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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衝及:「文化大革命」毛澤東錯在哪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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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4-30 23:09:5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曾有西方學者認為,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在於權力鬥爭。金衝及對這種觀點進行了反駁,他說,這個話是很說不通的,我們要問兩個問題,第一,毛澤東的權力當時是不是受到什麼威脅?誰能夠跟他的聲望與權力相比?不存在這個問題。第二,如果他真要消除某一個人的權力,那用不着發動「文化大革命」,劉少奇那樣的地位,《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就站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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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

  由《文史參考》雜志社主辦的「文史大講堂」係列活動第六期於2011年5月20日在北京大學開講。中國著名學者、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北京大學曆史係兼職教授金衝及在這次講座中,回顧了「新中國的前三十年」跌宕起伏的曆史發展畫卷。講座的主要內容分為三個部分: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反映了中國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曆史進程和正反兩方面的經驗。

  曾有西方學者認為,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在於權力鬥爭。金衝及對這種觀點進行了反駁,他說,這個話是很說不通的,我們要問兩個問題,第一,毛澤東的權力當時是不是受到什麼威脅?誰能夠跟他的聲望與權力相比?不存在這個問題。第二,如果他真要消除某一個人的權力,那用不着發動「文化大革命」,劉少奇那樣的地位,《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就站不住了。

  那麼,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是什麼?他到底錯在哪裏?我們要吸取哪些教訓?下面我們摘編講座的部分內容以饗讀者,小標題為編者加。

  本期文史大講堂的現場視頻及文字實錄將在近期發布,敬請關注。(人民網文史頻道 吳皓)

  毛澤東的心理因素

  「文化大革命」為什麼發生,鄧小平跟法拉奇的談話裏說了那麼幾句話,他說,「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願望來說,是出於避免資本主義複辟的考慮,但對中國的實際情況做了錯誤的估計。」

  為什麼毛澤東那時候提出要避免資本主義複辟,在他看來,頭腦裏有兩個原因。

  一個原因是中央領導層中,對有的問題的看法也並不完全一致,大家都熟悉的包產到戶,批判很突出的一條是「單幹風」。當時有的同志提出的還不僅僅是包產到戶,提了分田到戶。大家知道包產到戶所有制不改變,是管理制度的變化。分田到戶,那就牽涉到所有制的問題。當然提出來的同志也是好心,也是作為權宜的臨時措施,但這對毛澤東來講,這可了不得了。當時國民經濟比較快地恢複,毛澤東就感到原來有些人對困難估計得太嚴重了。

  另外,在他看來,社會主義社會裏還有很多黑暗面。大家知道他很有名的一段批示,這些黑暗面要被作為一個階級來打到。他批在什麼地方呢?是當時農業機械部的部長陳正人給薄一波寫了一封信,他說,我這一次到洛陽拖拉機廠去蹲點,我知道了許多以前從來不知道的事情,他說我們現在有很多老幹部在我們取得了政權以後,他就處在當權的地位,他就可以利用特權為所欲為,這樣發展下去社會主義的企業就可能會變成資本主義的企業。薄一波在信上批,這是個問題,它所以成為問題,主要是由於我們多年來沒有抓或者是很少抓階級鬥爭的緣故。毛澤東就在這個上面批,我也同意這種意見,「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種狀況不改變,「那就一輩子會同工人階級處於尖銳的階級鬥爭中,最後必須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資本主義打倒。」當時「四清」裏面,我們也可以看到很大量的報告。當時把這個問題看得很嚴重。

  還有一個就是彭德懷再次上書,他認為是「翻案風」。

  毛澤東的護士長吳旭君講,毛澤東曾經跟她說了那樣一段話,「我提出主要問題,他們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話他們可以不聽,這不是為我個人,是為將來這個國家、這個黨,將來改變不改變顏色、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問題。我很擔心,這個班交給誰我能放心。我現在還活着呢,他們就這樣!要是按照他們的做法,我以及許多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我沒有私心,我想到中國的老百姓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眾,不能讓他們再走回頭路。」「建立新中國死了多少人?有誰認真想過?我是想過這個問題的。」他把這個問題看得很嚴重。

  「文革」開始那一年,他73歲,他覺得自己的時間不多了。他想在他的有生之年,要防止國家改變顏色,想要解決這個問題。他跟阿爾巴尼亞一個代表說,「我的身體還可以,但馬克思總是要請我去的。」「我們是黃昏時候了,所以,現在趁還有一口氣的時候,整一整這些資產階級複辟。」毛澤東和幾個人講,剛才講的幹部問題,現在幹部那麼多人,我們也不可能都認得,誰了解他,只有群眾了解他,只有發動群眾,充分來揭露,揭露來以後,在他看來,你是正確的,說一說也沒有壞處,將來再重新出來。不好的,這樣就可以發現,把它去掉。他還說,杜勒斯要把和平演變中國的希望寄托到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所以我們發動紅衛兵,讓他們年輕時候經過那麼一場鬥爭,當時稱為反修的鬥爭,他們長大了就能夠知道中國如何避免離開社會主義的道路。他是這樣的一套想法,所謂「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

  毛澤東犯了兩個非常極其的錯誤

  那個時候已經進行了「四清」了,搞過一些文化方面的批判了,為什麼還要搞「文化大革命」呢?毛澤東認為,這些辦法只是枝枝節節,他說「這些都不能解決問題,就沒有找出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在他看來,「文化大革命」就是這樣一種方式。

  但是,毛澤東犯了兩個極其嚴重的錯誤。

  第一個是他把問題的嚴重性,甚至問題的性質判斷錯誤。

  他把這些問題認為都是要導致資本主義複辟的,尤其是他認為他不在了,今後國家會不會變顏色,大家都熟悉的「516通知」裏面提到,「混進了黨內、政府內、軍內、文化界的很多人都是反革命的修正主義的分子,有朝一日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改變顏色。」實際上,這種看法完全是混淆敵我、混淆是非,把問題估計得太嚴重了。「四清」時就講,看來三分之一的領導權不在我們手裏,當時少奇同志還補了一句,我看三分之一擋不住。當時就把這個問題看得那麼嚴重。

  第二個是采取的方法是完全錯誤的。

  應該承認,社會主義社會也有它的黑暗面,但這個黑暗面怎麼來消除,這要靠發展社會生產力,在這個過程中逐步采取措施,限制消除黑暗的東西。毛澤東當時發動群眾,一開始可以讓「群眾來一個放任自流」。大家知道,沒有正確的引導,中國6億人口的國家,情況複雜,那可了不得。文化大革命期間,從我們的經曆可以看到,往往因為在社會上,那時候是社會主義真正特權者人數很少,無非是待遇高一點兒,有的還有一點特權,一個是領導幹部,另一個是高級知識分子,你現在號召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跟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這下,以前凡是自己覺得不得志的,幾乎都起來了。從我所接觸到的事情來看,平時所謂的恩恩怨怨,都在「革命造反」的旗號下,來一下惡性的大爆發。在中國,如果不加引導的放任自流,搞「大民主」,是非常可怕的。而且野心家就可以在這個裏面渾水摸魚,制造很多事件。毛澤東的那個階級鬥爭,想通過發動群眾搞階級鬥爭,把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等等,完全是錯的,造成了非常嚴重的後果。

  這些錯誤認識,集中地形成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錯誤理論,既不符合馬克思主義,也不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

  另外那個時候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已經發展到了狂熱的程度,也有許多年輕人是出於對他的崇拜而起來「造反」的。由於集體領導的破壞,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發展到個人專斷,也使得黨和國家難以防止和糾正錯誤,所以導致讓悲劇的發展到達到一切、全面內戰,帶來了巨大的災難,而且非常嚴重。

  「潘多拉的盒子」,毛澤東關不上了

  「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的檔案保存得很完整。凡是他看過的文件,畫過一道線的都保存着,而且附件都還在,人家的來信、報告,附件也在。那麼多的檔案看下來,我明白前面他犯了那麼多的錯誤,但有很多事情情況的發展,往往並不是他所預期的,甚至於有相反的。比如說時間搞多久。

  我在檔案中看到的,一開始毛澤東並沒有想到會延長到十年之久,但頭兒一開,只能是按局勢的發展一步步滑下去,他也控制不住了。毛澤東最初的設想是搞到1966年底,到1966年8月,他說文化大革命的時間看來到年底還不行,先搞到春節再說。在這一年10月份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他說,這個運動才5個月,可能要搞兩個5個月,或者還要再多一些時間。1967年1月全面奪權開始,他說現在兩方的決戰還沒有完成,大概2、3、4這三個月是決勝負的時候,至於全部解決問題可能要到明年2、3、4月,或者還要長。全面奪權以後,各地的武鬥愈演愈烈。

  對於武鬥,毛澤東很吃驚,他跟很多外賓講,「有些事情,我們事先也沒有想到。每個機關、每個地方分兩派,搞大規模武鬥,也沒有想到。」局面失去控制以後,時間越拉越長,到1969年要開九大了,他覺得這是從「天下大亂」到「天下大治」的轉折了,所以討論文件時說,「文革小組不要加上,是管文化大革命的,文化革命快結束了,用常委。」但九大不久,九屆二中全會又發生了林彪事件。第二年毛澤東又開始病得很厲害。

  大家知道,高文謙寫了一本《晚年周恩來》,他在序言裏面講,周恩來死了以後,毛澤東就要在中南海要放鞭炮,很多人一看,毛澤東喪盡天良,怎麼能幹這件事兒。問張玉鳳,因為放鞭炮的是張玉鳳。她說:大家看毛主席是偉大領袖,我們天天伺候着的只感到他是又老又病的病人,周總理是1976年1月8日去世的。去世後,毛報過一次病危。在那時候的1月底,當時北京沒有禁止放鞭炮,中南海是到處響起鞭炮聲,毛看着人家都回去過年了,說就你們幾個陪我這個病人,你們也拿兩個鞭炮去放放。高文謙說的仿佛也有根據,周恩來是1976年1月去世的,毛澤東是1月份說的讓人在中南海放鞭炮。事情的性質都不一樣。現在很多人搞這些花樣,什麼手段都有, 「謊言說上一百遍就成了真理」。我看,中國人可能習慣了,只要是排成鉛字的,就感到是真的,假定有很多人講,覺得至少是無風不起浪,不會是憑空來的。

http://news.takungpao.com.hk/his ... 013-12/21091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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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4-30 23:10:22 | 显示全部楼层
金冲及“为尊者讳”太明显——否认文革的“权力斗争”因素背离史实

Edmond

  金冲及有一部洋洋巨著《二十世纪中国史纲》,杨奎松先生也专门为其作序。由于很多人仰慕杨奎松先生所以爱屋及乌对金冲及也更加关注,然而我看金冲及的文章著作基本上没有脱离“为尊者讳”的框框,而且相当明显。比如对于所谓文革起因的论述,金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错在哪儿?》一文中否认毛发动文革是为了“权力斗争”,这与事实相去太远。我固然不同意把文革的全部原因都说成是“权力斗争”,把文革史看成纯粹的所谓“权力斗争史”,但是文革有相当的“权力斗争”因素是毋庸置疑的。这本不需要大量的史料去支撑。作为政治活动,尤其作为远未摆脱封建“宫廷政治”层次的毛时代政治来说,就算毛自己不想搀和“权力斗争”那都是不可能的。即便在现代民主体制下,比如美国的竞选,你说它是不是“权力斗争”?当然是!明显民主和共和两党就是在争“权力”,只不过这种“争”由于有了法治和民主机制的保障,更加理性,文明,不会动辄“人头落地”,是一种良性的“竞争”。所以想否认文革的“权力斗争”因素实在是违背基本常识。我们需要争论的只是“权力斗争”因素在文革的发动上占多大比重的问题,对于“权力斗争”是推动文革在内的毛一生政治生涯的重要因素这一点根本无需争论,而非要否认就如我所说是“为尊者讳”太明显了!就滑稽可笑了!

  对文革发动的原因论者甚多,文字甚丰,姑且提几点个人的思路:

  第一,必须先搞清“走资派”的含义。

  很多人,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文革的,无论是研究文革还是非专业讲论文革的,似乎总是忽视对于“走资派”定义的明确和强调。我认为“走资派”定义是把握文革的一个“纲”,纲举则目张。因为“走资派”是文革发动者自己所宣扬的打击对象,如果连这个基本概念都搞不清那么可想而知对于文革的一切解读都将是混沌的。很多所谓毛派人士由于相当一部分属于下岗工人就想当然的为了自己的私利把“走资派”解读为他们心目中所痛恨的“国企私有化派”,这当然是和当初发动文革所要打击的“走资派”完全不是一回事。“走资派”简单地说就是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该词首次出现于1965年1月毛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走资派”的提出和毛派所谓的“城市国企改制派”毫无关联。毛提出“走资派”这个概念的着眼点是在“农村”(尽管偶尔也提到“城市”),而且是针对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那么“农村社教运动”的背景又是什么呢?就是一直为不少人所忽视的“四清运动”。既然作为文革发动直接对象的“走资派”并不是指“城市国企改制派”,那么它指的是哪些人呢?同时它的所谓“资本主义道路”具体指什么?这条“资本主义道路”指的是大饥荒发生后,高层“务实派”所提出的灵活宽松的旨在尽快恢复农村生产,让农民吃饱饭,尽可能缓解饿死人现象的各项措施,具体体现为所谓“三自一包”等政策。如果简单的说文革的发动是为了打倒“走资派”,而又想当然的把“走资派”说成是所谓“城市国企改制派”,甚至什么“官僚”,“贪官污吏”等等不着边际的群体的话,就非但完全背离了历史的真相,也和毛本人的初衷根本不符。只能是某些人为了个人利益或为了愚弄大众所作的曲解。

  第二,大饥荒和文革的关系

  由文革自我鼓吹的直接打击对象“走资派”的定义,我们更容易想到一个问题,即大饥荒与文革的关系。王年一等学界人物有这样一种论点,即49年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为了掩盖前一场运动的错误而发动的,本人是很赞同这个观点的。其实通过梳理从反右到文革的历次运动,它们反映出的发动者的心态都是一以贯之的,即“错误都在别人身上,谁说我错了我就打倒谁”,历次运动莫不如此。反右是这样的,大跃进大饥荒也是这样的,四清是这样的,文革也是这样的。我们不妨清点一下当初为大饥荒寻找的种种理由,它们分别是:自然灾害;苏修逼债;美帝封锁;农村地富反坏右等的破坏;基层民主革命不彻底;高层出了修正主义和“走资派”。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些理由先后把大饥荒的错误推了老天爷(自然灾害);外国人(苏修,美帝);阶级敌人(农村地富反坏右);基层官员(主要是所谓民主革命不彻底的农村最基层干部);高层官员(主要但不限于高级的所谓修正主义当权派,“走资派”官员)。从天上到地下,从国外到国内,从基层到高层怪了一个遍,真真是“洪洞县里无好人”了。而针对这些“罪魁祸首”采取的措施又是什么呢?对“自然灾害”我们要广泛报道,让群众相信是有“大灾”的;对“苏修逼债”我们就要继续“防修反修”,对抗“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美帝封锁”我们就要继续反对“美帝霸权主义”;对农村“地富反坏右”我们就要继续清理阶级队伍,大搞阶级斗争;对基层官员我们就要搞“民主革命补课”,搞“农村社教运动”,搞“四清”,使其成为大饥荒受害群众的“出气筒”。那么对高层官员咋办呢?那就只能搞“文革”了吧!这就是所谓的“我没错,错误都在别人身上”!而“谁说我错了就打倒谁”呢,也很好分析。让你们“大鸣大放”,你们说统购统销高征购了,说合作化让农民缺粮饿死了,那么当然要“反右”打倒你们;赫鲁晓夫接受采访居然暗示“人民公社”搞不下去,那么你就是“苏修头子”;彭德怀敢说我“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你当然必须被打倒;基层官员多少知道大饥荒的成因,必须让你们背黑锅。最后是最要命的,高层的刘等人最清楚大饥荒的内幕,居然还说“人相食,你我要上书的”,能不打倒你?尤其是对于“彭德怀上书”,金冲及仅仅用毛认为是“翻案风”来解释是不符合事实的。当时为什么要召开“庐山会议”?本来的目的就是为了“纠左”,也就是说毛本人也意识到出了“问题”,他自己从某种角度也是要“翻案”的,但是为什么彭德怀说了几句根本不激烈的话他就受不了了呢?首先,所谓“上书”是不准确的,因为“上书”肯定是公开的,而彭的“万言书”是私下给毛的,是毛自己要公开的。彭的措辞主要还是对“三面红旗”歌功颂德,只是有几句非常含蓄的不算批评的批评,而毛就勃然大怒,硬是把原定的“纠左”改为“反右”和“继续跃进”,造成了更大的人祸。须知非正常死亡多半是发生在“庐山会议”后,这仅用所谓毛不能接受“翻案风”来解释是远远不够的。

  第三,“大权旁落”和“向雷锋同志学习”

  开头我说了,所谓文革没有“权力斗争”因素实在是非常幼稚的说法。至少从某方面说文革当然是“权力斗争”,这不仅仅是抽象的,而且是具体的。感到“大权旁落”是毛自己切身的体验,金不会连毛自己的话都否认了吧?至于感到“大权旁落”和是不是实际上已经“大权旁落”,以及能不能“重树权威”,都是根本不同的概念。历史上毛是真正有过所谓实际“大权旁落”的“落魄”时候的,但是后来仗凭客观情势的变化和自己对于政治权谋的熟稔运用他不是一跃成为了党内最高领袖并受众人膜拜了吗?所以用毛是否实际上已经“大权旁落”来解释文革是否有“权力斗争”因素实在讲不通。“疑神疑鬼”是一切大权独揽,乾纲独断者的通病,毛自然不能免俗,就算没有大权旁落就不能反应过激?事实上毛一直在“反应过激”。

  为什么要开展“学习雷锋运动”,是为了“助人为乐”?大凡熟悉那段历史的人都不会得出这种可笑的结论。说是“向雷锋同志学习”其实本质还是“向毛学习,学习毛思想”,雷锋不过是个幌子。而为何当时要树立包括雷锋在内的一大批所谓“榜样”和“典型”?重要的原因就是大跃进搞砸了,大饥荒出来了。尽管底层百姓还被蒙在鼓里,或是埋怨老天爷不仁降我“天灾”,或是直接咒骂赫鲁晓夫“赫秃子”无情“逼债”,但高层清楚,而且越是高层越了解内情。毛的威信和地位实际就是在下降,他的权力从某种角度说就是受到了威胁,毛当然要反戈一击,这里自然有毛为自己的“乌托邦狂想”进行自卫的“护教”成分,但是根本不能否认“权力斗争”的动机。

  第四,毛究竟错在哪里,请交由百姓评说!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对毛是非功过的评价不能只是金冲及等人的“特权”。金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错在哪儿?》一文中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的档案保存得很完整。凡是他看过的文件,画过一道线的都保存着,而且附件都还在,人家的来信、报告,附件也在。那么多的档案看下来,我明白前面他犯了那么多的错误,但有很多事情情况的发展,往往并不是他所预期的,甚至于有相反的。比如说时间搞多久。”

  我相信很多这些档案现在是不对公众开放的,而按照国际惯例和国内法律这是不正确的做法。正如我呼吁大饥荒有关档案公开一样,对于文革特别是对于毛的有关档案必须要妥善保管并对公众开放。对于大饥荒,文革这些无比重大的历史事件来说,留存的档案不对外公开是于情于理于法都不合适的。既然金冲及可以查阅相关档案,为什么其他公民不可以?对史学研究搞“垄断”只能产生“偏见”,只能培养更多以“为尊者讳”为生的所谓“研究者”。比如金特别强调“对于武斗,毛泽东很吃惊”,这符合史实吗?我想有很多人已经对这个问题作了详尽的论述。即便不能说毛是武斗的直接发动者,但是说他是推波助澜的间接怂恿者并不过分。对于这样一个经过“大世面”,见过“大阵仗”的人,武斗死那么几个人实在不值得老人家“吃惊”,毕竟“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就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总之,“权力斗争”无疑是文革发动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对于毛是非功过的评价必须建立在相关史料充分公开的基础上。任何政治人物都只是政治人物而已,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金冲及把毛描绘的好像一个没有七情六欲,没有人性弱点,不用政客权术的超然的“理论家”,一个只知道苦心撒播“乌托邦狂想”的“圣徒”,这是违背史实和掩盖历史全貌的误导大众的做法。


来源: 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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