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嘉口述：关于《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的发布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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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的发布经过


朱永嘉口述 金光耀整理


　　1967年1月上旬，处于“文革”高潮中的上海出现过两份重要的文件，即《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这两份文件的起草我都与闻，后一份文件还是由我最后定稿的。作为一个亲历者，我谈谈这两份文件出笼的经过。

　　一、《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起草时并没太当一回事

　　1966年12月30日，“康平路事件”后，部分赤卫队员北上告状，“工总司”二兵团在耿金章率领下尾追到昆山，双方处于对峙状态，造成沪宁铁路中断。这时上海市长曹荻秋在造反派的围攻下已无法发挥作用了，周总理就给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打电话，要他出面解决恢复铁路交通问题。陈丕显一面派人去昆山，一面就找人召集各造反组织到东湖宾馆开会，发动群众解决恢复交通问题。
　　我是31日半夜接到去东湖宾馆开会通知的。那天我在武康路2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徐景贤来找我，说张春桥来电话了，要陈丕显出来抓工作，我与你一起到东湖宾馆去开个会吧。那天下午，我已经听说昆山闹事情了，耿金章派队伍去昆山追赤卫队，拦截他们了。在工总司系统里，冲在前面打打杀杀的其实并不是王洪文的系统，都是耿金章的系统。康平路和昆山这两次事件都是耿金章在那起作用，王洪文倒是优柔寡断，首先要请示张春桥该怎么办，耿金章则是直接采取行动了。
　　12月31日晚上，我跟徐景贤到了东湖宾馆以后，各造反派的头头都来了，耿金章也来了，王洪文来了后坐在旁边不声不响。陈丕显穿着军大衣，传达总理指示。之后是徐景贤讲话。这个会是陈丕显发通知给各个造反组织，由他召集和主持，以市委名义召开的。之前张春桥给了徐景贤电话，徐景贤也通知了各个造反组织要参加这个会。几方面的力量合在一起，这个会就召开了。徐景贤在发言中对陈丕显说，我们造反派不靠你们，造反组织自己会解决问题的。这无非是把旗子举得高一点，没有别的目的。因为在那样一个场合和环境下，别人不承认你，说你是假造反，你一下子就垮掉了。所以处处都要以非常左的面貌出现，非常革命的语言才能赢得群众，那段时间讲这类话也不稀奇。
　　会上造反派决定分头着手去解决昆山事件。这样耿金章再赶回昆山去，王洪文就到北京去。也就有了1月2日张春桥在北京见王洪文。王洪文对陈丕显出来表示不理解，张说要让他出来表演，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一日凌晨留在东湖宾馆的人继续讨论下一步怎么办的问题，最后陈丕显提出起草一个文件，表示一下造反组织的态度。这样就起草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这是交大红卫兵杨小兵执笔的，我也参加讨论了，看了那篇稿子。但机关联络站最后没有签名，因为稿子定稿时我们的人都散掉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出来已是1月4日了，因为几个组织签好名后再找陈丕显签发，这里有个时间差。《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主要是批判资反路线，揭露赤卫队的头头，把“三停”问题算在赤卫队和资反路线头上。这个通告当时也只是作为一个传单，起草的时候并没太当一回事，因为解决问题要在昆山，看能不能顺利地把赤卫队员们劝回来，及时恢复铁路交通。所以没有把它当作有多大意义的事情来看待，就是当作一张给赤卫队员讲政策的普通传单。这张传单的标题是“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副题是“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内容的基本精神是依据《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元旦社论，强调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它将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全线崩溃、彻底瓦解的一年，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的伟大胜利的一年。这符合毛泽东在他自己的生日宴会上讲的新的一年是全国全面内战的一年的祝辞。毛生日宴会讲话的焦点问题是如何处理革命与生产的关系问题，只有抓革命才能促生产。传单也突出了这一点。强调运动初期，走资派与坚持资反路线的当权派以抓生产来压革命，现在则以煽动赤卫队工人北上告状，通过“三停”破坏生产来压革命。最终表示革命造反派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革命与生产两付重担一肩挑。同时欢迎赤卫队员作为阶级兄弟来一起抓革命促生产，一同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猛烈开火。这个精神与毛生日宴会的讲话精神完全一致，用这个办法来对付和解决由于赤卫队北上告状引起的“三停”问题，从而把矛头不是对着参加赤卫队的工人群众，而是对着走资派和坚持资反路线的人。

　　二、张春桥、姚文元以调查员身份到上海

　　1月4日《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发出的当天，张春桥和姚文元到了上海，他们的身份是调查员。他们上午到达上海，下午两点多就到武康路2号我们机关联络站来了。两人都穿着军装，一见面就与我们写作班几个人热情地握手，肯定写作班的造反，说毛主席肯定了你们的造反。说这次中央文革派我们来是与你们站在一起的，并强调他们的身份是调查员，说不能下车伊始哇啦哇啦，而是先要听听你们大家的意见。当时徐景贤汇报了筹备1月6日批判市委资反路线大会的情况，接下来张春桥就关心铁路交通的情况。接着又提出要以联络站作为他们的工作机构。那时，我们是心甘情愿地为他们去效劳的。张当时关心的是两件事情，一是全市性的批判大会，要批资反路线，这是他关心的主题。从1月4日与我们的谈话可以听出来，他支持我们开会。二是交通和生产，他关心生产秩序怎么样，如何尽快恢复。1月5日上午张、姚与工总司负责人见面会上，主要讨论1月6日大会进行的事。那天下午他们召集工总司在交通和公用事业等要害部门的造反队负责人开会，工总司的代表是范佐栋，基层造反队的代表来自铁路、电力、煤气、港口、自来水等部门。在会上，张特别关心交通问题和这些要害部门的生产秩序。他讲港口联系到国外，要专门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张还讲当权派乱签字发钞票是新的资反路线，要安排人在6日的大会上发言揭露这个问题。这两次会张、姚都是以调查员的身份召开的，没有讲他们要替代陈、曹，并且讲日常工作还是找市委和相关部、局去解决。这条界线他们是划得很清楚的，这从两次会议的记录上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他们关注的焦点是1月6日如何召开批判市委资反路线的大会。“三停”问题是第二位的。1月4日那天张、姚找我们开座谈会以后，张先走了，姚留下来单独接见红革会常委以后，还专门找我和写作班的几个人谈话。他问我11月在复旦被批斗的情况怎么样，我说没什么，过去就算了。姚还是关心我的，但我也没说什么特别感谢他保我的话。姚这时对生活的态度与以前跟我们相处时没什么变化，还是很平易近人。那天他还是在武康路2号吃的晚饭，就是从食堂里打来饭，菜往上面一倒，像盖浇饭一样吃，随便得很。吃完后他的爱人金英来了，他们很长时间没见面了，有话要谈。
　　1月4日和5日两天的谈话中，张、姚他们俩都强调了调查员的身份。张、姚在上海对一系列事件都不敢抢在毛之前表态，只是观察和反映情况，而不表示支持还是反对。批资反路线大会他们主张开，这个大方向没问题。但《文汇报》夺了权怎么办？张没有表态。1月4日《文汇报》夺权，1月5日《解放日报》也夺权了，事前他们都不知情。1月5日上午，张在武康路2号与工总司座谈时，《文汇报》夺权后第一天的报纸送到武康路2号，徐景贤把它递给张、姚，并汇报了夺权的情况。报纸上登载了文汇报夺权的《告读者书》与《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以及上海各个造反组织包括工总司、红革会及二兵团、同济东方红等支持夺权的声明。张、姚二人感到突然，张说，这件事我们事先一点也不知道啊！连发表《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也不打一个招呼。这时他还没注意到《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意义。
　　这段时间我一直住在武康路2号，天天吃睡都在那里。张、姚来上海后住在兴国宾馆，有事就到武康路2号来，在这里开座谈会和接见群众组织负责人。他们这一时期在武康路召开的几个会我都参加了，如4日下午接见机关联络站，4日傍晚姚文元单独接见了红革会的常委，5日上下午分别接见工总司和各个造反组织的两个会。武康路2号当时成为各个造反组织集中的地方和上海运动的中心。1月6日全市大会的筹备，包括发言稿的准备都是我们在武康路搞的。因为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前头毕竟有“市委”两字，人们潜意识中还是将它看作党的化身。市委被打倒了，但市委机关联络站上头还有张、姚的支持，还有毛的支持，所以我们就起到全市造反派核心的作用。

　　三、陈丕显签发《紧急通告》

　　1月6日全市批判陈曹的大会后，经济主义风越刮越厉害了。1月8日那天，工总司二兵团的耿金章为解决经济主义问题想召开一次各个群众组织的联席会议，他上午给张春桥打电话请他参加这个会。那天张也要召集工总司铁路、交通、海运系统的造反组织开会，讨论如何解决交通部门三停的具体问题，所以就没有答应来参加会，只是说你们开好了。张的意思是这些事情还是要找陈丕显解决。于是耿金章就把陈丕显找来，把各个部局的负责人找来，也找了各造反组织。所以会议的发起者是耿金章。会议是在锦江饭店召开的。我下午才知道要召开这个会，最初徐景贤要写作班文学组的刘景清去参加，刘说他没兴趣。我正在边上，老徐就说那你去吧，这样我就代表市委机关联络站去了。当时我在写作班是机动力量，不属于那个组，有什么事就做什么事。1月8日的会各个造反组织都来了，包括回乡职工和临时工的红色劳动者造反队也来了。还有市委市府系统各局的领导也来参加会议了。会议是耿金章主持的，陈丕显也在旁一起掌握会议。会议开始时耿金章先讲了话，后来陈丕显也讲话了，说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不能搞经济主义，不能冲击当前运动的大方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要大家来出点子想办法。会议上大家针对当时全市运动的形势和经济主义问题议论开了，后来集中成十条意见，其中包括针对抢房的一条。对于当时出现的抢房风，我感触最深。因为我的父亲是资本家，全家被扫地出门，房子被抢占，父母都只能寄住在亲戚家，而且都有病在床，生活上的颠簸弄得我很头疼，所以我起草时就专门写上这条。会上讨论时，陈丕显招呼我“小朱，来来来”。那时我才三十五六岁嘛，他叫我将大家讨论的整理成文。大家讨论好以后，我一句一句写好，写完后我当众宣读，之后大家再议论议论，这样就定稿了。定稿后，哪个组织同意就在文件上签字，这样签下来有32个组织。
　　这个签字跟工总司的要求不完全一样，工总司属下的二兵团、三兵团等组织都算作独立的单位签字了，这让王洪文非常不高兴。外地造反组织在沪的联络站也都签了，上海各大学的造反组织基本都签了。这次签名的组织比前面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要多得多，呈现出大联合的局面。也有几个组织拒绝签字，中途即退出会场了，那就是临时工、合同工的红色劳动者造反队，还有回乡职工、崇明农场职工等造反司令部，因为这个文件跟他们的造反要求不一致，把他们的要求压下去了。所以有三四个组织说他们反对，没有签字。当时签不签都是自愿的。
　　在各个群众组织签字的时候，我请陈丕显把文件再看一遍。因为他毕竟是市委的负责人，应该经过他审定，并问他这个文件是否叫《紧急通告》好，他说可以。我还问他开头这段关于形势的分析如此表述是否可以，他看了一下，说可以。前面关于形势的分析是把三停与经济主义的问题都归罪于以他和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并且定性为“上海市委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目的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以物质利益来腐蚀群众的革命意志”，把罪责都推在他们身上。这个口径我是根据1月6日打倒市委大会来的，反正把一切坏事都往市委头上栽，而好事都是造反派的。十条意见的最后一条是责令市委、公安局照此执行。这样的话是由各个群众组织来责令市委，运动的领导权不在市委手里了。陈当时说，这样大家都主动，便于他们去做群众的思想工作。从这件事情本身看，陈这时是真心实意地要站到造反派这一边来的。他签字同意印发这一份《紧急通告》，应该说是真心的。但即便真心也由不得他了，那时似乎他只能演反面的角色了。1月9日，陈丕显到国棉十七厂去挨斗，他对王洪文说：“你们这里很好嘛，我搬来和你们一起联合办公，只要给我装两部电话机，一部红的，一部黑的就行了。”王洪文回答说：“我们这里庙小，装不下你这个大菩萨。”关键是张春桥是否会接纳陈丕显。
　　那么，把经济主义风定性为“上海市委执行资反路线的新形式”是否准确呢？我现在想，这并不准确。因为一方面上有中央文革的鼓励，下有群众在切身利益上的要求，经济主义不是上海市委可以鼓动得起来的，这个口子不是上海市委可以打开的，不能全怪陈丕显与曹荻秋，他们只有一部分责任。但在当时的形势下，这样的提法对把握运动方向有利，对做群众工作有利，对当权派顶住签字风也有利，所以陈曹就成了替罪羊。
　　各个群众组织在《紧急通告》上签好字后就散会了，陈丕显也走了，剩下的事情就交给了我。我与两个红卫兵留下，三人一起将大会上通过的文件在文字上作最后的整理，所以文件的定稿是我的笔迹。全部都弄好后大概已经九点多了，我们三人就在锦江饭店吃夜饭，说夜饭也就是一人一碗光面。随后我就回武康路2号跟徐景贤讲这个会议的过程。我说通过了一个文件，你看要不要让《文汇报》明天发吧。他看了一下点头说行，马上叫《文汇报》拿去。所以，最后在文稿上签发的是徐景贤。他签了以后就打电话通知《文汇报》派通讯员来取去付印了。第二天，1月9日《文汇报》就发表了《紧急通告》。
　　1月9日晚上，张春桥去《文汇报》给造反派代表讲话。当天《文汇报》上已经发表了32个群众组织联名的《紧急通告》，但他的讲话根本没提到它，他仍没能认识到它的意义，相反还埋怨徐景贤为什么要让我去起草这个通告。但后来毛主席肯定《紧急通告》后，张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张春桥曾经在我面前说过：“陈丕显打电话给何秀文，说这几天他搞了一个《紧急通告》，这不是笑话吗？怎么是陈丕显搞了一个《紧急通告》呢？”他这个话是说给我听的，也是要堵我的嘴。关于起草《紧急通告》的问题，我在张面前是绝口不提，在权力归属的问题上张是容不得陈的。说实在的，陈不应该打电话给何秀文向张报告，而应该通过周总理向毛主席报告才是正道。陈也没能理解他1月8日下午签发的文件的意义，仅把它当作一张普普通通的传单而已，想不到后来会引起那么巨大的反响。当然，这一切都是后话了。


《世纪》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