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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63年考入山西大学物理系的。因为文革，1968年12月18日才离校去位于河北获鹿县（现改称鹿泉市）的63军188师564团部队农场劳动锻炼，在校园里度过了五年半。
今天上午，山西大学商务学院举行2008届毕业典礼和学位授予大会，我看到同学依依不舍的交流，看到他们脸上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喜悦，不由使我回想起四十多年前我的大学生活里的那些难忘的人和事。 尽管我在大学渡过了五年半，精确计算，实际读书时间不到两年。所以每当有人问起我的学历时，我都会不假思索地说：“大学专科”。昨天我看到不少同学与老师的依依话别，让我首先想起了我大学里的老师。中午吃饭时，又正好同张天喆老师坐在一起，边吃边聊起了曾给我上过课的老师。首先是三位政治辅导员（现在称班主任老师），因为他们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比课任老师相对较长。大学一年级是王恩泷，大学二年级第一学期是张守义、大学二年级第二学期是黄茂全。他们不仅从政治上关心我们的成长，同时也善于用政治学习促进专业学习的教导转换成激励学好专业的动力。我们班级1988年毕业20年聚会时，王老师还专门参加了我们的聚会。 大学的俄语,是一个名叫刘心昌（河南人）的老师。当时，同学们不愿意上普通文科俄语，大家向系里反应要上专业俄语，系里十分关心同学们的意见，我记得郭威孚主任专门就这个问题给我们全班同学讲过一次话，这也是我在大学里惟一一次在课堂上听郭主任讲课。他在讲解了学好普通外语与专业外语的关系后，还从整体上给们我们介绍了大学物理系的课程结构，从一年级起，我就知道了作为一名大学物理系的学生，必须学好“理论力学、热力学与统计物理、电动力学、量子力学”这四大力学。我在大学的物理系的五年半里，只上过普通物理学的的力学、分子物理学和热学、光学、电磁学、普通物理学实验,理论力学也是因为教学改革将这门课前移。所以在1968年12月拿到盖有“山西大学毕业生分配领导组”印记而不是“山西大学”的印章也没有校长签名的毕业证时，我自认为我是一名不合格的大学物理系毕业生。
给我讲过课的老师，他们的音容笑貌，现在依然清晰地存贮在我的记忆中：力学和热学是郑华汶、李尚武老师；光学是索国栋、杨旭光老师；电磁学是曹后*、金以丰老师；理论力学是张树华、苏刚、刘文森老师。给我们上过普通物理学实验课的，记忆中有李敏谦、周建萍、张荫榕、耿天寿、于宝堂、杨西安、马联辉等诸位老师。1968年夏季复课时，陈理民、孙吉甫等老师给我们上过课。周沛、邱颖昌给我们讲高等数学，张海山老师讲政治课。教体育是一个姓李的老师，我记得他的个子较高，脸上有一颗黑痣。
那年月，突出政治的标语和口号随处可见，大学二年级的寒假，我们参加了省委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去忻县下佐公社的苏村宣讲中央的“双十条”，队长的是张荫榕老师，队员有我、吕大宁、周占春。那是学生时代我第一将参加有组织的社会工作。白天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晚上组织会议，向农民群众宣传“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为主要内容的政策（简称双十条）。当时阶段斗争的弦确实蹦的很紧，有一次在公社开完会，天已很晚，公社邢书记亲自送我们回苏村，刚出公社大院，他从背包里掏出一把驳壳枪，“咔”的一声，就将子弹上了膛的手枪掂在手里。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见到上了子弹的枪。他边走边对我们说，要提高警惕，农村的阶级斗争是复杂的。
当时苏村大队有一个让我至今还记忆起面孔的村民，他的名字叫金贵明。那年月这个村子里不通电，更没有广播，晚饭后快到开会时，他都要用一个铁皮卷成的喇叭筒，蹬梯子上到房顶上，用这个自制扩大器大声吆喝：“社员同志们！赶快吃饭，一吃了饭就去开会了！”一边吆喝，一边做360度的身体自转运动，让他的吆喝声传遍村落的四面八方。
下午回到家里,拿出了四十年前的毕业证,四十年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细细地一页一页地翻阅毕业证的每一个页面:
封面：顶端是身着军装的毛泽东头像，下面印有“山西大学毕业证书”；
——“最高指示”：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象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
——毛主席的标准像，下面印有“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林彪题字：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毛主席提出的革命接班人的条件（略）转摘自《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人民日报》
——毕业证书（见图片）
——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毛泽东
封底：为人民服务（篆刻图案）
在物理系当了五年半学生，有如下几件事记忆犹新。
入学不久，学校发了一张新生登记表。其中有“特长”一栏，我在这一栏里填上了“会拉手风琴”五个字。那年月，不像现在大学生从小学乐器演奏的人大有人在。很快我就被校社团叫去“面试”，成了在校社团能挂上号的手风琴手。为此，我还认识了学校另两名手风琴手：62级数学系的王政庭、62级外语系的刘向愚。尽管艺术系有专门学手风琴的张显成、杜志明，但63级音乐系的学生还没搬到校园内，学校社团的活动诸如合唱团的伴奏，还是用我们这些非音乐专业的琴手。不久，学校社团给我分配了一架意大利产的80贝司的红颜色手风琴。这台琴在我大学五年半里，成了我的亲密伙伴。遇到寒暑假，我还可以将琴背回家。
因为这个特长，我被选进了物理系学生会文艺部当干事，我结识的第一个系文艺部长是康承效（1960年入学，四年制）。系分会的主席是60级的常龙存。康对我很关心，好像怕我参加系文艺部工作影响学习，他对我说过：“该做什么时，就做好什么，不但不会影响学习，反而会促进学习”这句话让我受益匪浅。1963年国庆，是我步入大学遇到的第一个节日。是他带我去红旗剧场（现在的三路电车广场起点，已改名中国城），看了一场省歌舞剧团演的歌剧《江姐》。那年月，三路电车末班车是八点半，我们看完演出，是走回学校的。
大学二年级时，系文艺部长换成了60级学理论物理的智效曾。系分会的工作，让我结识了较多的高年级的师兄，诸如1965年考上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常龙存、樊正堂，61级的李奕明（学习部长）、冯胜宣、安郁文、范汉杰等。每每听他们议论起老师和课堂上的事时，除过张永仑、郭威孚主任外，听高年级师兄们说得最多的是：苏大春和“胡（俊林）、唐（文亮）、李（德明）”。特别是苏大春老师，大家都说，他能讲多门专业课，特别是学生难学与老师难讲的量子力学，他能深入浅出地讲授。苏老师的知识结构是文理兼容，而且通晓英、俄、德、日、法五种文字。
我很想知道那一位老师是苏大春。
有了愿望便有了行动，我将我想认识苏大春老师的愿望告诉了樊正棠。我认识他一是他也爱好文艺,我们为参加学校的文艺节目竞赛，共同参加了一次排练《大扫除》舞蹈，他答应带我认识苏先生，我企盼这一天的到来。
1965年，樊正棠同系分会主席常龙存、还有一个叫孙维平的，三人一起考上了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这是山西大学成立以在考研究生方面取得的醒目的成绩。他也成了我心中的偶像和学习的榜样。
除去学习，那时的学生，大家参加课外活动的主动性、积极性都很高。高年级与低年级的学生也无隔阂。以排演《大扫除》舞蹈为例，我记得是三个男同学+三个女同学在前台表演，以冯胜宣为队长的系乐队在后台伴奏。三个男同学有樊正棠（60级）、王见智（61级）、范书春（62级），三个女同学有范汉杰（61级）、张怡君（62级）、要莉莉（60级）。系乐队我能记得起的主要成员有：板胡冯胜宣（61级），笛子李光元（63级），扬琴李玉彰（61级）,二胡韩进川（61级）、杨之江（63级）、张富诚（63级），低音二胡杨继亮（61级）打击乐崔青平（61级）和我的手风琴。前台演员精益求精的动作和密切配合，乐队经过简单配器后的伴奏效果，这个节目获得了学校颁发的优秀奖。
后来学校举办歌咏比赛，冯胜宣独辟蹊径，没有选择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而是运用晋南眉胡调的旋律，自编了一首《眉胡大合唱》，全系近200百人参加演出，在学校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眉胡大合唱》为后来系里选排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部分内容奠定了基础。在冯胜宣的策划下，系里编排了一个类似的音乐舞蹈史诗节目，在学校演出后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在参加演出的演员中，依然清晰记忆的一是60级卢福学塑造的革命英雄人物的形象，他的表演在“戴镣长街行，告别众乡亲...”的歌声和乐曲声中，在激励台上演员的同时，让台下观看的学生也生产了共鸣；二是金健美（61级）京腔京韵的准“林如”朗诵。这些活动，在大学时就让我同樊正棠、冯胜宣成了好朋友，也同他们同宿舍的人成了好朋友。
今年5月5日,"8.14"文艺宣传队部分成员聚会时,大家多次提到物理系63级的几名乐队成员,我想如果没有平时系里的文艺活动,文革中我们也不会获得一个在社会大舞台上锻炼的机会。我也不会参加工作后，有在一个县晋剧团近三年的工作阅历。
樊正棠告诉我期末他的量子力学考试结束时，带我认识苏大春老师。那天上午我们班没有考试，约好上午最后一节课后，在物理楼门口不见不散。
那时的我们班的同学里只有一个叫丁致果的有手表，大多数同学都是靠听铃声和估摸，确定做事的时间。我早早来到物理楼门口，手里拿着一本书，边看边等他同苏老师从楼里走出来。那天，苏老师穿着一件褐色的夹克式上衣，戴着一付黑色上边框眼睛。当樊正棠将我的名字告诉他时，他伸出了手，我赶忙向他深深地鞠了一个躬，边说“苏先生好”边紧紧握住了他的手，接下来我不知该说什么。这是我步入大学以来，第一次同心中崇敬的老师近距离接触。他没有多说什么，记忆最深的一句话是：要学会学习的学习，要不拘泥于课程的进度（大概樊正棠已向他说了我的底子不错），敢于跑到时间的前面去。
六十年代的学生同现的学生尽管生存的环境有所不同，但一样的是，自己崇敬老师的鼓励会激励好好学习的动力，让自己对人生模糊的认识变清晰。后来，我还多次请教过他，他告诉我物理系的学生，要有过硬的数学功底。当时我们用的是黄正中的《高等数学》教本，他要我以斯米尔诺夫的《数学分析教程》为主要参考书，并说至少要读完第三卷第一分册...。
苏先生是我既有缘也有份的老师。1965年暑假起，物理系在原平县参加农村四清工作队时，当时物理系64级在子干公社工作团,63级在上庄公社工作团,62级在东社公社工作团。我同苏先生不仅都在上庄工作团，而且同在上庄公社西会村同一个工作队里。尽管半年后我被调到西岔工作队，但在同苏先生在一起的半年里，让我获得了聆听先生面对面、一对一教诲的机会。
六十年代,学校有一个硬性的规定：一是不准结婚，二是不提倡谈恋爱。不准不等于没有，不提倡不等于不能。山西大学的记忆写到这里时，不能不写对她的回忆和对我姐姐的回忆。
我的姐姐比我大三岁，1961年考入山西大学外语系，高中我同姐姐也在同一所学校。妈妈给了姐姐一付好嗓子，她的歌唱得很好，作为中学歌舞团的独唱演员，不仅唱红了我所在的县城，在那个时期的山西大学也是小有名气的。我退休后被山西大学商务学院聘任后，在学校里遇到被聘任教外语系老师（姐姐同级同学）时，他们不约而同地说：你姐姐的《逛新城》唱得真好。
她是我初中、高中的同学，也喜欢唱歌但不出众。我们住在同一个城市里，她家离我家不远。当我们分手后，我才细细数了她家离我家是11根电线杆的杆距。按杆距50米计算，不会超过600米。
我姐姐是61年考入山西大学外语系的。当时，除数学、物理、体育系外，主校区的女同学全住在同一楼里。姐姐65年毕业，我们65年去原平搞四清，我、姐姐和她有二年的“同学”经历。在这二年里，开学时我们同乘一列火车去学校，放假时又同乘一列火车回家。我常去看姐姐，会顺便去看看她，她同宿舍的人早就认识了我。姐姐有时也会带着她来看我，我同宿舍的人也早就认识了她。姐姐还会在规定的时间里，周期性地将我们同时约到她的宿舍询问学习情况，或带我们一同进城。在那二年里，姐姐对我的关爱和学习上的帮助，以及我们三人在一起时的快乐,确实让人难以忘怀。
说到她，不能不提到另一个叫贾宁的她，贾宁不仅画画得好，而且歌唱得也不错，特别是舞跳得更好，还能完成舞蹈的策划与设计。1965年春，学校文艺部要我们排演一个节目，主题是反映越南人民的反美斗争。我创作了舞蹈的音乐和歌曲，贾宁完成了编舞工作，在学校的演出很成功。每当我哼唱起那组音乐的旋律，我的脑海中就会出现贾宁的翩翩舞姿。可惜的是，1965年贾宁患了白血症。那年快放暑假时，我在校门口见到了贾宁时成了最后一次见到她。当时，她笑着对我说：“我还要和你合作，再编几个反映大学生生活的舞蹈”。
贾宁离开人世的消息，是她告诉我的。她还告诉我，贾宁是她最要好的朋友。
1965年的元旦，在大饭厅举行迎新晚会。物理系的节目演完后，她约我在大饭厅门口等她，说有重要的话告诉我。我们站在大饭厅对面的小树下，一起谈起从初中、高中到大学8年用时间堆积起来的一切。晚会结束我们分手时，她塞给我一张纸条：挑明了彼此早已心知肚明的那句话。从这一天起，我们也达成了一种“制度”，每周要见一次面，或我去找她，或她来找我，当然还有共同到姐姐宿舍里见面。也就是从这一天起，直到放假，我记得每半个月，她都要用一个蓝色的小包装满用暖气烤干的馒头片送给我。在短缺经济时代，大学生在食堂里买饭要用粗细粮券和钱的代用券，一个月28斤，30%的细粮，她全给我了。这是发自心底之“爱”的一种朴素的表现形式。
这年寒假，学校采取自愿报名的形式，要组织一支宣传队去太原郊区农村宣传，校文艺部的几个同学希望我能参加，我报了名。参加这支宣传队演的人，现在能清楚记忆的有：李光元（物理系63级），康建平（艺术系64级）、陈黎曙（数学系63级）、李玉馨（数学系61级）、王德胜（数学系64级）、贾宁（化学系63级）、肖秀英（化学系64级）、盛凤鱼（化学系64级）魏**（中文系61级）、董竹青（中文系61级）。艺术系的张怀绵老师为压轴的小歌剧《彩礼》专门作了曲，至今我还能哼唱出主要唱段的优美旋律。 这个寒假，我没有同她一起回家。新学期开学后，省委下文在大学生中开展学习我校历史系62级刘普德的活动。当时的校文艺部部长中文系61级的张秉权，要我写一首歌唱刘普德的歌曲，为不影响专业学习，我利用了2个星期日。因此，我没有能按时去看她。她又听到了从寒假宣传队里传来的一些失真信息，她给高中我们共同的、已结秦晋之好的一对好朋友写信。他们俩专门写信给我，要我一定要抽时间去看看她。“千万朵花儿里有一朵最红，刘普德是俺校的好学生...”这首歌被刊登在大饭厅对面的黑板上。我是拿着这首歌词和曲的涂了改改了涂的手稿，敲开她宿舍门的。1965年暑假前，除61级（当时山西大学是五年制），全校学生和部分老师都参加了省委农村农村四清工作队。物理系部分老师和63级、中文系64级和省外贸干部组成上庄工作团。当时原平县上庄公社的党委书记叫王都喜，是工作团团长，政委是物理系书记赵希武。工作团办公室主任是王志英（曾任校人事处处长），办公室干事中有艺术系美术专业64级的李森林（曾在山西人民出版社当美术编辑）。 工作队未下到农村之前在原平集训，时逢中秋节，在工作团举行过一次联欢会，我用借来的一架手风琴为郑华汶老师（九十年代曾任山大副校长）伴奏，一首歌颂雷锋的《八月十五月儿明》的独唱，让我对原本敬重的郑先生更加敬重：我能记忆的唱词是，“八月十五哎，月儿明。连队里的战士分下了月饼。雷锋把月饼，放在床头，一个人静悄悄，走出了房门。朗朗月色，阵阵秋风，营房里传来，同志们的欢笑声，幸福的时刻想起了从前，他心中像黄河滚滚翻腾…”写到这里时，不由想起了现远在美国的郑华汶教授，七十年代中期，我还在五寨县科委工作时，曾制定过一个自学计划，试图补上大学物理系该学而未学的课程，有一次到学校他的家中，他送给了我一本史鲍尔斯基的《原子核物理》。在实施这个计划中，我遇到众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实践让我认识到如下一个道理：在规定的时间，没有做好规定的事，当要补上时，会付出加倍的代价。这也成了我现在给同学讲课中常讲的一个激励大家好好学习的亲历个案。 在县城集训时，我多次见到了她。我们约定，为了搞好四清工作，不写信，不分心，全力以赴，搞好四清。那年月，通信不发达，那时的原平县的同川地区（上庄、东社、南白三个公社的统称），村子里只有一部需要经人工转接的磁石电话，不像现在大学生每人都有一部手机，还有E-mail。我们被分配到上庄公社西会村工作队，她被分配东社公社东山底村工作队，西会和东山底这两个村相距超过了30公里。 上庄公社当时有西会（公社所在地）、沟里、南沟、柳沟、峪里、中三村、北头、西头、西岔、东岔、栓马坡等大队。西会工作队中的老师有：苏大春、苏刚（副队长），学生除我外还有梁铁柱、韩国维、闫效青、张佩铮、粟希良（已病故）等同学。在农村实行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60年代的农村，食宿条件十分艰苦，早饭常吃带糠的窝头是经常的，菜和油水很少。现在回想起四清来，真有点像“暴风骤雨”电影中的土改工作队，不过土改斗争的对象是地主富农，四清工作对象是“四不清”干部。四清运动第一阶段的工作重点是：通过访贫问苦，发动群众。当时为了发动一个贫农出身的名叫任稳顺的羊倌，我多次同他和他的羊群一起睡在野地里的羊圈里。 四清开始时，我向工作队团组织又一次递交了一份入团申请书，这是我从中学以来的第18次“入团申请书”。 四清工作在紧张地进行着，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从公社转来的一个熟悉笔迹信。是她寄来的。好长好长的信，除去讲她入村后的情况外，最多的是对我的关心，并说“四清四清，不写信不行”。尽管她写字非常快，但是，写一封几千字的长信，也要花费不少休息时间。长信意味着爱的倾诉，意味着基于爱的思念。这是自中学以来，她写给我的第一份有内容充满爱意的文字材料。4年后的1969年,在部队农场，4月1日那天是党的九大开幕，她也托人给我带来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信。这封长信，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措辞和语气上，最大的不同是：前一封信是充满了爱意的思念，后一封则是充满了让我莫名其妙的“敌意”通牒。1965年底，上庄公社原分两年完成的原定计划改为一年完成。我被抽调到新成立的西岔工作队。西岔工作队长是原平镇的派出所所长，名叫岳昭明。副队长是物理系办公室的张满堂老师（后调运城学院工作）和一个名叫岳明理的借调干部。岳明理是北京农业大学的肄业生，我很钦佩他做农村工作的能力。队员有我、卫青汉、张富诚、郝翠凤和原平县一个名叫李耀华的女同志。这年最让我高兴的莫过于在调西岔之前，从初中申请入团长达8年的我，被批准成为一名共青团员，实现了我的夙愿。 我入团的介绍人是梁铁柱和韩国维，九十年代中期，梁铁柱升任晋中地区经委主任，他曾邀请我为经委全体干部普及电脑网络应用知识，也就是那天讲完课后的饭桌上，他才告诉我1965年讨论我入团的上庄共青团委员会上的激烈的争论。那年月，我的地主出身和父亲阎锡山少将交际处长身份，让我总有夹着尾巴做人和矮人一等的特殊感觉。 1966年，四清快结束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6月初我们从四清前线返回学校时，学校里已是大字报满天飞了，原本想返校后好好学习的梦想打碎了。 6月上旬的一天，我收到二姐的一封信，二姐当时和爸爸在同一个单位工作。信中告诉我：爸爸被红卫兵揪出来示众了。单位的大字报上说，爸爸是“埋藏很深很深的历史反革命、国民党少将、临汾战役的第二号战犯”。她要我同爸爸划清界线，勇于揭发爸爸的问题。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首先想到的是应将这个情况告诉给她。“当过阎锡山少将交际处长的历史反革命身份，敢于交待历史问题，并在太原解放时策反我姑夫郑绍亭，阎锡山一个师长起义，受到了宽大处理”这些我在文革前就多次告诉过她。只是“临汾战役的第二号战犯”我也是第一次听说。我想，她也一定收到了她家中的信。 第二天，我找到了她。对她说了二姐信中的一切。没等她开口,我主动地说“为了你的前途不受影响，让我们终止我们之间的关系吧。”她默不作声。当时的我是多么想听到“出身不由己，道路自己选”的回答！但是我听到的是：“按你的意见办。”21岁的我，第一次尝到失恋的苦痛。那天我不知道我是如何走回物理楼的。昨天的记忆是过去完成时，今天的思考是现在进行时，对昨天的回忆和今天的思考是为了明天的将来完成时。人生更多的是需要过好今天，计划好明天，让明天更美好。这不管对那个年龄段的人，都应是一种正确的思维方式。在山西大学的五年半里，她确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就让这篇《没有结婚的离婚》短文，做为这个记忆话题的终结吧。 1970年4月13日，天下着蒙蒙细雨。尽管清明刚过，北方风口的农村，天气比严冬还冷。一股西北风刮来，吹掉了我头上的帽子，还不到30岁，一年多来，特别是近2个月来，我的头发几乎脱光了，鬓角也变白了许多，我实在承受不住这一次次的沉重打击。
我俩一前一后地走进了民政办公室，走在前面的她，是不久前分配到机关的一名干部，被分配当普通农民的我，低着头跟在她的后面。
在那是非被颠倒了的岁月，大学毕业后，经过部队农场锻炼，我被发配到了一个不毛之地当普通农民。七十年代的短缺经济时代，不仅生活贫乏，而且交通极为不便。农村不通汽车，那天，我连借到一辆自行车也很困难。早上4点多钟，我就开始步行了。今天，是她向我发出无情“通牒”期限的最后一天。超过了今天，如不办理离婚手续，她就要向法院起诉，付诸于法律手段。我实在不愿意在刚步入社会之时，就被传唤到法院——那个在我看来只有犯人才去的地方。
人生五彩缤纷，有欢乐也有痛苦，有得意之时，也有衰落之地，但本来不应发生的事，却一次次降临在我的头上。眼前的现实，在饱含的泪花中，让我不由地又想起过去…
我与她可以称得上青梅竹马，两家相距不到600公尺。初中、高中与大学，尽管不在一个班，但我们天天都会见面。
在考大学报志愿前的一天，她走到我家窗户前，正要进门时，听到家中热闹非凡，她止住了脚步，想“偷听”一下我家人谈论的话题。姐姐对爸爸说：“爸，你儿是全校公认的第一名学生，一定能考上重点”，爸爸沉思了一会说：“还是有限目标吧，我的历史问题和咱们家庭出身，这可是双料俱全了，还是考一所普通的师范学院吧。如果一个学了物理，就差一个学化学的了。”
实话实说，我自感是一个有天分的好学生。不仅门门功课全是“5”分，而且高中二年级时参加全校的数学竞赛，我以遥遥领先的成绩获得了这所省级重点中学数学竞赛的第一名。我有广泛的爱好，是音乐教师的得意门生，打击乐器、拉弦乐器、吹管乐器、键盘乐器，都能演奏，在乐队缺员的关键时候，按照大家的话来说，我是一个能“替缺”的“多能”演奏员。
高考复习期间，我每周都将数学、物理、化学的难题和多种解法，写在一张纸条上传给她。临考前，我几乎每天都要在音乐教室的黑板上，出一组俄语模拟试题，要她完成后并改正她的错误。文革期间，当学生档案被抢了时，我知道我的俄语考试成绩是99分，只错了一个软音符号。
进入大学后，我脑海中数字与音符的结合，让我的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文革中，我在由众多音乐专业同学组成的文艺宣传队中当了一年多的手风琴乐手。
我的天资的确也吸引过不少同龄女性。在大学二年级的寒假里，校学生会组织了一个去农村演出的文艺宣传队，我入选了。在农村演出的过程中，我拉大提琴和手风琴，有时还演出“大海航行靠舵手”的独唱，在博得农民阵阵掌声的同时，也引起演出队里的一个女同学对我的特别关心。我是一个感情专一的人，心里总记忆着她。因为1965年的元旦，她向我表白了她会爱我一辈子的心愿。
无论是正向的爱还是逆向的爱，都会产生激励人生前进的动力。按照我们的爱理驱动事理的协议，每周周末，或我找她，或她找我，我们都要从方法论的角度讨论提高学习效率。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方法是事半功倍的利器。
1965年寒假开学，校文艺部要我写一首宣传刘普德事迹的歌曲，刘普德是由省委书记卫恒当时树立的大学生典型。一个学物理的人，创作一首连词带曲的作品，我花去我所有的业余时间。为此，我们二个星期没有见面。她大概是听到从宣传队里传来以“爱”字为主题失真了的信息。她写信给高中时我们共同的一对已结秦晋之好的朋友，通过信息大循环，我收到了他们夫妻两人署名写给我的一封信，信中要我一定尽快抽时间去看看她。又过了一周，当这首歌登在学校大饭厅对面的黑板上时，我来到了她的宿舍。三周没有见面了，她眼中闪着泪花，我们共同唱着我创作的歌曲，“千万朵花儿里有一朵最红，刘普德是俺校的好学生…”。她双手又心疼又怨恨地在我身上捶打……。
我想起了1965年的农村四清，那年代唯一的通信工具是信，为了全力搞好“四清”，我们约定不写信，但不到一个月，我收到她一封封长而又长的信...。
我想起了1966年的文革，作为历史，爸爸的第二战区交际处少将处长和临汾战役第二号战犯身份，成为县城里最早被挂牌游斗的阶级敌人。当爸爸第一次被游斗后，我出于对她前程的考虑，主动提出要与她终止已建立的“爱情”。我没有得到我心底希望得到的“出身不由己，道路自己选”的回答，她的回答是“就按你说的办吧”。
21岁的我第一次品尝到“失恋”的痛苦。摆脱苦痛最好之法是超负荷做事，我将“失恋”的“苦痛”完全变成了拓展演出队市场的动力。工作最累与最有成效的一天至今记忆犹新。早上从山大骑自行车出发，到迎新街的新华、江阳，再直奔河西的一电厂和化肥厂，沿途只要是大一点的工厂我都会进去。晚上回来，超负荷的劳累让我规避了眼前发生的一切。
1968年，我将我们之间的第一次分手，告诉了妈妈。妈妈流泪了，怕我受刺激，调用了各种关系为我物色新的对象。当她听到这个消息并知道正在给我介绍的对象是谁时，她又一次找到了我，请我能原谅她的过错，并以领取结婚证作为从永不变卦的保证。
1969年初，在离学校去部队农场的前一天，我们领取了象征我们关系质变的“法律文书”——结婚证。
1969年4月1日，党的九大召开的那一天，她让人给我带来的一封长而短的信，要终止我们之间没有实质婚姻的法律手续。。。。。
“咚”的一声，我的头撞在了镇政府院内的一根木柱子上，我才发现，她已经迈进了民政办公室的门槛。
民政员问她：“这就是你的男人？”看样子她已不止一次来过这里了。
“是，”她轻声地说。
“拿来介绍信。”
她递过单位开具的介绍信。
我递过生产大队开具的介绍信。我一生从没撒过慌，但在那天让生产队会计开介绍信时做了一生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弄虚做假”。我对生产队会计说，我要去看一个老同学，要开一张住店证明。会计说，我给你盖个章，你自己写吧。我才在介绍信上自己填写了办理离婚手续的内容。
“你们真愿意离婚？”民政员问我。
“愿意。”我低声回答。
“能说说是什么原因吗？”
“感情不合。”我第一次说了违心话。
“有孩子吗？”
“天哪！我们什么也没有做过。。。”我内心在颤抖。
但我还是轻轻地说：“没有。”
“有财产纠纷吗？”
“没有。”
民政员很快开好一张绿色离婚证书后说：“你们两个过来，在这里按个手印吧。”她很快就按上了。我举着颤抖的手，不听使唤地按下了一个还没有结婚的离婚手印。
在回农村的路上，我想将她从记忆中完全抹掉，但却适得其反地让往事更加清晰。
我想到过去的她曾是那样地爱我。60年代，省城一个人一月只供给30%的白面，每年冬天，她都要将每顿节省下的白馍切成片，放在暖气上拷干，逢周末，用一个兰色的小布包装起来送给我。
我又想起了1969年春节，部队为领过结婚证的同学在招待所开房。他们班和我们班几个要好的同学，要我们各自拿出5元人民币，为我们“圆房”。我征求她的意见，她说：“我什么时候不是你的，我妈只有我一个女儿，你是你家的大儿了，这样匆忙了事，能对起父母吗？……”
走出镇政府，我连头都没回，径直向远处的农村走去。缘分是命运的象征，情分是心灵的聚合。究竟是有缘有情，还是无缘无情，究竟是有缘无情，还是有情无缘，这是一个用傅里叶级数和熵定律也难以确定的问题。
三十多年过去了，这次没有结婚的离婚，变成了我加速学习新知识的动力，变成了我用自己的力量，不断改变自身命运之神的动力。 在山西大学的五年半里，让我记忆犹新的是文革中我参加的8.14宣传队。 全校的师生员工，在文革中分为两派。据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的资料记载，1966年9月23日，8.8红旗战斗队成立（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日子）；另一派则称8.14毛泽东思想先锋队（中央向红卫平赠送毛主席著作的日子）。
8.14成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时，全国的大串联还没有完全结束。无论是演员还是乐队，只能从大串联已回校的同学中选择。我的手风琴派上了用场，我同班（物理系63级）的李光元（笛子、锁呐）、张富诚（二胡）、杨之江（二胡）也派上了用场。加上化学系61级郭海江（低音二胡）、车敏慎（板胡+三弦）、裴雄楚（二胡），七、八个人的乐队基本可满足伴奏的需要。宣传队的队长是程琪（中文系62级），指导员是物理系64级的张天苗、教育系64级的刘延瑞（中共党员）。主要编创人员有程琪、宋巧梅（中文系62级）、化学系61级的郭海江和李庆生。演员除他们四人之外还有：化学系61级的席佩珍、高昌林，化学系63级的米靖荣，化学系65级的徐荣效、宋宁梅，中文系62级的张益梅，外语系62级的韩振虎，数学系62级的王敏农、任蜀文，物理系61级的秦家佐、64级的谭条条，数学系65级的刘宝庆，生物系63级的刘晓青，教育系64级的刘延瑞等。没多久，艺术系同学大串联返校后，先后有63级的费文莉，64级的孟致政、吴宝民、康印昌、任凤舞、安宝慧、武萍，65级的邓复生、任俊圆、王玲、范玉花、杜玉芳等加盟，增强了宣传队的实力。因为演出质量的提高，加之几个编创人员“紧扣主题，贴近大众，‘快’字取胜，效果为先”的节目编排策略，使之成为省城知名度较高的宣传队之一。雕塑剧《收租院》，舞蹈《亚非拉人民要解放》、《北京有个金太阳》，对口剧《一个破碗》，生动活泼的表演唱、天津快板，韩振虎、费文莉、安宝慧、范玉花的独唱等节目，给当时校内外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宣传队舞蹈之所以跳得好，因为其中有一名体操健将、二名体操一级运动员和几个二级运动员。1967夏，随着艺术系63级景建树（笛子）、卫世诚（板胡）、李运启（二胡），64级苏友谊（笙）等同学的再次加盟，使演出队的器乐独奏、齐奏与合奏成为又一大亮点。
1968年夏，工宣队进校后，学校开始复课时，宣传队的演出才基本结束。
8.8也有一支宣传队，他们的演出水平也很高。特别是艺术系63级朱士荣的男低音，《大海航行靠舵手》歌曲标定用bB调，他在演唱时却用常人根本难以实现的F调，每次演唱都要在久久不息的掌声中多次返场。李娟的女声独唱也很有特色。张志道的琵琶、史玲玲的古筝演奏，这些乐器的演奏当时的观众是很难看到的。
在山西大学的最后三年里，我的物理专业知识该学的我没有学，但却学了不少音乐知识和演奏技能。没有这个实践锻炼，我参加工作后，也不会有在县晋剧团近三年的工作阅历。1972年，我还参加了省晋剧院刘元彤（元字辈）先生在定襄晋剧团举办的为期三个月的晋剧《红灯记》培训班。
2008年5月4日，宣传队部分队员在太原聚会。大家仿佛回到了四十多年前。程琪用心作笔，以情为纸，写出下面一首超信息含量的诗歌：
真情是永远删不去的歌
绿草依依，鲜花如歌/ 蓝天如水，白云朵朵/ 今天，我们在这里相聚/ 紧握的手攥出一团火/ 今天，我们在这里回首/ 真情是一首永远删不去的歌/ 每当我们/ 重回那曾经的峥嵘岁月/ 重温那曾经的澎湃激情/ 重忆那曾经的如磐风雨/ 重拾那曾经的如荼如火/ 心里就淌出一条温馨美丽的河/ 无论离别，聚首/ 无论咫尺，天涯/ 它伴着你，伴着我/ 我们的情谊/ 岂只“同窗”与“同台”四字了得/ 让我们/ 拾一片珍爱，摘一捧眷恋/ 秋水长天共一色/
1949年12月2日，《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中，决定每年10月1日，为国庆日。1950—1959年，每年的10月1日都在天安广场举行了大型庆典活动和阅兵。1960年至1970年，改为仅在天安门举行集会和群众游行，未举行阅兵。1971年至1983年，北京以大型游园联欢代替了集会和游行。1984年的国庆35周年和1999年的国庆50周年，是20世纪最后二次举行的国庆阅兵和群众庆祝游行。 各省、市、自治区的国庆庆典基本与首都同时、同步、同模式。太原市的庆典在五一广场举行。过去，五一广场中心有一个坐北朝南的检阅台，检阅台的两侧有两个观礼台，台前的迎泽大街，是群众游行队伍通过的地方。 1964年是国庆15周年。那年，市里要组织一个500人的军乐队，向全市工厂、机关、学校有组织地征集铜管乐手。我曾在中学的军乐队里，吹过五年的上低音和次中音，加之我能较熟练地阅读五线谱，很快就入选了。那年，山西大学有近20名师生参加了据说是太原市有史以来人数最多的军乐队。我能记记忆起的有：赵仲毅（黑管，体育系教师）、王永清（小号，艺术系老师）、马跃溪（小号，生物系61级）、王明仁（长笛，化学系60级）、马连乐（次中音，化学系61级）、冯胜宣（上低音，物理系61级）、李玉章（次中音，物理系61级）等。 进入9月份，一周要有三个半天参加军乐队在湖浜会堂的集中训练，每次训练都是学校派汽车将我们送到湖浜会堂。训练结束后，在并州饭店免费吃一顿中餐或晚餐，六菜一汤，主食大米、花卷随便吃，这些饭菜不仅是我当时从未吃过的色香味俱全的佳肴，而且在粮食品种定量供应的年代，大米、白面不限量，也享受了一种特殊待遇。 乐队的指挥是晋机俱乐部的金主任，副指挥是新华化工厂俱乐部的孙主任。吹奏的乐曲有：国歌（升旗用），咱们工人有力量、我们走在大路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大海航行靠舵手，这几首乐曲用于不同类型的群众方队通过主席台时伴奏乐曲。 第一次集训是抄分谱。金指挥说乐谱是从北京拿回来的。因为500人中，不认识五线谱的人很多，金指挥现场发动乐手中认识五线谱并熟悉乐器调号的人，共同完成这个看起来很简单而又是基础性的任务。因为我不仅认识五线谱，而且熟悉常见铜管乐的调号，主动参与线谱向简谱的翻译工作。那年我只有19岁，给金、孙二人留下了较深刻的印象。1966年，我为8.14宣传队去各大工厂联系演出，去新华、晋机找到了金、孙两位指挥，他们不仅很快能认出我，并很快为我们安排了演出。 国庆那天，军乐队穿上了统一制作的白色制服，头戴大沿帽，500人整整齐齐地站在检阅台下正中央的最前端，检阅台上省委、省人委领导都能看清楚，内心产生了一种无名状的幸福感。群众游行开始后，我们一边吹奏着不同的乐曲，一边看着工人方队、农民方队、学生方队、文艺方队等，用不同的表演、不同的造型，依次通过主席台接受省市领导的检阅，人人意气风发，个个斗志昂扬，在使我产生一种人生激励的同时，也体察了人生的一种另类享受……1978年春的一天，我在县革委大院遇见县文教办公室的朱老师，他说有一份招收研究生的文件，让我抽时间来看看。当时，我已在县科委工作。我立即打电话给我在县气象站工作的好友，他是1962年考入南京气象学院的。 当我俩看完招生单位和考试课目后，他选定了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面对物理专业考试课目中一多半专业课我我没学过的现实，我打算选报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考试课目除外语、政治外，在高等数学、微波技术和量子力学（周世勋著1-4章）三门专业课中，我仍有两门课根本没学过。
我第一个想到苏大春老师。不仅因为他是我最崇敬的老师，而且在四清中，我们同在过一个工作队，在工作之余、同吃派饭的路上，他教给了我不少为人之道和做事之法。我将我的想法和困难写信告诉了苏大春老师，很快我就收到了他的回信。他鼓励我：“宁可考不上，也不能失去机会，准备考试本身就是一次超级学习。”他说不仅可以帮我找到微波技术和量子力学的书，还答应要我抽时间回山大，为我作单独辅导。我从老师鼓励中，获得了拼搏的力量。
县科委（包括计量和地震）的工作，当时只有五个人，事情多而杂。在备考的二个月里，我只回过3次山西大学，每次来他都将我安排住在物理楼内他自己的实验室里。晚上大实验台作床，他不仅为我准备了毛巾被，还常要我去位于南校门口一排平房的家里，与他同吃贾惜珍老师做的饭。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因为是以应考为准备的补习，他十分重视“补”和“考”的方法。
我记忆犹新的是，他从量子力学和经典力学知识接续与异同比较出发，从普朗克电磁场和物质交换能量的间断性切入，抓住“波粒的二象性”这一核心概念，引出德布罗意的物质波方程，进而指出微观粒子所遵循的运动与宏观物体运动规律的不同，引导我自己找出描述微观粒子运动规律的量子力学与描述宏观物体运动规律的经典力学处理方法上的最大差别。以考试中可能遇到的题目为案例，让我初步掌握了粒子状态的波函数表述、求解薛定谔方程的工具和方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解读了表征微观粒子在某一状态时诸如坐标、动量、角动量、能量等力学量，以及这些物理量之间具有的不确定性与确定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即海森伯的测不准关系和玻尔的并协原理...。这次专业性的补课，他的思维方式、讲解方法、特别是用通俗的语言深入浅出的讲清量子力学中深奥理论，让我在快乐无比的情景中,完成了知识与方法集成式学习，使我终身受益。
当我告诉他我这次考试我失败的结果后，他又一次鼓励我：物理系也要准备招研究生，要我好好准备。这时发生了一件令人遗憾的事，让我放弃了再次考研的想法。我的好友考上研究生不久，给我来信，想同他五寨的妻子离婚。因为他俩第一次见面是在我家，我由此充当了他俩“准介绍人”的角色。这封信对我的妻子产生了强烈影响。当我将第二次将想考研的想法告诉她时，她没像我第一次那样支持我，而是半开玩笑对我说：“你如果想学***，你就去报名吧！”那天晚上，我失眠了。难道只有考研才是改变自己命运的惟一出路吗？第二天，我对妻子说：“就凭你这句话，我不考了。”这个决定，我没有告诉苏老师，只是对他说，我没有准备好，怕再次失利。研究生招生的第二年，县里又考取了3个人：分别考上了上海医科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命运究竟是什么？有人说命运是上天注定的。我认为，这句话只对了一半。哲学家说，命运是对每一个人都平等的机遇，是一种在遇到机遇时的决断，是决断时的勇气，上帝注定的命运是完全可以改变的。只要听听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命运》的主旋律，音乐的语义会告诉你，命运之门要靠自己打开。想想自己已经走过的路子，你会获得《命运》之神激发的灵气，一旦产生了一种自觉的定向行动，就会获得改变命运勇气的真谛。这个真谛就是不懈努力和顽强拼搏。
1979年我在县科委分工科技情报工作，在科学的春天里，国内不少新创办的科技期刊，将免费赠送到县级科委资料室，作为增加订户的重要手段。加上单位订阅的杂志和新买的一批科技图书，搜集、排序、加工、浓缩、传播科技新知识和新信息，编辑、印刷、出版、发行《五寨科技》这份内部交流刊物，成了我的主要工作。《五寨科技》免费赠送，交换回了大量的技术资料。量大、面广的新知识、新信息，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在文章中，曾将此现象称之为信息的群体产生与个体吸收的“剪刀差”。 1980年初的一天，县科委办公室的一个同志，交给我一份经领导批示的“山西省科技情报学会1980年年会征文通知”，主任批示，要我准备论文。我翻阅了资料室收藏三份相关刊物：中国科技情报所的《科技情报工作（情报学报的前身）》、黑龙江科技情报研究所的《情报科学》、四川科技情报研究所的《情报学刊》后，草拟了一篇题为《试论情报系统的数学模型》的文章。文章写出后，我寄给了山西省科技情报学会，没有想到很快就收到了当时的学会干事、武汉大学图书馆系61级毕业的康军同志热情洋溢的来信。他告诉我，一是抽时间能来太原一次，二是他已将这篇文章复印件寄给了时任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理论方法研究室主任的杨沛霆先生。过了不久，我又收到了杨沛霆先生的亲笔信，要我方便时去北京。小山沟里的我，收到这两封信，在激动与高兴的同时，萌生了一种改变命运的涌动力。经杨沛霆先生推荐，《试论情报系统的数学模型》发表在《科技情报工作》1980年第8期。从1980年3月到1981年5月，我先后在《科技情报工作》、《情报科学》、《情报学刊》和《山西日报》上发表了14篇文章。这些文章，引起正在筹备山西大学图书情报系的柴作梓先生的关注，他给我写信，问我是否愿意回山大当教师。我给柴先生回信作出了肯定的答复。 他给我寄来了商调表，并告诉我,按照学校的要求，要通过试讲。1981年5月份，在山大主楼三层的一个教室里，我以《文献检索与情报效率》进行了试讲，将近两年来学习研究情报学的体会向两个班的学生和部分老师作了汇报。当时参加听课的老师有柴作梓、冯锦生、宋玉蕙、尚克聪等。学生中我记忆最深的是楚世来和李伟。楚世来的外语很好，1987年我在执行国家科委重点国际软科学合作项目《用于整体发展的决策支持系统——中国山西省案例研究》时，有一次接待波兰专家，我请楚世来当翻译。李伟在大学毕业分配时，来过省科委我的办公室，就他毕业去向的选择征求过我的意见。 从大家的眼神与试讲后的掌声中，我感觉试讲是成功的。柴先生要我等学校的通知，但最终的结果是人事部门没有批准。我到省科委政策研究室工作后，我才知道，我之所以没能被批准调入山西大学的原因，是因为文革中的“派性”。
受聘山西大学商务学院前，我在山大做过三次讲座。
第一次，1996年4、5月份，团委邀我以“从提高学电脑网络的效率谈起”的约题讲座，在投影仪还不很多的情况下，我的PPT讲稿+莫扎特音乐，让学生在视听享受的环境中，快乐地学到了作为“电脑用户”而不是“电脑专家”的核心知识和核心技能。三个应知的核心知识和三个应会的核心技能，在同学们的笑声和掌声中，结束了这次讲座。那天，时任宣传部长的罗环报老师也参加了。 第二次，1997年10月份，时任生物系主任的马恩波教授要我为生物系师生做计算机网络应用普及讲座。马老师的博士生黄登宇讲座结束后说：你的十分钟之内将1万字的WORD文本变换成专业级的PPT文本的操作捷径，对老师们太有用了。前不久，我同马老师一同参加省科协的一个会议时，还谈起了十多年前的这次讲座。 第三次，2004年6月份，学校就业指导中心在图书馆北侧的报告厅内举办了一次三人出场的讲座：营销精英樊小军、国伯尔咨询公司的许伯元和我。三人中，只有我是站着讲的。并且选用同学们提问题，我现场作答的方式。每当我回答完他们提出的问题后，都会得到同学们的掌声鼓励。那天，山西大学商务学院就业中心副主任韩老师也带了20名学生参加，2005年我出任山西大学商务学院信息中心主任时，第一次见到韩老师，她说我们是第二次见面了，让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离开山西大学后，同山西大学老师和学生接触最长的一次莫过于1991年在交城县参加为期半年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当时，我同组织部李忠仁部长带的十几名历史系同学在广兴村一起生活、工作了半年。当时行龙副校长所在的安定村离广兴村不足2公里。安定村也是由省科委、山大历史系师生负责，作为省科委领队，我常去安定。2007年山西大学商务学院新生开学典礼时，行龙副校长在会场上见到我，在他边向我伸出手边对我提及“安定村”时，我才想起16年前的那段历史。
作为生命轨迹组成部分的过去，有不少值得记忆的人和事。就让2001年我在广东三九脑科医院写的这篇文章，作为“过去完成时的记忆”的总结吧。
准“再就业”后 下岗工人重新有了新工作岗位，谓之“再就业”。运用“同中求异，异中求同”的比较，2000年底，按照政策，我从山西省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位子上提前退休后，到广东三九脑科医院工作，重新有了工作岗位，我将此称之为“准再就业”。 2000底，当按照有关文件办完了提前退休手续后，我结束了正式工作生涯：32年。 1968年我从山西大学物理系毕业，先到部队农场劳动锻炼。后于1970年初被分配到五寨那个晋西北的山区贫困小县。 正式工作是在胡会公社鸡儿洼村当“普通农民”。由于我的音乐特长，后被借调到五寨县晋剧团。在做“戏子”的近三年间，且不说三天换一个台口（演出地）的艰辛，更不提吃、住、行遇到的困难，单是有一次从陕西榆林地区哈拉镇到府谷县（地名）的“黄河纤夫”经历，单是在内蒙古大草原上与社会最底层“浪人”的一起生活，与乞丐们的共眠，这些常人少有的经历，每当我遇到沟沟坎坎，我都会想起那些岁月，都能快速完成心态调整，勇往直前。 1973年，国家解决“用非所学”，按照专业对口政策，我离开了“戏子”的岗位。当拿到去县科委工作调令的一瞬间，眼中涌出的不是泪水，而是流自心底的甘泉。 从入县科委的第一天起，弗洛伊德“爱+工作”的名言，让我从不知什么是疲倦： 主持全县土壤普查工作，大风雪中采土样于黄土原野，不惧怕零下三十度严寒； 在一个名叫“都嘴”的小山村“包队蹲点”，为向“学大寨”注入科学内涵，推广高频电磁场处理种子技术，为破莜麦亩产百斤关；从草木灰中提取“三钾”（硫酸钾、硝酸钾和氯化钾），为的是土法制造肥料，科学利用自然资源； 在县水泥厂，作为“学大庆”工作组成员，为实现“优质、高产、低消耗”的目标，研制成功“可控硅成球水份控制仪”和“电磁振动加料器”；向工人师傅传授实用技术，受到工人们的交口称赞； 从推广优选法与统筹方法的普及讲座，到为县印刷厂设计制造“电容激磁机组”异步发电； 从编、印、校、发《五寨科技》，到举办1979年高考补习班； 从打水、扫地、擦桌子，到劈柴、升炉子、打炭； 从写领导讲话到起草文件； 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我从来没有过怨言。 有一天，我同县农机局一个同龄青年，去乡镇企业搞“土豆挖抛机”的试验，看着他机、钳、铆、焊样样拿得起的手艺，我站在一边傻了眼。 眼前与未来的联想，成了我“充电”的起步，成了我日后持之以恒学习新知识的坐标原点。 1977年，在大同召开的全省科技情报工作会议上，一位专家的一席话激发了我的灵感：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一位姓杨的老师告诉我：“知识能力的获取”是一个人事业有成的关键，“学什么，如何学，要有悟性、更要有理想、毅力和信念”。 从那时起，我制定了因“动乱”该学而未学课程的自学计划，开始懂得珍惜不可逆的时间资源。 我要终生感激我的顶头上司，五寨县科委的桑成基主任，他鼓励我上进，并为我创造条件：让我筹建县科委图书馆，既能决定科技图书的购进，又有订阅科技期刊的选择权。他还教我用馆际互借，学会从北京借来诸如《Introduction to Information science》这样大部头图书和不少外文期刊。 重新培养爱读书的习惯，我经历了一次次的磨合，克服了一个个困难。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用抄书一遍的“笨”办法，当一尺二寸厚的《Introduction to Information science》手抄本摆在面前，在磨练意志的同时，完成了一次集“理论、专业与英语”相结合的一揽子学习实践。 新知识获取与旧知识补习，提高了我的能力。1980年初，我写出题为《试论情报系统数学模型》的第一篇论文，三个月后就发表在国家级的一类期刊。 当劳动得到承认，当熄灭的理想之火又重新点燃，当动力与成果间产生正反馈，知识在不断地升级，能力在不停地显现。我成了当时国内科技情报学界为数不多的多产作者，二年间有14篇论文发表在全国的专业期刊。 搞情报学研究，我从未占用过工作时间，写情报学论文，用的全是夜间。从没贻误过本职工作，由于学习而提高的工作效率，使大家对我刮目相看。 1981年8月间，我的一篇题为《文献中心存储与多级复制结构的经济分析》论文，作为全国科技情报学理论方法研讨会的代表，上了庐山。 在仙人洞前，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非要我抽一个签。同行者的“起哄”，老者的笑颜，为使大家高兴，我随手抽出一支签。 老者看签笑开颜：二个月内有“贵人”扶你上马迁移，上年纪后你还会赚笔大钱。 我是无神论者，只信奉科学，更信奉永恒能力的竞争和早行一步天地宽。 那时，发生了一件我不愿再回忆的事件，终以罗贵波省长亲笔批示为结局，当年10月，我被调到省科委这个管理全省科技的大机关。 距庐山仙人洞的抽签恰是二个月，是命运？是机遇？还是我的诚与信感动了“苍天”？ “迷信是科学的先导”，贝尔纳的这句名言，让我再次认识了偶然中的必然。 三年后的1984年，我升任省科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再一年后的1985年，出任省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至退休前。 职务在升迁，时间在缩短，这是对我能力的认定，是对我人格的称赞。 人活着，都会用行动记录自己的历史。如何记录，记录什么，取决于不同的做人准则，取决于不同的价值观与人生观，取决于生活目标的不同选择，取决于不同的理想与信念。 “清清白白做人，勤勤快快做事”，“钱够用，高能力，乐助人，普通心”，“不奢侈，不攀比，不争论”，“勤于思，善于学”，“尽职尽责，尽心尽力，克勤克廉”，“只要有十分劲，决不出九分力”这些是我做人的原则，做事的理念。 我的学习精神，我的工作态度，我的工作能力，我的工作业绩，已成为有记录的件件往事。获国务院特殊津贴，获省委、省政府颁发的山西省优秀专家称号，获山西省劳动模范奖章，获微软（中国）公司1998年首批颁发的最佳培训奖全国十佳称号，有6项科技成果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项、二等奖4项、三等奖1项），有36篇论文获省级以上奖励，是社会对我的认定，是领导和同事对我的称赞。 离开工作岗位，我一无遗憾，二无怨言。这是规律，这是代谢，这是每个人都会有的一天。在领导给我谈话后，标志我离开工作岗位的那个夜晚，心情也有过难以平静的一瞬间：人生的一个阶段即将结束，应该反思，应该期望，应该祝愿。一气呵成下面的短文，作为向组织的汇报，作为人生的阶段总结，是心底之声，肺腑之言： 20多年前，因罗贵波省长的亲笔批示，将我从五寨那个至今还不算富裕的山区小县，调入省城，来到我曾苦苦追寻，却总也找不到的归宿——管理全省科技的大机关。 王国维曾用宋词表述人生的三种境界“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从81年10月在省军区三招参与举办地市科委主任培训班起，此后的4个月里，我的具体的工作岗位在何处？“日日思君不见君，悠悠盼己归”，此为境界一；因我的科技情报研究成果，外加我国著名情报学专家杨沛霆教授的推荐，省科技情报研究所就是我期望中的“惶恐滩头”，就是我期望中的“伶仃洋”。“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此为境界二；82年春节后，传闻情报所不要我这个爱“惹事生非”的人，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忽又被安排到省科委政策研究室，一股“漫卷诗书喜欲狂”的感受，犹如“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此为境界三。 我出身于一个大地主家庭，父亲是山西土皇帝闫锡山的大官。从小就在“政治歧视”的眼光中和“见人矮三分”的自卑中遭受“白眼”。很少人像我有“黄河纤夫”和“戏子”的经历，这更会使一般人无法理解曾在最底层生活过的人，当自身价值受到重视之时的心情，“范进中举”后的狂喜便是那时那刻我的写照。 古人云“得之不易者，惜也”，“来之不易者，重也”。从山区到城市、从小单位到大机关，那种感觉如“天籁之音，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对工作的爱，由之而生，由此不绝。 有了爱的因由，便有了爱的思索，便有了爱的苦痛，便有了如何去爱的追求。 就仿佛《灵与肉》中的女主人公，难中为人接纳，为人包容，稍有的良知便是：“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于是豁达、开朗、勤奋，知不足而进、知不知而学，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便成了信条。领导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像机器人一样不知疲倦地工作，便成了准则。 在每年写出10至20万文字的过程中，同时也不断修正着自身的种种残弊理念，这种修正的不易我心知肚明：好在有李广耀、吴达才、王云龙、李镇西、温泽先诸位主任的“点晴之言”，有不同时期分管副主任的“苦口婆心”和“言传身教”，有众同事的“不吝指责”，使我在渐入做人做事的正轨后，深知“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可持续目标。对此，我从不敢有丝毫懈怠，才有了经过顽强拼搏和奋斗之后的清泉般干洌畅快。 一直与我共事至今的同事大多知道，除被李镇西主任“恨铁不成钢”的批评，自责苦恼过几日外，我都是笑口常开，笑意迎人，笑话连篇。因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绝对是“领导+兄弟”的切切之心。只要闻过改之，无人不喜欢。清朝国栋曾国藩以严刑峻法练就的铁湘军，就是例证。 无法则无天，无矩则无方，无规则无圆。诸葛亮《出师表》中“置罚藏否不亦异同”，谁有错则罚谁，方能严明军纪，严明法度。试想战争中何须走正步，但新兵谁不练正步？只有点滴严格要求，才能育成职业素养，才能形成良好心态。而99年后发生的一切，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暴露了我的弱点。 面对我共同战斗过十六年的战略所，面对过去成功的喜悦和失败的楚痛，我有过小小的漠然，小小的不经意。在过去了的时间中，在从夹缝中起步，质变腾飞的不易与艰辛，都是由于某些方面的“不经意和小漠然”而毁之于一瞬间。若大三菱汽车的百年基业不也是毁于一根小小管子上的蒙尘？我的漠然与不经意，也可能会使未来的未知人群对我的过去另眼相看。 “员工露出八个牙齿的微笑服务与一美元的利润密切相关”，这是世界上最大连锁店沃尔玛“一个美元和八个牙齿”的故事。“当遇到一个有争执的问题时，要用露出八个牙齿的微笑来解决问题”，这应是战略所“一个问题和八个牙齿”的文化理念。要像古人所说的“九思”那样，“视思明，听思聪，言思忠，色思温，貌思恭，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希望每名职工都成为战略所的一扇窗子，清洁照人。 话，难以尽言，思，难以尽收。对我省实施科教兴晋战略的祝福，对战略所未来的希望，是心底的祝愿。湖南举子曾有一诗：“天下文章数三湘，三湘文章数我乡，我乡文章数我弟，我弟请我改文章”。改一改就是山西省科技工作和战略所的明天：“天下科技数中国，中国科技数京沪，京沪文章尽可数，他请我们改文章”。 最后，让我用二幅对联分别作为对战略所发展的祝愿和战略所未来班子构成的期望： “电脑加人脑，脑脑结合为发展出谋划策；做人加做事，人事一体为事业多做贡献；”横批是“再创新业”。 “张纲目，放眼量，陶冶组织情操；魏巾帼，宜创新，瑞丰团队品牌；”横批是“国中英豪年青人”。 刚步入56岁的我，一步从所长位子上提前退休，不少人怕我适应不了这个突变。在元旦至春节期间，省内外多个行业的朋友，或打来长途电话，或发来电子邮件，要我加盟他们的事业，要我发挥“余热”再干一番。在由“X、Y、Z、T”组成的大四维空间，我似乎也面临着“再就业”的选择与挑战。 究竟干什么？三条路子摆在眼前：一是在科技系统继续做自己熟悉的事，二是去北京清华同洲计算机公司发挥我的第二专长，三是到一个全新的环境中去，捕捉新机遇，迎接新挑战。 我珍惜不可逆的时间资源。多年来，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涉猎了多方面知识，在提高学习能力的同时，获取了多种能力储备，退休后的工作准备已做在退休前。 我最终选择了第三条路，到“广东三九脑科医院”，为获取“工农兵学商，教科文卫公（务员）”人生的10大经历，我就差没在医院里上过班。 1999年10月，我应邀在昆明全国医院管理研讨会上做“学会用电脑网络”的普及讲座，在听讲的几百名医院院长中，我结识了该院院长。是机遇，也是缘源。此后他没同我断联络，信息传递从未间断。 今年元旦，当他得知我退休的消息，立即发出邀请，欢迎我来“广东三九脑科医院”。 面对他的邀请，许多问题，让我浮想联翩：一是敢不敢步入这个全新领域，本身就是挑战；二是医院年轻人多，在年轻人中生活，在降低我心理年龄的同时，为我“五十多岁的智力当三十多岁用，五十多岁的心力当四十多岁用”提供了空间；最重要的是他们敢启用我这个对医院工作一窍不通的“外行”，“信任”无价，认可我的能力是关键的关键。 我找到实现后半生价值的又一个新环境，老战士将踏上新征途，在新领域中开拓发展。 经春节前来该院考察和“试工作”，在新环境中我找到了新感觉，将开始我人生的新章篇。 科委系统的综合培养和锻炼，没衰退反而增强的记忆力，我仅用一月余，就熟悉了医院的业务结构和工作流程，不仅上百名职工的名字我能脱口而出，记忆院内常用电话号码，只需用手写一遍。 当我在医院做完“电脑网络”普及讲座时，跨学科的思维碰撞，跨领域的智力振荡，“外行”与“内行”间的启迪，使我获益匪浅。 当我将经济学、系统分析等方法集为一体，用于脑科医院前景预测时，提出的一些“外行”见解，“人脑+电脑”的创造优势，在三九脑科医院这个新行业、在广州这个新地区也得到了认可和称赞。 一个近花甲之人，又重新开始设计自己的行动轨迹。新生活的新起步，最佳的选择是挑战，挑战自我，挑战观念，挑战明天。 出任医院的办公室主任，这是全新的环境，全新的领域，全新的工作，全新的实践。这是广义的学习，这是“角色”的转换，这是心态调整的最好方式，更是老有所为的动力之源。 面对三九脑科医院的严格管理，面对奖惩分明的文化氛围，面对“干部能上能下、人员能进能出、工资能升能降、机构能设能撤”的“三九集团”机制，我加深了对“发展是硬道理”的理解，再一次反思了过去工作中某些失败的因原。 21世纪的核心是争夺“制脑权”，认识人类大脑，有许多待探索课题，更有许多开创性工作要干。在医院这个我从未涉足过的领域工作，我要更加努力获取新的知识，知识的综合集成是自我追求、自我发展。 来脑科医院不到一年，我利用工作之余，读完了四本新书，一位物理学家写的《大脑工作原理》，一位生理学家写的《脑与意识》，一位心理学家写的《思维世界的语言》，一位医学专家写的《脑长寿：战胜脑退化秘诀》。基于物理学、生理学、心理学与现代医学为一体的“脑维护、脑保健与脑开发”研究，激发了我新的兴趣，我将拓展知识为之奋战。 对《易经》、《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的快速浏览，与被称之为“老三论”的“系统论”、“信息论”与“控制论”的结合，与被称之为“新三论”的“耗散结构”、“协同论”与“突变论”集成，探索新领域中的新问题，方法论会使我功倍事半。 在较完备的市场环境中，“干部能上能下、人员能进能出、工资能升能降、机构能设能撤”的新机制，再也找不到“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大锅饭。 这是一次“打工”生涯，能力让我没有“有形”的压力，也没有“责任”的负担，数倍于退休前的工资，衣食住行也很方便，大家尊重我，彼此交流很坦然。我完成了医院的网站建设，教会了从医生、护士到包括老教授在内的全体人员电脑网络的使用技能，为推进医院的数字化做出了突出贡献；完成了医院文化策划与整体形象宣传整体设计和多个项目。院办繁而杂的日常工作，只有我同一名小护士，2名工作人员；我用“竞争性的综合能力”博得同行认可，获取了全院职工的称赞。 新团队的凝聚力，新领域的猎奇感，向“老有所为”注入了新活力，向“老有所乐”注入了新内容，向“老有所悟”注入了新理念。 此时此刻，不由回想起“仙人洞”前白发老人的第二个预言：作为对我十多年来超负荷工作的补偿，作为对我没做过亏心事的奖励，“苍天”给了我从55岁到60岁属于自己的5年时间。让我合理合法地获取补偿，明正言顺地挣一笔钱。 越是如此，越要感谢政策，越是如此，越要善待未来，越是如此，越要珍惜眼前。 “多做事，不多事；做好人，不好人；拿正钱，拒歪财。”“清清白白做人，勤勤快快做事。”按照“1、2、3、4、5”原则（1个心，以健康为中心；2个点，糊涂一点，超脱一点；3个忘，忘记年龄、忘记疾病、忘记恩怨；4个有，有老窝、有老伴、有老底、有老友；5个要，要跳、要笑、要俏、要唠、要掉，在新的大四维空间里，可持续完善人生，向“夕阳红”注入全新内涵。 2001年10月17日写于广东三九脑科医院 | 
发表于 2010-2-6 04:38: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