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永兴：“王、关、戚”与《红旗》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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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关、戚”与《红旗》杂志

杨永兴


　　提起“王、关、戚”,年龄小的可能不知道,但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那一代人,对他们却是记忆深刻。他们分别是王力、关锋和戚本禹。他们的成名,与当时中共中央主办的一份政治理论性刊物——《红旗》杂志有着密切的联系。
　　
　　文革时期是《红旗》的辉煌时期,尤其是文革初期,一篇《红旗》杂志的社论、编辑部文章或评论员文章,就可能改变当时政治的风向。而当时的《红旗》,虽然仍由陈伯达担任总编辑,但实际上主持工作的却是王力、关锋和戚本禹3个副总编辑。他们3人在没有进入《红旗》杂志社之前,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在进入《红旗》之后却都成为当时政治上的“名人”,而且都被定为“中央文革小组”组员,备受毛泽东的赏识和器重,成为中共中央的“秀才”,毛泽东的“笔杆子”。从这一层面上,我们可以说《红旗》杂志为他们3人提供了一个很大的、“大有作为”的政治平台,他们是《红旗》的“宠儿”,《红旗》的“红人”,“《红旗》之星”。
　　
　　一
　　
　　他们3人当中,王力在《红旗》的资历要比关锋早,而关锋又比戚本禹早。王力是《红旗》杂志创刊时毛泽东亲自选定的第一任编委,对此他颇为自豪和得意,称编委名单是“毛主席一个一个拟定的”。
　　王力是江苏淮安县人,原名王光宾,早期曾用笔名“王力”,写了一本描述农村土地问题的小说《晴天》,“各根据地都翻印了这本书,毛主席也看到了”,得到了毛泽东和康生的赏识。而据王力自称,他“直接接触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是从1957年开始的”,“在1957年写了几篇重要的文章,受到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欣赏”,还“参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那篇文章的整理和发表的工作”,“1958年创办《红旗》杂志,毛主席同王稼祥等同志商定要王力参加创办《红旗》,作为主管国际问题的编委”。
　　王力还说,“后来(引者注:担任《红旗》杂志编委后)实际上我的工作既不在中联部,也不在《红旗》,而是钓鱼台。钓鱼台盖起来不久,就开了一个八号楼住秀才班子。毛泽东、常委、书记处直接抓这个班子,为他们起草国际国内的重要文件”。“这个班子是从同苏联打交道开始。赫鲁晓夫变脸了,毛泽东抵制了他的‘对表’。中国要独立自主,决不能屈从苏联的指挥棒。这场斗争已经不可避免。钓鱼台是1959年盖起来的。1960年2月,我跟康生去莫斯科参加华沙条约国会议。因为王稼祥病了,康生是临时决定去的。这是中苏第一次公开冲突。接着就是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我是十下莫斯科,10次跟苏联人打交道,有9次都有康生,康生只有一次裁军会议没有去,10次都有我。”据称,对此,“平日不愿意送字给人的陈伯达,曾亲笔给王力写过一副对子:‘十下莫斯科,稳坐钓鱼台’。”而且从1960年起,王力就被授命可以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1963年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1964年起又被授命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对于王力能够在不是很长的时间内就得到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的重用,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种是认为王力的受重用“全赖康生的提拔和举荐”;另一种则是王力全然否定第一种说法。对于王力的辩驳,个中缘由是复杂的。除了王力自己的才干和相当强的政治头脑外,时运也是非常重要的。毕竟因为一篇文章得到最高领导人赏识而受到重用的“笔杆子”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但是反过来,如果没有某位领导人的推荐,要想在短时间内就“出名”,也是比较困难的。
　　
　　担任《红旗》编委后的王力,在《红旗》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国际问题的评论文章,其中以他和乔冠华、姚溱联合署名“于兆力”的文章居多。“于”指的是乔冠华,“乔冠华过去在重庆时用过笔名‘于怀’”,“‘兆’则是‘姚’的偏旁(引者注:应为左边),三人的姓名合成了‘于兆力’”。李连庆在为乔冠华写的传记《外交英才乔冠华》中写道:“50年代末,中共机关刊物《红旗》杂志应毛泽东倡议问世。该刊的国际述评初时就由乔冠华参与执笔,署名‘于兆力’。……‘于兆力’的文章曾受到国际、国内的广泛重视。美国国务院曾把‘于兆力’的重要文章编印成蓝皮书,其权威性可见一斑。”至于署名“于兆力”的文章究竟是谁写得比较多,叶永烈在其著作中指出:“三人只合作写了一篇。此后署‘于兆力’的文章,是王力一人写的”,王力也称主要是自己写的,而李连庆在为乔冠华写的传记中也只提到初时“由乔冠华参与执笔”。另外在《姚溱纪念文集》中,也仅收录了一篇署名“于兆力”的文章《古巴人民抗美爱国斗争胜利的伟大意义》,可见,王力的“贡献”可能更多一些。
　　作为钓鱼台写作班子成员之一,王力还参与起草了一系列论战文章(包括中苏论战期间的“九评”)和中共领导人的报告、文件。王力说,“引起苏共抗议的3篇文章,主要是《列宁主义万岁》。《列宁主义万岁》是陈伯达主稿,我和朱庭光协助的”;“1963年4月开始在杭州起草‘二十五条’(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建议),是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的,协助主席的有陈伯达、王力、范若愚”;“赫鲁晓夫下台后我们发表一篇文章:《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这篇文章是我写的,那时写国际文章主要是我,秀才班子已没有了”。他还强调,“毛主席和其他常委和书记处的同志经常直接布置王力的工作。过去搞人民公社六十条,一搞就是半年。以后还参加搞工业七十条”,“还到杭州参加协助毛主席起草农村十条(即‘前十条’)。以后又协助毛主席起草二十三条”;“此外,周总理的每次重要报告,包括政府工作报告,王力也都参加起草”。王力以上所提到的文章都相继在《红旗》杂志上发表。
　　但是,使王力在中共领导最高层里真正出名的,却是由他执笔的以林彪的名义发表的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据称,当时中共中央“让康生当这篇文章的组织者和审稿人”,“康生在选执笔人时,选择了王力”。文章发表在1965年9月3日《红旗》第19期,其重要性在于它首次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的国际意义”这一概念,强调毛泽东思想具有普遍的国际指导意义。文章称:“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战争的理论,经过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的检验,证明是符合人民战争的客观规律,是无往而不胜的。它不仅适用于中国,而且是对世界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革命斗争的伟大贡献”; “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对于今天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更是突出地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战争的理论,不但是中国革命的产物,而且带有时代的特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新经验不断证明,毛泽东思想是世界革命人民的共同财富。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的国际意义。”此文得到毛泽东和林彪的赏识:在文章修改过程中,林彪就“让康生约王力到他住的地方来面谈一次”,“林彪亲自接见了他,与他谈了很长时间”,在“问了王力的一些基本情况后说,你的文章写得很好,你要继续努力,好好工作”。文章发表后,毛泽东“对文章中提到的一些新观点赞赏有加”,“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很深刻,文笔也很活泼,是一篇好文章”。
　　就这样,一篇文章使王力再次成为《红旗》的“宠儿”,不久就担任了《红旗》副总编辑,“文化大革命”中又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组员之一。

　　二
　　
　　而《红旗》的另两位“明星”:关锋和戚本禹,同样也是因为自己的文章得到中共中央最高层特别是毛泽东的赞赏而一举成名的。
　　关锋,原名周玉峰,又名秀山,1919年7月生于山东庆云县,为此“他的杂文曾常用‘庆云’为笔名”。1933年加入共产党,1938年担任中共山东乐陵县委书记,由于党的工作的需要,1939年改名为关锋,“‘锋’字源于他的原名玉‘峰’”。1944年被调往中共山东分局渤海区任教育科长, 后得到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兼渤海区委书记康生的赏识,1950年担任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理论处处长,两年后调任山东政治学校校长,1955年担任中央党校第四中级党校副校长,1956年被借调北京,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就这样,关锋从地方到了中央,迈出了他的人生“辉煌”的关键一步。在随后的反右派运动中,关锋表现得尤为积极,不仅“搜集、整理出了右派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材料,及时上报给中央领导人参阅”,而且还“在研究、分析右派言论的基础上撰写反击右派的文章”,“与姚文元、王力一起,一时成了‘左派新秀’”。就是这样一个“左派新秀”,在《红旗》刚创刊就被调入该杂志社工作。
　　对于关锋在《红旗》杂志社工作的情况,霞飞在文章中写道:“1958年6月1日,中央创办《红旗》杂志。关锋被调到红旗杂志社,编辑专供毛泽东参阅的《思想理论动态》。关锋对他所干的这个工作是十分认真的。他编此刊时,搞的材料、写的文章,分析问题深入浅出,笔法也活,深受毛泽东的重视。主管《红旗》杂志的陈伯达,也对关锋十分赏识,有意提拔他。不久(引者注:半年后),关锋被任命为《红旗》杂志的编委。这在当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职务,中央一些高级别、理论水平较高的人才能担任此职,编委主任是邓小平兼任的,而陈伯达也是《红旗》杂志的编委负责人之一。”
　　而叶永烈在采访关锋问及他是怎样引起毛泽东注意、得到毛泽东垂青这一问题时,关锋称,“那是连他自己都未曾想到的”,“那时,关锋常喜欢写点杂文、杂谈之类,发表在《光明日报》上。有一回,关锋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向》一文,文末提及‘中国哲学史应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进行’。不料,每日翻阅各报的毛泽东,竟很仔细看了此文,毛泽东为关锋的文章写下一段批示。由此,关锋声誉鹊起”。“不久,关锋出任《红旗》常务编委”,并担任《红旗》哲史组组长。其间,关锋在《红旗》上也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如《抓住时代的精神》(1958年第12期)、《论对立面的同一》(1960年第15期)、《调查研究的态度》(1961年第5期)、《真理的全面型》(1961年第21、22合期)、《利害篇》(1962年第13 期)、《哲学研究要面向当前革命斗争》(1964年第4期)、《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一切——读王杰同志的日记》(1965年第12期)等。
　　相比之下,戚本禹进入《红旗》要远远晚于王力和关锋,1965年下半年他才被调入《红旗》担任历史组组长,但是“据关锋说,‘王、关、戚’ 实际上应是‘戚、王、关’。戚本禹虽是3人中职务最低,资历最浅,但是,他担任了毛泽东、江青的秘书。当时,就连陈伯达、康生要见毛泽东,都要通过戚本禹”,可见戚本禹的确是一个不容小看的人物。当然,戚的发迹同毛泽东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戚本禹,祖籍山东威海,1931年出生于上海,“在上海读了小学、中学,直至高中”,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被选入中南海做机要工作”,后“到中央团校去学习”,“因为他文笔很好,在中央团校学习结束后,他被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看中,选他当自己的助手,做资料整理工作。后来,田家英又推荐他去了中央办公厅信访办公室任科长”。1957年、1958年间中南海发生的“八司马事件”,使毛泽东知道了戚本禹这个人。
　　所谓“八司马事件”,指的就是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室整风运动期间,林克、戚本禹等8位年轻干部“向上级反映了中央政治秘书室存在的一些问题, 引起了当时中央办公厅和中央政治秘书室领导人的不满”。戚本禹曾回忆说,“当时许多中央领导人都认为青年人批评中央办公厅领导是反党,唯有毛泽东说,青年人可以批评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如果这就叫反党,那么我也反党,我愿意同他们一起挨板子”。对此,容全堂在《中南海“黑旗事件”》一文中辩证到,戚本禹等8 人对中央办公厅秘书室负责人何载的批评,“不仅无限上纲上线,而且坚持要把何载定为右派分子”,说何载是“‘黑旗’代表人物”,在1958年4月召开的秘书室工作人员会议上,他们“不承认错误,认为领导上压制批评,反对‘左派’,扶助右派”。但是毛泽东的立场却是站在戚的一边,他在3月成都会议期间得知此事后,说:“想不到我的身边也发生了新的‘八司马事件’。唐肃宗时期,柳宗元、刘禹锡、王叔文等8个人实行变法改革,受到了大地主、大官僚的打击,被罢官、撤职,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八司马事件’。戚本禹这些人因为对中央办公厅和政治秘书室领导人的右倾错误有看法,提了一些批评,就要把人家打成‘反党’,简直是岂有此理!依我看,中直党委应该撤销,政治秘书室也要撤销,真正受到处分的不是林克、戚本禹这些人,而是整他们的人!”
　　1962年戚本禹又一次因给领导提意见而“挨整”,这次又是毛泽东授意田家英负责细查,“经查,戚本禹确实是冤枉的”。
　　1963年,戚本禹发表在《历史研究》第4期的一篇题为《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商榷》的文章,再次引起毛泽东的关注。戚本禹在文章中不但“提出了否定李秀成的观点”,而且还“把太平天国著名将领李秀成说成是太平天国的叛徒”。戚的这一观点遭到当时学术界的反对和批评。但是,毛泽东看后,却“表示赞成戚本禹的观点,并在文章旁边批了16个字否定李秀成:‘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对此,徐思彦在其文章《从戚本禹批李秀成说起》中提到,“江青代表毛泽东约见戚本禹。她对戚本禹说:你的文章写得很好,主席看了,表扬了你,说你给党立了一功。因为你的文章里提到了叛徒问题,主席认为党内叛徒问题长期以来没有解决,你的文章提出了这个问题,所以主席表扬了你。你要继续写下去,写完以后,你可以请教康 (生)老在钓鱼台九评的班子,他们会给你出主意。”此后,戚本禹接连写了一系列批判李秀成的文章,紧紧抓住叛徒这一问题,上纲上线,而他本人也就此“出名”,得到毛泽东的赏识和重用,随之就被调入《红旗》担任历史组组长。
　　1965年12月6日,戚本禹在《红旗》第13期发表了《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以不点名的方式批判了翦伯赞的“历史主义”,成为《红旗》响应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第一篇文章。对此,毛泽东12月21日在杭州同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5人的谈话中曾提到,“戚本禹的文章写得好,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好处是点了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三
　　
　　1966年后,王力、关锋和戚本禹相继成为《红旗》副总编辑、“中央文革小组”的组员,开始踏入他们人生的最高点。陶铸、刘志坚被打倒后,王力被任命为中央宣传组组长,关锋成为总政副主任、“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并受林彪委托兼管《解放军报》,而戚本禹则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还担任毛泽东、江青的秘书。他们3人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后发表了一系列批判文章,为文革的发动和开展作了大量的舆论宣传。
　　 　　1966年3月24日,戚本禹等3人在《红旗》第4期发表了点名批判文章《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4月5日,关锋、林杰两人在《红旗》第5 期发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一文。5月11日,戚本禹又在《红旗》第7期发表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10月1日,《红旗》第13期发表由陈伯达、王力和关锋起草的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第一次公开提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概念,首次公开号召“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2月13日,《红旗》第15期又刊登了王力等3人合写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戚本禹等3人写的《反共知识分子翦伯赞的真面目》两篇文章。
　　1967年1月16日,《红旗》第2期发表了一篇由王力和关锋起草的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该文是根据毛泽东关于夺权的讲话写成的,“是第一次公开号召夺权的文章”。它不仅介绍了上海夺权的经验,还主张将其推向全国,号召全国向上海学习。它标志着文革开始进入“全面夺权”阶段。
　　2月3日,《红旗》第3期再次发表了由王力和关锋起草的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将“全面夺权”斗争进一步纲领化、系统化。该社论是王力、关锋按照毛泽东关于“光有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不够,光号召夺权还不够,还要有纲领性的东西”这一指示写成的。王力称,“这篇文章很重要,不能仅仅看成一篇文章,而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史上一个转折点,一个新阶段,是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是决定性的纲领性的文件”。社论在肯定上海夺权的基础上,规定了夺权的性质和目标,并列举了一系列有关夺权的经验,其中包括“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重视革命干部在夺权斗争中的作用”、“打碎旧东西,创立新形式”以及“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等。另外,社论还提到了在夺权过程中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组织形式。
　　而3月30日《红旗》第5期发表的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则正式拉开了“打倒刘少奇”的序幕。戚文借批判影片《清宫秘史》,首次在中共中央报刊上公开批判所谓“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文革中独有的不点名却人所共知的方式对刘少奇展开了一系列的攻击,它标志着文革进入了新一轮的“革命大批判”、“斗、批、改”阶段。王力称:“文章是毛主席直接要戚本禹写的,没有拿到中央文革。当时我主管宣传,没同我商量。毛主席定了以后才交给我广播的。”
　　可见,1967年上半年是王力、关锋和戚本禹3人的最辉煌时期,但是下半年发生的“王、关、戚事件”却使他们的人生由顶点降到底点,受到 “隔离审查”,政治生命也随之结束。而“王、关、戚”事件的发生,使《红旗》在1967年11月23日第16期到1968年7月1日第1期,这7个月期间没有发表任何文章,实际上已经处于停刊的状况,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王、关、戚”与《红旗》的关系非同一般。


《文史精华》200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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