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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帅府千金文革期间的“激进”
2013年，人民网发表了一篇作者钟瑜婷采访叶剑英女儿叶向真的文章《叶向真：我听到国歌就心痛》。该文除了对这位昔日帅府千金大加褒扬外，对叶向真这位红二代的儒家坚持和情操坚守以及历史活动进行了披露。在谈到因贪污、受贿而被治罪的“红二代”薄熙来时，叶向真的评价是：“家教不好。”而对于其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除了诉苦三年牢狱之灾外，对自己积极起来造反和揪斗中央领导人的问题只轻描淡写的认为“当时的思想有点激进”、“更多是时代大背景造就的激进”、“所有的大学生都满腔热血，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其实谁都搞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 并且表示：“我们当时还是比较理智的，只写大字报展开思想上的讨论，没有伤害人的举动。当时很多自杀的人，医院不抢救，认为他们是反人民的‘敌人’，我们见到了就赶紧把人送去医院，并以红卫兵的身份去说服医院必须抢救。”
事实上，叶剑英的家教究竟比薄一波好多少，看看他们自己的生活作风以及对比一下双方子女的行为就清楚了。叶向真在文革时期的表现是有目共睹，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清楚。至于揪斗中央领导人算不算“伤害人”只能是各有各的解读。
叶剑英简历。
叶剑英1897年出生于广东梅县农村一个小商人之家。5岁时入私塾，中学毕业后当小学教员。1916年随父赴南洋，1917年入云南讲武堂，毕业后入粤军任参谋、炮兵教官，1923年后任旅参谋长、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团长、副师长，北伐战争中升少将师长。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军张发奎的第四军任参谋长。 12月参加广州起义，任红军副总指挥。1931年进入赣南根据地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委会的首任参谋部长。在长征中，任第一纵队司令员。遵义会议后，出任红三军团参谋长。1935年任前敌指挥部参谋长（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
1937年任军委参谋长、八路军参谋长。平津战役后，任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兼市长。后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解放后任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1966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1975年任国防部长。1977年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1978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1983年辞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职务。1985年同63位中共中央委员一起离休。1986年10月在北京逝世，终年89岁。
叶剑英父辈及同辈。
父亲叶钻祥(1871-1921)，自幼随二哥叶钦祥习武，曾考取梅县武秀才。
母亲陈秀云(1872-1944)，共生有4男4女，存活2男2女。即叶宜伟(叶剑英)、叶宜导(叶道英(1906-1989) 第五至七届全国政协常委)、叶才英(女，自小当童养媳)、叶顺英(女，自小当童养媳)。
叶剑英妻子。
叶剑英公开的妻子六位，不知名的未作统计。
原配无子女。
第二任1924年在广州与医务工作者冯华结婚，生子叶选平、女叶楚梅。
第三任1927年在广州与曾宪植（1910-1989。全国妇联副主席）结婚。曾宪植高祖曾国荃是曾国藩的弟弟。育一子叶选宁。
第四任1937年在延安与长征女干部危拱之（1905-1973。曾担任过赤峰市委书记）结婚，无子女。
第五任1940年在重庆与中共南方局重庆红岩机关机要员吴博结婚。育女儿叶向真
第六任1948年末在北京良乡与华北军政大学学员李刚（胞兄是曾任新华社副社长的李普）结婚，生子叶选廉，女儿叶文珊。1955年二人离异。
叶剑英第二代。
长子叶选平。广东省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夫人吴小兰系中共元老吴玉章外孙女，任深圳市副市长。育长子叶卫平，孙叶丁丁。
次子叶选宁。总政联络部长。
三子叶选廉。总参保利集团董事长。夫人苏丹丹总政歌舞团报幕员。
长女叶楚梅。国联科工委副主任，女婿邹韬奋之子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
次女叶向真。电影导演，艺名凌子，。前夫为著名钢琴家刘诗昆。现夫罗丹，三十年代中国著名影星，中共著名烈士钱壮飞之女黎莉莉之子
三女叶文珊。司局级干部。女婿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之子余方方，师级军官。
侄子叶选基(叶道英之子)。香港国叶集团主席。
侄子叶道英。夫人上将吕正操子女。
养女戴晴。《光明日报》著名记者。
叶剑英第三代。
叶选平之子叶新福，1992年在香港创立万信证券。
叶选宁之女叶静子。丈夫王震之孙王京阳，国家副主席王震之子王兵的儿子。。
叶选宁之子叶弘：夫人江宁
叶选廉子女叶明子，歌手。2009年9月9日，叶明子北京太庙成婚，丈夫犹太人，美国银行家。
叶选廉之子叶德忠，赵欣瑜（曾参与演艺行业，被称为京城第一名媛，后离婚）所生，军人。
叶剑英第四代。
叶新福之子叶仲豪，共青团云浮市委书记。
叶新福之子叶丁。曾向英国女王献过花。
叶剑英与俞正声有姻亲关系。
叶剑英第第三任妻子曾宪植（叶选平之母）高祖（“生己者为父母，父之父为祖(即祖父)，祖父之父为曾祖，曾祖之父为高祖，高祖之父为天祖，天祖之父为烈祖，烈祖之父为太祖，太祖之父为远祖，远祖之父为鼻祖。”）曾国荃，是湘军首领曾国藩的弟弟。曾任两广总督、礼部尚书、两江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
曾国藩是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
原上海市委书记，后政协主席俞正声的曾祖叫俞明震（鲁讯的老师），曾担任甘肃省学台、藩台等职。俞明震娶曾国藩的孙女，曾纪泽（曾出任驻英、法公使，后又兼充驻俄公使）之女为妻。算起来比叶剑英晚一辈，与叶选平同辈。
俞明震三弟的儿子俞大维在台湾国民党政府当过国防部长。俞大维的儿子俞扬和蒋经国唯一女儿蒋孝章结婚，生子叫俞祖声（和俞正声同辈）。俞大维之妹俞大彩，是北大校长傅斯年的夫人。
俞明震妹妹嫁给陈三立（维新派主将陈宝箴的大哥），生下3个儿子，老大陈衡恪是画家，老三是一代国学大师陈寅恪。
俞正声爷爷俞大纯，父亲俞启威（黄敬）是江青的入党介绍人并结婚。黄敬后来与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的妹妹范瑾结婚。范瑾曾任北京市委常委兼北京市副市长、《北京日报》社社长。1949年1月，天津解放，俞启威（黄敬）被任命为天津市第一任市长兼市委书记，1952年调北京出任第一机械部部长。
俞启威和范瑾育有二子：长子俞强声，次子俞正声。俞强声1985年任中国国安部外事局主任时叛逃到美国。导致当时的第一任国家安全部部长凌云被解职。
叶剑英这棵家族大树不能说不大。包括湘军两大首领曾国潘、曾国荃。台湾国民党总统蒋介石、国防部长俞大维。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和夫人江青，国家副主席王震。民主人士邹韬奋、副总理邹家华。副总理余秋里，天津市长黄敬。中共元老吴玉章，中共著名烈士钱壮飞。著名钢琴家刘诗昆，北大校长傅斯年。画家陈衡恪，国学大师陈寅恪。历史学家范文澜，北京市副市长范瑾。加上政协主席叶剑英的直系亲属，真是根深叶茂。
叶向真在文革中属于造反派。
叶向真，笔名凌子，是叶剑英元帅的二女儿，1941年出生。全国政协委员，国际儒学联合会普及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北京电影制片厂原导演。1962年与著名钢琴演奏家刘诗昆结婚，1966年在刘诗昆入狱后离婚。此后与造反派红卫兵组织首都红卫兵三司头头朱成昭打的火热，后来与著名的摄影师罗丹结婚。1981年曾作为导演以凌子的名字拍摄了电影《原野》，1987年去香港从商，2009年回到内地推崇传统儒家文化。
2003年12月6日，风凰卫视曾播放了对叶向真的采访，对自己在早期文革时作为首都艺术院校造反派领袖的所作所为没有一点检讨精神，大部分讲的是江青如何迫害叶家子女和自己坐牢三年的细节、体验和所受到的身心伤害。
1966年“文革”爆发后，25岁的叶向真担任了中戏的学生会主席，是中戏“造反派”组织的红卫兵首脑。作为干部子弟红卫兵，她属于另类。反对老红卫兵搞“血统论”，加入与保皇的红卫兵一司和二司对立的造反派组织红卫兵第三司令部， “绑架”已被打倒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组织公开批斗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的万人群众大会。
1966年8月27日，保工作组和老干部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简称“一司”，总指挥是汪东兴的女儿汪延群。主要负责人是谭力夫、汪延群、刘克府、刘涛、贺鹏飞等）；9月5日，成立了保老干部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简称“二司”。总指挥为周希汉之子周太安）。9月6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三司”。司令朱成昭）。在当时，“三司“是由高等院校中的少数派组成的，他们的基本态度是造各级党委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反，反对刘少奇的工作组，与“一司”和“二司”是对立的组织。１９６６年10月6日，“三司”召开号称十万人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集会誓师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等人参加并发表支持的讲话， “三司”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红卫兵三司负责人朱成昭父亲是上海建工局副局长，中学毕业后在上海计算机研究所任课题组组长。文革时作为“调干生”在北京地质学院水文系四年级学生。文革开始不久，他被工作组列为“第三类学生”准备下放改造。由此和几个学生起来造反，于１９６６年工作组撤走后，８月８日成立了“东方红公社”造反组织。1966年9月，叶向真作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组织头头到地质学院求援，认识了朱成昭。叶向真把电影学院、音乐学院的造反派联合起来，与朱成昭一起组建了“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
叶向真绑架彭真事件。
关于绑架批斗彭真的过程，叶向真与其它人的回忆出入不大。1966年12月4日晚上，两辆载满红卫兵的汽车停在位于台基厂７号的彭真住地，他们把一封信交给了门卫。趁门卫进屋看信之机，红卫兵强行冲进了大门，把彭真从被窝里抢走，并摆脱了随后追来的警卫人员。在叶向真的组织下，抓了彭、罗、陆3个人，“杨没抓到，找不到他住的地儿”。
此事惊动了周恩来总理。他打电话问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是谁抢的人。戚本禹说，“可能是叶向真，我们打听打听”。不到5分钟，戚本禹确认是叶向真。
叶向真回忆：“周总理千方百计找到我，跟我要人。我们就和总理谈判……周总理看着我笑，他看着我长大的。他问‘你们怎么回事啊，把他们藏在哪里了？’我们不说，只说把他们藏在安全的地方了。总理就笑，说我们保证，帮你们开群众大会…… 周总理一生经历大小谈判无数，他说：你们看不住，他们的安全谁负责，如果有坏人捣乱，你们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你们不是还少一个杨尚昆么，开会的时候我保证把四个人都送过来。”叶向真说到这，哈哈大笑：“周总理何等人，对付我们这些小毛孩子太简单了，他还觉得我们挺可笑的，也挺幼稚的。周总理什么场合没经历过，跟我们谈判和小孩玩似的，他还笑嘻嘻的。”“我们当然听总理的话，他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我们就老实交代，藏在中央乐团的音乐大厅。”后来真的开会的时候，他们四个人都到了”。然后，公开批斗彭、罗、陆、杨等人的十万人群众大会在吴德的主持下举行，这是全国首次公开揪斗中央一级的“黑帮”，从此开创了在社会上揪斗老干部的先例。
绑架彭真是叶向真派红卫兵的自发行为。
此事包括叶向真及很多人后来都把责任推到江青身上，其实跟江青丁点儿关系没有。作者范世涛在《红卫兵抓走彭真》一文中根据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一位教师当年的日记进行了论证分析。该日记记录的过程是：
1966年11月29日，红卫兵到叶楚梅（叶剑英之女）家开会研究斗争陆定一的问题，其中包括中央戏剧学院叶向真、北京电影学院彭宁（老红军彭加伦之子，导演系61级）、中央音乐学院刘诗昆，首都三司召集人、北京地质学院的红卫兵领袖朱成昭等人。
中戏、北影、音乐学院和中央乐团原归文化部管辖，这几个单位红卫兵此前活动的重点在文化部。而江青在头一天的讲话指出了“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和旧文化部相互勾结”，为什么不把批斗“黑帮”与破“三旧”结合起来呢？为什么不找更“大个的”呢？虽然陆定一比 周扬的“个头”更大，但彭真不是更大的目标吗？顺着这样的思路，当有人从游斗陆定一的汽车问题跳到批斗彭真问题时，与会者均热情响应。在红卫兵中有很大影响的朱成昭也拍板同意。
彭真当时在家中隔离反省，警卫严密，怎样把彭真弄出来呢？红卫兵们进行了严密的策划。12月1日他们确定，行动由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和中央乐团四个单位参加。当天叶向真在戏剧学院传达，刘诗昆去音乐学院做了传达；12月2日早晨叶向真找电影学院的彭宁讲话，彭宁随后告知杨韬，要抓大头，揪彭真，说他是海瑞式人物，同日晚有人去摸彭真的住址，研究具体抓法。
12月3日晚是最后的布置会。叶向真主持会议，她讲了为何要抓彭真，并说已经与戚本禹通过电话；彭宁赞成叶的发言，并宣布了抓人名单，其中包括彭真、林默涵；大家研究了“黑帮”抓来后住什么地方，陈立提出住中央乐团；大家还商定了游斗路线，决定各单位在农业展览馆集合，随后沿东西长安街过天安门游街；朱明宣布，四个单位的头头担任尖刀班、警戒等任务，刘诗昆、彭宁负责相关宣传；行动总指挥是郑国喜、叶向真、孙增华。另据《日记》记载，北京电影学院参与策划的红卫兵有彭宁、孙增华、孔都、朱喜年、张泽宇，参加此事者有钱学格、滕文骥、丁荫楠、杨韬、司徒，现场指挥有吕英亮、孙英、崔雁敏、刘建革、何玲（俞家熙）、张克敏、李国基、曲？？（看不清楚）
从《日记》来看，有关江青的牵涉只有11月份讲话中提及“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和旧文化部相互勾结”，这种政治性的讲话观点早在文革开始前就已经普及，显然与绑架彭真没有直接关系。
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的涉及只有叶向真在行动前电话问过戚本禹，而戚本禹当时的回答是：“你们看着办”这种既不明确阻止，也不明确支持的态度显然与 “下了指 令”、“指使”、“操纵”或“策动”并非是一回事。其它方面没有中央文革成员支持的信息。在清查“5·16分 子”运动中审查彭宁（参与策划绑架彭真者）交待与戚本禹（此时已作为五一六分子被抓）的七次接触中，自1966年9月直到12月4日行动，均没有与戚本禹联系的交待。第一次接触是9月26日，其它六次均在12月4日之后。所谓的电话问过戚本禹显然是说谎。
从时间上看，叶向真等人策划绑架彭真是11月29日在叶楚梅家的会议本来商量的是游斗陆定一问题，而非抓彭真的问题即兴谈到。显然抓彭真并非是受谁指使，而是叶向真等红卫兵主动发起的。
吴德口述表明批斗大会的决策者是周恩来。
（吴德口述，朱元石整理《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中吴德是这样表述这件事的：周总理让我去和造反派商量，由各个造反组织联合起来召开批斗大会。说通朱成昭、韩爱晶，又找戏剧学院的造反派。经他们反复商量，决定联合开大会，先由地质学院东方红主持，然后是戏剧学院的造反派主持。
就这样，一次四单位红卫兵的突然袭击行动，在中央的支持和帮助下，发展为1966年12月12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誓死保卫毛主席，斗争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誓师大会”。这次大会有12万人参加，姚文元、吴德出席会议，一批所谓“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揪至会上接受批斗， 彭宁做了大会发言。吴德代表北京新市委讲话中说：“完全支持革命左派团结广大革命群众向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猛烈开火的英雄行为”。所谓“英雄行为”，自然包括四单位红卫兵突破警戒抓走彭真的行动，也包括他们同意与其他单位联合召开大会。
这段话表明批斗大会是周恩来安排吴德举行的，叶向真绑架彭真事先并不知情。在绑架彭真的事发当天，周恩来三次接见了相关单位的红卫兵。三次接见的主要内容是：1、批评这事事先未向中央打招呼，中央被动，中央召开了紧急会议，要求积极与卫戍区配合；2、支持大家的革命行动；3、 指示中央由汪东兴、吴德、戚本禹、周荣鑫负责。
周恩来总理对叶向真、彭宁等红卫兵说，“仅五分钟就解决问题了，干得漂亮。你们把警备司令部都给瞒过了。”（1966年12月4日周总理接见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乐团四单位三司所属红卫兵组织代表的谈话纪要，载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斗争生活》编辑部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1967年2月）
周恩来后来也反悔了，在几年后的1970年1月24日接见中央直属系统文化部学部教育部等单位的军宣传队代表时讲话中说：“冲机要局，抢档案，戚本禹与叶向真他们是合谋，后台是杨成武。街上扫四旧，叶向真靠他父亲的关系，首先冲军事科学院，他们采取的是绑架的方法。戏剧学院的叶向真，她说是造反派。她们第二件事比较严重的，六六年底她们搞突然袭击，将彭罗陆杨和文化部的一些人，让他们游街。我们打电话问戚本禹是谁抢走的。他说可能是叶向真，我们打听打听。不到五分钟，他说是叶向真。后来把叶向真叫来，她说：人在中央乐团一间大屋子里，第二天就要游行。这样全城会轰动，对我们不利，非搞过头不可。后经卫戍区把他们接过来。这样一件事，我们不允许。反动的，这样做超过了武斗，变成了绑架。后来很多地方跟着搞起来了，部队冲派也搞这一套。”
叶向真和刘诗昆的被关押事出有因。
叶向真倒下的始作蛹者是戚本禹。1967年4月，戚本禹在首都艺术院校的一次会上说：“叶向真是个坏人！”叶向真随即被“造反派”专政。
叶向真被逮捕是在1967年7月，已经落威的叶向真和朱成昭到了广州。周恩来派公安部副部长于桑赶到广州将他们抓回北京，并予隔离审查。理由是二人“偷了地质部的国家机密，企图偷越国境”。随后，叶向真、朱成昭被打成“叶朱反革命集团”，，关进了北京的功德林监狱。开始了长达3年的牢狱生涯。
释放叶向真是毛泽东。据叶向真讲：“九一三事件”后，父亲重新主持军委工作。周恩来总理向毛泽东说：“叶帅一个女儿还在监狱里关着，就是延安出生的那个……”毛泽东说：“一个孩子关她做什么！”由于周总理的提醒，1970年我终于重获自由。
叶向真出狱后学医，并在解放军301总院当了七年军医，并与朱成昭分道扬骠。而且此后再也不喊江青为“江青妈妈”了，而是改叫“江青同志”。
朱成昭于１９７５年下农场劳动，１９８０年平反。后来在上海办过公司和经商皆未成功，1998年9月因心脏病辞世，时年57岁。
叶向真文革中是伏势欺人。
按照叶向真的说法，叶剑英当年以手击桌折断了手指和叶家子女被抓是与江青争吵。其实这次争吵的对像是时任中央军委文革组长的徐向前，因为萧华和杨成武的问题而起。叶向真的倒下和被抓主要是绑架彭真和企图外逃。
关于叶向真的丈夫刘诗昆，普遍描术为“在“文革”时期,刘诗昆的手臂被红卫兵用军用皮带铜扣打成骨裂,身陷囹圄5年,并且被迫离婚。后经毛主席的过问,才结束牢狱生活。”至于他为何被红卫兵打，又为什么身陷囹圄，连他自己从来都不讲。事实上包括文化大革命的各种人，没有无缘无故的整人或被整。文革中曾有一份 “关于刘诗昆导演的《上揪下扫》的调查报告 ”(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央音乐学院《北京公社》· 1967年5-6月)。在当时所谓的上揪指的是“把矛头直接指向刘、邓黑司令部，直接指向刘、邓、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下扫”就是“痛打及横扫其党羽喽啰”。
从当时红卫兵派性上分析，当时存在着对立一两派，一派以“一司”、“二司”及“西纠”和后来的“联动”为标志的保工作组保老干部派，另一派以“三司”为代表的造反派。而朱成昭、叶向真、刘诗昆正是“三司”造反派，是批斗刘邓陶的最力者，他们的“上揪下扫”过火行为才是最终被中央文革抛弃并关押的主要原因。从时间上看，被关押的“联动”成员正是在1967年4月22日，由周恩来、江青、康生、陈伯达等带着毛泽东的指示把他们释放。发生在同一时间里的一抓一放说明了什么？
按刘诗昆文革后的说法，是在自己被点名批判后对叶向真说：“我已经被定性为反革命了，你还没有被点名，我们离婚吧，这样才不会牵连到你，也许还能保住叶帅。”其实从时间上分析，刘诗昆和叶向真都是1967年4月被定为“坏人”，也是这时候提出离婚，而且叶向真与朱成昭相识于1966年9月，此时两人打的火热已经公开化。所谓的为了不牵联叶家而离婚值得怀疑。
叶向真这位帅府千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如其说是激进，不如说是仗势欺人，或者说借机起事。没有叶剑英在罗瑞卿和贺龙倒台后的上位，借她几个胆子也不敢绑架彭真。事实上包括她的丈夫刘诗昆和“朋友”朱成昭之所以成为反“刘邓陶”的先锋并站在“联动”等保皇派红卫兵的对立面，与叶剑英在当时的地位是分不开的。正是因为她们的有峙无恐和过火行为，才被包括中央文革在内的中央抛弃并拘押。
像许多文革经历者一样，无论是叶向真还是刘诗昆，都不能直面自己的个人文革史，也缺乏自省精神和谦卑忏悔。他们把整人的责任推到别人身上，把自己的被整当作冤屈。既表现出一副“青春无悔”的大义凛然，又想尽可能地漂白自己，从而造出一个一贯正确的历史。
事实上包括叶向真等人在内，他们在文革这个社会大潮中的活动对错只能是站在不同的立场角度上解读，但遮蔽真相或者选择性记忆并不可取。终究历史是无法改变的事实，有些问题只能越描越黑。2014.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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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5-12 03: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