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木生：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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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号召之前，北京一批高干子弟来到巴彦淖尔，立志改造自己，改造农村。张木生就是其一。
张木生的激情，被现实撞击得支离破碎。他“雪夜无人读禁书”，一一解开自己心中的疑惑。
张木生一篇提出“包产到户可以增产”的万言书，成为知青争相传阅的油印册子，也为他带来牢狱之灾……
[转载]张木生：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

高干子弟下乡村

1965年，北京。
“那个时候，和现在的中学生很大的不一样，可能也是毛泽东思想的威力吧，大家都‘以天下为己任’的那个劲儿特别足……”在张木生的记忆里，当年北京海淀一些干部子弟比较集中的中学里，流传着毛主席和毛远新、王海容的谈话内容。
中学生王海容班上有一个学生，每天看各种杂书，就是不好好读课本上的知识，考试时抄别人的卷子，以能得60分就满足，主席批评王海容说你看你多没出息，你看人家那个学生才是将来是有出息的学生。
不久，一个“60分万岁”的口号被响亮地提出，还有极端地喊出“学生应该造反， 应该造老师的反。”
此时，张木生正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读书。毛泽东的这番话对他影响很大。他对上课不感兴趣，一心想着效法青年毛泽东的革命实践活动，去改造农村。
当时，身居党和国家要职的陈伯达要求儿子陈晓农到农村锻炼。陈晓农选择了内蒙古，他找到同学张木生，动员他结伴同行。
身居京城的高干子弟张木生并不了解农村，他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当时铺天盖地宣传的早期知青典型董加耕、邢燕子的事迹上。
“（到农村去，改天换地）这种心情作为年轻人肯定是有的，所以他（陈晓农）一提说你跟我一块去内蒙（古），那我就是非常高兴。”张木生说，“而且也不像他们大批知识青年下乡的时候还要动员，我就是自己拿着户口簿到海淀就把户口一销，我还记得把户口簿在手上攥着，回来已经没有我的户口了。北京已经没有我了。”
7月，满怀壮志的张木生怀揣着一张介绍信，跟随陈晓农踏上火车，目的地是陌生的巴彦淖尔盟临河县狼山公社五加河大队。

支离破碎的梦想

当地干部群众热烈欢迎这一小批知青，他们几乎都是高干子女。
耕云播雨塞疆，沙漠变成粮仓。
绿波依依草地，白云缕缕绵羊。
野坳处处绿装，层林处处果香。
干它个血汗滴滴，待它个白发苍苍。
平生志已足矣，换得人间天堂。
张木生一到狼山公社，立即写诗明志。不过，陈晓农并不苟同，批评他此诗意境不够高，政治性不够强，没有“赤遍环球是我家”的崇高精神。
“下去前想的是改造自己，然后改造整个农村。”张木生等人苦学苦干，每天“吃三睡五干十四，剩下两小时抓大事”。陈晓农累得好几次晕过去。张木生没晕倒过，却长了一身虱子，还鼓吹是“革命虫”。
“当民工挑泥，一担200斤左右，27天压得我拉了26天稀，膀子全压破了。海碗盛的面条一顿吃四五碗。”张木生回忆。
不到半年时间，张木生已经成为村里男劳力中的强劳力。他入团，还当上了知青头头。
“贫下中农他应该是我们依靠的一个对象。结果看他们‘出工是摇，干活是聊，收工是逃’。”张木生改造农村的梦想并不顺利。
张木生等知青看不惯农民，批评他们“晚出工，早收工，不到时间就听打钟”。
“想社会，盼社会，社会来了更受罪。”“今年盼着明年好，明年还穿破小袄，十六七年过去了，让人咋说共产（主义）好。”听到这些在农民中间流传的顺口溜，知青当时就认为农民有反动思想。
“其实农民比我们难，我们是配给，饿不着，他们没吃的。”张木生说。
拚命干了一年农活，让张木生等人沮丧的是，五加河大队的工分值更低了。原因很简单，产量没有多大提高，却多了10多位知青参加年终分红，分值自然降了下来。
陈晓农、张木生等知青头头羞愧难当，发起了救济贫困户运动。他们把自己分到的钱粮都捐献了出来，还有衣服、被子、现款、药品，能捐什么捐什么，只给自己留下口粮。
“杯水车薪。再说小惠未遍，人家也不念你好，去的时候说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骨里子却觉得，大干一下，改变一个小队还不容易？实践证明，别说无力补天，就是补一个小队也补不好。还赤遍全球呢，连这一个队都越过越不像样。一年结束后，内心存了很多矛盾和动摇，心里打了一个大问号，只是不敢往下想。”此时的张木生，心生很多困惑。

失败的革命实践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运动爆发，张木生匆匆返京。
“这时候学校已经是大乱了，老师都在挨斗。我在学校里头原来也不是什么好学生，原来教过我的老师，见着我们直哆嗦。因为我们也有个办公室在学校里头，他们给我们往里头搬桌子搬椅子，一见着他原来教过的学生现在回来了就发抖啊。其实我们没有碰老师任何一下，反而是他原来特别宠的学生，特别看得上的所谓的好学生，对他们是又踢又打。”张木生回忆。
在张木生看来，文化大革命是给他天赐良机，他可以趁此实现自己的诸多梦想。他曾经到过清华大学演讲，批判所谓“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血统论。不过，与那些一心回城造反的知青不同，张木生并没有斗争老师的心思，他组织了一个红色少年公社，准备办一个半农半读毛泽东思想讲习所。他们的想法得到了当时的一些中央领导人的支持，讲习所几乎就要在湖北红安办起来了。
    “那个东西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当时觉得好像只是一个机会问题，后来不是发生了‘一月风暴’嘛，因为湖北它是属于华南局，是陶铸和王任重领导的，他俩不是在‘文革’初期还在台上有一段时间吗，所以他们（被打）倒的比较晚，我们觉得原来还是有支撑的。结果‘一月风暴’之后（他们）也不行了，都垮了，结果我们的这个理想就实现不了。”张木生说。
1967年冬，陈永贵建设大寨的第一年。张木生和一起插队的高干子弟李秋梦到了大寨，想看看自己插队的农村和大寨的差距到底有多远，能不能从大寨那里学到点儿经验。
他们见到了战天斗地的大寨人，也见到了后边跟着警卫员的陈永贵。大寨的社员数九寒天还在地里干活，中午也不回去吃饭，啃的是冻成冰坨子的窝头。张木生和李秋梦看了，心里挺不是滋味。
“有什么感受？”回去的路上，张木生问李秋梦。
“苦。人就得苦！不苦干不了社会主义！”李秋梦憋了半天，说。
第二年春天回到临河，张木生还是想办半农半读毛泽东思想讲习所，李秋梦觉得没意思，回大队自荐当上了队长。
张木生从春天折腾到秋天，也没闹出什么名堂。
回到村里，张木生发现了一个奇迹。“文革”初期天下大乱，李秋梦却在他兼任队长的生产队搞了小包工，还增加了各户自留地的面积，结果增产了10多万斤粮食。同时，他又组织泥瓦匠、皮匠、鞋匠、画匠出去搞副业，队里又办了磨坊、油坊，利用市场，队里的工分值提高了！
“就是这么简单的措施，并不费力，只要不当成资本主义批判就是如此管用。”张木生说：“这事对我教育挺深。大家似乎明白了，老百姓不是不能干，政策稍微改一改就能这么好。”
张木生有一大堆想不通的问题。
“不仅仅是农村，整个‘文革’都有那么多想不通的问题。比如说苏联修了，只有中国、阿尔巴尼亚不修，可是我们这是干什么呢？生产搞成这样？抓了革命总得促生产啊？促生产总得解决动力问题，老百姓的动力在哪儿呢？无论什么东西，无论叫得多响，到了基层，老百姓都不接受。除了评工分，你说啥就是啥，爱说啥就说啥。到了基层一切都烟消云散。”张木生说。
至此，张木生发现了这里的农民，除了工分，对政治和种种说教一概不感兴趣，大大不同于陈永贵的农民。
张木生白天和社员们在地里抢工分，晚上不时还和过去他批评的落后知青干些偷瓜摸狗的勾当，可是他心里不断地翻卷着各种战略性的疑问。

雪夜无人读禁书

李秋梦的承包制对张木生刺激很大，他开始发愤读书。
“真是黄泥小屋，油灯一盏；天下第一快事，雪夜无人读禁书。那个感觉再也找不到了。”冬天，张木生把所有没人用的被子都搜罗来，围着被子读书。”
张木生的读书，也有逃避的意味。
张木生的父亲是1931年浙江海宁第一位共产党员，曾经给周恩来、董必武当过秘书，母亲是1936年的党员。
“怎么我变成出身不好的？我本来一个好好的家，怎么老爹也斗死了，老妈也关起来了，这是什么世界？我当然有怨气了。于是就一边种地，一边好好看书，看书完全把那些事情隔绝了。我只能从书里得到愉悦，那时候收工往家走那一段也要把书翻出来读，我是从初中文化一步一步读出来的。”“文革”中，张木生的身份大变，他从令人羡慕的高干子弟变成了狗崽子。
张木生带的书是自己家里和大学图书馆的。他回忆，当时大学图书馆的墙已经打穿了，武斗之后随便进出。中国人民大学有一个很著名的王姓教授，他家的书当时是两间房子，书架一个摞一个，他下干校之前要把书全部卖掉，谁出200块钱就可以全部拿走。张木生当时拿不出200块钱，就到他家，说王老师您的书别都卖了。他说那你们看哪些书好，你们拿走，不要钱。张木生就把尼采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那些书带回家，之后带到乡下。
“文革”开始后，张木生就像搬家一样从北京搬书。他们甚至把一架非常古老的钢琴从北京托运到临河，然后赶牛车去车站拉回村子里。
“那时候读的书太多了，我们因为比较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所以侧重于读社会学、政治学的书。基本上，我们在插队的地方，对照《辞海》，把一些门类的书都配全了。”张木生读书认真，他的读书笔记往往比书还厚。
张木生的母亲是高级知识分子，家中藏书很多，其中不乏社会上鲜见的供内部批判之用的书。张木生如饥似渴地读国际共运史上的一系列灰皮书，一系列中国的右派的作品，4大卷右派言论和向党交心的报告，此外还有俄国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雷波夫的著作和毛泽东主席5卷本的内部讲话。
“有这些书，看了之后，再看当时的现实情况，你会觉得眼前一亮，有很愉悦的感觉——终于把这个事情搞清楚了。”张木生说。
只要农活不紧，张木生等人常常彻夜畅谈读书心得。谈来谈去，读来读去，他们发现自己的根底太浅，又回过头来读《资治通鉴》，读苏联的政治学教科书，最后干脆啃起了《资本论》和《列宁全集》。
“当时一堆一堆的问号，太多了。”张木生回忆说，“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想找一个好方法。当时我们定了一个目标：马克思、列宁究竟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列一个大系表，以排除后来的不属于他们的东西。”
张木生他们这么一排，把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许多见解都排除出去了。
“斯大林一生的事业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三位一体。”张木生说，“集体化、工业化和肃反扩大化就是三位一体。要成为强国就必须搞重工业，搞工业化要搞原始积累，就必须剥夺农民，搞集体化。遇到任何阻力都要粉碎，于是就有了肃反扩大化。三位一体就是他一生的事业。他的确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基础，但是这些事绝不会带来马、恩所说的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回过头来看中国的问题，一切都迎刃而解。”

民间刮起张木生旋风

“包产到户证明了一点：农民能够增加产量。我们不拒绝更好的办法，但这个办法在哪儿呢？……体制问题说到底是制度问题，说到底是领导权的问题，再不能往下说了。”1968年秋天，20岁的张木生写出了《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关于中国体制问题的研究》。
“那是一个5万字的文章，是一封给朋友们的信，清理思想的信。当时胡耀邦把我找去，说我写得好。那个东西其实没有什么我的话，都是书里面读来的。比如托洛茨基怎么驳斯大林，斯大林又怎么回答托洛茨基，斯大林和布哈林的争论，他们争论的焦点，列宁是怎么讲的，毛泽东在不同时期又是怎么讲的。”张木生说。
张木生在《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关于中国体制问题的研究》里得出一个结论——“包产到户确实可以增产。”在这篇文章里，张木生批判了斯大林体制，批判了学大寨的偏颇，并对当时中国的体制问题提出了质疑，虽然有些含蓄。
文章很快被油印传播，北京知青中刮起一阵“张木生旋风”。
反对者也不少。在山西插队的北京知青铅印了一本书——《老贫农怒斥张木生》。
1969、1970年间，知青“扎根派”和“不相信派”之间的论争愈演愈烈。
“不相信派”是以进行了农村考察的张木生为代表，“扎根派”则以任公伟为代表。在北京，两人在沙龙中就曾对各方面的问题面对面地激烈论争。公伟等人又在他们的油印刊物《广阔天地》、《任重而道远》上对“那些打着‘中国农民问题研究’的张木生之流”进行了连续的激烈的批判，指出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是布哈林、赫鲁晓夫、刘少奇、彭德怀的徒子徒孙。两个刊物的合刊还发表了《李雅庄参观记》来介绍一个“农村社会主义道路的光辉榜样”，以驳斥张木生等人的“农村社会主义道路走不通”、“要让农民过好日子”、“思想革命化必须要有物质基础，在目前这种基础上要想培养出一心为公的人是妄想”等言论。合刊还开辟专栏，发表“贫下中农批张木生言论”。
有人写内参，把张木生告到周恩来、陈伯达处。
“他们把这个东西报给中央文革和总理，总理马上就批了，他说有一些插了队的年轻人，他们去探讨一些过去不认识的世界，不要轻易的就去给扣上什么反革命的帽子。我想就像我写的这类东西吧，就是说和人家遇罗克不一样，人家写那种东西就给毙了，咱们那个没有，还是有一层老干部他确实保护你，而且那时候胡耀邦看了这个东西之后还找人呢，找人去，他自己都不行，他要找人保护一下。”张木生说。
张木生最终还是没有躲过劫难。1972年，他在呼和浩特被捕入狱。
“一天8两窝窝头，天天吃菠菜。”张木生说，“坐牢8个月，最大的收获是吃窝窝头吃出了桃酥的滋味。”
1973年，张木生进入内蒙古大学读书，毕业后在内蒙古商业学校教书5年。1980年，张木生回京，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西藏自治区林芝地区任职。1996年，他调入国家税务总局任职至今。
“那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许多书里都收录了。”张木生被写入知青史，提及当年自己的人生经历，他低语。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6d7a95b0102vc5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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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木生访谈: 寻找我们的“达芬奇时代”

张木生,1980年代初进入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跟随杜润生先生共同参与农村改革开放的设计,现为中国税务杂志社社长。

早在1968年,他就写出了流传甚广的《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在知青中间刮起了一阵“张木生旋风”。1969年他在一场沙龙辩论中预言,“当人民自觉起来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就会出现一个达芬奇式的时代”,后来的改革开放,印证了这一说法。

20年余年一晃而过,张木生回想“达芬奇时代”,感慨万分。他说,我们今天仍然要寻找我们的“达芬奇时代”。

雪夜无人读禁书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北京的知青中间曾经刮过一阵“张木生旋风”,您的《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关于中国体制问题的研究》成为当时广为流传的手抄本,后来也给您惹来了牢狱之灾。那种条件下,您怎么可能旁征博引、洋洋洒洒写出几万字的文章?

张木生(以下简称张):我是“文革”前一年,1965年,和陈伯达的儿子陈晓农下乡插队到了内蒙临河县狼山公社。陈晓农那时候在人大附中读高中,是个好学生,本来是要选去深造培养接班人,但他父亲要求他到农村锻炼,我们就结伴下乡了。

我们这一代人,读书时代恰恰是在“文化大革命”。那时读书和现在不一样,现在读书很大程度上有很功利的目的和很直接的行为动机,我们那会儿人年轻,也非常幼稚,功利性很弱。下乡插队,心里想既然已经下来了,与其荒废青春,还不如多读一些书。所以,那时候的读书氛围很好,以后再也没有那么好好读书了。在“文革”中受启蒙,这是我们那一代人的特点。

很难想象,那个时候我、现在北大的教授李零,还有其他几个人,我们在乡下竟然有这样大(手势比划)的木头箱子,有6箱子书。

《南》:那些书都是从什么渠道来的?

张:全部是自己家里和大学图书馆的。那时候大学图书馆的墙已经打穿了,武斗之后随便进出。我们人大(中国人民大学)有一个很著名的教授,他家的书当时是两间房子,书架一个摞一个,他下干校之前要把书全部卖掉,谁出200块钱就可以全部拿走。我们当时拿不出200块钱,就到他家,说王老师您的书别都卖了。他说那你们看哪些书好,你们拿走,不要钱。我们就把尼采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那些书带走了,带到乡下。

当时不像现在有这么多书,那时候一本就是一本,而且一本书的读书笔记比这本书还要厚。不仅把原文读了,而且字里行间没有的意思也读出来了。真是黄泥小屋,油灯一盏;天下第一快事,雪夜无人读禁书。那个感觉再也找不到了。

《南》:那么多书,都是去内蒙临河的时候带下去的吗?

张:不是,当时书带得很少,后来“文革”发生了,就像搬家一样搬书,我们有一架非常古老的钢琴也搬去了。先是从北京把钢琴货运到临河,然后赶了架牛车去车站拉。那时候我们插队的地方还有那种能一次搁12张唱片的留声机,贝多芬1~9交响曲,包括后来流行的帕瓦洛蒂、外国民歌200首,我们一首没落。

《南》:“文革”开始以后,你也跑回北京了吧?

张:刚开始的时候,“血统论”很盛行,我跑到清华大学批驳“血统论”。后来,我们准备到湖北红安办一个“半农半读毛泽东思想讲习所”,这个想法也得到了当时一些中央领导人的支持。湖北属于华南局,是陶铸和王任重领导的,他俩在“文革”初期没倒,后来发生了“一月风暴”,他们都垮了,我们的理想也没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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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去南京的时候，有两位先生很肯定的跟我说张木生不是高干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