗或者小老粗，究竟教改我们晓得多少？过去都没有搞过，但是我们要勇于实践。教育革命无非是发表这一种意见那一种意见，这一种办法那一种办法，这以后总要选出一种来。选出一种来还要试一试，在试的中间证明对不对，是对的就干，不对的就改。我们现在这样做，让他们发表意见，揭露矛盾，这样子大部分知识分子，包括教授，他们就比较服气。至于所谓翻天，有些人少数的想翻天就翻天，不想翻天就不翻天。想翻的就贴大字报去。这个意思就是说总是有刘少奇的路线嘛，总是有个别的他要翻天，这是客观存在嘛。有的人不管怎么讲，不管是大鸣大放大字报，无非是这些问题，反正是工农兵占领大学这个大局已定，能翻得了吗？还不是工农兵领导大学!象蒯大富不是还开会讲嘛，20年以后再看胜负嘛，他要学越王勾践嘛。他为什么呢？就是他不服气。他所以提出越王勾践，也是给自己一个台阶下。怎么下台阶呢？只能是将来再说。确实是如此，就给他一个台阶下，谁晓得20年以后怎么样。20年以后他就报仇？其实，越王勾践把吴国最后灭了，他倒是报了仇。以后不是被楚国灭了？蒯大富只讲到越王勾践，他不往下讲，他不讲越国被楚国灭了。后来还不是秦灭了楚，刘邦、项羽还不是把秦灭了？这个历史就是这样发展下去的，一个矛盾接着一个矛盾。蒯大富有什么？他又没有兵，20年以后他怎么样？”“总的来讲，办法还是从实践中来。象我们这些同志就好，跟群众在一起，跟大家一起干。脱离了群众，不和群众在一起，慢慢地就变了。”这是我当时记录整理的，虽然迟群在传达中没有说这位“中央首长”是谁，但我们心里都明白，就是毛主席。而且我们都知道，清华大学是毛主席亲自抓的。毛主席讲话的口气、风格，是任何人都模仿不了的。

秋石客在《戚本禹小传》的前言中说：“  笔者《戚本禹小传》在网上发表，曾被戚本禹一阅，他认为事实稍有出入，并给笔者一些资料供参考，笔者很看重此事，决定在此基础上修改重发。”我相信戚本禹说的是事实。从我亲身经历的这件事，也可以说明，戚本禹说的是有道理的。


2013年10月30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de07153c0101dnw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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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录音事件”或曰“窃听器事件”
            ——中南海纪事之十七

文化大革命中，“秘密录音”，“在毛主席身边安装窃听器”，是作为打倒杨尚昆的最主要的“罪状”。“秘密录音事件”涉及一大批人和众多单位，但是，最直接的单位就是我所在的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会议科，最直接的人员是机要室会议科录音员刘吉顺。
当我1964年进入中南海参加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会议科工作以后，就已经感受到了“秘密录音事件”造成的影响。当时会议科开会，总要有意无意地谈到“秘密录音事件”；会议科的工作，或多或少和“秘密录音事件”有关，例如我的老师李翰泉和他的学生正在抢着把录音整理成记录稿；刘吉顺等在进行销毁录音带的工作。
1977年6月5日，“秘密录音事件”的直接当事人，原机要室会议科副科长，时任中办秘书局副局长李润民在中办秘书局党委召开的平反大会上，专门讲到“秘密录音事件”：
“机要室搞录音，毛主席和党中央其他很多领导同志是知道的，……机要室搞录音有时请示报告不够，这是我们的缺点和错误。……机要室从来没有在毛主席身边安装窃听器，也不是搞什么‘秘密录音’，更不是‘私录’。……而恰恰是1961年4月毛主席严厉批评的那一次，完全是在汪东兴同志的直接指挥下搞的，与杨尚昆同志和机要室的领导没有任何关系。……当时，叶子龙、康一民、吴振英同志顾全大局，主动承担了责任，并且受到了处分，而汪东兴同志却把自己推得干干净净。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一伙和汪东兴把这个问题又提了出来，作为他们一把杀人的刀子和一根打人的棍子，为这个问题受到株连和迫害的有公安部、广播局、外贸部、特会室、广东、浙江、上海、河北、北京、河南、湖北等部门的许多领导同志，有不少同志被迫害致死。直到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搞清楚。”
李润民的发言，“秘密录音”事件，也许是真的“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搞清楚”；也许是对有些事情故意回避了。据我后来从中办机要室一些老同志处了解，“秘密录音事件”大体经过是这样的：
1961年，毛主席外出，当时毛主席的机要秘书罗光禄给机要室打电话，要机要室派人随毛主席外出搞录音。康一民回答，主席已经不许搞录音，要罗请示他的上级。罗光禄请示了他的上级汪东兴，经汪东兴同意，叫刘吉顺去搞录音。在长沙，毛主席要接见外宾，汪东兴向毛主席汇报哪些人随行，当汇报到还有搞录音的小刘时，毛主席就发了脾气。到了上海，毛主席说，这件事马上给总书记（邓小平）打电话，让他查。5月1日，根据汪东兴的通知，康一民、赖奎乘专机到上海汇报情况。毛主席要人把从专列上拆下来的秘密录音装置放在一张桌子上，让卫士长在一张纸上写了“违反指示，非法录音”八个大字，压在录音机下作为背景，让康一民、赖奎、刘吉顺三个人站在桌子边上，由新华社记者吕厚民拍照留存，作为“罪证”。当时拍了四张照片，另外三张，一张是汪东兴、徐业夫、康一民、赖奎、刘吉顺五个人的合影；一张是刘吉顺的单人照；一张是录音机的照片。康一民、赖奎曾多次向汪东兴提出，直接向毛主席汇报，汪东兴不同意，说他受毛主席委托处理这个问题。后来到了北京，中央书记处在邓小平主持下，专门讨论了录音问题，通过了《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
“秘密录音事件”当事人之一，毛主席的机要秘书罗光禄1992年12月接受作家叶永烈采访时，对“窃听器事件”的真相有如下回忆：
“1959年夏，罗光禄随毛主席专列前往湖南长沙。在火车上，毛泽东跟专门负责冲印照片的小胡聊天。小胡离开毛泽东那里后，遇上录音员，录音员笑着对她说：‘小胡，刚才你在主席那里说了什么，我全知道。’接着录音员说了一点他们谈话的内容，使小胡非常惊讶。
小胡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也非常震惊。不过，那是在旅途中，毛泽东没有立即加以追究。……
毛泽东后来追究此事，才知道内中的详情，进行了批评。
刘少奇召集有关工作人员开会，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作了处理。刘少奇把处理情况写了报告，送呈毛泽东。毛泽东批示同意了，了结了此事。
不料，隔了几年，在‘文革’前夕，‘窃听器’事件被翻了出来，说成‘盗窃党的机密’，变成了很严重的事件，使很多人挨整……实际上，那几位同志的出发点是好的，想多保存一些毛泽东的谈话，只是事先没有报告毛泽东，在做法上欠妥。”
罗光禄回忆“窃听器事件”爆发时间为1959年夏，这明显有误，应为1961年。回忆中的录音员小刘，即为机要室会议科的刘吉顺；“专门负责冲印照片的小胡” ，应该是摄影组的胡秀云，后来和毛主席的卫士田云玉结婚。
罗光禄的回忆是实事求是的。把罗光禄的回忆，李润民的发言和我所了解的情况结合起来，大体上就了解了“秘密录音事件”或曰“窃听器事件”的真相。
平心而论，文化大革命中因“秘密录音事件”牵涉了一大批人，这些人大多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文革后都得到了平反，这是应该的。但是，不经过毛主席的同意，在毛主席的专列上安装秘密录音装置，其实就是窃听，这无论如何是违反党的纪律的。杨尚昆同志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秦城监狱坐了十多年牢。虽然杨尚昆同志后来彻底平反了, 还当了国家主席, 但秘密录音违反党的纪律是不能否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