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传俊：我所经历的文革抢枪事件

叶曙明

我所经历的文革抢枪事件

张传俊

    部队的枪竟被老百姓抢去，而军人只能执行“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死不开枪”的命令，现在听来犹如天方夜谭。而因为某些因素，目前的史志和文献提到这样的事也只是轻描淡写了事，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便是当事人也逐渐忘却了。但历史是不应被篡改被忽视的。

　　1967年5月，我所在的空军高射炮某部从援越战场上轮换回国后，在广西明阳糖厂换装休整了一个星期，便通过铁路行军到达了广州市，开始担负城市防空任务。

　　那时候，广州各派群众组织间的斗争已经很激烈了，大字报满街都是，小字报也满天飞。由于部队出国时文革还没有开始，看到这些情景只是当新鲜。再说了，我们部队被命令不介入运动。当时我连驻守在郊区石榴岗附近一个叫老鼠岗的小山上，天天都能听到附近海军卫校与后勤这两个允许搞“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军队单位，喇叭对着喇叭用语录辩论，有时还相互间开枪。  

　　城里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郊区农村还是平静的。农民啥时候也要种田种菜，季节是不等人的。连队与所在的土华大队军民关系搞得也比较好，经常互相走访。连队还派了几个战士去村小学帮着搞宣传。真正发生冲突是在1968年8月之后。  

枪被农民抢了

    当时，中央制止武斗的“七三”、“七二四”布告是用空军的安—2飞机直接向群众散发的，本想这下可以制止武斗了。谁知道布告更扩大了武斗的规模，因为群众知道广西、陕西都真枪实弹打得那样厉害了：“抢劫援越物资”、“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抢劫车船，中断铁路、交通、邮电”……于是，各派组织也不甘“落后”，开始冲击部队，从“要枪”发展成了“抢枪”。

　　农村的群众组织“贫革联”在城乡结合部安上了路障，防备其他派别组织的“入侵”。开始是几个工厂到连队“借枪”。他们一闹，附近的几个村子也发话了，他们也要“借”。于是，有的连队发生了抢枪事件，气氛一下子紧张了起来。团里没有办法对付，不得不指示连队把枪埋起来。当兵的要埋枪？怎么个埋法？一时间连队干部也都没了主意，只好匆忙下令让各班各自想法先埋了。

　　记得刚刚过完了“八一建军节”，我们连开始埋枪。可是，班长们想不通，战士也有抵触情绪，各班只好草率应付，结果酿成了大错。

　　我们连营区所在的小山两面环水，视野很远。连里布置在营房处设一个岗哨，负责观察大路方向，在阵地处再设一个岗哨，负责监视后山坡。一旦发现情况就以长音吹哨子。

　　那天连队还在吃早饭，岗哨突然发现大路上涌来了黑压压的人群，立即吹哨子报警。战士们纷纷扔下饭碗，跑回宿舍穿上军衣，列队集合。这时，老百姓已经涌进了营区，这是来自附近土华、小州、新窖三个村的群众，村干部我们都认识。他们先是与连干部“商谈”，需要借枪，说其他派都有了枪支武装，他们没有枪要吃亏了。他们还说，你们是防空的，大炮我们不动，只是要枪，连干部当然是严词拒绝。在吵嚷声中，只听得领头的一声口哨，老百姓们冲进了营区，开始在宿舍里找，敲击木板房的墙壁。战士们除了拿着语录本喊口号，毫无办法。这时阵地上传来哨音，又一股群众从后山冲上了阵地。按预先分工，每个班除留一人看守宿舍外，大部分战士都立即上了阵地。此时山上山下全是老百姓，赤着脚，光着背，有一千余人。连里的七十来号人瞬间淹没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了。

　　炮班的枪草草埋在炮位旁的山坡，混乱中已经无影无踪了；炮弹箱逐一都被打开，望着油亮金黄的大炮弹，老百姓不断发出“哇——哇——哇！”的惊叹；还有群众好奇地把炮衣掀开看看，总算信守“诺言”，不动大炮。

　　连指挥所也涌进去了十几人。他们看着无线电员在“幺——两——三——四”地发暗语报告情况，一脸茫然。有人试图去动几个箱子，战士只好打开让他们看看。无线班的一个铜皮箱（抗美援朝的战利品）锁着，喊班长来晚了一步，被个老农一斧头就把锁砍了下来，几个农民扑上去一阵乱翻。这下几个战士急了，把那个老农死死地按在地上。老农光着个背，滑溜溜地挣扎着哇哇大喊。最后，他们凭着人多势众，推开我们溜了。斧头被我们一个战士藏了起来，成了以后的“证据”。

两个班的5支枪藏在鸡窝下边，被看出了破绽，经一番争夺给抢走了。炮工班将两箱子弹用块席子一裹埋在芭蕉树下，也给拖了出来。一箱子弹两铁盒足有30公斤，那个小伙子一手提一箱，竟光着脚在乱石岗上飞奔而去。看到终于抢到了枪和子弹，老百姓们情绪大振，开始漫山遍野地到处用手挖、用铁棍扎。

我们战士一部分留在阵地上，一部分看守营房，其他的只好一边跟着老百姓到处跑，一边拿着语录喊“要文斗不要武斗……”、念“七三”、“七二四”布告。可是，这些都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了！许多战士早饭没吃上，中午也没有饭吃，高温下军衣上下全都湿透，有的战士中暑倒下，被抬回了宿舍。

　　一阵紧急哨音响起，仪器排要求紧急援助。原来，仪器排利用测高机的大铁箱将全排的枪埋在小便所里，也就埋了一米深。老百姓用铁探头凿到了铁板，想进行挖掘。战士们全都围了上来，与老百姓对峙着，冲进来的群众被推了出去。厕所的墙倒了，三个尿缸也破碎了。人声鼎沸，臭气熏天，为了保住这箱枪，战士们手挽手组成了三层人墙。面对着这手无寸铁的绿色“长城”，老百姓开始畏缩了，虽然他们手中拿着长矛、铁棍、锄头等。只见几个头头密商了一下，立即组织农民也围了个圈，有好几层。几个群众抓住一个战士，连拖带扛丢出他们的包围圈。出去的战士根本无法再进来。混乱中，有几个小青年拿砖头砸了连长的头，还砸伤了好几个战士。看到此情此景，连长愤怒了，喊文书去拿他的手枪要拼！后来因为这句话，连长还背了个违背“死不开枪”命令的错误，由于大部分战士证实“没听到”，才不了了之。几经反复折腾，被包围的战士人数越来越少，最后老百姓得逞了，撬开铁箱把枪全抢跑了。

中暑的、被砸伤头部的，战士们一下躺下了二十几人。团卫生队的救护车根本无法到达郊区连队，连里只好派人去隔河的海军医院求援。海军医院来了两台车，将伤员运走了。

已经快到晚上十点了。大家将就着吃了点“晚”饭。有几个战士没有吃饭，躺在床上。连干部看到他们脸色不对，急忙命令用床板抬着送海军医院。两个人抬不动，四个人不好走，费尽力气，总算将他们弄到了医院。这时，海军医院两个大房间里全躺着我连的战友。

重新藏枪

　　第二天，团里来了一台运煤的解放—30。李副参谋长随车来了，从此在我们连里住下，指挥我们一起“防冲击”。在车的副油箱里还藏了50支手枪，让连队隐藏。

　　李副参谋长马上召开连干部会，经查共丢失20支步枪，这可是军法不容的大事情！他还批评连里各行其事，没个章法，敷衍了事，酿成了这样个大事故。他下令必须与村里交涉，把枪要回来。

副参谋长与指导员一起找到了大队支书，从党员的角度进行交谈，终于取得了进展。当时因为打伤了好几个战士，大队干部们也担心后怕。到了晚上，三个村的支书都来了。他们听说二十几个战士住了院，他们真害怕了！指导员拿出了国家领导人接见我们出国部队代表的“六二○会议”长幅照片让他们看，还叫来了参加会议的代表炮排长，声明这是中央命令我们来驻守广州的。同时，炊事班弄了几个菜，李副参谋长陪他们喝了点酒，缓和了气氛。最后双方达成协议：三天内把枪送回。同时还决定，在此期间，他们要将枪藏好，不得让其他组织抢去；大队民兵来连队协助值勤；发生别派抢夺枪支，贫下中农坚决不让；部队不再追查打人者；连队的大米蔬菜由大队供给，保证连队吃上饭。其实，只要把枪送回来，我们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这天晚上临走时，连队还给每个队干部送了两个出国节余的公斤装肉罐头。

我们焦急地等到第三天晚上，支书们带着民兵终于把枪给抬来了，但声明两箱子弹不给了。

　　为了防止再次被抢，连里决定马上埋枪。事不宜迟，哪敢过夜，立即行动。各排找出可靠党员骨干参加埋枪。营区四周派出岗哨监视，以防老百姓窥视。炮排把两门火炮悄悄拉出掩体，挖了一长条深槽，将枪用黄油涂抹后，用塑料布捆紧放入掩埋砸实，再将火炮复位。手枪也由炮排负责掩埋。仪器排还是利用大铁箱藏枪，并趁退潮推入河中心挖泥掩埋。由于河水含有海水的成分，两个月后取枪时发现，枪托烂了，枪身也有不同程度的腐蚀。有几支枪膛黄油没有填满，膛线受腐蚀严重报废了。指挥排想到了电影《地道战》的锅底地道口。但地方太小，回风灶坚固，破后难恢复，就选在风灶烟筒下。在仅容一人侧身的进煤口下，用电话班的折叠锹，一点点地挖了个两米深的竖洞，把枪放进去后用炉灰盖上，余土抛入河中。起枪前连炊事班都不知道下面有枪。

　　在“文攻武卫”的口号下，各派都以武器的多少显示实力，抢枪的风潮越来越大。上级通报，说有的连队炮弹被抢去做炸药，让我们稍稍平静的心又悬了起来：几百发大炮弹怎么藏啊！在以后的日子里，天天有造反组织光临连队要枪。工人文明一点，申明他们被欺负，解放军不能不管，你们是炮兵，枪我们是借用，可以打借条。他们想方设法跟战士攀老乡、套近乎，希望暗指一下枪藏在那里。学生们就难对付了。来的大多是中学生，大吵大闹与你辩论，趁乱到宿舍偷拿腰带，有的还穿跑了解放鞋，抢军帽。这时，六八年参军的潮汕兵已经到了连队，广州话他们听得懂。有时新兵与他们发生冲突，打了起来，老兵还要负责看住新兵，以防发生意外。

麻袋厂工人抢枪

一天中午，附近麻袋厂的100多个造反派人员冲进了连队，没有先找连干部“理论”就直接下了手，在宿舍的地上砸了个遍，在山坡上用钢钎到处插探。大多数战士并不知道枪藏在哪里，就手拿语录本、喊着口号围着他们转。几个老工人不断打量着山坡上那座足有一人高、用水泥塑的“天安门”城楼。那是我们全连进行军事操练前在那里宣誓、唱歌的地方。营区还有一座“天安门”，是我们每天进行“早请示晚汇报”仪式的地方。他们怀疑枪可能就藏在这座“天安门”下面。几个工人试着用钢钎往里戳。战士们大喊：不准动，这是不忠于……！工人们就从旁边挖，挖几下再往里戳一戳。碰到了砖，他们断定枪就在里面了，有人一声呼喊，工人们全都围了上来了。当时有个女的据说是个工会干部，亲自指挥。战士们一边高喊着“誓死保卫‘天安门’”，一边扑在了城楼上面阻挡。这下工人更确认里面有枪了，与战士混战在一起，拼命地挖。经过几个来回的拖拉战，他们终于将“天安门”推倒了。可是，里面除了土石，什么也没有。工人们不死心，继续往下挖。一些战士干脆“假戏真做”，趴在了土石上。工人们刚刚失去的希望又被点燃了。在推拉中传来营区的“天安门”也被掀翻了，战士们愤怒地指责工人“你们这是不忠行为！”“是反革命派！”老工人自知理亏，不再凑前，坐下来抽烟歇息了。但一些年轻的工人不服输，反被激怒了，也开始变相地动手了。他们在那个女干部的煽动下，专抓战士的腰带和下身，有几个暗拿麻袋机上的钩针划撕了战士的军衣，把脊梁都划破了。战士也火了，两人抓一个就往山下扔，连干部担心违反政策，严厉制止，将战士撤到到一旁。工人们一气猛挖，一直挖到了大石头才住手。

天色晚了，他们一无所获，终于爬上汽车走了。可是刚走了几步，汽车的后车胎扁了。在战士们一片哄笑中，工人们只得下车步行。后来有个从汽车连转来的兵自称，是他把轮胎汽给放了。

　　麻袋厂工人没有抢到枪，却赶到了“枪口”上。不久广州各派实行大联合，另一派掌权的把这事捅到了军管会，那个领头的工会女干部成了“出头鸟”。军管会拿来三张女人照片让我们辨认，看到底哪个是煽动抢枪的女人。战士们都指认了同一个女人。原本只要有三个人指认就可定性了，这下可是板上钉钉了。后来听说要判五年，大家都觉得出了口气！当时麻袋厂也派人偷偷来找连队干部，诉说此女有个刚满周岁的孩子，进了监狱家人咋过？希望连队改口说不是她。但那次抢枪将全连都折腾苦了，还划伤了几个战士，连干部当然是严词拒绝。

　　麻袋厂属于劳力密集性企业，是部队所在区的大厂，许多干部家属随军都安置在这个厂。这些家属全都是被安排在第一线干活，三班倒，又脏又累。当然，这也不能说是有什么报复的成分。因为，这类企业本来就是这种性质的行业。再说，家属们从农村出来，没啥特殊技能，能安排也算不错了。

在防冲击的日子里

    李副参谋长在连队坐镇，出主意掌握政策，遇到的难题重重。在群众冲击时，他要身先士卒，嗓子喊哑了，还几度晕倒。老百姓知道他的官最大，是“耶个头、大肥佬”，都冲他“理论”，向他“开炮”。在现场，他常常是地上一坐，一百八十多斤的块头，那些个瘦小的造反派七八个也弄不动他。但也正因为这样，他宽大的脊梁上不知挨了多少拳头。他始终不卑不亢地笑脸应对。附近的老百姓都认识他，亲切地叫他“肥佬”。他总爱穿绿黄不匀，出国时用绿颜料染的黄衬衣，几天不洗汗气冲人。村里一伙女民兵爱逗他，说你怎么穿女人的花衣服？他一本正经回答，懂个啥！这是专门配发的新式迷彩服，只有我有资格穿，我爱漂亮啊！她们哄笑他，大肥佬！又黑又脏！他讥笑道：别看我人黑，可我的老婆漂亮，你们十个也顶不上。说实在的，副参谋长这位解放前就参军的东北汉子，经历了抗美援朝、东南沿海防空、援越抗美，一直过着打游击的动荡日子，没有多少温馨的家庭生活。但他确实娶了个江南俏夫人，温柔贤惠。一双儿女更是英俊聪慧喜人。听说他后来转业到了司法部门，审查卷宗一丝不苟，令同事们敬佩。粗人干上了细活，真应了他的那句口头禅：我这个人是粗中有细。

　　有一次，一只木船满满装了一船手榴弹停在了营房后的桥边，有木把的，有无把的，还有带槽沟花纹的。村里请求连队帮助卸船。副参谋长严令制止：“这是危险品，危及大桥和营区安全，必须远离100米外！”可能是“危及大桥”这句话起了作用，船被划到了下游。部队不帮忙，老百姓也有办法。几十个赤脚的村民挑来了装稻谷的箩筐，像拣山药蛋似的装在筐里挑走了。日后问及村干部，那船手榴弹呢？回答是都上交了。谁知道他们交到哪里了。

实行革命大联合之初，各派都想取得解放军支持，纷纷派出宣传队到军营来演出节目。那时候文学艺术遭到批判，电影只有“三大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文娱生活枯燥无味，节目也是大同小异。但对部队来说，看人也是新鲜事，所以对来者都欢迎。当然，他们的节目都带有一定的派性宣传，在鼓不鼓掌的问题上特费脑筋。不鼓掌不礼貌，鼓了派性节目的掌，就有了支持的意思。战士们自己判断也反映不一致，怎么办？副参谋长出一个点子，看他的手势办。他鼓掌，大家一起鼓掌；他不鼓掌，大家都不鼓。结果，每场演出都进行得很顺利。节目完了，他还让炊事班给做锅面疙瘩汤招待。当然，有时也出了些岔子。演出队看出了门道，就是这个大肥佬在指挥鼓掌，一起“围攻”簇拥着让他走开。战士不看了还不让。参谋长笑答：“我走了，你们演吧。再有不鼓掌的，你们必须向我认错，否则这面疙瘩汤就不做了。”演出重新开始，战士们也有了些判断力，只要带派性内容的就少鼓或不鼓掌，七零八落的掌声弄得演出挺尴尬。这也难怪，抢枪害苦了我们。这派那派都标榜自己是革命的，打人的被打的都用上了语录，让人烦透了！这叫个什么年月啊！

一次演出，最后一个压轴节目开始了，十几个演员绿衣腰带昂首挺胸、威风凛凛，臂带“红卫兵”袖章，假装是在一辆马车上。赶车的是一个化了妆的白胡子老头，手持长鞭。大家齐唱道：一辆马车在大路上飞奔……赶车的老大爷——哎，车一停顿，扬鞭啪的一响，人故意往后一仰表示前进了，不看下面还真有点像是车在行进呢。这个节目演得很多，大家看出了门道，原来是弄块木板下面有轮子，一拉还挺逼真的。本来，收场戏该来个热烈鼓掌。正演着，突然举起了一面红旗，上面是“主义兵”三个大黄字，像是变魔术一般，袖标一眨眼也成了“主义兵”，唱词成了“车上坐的是主义兵”，还反复高喊着：“地总！红总！主义兵就是好！”这“主义兵”抢枪凶、打人狠、外带摸东西，战士们都特别反感，因此一个鼓掌的也没有。演出队的造反“本性”一下子上来了，竟说战士全是“老保”，拿起架子就想来武的。战士们哄笑着就要退场，不看了还不行？副参谋长摆手不让走，说：“咱可有言在先，不演带派性的节目，大联合了你们还演这个，这不是破坏最高指示吗？来，你这小队长做个检讨，不追究了，面疙瘩都快凉了。”队员反映也够快的，站齐了行了个歪七扭八的礼，高喊“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退场了，拥着副参谋长，还“肥佬”、“肥佬”地叫着一起去吃夜餐了。  

局势缓和些了，但枪还是埋在地下不敢取出来。站岗改成坐岗，每天一对男女民兵荷枪实弹在连队门口的变压器房前站岗，守着这座唯一进出的桥头。副参谋长爱逗他们，一次拍了拍女民兵屁股上挂的两个手榴弹。她们哗啦一个转身拉了枪机：“干什么！”“我看看是不是真的。好样的！警惕性还蛮高的，口头表扬一次吧。”“八项注意第七条，不许调戏妇女！”“嘿！我这是检查检查武器嘛，至于你是妇女是少女？没有调查！”副参谋长半真半假地逗她们：“警惕性蛮高，还有个当兵的样！”听说当兵，这女青年兴奋了：“怎么，你们部队接女兵吗？我做梦都想当兵呢！”副参谋长一本正经地说：“还不如当民兵啊，民兵拿枪，当兵的不拿枪了，当这个干什么嘛！卫生兵倒是不用拿枪”“真的！你们要接女卫生兵，我行吧！”“那要研究决定，等着吧！”可乐坏了这个女青年。

在当时，这当兵成了多少人的追求，“保卫祖国”是口号，“不用下乡”才是真的，就是高官的公子千金都纷纷投向了军营“避难”来了。女青年当真了，回去一宣传，第二天又来了好几个，天天来缠副参谋长要当兵。在“等着”、“看表现”的推诿戏说之中，副参谋长完成“防冲击”任务回团部了。这些女民兵不死心，还来找。这时，战士们已经持枪站岗，不让进了。大家都觉得好笑，招女兵，农村的根本就轮不上号，城里也得是有级别的领导干部子女，不然就得找关系走后门。“这么热爱解放军，当个军属嘛还是可以的。”战士们私下里打趣说。

尾声

　　武斗结束了，收枪行动开始了！城乡结合部的路口都设了卡，出城的车一律检查，防止枪支向外转移。工作队进驻了大专院校，动员师生交出枪支弹药。在劝说无果的情况下，也是挖地三尺。当时还组织部队参观中山路地下“渣滓洞”私立牢房，被毁的沙河饭店，中山大学武斗据点……

事隔40年，在人生的记忆中难忘啊！当兵时的埋枪经历想起来荒唐可笑，百十号国防绿瞬间淹没在满山遍野赤膊光脚的老百姓中，也真是体会到了“人民群众是汪洋大海”的含义。当年的当事人，现在都已是六七十的岁数了，真想相聚畅谈话当年，有意思啊！

看看电子地图，老鼠岗的名字还在，周围环境是今非昔比了，高速路纵横，立交桥好像就在附近，四周新添了不少院校和公司；那一望无边的荔枝龙眼林还有吗？那座闸桥两用的桥还有吗？

有机会非得再去看看那铭刻心间的——老鼠岗。

载《记忆》2008年12月14日第九期

阿陀

                                                                        疑问  求解
张文非常有价值！特别是从当年部队介入文革的第三者角度回忆和观察，不多见！
我的疑问是：该文描述抢枪的情节是不是应该发生在67年？作者是否把时间混淆了？
原因：
1、该部队换防到广州的时间是67年5月，广州大规模（动枪炮）武斗开始于“7-19华侨糖厂事件”和“7-23中山纪念堂事件”，大规模抢抢也开始于这个时间，并在8月达到高潮。9月陆续收缴武器。石榴岗一带当时是抢枪的热点，这段时间该部队怎么可能风平浪静，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反而在一年以后，这种大规模抢枪行为不大可能发生的时段发生？
2、文中提到的68年“七三”“七二四”布告，正是这两个布告结束了文革以来全国部队“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和不得开枪的死命令，第一次赋予了军队可以开枪的权力。因此，68年7月，29中“七-一三事件”以及月底的长堤二轻“工革联大楼事件”军队（警司）都毫不犹豫开枪杀人。68年8月广州还可能有零星抢枪，但应该没有该文描述的那种大场面。那该是67年的事。

本人当时不在广州（在北京），因此上述文字只是推论，仅供斧正。

阿陀

高射炮兵

我是作者，谢谢转载。事情是真实的，时间好像是一年差距，理解，我的记忆像是68年，因为汕头的新兵到连队了... 真想找到当年的老百姓叙叙，太有意思了...

hachen

欢迎张先生来到论坛，并能回应质疑。
从文中的几个细节（比如汕头新兵，两个布告）推断，这次抢枪确实应该是在1968年而不是1967年发生的。
关键是我们并不了解广州的文革情况，我相信叶先生对于广州武斗有足够的了解能回答阿陀的疑问。

高射炮兵

时间不是主要的，我就是回忆说说这件事情，我一直在联系各地老战友，除核实援越抗美方面的事情，也顺便谈及抢枪的事，多年了，只记得场面，具体时间早忘了，就是几位被打负伤的战友，也是一笑了之，没有什么怨恨，毕竟是运动，老百姓吗，不是敌我矛盾... ... 我们还挺想念那里的老百姓呢。
补充修正的活，真被抢了枪，应该是67年的10月份前后，68年“七三，七二四”布告后，又是一轮武斗抢枪风潮，是正确的，汕头新兵能听懂老百姓的语言，自持原来也是造反派，常常打起来，我们还要疏导新兵... ... 嗨！细想真是难回首，难回首哦！不过对国家对形势还是信任，认为是大好形势，充满信心... ... 现在生活好了，条件好了，反而迷茫了，对国家的前景看不透，反正我们老了，也不想再考虑很多，让年轻人折腾去吧！... ...

hachen

前景确实难以看透。
号召不折腾但实际上不知在干吗的那几位倒是比张先生还年长几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