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式：评聂树人书系列

yangharrylg

聂树人书中文革中北京天地两派的说法难以苟同

文革时，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领导人之一聂树人，在2013年12月由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了《北京天、地两派的争斗 —北京“地派”二把手的回忆》。聂先生以他的视角，解读了文革时北京两派的复杂斗争。聂树人的书中的地派，是指以地质东方红和三司为主体，后来加上北京师范大学的井冈山（谭厚兰），天派是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清华大学（蒯大富）、北京大学（聂元梓）组成的松散联邦。这纯粹是从字面来解释：“地”就是地质，“天”就是航空。

    书中这样说的：P250 天派、地派的“正名”

    天派、地派的提法，源于北京航空学院和北京地质学院。这两所大学相邻，都是造反派，只是在一些问题上观点不同。“地质东方红”依托三司，势力强大。“北航红旗”因为投机参加二司，弄得个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只有“轻工红鹰”尾随着它。极力想高举革命大旗的“北航红旗”，是绝对不会同“地质东方红”合作的，因为那样，他只能跟在“地质东方红”的后面，会“沦为”二流造反派。蒯大富因为权欲极浓，伸手三司，却被斩断了黑爪。最后弄得连一个跟随的单位都没有，聂元梓因为她自己的保守性，将北大带入了歧途，造反派院校没有人同她、同北大真心合作。这三所院校只有在对付“地质东方红”和“三司”问题上，才能形成“统一战线”。因此，这三所院校，时而合作，时而各不相顾。只有“清华井冈山”和“北航红旗”，才时而凑合在一起，共同行动。但是，他们之间也有争斗。因此，可以说，天派无派。

    聂树人的看法是一家之言。对于两派的争斗，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读者可以分析比较。我的观点如下：

    在1967年的“一月夺权”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学部（以下称学部）的吴传启，高教部的卢正义和师大的谭厚兰，在“红旗”杂志的林杰，在中央文革的王力、关锋的支持下，形成一个帮派势力，在社会上协调行动。这时北大是单兵作战。双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产生分歧，如对政协、统战部115抢劫档案事件，对高教部卢正义的叛徒的评价。1967年3月8日师大和学部等6个单位率先发起反击“二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在反击”，社会上决大多数单位卷入。由于对形势的判断不同，形成“打倒派”和“炮轰派”。“打倒派”对几位副总理的口号是打倒，暗指二月逆流的后台是周总理。“炮轰派”认为余秋里、陈毅等是人民内部矛盾，反对炮打周总理。北大站在“炮轰派”一方。高教部“2.2事件”是两派第一次冲突，而后的民族宫“4.8事件”，双方发表声明，各方都有30多单位，向社会表明存在两大派.此时称为“北大派”和“师大派”。

    地质东方红和三司的大部分院校进入“师大派”，蒯大富和韩爱晶此时没有参加哪一派，在北大的“4.11事件”时他们偏袒地质东方红。由于谢富治在处理“4.11事件”时明显偏袒地质等单位，发生北大4.13炮打谢富治事件。

    聂元梓认为王力、关锋“结党营私，招降纳叛”，在1967年4月10向江青、陈伯达告状以后，于1967年5月向王力、关锋的社会骨干潘梓年、吴传启发动进攻。这时蒯大富和韩爱晶进入“北大派”。清华的“414”进入“师大派”。1967年6月5日。陈伯达和谢富治在红代会核心组会议上批评聂元梓“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夺权”，将轰轰烈烈反潘、吴运动打下去。聂元梓和新北大公社处于低调。此后出现了“天派”和“地派”的名称。可以说“天派”的核心不是北航，是北大；“地派”的核心也不是地质学院，是学部和师大。

    我的博文：“三篇文章贺聂元梓90寿辰”中，论述了两派的形成。以后，会发表文章进一步论述这个问题。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6ef67570101iosh.html

聂树人犯了逻辑错误

文革时，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领导人之一聂树人，在2013年12月由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了《北京天、地两派的争斗 —北京“地派”二把手的回忆》。聂先生以他的视角，解读了文革时北京两派的复杂斗争。难能可贵的是他基本是按当时的观点写的，对比不同的观点，更有助于今人理解40多年前的争斗。书中提供许多史料供后人分析，限于当时的派性，史料虽有片面性，但也不失研究价值。此书关于“北大派”是“炮轰派”的论述基本符合当时的状态（第137页）。有两点要指出：第一，反击“二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在社会上首先是由师大井冈山、学部联队、钢铁学院9.19、人民大学新人大公社、石油学院北京公社、民族学院东方红六个单位发起的。我们当时对师大和学部联队有看法。他们在王力、关锋支持下，结党营私，招降纳叛，因而对他们的行动抱有怀疑和警觉，没有马上跟风，采取了比较慎重的态度，现在看起来这样做也是对的。我们那时并没有推断出反击二月逆流是毛泽东的意见，不像聂树人书中所说的“聂元梓明知反击‘二月逆流’是中央的态度”。第二，书中说：以“新北大公社为首的”“保二月逆流派”，本来是想揪“二月逆流”黑后台的。但是，他们想揪，又不敢揪。因为一揪，就会揪到周总理头上。《大事记》这样写到：

（1967年3月13日）北石“大庆公社”贴出“余秋里是毛主席点的将，我们信得过！”“余秋里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新北大公社也刷出大标语“揪出揪谭震林的后台”。

     这里聂先生犯了个逻辑错误。当时师大井冈山等提出“打倒谭震林！揪出谭震林的后台！” “打倒余秋里！揪出余秋里的后台！”等口号，“后台”指的就是周总理。北大反对把矛头指向周总理。聂书中说：新北大公社也刷出大标语“揪出揪谭震林的后台”，然后就推出北大要揪周总理。揪谭震林的后台和揪出揪谭震林的后台，显然不是一回事，怎么犯这样的逻辑错误？聂树人错了，大错了！

    顺便说一下，“揪出揪谭震林的后台”这样的标语，我一直认为这不是北大贴的，哪个人脑子进水了，能贴这样的标语？！（以下是聂树人书中的原文）

“北大派”是“炮轰派”？

     聂元梓同志和“新北大公社”的保守派特征，使他们同走资派和“二月逆流”派容易亲近，并发生共鸣。聂元梓明知反击“二月逆流”是中央的态度，内心里却怎么也转不过弯来。

    3月14日，北京石油学院大庆公社曲解周恩来的“讲话精神”，只强调余秋里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却不同意批判余秋里的错误。他们既不同意“打倒余秋里”，也不同意“炮轰余秋里”。由此引发了北京有个“二月逆流”的“打倒”与“炮轰”之争。

  “ 打倒”未免过激，“炮轰”实为保护。

    对“二月逆流”的这种态度，使北京的学校、机关、工厂分裂为两大派，一派是“炮轰派”，主要单位有新北大公社、石油学院“大庆公社”、人大“三红”、民院“抗大”、学部总队，认为余秋里、谷牧、李先念、李富春、叶剑英、徐向前等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他们公开的口号是：炮轰几个副总理，对谭震林的口号是打倒。但是，实际情况却是，既不炮轰，更不打倒。

   “新北大公社”对“二月逆流”的态度，引起了江一真、左叶等人的注意。江一真是国务院农办主任，地位仅次于谭震林。他即于1967年4月到北大“串联”。这件事，被当时的对立派说成“谭震林的黑爪牙江一真勾结聂元梓……”

      以“新北大公社为首的”“保二月逆流派”，本来是想揪“二月逆流”黑后台的。但是，他们想揪，又不敢揪。因为一揪，就会揪到周总理头上。《大事记》这样写到：

   （1967年3月13日）北石“大庆公社”贴出“余秋里是毛主席点的将，我们信得过！”“余秋里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新北大公社也刷出大标语“揪出揪谭震林的后台”。

      1967年5月27日中午，在钓鱼台，陈伯达、关锋、戚本禹找聂元梓谈话。在谈到谭震林问题时，关锋说：“你们要揪出揪谭震林的后台，如果是那样，我们就奉陪。你们还要保余秋里，提醒你们，不要再犯错误，再犯大错误就可能爬不起来了。”

     “大庆公社”原先是三司的成员。在反对“二月逆流”的问题上。却成了“保派”，倒向了“新北大公社”那一派了。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6ef67570101in57.html

文革时，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领导人之一聂树人，在2013年12月由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了《北京天、地两派的争斗 —北京“地派”二把手的回忆》。聂先生以他的视角，解读了文革时北京两派的复杂斗争。难能可贵的是他基本是按当时的观点写的。对比不同的观点，更有助于今人理解40多年前的争斗。书中提供许多史料供后人分析，限于当时的派性，史料虽有片面性，但也不失研究价值。这里转发书中周景方的五个“反毛圈子”。我不是同意这个观点，但作为重要的史料，我希望有更多的人给予旁证。

周景方的五个“反毛圈子”

                                       周景方的五个“反毛圈子”（第224页～226页）

    周景方是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学部红卫兵联队”的负责人。大约在1967年2月，在一次不记得级别的中央“吹风会”上，在宣布确定谢富治为即将成立的北京市革委会主任人选的同时，宣布周景方为市革委会筹备组的秘书长，协助谢富治工作。这时，我们才认识这个人。中等个头，壮实的体魄，一张显得较大较典型的“国”字型脸，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在接触中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他好像是山东籍人。

    1967年4月20日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后，周景方仍然担任秘书长。

     聂元梓最大的失误之一是，也把周景方作为“摘桃派”，作为谢富治的帮手给予打击，这无形之中给自己树立了一个对立面。而这个“对立面”是官场上的权势人物，他必然要寻求自己权势基础。当时唯一能与“天派”抗衡的是“地派”。

    在地质学院，最早与学部和周景方来往的人是张海涛。张海涛是地质学院附中的一个语文教员，因为工作队制造的“玉万海瑞”案（其中的“海”字，指的就是张海涛），才使他成了附中的名人，后来又代表地质附中参加大学运动（在大学作战部工作），地质学院革委会成立时他被推举为常委。

     为了加强与“地派”的联系，也算是一种政治交易，周景方决定从地院抽调两名常委级的人去市革委会筹备组参加工作，这大概就是我和张海涛去市革委会工作过一段时间的政治背景。

    周景方之初步青云，小心谨慎是必然的。对上，他必须在中央上层的各种意见中，特别是在谢富治的多种表态中艰难选择，小心取舍；对下，他必须在“天派”与“地派”间走钢丝，以使自己尽量少受暗算。我们当然也明白这一点，没有特殊的事情，我们一般都不主动与他联系，他对此也心照不宣。

     只是到了1967年中，聂元梓等在北京市的夺权中多处伸手，制造了不少事端。不仅与“地派”产生了大量摩擦，也招致周景方左右为难—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作为秘书长，他最后还得管。这一管，就得罪了“山寨大王”。读者可以想到，这时周景方的处境和我在任红代会宣传组长时的情景非常相似，聂元梓、蒯大富等都是市革委会的副主任或常委，且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碰头会成员见面的机会比他还多，明枪暗箭时不时地向他袭来。我当时是学生，红代会的官衔于我只是过眼烟云，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而周景方与我就有区别了，他不是学生，不能一走了之，他只能忍耐！在忍无可忍时，他也要反击。

     1967年7月某日晚饭后，周景方来到了地院。来前，可能已经与张海涛通了气，我们都到李贵家等他来。他一来就表明态度，只是走走看看，没有什么大事。我们谁心里都清楚，他这样一个政治忙人，一定有什么事。果然，在随便聊了几句之后，他就切入正题。他谈到，全国解放后至今，我党曾出现过“五个反对毛主席的圈子”：

    第一个圈子是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

    第二个圈子是以彭德怀为首的彭、黄、张、周“反党集团”；

    第三个圈子是彭、罗、陆、杨“反党集团”；

    第四个圈子是以刘少奇为首的“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

    以上这些反党集团都形成了反党的圈子，他们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都集结了相当的势力。但是，在毛主席的英明决策下，他们都失败了。

     现在，又有一个反毛主席的圈子正在形成和发展中，这个圈子就是以北大聂元梓为首的有金字招牌的人，他们与刘邓司令部的人暗中勾结，听命于他们，到处伸手，网罗势力，准备有朝一日与毛主席摊牌。这个圈子现在人们还没有认识清楚，有很大的欺骗性。但是，终有一天，他们会图穷匕首现的，我们要时刻提高警惕。

     对周景方的话，我感到不可思议。虽然我们与老佛爷和以老佛爷为首的“天派”有分歧，有斗争，认为他们到处伸手，网罗势力，野心大大，但是，这不过是为了他们个人的小集团的利益而到处奔波。这其中当然不排除有人在背后指使，但是，要说他们主观上反对毛泽东，要组成反对毛泽东的反革命圈子，我是绝不相信的。

因此，当时的想法是，这一不是上级的正式指示，不必认真对待；二，在我们的眼里，周景方不属中央首长之列，对他的话，我们可以听，也可以不听—我们姑妄听之，不过是以示尊重。而且，他也在谈话中一再声称，这只是他“个人看法”。

     事实是，这时，聂元梓等正在激烈地反对周景方。

     王、关、戚被“揪出”后，周景方也就从北京市革委会消失了。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6ef67570101ilu6.html

读聂树人的《北京天、地两派的争斗》—谁烧了英代办处

聂树人在《北京天、地两派的争斗 —北京“地派”二把手的回忆》一书中，武断地说（167页）：火烧英代办处是天派干的。错了，大错了。书中说：

       天派火烧英代办

  “火烧英代办”事件发生在1967年5月。据当时的有关资料：香港人民掀起了长时间的反英抗暴运动，英国当局对他们进行了种种迫害，并停止了三家进步报刊的出版。

     我新华社香港分局就港英当局停止三家进步报刊发表声明，警告港英当局，立即停止对香港人民的迫害。

5月4日，首都新闻界、电影界和大专院校红卫兵一万五千人召开大会，声讨港英当局对我新闻界和电影工作者的迫害，并表示同港九同袍一道同英帝斗争到底。

     五月六日下午，香港英国当局竟然出动二百多名全副武装警察，手持警棍、手枪、冲锋枪、催泪弹发射器等凶器血腥镇压我手无寸铁爱国工人。二十多名工人惨遭毒打，受伤。其中一人重伤，二十一名工人被强行逮捕。

     后来，聂元梓等为拔这一事件的头筹，组织了反英大游行。游行队伍行至英国驻华代办处时，有人冲进去放火，以示他们“最革命”，从而制造了“火烧英代办事件”，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

“火烧英代办”，完全是以聂元梓为首的天派学生干的。这一事件作为当时国际上重大的外交事件，受到关注，严重影响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声誉。

     这一事件原本与“地质东方红”无关，与地派无关，更与我无关。可是，在后来“抓5·16运动”中，天派却有人“揭发”说：这次事件的组织者和罪魁祸首是聂树人！

    再后来，我问整我的专案组，你们搞了这么长的时间，搞清了我的什么问题？他们说，还是搞清了一件事，“火烧英代办，与你无关”。



文章中有2个明显错误：

1、事件发生的日期。文章说是1967年5月。实际是1967年8月22日；

2、事件的参与者是地派，不是天派。组织者为“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帝反修联络站”，介入的主要单位：北京第一机床厂、北京外语学院造反团、清华大学4.14.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6ef67570101ils4.html

yangharrylg

聂树人在其所著《北京天、地两派的争斗》一书的第253～254页中写道：



揭穿聂元梓的“武斗”阴谋

    在《聂元梓回忆录》中，假话很多。其中的一条是，编造了1968年3月25日地派七院校学生到北大搞武斗。在该书的253页至273页写道：

    我知道要出事，可是没有想到，接着就发生了“三·二五”大武斗事件。三月二十五日下午一点钟，北京市一批高校的学生就到北大武斗来了。一共有七个学校的对立面组织，有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北京邮电学院，北京矿业学院等，从北大各个校门往里涌。南校门，西校门，东校门西南校门，都是来武斗的学生，都拿着棍棒，成千上万的人，来势汹汹。我还在市革委会的会上接受批判，学校里打电话给我……

    接下来，描述聂元梓如何找谢富治，还有吴德等，去北大制止武斗。洋洋洒洒，写了一十五页，上万字。可是，这都是假的！

    可能是，当年聂元梓、孙蓬一“想”多了，想得入迷，以致，几十年后，她把“想”的就变成了真的。



    由王学珍、王效挺等人主编的《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1998年版和2008年版）对于1968年3月北大发生的事情，有如下记载：

    3月20日    深夜，石油学院北京公社、民族学院东方红组织群众到北大校园内示威游行，井冈山兵团也内应组织示威，游行示威中高喊：“打倒反革命聂氏家族”，“把小爬虫孙蓬一揪出来示众”等口号。

    3月22日    新北大井冈山兵团总部发出《通缉孙蓬一的通缉令》。

    ▲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1000多人来北大游行，呼喊“打倒孙蓬一”、“揪出聂元梓”等口号。

    3月23日   

    ▲新人大公社等六个造反组织到北京市革委会示威，并发表《声明》：“打倒聂元梓、孙蓬一”，“聂元梓从市革委会滚出去”。

    3月24日    北京农业大学一些造反组织到北大示威，宣传“打倒聂元梓”。

    3月25日    地院东方红、新人大公社等造反组织近万人聚集北大，进行反聂、孙游行，并发生武斗。

    同日，地院、农大、北邮等院校红卫兵开广播车到北大校内宣传，声援北大井冈山兵团。

    ▲晚，谢富治、吴德、丁国钰到北大讲话，制止武斗，要求“所有外校外地学生一律退出北京大学”。说：“到北大来武斗是错误的”，“打倒聂元梓的口号是错误的”，“希望北大两派在校文革领导下，在聂元梓领导下，把大家联合起来”，“紧跟无产阶级司令部、党中央、中央文革的战略部署走”。“我们要坚决打倒两面派、山头主义、分裂主义、右倾机会主义。”

    3月26日    地院东方红几百人手持木棍，从东、西、南校门闯进北大，发生武斗。

    3月28日    经校文革武斗指挥部高云鹏等策划，聂元梓决定，新北大公社攻占两派共同居住的31楼，将住在此楼的井冈山兵团成员赶走。双方发生武斗。高云鹏说：“这一仗打出了新北大公社的威风”。

    3月29日    凌晨1时，校内两派发生第一次大规模武斗，武斗持续五个多小时，双方100多人受伤，公私财产遭严重损失。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赶到现场，发表广播讲话，要求“立即停止武斗”，要求两派各派五名代表“由校文革、解放军领导处理武斗善后一切事宜”。李钟奇说：“我今天到现场制止武斗时，有人拿匕首刺伤了聂元梓”，要求全校动员“把凶手抓起来”。

    井冈山兵团拒绝派代表参加会议。当日上午11时，李钟奇作第二次广播讲话，再次要求立即停止武斗，双方退出武斗现场，恢复正常秩序。他并宣布：为制止武斗，组织调查组调查。

    晚，两派代表开会。谢富治、温玉成（卫戍区司令员）、李钟奇参加。谢富治讲话说：“北京大学发生大规模武斗的行为，是直接反抗党中央、中央文革的，是不能容忍的”，并宣布了北京市革委会、北京卫戍区文件：“（一）慰问被刺伤的聂元梓同志，慰问一切被打伤的人员；（二）井冈山等组织立即交出刺杀、打伤聂元梓、李钟奇同志的凶手和后台；（三）外校来北大参加武斗是完全错误的，应立即撤出，回去作自我批评；（四）在校军事人员、支左部队，要挺身制止武斗，保护小将。各派交出一切凶器，释放一切被抓人员”。会上，谢富治批评井冈山兵团斗争聂元梓，说：“你们的大方向哪里去了？”



    很明显，聂树人说的和《北京大学纪事》的记载有非常大的出入。到底是谁说了假话呢？是聂元梓？是聂树人？还是《北京大学纪事》的主编们？！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北大的事，还是由北大的人去解决吧！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6ef67570101iq2n.html

yangharrylg

   北京两大派分歧点是从高教部的卢正义叛徒问题开始的。卢正义是高教部一个司级干部，高教部第一张大字报的作者，在1966年末又得了一顶反陶铸的桂冠，被有些人称为大左派。北大聂元梓一方认为他不能成为左派，他的叛徒问题在那个年代是没有疑问的。我在自己的博客中曾转载了卢正义的两篇自首书。这里再重复其中的一篇：北大动态报43期 1967.1.30，登了卢正义的变节书，作为资料转录在此。

         转变        卢树森     （卢正义的化名）

      我抛弃了旧日的路程，

          踏上了新的道路。

      这不是因为旧路的荆棘从生，

         是因为荆棘的尽头找不到花园。

      我抛弃了旧日的路程，

          踏上了新的行程。

      这不是因为旧路的崎岖险恶，

         是因为崎岖的道上找不到山泉。

      我憧憬着美丽的花园，

      我渴望着清澈的山泉，

     我抛弃了旧日的行程，

     踏上我新的道路。

          《抄自伪江苏省反省院半月刊第二卷第七十一期，民国二十四年二月十六日见报》



    聂树人先生在《北京天、地两派的争斗 —北京“地派”二把手的回忆》一书中怎样看的呢？

（书中第55页）到了3月30日卢正义问题还没有结束，据《动态报》第53期（3月30日）报道：

    目前，高教部斗争空前激烈，两派矛盾的焦点在卢正义身上。以革联会、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一方群众，认为卢正义是过去的大叛徒，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应打倒，以延安公社等一派群众死保卢正义是错误的。延安公社、红旗公社认为，卢正义是否叛徒，现在仍不清楚。但是，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支持造反派，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应当肯定。

    卢正义是否是叛徒？2005年出版的《聂元梓回忆录》的注释是：“卢正义，原高教部政教司副司长，文革中为高教部‘延安公社’负责人。”

    仅此而已。显然，卢正义并不是叛徒。



     这里，聂元梓的文章只是说了卢正义的职务。说担任职务就不是叛徒，没有这样的逻辑吧。文章还引用清华井冈山代表胡宗华的话，这又是曲解。我的博客“三篇文章献聂元梓九十寿辰”中有一段：参加夺权的30多个单位，组成联合夺权委员会，负责单位是清华“井冈山”。北大去后反对高教部“延安公社”。“延安公社”的负责人是卢正义。由于叛徒问题北大不承认“延安公社”。卢正义早就和吴传启、谭厚兰组成联盟。由于“延安公社”问题，北大和师大矛盾突出。清华大学“井冈山”驻高教部代表胡宗华，在会议上说：“延安公社，一个公社，5个叛徒”，在请示蒯大富后，发表了一个中立的宣言，不介入北大和师大的矛盾，宣布退出高教部夺权。

     聂树人在其书中（第55页）写到：“清华井冈山”驻高教部代表胡宗华在叛徒问题上拿不定主意，请示蒯大富后，发表了一个中立的宣言，不介入北大和师大的矛盾，宣布退出高教部夺权。

    对比黑体字部分，两者行文类似，聂树人在书中少了一句“在会议上说：‘延安公社，一个公社，5个叛徒’” 这样关键的话。清华井冈山是要在北大和师大的争斗中表示中立，不是在卢正义叛徒问题上中立。

    胡宗华1967年2月22日在民族学院两派辩论会上的发言，可以佐证他的态度（选自我的博客：清华《井冈山》战士在中央民族学院两派辩论中的表态）：

    中央民族学院的两派，多次在大礼堂展开辩论。在礼堂各占一半，每方上台发言20分钟，然后另一方上台发言，很是公平。2月22日的辩论会上，一名清华井冈山战士告知“造反红卫兵”他是清华工程化学系的，要上台讲讲毒气，“造反红卫兵”的领导人也没有问他要讲什么，什么观点，就让他用“造反红卫兵”的名额上台。此人是清华工程化学系二年级胡宗华，跟蒯大富比较早闹革命的，曾受总部委派参与高教部夺权，因而知道民族学院红卫兵造反总部在高教部夺权中的态度。他开头是这样说的：“亚硫酸是什么，好多人闹不清，我举一个例子，你们看过街上卖的馒头吗？它的表面很白。卖家在蒸馒头的时候在锅底放个碗，碗里放点硫磺，经加热硫磺变成亚硫酸，把馒头表面熏白了。人们吃的很高兴。”接着他就讲“造反红卫兵”在高教部和叛徒卢正义在一起……。北大《动态报》1967.2.23 对这件事有报道：Δ22日上午民院辩论大会上，清华28团一名战士上台，指出造反红卫兵和大叛徒卢正义坐在一条板凳上，当你在人民烈士纪念碑前，当你想到无数革命先烈时，你们不感到可耻吗！义正词严的讲话，刺痛一小撮人，打手韦青峰等人冲上台去对清华同学拳打脚踢，按头坐飞机。并无理送到公安部，公安部没有收。



    北大动态报1967.1.30日的报道，可以证明清华井冈山对卢正义的态度是明确的：28日清华井冈山就高教部夺权问题发表声明，卢正义、徐非光是叛徒，“延安公社死保大叛徒没有好下场” ……。

    聂树人先生在46年以后出书，对卢正义是叛徒这样的大问题没有核实，是一个大的失误。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6ef67570101ip7m.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