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光：不要把林彪研究搞成“翻案”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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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林彪翻案"：材料并不足以支撑结论

主持人：现在有很多关于"九•一三"事件的研究，观点也各不相同，面对这些纷异的观点，王老师有何评价？

王海光：林彪事件是有个发展过程的，过去，林彪事件一直被当成政治事件处理。30多年过去了，现在之所以有这么多的疑问，有三个原因：一是林彪事件的突发性。"九一三"林彪外逃的事情非常突然，朝野上下震动很大，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在内，都没有想到林彪会跑。普通党员干部和老百姓就更不用说了。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实际上已经宣告破产了。 为什么会突发"九•一三"事件，这里的原因很复杂，而官方的政治结论比较简单，大家都想知道更多的情况，了解真实的原因；二是林彪事件的关注性。虽然林彪事件发生几十年了，但把林彪事件当成一个学术问题来研究还是刚刚开始的事情。学术问题是可以讨论的，政治问题就不好讨论了。现在由于网络媒体的出现，使大家能够比较随意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看法，因为林彪事件本身的突发性和复杂性，人们都想搞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儿，议论很多也是可以理解的；三是林彪事件的神秘性。林彪事件虽然事发多年，但林彪事件的研究长期没有真正开展起来。和"文化大革命"其它重大问题一样，官方一直都采取"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做出了"彻底否定"的政治结论，但在细节不予深究。由于对林彪事件的研究没有深入下去，反而使人们的好奇心更加强烈，总猜想里面是否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隐情，希望了解"文革"中的中央高层政治的内幕玄机。政治问题可以"宜粗不宜细"，但是对于历史问题、学术问题而言，离开了细节就无法进行研究，所以关于林彪事件的众说纷纭，观点杂乱的现象出现也是必然的。

林彪事件虽然经过了这么多年，但是官方公布的材料还是比较有限的，主要就是专案组时期和"两案"审理时期公开的材料，再加上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特别最近几年的回忆录很热闹。这些回忆录都从他们自身的角度谈论林彪事件的，扩充了一些细节，也提供了一些与官史不同的新材料，形成了对照关系，一方面扩大了人们的视野，一方面也留下了很多的想象空间。现在的青年人，没有经历过"文革"，对"文革"缺乏基本知识，对林彪事件的认识很多都是来自这些文学作品和回忆录，有很强的好奇心。在上述三种因素的影响下， "九•一三"研究的热度一直很高。

　　说到底，人们关注林彪事件的兴趣热度所以长期以来一直持续不减，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我们学术研究不够深入造成的。我的看法是：现在关于林彪事件的研究，虽然很热闹，但是学术含量很低。比如说，关于林彪事件的研究，至今未有一个学术史的回顾和梳理，"九•一三"的大事记也尚未有人整理，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还缺乏有学术水准的辨析论证等等。长期流传着一些似是而非的流言，说得有鼻子有眼，真正查对起来又毫无根据。我最近自己收集了一些材料，粗略地梳理了林彪事件30年来研究的过程，整理了一个"九•一三"大事记。但是，这只能是在很有限的范围中来做的，许多材料都还不够。所以，我希望更多的人从学术角度去研究林彪事件。因为林彪事件和林彪这个人，特别是"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对中国政治的影响非常大。在当代史上，林彪的这种多重人格的表现，很复杂，研究起来是非常有内容的。我希望更多学者能参与其中，深入研究林彪和林彪事件的问题，把其中的这些谜团都解开。

主持人：近年来，社会上有一股重新解释林彪事件的热潮，比较典型的有丁凯文、王年一、舒云等人，他们都持为林彪翻案的观点，要求"重审林彪罪案"，强调"九•一三"事件是被逼出来的，对此，您怎么看？
王海光：他们这些为林彪翻案的观点都是很偏颇的，如说林彪是反对"文革"的，是被毛泽东、周恩来逼走的等等。林彪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责任，每一个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尤其是他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塑造，以及对文化大革命的支持。现在随着林彪事件的远逝，很多历史细节开始浮出水面，人们发现林彪事件是很复杂的，不是像过去的官方政治结论所说，仅仅是林彪有野心想阴谋夺权，实际情况可能要复杂得多。首先，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有重大政治责任的。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离不开枪杆子和笔杆子。按照林彪自己的说法，要依靠"两杆子"，所谓夺取政权要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也要靠这"两杆子"。一个是军队的枪杆子，以林彪为代表，另一个是笔杆子，以江青、张春桥等为主。他们在文革的发动过程中，是相辅相成的。这是一个事实，没有什么质疑的余地。
另外，在这些"为林彪翻案"的研究者中，他们用的材料并不足以支撑他们的结论，不仅有过度阐释的嫌疑，还有不少是臆造的假材料。比如你谈的这些研究者中间，有人就和叶群家有亲戚关系，这样的"翻案"很难说是出于公心。而且有些人似乎不是在做学术，而是在搞政治。经常是，只要官方说东，他们一定要说西，一味地与官方较劲。这不是做学问的态度。从做学问的角度来讲，不管是持什么观点，都要凭史料说话。研究林彪事件也是如此。需要从史料出发，解读林彪事件的复杂性。

至于王年一老师，他在文革史的研究方面，算是我的老前辈，但在研究林彪事件的时候，他是有些偏颇的，有些话讲得很满，也不注意有没有根据了。比如，他曾给舒云的《林彪事件完整调查》写过一篇序言，在其中，他提到自己在网上看到的一段历史记述，说是：早在80年代，就有中顾委常委去找邓小平，提出要给林彪平反，邓小平说："这是要林还是要毛、要共产党的问题，没的谈"。他说，这段历史虽然是网上的传言，真实性也无法得知，但是他仍然相信这是邓小平说的，因为"口气像"。用"口气像"作为历史研究的论据，这不应是学者的做法，很不严谨。

主持人："重新解释'九•一三'事件"只是林彪事件研究的一个分支，能否就您对现有林彪研究的把握，为我们简单介绍下林彪事件的学术史？

王海光：在文革史研究中，"九•一三"研究的开展算是比较早的。"九•一三"事件爆发后，从中央高层到社会底层，所有人都感到非常震惊。当时，中央成立专案组开始进行清查，收集了大量的材料。这也就是我们说的"专案组时期"。当时的清查工作是事无巨细的，顺藤摸瓜，所有的牵连到的人，都来来回回地过筛子，搞出了非常多的材料。当然，这些材料有逼供信的问题，材料相互之间也存在许多矛盾，但这是最早的一批材料，是第一手的材料，具有原初的价值。但当时毕竟是在文革的条件下，对林彪是彻底否定彻底批判的。这些关于林彪事件的清查材料，无疑是带有文革的大批判特点，包括语言在内。所以，那是虽然有很多材料，但披露出来的很少，而且主要是为了大批判，还称不上研究。

文革结束后的林彪事件研究情况，我是分成为三个阶段：80年代的"决议阶段"；90年代的"文学阶段"；2000年以后的"口述史阶段"。
80年代，在"两案"审判以后，披露了很多材料，当时的媒体报道有很多报道，出版了一些书籍。在这些报道和叙述中，林彪完全是负面的形象。主要是说林彪谋害毛泽东搞政变，是文革的罪魁祸首等等。关于历史上的事情不再提及。当时，对于林彪进行政治定性的权威文件，是1981年中共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直到现在，官方关于林彪事件的说法仍然还是按照《决议》中的论断来表述的。但是在"文革"中的一些通行的说法，在现行的官方党史版本中给去掉了。比如1970年庐山会议的问题，这是属于党内政见之争的范围，是党内斗争的性质，这与谋害毛泽东的刑事犯罪行为有着根本不同。

90年代，关于林彪事件的问题，官方没有提供出更多的新材料，学界的研究大致是参照官方版本的基本结论来叙述的，比较政治化。此外，还有一些公开出版的回忆录中，也有披露了林彪事件的一些细节情况。与80年代的林彪事件研究不同，90年代唱主角的纪实文学，有很多关于林彪事件的作品。90年代是纪实文学昌盛的时期。然而，历史学界对于纪实文学的这些作家都有点头疼，也有点无奈。这些纪实文学作家往往抓住一两个情节，然后发挥作家的想象力，想象出许多栩栩如生的故事。这类文学作品虚虚实实，离历史研究差距很远。纪实文学作家的写作，都带有文学创作的特点，加入了许多想象的成分，不是严谨地按照史料说话，而是添枝加叶，羼水的东西很多，追求"新奇特"，伤害了真实性。

2000年以后，有很多的回忆录大量出现，形成了林彪事件研究的一个新的主要史料来源。其中不仅包括正面人物的回忆录，还有负面人物的回忆录。特别是一些受林彪事件牵连的政治人物，他们的回忆录也陆续在海外出版了。这就扩大了林彪研究的史料来源，成为林彪研究的"口述史时期"。这些口述史材料，有些情况与过去认识不同，对官方的一些政治结论提出了挑战，或者说做出了回应。对于这些人的不同说法，不能简单地说"翻案"或者"不翻案"，我认为可以把它们当成历史研究的反证材料来看。这好比是在法庭审判时，原告说完话以后，也要听听被告的申述，承认哪些，不承认哪些，还有什么情况需要说明的。这样，能够丰富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和看法。我们研究历史，需要运用多种史料进行互证。特别是口述史、回忆录这类的材料，是可信度是比较低的、可靠性比较差的，需要进行对证鉴别，才能作为证据使用。轻信是危险。

黑匣子的对"九•一三"研究的重要性有限

主持人：目前关于林彪事件的研究，公开的材料中，回忆录很多，且孤证居多，如此情况下，很多历史细节就难以考证，您认为，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应当如何在这些有限史料的基础上展开对"九•一三"事件的研究呢？

王海光：官方上实际保存有很多材料，从专案组时期到"两案"时期，这些材料经历了一个核实和互证的过程。尤其是在"九一三"事件后的清查工作中，查得非常细，各有关单位都收集了许多材料。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个朋友，原来是空军第十师--运输机师--的驾驶员，他和林彪事件完全没有任何牵连。但是，林立果"小舰队"成员中，有个人曾经是我这个朋友的指导员，在他的笔记本里提到我的这个朋友，说他是可以信任的人。为此，我的朋友被隔离审查了三个多月，实际上他什么都不知道，就是因为别人笔记本上写了一句话。

由此可知，林彪事件的清查可以说是事无巨细，无一遗漏。在这些材料中，大部分材料可能和林彪案件本身没什么关系，但是对于历史学者而言，它们还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这些材料不仅仅反映了清查林彪事件的有关情况，更重要的是披露了文革中的军队内部关系，以及林家的人际关系网络，这对研究者是非常有价值的。

在林彪事件的研究中，如果能够把官方档案打开，起码可以看到有三个证据链系统，彼此独立，可以形成互证。一是林彪办公室工作人员的证言证词，包括北戴河和北京毛家湾两边的工作人员，这些供词是一个独立的系统；二是林立衡在"九•一三"事件后写的关于事情发生前后经过的材料。林立衡和张清林在"九•一三"之后，就被带到了玉泉山居住，在那里，她们写了很多材料。由于写作的时间地点的关系，她们不可能与其他人互通信息，所以这也是一条独立的证据链；三是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等人提供的材料，他们在"九•一三"不久就被隔离起来了，各自交待各自的问题，互不通气。这也是一个独立的证据材料系统。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与林彪家族有些关系的人，或者与林彪事件沾边的人，也都会有一些清查交待材料。这些材料的提供，也是在互不通气的情况下独立提供出来的，可以作为一条复线进行佐证。把这些材料重新排列，进行互证，可以为事件背景的还原提供素材。

另外，如果将过去专案组搞的这些审查材料，与现在当事人的口述材料加以对证，就可以看到其中叙述的变化，可以判定真假。比如黄吴李邱等人，在专案组时期都有他们写的材料，"两案"也有申诉材料，这些材料与他们后来写的回忆录加以对比，就可以看出他们叙述发生了哪些变化，哪些说法是一贯的，哪些是后来的。这种前后对照的变化过程的梳理，对于我们了解事情真相，是非常有用的。
所以说，林彪事件保存下来的材料有很多，只是大量材料没有完全公开。包括专案组的材料和"两案"材料，公开披露的只是一小部分。一旦这些材料都完全解密了，很多问题也都不言自明了。

主持人："九•一三"研究中，作为关键材料的黑匣子至今仍未收回，还存在俄罗斯。有人对此提出质疑，以沈志华和李丹慧为代表的学者，他们已经从苏联方面获取了大批材料，既然那些机密档案都能拿到，为什么不把黑匣子拿回来呢？

王海光：黑匣子在"九•一三"研究中的确很重要，它是存在俄罗斯档案馆里，但它应该是保存在克格勃的档案馆，而沈志华他们也未能从这里获取过档案，而且俄罗斯方面也未必会愿意将它提供给中国学界使用。

另外，黑匣子的重要性也比较有限。我曾多次采访过256专机的副驾驶康庭梓，他最近出版了《专机副驾驶亲历"九•一三"》的书。康是一位有心人，"九•一三"之后，他也收到了牵连，但他对"九•一三"的经历念念不忘，一直在收集相关的材料，要搞清楚怎么回事儿。这本书最早成稿于十几年前，但是一直没有正式出版，只以零散文章的形式发表于《中华儿女》等刊物中。如今，他将这些文章汇集成册，正式出版了，这本书对于"九•一三"的研究非常重要。毕竟一般历史学者对专机的飞行知识是非常有限的，而他对此则非常熟悉。因为康是最早一批去接受巴基斯坦教官培训的驾驶员，他对于三叉戟飞机的性能，比潘景寅还要熟悉。潘当时是专机师的领导，有些课他可能没有时间去听，是由康庭梓听完了以后，将相关要点记录在笔记本里，然后再讲给潘学习。所以康庭梓既是"九•一三"事件的当事人，又是飞机性能方面的行家，两者兼而有之，情况比较全面，所以做出来的东西是有权威性的。

康庭梓在他的书中讲到过：256号专机上有两种黑匣子，一个是放在机组，用于记录飞行数据，还有一个放在机头，是语音黑匣子，能够记录整个机舱里面的对话。语音黑匣子对了解飞机上发生的情况，是一个很关键的东西。但是，当时的语音黑匣子有个缺陷，就是只能记录半个小时的语音，也就是说黑匣子中只有256号专机坠毁前半个小时的记录。当然，这半个小时也很关键，但其信息量毕竟有限，很难说能有多大作用。

毛泽东"南巡"是不是阴谋？

主持人：关于"九•一三"事件发生的深层原因，解释有很多，2004年，在香港出版的《重审林彪罪案》一书提到，在文革中，林彪试图抵制以江青为代表的文革集团，希望将国家的发展拉回正轨，结果触怒了毛泽东，导致了毛将林彪抛弃，而这一论点的证据支撑就是林彪与陈伯达起草的九大决议，您认为这一观点是否可信？

王海光：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文革集团就不包括林彪集团吗？如果没有军队的支持，文革能搞起来吗？这是典型的为"翻案"而不顾事实的立场观点。关于林彪与陈伯达所起草的九大报告，与张春桥等人起草的九大报告，是有些观点不同的政见分歧，但这能说明林彪是反文革的吗？这是导致毛林分手的原因吗？这样的判断是没有事实证据的。

关于你提到的《重审林彪罪案》这本书，我也看过，它的主编是丁凯文，作为论文集，这本书做得很不规范，里面编入了太多丁凯文本人的文章，另外就是王年一的文章也很多，完全是一家之言，一派之言。当然，这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主张"翻案"的派别观点。但是从说理的层次来说，它是远远不够，许多文章就是一派责问的口吻，语言风格很僵硬，口气很大，根据不足，还不会讲道理。

主持人：关于给林彪"翻案"，《重审》一书对毛泽东南巡事件着墨甚多，强调毛泽东的整个南巡，都是在策划阴谋，试图扳倒林彪。

王海光：我不赞同"阴谋论"的提法，没有任何根据，完全是臆想。过去通行的是所谓"敲山震虎"说，也是有些问题的，当然，我也是不赞成的。所谓"敲山震虎"，是说：毛泽东察觉了林彪的不轨行为，通过"南巡"来敲山震虎，震慑打击林彪。

上述两种立论的观点都是说，"九•一三"是毛泽东"南巡"有意为之的结果。问题在于：林彪出走叛逃的事件发生得很突然，包括毛泽东在内，中共高层里，没人预想到会出现林彪出逃事件。这一事件出现之后，毛泽东的文革也没法再进行下去了，因为毛泽东发动文革，在党内打压了很多人，比如刘少奇、邓小平等一大批高级干部。而林彪则是在文革中走到了副统帅的地位。在当时，林彪被树立为毛泽东最好的学生和接班人，也是文革的红旗举得最高、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好的光辉榜样。所以，毛泽东要让林彪上台，取代刘少奇，政治代价是很大的。说毛泽东的南巡，就是为了把林彪赶走，这种说法太轻率了，它对毛泽东能有什么好处呢？相反，林彪事件的发生，是对毛本人光辉形象最大的抹黑，是有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我认为，毛泽东的南巡，其主要目的是要"釜底抽薪"，九大以后，军人集团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所掌握的权力太大了，权力结构失衡。再加上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先例。在会上，林彪讲了一番话，下面的叶群、吴法宪等就开始搞小动作，一哄而起，一片要揪人的声音，使得会议没办法开下去了，不得不让毛泽东出面摆平。毛肯定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在九届三中全会上再出现。所以，他要南巡，给各地的军政领导人打招呼，让他们一切行动听指挥。我认为毛泽东的南巡是"釜底抽薪"，怕军人集团再捣乱，事先给各地军政首脑打招呼。因此，在南巡的时候，毛泽东让大家要多唱国际歌，多唱《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还讲"三要三不要"，也就是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阴谋诡计；要马列主义，不要修正主义。毛强调的团结是什么？就是团结张春桥，让枪杆子团结笔杆子。从毛的政治考量来讲，并没有把林彪赶走的意思。

主持人：但有人提出质疑，以往的毛泽东南巡，一般都是9月底才回京，为什么这次要早得多？并以此推断，他之所以提前回京，就是为了对付林彪。

王海光：这是一个误传，制造这个传言的人我也知道，实际上这是生编出来的一个假说。
经查证，毛泽东一生坐火车南巡，共七十余次，其中，9月底回来的只有两次。另外我认为，毛泽东九月十二日赶回来，也没有什么不正常。因为安排在国庆节前要召开九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回来以后要安排筹备全会的相关事宜，所以也没什么不妥。

"九八手令"与"五七一工程纪要"的真伪

主持人："九•一三"事件的导火索是林立果刺杀毛泽东的企图败露，而内里关键的问题之一，即林彪是否参与了这场政变的谋划，核心证据就是林彪的"九八手令"，一方面手令的内容指涉的确很模糊；另一方面，手令是用铅笔写的，很容易涂改，因而真假难辨，您对此的判断是什么？

王海光：涂改是不可能的，没有涂改，也涂改不了。即使是用铅笔写的条子，涂改也肯定有痕迹。关于"九八手令"有两个说法：一是手令根本不是林彪写的；二是存在好几份手令，从现在的公布情况来，有可能有不止一份林彪的手令。前不久，原8341部队的副团长武健华写了一篇文章，谈及他奉令到北戴河去清理林彪的住宅时，发现了一份"九八手令"。
我们应该怎么分析"九八手令"呢？它是一份还是几份？又有何意义？首先，在"两案"审判期间，公安部和总政的专家对"九八手令"做了笔迹鉴定，认定是林彪的，对于它到底是林彪写得还是叶群、林立果写的，我们姑且先存疑。即使它是林彪写的，其风格也不像是在指挥一场政变。林彪是打过大仗的人，他向下传达命令，不会表达得这么含混，使用"盼照"这种词，手令没有这么客气、含混的。军队命令，尤其是紧急命令，用语都是干脆利落清楚。

其次，这个手令能有什么用？在林立果策划的政变中的确是发挥了作用的，比如林立果曾经把这份手令给周围人看过，不止给一个人看过，要他们参与政变行动，对搞政变有动员作用。另外，在周宇驰、于新野逃跑时，他们在沙河机场用手令骗走了一架直升飞机。周拿着手令对驾驶员和沙河机场负责人说，吴法宪在北京搞政变，他要赶紧到北戴河向林副主席汇报，骗走了一架直升飞机。
然而，政变总得要调兵，用一个手令能调兵吗？当然不能，它只能在熟人圈中起作用。即便是作为军委主席的毛泽东，他想调兵，也得走一定的程序，需要通过总参作战部下达调遣部队的命令。调兵是一件非常关键的事情。如果随口一说，部队就可以随意调动，这个国家不就乱了吗？别说主席，过去的皇帝也都明白这个道理。大将在外，需要有兵符才能调兵，不是让人传达一个口令就行了。

主持人：林立果企图刺杀毛泽东，另一个关键性的证据是所谓的"571工程纪要"，这里存在一个问题，"纪要"是在空军指挥学院，被清洁工发现的，但林立果出逃之前，曾把所有的相关文件烧毁，为什么要留下来这个关键性的罪证？而且，连清洁工都能发现它，可见其收藏和保管并不严密，对此，有人推断，当前传播的"纪要"是由被逮捕的小舰队成员事后补写的。

王海光：在"九•一三"之前，林立果在空军学院住的小楼是不让人随便进出的。给他们送报纸、送饭菜都是放在门口，里面的人来取。负责小楼工作的是空军学院后勤部门的干部，当时有三个人。他们不知道"九•一三"事件的发生，也不知道林彪出逃的事，但是看到放在楼外的报纸没有收，放的饭菜也没有人吃，就进去看看。进去以后，发现屋里面很凌乱，有一些东西被烧了，碗里的鱼都长了毛了。他们清理屋子时，看到两个笔记本，其中一个活页本上记录了"571工程纪要"。他们看不懂，把这两个本子收起来了。等到空军学院传达林彪叛逃的中央文件后，他们感到这个本子很重要，就把本子上交给空军学院领导了。这个记了"571工程纪要"的本子在中央下达的林彪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中已经公布了，附有影印件，当时全国干部群众都可以看到公布的影印本。这个影印本的笔迹是于新野的。于新野本人在"九•一三"自杀了。但这个文件是一直传达到基层的，空军中不少人都熟悉于的笔记。在"两案"审理时期，查证人员再次鉴定了这个笔记的笔迹，认定就是于新野亲笔写的，不可能是别人造出来的。

主持人：当时李伟信负责焚烧相关材料，却留下了"纪要"。有人认定，李伟信是毛泽东安插在林立果身边的内奸，您认为这是否是其留下"纪要"不焚毁的原因？

王海光：李伟信根本不是安排在林立果身边的。有一个纪实文学作家，她是借搞林彪事件研究出名的。在她的文章里，宣称李伟信是林立果的生活秘书，这是胡扯，李伟信是上海空四军政治部文艺处的副处长，他负责给林立果进口一些电信器材，因为林立果是北大是物理系毕业的，非常喜欢一些跟无线电有关的东西，所以当时，李伟信跑到北京来的时候，是说要进口一些器材。
林立果等人准备出逃的时候，李伟信也很紧张，要溜号，说他跟别人已经约好了，要在广州见面，但是林立果没让他走，一直把他拖到最后。李伟信不是林立果的生活秘书，林立果在内部曾经说他是外贸部长，这都是开玩笑的话。当晚，并没有人吩咐李伟信负责焚烧相关材料的事情，说他故意留下"纪要"，这更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话。

林彪是否自愿逃亡苏联？

主持人：在林彪等人出逃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当事人是负责林警卫工作的李文普，他的证词可以说是林彪出逃过程的一个孤证，对其真伪，也是众口不一，您怎么看？

王海光：这个事情已经被炒很久了，李文普本人也在《中华儿女》上发过文章澄清过，后来党史专家李海文还专门登门采访过他，核对了一些情况。

李文普讲述的情况，主要有两点：一是林彪在车上问林立果，"到伊尔库兹克有多远"。二是他挨的那一枪，是怎么打的。因为当时在现场的人，除了李文普之外，都死了。有些人提出质疑说：林彪是不会问伊尔库茨克的话，李文普挨的这一枪是自伤。意思是李文普说了假话，撒了谎。这些说法流传很广。

我认为李文普在文章中讲述的事情是很靠谱。首先，李文普挨的这一枪是不是自伤，他自己打的自己？从李文普的叙述来看，林彪坐的汽车驶过8341部队二大队门口处时，二大队的大队长和中队长带人曾经阻拦过，但是没有拦住。林彪的汽车冲破了他们的阻拦，又跑了大概五六十米，这时候，李文普觉得情况不对，下令停车。车停下来以后，叶群在车里责问："李文普，你要干什么？" 李文普反问："你们要到哪里去？当叛徒我不干"！然后他起身回转，朝车后方的二大队大队部方向，对后面追上来的警卫部队喊"来人"。这个时候，车内向他开了一枪。他面向车后方向进行喊话的动作，是符合他挨这一枪的弹道角度的。

如果说李文普的这一枪是自伤，又有什么意义呢？作为一个老警卫干部，他理应知道，放弃护卫林副统帅职责，这个责任有多大，这是要被杀头的。假如林彪汽车只是在外面转了一圈又回来，李文普不是死罪吗？假如256号飞机在山海关机场被扣住了，林彪被"解救"了出来，李文普提前跳下车，放弃了警卫职责，这个擅离职守的责任，也还是死罪。
从另个方面讲，即使李文普是自己打自己一枪，那也只能说明，他一定知道林彪一行不会再回来了，他才敢跳车，放弃自己警卫干部的值守职责。这就是说，在车上发生的事情一定很严重，要不然他也不会跳车。所以，李文普的自伤与否，并不影响我们对于林彪要叛逃国外的基本判断。

主持人：您也提到，李文普证词中另一个被人质疑的是，他说林彪在车上曾说了一句"到伊尔库兹克有多远"，毕竟林彪在东北打仗，打了很多年，怎么可能不知道去伊尔库兹克有多远？

王海光：林彪是第一次坐三叉戟飞机，并不了解三叉戟飞机的性能，三叉戟到伊尔库茨克，需要飞行多长时间，他能知道吗？所以，我认为，林彪"到伊尔库兹克有多远"的问句，实际的意思是"到伊尔库兹克要飞多长时间"。林立果的答话，"不远，很快就到"。说的也是时间问题。

主持人：李文普证词的真假，主要是林彪那句"到伊尔库茨克有多远"，之所以引起争议，主要是因为有很多人以林立衡的回忆为依据，认为林彪出逃的行动是被胁迫的，对此您有何判断？

王海光：我认为林彪是自己主动出走的，因为有很多目击证人，比如服务他的两个内勤，他们负责伺候林彪的起居。根据两个内勤的回忆，林彪准备出走的时候，没有戴帽子，他还问内勤说：东西是否已经装上了车？内勤回答还没有，林彪也没有答话就走了，看起来很高兴的样子。内勤证明，林彪是自己走上汽车的。
在山海关机场林彪一行上飞机的时候，在场的有许多人，大家都看到了，林彪是顺着飞机驾驶舱的工作梯，自己爬上飞机的。这也说明林彪不是被胁迫的。

主持人：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林彪的确打算出走，但他不知道是要去苏联，这一说法是否可信？

王海光：我们现在很难断定林彪在事发时的心理状态，毕竟当事人都死了，死无对证。林立衡于9月7日到达北戴河，他到了北戴河以后，林立果就跟他说，他们要走，准备去广州，不行就去香港，还说也有打算去苏联。林立果说的这个话，是不是林彪知道？这个说不准。此外，当时，叶群频频到林彪那里去，她讲过些什么，我们也不知道，特别9月12日那天，叶群、林立果频繁到林彪那里去谈话，谈的内容不得而知，所以不好下结论。

但是从飞行的情况来看，认为林彪不知道要往哪里飞，就我个人判断，很难下这种定断，我个人认为，林彪还是知情的。

主持人：您的意思是，他一直知道飞机是往北飞的？

王海光：他知道这个情况可能比较晚，因为据北戴河的工作人员回忆，包括他的秘书，这一段时间里，林彪在北戴河没有什么太反常的表现。所以即使他知道自己要逃亡苏联，也就是9月12日晚上的事情。当然，这只能是我的一个猜测，因为没有相关材料证明他当时的心理状态。

主持人：有研究者认为，林彪不可能主动出逃苏联，因为他是个民族情结很重的人，要逃也是逃亡广州，那边毕竟还是林彪可以依靠的军队力量。

王海光：那不可能，解放军首先是听毛的，林彪即使到了广州，也很难在广州有什么作为。实际上，广州军区根本不知道林彪要跑到广州的事情。如果林想保全自己，特别是在林立果做出来谋杀毛的举动之后，为了保全他们一家，他只能是往外跑。

主持人：对于林彪出逃苏联是被迫的，有人提出，当时飞往苏联的256号专机在苏联边境折回，就是因为林彪发现自己是在去往苏联的飞机上，要求折回中国。毕竟，如果是因为油料不足，256号飞机完全可以一鼓作气飞到苏联寻求能源补充，没必要去基础设施条件很差的外蒙古。

王海光：你刚才提出的这种看法，网上流传有很多，我也注意到了。其实这是编电影，林彪、叶群、林立果都死了，随行的人都死了，怎么可能有人知道他在飞机上做过什么？是托梦吗？
对于256号专机的飞行状况，我们要掌握一些基本数据，即它有没有可能飞到苏联边界以后，再折回来？所谓256号专机飞到苏联边界后，又折回来的说法，最先是去调查林彪坠机事件的克格勃工作人员（原克格勃将军）说的。扎格沃兹丁接到任务之后，曾和托米林（苏联军队的病理学家）一起去坠机现场调查过。所以，人们比较相信他说的话。
然而，从几个基本数据来看，扎格沃兹丁的说法是很有问题的。温都尔汗的坠机现场和山海关机场的直线距离是1096公里，从飞机飞出414号国界线到温都尔汗坠机现场，其直线距离是370公里。256号三叉戟强行起飞时间是0点32分，越过边境线的时间是1点55分，坠机时间是2点27分。

关于坠机的时间，除了2点27分还有几种说法，传统的观点是2点30分。但是克格勃的一篇报告，我看过那篇报告，它讲的是2点25分。而蒙古的一个历史学家，他曾经写过一本关于林彪事件的书，其中提到，蒙方在坠机现场收集了几块表，其中一块上海表，它停的时间是2点27分，另一块好手表还是照样走。很可能是这块上海表在飞机坠毁的时候，发生激烈碰撞，导致它停了，定格在2点27分。即2点27分的时候是飞机的坠毁时间。

我们可以算一下，256号飞机的整个航程是115分钟，直线飞行距离是1096公里。飞行期间，256号飞机在山海关机场起飞以后，在调头往北飞的过程中，本来2分钟就能够做到的转弯动作，它用了将近20分钟时间，这说明驾驶员也可能不知道飞机是飞往苏联。还有，飞机到了降落地后，肯定要盘旋一段时间，以寻找适合迫降的降落地点。所以256号专机在空中飞行的距离，肯定是要大于其直线飞行距离的，可能是1200公里。再看看飞机的油量，飞机从山海关机场起飞的时候，它携带油量是12.5吨，飞机是在3000米左右的中低空飞行，每小时的耗油量为5吨，飞行速度有多种说法，有的说是500多公里，蒙方在坠机现场的考察报告中，说是670公里。我个人认为，应该是600公里左右。这样，飞机到温都尔汗的时候，需要耗时近两个小时，一个小时5吨耗油量，全程耗油约10吨，12.5吨减去10吨，剩2.5吨油。从油量上来看，与飞机飞到温都尔汗的时间距离是吻合的。

然而，从温都尔汗的坠机地点到苏联赤塔边境线的距离大约是200公里，来回是400公里。所以，无论从时间上算，还是从油量上算，都不支持这趟边境游的飞行。所以256号专机曾飞达苏蒙边境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扎格沃兹丁在凤凰卫视上还说，这架飞机原来是想往台湾飞，然后又调头北飞，这就更不合理了。果真如此的话，256号飞机的飞行性能就太高了，穿梭南北，简直是宇宙飞船的速度了，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对于这些当事人的说法，我们也要进行仔细的考辩，不能轻信。

256号专机坠毁的谜团

主持人：256号三叉戟飞机的坠毁，也一直备受争论，有研究者认为是驾驶员操作不当所致，也有人主张是油料不够，甚至有论调，认为它是被击毁的，你认为哪一种观点比较可信？

王海光：我认为官方勘察的结果比较可信，首先，如果256号飞机在中国境内被击伤，它不可能越境再飞370多公里；其次，苏蒙方面的军队也不可能击伤飞机，因为他们当时也都没反应过来。当时据中国技侦部队上报的消息，在256号专机北飞越境进入蒙古国时，蒙方军队根本没来得及反应。苏蒙方面也是如此，90年代曾有中国记者访问温都尔汗飞机失事地点的居民。当地人说：在飞机坠毁以后的第二天早上，他们向肯特省的相关部门汇报的时候，电话没有打通。这说明蒙古方面也不确切地知道飞机坠毁的消息，直到有人打电话汇报，他们才知道这一情况。也就是在林彪座机坠毁的当天上午或者中午，蒙古政府才得到确切消息。

从勘察的情况来看，网上都有飞机坠毁时，它燃烧的卫星云图的照片，面积很小，燃烧的轨迹长度只有300米，燃烧区域是600平米。在北边的燃烧口径比较小，是50米，南边的燃烧口径比较大，是200米。如果飞机在空中解体，它的残骸的散布面肯定要比这个大得多。

所以无论是中方的人员，蒙方的人员，还是苏方的人员，他们都认为飞机是在自行降落中坠毁的，苏蒙方面也都有这方面的报告。

主持人：但是彼得•汉纳姆在温都尔汗，采访当地人的时候，有目击者称，看到飞机坠毁之前，尾翼已经开始燃烧，所以在其降落之前，林彪座机就应该已经出问题了。

王海光：对于这一观点，我认为康庭梓的说法比较有道理，因为他对三叉戟的情况非常熟悉，即飞机的尾灯很亮，当地居民很可能把它当成火了。70年代蒙古大草原上生活的牧民，没有见过飞机降落的事，分不清光和火，这也很正常。我认为康庭梓讲的很有道理，判断是正确的。如果一个高速飞行的飞机着火了，它在空中表现出来的痕迹，不会是看到尾翼上着火，而是看到在夜空中划过的一条大火龙。

主持人：对256三叉戟飞机的驾驶员潘景寅，大家也是评价不一，一个争论的要点就是他到底是林彪出逃事件的同谋，还是被迫上机的受害者？

王海光：潘景寅在"九•一三"事件刚结束的时候，是被定为"林彪死党"的。情况是这样的：9月12日的晚上10时以后，林豆豆报告北戴河的8341部队，说叶群、林立果要绑架林彪，已经把一架飞机调到了山海关机场。周恩来很重视，立刻让人查，并要求空军司令吴法宪把飞机调回来。在吴法宪下令要调飞机回来时，负责专机管理的副参谋长胡萍，在中间做了小动作，谎称三叉戟飞机刚刚改装好，飞行过程中，发动机有点问题。胡萍打电话跟潘景寅说，让潘在上面查问时，也报告说三叉戟飞机有故障，飞不回来。这样潘景寅和胡平的口径就对上了。

所以，吴法宪让飞机飞回来的时候，潘景寅就没听吴法宪的，回答说飞机没法飞行。后来，吴法宪给他打过几次电话，说飞机不能动，谁都不能乘飞机走。潘景寅也答应了。可是，最后潘景寅他自己开着飞机走了，还有意识地没有叫醒其他的机组成员，只叫了三个机械师。因为他们拿着飞机的钥匙，没有他们打开不了飞机舱门。

潘之所以敢于不听吴法宪的话，在康庭梓书中也做了解释。因为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在空军中间，林立果等人对外宣传，说吴法宪是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有股反吴法宪的风，私下的小道消息很多。给潘景寅造成了一种错觉，这种错觉使他最后敢于不听吴法宪的命令。周宇驰骗走直升飞机的时候，也给相关人员说，吴法宪要搞政变，这样才骗走了直升飞机。

256号飞机毕竟是一号专机，正常地执行任务时，都是很，特别是林副统帅出行，迎来送往，那是一个很隆重的场面。实际情况却是，机组人员、副驾驶、领航员，两个副驾驶都没有上机，这很令人怀疑。

所以在 "两案"开审期间，潘景寅被当成林彪的同党。康庭梓的说法比较有道理，他说潘景寅可能知道飞机是飞往广州，但是不知道它要飞苏联。因此，在飞机升空之后，其机的飞行路线显得很游移，先是往北京方向飞，后来又转头，往北飞。这个转的过程，康庭梓说，本来只需要2分钟就能完成的动作，他花费了近20分钟。这说明潘景寅不知道飞机是飞往苏联，还是认为它是向北京方向飞。
在"九•一三"研究中，潘景寅的态度很难说清楚。但在诸多说法中间，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康庭梓的说法。

"九•一三"事件中的毛泽东与周恩来

主持人：在林彪出逃之前，林立衡一直在向周恩来汇报林彪家族的情况，这里，有两个疑点：第一，林立果是7日回到北戴河，一直到13日凌晨飞机出逃，中间隔的时间很长，为什么林立衡没有及时向周恩来汇报情况；第二，12日晚上 10点多，周恩来已经接到林立衡的报告，说林彪可能要出逃，一直到9月13日凌晨一点左右，林彪出逃，为什么周恩来没有及时采取措施。

王海光：林立衡7日到了北戴河以后，林立果立刻告诉了林立衡，说他们准备逃跑，要她一起走。8日晚上，林立果回北京了。在这段时间里，林立衡是有机会告诉林彪，林立果跟她说了什么，但她为什么不去说？有研究者认为，很可能是林豆豆知道林彪的态度，但她不敢说。

但是，无论如何，她没给林彪讲这件事，这是一个事实。直到9月12日晚上9点多，林立果从北京回来之后，她听到内勤服务员说，林彪、叶群等人在讨论逃跑的事，这时她才报告警卫林彪的8341部队。这时已经是当天晚上10点30分左右，林副统帅要逃跑，这是天大的事，接到报告的北戴河的8341部队二大队大队长也不敢作主，就把8341部队的一个副团长找来，让他也听，同时把这个消息向8341部队领导报告。用电话报告北京，告诉团长张耀祠这里发生了什么情况。张耀祠接着又报告给汪东兴，汪随后报告给了周恩来。

据黄永胜的儿子黄春光在《炎黄春秋》发表的文章说，周恩来听到消息后的第一反应是问黄永胜，林豆豆是不是又跟叶群闹别扭了？谁也不敢相信，老婆儿子要绑架老子外逃，这个事情实在太离奇了。林立衡晚上10点半去报告的，飞机是0点32分坠毁，中间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们要弄清事情真假，做出判断来，再采取适当的措施，这是很不容易的。万一事情出了岔子，报告不实，林立衡没事，她是自己家的事情，家务事闹纠纷，别人可是担不起这个失误责任的。特别是周恩来，因为如果处理不当，会直接影响到中央高层的关系。毕竟，林彪是副统帅，是周恩来的领导，周恩来是要执行毛泽东和林副统帅的命令，这个关系不能颠倒，所以在处理出逃的事情中间，他不得不慎之又慎。

当时，周恩来采取的方法，一是让北戴河的警卫部队密切注意林彪一家的动态，及时向中央汇报。二是采取了封锁飞机的做法，通过空军吴法宪这条线，要把256号专机控制住，不让它起飞。另外，因为山海关机场是海军防空兵的机场，周又通过海军的政委李作鹏，给机场打电话，让机场控制256号专机。最后的结果，是两条线都没有控制住，应该说，这是一个很意外的偶然情况。

从根上讲，因为这是林副主席的专机，林副主席要出行，不敢拦的。要是别人，100个也能控制住了。但林副主席要走，要用飞机，谁敢动？8341部队在林彪出逃事件上，要做出判断，又要采取行动，时间很紧促，即使处理得有些手忙脚乱，也应属正常。毕竟这个事情太大了，太不可思议了。而且我认为，处理也没什么大错。

主持人：在林彪事件中，毛泽东和周恩来是两个很关键的人物，在整个事件过程中，他们各自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王海光：如果你问的林彪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问题，可以说，毛林关系的激变，是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后的事情。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泽东也的确要调整军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势力过强的情况。林彪则显得比较消极，也比较紧张。《炎黄春秋》曾经发过一篇文章，说林彪曾经写过一个东西，提出了"三不一要"，中心思想是要求对政治局委员和大军区正职一级的干部，不能随意地逮捕，以保持高层政治的稳定性。但是，这个东西最后没有上报，他自己给压住了。但这反映出了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后的心态，担心毛可能要整到军队干部头上，所以他要稳定一下军心，提出了"三不一要"，不对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一级的干部随意的逮捕。因为在文革前期的动乱期间，对党的高级干部随便的批斗、拘禁，这种情况太多了。所以，这段时间，林彪表现得比较消极，和过去积极配合毛的状态形成了截然的对比，甚至毛泽东想让林彪接见外宾，他也不愿意出面。接见阿尔巴尼亚的国防部长，林彪也不愿意，表现得很勉强。可以看出来，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毛和林的裂痕越来越大。
同一时期的周恩来，我们还看不出他对林彪有什么不满。从黄永胜等人的回忆录上看，周恩来政治上非常老道，一直做协调工作，想弥合中央高层这种裂痕。

林彪的研究， 不能泛政治化，不要搞成"翻案"文章，要从史料出发，以事实为根据。

主持人：对于"九•一三"事件的评价，另一个争议点是对他的审判，文革期间，他的罪名是"反党叛国"， "两案"期间则被定义为"反革命集团"。这种提法的变化，是否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

王海光：当然有关系。文革中批判林彪反党集团，是把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的言论也被算在其罪名里的。到"两案"审判的时候，就没有再提九届二中全会的事。因为当时认为，九届二中全会是党内的政见分歧，它和谋杀毛泽东、搞政变，是两个性质的问题。所以在"两案"审判中间就没有这么提。

主持人：前后两次审判，您认为有哪些具体的变化？又有什么值得点评的地方？

王海光："两案"审判摆脱了过去党内斗争的模式，因为在过去按照党内路线斗争的模式，打倒彭德怀、刘少奇等，都没有走法律程序。"两案"时期，林彪案的审判进入到法律程序，有些属于党内斗争的事没往上搬，只有牵扯刑事方面的事才会被提出。这应该说是一个进步。

当然，考虑当时的环境，这一进步也是比较有限的。这个有限性在什么地方呢？即"两案"审判是"审罪不审错"，它只关注林彪搞武装政变这个罪。至于党内斗争的不同意见，涉及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事情，那是错误，这些错误是不会被提到法庭的。就是说"两案"审判还是一次政治性很强的审判。很大程度上，"两案"是为了否定文革，要为文革的罪错找出一个说法来，从而把文革的这一页揭过去，然后才好贯彻改革开放的路线。

所以在"两案"审判和专案组时期，对于林彪罪行的认定，有了很大的变化。如果我们能够对照一下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三批材料和"两案"审判的材料，可能发现，在过去认定是罪状的东西，在"两案"审判中被取消了，比如林彪的"一号命令"，林彪、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的结盟等问题，有20个问题在审判书中都去掉了。也有三个新的问题：一是林立果以调研小组为基础组成的联合舰队；二是林立果在9月7日下达了一级战备的命令；三是周恩来指示，四个人一起下命令，256号专机才能起飞。

主持人：您怎么评价现有党史对于林彪事件的研究？

王海光：最新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史》第二卷，还有解放军军史，在林彪问题上还是有些新的提法，更加中性化了，过去有些传统提法也已经不再用了。

比如一号命令，在过去的许多书中，是把一号命令和疏散老干部放在一起。很多回忆录也这么说，实际上，根本不是一回事。疏散老干部是中央为了防止苏联突然袭击采取的一个措施，跟林彪没有关系，与一号命令也没有关系。这些东西在早已做出了澄清，官方主流叙述也不再这么提了。

主持人：关于林彪参与政变，这一罪名的认定，实际上没有很明确的证据证明，这是否意味着，林彪罪案可能会有重新翻案的一天？

海光：我不太喜欢谈论什么"翻案"的问题，这还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政治思维。对于林彪的研究，绝不是翻案的问题。我刚才讲了，翻案是搞政治，我们不是搞政治的，是做学术研究，我认为，不要把林彪问题搞成一个"翻案"的问题。我们更多地是从一个历史学者的角度，来还原这个事件的本来面目。因为"翻案"或者"不翻案"，这不是我们学者应该关心的事情，它是政治领导人的事情。从政治领导人的角度讲，为什么要给林彪翻案？要翻什么案？如果给林彪翻案了，那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该怎么表达？林彪冤、四人帮也冤，你有明确的证据证明四人帮要篡党夺权吗？那文革是不是要重新肯定？要知道，林彪毕竟是"文革"司令部的副统帅，与苏联的托洛茨基案、布哈拉案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想，不仅本届领导人不会翻案，下一届领导人也不会做，以后的领导人更不会做。再进一步讲，给林彪翻案有什么现实意义，能够促进中国的民主化吗？林彪在鼓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作用，在支持文化大革命中的历史责任，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你们这些年轻人可能不清楚，所以会对"翻案"的事情格外感兴趣。研究者不会去纠缠这个没有什么价值的问题。所以，我们还是从历史学的角度，把历史事实搞清楚，不要牵扯到所谓的"翻案"问题上去，那不是历史学家应该做的事情。

我的态度是，研究林彪事件，首先是把具体事实搞清楚。林彪在文革期间的具体干了哪些事情，哪些是主动的，哪些是被动的，整了哪些人，说了哪些话，起了什么作用，这些事情你闹清楚了没有？林彪叛逃事件如何发生的，关于出逃情况的细节，你是否搞清楚了？在这些事情都搞明白之后，再谈林彪、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应负的责任，再深入到从体制上、文化上探讨林彪事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问题。至于说"林彪反毛泽东"的问题，我看不出来。正如刚才谈到的"571"工程纪要的问题，有的人把它当成是林彪反对毛泽东左倾路线的一个证明，说林彪是正确的，这完全是凭空想象的，就是与官方拧着劲来，是在做政治文章。从政治上讲，"571"搞的是民主政治吗？能够肯定吗？从历史研究上讲，没有证据证明林彪知道"571"的内容。实际上，林立果、叶群他们搞的一些小动作，林彪未必都知道。所以不能凭空地讲"林彪反对毛主席"，这是没有根据的。拿黄吴李邱这些人来讲，他们也不是反对毛泽东的。社会上那些"林反毛"、"林是反文革"的言论，是非常荒唐的。

"九•一三"事件的影响：否定文革，推动改革的起点

主持人：您怎么看待"九•一三"事件对中国高层政治走向的影响？

王海光："九•一三"对中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不仅是对高层的影响，而是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党内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由来已久，在建国后是越来越严重，特别是在林彪等人的竭力鼓吹下，到文革时期，达到了顶峰。被笼罩在个人崇拜气氛下的芸芸众生，广大干部群众，对文革的一些错误做法可能有不满，但是不可能动摇对毛泽东的领袖崇拜。

"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的突然发生，给中国带来的是一场巨大的政治地震，强烈地冲击了人们长期对毛崇拜的心理。林彪是毛泽东最信任的人，被称为学习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好举得最高的好学生，还被毛泽东定为接班人，写入了九大党章。而今，林彪在突然之间变成了反毛的元凶，居然要搞政变，居然要谋害毛泽东，这使毛泽东颜面大失，从根本上颠覆了英明伟大的形象。从此，毛泽东的那些文革理论不能自圆其说了，文革实际上破产了。

所以，文革中对林彪的批判，在某种程度讲，批得越狠，对毛泽东领袖形象起的负面作用越大。尽管你可以说，林彪是野心家，是反革命两面派，但毕竟，林彪是毛亲自树立起来的接班人，为了树立林彪，还整了一大批高级干部，最后还是看走眼了，这对人的思想冲击和心灵冲击是非常大的。可以说，"九•一三"事件的发生，使毛泽东的文革没有办法再搞下去。毛泽东也意识到，这是很难给历史交待的事情。所以，毛泽东在很多场合中，也做了一些自我批评，说某件事情是林彪搞的，他不知道，上了林彪的当等等。但是，这也是很难服人的。既然毛泽东本人也会受蒙蔽，也会犯错误，那说明他并没有宣传的那么英明伟大。人们不再相信过去那套制造个人迷信的宣传，开始怀疑文革的必要性，开始走向独立思考，开始反思毛泽东的错误。由此，中国就开始走向了一个否定文革、推动改革的路线。从长远的角度说，"九•一三"事件的突发，强烈地冲击了每个人，使大家开始摆脱了思想牢笼。这就为以后结束文革，以及为日后的改革开放，打下了最初的思想根基。

主持人：为什么在林彪事件以后，中国的政治路线没有得到及时的更正，反而又掀起了一波"批林批孔"的浪潮？

王海光：因为毛泽东要重新解释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他不能够停止文化大革命，不能说这场运动搞错了，所以他要发动批林批孔运动，以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在具体政策上做了很多的调整，包括解放老干部，落实政策等等。但是文化大革命本身，还是不能否定的。这就是毛晚年的一个矛盾纠结之处。实际上，在林彪事件爆发以后，文革就成了毛的陷阱，一方面还是说搞文化大革命是必要的，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已经站不住脚了，这是两难处境，就显得非常尴尬。

主持人：林彪的倒台，是否也意味着制约江青"笔杆子"的"枪杆子"没了，这对毛泽东驾驭党内权力是否有不利的影响？

王海光：江青集团对毛泽东没有权力失控的危险。一般来讲，作为最高领导人，需要平衡各种政治力量。林彪出事以后，在文革后期，党内有两种政治力量，一个是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干部，一个是江青、张春桥为代表的文革派。毛泽东在两派搞平衡，左右摇摆，一会儿支持邓小平的整顿，邓小平的整顿搞到否定文革了，他又不满意，又批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可以看出，在毛泽东晚年，实际上已经难以摆平政治格局中的各种力量了。在文革后期，反文革的力量越来越强，已经形成了很大的气候。反文革的情绪蔓延开来，不仅是在高层、中层，甚至包括普通百姓。这种反文革的社会心态，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共识，大家都认为文化大革命不能再搞下去了。

主持人：有一种说法，主张"九•一三"事件后，文革之所以没能持续下去，一个原因是军队的实权落到的叶剑英这股反文革力量的人手里。

王海光：文革后期，军队中间是有过调整，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取消了军委办事处，重新成立了军委办公会议，作为主持军队工作的日常班子。这时的军队工作，是由叶剑英主持的。叶在文革后期的军队工作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毛泽东还用了陈锡联、李德生。另外，林彪事件后，毛泽东要扭转军队尾大不掉的局面，在国家的政治格局中，军队的势力在下降。二是毛泽东调动了八大军区司令员的位置，这是为了避免他们坐大一方。也是因为文革前期的许多事情都是他们主持下办的，如果他们不走，这些落实政策的事情是很难搞下去的。最后，以叶剑英为代表的军队力量，在结束文革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也是文革以来，军队干部和江青集团长期矛盾的结果。

主持人：是否意味着，叶剑英等人反对文革，更多是出于派系斗争的考虑，而非价值观的促使？王海光：不能这么理解，从派系斗争的角度解读历史，过于简单了，实际上也不是。结束文革，是民心所向，众望所归。经过多年反复折腾，大家对运动都非常厌烦，所有人都被搞得疲惫不堪了，都希望早点结束动乱，结束文革，集中精力去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多年的政治运动，已经把他们都极力想走出文革，这是全党、全军、全民的想法。

所以，在文革末期，文革派在中央很受孤立，在社会中间，流传着很多政治谣言，抨击文革派，抨击江青，甚至有些还或直接或间接地说到了毛泽东。这说明，文革末期，虽然文革的名义和形式还在，但是实际上，在人民心目中，它已经是破产了。

主持人：现有的研究多关注"九•一三"事件的国内影响，它对于中国的外交关系，是否有影响？

王海光：调整中国在国际上的被动局面，在九大以后，就已经开始了，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尤其是中苏边境的两次战争，中国外交的主场开始从社会主义阵营转向西方国家。 "九•一三"事件之前，中美已经开始来往，美国和中国也已经多次联系。改换中国在国际社会上"一边倒"的定位，打开通往西方的大门，这是既定的方针。"九•一三"之后，中美关系缓和的步伐加快了，但是它还是既定方针。
主持人：最后，请王老师简单总结下，您所认识的林彪是怎样的一个形象？

王海光：评价林彪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今天我们主要是讲"九•一三"事件的问题。但也可以看出，林彪这个人是多面的，非常复杂的。一方面，从他私下的言论和文字中可以看出来，他对毛的很多政策的确有所不满，但他的公开表现又是对毛亦步亦趋。这种双重人格的政治现象，本身也非常值得研究。另外，林彪当上"接班人"的背景，也是很复杂的。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与刘少奇发生激烈冲突，为了打倒刘少奇，毛泽东紧急从大连招来了林彪，临时决定让林彪当接班人。这种体制的变化，也是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可以说，这个文革中的毛林体制，在制度构架上是很不成熟的，弊端很大。
从林彪事件的种种表现，包括像林彪家中的复杂的家庭关系，可以对我们解读当时的高层政治生态，解读文化大革命有所助益。但是，我们做林彪问题的研究工作，决不能简单化。那种政治口号式的"喊对"或者"喊错"，都是太简单了。我们应更多地专注于相关史料的挖掘，做到言之有据，言之有理，把整个事件的复杂性充分地展示出来。这样才能够真正地去解读林彪事件，真正地去解读林彪这个历史人物。


——共识在线第40期文字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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