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江著《对话汪晖》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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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江/著
ISBN978-7-5097-5512-9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2月出版
59.00元

　　作者简介

　　李小江，女，学者，教授。 1951年生于江西九江。先后在郑州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大连大学任教授。曾为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人类学系、美国国家自然博物馆、美国东北大学历史系、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和日本御茶水大学性别研究所特聘教授。现为陕西师范大学“妇女文化博物馆”荣誉馆长。主编“妇女研究丛书”、“性别与中国”（合编）、“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等。主要著作《夏娃的探索》（1987）、《性沟》（1989）、《女性/性别的学术问题》（2005）、《后乌托邦批评》（2013）等。

　　内容简介

　　1990年以来中国大陆学界处在转型期中。一边是内部政治挫折导致“新启蒙”思潮终结和新自由主义滥觞，一边是市场经济促成“新左派”与西方左翼学者全面结盟。围绕着“现代中国学术风向”问题的探讨，折射了当代中国学人在新旧交替时期内外夹击中的尴尬境遇。汪晖是一个代表也是一种示范。本书在“对话批评”的基础上专注于“名/理”之辨，力求将20多年来弥漫在学界的“理念中国”思维路径还原到“大地中国”的历史地缘环境中。

　　作者和被对话者都是学术界名人，汪晖被认为是思想界“新左派”的代表人物，作者李小江则是新时期中国女性学的开创者。二者本来研究领域不同，但都是文学研究出身，同时又都对西方学界有较多了解和频繁交流，其越界“对话”是有一定根基的。

　　对话主要针对的是汪晖关于中国研究（包括历史与思想）的学风义理，包括学术思路、词语及论述逻辑等。简言之：汪晖自1990年代之后，致力于研究中国历史及思想的特殊性，实际上是力图对外说明中国有其自身发展的历程与特殊性，以应对西方对中国的批评。而李小江此书一方面肯定其学术成就与勇气，更多地则是对其学风进行批评。主要批评点在于认为其既没有细致深入地研究中国历史，也没有脚踏实地考察中国社会现实，只是从概念到概念进行辩论，以达到转变人们尤其是西方学界对中国历史及现实认识的目的。

　　精彩试读

　　“名”之疑

　　“中国”成为“问题”，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不得不面对的烦心事。它以不同形式渗透于每个华人的生命肌理，逼迫有觉悟和有能力的志士仁人以各自可能的方式挺身而出，为解决“中国问题”前赴后继。

　　“现代中国问题”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出台的：面对中华民族生死存亡，时而以辩论的方式，时而以政治手段，在各个领域中自我呈现，生生不息……所有这些，基本上说的都是国家内部问题，使用汉语即国族内部的话语。纯粹的学术研究罕见且难为，是因为：学术的前提是超越政治，它的面相是解释而非指导，它面对的不仅是自家事，也不单纯是一个中国，而是面对世界发言，试图以“中国问题”的诠释回答人类共同面对的世界性问题。

　　显然，汪晖怀有的学术抱负不仅是面对中国更是面向世界的，他探寻的路径朝向普世价值而非特殊案例，这是他不同于诸多中国学者的一个重要特点。因此，这里展示的问题多半有关学理上的解释而较少涉及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力求在思维中澄清来路而尽量避免简单的是非判断或道德谴责。

　　学理属于认识论范畴，与方法密切相关，却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方法论问题。方法的使用以“范畴”为前提，这个认识早在古典哲学中确立下来：孔子以“名正”为“言顺”的前提，亚里士多德将“范畴篇”置于“解释篇”之前，都绝非自然排序而是在认识论高度合逻辑的认知序列。没有范畴，就没有解释。没有被正名的事物，就没有认识的基础。任何分析手段或解释的方法，只在解构对象的基本性质被界定之后才能获得其有效性。这些基本问题在学术发展进程中不断被强调，是因为历史变迁以及新时代的复杂性不断颠覆原有的认识，致使那些曾经被正名的事物丧失了原有特质或者那些曾经被界定清晰的概念获得了新的内涵。日本近代历史发生巨大变革之初，福泽谕吉强调“确定议论的标准”之重要，将“共同的标准”看作文明的基础。现代欧洲在工具理性主义氛围中求新变法，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应运而出，申明“方法作为工具”的有限地位，执著地将“问题”的设定与“答问”本身看作探索真理的基础……不同的表达，相似的作为，在瞬息万变的社会生活中坚守学理上的基本共识，以期相对客观的学术研究能够在不断变化的历史进程中持续生存并深入发展。

　　半个世纪以来，客观性原则在后现代批判风潮中接受了严峻的挑战，歪打正着，以“证伪”方式为“正名”开辟了新的路径，从而更加严格地规范了学术领地和专业属性，如中流砥柱，依旧是科学认识不可撼动的人文基础。它让纷繁复杂的问题在各自处境中自我敞开，以便不同的解释方法应需而出，带领思维长驱直入“问题”深处。进入的方向和方法可能不同，其路径初看相距甚远（甚至相反或对立），越深入便越相互接近了，从不同侧面逼近核心，最终接近了我们共同的追求：真相或真理。

　　这里将“名”设为开篇之名，有两个原因。

　　一则鉴于学理方向上的考虑，在“中国”和“中国问题”上做一些正名工作，为下面的讨论扫清道路。二则出自汪晖的思路。诸多问题中，他看“名”是首当其冲的。一次座谈会上，面对提问和质疑，汪晖将“暧昧”作为正名的前提，用“文化自觉”召唤知识人的认知觉悟。他说：

　　讲“以中释中”也好，批评西方中心主义和反西方中心主义的西方中心主义也好，从历史的角度说，都有一个如何理解20世纪中国的问题……20世纪在现在看来是一个很暧昧的世纪，“告别革命”就是对这个世纪的宣判。但是，20世纪一方面是西方中心主义横行的时代，另一方面又是在西潮冲击之下获得高度的“文化自觉”的时代。

　　这里，“文化自觉”的核心内涵是民族主义，指向中华民族思想复兴和自我意识觉醒，即“意识到道统的中断、文统的中断”。因此，他把文化自觉看作民族传统深陷断裂危机而产生的“一种存亡绝续的冲动”，他的工作正是基于这种冲动，试图在文化层面上接续传统而“展开的一个再创造过程”。

　　1中国：哪一个“中国”？哪一种“中国问题”？

　　核心概念：中国、中国问题

　　缘起

　　2010年夏天汪晖专题座谈会上，戴锦华强调中国问题的“真切”和“急迫”。这些年出国开会讲学，她发现“不同层次不同背景不同立场”的人们都在关注中国问题，中国对每一个关注当代世界当代生活的人都提出了全新的挑战。

　　中国本身并不是一个问题，与“问题”捆绑在一起，像是历史逻辑中的伪命题。但是，倘若它们当真被捆绑在一起昭显于世，这问题就不再是学理的而是政治性的，挑战的不仅是对中国的认识，更是中国的存在本身。

　　遗憾的是，当今世界，中国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尤其在中国研究界中，如葛兆光说：“本来没有问题的历史论述，如今好像真的出了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中国’可以成为一个历史世界吗？”他看中国之成为问题，与后现代价值观在学界的通行有关：“后现代历史学对于现代性的批判中，包括了对近代以来现代民族国家天然正当性的质疑。”具体到中国，集中表现在海外中国研究学者对“中国同一性”的质疑，即对当下中国的批评。因此，他以“宅兹中国”为名尝试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为古往今来中国的同一性寻找历史根据。由此看汪晖的工作，如出一辙，穷一己之力潜心为“同一中国”补天；但方向不同：汪晖没有正面回答问题，他将锋芒直指问题源出的背景，以提问的方式挑战“中国问题”生成的思维土壤，用“武器的批判”去颠覆“批判的武器”，力图在基础理论层面上占据制高点，为新中国争取话语主动权。汪晖专题座谈会上，台湾学者于治中从背景角度解释这一作为的缘起：

　　从近现代以来，面对着千年未有的变局，中国虽然一直不断地发展与转变，可是在西方文明的强大压力之下，所谓的中国，令人遗憾的，一直是一个被认识的对象与客体，这种主体性的沦丧与话语权的失落，不仅肇因于双方力量的对比，更起源于我们对世界理解的方式。

　　这段话适时道出了“中国问题”的学理性质，确切地描述了当代中国研究的困境。正是在这种困境中，汪晖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十数年如一日，在西方话语制造的“中国问题”中艰难穿行，力求以“独特的”中国声音从西方设置的现代语境中突困。

　　汪晖“问/答”

　　在现代国家理论方面，汪晖显然受到安德森（B.R.Anderson）之“想象”的影响，从观念和概念出发，认为“中国这个概念原本不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概念”，它的“不确定性”和“包容性”是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断提炼，“通过打破原有族群关系和地域关系来重建认同的努力”的结果。因此他说：“这也意味着重新界定中国的努力是持续发生的。”在《中国现代思想的兴起》中，他把中国当作一个具有特殊历史内涵并在历史变迁中保持同一性的分析范畴，在它曾经多次“夷变”却百变不离其宗的韧性上做文章：

　　元朝、清朝都曾面临如何将自身纳入中国王朝正统谱系的问题。现代中国的确立，一方面是现代主权体系扩张的后果，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在各种复杂关系中重新界定中国的结果。到底怎么界定中国，至今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如此一来，“现代中国”在理念世界中跨越了民族国家的现代内涵，直接续接着“中华帝国”的庞大根系，于历史之在的同一性中获得了政治上的合法性。因此，“新中国”不再那么新鲜，根植于现代中国的巨大变迁不过是中华帝国的历史延续，其话语体系和解释工具，自然应该在它自身的历史脉络中寻找，而不能依附于后生于西方的现代话语体系--这一心机体现在汪晖所有文字中，属于他的“尊严政治”范畴：以话语方式抵抗“歧视性言论”，鲜明的民族意识和潜在的政治立场支撑着全部学术作为。如果我们理解这一特点，认可他在“想象”中界定国家“共同体”［安德森语］的学术作为，就有必要弄清楚，在“中国”名下：

　　--他提出了哪些问题（以及他为什么这样提问）？

　　--他是怎样回答问题的（以及他从哪个角度回答问题）？

　　将汪晖的文字和讲学访谈按年表排序，徘徊在新世纪伊始，可见一道清晰的分界线：前期围绕着“理念中国”，具有很强的思辨色彩；后期带有浓烈的辩论气氛，涉及诸多重要的民族/国家问题。

　　在汪晖的学术道路上，1989年风波是一个内在转捩点，恨铁不成钢的心境让他掉转矛头，从中国社会批判转向知识分子批评。1991年海外访学是一个重要契机，让他得以从全新视角审视中国。早期文章中，他的思想受到海外中国研究学界的正面影响：思路开阔，居高临下，以求知若狂的兴奋迅速进入了那个凌空俯视的全球化视野。和当时许多留学海外的年轻学子一样，他几乎毫无保留地“全面/全盘”接受了理念中国的批判路径。“从鲁迅（和现代文化）转向中国（思想史）研究，可以清楚地看到两个异质因素的介入：一是”八九风波“，逼他下放陕西，见识到了中国底层社会些许真实面孔；二是访问美国，让他亲眼看到世界的真实模样。前者是冷峻的，残酷的现实让人难以”拒绝绝望“；后者是热情的，在自由和开阔的话语平台上任想象飞翔--汪晖就是在这个新的话语平台上开始从（鲁迅）”文本“进入（现代）”思想“。很明显，他的思维转向不完全基于现实的中国社会问题，更直接地源自海外中国研究学界的学术理念及其研究成果。1990年代初，在世界眼中，中国本身就是一个”问题“（trouble），并没有出现今天颇成气候的”中国问题“（question）。”八九风波“之后出境的学者多半抱着80年代的理想和遗恨，浸淫在西方学界盛行的后现代语境中，政治上的嫌弃是双重的：既有对未完成现代启蒙的”新中国“的深刻批判，也有对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反省--如此氛围中生成的批评或批判，不妨看作新中国知识界自我检讨的一种方式。一时间，”专制“和”民主“成为共同的心结。”新中国“和”社会主义“与苏东解体交织一起，在世界眼中变成一对弃儿。这样的国际环境中，民族国家问题与全球资本主义批判互为对应视角，常常重叠一处，共同构建起”中国问题“的话语平台，如汪晖所说：

　　总之，按照他们的观点，中国可以是一个文明、一个大陆、一个帝国，而绝不是一个”正常的民族国家“或”现代国家“。在这里，”正常“与”现代“都是按照西方的自我想像而产生的标准，是硬将自己塞进普遍主义（或所谓普世价值）的框架中的西方特殊主义。

　　即使中国已经改革并且已经在改革中崛起，国际舆论如故，”西方政治家和主流媒体以一边倒的方式对中国进行批评“。身在其中，汪晖以自己的方式开始了一个人的反抗，他看所有针对西方”歧视性言论“的抗议或抵制都是值得赞赏的”尊严政治“，汪晖：“抗议运动是一种尊严政治”，不仅给予理解，而且身先士卒。

　　汪晖的学术转向是在两难困境中开始的。才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虎口”，又入（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狼穴”，他的焦灼和批判锋芒难免不是双向的，在内外两种绝望面前孤自搏击，寻找出路。他的学术批判与道德追问迫于上述两种压力，在双重空间中同时开始--这种式样逐渐成为一种特殊的风格：对外发言，对内转述；或者，对内作文，对外解说。话语艰涩并非故弄玄虚，而是来自中转路上“概念”造成的坎坷。中/西方语境不同，即便使用同一概念，也会因为不同的历史境遇而具有不同性质的内涵（比如“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穿行内外、持续中转是一件很麻烦的事：要么得使用国语和国内习惯用语跟国人讲述世界，要么得用西语或西方话语和价值标准对世界解释中国。耐烦不仅考验性格，也检验岁月，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经得起这烦，也不是所有的解释都经得起岁月的检验--汪晖的麻烦就在这里：想内外兼顾，却常常顾头不顾尾。他有足够耐心去说服世界，对内说话却颇多缺失--其中一个重要缺失，是在理论转述或批判的过程中缺乏就一些常见的“小概念”和常识中的“细节”做耐烦的辨析工作，迫急的脚步携带着太多急促的结论。匆忙之中，走捷径成为常态：在茂密的话语森林中，“概念”于他仿佛路边野花，信手拈来，即兴而为。他在旧概念的基础上不断制造新概念，任它们在自己的叙事逻辑中自生自灭。晦涩或许不仅是一种文风，也是心境的体现：身陷困境，唯有语言可能突围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话语，难免个中心思不弥漫在难以排遣的内在焦虑中。

　　汪晖的焦虑体现在字里行间，内外通批，企图一步到位。新世纪以来，尽管他的批判风向发生了本质性的逆转（由“中国批评”转向“中国研究批评”），晦涩的风格贯穿始终，伴随声名远播而日渐恣肆。汪晖“问/答”因此呈现出这样的面孔：盘缠在“内/外”与“古/今”的双重镜像返照中，面相开阔却略显怪异。语言本身也成为一种思维镜像，因纠结而拗口。他的文章十分难读，笔锋如刀剑，时而横向出击，时而杀回马枪，用“越界思维”的方式完成了他的“越界衔接”--我看这是汪晖叙事的一个基本特点，可以用作开启汪晖式晦涩的一把钥匙。

　　汪晖的前期问题集中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1994、1997，以下简称《现代性问题》），说的是当代，主要针对80年代，矛头指向并不是实体政治，而是中国知识界“二元对立”的现代性话语特征［汪晖语］。此文不过“一篇个人的思想札记”而非严谨的论文，最初发表在1994年韩国期刊，携带着“八九”之后的愤懑和压抑，焦虑浸透字纸。“八十年代”的夭折已经铸成历史事件却未必成为历史。该文的写作距“风波”过去不过三五年，结论过快甚至过激，喜新厌旧的情绪十分强烈。怪的是，中文发在1997年（中国社会已经开始全面经济改革，即开始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他有足够时间修改却没有花这个工夫，依旧对身边知识人的思维缺陷（而非中国社会问题）痛心疾首。显见他当时的思绪，没有跟上中国社会变迁的步伐，也没有注意到国内知识界正在调整中的学术方向。恰恰是他自己，从1990年代开始，人在海外多过身在中国，心思依旧盘缠在1980年代：刚刚跨出鲁迅研究的栅栏，却仍然揣着鲁迅式的苦闷并效仿鲁迅“拒绝绝望”的姿态，让“躲进小楼”的身段承载了太多压抑的情绪。从工具理性角度看，情绪纵然有一万个不是，却有一个好处：真实。倘若难以遏止的心绪能带我们从无路的焦灼中突围，它就值得。汪晖的《现代性问题》是值得的。正是在这篇思绪飞扬的文章中，我们看到了突围的思维动力：绝望--对当下一切现成理论和中国现实社会的绝望。

　　时代变了。

　　不仅中国，更是整个世界。

　　苏联和东欧的变故乃至社会主义阵营解体结束了一个时代，与之相关的理论和理论工具都失去了它们曾经的价值。全球性的市场化将资本主义价值体系覆盖到整个世界，为资本与权力的结合找到了新的土壤和新的契机。尤其在中国，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动作，权贵资本的产生不是个人的或阶级的行为，而是国家作为。对此现象，汪晖是有觉悟的。在资本活动全球化的今天，他认识到“民族国家已经不是自明的分析单位”，“政府和其它国家机器的行为和权力运作也已经与市场和资本活动密切相关”，对今天中国频繁出现的诸多经济问题，不能简单地做政治分析或文化分析；“那么，中国的问题是怎样的问题，或者，用什么样的方式以至语言来分析中国的问题呢？”他给出的答案是：批判。

　　批判什么？

　　在《现代性问题》中他做了如下陈述：

　　1.世界已经成为“一个世界”，进入“全球资本主义”时代。从反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立场出发，这是一个应该受到全面批判的时代。

　　2.全球化时代中，各民族国家的自律历史已经“终结”，与之相伴的认知体系的全能价值也随之终结，必须在“全球视野”下接受批判。

　　3.批判的前提因此是双向的：既有针对单一民族文化的“传统批判”，也有针对资本主义进程中二元对立价值结构的“现代批判”，因为这两种思维方法都无法解释全球化境遇中的问题。

　　如上种种，通俗的表述是，他看内外都不那么顺眼--但这个“内/外”却是不对称的：外部，他指的是“全球资本主义”；对内，他说的是“单一民族文化”。失误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他忘记了，这个世界上在所谓“短20世纪”，与“全球资本主义”并行的是“全球社会主义”和世界性的社会主义实践，而不单是一个新中国和它的民族文化。但凡入了社会主义阵营（无论国家还是个人），都不再是单一的和传统的，因此，他的“传统批判”很可能无的放矢；或者，另有图谋。也就是说，他的“全面批判”并不全面，其遗漏部分于新中国而言恰恰是最现实和最重要的（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这一遗漏或说缺失，成为汪晖学术世界中一个巨大的盲点，如阿喀琉斯之踵（Achilles? Heel），是软肋，也是死穴。从这篇文章开始，乃至日后绵延十余年的“全面批判”，已经先验地将社会主义中国即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排除在外；不仅如此，他将与之相关的整个历史检讨也排除在外--怎么会这样！

　　如果不是面对汪晖振振有词的文字，很难相信会有这样的事。任何一个经历毛泽东时代的人（不仅读书人）都不会对发生在身边的苦难如此健忘、如此不负责任，任何一个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学者（比如钱理群）都不会径自跳过新中国的历史过失坦然去做“中国历史的叙述”。难怪吴亮（们）会从他的文字中嗅出毒气并忍不住“爆粗口”。常识的丢失很自然地会让人去质疑良知。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那么，汪晖的遗漏意味着什么呢？

　　汪晖的遗漏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背叛”。

　　这是因为，他身处的环境和他面对的世界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1990年代以前，他身在中国，面对国内说话；1990年代以来，他出入内外，试图对世界发言。如此转变，或许也不能简单地看作讨巧或逢迎，环境造人，也造就不同式样的学者--汪晖是这样一例：他在环境的变化中不断扩大视野，即时调整姿态并不断拓展学术课题。每次调整都很匆忙，也都很认真。最初的调整发生在1990年代初他刚出国门。针对1989年以后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全面封锁和全盘否定，汪晖调整了自己的政治立场，从国内的持异见者转身为积极的爱国主义者--这不奇怪，在这个西方主导的世界上，去到海外的华人不经意间多半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完成这一转身。汪晖之不同，就在他的彻底。他把无所不在的政治压力转化为学术动力，面对西方社会的误解和中国全面失语，他冲上前台，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借学术话语为新中国辩护。为此，他绕过了相对滞后的社会问题而转向相对自由的思想史研究，有效地摆脱了中国社会的现实困境，在观念上径自前行，以西式的话语形式和学术标准为平台，直接与海外中国研究学界“平等”对话。从1990年代初出国访学到新世纪初，历时十余年，他完成了数百万字《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文简称《兴起》）。这书通篇看下来，任务只有一个：以文示范，以同一性为起点并为目标，企图一劳永逸地解决新中国的合法性问题。在《兴起》中，汪晖提出的并不是真实的中国社会问题，而是针对所谓“中国问题”的诸多质疑：--中国是一个经由历史循环而持续存在的政治实体吗？

　　--中国是一个帝国还是民族-国家或伪装成民族-国家的帝国？

　　--中国是一个政治性的概念还是一个文明或文化的概念？

　　--如何理解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民族认同？

　　--通过互动性和混杂性所创造的中国形象还存在着内在的同一性吗？

　　……

　　这些问题围绕着“同一”和“持续”做文章，在汪晖那里多半已经有了预设的答案。提问的方式旨在引导人们追随他的思路，在假设的质疑中走向肯定判断。因为，所有这些问题都有一个共同前提：中国历史--无论你说它是中华帝国还是民族国家，“她，就在那里”［仓央嘉措语］，无人可以否认。“与所有前现代帝国相比，中华帝国的规模及其稳定性是罕见的”，因此他才可以这样追问：

　　为什么中华帝国能够在如此之长的时期里，保持地域、人口和政治统一的稳定性？……这个重要例外并不仅仅属于“前现代世界”，在21世纪，中国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将前19世纪帝国的幅员、人口和政治文化保持在主权国家和民族范畴内部的社会。

　　这里有两个不争的事实：一是中华帝国长久的稳定性，有史为证；二是当下中国的迅速崛起，有目共睹--将这段论述接续在上述问题之后，既是前提，也是结论，为“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客观依据，也是汪晖得以在“中国”名下面对世界理直气壮的根据。我们暂且不去评价如此续接是否可以或如此结论是否准确，“唯一”的说法不准确。20世纪里，许多地方借助帝国（主义）的力量整合、确认或恢复了“前现代世界”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如印度和诸多拉美、中东国家，也包括美国和欧洲诸多现代国家。而恰恰是所谓中华帝国，在19世纪丢失了很多管辖地（如黑龙江北、整个外蒙古和诸多岛屿）而再难复原。这里不讨论具体问题或纠缠于具体的是非判断，旨在澄清思路，开启理解之门--就这个角度看，值得关注的并不是结论而是他的提问方式：

　　他把个自结论带入“问题”并直接植入判断过程，将之用作“是/非”判断的必要条件，在逻辑上迫使推论做出“非彼即此”的选择。倘若不做选择，结果便只有一个：双向批判--从核心概念出发，一箭双雕，在直接挑战西方话语权力的同时，间接地颠覆了历史中国的传统思维。

　　这是汪晖叙事的一个重要特点，也可以看作叙事方法的一种创新，下篇将专门讨论这一现象。这里的任务力求单纯，回到“中国”这个核心概念，看汪晖叙事的主要目的：洋洋数百万言，穿行古今内外，他究竟要说什么？

　　汪晖书中，答案并不是自我澄明的。比如《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这个书名，将“现代”“中国”“思想”这些似乎不搭界的主体范畴拼接在一起，引出许多疑虑。他却坦言自己“故意”这样做，“就是有意地让人感到疑惑”：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看起来是一个平易的叙述，但从导论起到最后的结论，我的每一个部分都在挑战我们常识中的“现代”、“中国”、“思想”和“兴起”这些概念。

　　他有意让这些核心概念本身成为问题，在设问的同时给出自己的解释。比如他问：什么是兴起？回答是：你也可以把它解释为“生生”，一个充满了新的变化和生长的过程。接着，便是在“变化”和“生长”的基础上对历史中国的持续追问：

　　--如果假定宋代是“近世”的开端，蒙元到底是延续还是中断？

　　--假如明末是早期启蒙思想的滥觞，那么清代思想是反动还是再起？

　　--我们怎么解释这（些）个时代及其思想与现代中国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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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到最后，直截了当：“假定大家读完整个书，对现代也感到怀疑，对中国这个概念的界定提出追问，我觉得就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它的目的。”目的非常清楚：“就是颠覆现代性本身的稳定性”，让“现代性”在“中国”的追问中也成为一个无解的问题--像杀了个回马枪，他想说的是：如果中国的历史存在不仅先于“现代”并且超越“现代性”，那么，一切现代概念是否也有自我反思的必要？如果原本不是问题的中国已经在现代性面前成为问题，那“现代性”在中国的诠释版图上为什么不可以接受中国的历史挑战？经过这样的反复，所有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质疑，与其看作是在中国土地上生发出来的中国问题，不如说是国际视野中具有普世价值倾向的“现代性”出了问题。汪晖的追问和质疑是有针对性的：“我不是站在虚无主义的立场上解构这个概念，恰恰相反，我强调了‘中国’概念的重要性。”在《兴起》里，他以提问或质疑的方式挑战海外中国研究学界的既成结论，试图在“中国”自身的历史语境中通过自我批判直接与“现代”对接。

　　新世纪前后，汪晖“问/答”的性质发生明显转变。

　　提问少了，多是答问。

　　新世纪的一个新现象：中国崛起日益成为全世界关注的对象。

　　围绕着崛起的中国，汪晖笔下问题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有关中国崛起，代表作是《中国崛起的经验及其面临的挑战》（即《中国为什么不会崩溃？》，以下简称《中国经验》）。二则涉及国家战略，以“亚洲”或“全球”的样式呈现出来，在最近文章（《亚洲视野：中国历史的叙述》和《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以及相关对话中展现得非常充分。在他这里，“中国经验的独特性”和“中国崛起的国际地位”是相互依存的，“中国崛起”作为有目共睹的事实，为“中国经验”的普世价值提供证据--吊诡的是，正是这些“事实”广受质疑，学界少有附和赞同的声音。

　　这一阶段汪晖的心思仍然是外向的，“解释”成为答问的主要内容。即使提出问题，也不单纯是他的质疑，多是国际社会中诸多“风声”的回声。以《中国经验》为例，文章从提问开始，一如既往，引导人们追随他的叙事进入肯定性判断。他把“1989年危机”看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危机的前奏，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最大的危机”。在这场危机中，苏联解体了，东欧转向了，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长足前进--于是他问：

　　1.为什么中国没有像苏东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倒掉？

　　2.究竟是哪些要素维持了中国的稳定性并提供了高速增长的条件？

　　3.在经历了30年改革之后，这些条件本身发生了哪些变异？

　　三十年过去，面对“崛起的中国”这一瞩目现象，汪晖试图以“度过危机”这一事实证明“中国经验的独特性”在政治上是正确的。

　　什么是“中国经验”？

　　文章中，从走出危机到中国崛起，他给出了三个特点即三个条件。

　　其一，政治体制。他说：中国体制有别于苏东体系，中国“独立自主地探索社会发展的道路以及由此产生的独特的主权地位”是中国不垮的重要条件。“无论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曾经犯过多少错误，它当年的反帝和后来跟苏联的辩论，是完成中国主权性的最基本要素，在这些问题上，不能仅仅局限于个别细节加以判断。”他的陈述很像主流党报的社论，用相当篇幅为中国政府/政党/政策做政治辩护。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历经重大错误而不垮，是因为它总能根据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不断调整政策；其间，理论辩论“是一种有效的路线纠错机制，在中共自我调整自我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他也提到“共产党内缺乏一种民主机制，路线斗争常常也会转化为无情打击的权力斗争”，却对“错误”一笔带过，在“但”字后面特别强调：“这些因素不应掩盖路线辩论和理论辩论在其历史中的重要作用。”（汪晖的这种行文风格在他的文字中成为一种特有的诠释模式，后篇将继续讨论。）

　　其二，乡村社会。他将“农民的能动性”看作新中国的特产：“中国乡村社会的动员和乡村社会组织的改变可谓天翻地覆、前所未见。伴随着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整个乡村秩序被根本性地重组了。”他认为，“这一持久而激烈的乡村变革”使中国农民阶级获得强烈的政治意识和平等的价值观念，远远高于前东欧国家和前苏联。中国共产党“这个社会主义政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农民，并通过农民运动创造新政治、新社会。经历了30年的武装革命和社会斗争，这个政党最终成为扎根于最基层的社会运动，它的草根性及其组织动员能力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有很大的区别。”对比亚洲（尤其是南亚）和拉美一些市场条件下农民的状态，他认为，那里没有经过土地改革，仍然依附于地主或庄园经济，没有也不可能产生像中国农民这样“强烈的自主意识”。

　　其三，国家作用。他强调“国家的角色”在中国崛起过程中发挥的主导性作用，认为“如何理解中国的国家性质及其演变”是理解中国改革的关键因素。如果没有中国革命及其对社会关系的重组，就很难设想传统的国家市场会自动地向新型的国家市场转变。他将改革后的“国家市场”与“中国革命”并列在一起，强调它们之间的接续关系：“在讨论现代中国的国家性格时，不可能脱离中国革命所导致的土地关系和农民身份的改变这一前提。”以人民公社为例，他在“国家利益”和“中国革命”的立场重叠中重述这段历史教训：“人们批评人民公社的试验，但很少讨论这一试验也是现代中国持续的土地关系变更的结果，一方面，以家族─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终结了，另一方面，家庭、家族和地缘关系又以另一种方式被组织到新的社会关系之中。农村改革是对公社制度的改革，同时也建立在由这一试验所改变了的社会关系的地基之上。”这是说，人民公社一类制度改革为中国崛起积累了政治资源，今天的改革开放经由国家推动，从曾经的合作化运动中“继承了许多要素，从乡镇工业到乡镇企业的发展，都是在一个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逻辑下展开的”。

　　经过上述论说，接下来的事，一如中国知识分子的习惯性动作：提供方案，指引方向。针对“原有的世界性的霸权构造”这一不合理的现状，他说：我们不仅需要思考经济危机与新政治的关系、新文化的关系，也要过问金融危机与政治的关系，“新的模型和社会关系的产生不是自然的结果，需要人来塑造”。因此他认为，“今天需要讨论的非常重要的问题是”：

　　1.中国要什么样的国际地位？

　　2.中国要什么样的社会关系？

　　3.中国要什么样的政治文化？

　　4.中国要发展怎样的商业、政治文化？

　　5.它与美国式霸权有何区别？

　　……

　　说到底，不过是一个问题：中国能否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找到一条前所未有的发展道路。如此言论十分耳熟，太像政府发言人的声音：“中国曾经有过国际主义的传统，也十分关注第三世界的命运，中国在第三世界、尤其是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声誉，至今仍然受惠于那个传统。这些传统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条件下还有可能产生作用吗？” 他的结论是肯定的，并且依此为据勾画出“现代国际主义”的乌托邦蓝图。如此言论出自见过世面的学者，让人吃惊，不是因为政治上太过“正确”让人感觉不舒服，而是因为这一陈述涉及诸多不同性质的核心概念，在随意串场中抛掷了它们特有的历史内涵。学界争论由此而出，通常脱离文本，回到一些最基本的“是/非”问题，逼迫我们面向历史对“真相”寻踪。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 ... /0324/103006_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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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其人

　　1978年汪晖考入扬州师院中文系，成为“文革”后第一届(77级)本科生。1981年本科毕业，1982年考取本校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1985年在南京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84年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唐弢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当时中国社科院二十几个博士生不分学科编在一个班，导师有于光远、宦乡、李泽厚、苏绍智、贺麟、任继愈等，班上许多学生现为中国学界和政经界的核心力量。汪晖强调这个背景：“当时都住在一起，吃饭在一起，讨论也在一起。我从同学们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也许卷入后来的争论，跟这个背景也有一定的关系。”)1988年汪晖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被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从事文学研究。1989年风波后接受审查，1990年被指派到陕西“锻炼”，在商洛山区做社会调查，参与过人口普查工作。1990年底回到北京。1991年秋以访问学者身份去美国，在哈佛大学和加州大学听过课。

　　1991年汪晖与友人共同创办《学人》丛刊，1993年回国后专注于思想史研究，1996~2007年担任《读书》杂志主编(《读书》在19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中扮演启蒙角色，在知识界有广泛的影响力)。汪晖接手《读书》后拓展其涉及领域，从沈昌文时期侧重人文趣味和多元文化转向社会科学并直接介入这一时期的思想争论。1997年他在《天涯》发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被认为是“新左派”代表，《读书》因此被视为新左阵地。

　　对话汪晖：

　　管窥中国大陆学术风向与镜像(1990~2011)导引2002年汪晖受聘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继续思想史研究，频繁出现在媒体和海内外讲坛。1990年代初至今，汪晖先后在美国哈佛大学、加州大学、华盛顿大学、北欧(丹麦)亚洲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柏林高等研究所等地做访问研究。

　　其主要著作有：《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1990)、《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1994)、《死火重温》(2000)、《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2004)、《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2008)、《别求新声》(2009)、《亚洲视野：中国历史的叙述》(2010)和《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2011)。其中《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4卷本，以下简称《兴起》)被看作“至今为止对美国中国研究界的最为全面的批评性反思”。他的著作被译成多种文字。美国汉学家白露(Tani Barlow)对他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汪晖的影响力超过了学界的许多学者。无论你是不是同意他的观点，汪晖呈现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思考模式，从而理解现代中国国家和社会是如何在过去几世纪中兴起的。如上陈述，一切都在顺理成章的轨道上正常运行。

　　不期风雨骤至，在一个乍暖还寒的日子。

　　2010年3月10日，《文艺研究》(北京)刊发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的文章《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指称《反抗绝望》多处抄袭。尽管海内外不少学者称“抄袭说”难以成立，寒风裹挟着污水还是泼满了整个年头。学风之外扯出派系之争，经媒体炒作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于此，我很担心。我相信，但凡经过“文革”见识过“群众运动”的读书人对此都会有所警觉：一场风暴过后难免一片残垣。事发中我曾收到征求签名的信函，此后也看到诸多报道。我的选择一如既往，拒绝合唱，不管谁搭的舞台、唱谁家歌曲。可惜，一人沉默并不能换来天下太平。在今天这个造假成风的社会环境里，民意走向不难猜测。讨伐声此起彼伏，久久不能消散，让人疑惑：是因了如此民意才有了如此风波，还是如此风向挑逗民意为风波助澜？

　　众声棒喝吊起了我的好奇心，诱惑我去看汪晖的书。

　　汪晖的书不那么好看，艰涩，拗口，思维跳跃，行文自负，让人心生“六经注我”之疑，几次放下了，却总在骂声中重新拾起来，直到《别求新声》鲁迅“别求新声于异邦”——这个书名唤起了我的共鸣，与我正在经历的“重返经典”意趣相投。待我在他的答问中逐渐看清了他的思路，理解了他的探索……接着是细读，再接着就同当年面对姜戎的《狼图腾》：放下手头事，找来他的文字及有关评论逐一阅读——这是我个人很享受的自学方法：在某些领域的学术高端走山脊，认真阅读几个代表性学者的主要著作，沉浸于有血肉的思想去体会生命根底里的砥砺求索。我赞同德国学者史傅德(Fred E　Schrader)从“从具体文本入手，而不是从大的概念出发”的做法，确信：要了解一种思潮，不如从一位思想家入手，而不要从几个思想家开始，从一点开始铺开。这样可以看到一种观点推理的全过程。一个出色的思想者走向成熟的思维路径，通常浓缩着一个时代的精神走向。所谓成熟，并不意味着观点“正确”(PC)或者推出了什么“总体视野”，而在于用自己的话语发出自己的声音，提出自己的问题并试图解决问题——我在这个意义上阅读汪晖，理解汪晖，决定与汪晖认真对话。

　　2

　　“对话”这事“对话”这事看似简单，其实是需要条件的。尤其是学术对话，除去天时地利等外部因素，还需要相应的知识积累和一些人文条件。这些条件通常隐于幕后，在貌似平等的表象下不露声色。条件是否到位及其是否丰富，直接影响对话质量。条件越充分，对话过程就越可能是向善的，让参与其间者都有收获。

　　就对话条件而言，我得做些必要的交代：以“学者汪晖”为主要对象，看我们的对话是否成立以及如下对话是在怎样的基础上展开的。

　　首先是共同点。

　　相似的志趣和目标是学术对话的首要前提。否则不必说什么，开战打仗就是了，“文革”中的大辩论有许多如此不良记录。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地方以及“文革”遗风犹存的学界，这种提示并非多余。学术对话基于共同关注的问题，在目标上也是一致的：这里没有各怀鬼胎的容身之地，一切坦然敞开在阳光下。对真正的学者而言，没有任何特殊的个人目的，无论出自什么角度，有多少不同观点，学术目标只有一个：真——务实求真，揭示真相，坚持真理。

　　就个人身份而言，我和汪晖有不少相似之处：都是1950年代人即典型的新中国人，以不同形式亲历了中国社会半个多世纪的巨大变迁；都在“文革”之后进入高校，都从文学研究起步，都在1990年代初出国做访问研究；有相似的思维走向和许多共同的学界朋友，学习和熟悉了西方经典理论和各类学人，因此有相似的体验并遭遇到一些相同的问题——千万个问题中，首当其冲的是“中国”。

　　1991年秋，在美国加州大学(Berkeley)中国研究年会上我第一次在海外听中国研究学者谈论中国——不幸，那些个“中国”让刚刚离境的我感到非常陌生。是在那个地方那个时候我认识了刘禾，曾经就这样问她：“他们在说谁？”也是那个时候在哈佛那个著名的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我和苏绍智先生几次长谈，他给我的问题如出一辙。1992年回国后我即应约给他回信，题目就是“中国”。日后数十次出国、上百次讲学，讲的总是一个题目：中国。遗憾的是，十几年过去，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变，海外的问题依旧蹒跚在ABC，讲者仍然要迎合西方标准用西方话语对中国事情做基本启蒙……这让我十分厌倦，导致最终断然谢绝出国讲学，也放弃了因爱因斯坦而让我向往已久的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s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 in Princeton，2006/2007)发来的邀请。从那个有幸入选的名单上我看到另一个中国人的名字：汪晖——只是从这里，我得到汪晖的地址，却不认识他，更少看他的书。我早听说他是个苦读书、整天泡在图书馆里认真做学问的学者，而当时我的全部心思都放在“走田野”，对书本中各种教诲少有兴趣……就这样，尽管我们有很多共同的朋友和相识的机会，却都错过了——如此错过并不奇怪，1990年代以来，学界同人各自行路少有交流。“八十年代”伙伴多居海外，出国常有回家的感觉，在国内反倒像自我流放。除此之外，我与汪晖错过，还因为我们在不同领域里走的是不同的研究路径——恰恰是这个不同即所谓“差异性”，成为我们可能对话的重要基础。

　　差异性是对话的必要条件。

　　有差异就会有不同的视野和观点。有所不同，才可能在相互敞开的对话过程中不断揭蔽，在同一主题下获得深入的认识。

　　我与汪晖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上。

　　一是学术层面上的。

　　作为学者，虽然同是文学出身，却不同领域不同方向(汪主修中国现代文学，我的专业是西欧文学)，学术路径也完全相反：西方是我的学术起点，日后转向中国本土，与我的性别身份和妇女研究有直接关系。严格地说，我是通过“女人/性别”这个渠道进入中国研究、进入现实问题的。整个1990年代我基本上在跑田野，即使出国，也多是实地考察和做口述访谈。我与文本/文献拉开距离，一则出于对西方中心学术标准的怀疑，本土化和考察中国成为我有意选择的学术方向；二则出自对意识形态史学的抗拒，边缘化和边地成为自我放逐的首选之地；三则基于对主流社会和传统文化男性中心性质的警惕，迫使我向生命本体去寻找“真实”，因而转向口述史。总的去向是本土、边缘，趋向实证和个性化的。汪晖在历史文献和前人字纸中追寻“现代中国”兴起思想印记的那十几年中，我却真是“脚踏实地”亲身亲历亲眼见证着“现代化中国”的崛起。当他谈论西藏、琉球、东北亚以及民族国家问题，我却实际走到那些边僻之地和少数民族中间，访问彝族毕摩、纳西东巴、摩梭土司、回族阿訇、藏教活佛以及众多民族文化传承人，走访朝/韩两地和延边地区乃至整个大东北。当汪晖书写“现代性”并对“现代化”本身进行反思，我正走进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去到沿海诸多开发区和边疆最早启动的边贸点，看“现代”实际上是怎样进入中国社会、进入民间生活的。当汪晖由文学史转入思想史，力图与国际学界接轨对话的时候，我却面对西方学界公然宣称分离，并身体力行拉开了距离。当他把矛头指向国内新启蒙主义并高度评价海外“年轻中国学者”的“超越”时，我却公开与那种在概念里把玩中国的凌空姿态分道扬镳。1991年他进入《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写作，正当我启动“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并着手筹建“妇女文化博物馆”……可是，新世纪伊始，当他行走世界答问天下，我却重归案头在学术上还乡——由此可见，即使我们都面对世界、怀揣中国，路径相反、方向不同，终究难得相遇。

　　二是从现实层面看，作为社会中人，我们也有很大差异。

　　首先是性别差异。就性别意识而言，汪晖在当代中国男性学者中是少有的清醒者。他很清楚性别视角的重要性，少了就称不上“现代”，因此总能自觉地将多元视角用于批评实践，对女性主义给予理解和同情。但性别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会以不同形式体现在学术观念中，成为丰富对话的重要因素。从认识论角度看，性别是视角，也可以是一种方法，先天超越国籍或阶级身份，因此可能先验地与民族主义保持距离，在全球化视野里显示出跨文化研究的天然优势。

　　其次是派别问题。“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之争已经持续十几年，尽管汪晖本人并不认同任何派系标签，“新左派”的标志还是与他的声名一同远播内外，成为一个既成事实。那么我呢？早有海外学者问我：你是哪一派？国内却少有人在派系问题上给我命名，有两个原因。首先是性别，我做妇女研究也已成为一个历史的符号，改不了也抹不去，与“后现代政治”和“政治正确”的新左派有着天然的盟友关系。女权主义者(不管你是否认同这个称谓)是天生的左派。另一个原因完全相反，作为个人，从拒绝入党从政到拒绝参加“合唱”、从1994年退出联合国人口发展大会到1995年拒绝参加(北京)世界妇女大会、从1999年以后谢绝诸多海外学术活动到完全退出“江湖”……不仅影响到个人的政治处境，也决定了我在学术风格和研究路径上鲜明的自由主义倾向。我提出的“小北京、大中国”并没有停留在口头上，它于我个人是政治宣言，也是行动纲领。对参政意念下的学术思维，我有抵制，因此可能超越“左/右”之争，在各个方向结识并存留下诸多推心置腹的好朋友。尽管如此，学人眼中我是有界别的： “女界”——这与我在1980年代“中国妇女研究运动”中的历史作为有关。女界在当代中国看似解放和开放，实则是一个非常封闭的领域。社会主义“妇女解放”像一座巨型玻璃暖房，罩住了中国女人几乎全部生活，给出了看似开阔的社会平台和有指标的政治保障，却极大限制了她的认知视野和进取的步伐。走出女界的隐形屏障，就像汪晖企图超越派别，在我是一件警钟长鸣的事。因为我很清楚，只有在精神上和思想上超越女界，才可能与世界与学界有更深入的对话。

　　再次——我看最重要——是对“文革”的历史记忆。虽然都是1950年代人，但我长汪晖八岁，因了“文化大革命”，我们各自的“中国影像”可能存在着代际差别。我属于“老三届”，从大串联到大批判以及整个十年浩劫，我是亲历者。日后成为“知青”上山下乡(两年半)以及进入工人阶级(八年半)的经历，也会在“中国认知”方式上烙下不同的经验印记。但凡在新中国经历过政治运动、受过磨难或受到牵连，经过“文革”、做过知青或干过苦工……听多了无处不在、周而复始、欲盖弥彰的高调谎言，见识过中国人落到谷底却无处挣扎的万般无奈，都不会轻易相信只在字纸文献中推演出来的现代中国理论，也不会轻率地认同今天这样的“崛起”以及在它的名义下、用它的话语编织出来的合法性辩护。


　　说到这里我想坦白，曾经的我，因为生长在大学校园接触过太多读书人，对从书本到文本的做书人多有成见。如此情境中，即使相同学术方向、同样性别，我恐怕跟汪晖走的也会是不同的道路——不期，恰恰是这些“不同”成为我们各自行文立论的思想资源，成就了良好的对话基础。选择“对话”这种方法，不是刻意迎合后现代学术风向，而是因为此前我们在各自领域中已经有了对话意识和相关的学术准备。我的《后寓言》笔者在《后寓言：〈狼图腾〉深度诠释》和《女人：跨文化对话》都是证明。汪晖的文字主要也建立在对话批评的基础上，呈现出“万向节式”的开放形态：带着现代中国问题与历史对话、与古代思想家对话、与西方学界对话……特别是他的《兴起》，如黄宗智所说：实际上，它是一本关于观念的历史化的著作，是一本中西思想相互对话的著作，一本过去与现在、思想与历史情境相互对话的著作……汪晖非但没有漠视话语之外的历史，还持续不断地去追踪它，他也不是为了话语而话语，他的目的是为一个新的中国建立一种新的视野。

　　对话的学术目的是揭蔽和创新。

　　对话的学术前提是重读经典。

　　用对话的方式激活文本，在对话过程中重新解释。所谓创新，是在“重读/重释”的过程中自然生发出来的。对话批评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这里不赘言，将在“对话汪晖”的实践过程中逐一体现出来。

　　来源：本文节选自《对话汪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2月版。

http://history.sina.com.cn/his/sz/2014-03-31/11348657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