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人民日报社被“夺权”的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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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社被“夺权”的前夜

钱江


　　1966年5月18日凌晨,曾任人民日报社社长的邓拓拼将一死,与已经来临的“文革”抗争。这个消息在人民日报社悄悄传开后,人们都极为震惊。但是,邓拓之死没有使“文革”恶浪有丝毫收敛,这个“潘多拉盒子”已经被打开了。
　　
　　陈伯达煽动要“揭竿而起”
　　
　　就在邓拓愤然辞世的同一天(5月18日)下午,陈伯达找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王揖谈话。陈首先向王揖询问:外界已经对人民日报社有许多批评了,报社内部的反响如何?陈伯达强调,外边对你们人民日报社已经有了一点压力了,但你们内部没有动,还是一潭死水。
　　王揖说:编辑部同志感到很沉重。
　　陈伯达说:有什么沉重呢?沉重,又不动?你们要内外夹攻,要学陈胜、吴广。陈伯达在短短的谈话中,至少两次谈到,要“学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揭竿而起”就是“造反”,造谁的反呢?王揖理解,这是指要造总编辑吴冷西的“反”。
　　陈伯达追问王揖:你们副总编辑中有没有不同意见?你批评过吴冷西没有?陈伯达还说了这样一句话:“国际反修斗争,容易接受。国内、党内的反修,反到自己身边来了,往往下不得手。”
　　陈伯达的谈话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征兆。从性格特点上看,陈伯达是一个非常胆小的人,如果不是摸清了领袖的底牌或是得到授意,他绝对不敢发出这样的信号。
　　王揖和陈伯达早年在延安相识,听了陈伯达的话大吃一惊。5月19日上午,他找到副总编辑胡绩伟,激动地说:我参加革命二十几年来没有当过叛徒,对党忠诚,现在也是一点私心杂念也没有,如果有一点就是背叛。
　　胡绩伟一听非常诧异,问:你怎么说这些话?
　　王揖告诉胡绩伟,陈伯达找他去谈过话了,但是他不能说谈话的具体内容。从自己的感觉来说,现在他认为报社应该革命,要“学陈胜、吴广,揭竿而起”。
　　胡绩伟大惊,问道:起来革谁的命?
　　王揖回答:这个不能说,你要仔细体会。
　　胡绩伟追问陈伯达究竟说了些什么,而且不愿意相信王揖说的是真的。他认为,吴冷西一倒,人民日报社的副总编辑们肯定在劫难逃。
　　王揖坚持不肯说,两人不欢而散。
　　
　　围绕吴冷西展开的话题
　　
　　胡绩伟是1965年春天去北京郊区房山县五侯公社搞“四清”运动的,已经搞了差不多一年。1966年5月5日,《人民日报》转载《解放军报》社论出了大事,吴冷西吩咐秘书室打电话要胡绩伟立即回报社,并且派车把他接了回来。胡绩伟以比较“局外人”的身份,开始处理乱成一团的社务。
　　王揖找胡绩伟谈话的当天(5月19日)下午,人民日报社召开编委扩大会议,总编辑吴冷西传达了《五一六通知》的产生和修改过程。他说,“文化大革命”是当前的中心,要集中力量进行宣传。吴冷西告诉大家,要再开一次编委扩大会议,自己作检查。
　　作为老资格的干部,王揖看出形势相当险恶:吴冷西处在非常危险的境地,弄不好,人民日报社的副总编辑们也会被牵连进去,而现在大部分编委成员还都支持着吴冷西,就使形势更加险峻。
　　当天晚上,思前想后,王揖怎么也睡不着。20日凌晨2时许,他给胡绩伟打电话,表示经过深思,要向他转告陈伯达谈话的全部内容。
　　20日上午11时,王揖找到胡绩伟,说:陈伯达认为现在的人民日报社一潭死水,按兵不动,应该“学陈胜、吴广,揭竿而起”,起来革命。
　　王揖告诉胡绩伟,谈话的时候王力也在。王力说,不仅要清算邓拓在人民日报社的“阴魂”,更要清算吴冷西的“阳魂”。
　　下午,胡绩伟召集编委成员陈浚、安岗、潘非、肖航、王泽民开会,通报了上午王揖说的情况。听者非常紧张,纷纷议论说吴冷西可能已经犯下严重错误,他的错误就是报社的错误。
　　
　　陈伯达点名批评吴冷西
　　
　　5月21日,人民日报社举行编委扩大会议,吴冷西作了检讨。他在一开始就对与会者说:“在这次批评吴晗的斗争中,我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首先,在《文汇报》发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后,我并没有把它看做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的开始,甚至认为这是一般的学术讨论。”
　　吴冷西说,他在两个问题上存在思想抵触。一是认为姚文联系“单干风”、“翻案风”等来批判,说服力不够。另一个原因,是他认为连同《海瑞骂皇帝》等戏一起批判的话,会牵连到《人民日报》和胡乔木。
　　吴冷西在检讨中违心地批判了彭真,说自己“特别感到沉重的是,对彭这样的阴谋家,一直未识破。对他拉拢我警惕性很差,存在着成为彭的反党工具的危险”。
　　然而,吴冷西此时的检查已经挽救不了自己在“文革”风暴中的政治命运了。
　　5月23日,陈伯达召集首都各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再次严厉批评吴冷西。一开始,陈伯达的语气还缓和,他对吴冷西说:“你啊,千虑一失,但是往往失的这一点很重要。千虑一失,就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陈伯达说:“《人民日报》对《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不服气是不好的,是政治问题。你不挂帅,别人挂帅,应该表示欢迎。”
　　陈伯达冲着吴冷西说:“看来你的思想堡垒不易攻破,总有个鬼在脑子里没有挖出来,有个根子没有挖出来。要发动群众才能解决问题,不能把问题包起来。要割脑袋,也就是换灵魂,把旧灵魂挖出来,换上新灵魂,不换脑袋,就连人也要换掉。”接着,陈伯达宣布,从现在起,解除吴冷西对首都各报的领导权。
　　吴冷西沉默了,知道再说什么都已经无济于事。
　　倒是胡绩伟还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他在随后主持召开的《人民日报》编委会议上讲了一段话,为吴冷西打气:“当我们这只船在大风大浪中,我们千万要沉着,不然会翻船。特别希望我们的掌舵人冷西同志要沉着。既要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又要沉着。工作千万不能急,但是千万不能拖。工作还要适当安排。”
　　1966年5月24日下午,人民日报社召开全体党员干部大会,吴冷西作了长篇检查,检讨自己从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起,“一直到现在,《人民日报》这里面所犯的错误……主要是我的错误”。吴冷西在这个检查中主要是想摆脱和彭真的关系,结果越说越说不明白。
　　吴冷西检查之后,常务副总编辑胡绩伟走到前台讲话,心情十分沉重。他说:
　　现在,编辑部处于比较乱的情况下,由于编委会吴冷西同志说的,在这个时候他自己章法乱了,在这场斗争中犯了错误以后,并没有很深刻地认识自己的错误,勇敢地起来改正自己的错误,戴罪立功,把工作做好,反而在严重斗争面前自己失掉了章法,使得编委会在相当程度上失去领导力量,因此编辑部同志们很焦急,有力气无处使,结果越焦急越乱,越犯错误……
　　《人民日报》的错误,我们大家都有份,但最主要是冷西同志,因为中央委托他来领导人民日报社。现在,中央还没撤他的职,中央、伯达同志还这样鼓励他,勉励他,关键在他能够深刻认识错误,勇敢地改正错误,戴罪立功。
　　胡绩伟仍然对吴冷西寄予希望,要求全体人员支持吴冷西。他说:“中央同志、钓鱼台同志一直感到冷西检讨不深刻。认识错误一不深刻,改正错误勇气就不足,今天听他的检讨也有这个感觉。这就要大家帮助冷西同志革命,真正革掉资产阶级思想。现在《人民日报》一切问题的关键就是大家起来革命,来帮助冷西同志革命,这是最主要的关键。要动员报社全体同志都来帮助冷西同志革命。”
　　说到这里,胡绩伟说了一句在当时很有名、随后大有争议也叫自己吃了苦头的话。他说,吴冷西在人民日报社仍然具有核心地位,“只要他这一杆旗帜站起来,编委会和编辑部其他问题就好办”。此话一出,给大家的印象非常深刻。后来批判胡绩伟的时候,这句话就成了他“保旗派”的铁证,批了个没完没了。

　　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人民日报社派出工作组
　　
　　1966年5月29日,鉴于北京大学已经出现了聂元梓等7人署名的大字报和毛泽东对《人民日报》的严重不满,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开碰头会研究,决定由陈伯达率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接管那里的领导。商定后,周恩来当场拿起电话请示在杭州的毛泽东,马上获得同意。实际上,刘、周、邓事先已经看出这正是毛泽东所期待的,打这个电话主要起“确认”的作用。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希望将“确认”一事留在历史的档案里。第二天,刘少奇起草了向毛泽东的请示信,并和周恩来、邓小平联署。信中说:“两个月来,《人民日报》的威信大大下降,对党和国家造成不利影响。由于报社编委会不能改变现在的局面,许多人要求中央派工作组去。我们今日开会讨论,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的直接领导下,掌握报纸每天的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在京工作组人员拟于5月31日即进报社工作。吴冷西和其他副总编辑的职务暂时不动。报社内部进行整风,学习文件,也可以继续写大字报,一部分态度较好、愿意积极工作的编辑人员,要集中力量维持每日版面。在报纸版面改观后,再进一步解决内部问题。”
　　信末附有临时工作组在京人员名单,除陈伯达率队外,这些成员是:穆欣(光明日报社总编辑)、钱抵千(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朱悦鹏(解放军报社党委委员、记者处处长)、尚力科(解放军报社党委委员、军事工作宣传处副处长)、杨丁(红旗杂志社)。另从上海抽调2人,名单尚未确定。
　　毛泽东于当天深夜在这份报告上批示:“同意这样做。”
　　这是“文化大革命”中以中共中央名义派出的唯一一个工作组。
　　
　　中央工作组的集结和出发
　　
　　1966年5月31日,对人民日报社来说是个灾难性的日子。早晨,陈伯达在钓鱼台8号楼召集准备进驻人民日报社的工作组成员开会,滔滔不绝地大讲“文化大革命”的意义。陈伯达说,这场“文化大革命”是要从意识形态领域里打垮资产阶级的进攻,把资产阶级夺去的舆论阵地夺回来。“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归根到底就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要夺权,“就要打倒阻挡夺权的各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陈伯达在讲话中鼓吹要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牛鬼蛇神”,彻底打倒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把所谓“专家”、“学者”、“权威”和“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威信扫地”。
　　陈伯达还宣布,下午将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宣布中央工作组进驻的决定。陈伯达说:“办报要抓旗帜,这旗帜就是社论。”他宣布,第二天(即6月1日)要发表一篇旗帜鲜明的社论。陈伯达决定即由钱抵千负责起草初稿,社论的宗旨和基调就是刚才他讲话的精神。陈伯达要求先整理出自己刚才的讲话作为社论内容,当晚改定,第二天见报。
　　当天下午,由邓小平主持,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北京各大报刊、新华社和广播电台负责人会议。陈伯达、康生和中央文革小组部分成员到会。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胡绩伟也参加了。
　　邓小平宣布,经毛主席批准,中共中央决定,派陈伯达带领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他当场宣布了工作组人员名单,并宣布从今天晚上开始,《人民日报》由工作组领导。
　　邓小平解释了向人民日报社派驻工作组的原因。他说,最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民日报》的宣传跟不上中央的步调,许多重大问题都是先由《解放军报》报道的。外电说,现在军队的报纸领导中央的报纸,这是极不正常的情况。
　　邓小平在会议上说,《人民日报》的错误不同于《北京日报》,吴冷西的问题不同于姚溱、许立群。《人民日报》不要把自己置于《北京日报》的位置。他还说:“《人民日报》是有成绩的,当然这主要是中央的领导,但你们也是有份的。”
　　邓小平要吴冷西振作起来,好好抓工作。
　　最后,邓小平要求首都各报都要支持工作组把《人民日报》办好,有好的稿件,要无条件地支援《人民日报》。他说,中央工作组的任务是领导《人民日报》的宣传工作,工作组要把报纸工作做好。“对《人民日报》要内攻外帮。《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光明日报》都应该帮助《人民日报》。”
　　接下来,康生作了将近一小时的长篇讲话。他说,《人民日报》是中央党报,是代表党、代表中央的。去年11月以来,《人民日报》的威信日益下降,编辑部已经处于瘫痪状态。因此,要派工作组进去。
　　康生批评了吴冷西,说他歪曲转达“最高指示”,美化自己。
　　康生除了强调宣传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外,又一次严厉批评《人民日报》删节了《解放军报》的社论。他说,要追问这是何种居心。
　　康生讲话时,全场鸦雀无声。
　　工作组组长陈伯达讲话说,工作组要帮助把《人民日报》办成一个毛泽东思想的报纸。办好报纸的办法有三条:一靠中央的领导,二靠报社全体人员的工作,三靠其他各报的帮助。
　　陈伯达针对邓小平的话说,吴冷西不仅要换脑袋,人也要换掉。
　　会议结束时已是下午5点多了,陈伯达来不及在会议上再多说什么,即率领工作组登车前往王府井的人民日报社。


《党史博览》201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