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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伟华:王力、关锋的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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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5-2 00:17:3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王力、关锋的垮台

卜伟华


毛泽东领导文化大革命,主要是通过中央文革小组来进行的。1967年2月以后,中央政治局不再活动,原来的中央常委碰头会也不经常召开了。[1]按照毛泽东的意见,要把中央文革小组当作原来的中央书记处,党和国家的所有重大问题都要先拿到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研究处理。

  中央文革碰头会原为中央文革小组例会,基本上都是每天晚上在钓鱼台16楼召开。批判“二月逆流”以后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起初为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共10人。2月25日,经毛泽东同意,补充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叶群四人,称为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列席人员,享有正式成员的一切职权,参加所有的会议和活动。此后不久,又增加肖华为列席人员。[2]1967年7月中旬以后,肖华被打倒。7月底,穆欣被中央文革小组抛弃,令其回光明日报社参加运动。8月底,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8月以后,吴法宪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1968年1月,戚本禹被隔离审查。3月,杨成武被打倒。3月以后,中央文革碰头会又增加黄永胜、温玉成两位成员。这时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为: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汪东兴、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温玉成,共12人,不再分正式成员与列席成员,至九大未变。

  1967年8月底,毛泽东决定将中央文革小组两名重要成员王力、关锋隔离审查,在全国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连同后来也被隔离审查的戚本禹,一起被称为“王关戚事件”。


  1.“运去英雄不自由”


  1967年7月中旬,毛泽东离京南下,北京的乱摊子丢给了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

  当时,周恩来的日子很不好过。“伍豪事件”的阴影还笼罩在他的头上,他不得不小心谨慎,如履薄冰般地应付眼前的一切。据说那时邓颖超甚至把装有洗漱用具的挎包挂在门厅的衣帽架上,以便一旦出事时,可以随身带走。当时任空军司令员、军委看守小组组长并开始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吴法宪回忆说:“这一段是总理最苦闷的时期,他那时情绪不高,很沉默。在碰头会中,总理孤家寡人,江青很凶,动不动就拍着桌子批总理,多次威胁说:你周恩来不要忘记,要不是我保你,你早就被打倒了,并要大家表态。当时没有什么人为总理讲话。总理总是一声不吭,很可怜,叫人看不下去。我当时既佩服总理真有涵养,又为这样一个老革命落到这步田地感到心寒。”[3]

  但是,党内斗争经验丰富的周恩来并没有完全被江青等人制服,他忍辱负重,引而不发,等待时机。

  王力8月7日的讲话出笼后,周恩来敏锐地感觉到此事的严重性。他打电话向中央文革查问此事,并将一份印有王力讲话的材料批给康生、王力,提议三人在一起“谈一谈”。康、王二人未予理睬。[4]中央文革的风头正健,并不把周恩来的提议放在心上。

  8月23日凌晨,英国驻华代办处的大火刚被扑灭,周恩来就紧急召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负责人,向他们宣布:外交部的夺权是非法的,不算数;“打倒刘、邓、陈”的口号是错误的;封闭副部长们的办公室、造成外交工作失控,是目无中央;火烧英国代办处表明已不能控制局面,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周恩来表示,对这件事,还要做进一步调查处理,同时向毛泽东报告。

  8月25日凌晨1时,刚开完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周恩来,单独约见才从上海毛泽东处回京的杨成武,向他谈了近来一系列事件的看法。周恩来特别提到王力的“八七”讲话,指出:这个讲话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的权,并连锁反应到外贸部和国务院其他部,还有火烧英国代办处以及借口揪刘少奇把中南海围得水泄不通,宣传上又提出“揪军内一小撮”(指《红旗》杂志在8月1日发表的社论《无产阶级必须要牢牢掌握枪杆子》中提出“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臭”)。周恩来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周恩来把一份印有王力“八七”讲话的材料交给杨成武,要他转送给毛泽东看。

  当天上午,杨成武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直飞上海,向毛泽东转达周恩来的意见。毛泽东当时并未答复,在经过一天的考虑后,毛泽东下了决心。他对杨成武说:“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可以先解决王、关,戚暂时不动,以观后效。”

  26日中午,杨成武赶回北京,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表示,事不宜迟,马上开会。当晚,周恩来在钓鱼台主持召开中央小碰头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出席。周恩来宣布:“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策。”随即,他逐字逐句地宣读了杨成武记录下来的毛泽东的指示。随后,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翌年1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5]

  其实在此之前,毛泽东对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已经有所注意。1967年3月2日,王力未经批准,就在军以上干部会议小组会上发言,传达了毛泽东2月28日关于“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现象,值得注意”的批示。毛泽东看了会议简报后,就曾对王力说:你放了炮,要注意不要伤害总理。

  陈伯达曾向毛泽东送过关于同王力、关锋、戚本禹有关系的一些人秘密开会,策划掌握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权力的材料。毛泽东对陈伯达也讲过,北京市是让一派操纵了,但这个问题很复杂。并点了关锋、吴传启、林聿时三个人的名字[6]。当时,毛泽东说,对他们的问题要慢慢来。

  王力、关锋、戚本禹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都曾经公开发表过比较有影响的宣传文化大革命的文章,还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写过评论员文章和社论。他们都参加了《五一六通知》、《十六条》等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起草工作。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他们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甚至政治局常委的会议。他们写的一些文章多次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赞赏,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越来越自以为是,越来越狂妄。用王力后来在自己的检查中的话来说,就是“更加忘乎所以,尾巴翘得更高了”。他们唯江青的马首是瞻,对于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都不太放在眼里,经常当面顶撞,出言不逊。在江青、康生等人的支持怂恿下,他们有时甚至对周恩来也敢采取大不敬的态度。

  1967年夏天,北京大学校文革给《红旗》杂志写了一封信,“勒令”交代1962年重新发表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的经过。这封信送到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关锋、戚本禹都在这封信上签名表示同意。因为重新发表《修养》的事情牵涉到康生和陈伯达,陈伯达在此信上批了“不同意”三个大字,并对江青说,一个党刊,接受一个群众团体的“勒令”,不觉得羞耻吗?江青也觉得此事非同一般,她后来在批判王力等人的时候说,王力他们是想要“把两个常委端出去”。鉴于陈伯达在中央文革小组内地位不稳,毛泽东在1967年夏天曾两次重申了陈伯达作为“一组之长”的地位。

  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是毛泽东曾经欣赏和重用的笔杆子,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得力干将。毛泽东对他们实行果断的处置,同时也是对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的沉重一击。9月4日,戚本禹写信给毛泽东检讨自己的错误,他在信中说:“最近以来,大家心情都很沉重。关锋、王力同志犯了很严重的错误,其表现形式是‘左’倾盲动……。王力同志在外交问题犯错误,就同我有关(事由我起)……我这几天一直睡不好,想了许多问题。……我真怕什么时候自己不争气,离开了主席的革命航道,给革命造成损失。……小组里出了事,江青同志心里难过。他叫春桥同志和我去看了关锋、王力,开导他们。”

  9月24日,毛泽东从南方回到北京。他在中南海听到王海容等人汇报有关情况后,针对王、关、戚问题,援引了晚唐诗人罗隐的两句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7]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王力等人都曾经是红极一时、炙手可热的左派人物,他们的名字经常出现在广播电台和各大报刊上,他们在被隔离审查之前是中央文革小组中最为活跃的人物,他们到处发表讲话、演说,代表中央文革小组接见各方面的群众组织代表,对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种种重大问题进行表态。在群众眼中,他们都是神通广大的通天人物,经常捧着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尚方宝剑对各方面发号施令,狐假虎威,狂妄蛮横,颐指气使,不可一世。他们的崛起和垮台都很突然,在他们被隔离审查以至被送往监狱关押之后很长时间,正式的宣传媒介对他们从政坛上的突然消失都讳莫如深,不置一词。社会上关于这三个人的各种小道消息纷纷扬扬,不胫而走,但对他们究竟犯了什么错误,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2.北师大“九七事件”


  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后,《红旗》杂志负责人林杰也被批斗。北师大“井冈山”负责人谭厚兰曾在红旗杂志社实习过一段时间,早就与林杰过从甚密,曾得到过林杰的不少帮助,在某种意义上说,谭厚兰就是林杰一手扶持起来的造反派头头。她在9月1日晚师大革委会会议上还是一口咬定“林杰是坚定的革命左派”。会后,谭厚兰率领师大“井冈山”一部分人到红旗杂志社游行示威,表示支持林杰。

  师大革委会、师大“井冈山公社”于9月1日发表《关于目前形势的严正声明》,其中还在振振有词地说:“运动以来,一些别有用心的家伙一直把林杰-关锋-康老,说成是一条黑线,妄图分裂中央文革,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扼杀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一罪恶活动早已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可是,最近这些家伙又重新拾起了这一法宝,明目张胆地对抗中央文革首长的指示,孤注一掷,大搞政治赌博,继续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并妄图借此搞垮井冈山红色政权,我井冈山公社全体社员和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坚决不答应!谁反对中央文革,我们就打倒谁!”

  9月3日,在红旗杂志社帮助工作的师大“井冈山”成员王东回校向谭厚兰汇报,说林杰确有问题,已经被批斗、被抄家了。谭厚兰听后痛哭失声,说:“这样一来,全国的造反派被压下去,文化大革命就会被葬送。”

  9月2日,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等组织开会,听北师大“造反兵团”(1967年2月成立,3月解散)的人介绍谭厚兰保林杰的情况,讨论如何利用这一时机整垮师大“井冈山”。

  9月6日,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等组织在北航开会决定,9月7日在师大召开庆祝师大“造反兵团”成立大会,由“造反兵团”邀请社会上的单位来参加大会,“天派”各校要尽量多去人参加大会,由体院“毛泽东思想兵团”的刘长信负责调动会场队伍,大会指挥部设在师大对面的电影学院“井冈山总部”,对大会进行遥控。

  9月6日,师大革委会成员樊立跃等人发动“政变”,推翻师大革委会,成立“专政委员会”,并对谭厚兰进行抄家和限制自由。9月7日上午,“专政委员会”召开了批斗谭厚兰大会。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等组织的大批人马涌进师大参加了师大“造反兵团”的庆祝大会[8]。

  当天下午,中央文革小组派人到师大传达了中央文革小组的紧急指示:“中央文革小组坚决反对开群众大会斗争谭厚兰,反对搞垮师大革命委员会。谭厚兰和师大革命派在2、3月份反对谭震林、批判谭震林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支持他们的这种行动,你们应当立即释放谭厚兰同志,希望你们严格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路线,提高革命警惕性。”[9]当晚,谢富治派李钟奇去师大,传达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1.北师大革命委员会、井冈山是革命组织,谭厚兰同志是革命的,如果有缺点、错误,可以批评,可以进行检讨。2.不能搞垮革命委员会,不能搞垮井冈山革命组织,不能揪斗谭厚兰,不能限制她的自由,召开万人斗争大会是错误的。凡是被抄的一切公私物品,一律归还。以上指示由原革委会负责处理执行。”

  北京市革委会也于当天发布了通告:“1.北师大今天在个别别有用心的人的操纵下,推翻师大革委会,非法绑架和斗争谭厚兰与师大革命委员会委员,这些作法都是完全非法的,都是违反中央‘六六通令’的,完全违反中央负责同志最近的讲话精神。现宣布无效。应立即恢复师大革命委员会的一切权力。2.樊立跃等人自己组织的‘专政委员会’是非法的,应立即宣布解散。3.樊立跃、黄家林、李五权三人拘留审查。”[10]

  据康生说,北京市革委会的通告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他在讲话中还说:“要不制止,会引起连锁反应,全国都要受到冲击。”[11]

  中央文革小组当天晚上接见“天派”几个组织的代表,江青骂道:“你们是蠢木头、败家子。 叫你们不要管人家的事, 你们偏要去,结果出了乱子,上了坏人当。一定要抓(专政委员会的)三个人。回去要开门整风,北京日报、市革委会也要开门整风……你们一点毛泽东思想都没有,回去好好学习姚文元文章(指《评陶铸的两本书》),好好整风,你们要进行检查。”

  中央文革小组对北师大“九七事件”作出的反应是迅速的,坚决而有力的。王力、关锋被停职反省后,中央文革小组因为恐怕人们对王、关二人的批判会波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人和整个小组,一直对此事保密。“九七事件”发生时,“打倒林杰”的大标语已公开在北京街头张贴,如不及时制止,势必很快就会出现一个批判王力、关锋等人的高潮。中央文革小组也不愿意看到在“反击二月逆流”中为打倒谭震林立下过汗马功劳的师大“井冈山”就此垮台,师大“井冈山”的垮台可能会引起人们对“反击二月逆流”的重新评价。

  王、关被审查后,引起了强烈的社会震荡。在北京造反派中与王、关牵连较多的是“地派”,而“天派”中的一些人则早就开始对王、关有所怀疑。8月31日夜,清华“井冈山”和北航“红旗”几百人冲击光明日报社,与报社部分职工发生武斗。9月1日中午,报社造反派和中央戏剧学院“红旗文艺兵团”将穆欣绑架。周恩来在接到报社职工报告后,责令将穆欣释放。穆欣于9月2日向周恩来写信报告了自己被绑架的经过:

  总理:

  我昨天下午2时被中央戏剧学院“红旗文艺兵团”抓去,今晨5时半已回到报社。昨天下午转了几个地方,最后一个地方是北航。每次转换途中及室内行动都蒙住眼睛。

  所有看押的人都谈话。午夜前后,在北航有一男一女找我谈话,他们提出的主要有这些事:

  “交代你分裂中央文革的罪行。”

  追问我从小组回报社[12]时谁同我谈的话。

  “你是516兵团的后台。”

  “你晓得8月30日发生的重大事件么?你从8月29日到9月1日到什么地方开过会?见过什么人?同什么人打过电话?”

  “你同红旗杂志什么人联系?你同林杰是什么关系?”……

  对这些问题,我作了简单的回答,他们很不满意,对我说了许多威胁的话。谈了10几分钟,便把我送回关押的小屋。

  今晨4时左右,他们蒙住我的眼睛把我送到宣武门外,急速把车开走。

  因为昨天报社有人向您报告了我被抓的事,知您关注,特把经过简报如上。感谢党的关怀。

  穆欣  9月2日[13]


  由此可知北京大专院校的造反派信息是多么的灵通,8月30日王、关被隔离审查,第二天他们就探出了风声。

  9月初,北京街头开始出现有关王力、关锋的大字报。9月8日,中央文革办事组电话通知北京的一些大专院校,让他们将这类大字报进行覆盖。电话指示说:“这些大字报不要上街,主要矛头对准刘邓陶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4]9月17日,在接见北京大专院校群众组织代表时,江青说:“中央的事情你们不要管,很多事情,你们不应当知道。我们要遵守党的纪律,不应该告诉你们。我们已经解决了的事情,你们还去乱搞。我们有的事情要封锁到最小的范围。”[15]


注释:
  [1] 《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第130页说:“原由周恩来主持、各副总理及有关负责人参加、处理党和国家大事的中央碰头会也被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这里说的中央碰头会,也称常委碰头会。实际上,中央碰头会并未完全由中央文革碰头会所取代。1967年5月11日中共中央通知中说:“5月8日,红旗杂志编辑部和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是经过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第459页]5月28日,中央常委碰头会通过了《关于对国务院×部(委)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下),第1478页]。7月26日下午在京西宾馆批陈再道的会,也是一次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周恩来年谱》对1967年2月以后的中央常委碰头会多有记载。

  [2] 1967年4月21日,肖华、杨成武接见“七一五革命造反团”等群众组织时,杨成武说:“我们主要在中央文革工作,90%的时间都在中央文革,我们的意见也是中央文革的意见。”

  [3]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232-233页。

  [4]《周恩来年谱》下卷,第177页。

  [5]《周恩来传》下,第967-968页。

  [6] 关锋、吴传启、林聿时三人曾在一起用“撒仁兴”为笔名合写过文章。

  [7] 见宗道一:《“王八七讲话”与外交部“夺权”闹剧》,《中华儿女》2002年第1期。宗文还写道,王海容、刘华秋等人写出题为《王八七讲话是一株大毒草》的大字报,于9月27日贴出,在外交部引起轰动。此说不确。王海容、刘华秋等九人写的大字报题为《王力八七讲话的要害是向中央夺权》,时间为1967年9月8日。

  [8] 大会的名称为“打倒林杰,砸烂反动组织516兵团,庆祝井冈山造反兵团恢复活动大会”。

  [9] 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北师大问题的紧急通知(1967年9月7日),《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10] 首都红代会部分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写于1967年9-10月)。

  [11] 中央首长分别接见大专院校代表的讲话(1967年9月17日),《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12] 穆是8月4日,在与王力、关锋谈话后,回报社“参加运动”的。

  [13] 穆欣:《我在钓鱼台的亲历亲闻》,《中华儿女》1998年第9-10期。

  [14] 见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第三动态组编《动态》第146期,1967年9月10日。

  [15]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讲话(1967年9月17日)。


来源: 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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