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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东教授华东师范大学”重读毛泽东“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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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5-5 17:11:4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简介:
2012年1月6、7日,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东亚系张旭东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重读毛泽东”系列讲座。该讲座是华师大“理解中国”工作坊的活动之一,旨在通过重新阅读毛泽东的若干文本,打开对中国革命与现代中国的理解。


2012年1月6、7日,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东亚系张旭东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重读毛泽东”系列讲座。该讲座是华师大“理解中国”工作坊的活动之一,旨在通过重新阅读毛泽东的若干文本,打开对中国革命与现代中国的理解。

张旭东教授选择的三篇文本分别是毛泽东的《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和《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张教授认为,《矛盾论》是毛泽东为思考中国革命的前途所做的哲学准备。1949年以前,毛泽东主要党内的两种思想作风,即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这两种思想作风背后,实际上有着哲学上的理论基础。只顾及经验,即忽视规律,忽视矛盾的普遍性;只固守教条,则忽视了矛盾的特殊性,以及矛盾所蕴含的量变与质变的辨证统一。张教授在此对比了毛泽东与尼采——左派在思想上的最大敌人之一——的观念差异,毛泽东讲“变”,而尼采讲“不变”,也即人们津津乐道的“永恒的复归”。在卢卡奇看来,尼采的“永恒的复归”,实际上是“永恒的剥削”,即资产阶级的哲学观,要求保持现状。

而毛泽东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蕴含着矛盾,都会发生变化,天底下没有不变的事情。张旭东教授特别强调毛泽东关于“质变”的认识,即质变只能由内部产生。这与中国革命的道路息息相关。一个国家的革命不能由外界决定,也无法由外界决定,不论日本或苏联,都无法解决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状况。这不是民族主义,这乃是革命原理自身的要求。但另一方面,毛泽东的矛盾论没有片面地追求中国的特殊性,而是打开了事物的内部矛盾,分析国内各个政治势力的复杂关系,从而认识到共产党人能依靠谁、该反对谁。革命斗争的政治策略,与“形而上”的唯物辩证法,充满了理论与实践的张力。而毛泽东对中国革命中各股势力之间的主要矛盾、次要矛盾、矛盾内部的主要方面、次要方面的分析,在张旭东教授看来,至今仍然有效,后来比较成功的历史著作,例如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都是《矛盾论》中的观点的具体演绎。

毛泽东的理论必须放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语境中去理解,张旭东教授始终强调,要重视毛泽东理论文本中所举的具体例子。但这不等于去挖掘政党内部的所谓历史“秘闻”,否则就是无历史感的历史主义。例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的前提是站在延安的立场上,为根据地、解放区的文艺生活提供基本的文化产品;而该文的对话对象,不是普通读者,而是革命队伍内部的文艺工作者,以及来或没来延安的进步文艺青年,后来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和“不属于”革命队伍的人。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今天我们如何读?张旭东教授抛出若干问题:个人与人民大众相结合的问题,人民大众不是给定的,是被生产出来的。那么群众到底存在吗,存在的前提是可以接受的吗?群众在哪里?个人与群众结合的可能性的问题:单向的改造,还是双向的作用?个人与党的关系是螺丝钉与齿轮,人民被内在化,成为国家的有机部分。怎么做螺丝钉和齿轮,自律性的保证如何发挥作用?党与个人之间的生产关系,谁生产谁?革命内在的活力在哪里,基本细胞如何形成?造血机制何在?文艺生产的具体基础是什么?张教授坦诚,最后这个问题的答案没有找到,未完成,甚至有点儿空洞化。而一旦实体化,则出现了物化、异化,官僚化,也即普遍性的体制问题。

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了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任务,这个新的启蒙运动高于传统意义上的启蒙。毛所说的“普及与提高”,已经不再是知识分子去启蒙大众,而是用工农兵自己的东西提高——新人和新文化自我创造,阶级用自身的政治、文艺构想新的社会出现的可能性。文艺是小政治,政治是大文艺。提高的基础是什么?——有待生成的东西,自己为自己不断奠定的基础。革命“新人”意味着新的物质生活和新的文化生活。在这个新的文化运动中,被启蒙者对自己进行启蒙。所谓“文艺服务于人民大众、服务于党”,实际上是一个互相提高的过程,而不是现在人们所臆想的、被政治压抑掉的文艺。

文艺工作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是情感。而《讲话》提出以后,对个人情感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文艺的个人性不再是不言自明的东西,张旭东教授引用毛泽东的话:“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另一方面,个人的内部情感世界不再优先于“外部的”政治,相反,两者以某种中介的形式打通。阶级社会中的阶级不是抽象的,文艺也就没有抽象。

张旭东教授认为,《新民主主义论》的任务有两个,一是解释为什么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二是分析革命的性质。两者论述的根据都是中国的国情。首先,俄国十月革命改变了世界史的性质,从此,由于有了苏联,世界各地区的左翼革命运动都不再是民族国家内部的政权更替问题,而是在客观上归属于世界革命这一总体格局的一部分。具体到中国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新民主主义,从性质上讲,是一个过渡时期。张旭东教授将其与“改革开放”并列,两者都具有不确定性,“改革”本身不具有规定性。改什么革,需要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不断地反思发展方向。但有一个不变的思考立场,即始终为中国革命的总体目标考虑。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哲学,始终保持着在地思考,而非从理论到理论的经院哲学。如何在哲学和政治理论的层面上把握、吸收和运用毛泽东思想,这仍然是对当今新左派的一个挑战。

(本文为发言综述,未经张旭东教授本人审阅)

http://www.wengewang.org/read.php?tid=35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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