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未完成的文化大革命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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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未完成的文化大革命回忆录

    我从一九六六年六月正式进入中央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八月就被江青等人关起来了。  工作了一年零两个月，被关了十三年半。这两个数字，就足够引人深思的了。而且，我在狱中备受江青等人法西斯式的残酷折磨，九死一生，这段曲折坎坷的经历，更令人触目惊心。  由于我个人的命运和党的命运、个人的错误和党的错误密切地纠缠在一起，更增加了人们对我的问题的关注。朋友们都希望我写一个回忆录。
对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对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该怎么认识?该怎么办才是正确的?我是应该进行反省和探讨的：
    我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主要工作人员之一  。
    我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理论的最初的整理者和阐述者之一  。
    我把毛主席在一九六二年两次讲话中的词句编辑起来加以系统化，成为一段有名的『语录』  ，这段语录后来被党的『九大』 、『十大』、『十一大』作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綫』。实践已经证明这是错误的。

我是『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阶段和第三个里程碑，而以文化大革命作为标志』这一错误观点的主要提出者之一。这也是错误的。理论上的这些严重错误，在党内和人民群众思想上所造成的混乱，其危害性是难以估量的。由于理论上的错误，导致党在一系列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界限，以至混淆了敌我界限。在我参加『文化大革命』 一年多的时间里，党中央指导运动的重要的指示、决定、通 知、社论和文章，我都参加了起草工作。（那个专门整老干部的『专案组』办的事情除外，因为『文革小组』成员只有王力一人被排除在『专案组』之外。）我参加起草的这些文件和文章中提出的政策原则，今天看来大都是错误的，正确的很少。即使有的在当时起了某些积极作用，但是，因为是在战略错误的前提之下写成的，因而消极作用是主要的。虽然这些文章和文件大都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起草的，但是我作为具体执笔者也有严重的责任。我不能也不应把一切责任都推给毛主席。
    我一被关进秦城，就开始了反省。我认为，『文化大革命』这一场中国人民的大灾难，主要不是由于某个人的不良动机造成的，而是有它深刻的历史的、社会的根源。这一点我过去是没有认识清楚的。上面所说的我所犯的理论上的错误和行动上的错误，都是从这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特别是土地改革以后，我就误认为民主革命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了。其实，我们并没有把自然经济改变为社会化经济，并没有把农民等小生产者改变成为同现代生产相联系的农业工人和产业工人，并没有把大量的手工生产改变成为机器生产。也就是说，封建主义的墙脚根本没有铲除。中国人民还是苦于封建主义，即苦于资本主义的不足，而并不是苦于对国民经济有利的而不是对国民经济有害的资本主义成分的存在和发展（毛泽东语）。我们不懂得资本主义的二重性，不懂得资本主义生产的现代化和社会化正是社会主义的基础。我们用以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武器，时常只是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而实质是带着封建色彩的小生产者的观点。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同样性质的错误还可能以另外的形式重犯。
    解放以后，特别是一九五七年以后，我们的领导人常常以诗人的浪漫性和军事家的决断性来处理经济问题，多次造成比例失调和经济危机，而在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以后，并不检查自己，反而责怪『阶级敌人』捣乱。这样，臆造的『阶级敌人』越来越多，以至无处不是敌人了，敌人不但跑到党内来了，而且跑到最高的领导核心中来了。于是，就要『天天讲阶级斗争』，就要『不断革命』，并且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了。这个深刻的、痛苦的教训，应当永远记取。
    我国没有经过商品经济这样一个大课堂，人们的封建的、迷信的、愚昧的观点，就难以为完全现代社会的文明的、科学的、民主的观点所代替，更谈不到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从深刻的社会的、经济的、思想的根源来看，『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带着封建迷信色彩的、具有无政府主义性质的农民（小生产者）运动，因而具有极大的盲目性、破坏性和倒退性。这个历史是绝不能也绝不应重演了。
    我回顾过去的目的，是为了现在和未来。我的回忆录要涉及不少人。对所有的人，我从不计较个人恩怨，只是如实地反映他们在特定历史情况下的真实的言行，以便探讨真实的经验教训，为后人作为可靠的借鉴。

文化大革命的开端

    文化大革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对此有几种说法，有的说从学术批判就算开始了，有的说学术批判只能算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我上次是从一九六六年三月开始谈的。其实可以从一九六五年开始。现在我就从一九六五年布加勒斯特会议谈起吧。
    一九六五年夏，罗马尼亚开党代会，勃烈日涅夫率苏代表团去罗，中国是邓小平率代表团去的。我们的既定方针是在那会上继续同苏方接触，改善同苏关系。代表团出发前，毛主席在颐年堂召集会，参加者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康生、伍修权、王力。会上毛主席大讲党史（我有记录，整理出来了，但文化大革命中丢了），毛主席反复讲不要怕庞然大物。他说陈独秀、王明、李立三，都曾经是庞然大物，都不行，都没有什么了不起。还说不要怕大风大浪，大风大浪来了一定要顶住。这个会本来是讨论同苏修打交道的，可是毛主席反复讲上述问题。具体问题讲了两点：
    第一，骂杨尚昆，说杨尚昆为什么还不走？毛主席早就要杨尚昆离开北京，说杨尚昆搞窃听，还说反右派时杨尚昆把左派打成右派。（这就是所谓八司马事件，就是一九五七年中办把戚本禹和毛主席的英文秘书的爱人等八人打成右派，开除党籍，下放劳动。后来英文秘书告了状，毛主席给他们翻了案。他们不知道是毛主席给他们翻的，具体是田家英办的，他们都感激田家英。）毛主席在会上还骂了邓力群，说邓力群当时看了大字报，对打右派的事一句话不讲，随声附和，这样的人怎么能行？那时邓力群是刘少奇的秘书，所以毛主席这话也是对刘少奇的。
    第二是谈彭德怀，毛主席说，我看要给彭德怀分配工作。毛主席说彭德怀这人是不会接受挂名的工作的，他要干实事。毛主席提议叫彭德怀到三线当副总指挥（彭德怀是三军团的，杨尚昆也是，刘少奇也是。）小报传说毛主席请彭德怀吃饭，我没参加。请吃饭那件事在后，决定分配工作在前，是在这次会上决定的。毛主席还骂杨尚昆从来不检讨，他打右派打错了，翻过来了，他也不检讨。会上大家说马上叫杨尚昆走。会开完后，杨尚昆打电话给吴冷西，问会上谈了些什么问题？吴说“我没参加会，你问王力。”杨尚昆就问我，我不好说毛主席骂他，只说毛主席在会上大讲党史，讲庞然大物。从这次会以及后来的发展看起来，庞然大物是指刘少奇。（这次会上还要给彭德怀分配工作，可见这次会不是继续整彭德怀。）
    一九六四年七月成立五人小组，是为了领导学术批判。那时毛主席对思想文化战线的情况不满意，毛主席召集了几个人谈学术批判，他提议搞个小组，要陆定一当组长。那时江青跟中宣部的冲突已很尖锐，说中宣部是阎王殿。一九六四年我们去杭州谈外宾事，也谈过学术批判，毛主席也对中宣部不满，可是这时毛主席还要陆定一当组长。陆定一坚决不干，他说“我干不了，我见事迟，不能当组长。”陆定一提议彭真当组长，毛主席同意了。小组成员究竟几个人，也没有定。毛主席当时只提了陆定一、周扬，陆定一提出加彭真，才三个人，陆定一说要加几个人，毛主席说那在座的都是吧！在座的除三人外还有康生、吴冷西，这样就成了五个人。不是毛主席先想出五个人，叫五人小组。五人小组不是文化革命小组。当时没有文化革命小组这个词。陆定一提议叫彭真当组长，彭真没有推辞。这时江青同中宣部的冲突已很尖锐，同彭真的冲突还不尖锐。彭真当组长后，还真的抓，开了些座谈会，成立了学术批判办公室，列了个很大的名单，包括胡绳、许立群、吴冷西、姚臻、王力、范若愚，四大秀才都抓上了。胡绳当办公室主任。当时我推辞，因为同苏修打交道任务很重，写《九评》我是专职，中联部副部长我是挂名。康生也说，王力不参加学术批判办公室吧！但彭真说不行，非要王力参加。这个五人小组送常委和主席的汇报提纲（即后来的二月提纲）稿子上并没有署名“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姚臻后来加上的。那时彭真主持中央工作，康生在钓鱼台，外号叫“楼长”。姚臻加了个署名“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中央（在京常委）把二月提纲批转全党，“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名字也传开了。姚臻很得意，二月提纲是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的，主要是彭真批的。刘少奇不在国内。毛主席看了没反对，压下了，连个圈都没划。后来周总理总结出个经验：凡是毛主席只划圈的，还不要急着去办。因为如果毛主席支持的话，他会鲜明地表态，同意或不同意，这样才可以积极执行。如果只划圈，那还不行，何况这个文件主席连圈也没划。



四清问题上毛主席和刘少奇的分歧

    一九六四年发表《二十三条》。毛主席同刘少奇的矛盾公开化就是在一九六四年。桃园经验，先是王光美作报告，然后刘少奇作报告。在北京怀仁堂讲的。本来桃园经验（王光美报告）主席已批转，要发下去，可是刘少奇作报告后，江青到毛主席那里哭，说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才作秘密报告，现在你还没死，人家就作公开报告了。刘少奇报告中是说过对毛主席著作也不要教条主义，调查会方式过时了。不蹲点就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进书记处、政治局。这个报告我没听。彭真要转发这个报告，要陈伯达同我把报告整理一下。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在北戴河，我们也在。我们把不合适的地方整理掉了。那时我们还不知道江青告状，只是觉得报告有些话说得过了，如不蹲点就不能当中央委员等等，我们把它勾掉了。后来突然少奇同志说这个报告不发了，我们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后来在毛主席处开会，毛主席强调桃园报告不发了。（这是说的王光美的报告，刘少奇报告没有送毛主席。）当时在座的有李雪峰，毛主席说李雪峰不赞成发这个报告。毛主席还说白区党是有人才的，白区工作正确路线代表是李雪峰。过去都说白区工作正确代表是刘少奇、彭真，这次说是李雪峰。桃园经验不发我同意，我当时认为它很左，撇开原来干部，扎根串联，实际上是搬石头。那时还抄家，查干部的笔记本，说里面有些东西比《金瓶梅》还厉害。喷气式也是桃园发明的。李雪峰反对是对的。毛主席对桃园经验也认为刘少奇的一套过左。江青告状我当时不知道，文革时才知道。文革时江青说文化大革命是她拼着离婚发动的，就是指这件事。毛主席不满意四清由刘少奇领导，说了些不大好听的话，如“什么都叫刘少奇干就得了”。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毛主席要搞二十三条，是针对刘少奇在四清中的过左作法的。毛主席半夜找陈伯达，陈伯达服了安眠药没醒，尽力地记下了十三条。他从来不详细记。记下一点，赶紧打电话找我，把记下的先理一下，看怎样理解毛主席的话。他说我写，写了十三条，说要搞个文件。文件是一九六五年一月发的。陈伯达对我说，主席要整少奇，怎么办？他说少奇同志是很纯的共产主义者，现在主持中央工作，整他，对党对国家不利。我说：“主席还是信任彭真、陶铸的，我建议你去找他们两人，你们三人一起去找少奇，要他向主席认个错，就好了。”这是因为在二十三条之前毛主席和刘少奇有争论，政治局扩大会上，刘少奇说当前主要矛盾是四清四不清的矛盾，毛主席不同意。毛主席说主要矛盾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的说法是李井泉等人提的）。会上有争论。刘少奇坚持四清四不清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毛主席说主要矛盾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矛盾。那个会我没有参加，康生也没有参加，陈伯达参加的。我认为毛主席的说法是对的。这时我建议陈伯达等三人去告诉刘少奇，请他赶紧向毛主席认个错，毛主席消消气，就行了。他们三个人找了刘少奇，刘少奇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向毛主席表示检讨，说四清四不清的矛盾概念不清，主席说的两条道路矛盾是对的。刘表示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因为刘少奇表示了检讨，就没有整刘少奇，光搞了个二十三条。这样一来，整刘少奇推迟了一年多。在这点上陈伯达是有功的。关于这事我在秦城写过材料，说陈伯达有功。那时陈伯达已打倒了，我还是这样提。我写的这个材料彭真也看过。现在陈伯达、陶铸不在了，彭真还在，这件事他大概还记得。
    搞二十三条，我从头到尾参加。主要是我写，后来又吸收几个人，有许立群、邓力群、李雪峰、李井泉。刘少奇本来依靠王光美指挥全国四清，二十三条以后刘少奇不指挥了，毛主席指挥。书记处是彭真管四清，抓通县为重点，二十三条印成大布告到处张贴，也是彭真抓的。一九六五年一月最后写成二十三条。这个文件中“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提法是毛主席的概念，是第一次这样提。这里所说的走资派表面是指农村干部，实际上是指刘少奇。毛主席认为党脱离群众，搞不好党要变质，政权要变质。官僚机构，旧的机器，如不解决，党要被打倒。这问题苏联解决不了，中国采用了很多办法，思想改造不行，反右不行，教育不行，学术批判不行，四清这样比较激烈的办法也不行，最后才找到文化大革命这种方式。一九六五年刘少奇还主持中央工作，但不直接掌握王光美指挥四清了。《历史问题决议》说在四清问题上刘少奇比毛主席更左。
    当时刘少奇不直接管四清了，他抓了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他对这方面讲得很多。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刘少奇在怀仁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强调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还拿出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的小册子，上面谈了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问题。刘少奇要各地加以贯彻。余秋里、谷牧在工业方面加以贯彻。刘少奇强调一要看书，二要调查研究。他在会上还夸了王力，说王力是这方面的模范，又研究理论，又搞调查研究。
    那时邓小平抓三线，刘少奇准备出国，书记处、常委只剩下彭真。他不是常委，但实际上是副总书记。彭真抓两条，一是四清，一是五人小组。
    会开完后，我跟邓小平去三线，同去的还有谷牧、吕正操、余秋里。我对这一年多北京情况不大清楚，北京的事我没有管。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海瑞罢官》，我手里没有文汇报，没有看，姚臻夜里打电话来，说有重要文章，要马上看。我请中联部马冠华同志给我找了文汇报，连夜送来。当时觉得很重要，但也没有加以研究，没考虑会引起什么后果。我跟邓小平上三线，把文汇报带着，向别的部长们推荐。我跟邓小平去了西安、宝鸡、成都、攀枝花、昆明，一路上了解三线建设，也了解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情况。现在看来，毛主席抓阶级斗争为纲，而刘少奇、邓小平，想把重点放到建设上。社会主义建设怎么符合中国特点？邓小平考虑要发展小城镇，解决城乡矛盾、工农矛盾。两种劳动制度也是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我也在研究这个问题。我把邓小平同志在三线的历次讲话、插话作了系统整理，成为给邓小平同志的一封信，中心思想是要走中国道路解决城乡关系问题，不能过度发展大城市，而要发展中小城市。三线的大工厂必须有小工厂为它服务。部队也搞基建工程兵，很有好处，也很有成绩，又省钱，工程又搞得好。对这问题，刘和邓没有交换意见。刘从理论上提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邓小平看三线，从实践中解决这问题，解决两种制度问题、城乡关系问题、工农关系问题。我觉得两方面要结合。我整理了马克思列宁对这问题的观点，也整理了邓小平在三线的讲话。我整理的材料在工交系统的会上印发了。红旗杂志给铅印了。邓小平的谈话同后来提的发展乡镇企业的方针有关系。前几年我到廊坊参观，回来后写了个报告，也提到这问题。

一个热锅上的蚂蚁

    十二月中央打电话要邓小平立即赴上海，因为发生了罗瑞卿事件。当时诬蔑罗瑞卿篡军反党，把他调离，杨成武担任代理总长。邓小平走后我们留在昆明，阎红彦招待我们。他们发现了卢汉埋藏多年的白兰地，用这个招待我们。邓小平走后，罗瑞卿来了。他自我感觉很紧张，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他打听怎么回事？为什么开会不通知他？我们也不知道。后来又来电报要罗立即赴上海。后来知道已经采取了措施，防止罗逃跑。文革时批判李井泉，说罗瑞卿到成都，李井泉还送给他两筐桔子。其实当时方针是先稳住罗。罗到上海后就没有自由了。



《海瑞罢官》和《二月提纲》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主席在杭州召集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五个人，说要出版五本马列原著，有《共产党宣言》、《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要他们五个人每人写一篇序言。毛主席对他们谈了很多话，讲到《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彭德怀也是海瑞，等等。他们五个人商量的，由关锋、艾思奇作记录并整理，主要是关锋。记录整理后给胡绳、田家英看，当时他们都没有说什么。后来田家英说，关于彭德怀这一段和主题无关，不要吧，就勾掉了。艾思奇认为这是重大原则问题，我们有责任全部整理出来，这一段要不要由主席自己定。胡绳说就不要吧，关锋没有表态，最后是删掉了。后人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组把这事提出来，关锋说了说当时情况，说到田家英当时要删去这一段。这成了田家英的大问题。现在有些文章写的不符合实际情况，说关锋一定要保留这一段，其实也不是这样。这话没说完就回北京了。
    ……
    起草二月提纲以前，彭真在人大会堂开会，研究学术批判情况及存在问题。除五人小组成员外，还吸收一些理论工作者，有王力、胡绳、姚臻、许立群、范若愚、邓拓，对学术批判提些意见。会上没有什么争论，比较一边倒。那时二月提纲还没出来，会上发言说的也就是二月提纲上的那些话，都说学术批判不要轻易提高到政治。
    这里插一段：评海瑞罢官文章一发表，陆定一就有意见。（不是在这个会上讲的。）他说姚文元的文章写得不错，海瑞罢官可以批评，但姚的文章最后一部分不好。没有必要提高到政治，说要害是罢官，并且和庐山会议相联系。这是陆定一的意见。
    当时会上并不是针对姚文元的一篇文章，是笼统地说真个学术批判不要轻易提高到政治，要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要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不要当学阀，不要武断和以势压人，要允许改正错误，与人为善，不要和稀泥，不要不准革命等等。二月提纲不过是把会上的意见综合了。有些观点一九**年我和彭真到杭州时我就向毛主席提过。这次会上“有破有立”的观点是我提的，我说现在说怎么做不对说得多，究竟怎样才对呢？还要下点工夫。包括九评，光是说人家不对，究竟怎样搞社会主义，我们自己研究也不够。这一点大家同意，写到提纲中去了。另外我提出要组织队伍，通过学术批判，组织马列主义学术批判的队伍。会上彭真正式提出建立学术批判办公室，过去也提过，这次是要见诸文字，向毛主席汇报。后来严家其的书说康生力排众议，要把海瑞罢官同庐山问题相联系，这不对。当时大家意见一致，没有争论。康生当时心思也不在这里，他要管国际问题，同苏修斗争，还要编毛选五卷。当时大家也不知道毛主席对北京那么不满。如果会上有人提出毛主席不同意，彭真也不会那样汇报了。
    二月四日，姚臻、许立群在钓鱼台整理汇报提纲，这就是所谓二月提纲。整理时康生、吴冷西是没有参加。二月五日开常委会讨论提纲，参加的常委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还有彭真、康生、吴冷西、王力、姚臻。康生参加了，也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大家都说提纲可以。所以不能说二月提纲是背着康生、吴冷西的。上面说过，事先讨论这问题的时候他们参加了，事后讨论提纲的常委会他们也参加了，只是起草的那一天没有参加起草。常委会上决定谁到武汉去向毛主席汇报，五人小组五个人都去，包括康生。另外有办公室负责人胡绳、许立群，主要起草人姚臻。我没有去。康生提出加一个田家英。康生说他要谈五卷毛选，田家英是康生编五卷毛选的助手，毛主席的资料都是他管的，所以康生要他去。（田家英从来没有说过康生的坏话，这时毛主席对田家英已经不怎么好了，康生还是要田家英去。）
    这时在北京发生一件大事：彭真整了邓拓的材料，还有关锋、戚本禹的材料，送给毛主席，是姚溱、许立群帮他办的，没有找我。吴冷西也知道这件事。我听吴冷西说了后，很紧张，马上给彭真打电话。我说你要慎重考虑，毛主席说关锋、戚本禹是左派。毛主席刚刚骂了杨尚昆，杨尚昆把左派打成右派，其中就有戚本禹。你可不能送关锋、戚本禹的材料。彭真一听也慌了，说我赶紧追回来。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文件已经送走了，这果然闯了大祸，后果很严重。这成为毛主席对彭真不满爆发的重要原因。本来二月提纲毛主席虽然没明确同意发，但还没有下决心整彭真。这件事情在两可的时候加了个砝码。什么事情都有个偶然性。彭真至今还记得这事，说王力是很慎重的。当时我建议彭真跟关锋、戚本禹缓和关系，他也接受了，请他两人吃了一顿饭。后来戚本禹给彭真写信，说过去对彭真了解不够，这次接触后改变了印象。他还夸彭真有伟大的政治家的胸怀，等等。后来从彭真家查出这信，江青对戚本禹大为不满。这又成为打倒戚本禹的重要原因。

毛主席批评《二月提纲》和彭真

    三月份，常委会开会，讨论是否参加苏共二十三大的问题。事先请示毛主席，毛主席说要在京常委讨论，讨论结果告诉他。常委会是刘少奇同志召开的，参加的有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康生、吴冷西、姚臻、王力，加了刘宁一。会上一致同意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大家估计毛主席的意思也是要派代表团参加的。人家邀请，不好拒绝不去。去了以后，我们可以坚持我们的意见。最初刘宁一主张不去，大家说，人家邀请都不去，在全世界面前显得不好。我们可以用他们的讲坛讲我们的话。我们不直接骂人，但可以表明我们的看法。刘宁一也就同意了。一致同意派代表团，并给毛主席发了电报。但毛主席回话说不能参加苏共二十三大，说要写个公开信答复勃列日涅夫，说明为什么不参加。这封信是我起草的，经过毛主席定稿的，正式发表日期是三月二十二日。报上登了。不参加苏共二十三大，这是个重大政治决定，要向全世界讲清楚我们为什么不去，责任应由苏共来负。公开信列举苏共不断在党内党外发表很多反华文件，安德罗波夫还发表了反华文章。公开信还说，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我们都去了，但二十大你们反斯大林，在全世界掀起反共浪潮。二十二大你们公开攻击阿尔巴尼亚。赫鲁晓夫倒台后，我们建议各国共产党开个会，希望你们改变赫鲁晓夫的作法，你们又不改，你们坚持赫鲁晓夫的一套，而且越走越远。一九六五年三月，你们不听我们劝告，坚持召开分裂性的兄弟党会议，我们要求你们公开承认错误，承认非法，你们也没有作。分裂的责任是你们的。现在我们不能参加你们的二十三大，这个责任在你们。我们还是相信苏联大多数人民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如果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我们还是要同苏联人民站在一起。这封信是按照毛主席的思想写的。
    苏共二十三大后，日共代表团和越南代表团来我国。日共是以宫本为首，吴冷西接待；越南是以黎笋为首，我负责接待。黎笋没什么问题，双方同意不发表公报。宫本要发公报，而双方意见不一致。中方主张在公报中点苏共修正主义的名，宫本不同意，只同意一般的提反修，不同意点苏共的名。中央又开常委会讨论，这次会我参加了。会上一致同意要照顾日共的困难。这也是毛主席一贯的观点，要照顾兄弟党的困难。会上都同意照顾日共的困难，公报上不提苏修，只一般提反修。会上决定派康生和赵毅敏去上海向主席汇报。这时刘少奇要出国，邓小平要去西北三线，彭真主持中央工作。
    康生、赵毅敏去杭州，向毛主席汇报，魏文伯参加，江青在座。这次毛主席讲了一大篇，发了脾气，说你们（常委）同意我不同意。中日公报问题，参加苏共二十三大问题，两个决定毛主席都不同意。然后就大骂二月提纲、骂彭真、骂北京市委、骂吴晗、骂中宣部，骂他们整左派材料。这对康生来说也是很突然的。据我分析，如果没有因为二月提纲等问题对在京常委的不满，毛主席对中日联合声明和苏共二十三大问题本来都可以同意的。
    在这里插一段：毛主席发脾气以前，陈伯达已经知道一点风声。因为他在杭州、在武汉见过毛主席。那时北京空气已经很紧张，彭真也知道点风声，知道毛主席不满意，但不知道那么严重。陈伯达回来后住在天津，他叫我去天津，谈《红旗》的一篇文章。红旗杂志主持日常编辑工作的杜进跟我去的。陈伯达透露了毛主席、江青对学术批判和二月提纲的不满。那时候许立群也很紧张，我去天津时，许立群说，现在看起来很紧张，有什么动态你赶快告诉我。
    康生从杭州回来后，先是在钓鱼台传达毛主席的意见，还准备在政治局传达。我说这不好，这么大的问题，又是针对彭真的，现在彭真主持中央工作，你怎么好去传达？我建议他请小平同志回来主持。康生同意，当着我们的面就拿起红色磁石机给小平同志打电话。刚说了几句，小平同志就说立即回来。因为出了大事了。政治局会议是邓小平同志召集、主持的。康生传达。会议决定马上向全党发个通知，撤销二月提纲。会上要我起草，我说这个不宜多说，说不清楚。所以我只起草了一句话：以前中央某月某日发的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现在予以撤销。大家同意，报毛主席，毛主席说，这不行，没说实质性问题。毛主席实际是对常委不满。毛主席要陈伯达起草。陈伯达还是找了我，起草了个稿子。这时陈伯达在十四楼，又开了一个会。参加人有康生、吴冷西、姚臻。这时不叫起草小组。这次起草的稿子就是后来的五一六通知。起草后在北京就修改了好几次，搞了好几个稿子，还是在八号楼开会修改，彭真也参加。康生在会上说“二月提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文件。”彭真说：好嘛！要提就提够吧！姚臻很紧张，因为二月提纲是他主要起草的。陈伯达同我起草的稿子还是只批了二月提纲本身的问题，按照毛主席对二月提纲不满的那些话来批，没有离开学术批判及二月提纲本身。“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是讨论时康生要加的。

《五.一六通知》的起草过程

    在北京起草文件（那时还不叫五.一六通知）只有几个人，不叫起草小组。四月份在北京完稿后送到杭州毛主席那里。这时毛主席决定开两个会：一个是常委扩大会，在杭州开，参加者有常委、康生、陈伯达，各大区的书记。常委扩大会的任务是批评彭真。另外成立起草小组，在上海，名义上是给常委扩大会准备文件。名单是江青定的，组长陈伯达，成员康生、江青、张春桥、吴冷西、王力、尹达、陈亚丁、关锋、戚本禹、穆欣。因为康生、陈伯达在杭州开会，所以上海的起草小组实际上由江青主持。成立日期是四月十六日，就是北京日报发表北京市委批判邓拓的两个版的那天。毛主席指示要让我们吃得好、住得好、好好休息。我们在上海非常舒服，我、吴冷西、陈亚丁、尹达住锦江饭店后楼的套间，其余人住的是锦江饭店前面的客房。吃得很好，每天看电影，是江青组织的，看那些她认为有问题要批判的电影。有时在小礼堂，有时在后楼的会议室。毛主席叫我和吴冷西写些陆定一的材料，我们写不出多少。因为吴冷西的人民日报不归陆定一领导，我更不归陆定一领导，平常来来往往见了面开个玩笑，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严慰冰的事我们不清楚。陆定一说话不慎重，说过些不好的话，叫我们凑凑，也没有凑出多少。我们没别的事，就逛大街，逛淮海路。这时康生、陈伯达在杭州开会，上海起草小组是江青主持，她不住锦江饭店，她有别墅。柯庆施给毛主席搞了个单独的、适合毛主席居住的房子，同时也给江青搞了个相当于毛主席标准的别墅。她住在那里，我没有去过，都是她到锦江饭店来。来了就到客厅见见谈谈，看看电影。张春桥是起草小组的，他好象是秘书长，招待我们三顿饭吃得好，时常来看我们，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江青来了就讲她那一套，骂彭真，骂中宣部阎王殿，骂北京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讲她自己如何受打击，没人理，说阎王殿的阎王我一个一个都去拜望，一个个副部长我都登门拜访，可是没有人理我，在北京没有一个人支持我，我只好依靠上海。那时她还没有骂常委和书记处，只骂彭真和中宣部。她还给我们看林彪委托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的纪要（那时还没有公开发表）。说她要请尊神，靠部队，靠林总。
    我们在上海的任务是什么？主要就是原来在北京起草的稿子（即后来的五一六通知）送主席后，主席每天都有修改，改的稿子每天送到上海交张春桥，再交我们讨论，文字上理一理，顺一顺，有什么意见给毛主席回话。毛主席每天都有新的思想，新的观点，后来五一六通知上那些黑体字，都是毛主席亲笔加的。有些虽然不是黑体字，但问题提得很尖锐，也是他加的。
    杭州常委扩大会和上海起草小组会同时举行。在毛主席看来，起草小组改稿子比常委会重要。常委会并没有讨论和通过五一六通知。毛主席对五一六通知的修改，并不给常委会看。常委会的主要任务就是批彭真，彭真作检讨，揭开彭真的盖子。实质性的问题都在上海。有人说常委会通过了五一六通知，交北京政治局扩大会议，没有那回事。常委会开会期间，毛主席每天送修改稿来，开了几天会就修改了几次。杭州的会完了，起草小组的会还没有完。杭州开会完后，康生、陈伯达到上海，参加起草小组的会。康生简单说了说杭州会议的情况，没详细说，因为没有什么精彩的发言。康生说到会的每个人都发了言，都作了自我批评，说自己对彭真的问题认识不够，没那么高。都批评了彭真，说彭真检讨不好，过不了关，说彭真作法恶劣，没有经过中央，突然搞了批判邓拓的两个版，以为把邓拓抛出来就没有事了。毛主席说北京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彭真和刘仁没有检讨，没有考虑整个市委是否改组。总之是不能容忍彭真。彭真回北京是单独回去的，回去时马上就有了“警卫”了，是公安部九局的，汪东兴是局长。这个局是专门保卫中央的。五一的活动彭真没有参加，从此就不出面了。康生还说到，刘少奇出国回来，到了杭州，刘少奇对国内情况，对彭真的问题大吃一惊。康生传达时江青插话，对陈伯达说：你这个伯达，主席讲《论共产党员修养》是唯心主义的，你还给他修改整理，重新发表在红旗上，你怎么搞的？你也真够糊涂的。当众批评刘少奇，这还是第一次，我们大吃一惊。康生也很紧张，因为他正在编刘选。

毛主席对《五.一六通知》初稿修改的地方

    第一，通知开头第二段：“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对待这样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全局的重大问题的文件，彭真根本没有在“五人小组”内讨论过、商量过没有向任何地方党委征求过意见，没有说明要作为中央正式文件提请中央审查，更没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的同意，采取了极不正当的手段，武断专横，滥用职权，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这一段虽然不是毛主席的亲笔，但是他的思想。目的是要给康生开脱，由彭真一人负责。这叫剥笋政策，这一次只剥到彭真。这一段是上海写的，大概是张春桥写的。
    第二，下面一段，即通知的（二）中的一段，也是毛主席的思想：“提纲的作者们竟然提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他们又在各种场合宣称，对吴晗的批判，不准谈要害问题，不准涉及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罢官问题。”这一段强调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这也是毛主席的思想。
    第三，通知（四）段开头不是黑体字的地方说：“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这也是毛主席的思想。这些提法本来还可以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的，可是后面又加了一段黑体字，问题的性质就变了。黑体字说到“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这就很明确了，问题性质发展到这程度了，这是毛主席的亲笔。
    第四，通知（七）段说到学阀、党阀，这也是毛主席的提法，起草文件以前他就说过。这些非黑体字不过是用文字表达毛主席的思想，得到他的认可的。后半段黑体字更明确地说：“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阎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这就更明确了。
    第五，杭州会议结束后，康生、陈伯达回到上海参加起草小组会议，会议还是江青主持的，作最后一次定稿。我们正在读稿子时，徐业夫又打电话来找王力，又加了几句，就是通知（一）段内括号里的话：“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这段加上，这才算是最后定稿了。


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

    康生带着定稿回北京，要开政治局扩大会，要将这文件印发。当时不相信中办印刷厂，怕他们同彭真、杨尚昆关系密切，怕他们泄露给彭真。康生要我去找谢富治，到公安部印刷厂印刷，要绝密。但他们印得不好，不好看，还有错字。文件定稿时还是有“彭真同志”，第二年公开发表时把“同志”去掉了。
    四月十六日北京日报三个版批判邓拓、廖沫沙、吴晗等三人，《前线》加了编者按，这是北京市委搞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当天广播了。可是当天新华社就奉命通知撤销北京的按语，因为毛主席、江青不同意北京的按语。上海开会回来后，五一六通知发表前，五月四日解放军报发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一文，提出这不是学术问题，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五月八日发表高炬文章，题为《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光明日报发表何明文章，题为《擦亮眼睛、辨别真假》。何明就是关锋，高炬是解放军报的，解放军报那时正副总编是唐平铸、胡痴，是刘志坚领导的。何明、高炬的文章直接批评北京市委。五一六通知发表前，组织了一系列文章，一面中央开会，一面在社会上揭露。五月十一日发表戚本禹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文章说：姚文元文章提出吴晗问题以后，你们改变态度没有？在差不多二十天的时间里，你们对姚文元文章不作介绍，反而责问上海同志，有什么背景，为什么不事先打招呼，你们的党性到那里去了？这段话是彭真打电话给曹荻秋时说的。戚本禹把它拿到社会上去了。
    政治局开会主要是康生传达。他连毛主席说的“我就是要搞剥笋政策”也说了，说一层一层地剥，这次是彭罗陆杨。我们都很惊讶，这个怎么能传达？康生传达着重一九六六年毛主席为苏共二十三大和日共公报问题大发脾气时讲的一些话，还有杭州会议期间也就是五一六通知起草过程中毛主席对陈伯达、康生讲的一些话，康生都有笔记，他写得很工整。这次经过整理，把它连起来，成为有逻辑的、系统的东西。好象是经过我整理的。康生传达后政治局会上进行了讨论。对文件没有提出什么修改意见，五月十六日上午就通过了，所以叫做五一六通知。会议的主要任务就完了。张春桥、陈伯达也介绍了情况，张春桥限于文化战线的情况，陈伯达讲的不多，他讲彭真的错误不是偶然的，历史上一贯错误，思想作风不好。
    常委都讲了话，都作了自我批评，说自己认识不够，还都说自己受了剥削阶级影响。
    少奇同志首先讲的，他说过去填表时自己的家庭成分一直是填富农，后来到花明楼看看，应该是地主。
    总理也说自己受封建官僚家庭的影响，对阶级斗争认识不够，对北京的问题事先没有觉察。
    邓小平同志也作了检查，说书记处发生这么大的问题我都不知道。（彭罗陆杨都是书记处书记。）
    最神气的是林彪，他不检讨，不过最后也讲了几句，说常委同志都检讨了，我没有准备，我的家庭也是地主，问题也看得不那么清楚。这是十七号下午的事。
    十八日林彪讲话，讲政变经。我们事先知道叶群到科学院等单位搜集中国历史上关于政变的资料。
    林彪为什么讲这个呢？是因为毛主席多次讲要防止在我国发生反革命政变。但毛主席不赞成林彪这个报告。大概因为林彪讲得太玄乎了。毛主席从一九六二年就讲有反革命复辟的可能性，并且采取了措施，要害部门都调来一些军队干部。当时林彪经常生病不在北京，是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从军队挑的优秀的、可靠的干部到要害部门。一九六五年调丁莱夫到广播电台当政委，交代他的任务就是防止政变者占领电台。他原来是一个军的政委。林彪的政变经别人都说很好，刘少奇、邓小平、周总理都说要印发。林彪要陈伯达、刘志坚找了些秀才把他的讲话整理成文，整理了很长时间，讨论修改过几次，直到十一中全会后九月二十二日才印发。毛主席也同意了，划了圈，但毛主席背后说他不那么赞成，是跟江青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