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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西方學者認為,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在於權力鬥爭。金衝及對這種觀點進行了反駁,他說,這個話是很說不通的,我們要問兩個問題,第一,毛澤東的權力當時是不是受到什麼威脅?誰能夠跟他的聲望與權力相比?不存在這個問題。第二,如果他真要消除某一個人的權力,那用不着發動「文化大革命」,劉少奇那樣的地位,《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就站不住了。
編者按:
由《文史參考》雜志社主辦的「文史大講堂」係列活動第六期於2011年5月20日在北京大學開講。中國著名學者、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北京大學曆史係兼職教授金衝及在這次講座中,回顧了「新中國的前三十年」跌宕起伏的曆史發展畫卷。講座的主要內容分為三個部分: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反映了中國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曆史進程和正反兩方面的經驗。
曾有西方學者認為,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在於權力鬥爭。金衝及對這種觀點進行了反駁,他說,這個話是很說不通的,我們要問兩個問題,第一,毛澤東的權力當時是不是受到什麼威脅?誰能夠跟他的聲望與權力相比?不存在這個問題。第二,如果他真要消除某一個人的權力,那用不着發動「文化大革命」,劉少奇那樣的地位,《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就站不住了。
那麼,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是什麼?他到底錯在哪裏?我們要吸取哪些教訓?下面我們摘編講座的部分內容以饗讀者,小標題為編者加。
本期文史大講堂的現場視頻及文字實錄將在近期發布,敬請關注。(人民網文史頻道 吳皓)
毛澤東的心理因素
「文化大革命」為什麼發生,鄧小平跟法拉奇的談話裏說了那麼幾句話,他說,「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願望來說,是出於避免資本主義複辟的考慮,但對中國的實際情況做了錯誤的估計。」
為什麼毛澤東那時候提出要避免資本主義複辟,在他看來,頭腦裏有兩個原因。
一個原因是中央領導層中,對有的問題的看法也並不完全一致,大家都熟悉的包產到戶,批判很突出的一條是「單幹風」。當時有的同志提出的還不僅僅是包產到戶,提了分田到戶。大家知道包產到戶所有制不改變,是管理制度的變化。分田到戶,那就牽涉到所有制的問題。當然提出來的同志也是好心,也是作為權宜的臨時措施,但這對毛澤東來講,這可了不得了。當時國民經濟比較快地恢複,毛澤東就感到原來有些人對困難估計得太嚴重了。
另外,在他看來,社會主義社會裏還有很多黑暗面。大家知道他很有名的一段批示,這些黑暗面要被作為一個階級來打到。他批在什麼地方呢?是當時農業機械部的部長陳正人給薄一波寫了一封信,他說,我這一次到洛陽拖拉機廠去蹲點,我知道了許多以前從來不知道的事情,他說我們現在有很多老幹部在我們取得了政權以後,他就處在當權的地位,他就可以利用特權為所欲為,這樣發展下去社會主義的企業就可能會變成資本主義的企業。薄一波在信上批,這是個問題,它所以成為問題,主要是由於我們多年來沒有抓或者是很少抓階級鬥爭的緣故。毛澤東就在這個上面批,我也同意這種意見,「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種狀況不改變,「那就一輩子會同工人階級處於尖銳的階級鬥爭中,最後必須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資本主義打倒。」當時「四清」裏面,我們也可以看到很大量的報告。當時把這個問題看得很嚴重。
還有一個就是彭德懷再次上書,他認為是「翻案風」。
毛澤東的護士長吳旭君講,毛澤東曾經跟她說了那樣一段話,「我提出主要問題,他們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話他們可以不聽,這不是為我個人,是為將來這個國家、這個黨,將來改變不改變顏色、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問題。我很擔心,這個班交給誰我能放心。我現在還活着呢,他們就這樣!要是按照他們的做法,我以及許多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我沒有私心,我想到中國的老百姓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眾,不能讓他們再走回頭路。」「建立新中國死了多少人?有誰認真想過?我是想過這個問題的。」他把這個問題看得很嚴重。
「文革」開始那一年,他73歲,他覺得自己的時間不多了。他想在他的有生之年,要防止國家改變顏色,想要解決這個問題。他跟阿爾巴尼亞一個代表說,「我的身體還可以,但馬克思總是要請我去的。」「我們是黃昏時候了,所以,現在趁還有一口氣的時候,整一整這些資產階級複辟。」毛澤東和幾個人講,剛才講的幹部問題,現在幹部那麼多人,我們也不可能都認得,誰了解他,只有群眾了解他,只有發動群眾,充分來揭露,揭露來以後,在他看來,你是正確的,說一說也沒有壞處,將來再重新出來。不好的,這樣就可以發現,把它去掉。他還說,杜勒斯要把和平演變中國的希望寄托到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所以我們發動紅衛兵,讓他們年輕時候經過那麼一場鬥爭,當時稱為反修的鬥爭,他們長大了就能夠知道中國如何避免離開社會主義的道路。他是這樣的一套想法,所謂「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
毛澤東犯了兩個非常極其的錯誤
那個時候已經進行了「四清」了,搞過一些文化方面的批判了,為什麼還要搞「文化大革命」呢?毛澤東認為,這些辦法只是枝枝節節,他說「這些都不能解決問題,就沒有找出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在他看來,「文化大革命」就是這樣一種方式。
但是,毛澤東犯了兩個極其嚴重的錯誤。
第一個是他把問題的嚴重性,甚至問題的性質判斷錯誤。
他把這些問題認為都是要導致資本主義複辟的,尤其是他認為他不在了,今後國家會不會變顏色,大家都熟悉的「516通知」裏面提到,「混進了黨內、政府內、軍內、文化界的很多人都是反革命的修正主義的分子,有朝一日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改變顏色。」實際上,這種看法完全是混淆敵我、混淆是非,把問題估計得太嚴重了。「四清」時就講,看來三分之一的領導權不在我們手裏,當時少奇同志還補了一句,我看三分之一擋不住。當時就把這個問題看得那麼嚴重。
第二個是采取的方法是完全錯誤的。
應該承認,社會主義社會也有它的黑暗面,但這個黑暗面怎麼來消除,這要靠發展社會生產力,在這個過程中逐步采取措施,限制消除黑暗的東西。毛澤東當時發動群眾,一開始可以讓「群眾來一個放任自流」。大家知道,沒有正確的引導,中國6億人口的國家,情況複雜,那可了不得。文化大革命期間,從我們的經曆可以看到,往往因為在社會上,那時候是社會主義真正特權者人數很少,無非是待遇高一點兒,有的還有一點特權,一個是領導幹部,另一個是高級知識分子,你現在號召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跟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這下,以前凡是自己覺得不得志的,幾乎都起來了。從我所接觸到的事情來看,平時所謂的恩恩怨怨,都在「革命造反」的旗號下,來一下惡性的大爆發。在中國,如果不加引導的放任自流,搞「大民主」,是非常可怕的。而且野心家就可以在這個裏面渾水摸魚,制造很多事件。毛澤東的那個階級鬥爭,想通過發動群眾搞階級鬥爭,把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等等,完全是錯的,造成了非常嚴重的後果。
這些錯誤認識,集中地形成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錯誤理論,既不符合馬克思主義,也不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
另外那個時候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已經發展到了狂熱的程度,也有許多年輕人是出於對他的崇拜而起來「造反」的。由於集體領導的破壞,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發展到個人專斷,也使得黨和國家難以防止和糾正錯誤,所以導致讓悲劇的發展到達到一切、全面內戰,帶來了巨大的災難,而且非常嚴重。
「潘多拉的盒子」,毛澤東關不上了
「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的檔案保存得很完整。凡是他看過的文件,畫過一道線的都保存着,而且附件都還在,人家的來信、報告,附件也在。那麼多的檔案看下來,我明白前面他犯了那麼多的錯誤,但有很多事情情況的發展,往往並不是他所預期的,甚至於有相反的。比如說時間搞多久。
我在檔案中看到的,一開始毛澤東並沒有想到會延長到十年之久,但頭兒一開,只能是按局勢的發展一步步滑下去,他也控制不住了。毛澤東最初的設想是搞到1966年底,到1966年8月,他說文化大革命的時間看來到年底還不行,先搞到春節再說。在這一年10月份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他說,這個運動才5個月,可能要搞兩個5個月,或者還要再多一些時間。1967年1月全面奪權開始,他說現在兩方的決戰還沒有完成,大概2、3、4這三個月是決勝負的時候,至於全部解決問題可能要到明年2、3、4月,或者還要長。全面奪權以後,各地的武鬥愈演愈烈。
對於武鬥,毛澤東很吃驚,他跟很多外賓講,「有些事情,我們事先也沒有想到。每個機關、每個地方分兩派,搞大規模武鬥,也沒有想到。」局面失去控制以後,時間越拉越長,到1969年要開九大了,他覺得這是從「天下大亂」到「天下大治」的轉折了,所以討論文件時說,「文革小組不要加上,是管文化大革命的,文化革命快結束了,用常委。」但九大不久,九屆二中全會又發生了林彪事件。第二年毛澤東又開始病得很厲害。
大家知道,高文謙寫了一本《晚年周恩來》,他在序言裏面講,周恩來死了以後,毛澤東就要在中南海要放鞭炮,很多人一看,毛澤東喪盡天良,怎麼能幹這件事兒。問張玉鳳,因為放鞭炮的是張玉鳳。她說:大家看毛主席是偉大領袖,我們天天伺候着的只感到他是又老又病的病人,周總理是1976年1月8日去世的。去世後,毛報過一次病危。在那時候的1月底,當時北京沒有禁止放鞭炮,中南海是到處響起鞭炮聲,毛看着人家都回去過年了,說就你們幾個陪我這個病人,你們也拿兩個鞭炮去放放。高文謙說的仿佛也有根據,周恩來是1976年1月去世的,毛澤東是1月份說的讓人在中南海放鞭炮。事情的性質都不一樣。現在很多人搞這些花樣,什麼手段都有, 「謊言說上一百遍就成了真理」。我看,中國人可能習慣了,只要是排成鉛字的,就感到是真的,假定有很多人講,覺得至少是無風不起浪,不會是憑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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