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贝:《五一六通知》指向的是彭真而非刘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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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六通知》指向的是彭真而非刘少奇？

文贝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是一个标志性的历史文件。不仅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而载入史册，包括他形成和通过的过程至今存在较大的争议。

《五一六通知》的起草。

主流的说法是：1966年4月9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在邓小平的主持下，批判彭真的“一系列罪行”。康生传达毛泽东在上海的几次谈话内容，由于毛泽东已经对彭真定下了“犯错误”的调子，书记处系统地揭发彭真在民主革命各个时期的“错误”。这个会议决定，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文化革命小组的《二月提纲》的错误，撤销这个提纲。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批准。起草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江青、刘志坚任副组长，康生任顾问。成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吴冷西、穆欣、陈亚丁、尹达、张春桥。

原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回忆录的描述是：４月９日－１２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书记处会议，会议内容之一就是研究学术批判的问题。王任重说：主席讲得很好，很重要，是否将毛主席的话整理成一个文件下发到全党。陈伯达说：那你根据你的记录写一下。这就是五一六通知的由来。王任重记录的特点是谁的话都记，但只记要点。我的记录是毛主席的原话，但是别人的插话就记不下来了。我一看他的记录同我的不尽相同，就没有往外拿我的记录稿。王任重起草文件，后来改动很大，康生说改了八遍。４月２４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基本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草稿。

前面说法与李雪峰的回忆的差别在于前者是会议决定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后者说的是将毛主席的话整理成一个文件下发到全党。而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不单纯指起草《五一六通知》，王任重提出的才是真正的《五一六通知》原始作品。

《五一六通知》的通过。

李雪峰回忆录描写的过程是：５月１６日上午９时，在人大会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仍由少奇主持。小平讲话，介绍五一六通知内容。讨论通知时，大家都是赞成的，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因为是扩大会，少奇说所有参加会的人都有权举手。全体举手通过，一字未改。这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因为是５月１６日通过的，又叫五一六通知。

中央讨论《五一六通知》的是采访王光美的黄峥是另一种说法。王光美访谈录》（６３）――《二月提纲》和《五一六通知》中有这样一段描述“黄　峥：据我所知，《五一六通知》在通过时一字未改。本来会上有些同志提出，文件中有的用语、标点不妥，提出改正。但陈伯达、康生等强调文件已经经过毛主席先后8次审阅修改，一个标点也不让改。王光美：是这样。”

“一个标点不让改”的说法从此流行。其实王光美只是认可了黄峥的话，这个观点并不是她发明的。显然黄峥有引导成份在里面。此后，陈伯达、张春桥等借口毛泽东已审定而坚持不让改，最后原封不动地付诸通过成了最流行的说法。

后面一种说法与李雪峰回忆录中的“讨论通知时，大家都是赞成的，没有提出不同意见。”正好相反。

在其它参加会议的当事人陈伯达和王力的回忆录中，也没有出现任何刘少奇及其它人提出反对〈五一六通知〉的内容。

而且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介绍\'五一六通知\'内容的不是起草小组组长陈伯达，而是邓小平。说明起草小组当时是由中央书记处领导的，隶属中央政治局是在新的文革小组成立之后。

显然，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五一六通知》有反对意见的说法并不成立。可以说他们“敢怒不敢言”，却不能说提过反对意见。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五一六通知》之所以没有修改，因为这个文件在４月２４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已基本通过，这次只是正式上会而已。

而且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省以上的决议都是有专门的起草小组进行草拟，经过多次讨论后才提交大会正式通过。这种通过只是走形式，基本上是全体一致举手通过。

彭真的下台。

彭真的《二月提纲》是１９６６年２月提出来的，虽然多次受到毛泽东及中央书记处的批评，但彭真仍然在位并参予中央各种活动。包括三、四、五月份的中央会议都参加，其中在５月１１会议上还和别人争谁是第一个喊毛主席万岁的。

同时，彭真在此期间还组织了北京文化界展开了对姚文元文章的论战，也就是历时三个多月的“京海派”文化领域大论战。

直到中央表决通过《五一六》通知时，彭真仍然参加会议。据说《通知》要对彭真进行点名批判，刘少奇问彭真：“彭真同志，你有什么意见？”。彭真说：“一个检查，一个改。”刘少奇问：“对通知有什么意见？”彭真答：“没有意见。”

决定对彭真免职的决定是刘少奇主持的５月２３日会议做出的。会议通过对彭、罗、陆、杨的处理决定，进行专案调查。调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长，调叶剑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军委秘书长，李雪峰任北京第一书记。

此后，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彭真一直再没有出山。这是高层干部少见的现象。毛泽东连邓小平都能安排出山，却不原谅彭真。而彭真在文革后重新出山的1979年4月第一次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时，就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必须坚持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否则，必然造成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和整个革命战线的混乱，使亲者痛、仇者快。他力主对四人帮和林彪集团成员痛下杀手，却不反对毛泽东，个中缘由值得思考。

中国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指向的是彭真而非刘少奇。

《五一六通知》中有这样一段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在文革中刘少奇被打倒以后，很多人像是突然醒悟一样，认为《五一六通知》中所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指的是刘少奇。其中尤其点出“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而刘少奇作为党的第二把手，是理所当然的接班人。其实这种认识不一定正确。

首先，《五一六通知》的基本内容是批判《二月提纲》，并且明确指出“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而且其中提到彭真的名字或“提纲的作者”、“作者”达八次之多。它的指向是非常明确的。

其次，1963年9月，毛泽东在审阅《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关于斯大林问题》时，把“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改为“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和整个三十年代，随后又在四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以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是对刘少奇工作的肯定。

毛泽东在1964年7月就说过：“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三是《五一六通知》虽然经过毛泽东修改定型，但中央会议通过并贯彻执行都委托给刘少奇，本人连北京都不回。如果“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是指刘少奇，毛泽东不会如此放心。

四是参加起草“五一六通知”的康生、陈伯达等人，在后来的谈话中都认为这个“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指的是彭真，并没有怀疑到刘少奇头上。

五是刘少奇自己也没有意识毛泽东指向的是自己。1966年5月18日刘少奇在会见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时向他通报说：“彭真反毛主席，他是中国党内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

六是当时一些领导人已经点明指的是彭真。贺龙5月19日在大会发言中对彭真说：“主席批评赫鲁晓夫在我们身边，那还不是批评你呀！”康生也在大会上指责彭真说：“你就是这样的人物，你就是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这样的人物。”张春桥在上海革命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上说过这样一句话：“对‘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这一段，我当时就不太理解，只想到彭真，没完全想到刘少奇。”

七是即使在刘少奇被打倒以后，毛泽东从来没有说过刘少奇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毛泽东与刘少奇虽然在四清运动中有分歧，但真正决裂是因为刘少奇派工作组压制群众运动，从而把他打入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行列。而且这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上出现的，是专为刘少奇设置的一个“头衔”。

其实把《五一六通知》中“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戴到刘少奇的头上是刘少奇被打倒以后，就像“反革命”这个帽子可以随便扣一样。就当时而言，这个帽子扣向的是彭真，而不是暗指刘少奇。当然，当倒下时无论是扣反革命、修正主义、阶级敌人，还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没有问题，因为他们之间是贯通的。


文贝，博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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