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照著《武锅文革纪事》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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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照著《武锅文革纪事》自序

历时八年，数易其稿，在朋友们的帮助下，自己的文革回忆录终于付梓成书了。这是我对历史、对后人的一个交待，也是践行对亡妻的那份庄重承诺，可以告慰她的在天之灵。做事要用心、做人要讲情。孩子妈为我奉献了青春、真情，以至最可宝贵的生命，没有她的强力支撑，我不可能在人生的苦旅中走到现在。弥留之际，她叮嘱一定要努力把共同经历的文革伤痛写出来，给子孙留下一些启示。抱着奄奄一息的妻子，贴着她的耳朵，我悲痛地应答：会的，一定会的！我既然应允了，就要尽我所能、倾我所有，践行承诺。她的临终叮嘱，是我撰写回忆录的原动力之一。
磨灭不了的那一幕又浮现眼前：1999年7月5日下午，长达八小时的乳腺癌切除手术结束，她被推出了手术室，一众亲人围在手推床旁迎接，我站得远远的，没有勇气接近她。伤口在她身上，疼痛在我心里，我无法忍受，早已热泪成行。恰在此际，她转着头在人群中搜寻，然后问女儿：你爸呢？刚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第一个要找的人就是我，这是多大的依赖、倚重啊。   
2001年国庆节，我同武汉文革的老伙计在蔡甸独山殡仪馆为夏邦银同志送行。肃立在老夏遗体旁，望着他的遗容，暗自思忖：武汉工总三位重量级的领导人，曾经领着武汉工人上演了一幕幕文革大剧。胡厚民于1990年10月31日突发脑溢血在沙洋狱中去世，朱鸿霞第二次突发脑溢血于1997年元旦病逝于武汉五医院。老夏患双肾囊肿，无钱医治，拖成肾功能衰竭，引发心脏功能衰竭而亡。就在9月28日晚，我们还一起在汉口太子轩酒店参加刘汉武长子的婚宴，几十桌宾客举杯共贺。席间我同老夏老两口讲了不少趣事。次日下午传来噩耗，令人不可置信。老夏是中共九、十两届中央委员，遽然去世，该带走了多少重要而鲜活的文革旧事啊。想到这里，心中蹦出了六个字：把历史留下来。鉴于夏朱胡及其他文革亲历者相继去世，这种“把历史留下来”的想法尤为强烈和紧迫。于是乎我为老夏致悼词时，特地发出呼吁，请求老伙计们行动起来，共同做好这件事。
2009年深秋，在我的七十岁生日酒会上，我在题为“真情告白”的祝酒辞中，再次呼吁：“以审慎的视角，深邃的思辨，立于体制外，为子孙写下自己的文革故事，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也是我们对社会做出的一份功德。”
妻子病逝于2002年11月，6个月后母亲也病故了。半年中两位至亲至爱的人相继去世，给我造成极大的伤痛。“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很长一段时间生活在阴影中。经周海涛等武锅老同事劝慰，我从阴影中挣扎出来，打起精神，查找资料拿起笔，开始艰辛地撰写个人文革回忆录，是时已是2004年春天。2005年初夏，参加过武汉文革的著名文革研究专家徐海亮先生的《东湖风云录》出版了。他在这本研究武汉文革的专著的自序中说：“把自己见闻的文革片段，认真记录下来，才对得起大家曾经付出了热情和热泪的历史，才有助于后来人了解这十分特殊的、改变了我们一生的真实的民族历史。”他断言：“我说了，我已拯救了自己。”他自信地宣称：“埋葬文化愚昧。历史属于人民，人民将超越历史。”
他的论说震撼着我，激励着我，每当我在苦闷、艰辛中动摇、退缩时，这些论说都给了我坚持前行的推动力。
这本书在严格的意义上说是集体努力的成果。武汉当代公司老总在平先生多次鼓励我：“不要管别人说什么，把自己的文革经历照自己的思考真实地写出来，就足以对得起历史。”柳英发同志再三强调：“写历史就用历史的语言，写文革就要注意用当年文革的语言，这样做才体现出文革的厚重和真实，才有生命力。”谢保安同志多次强调：“细节决定作品生命，写作时千万注意细节的真实再现，它会增添作品的感染力和生命力。”他督促和鼓励我：“你当年叱咤风云，敢言人不敢言、敢做人不敢做的个性特质应该保留在作品中。暮年不必优柔寡断，趁有口气，把自己的感悟都说出来，不必讳言什么，那种欲言又止的温吞水的东西本身就是不负责任，是亵渎历史。”特别要指出的是，武汉文革中著名的学生造反组织“新一中”的一些朋友无私地付出大量的心血和精力，细致地编辑书稿，耐心地整理文字，订正和补充史实，查找资料，走访当事人，不知多少次地与我讨论，可以说，没有他们的这些努力就不会有这本书。武锅的一些老同事知道我在写这本书，给我很多鼓励和鞭策，提供了很多资料，例如本书中有关武锅的照片，就是原厂工会阎健提供的。还有很多为这本书做出贡献的人，难以一一列举。
文革在当局的话语中是内乱，是浩劫。我们这些当年文革的弄潮人，在毛泽东去世后，被当政者精心地包装成“帮派体系”、“三种人”，决然地踹到五行山下，像孙猴子被佛爷的法帖压在石缝中动弹不得。叶剑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宣称：“这场古今中外的空前浩劫中，死了两千万人，整了一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引自安徽人民出版社《沉冤昭雪——平反冤假错案》1998年版）遵循这个口径，依附当局的主流宣传机器众口一词，时不时掀起诅咒文革和造反派的舆论浪潮，排山倒海，迎面扑来，几乎让人灭顶。
美籍华人、就职于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机分校的宋永毅教授对这种喧嚣做了统计：“从七六年十月到八三年，《人民日报》有260篇批判文革和造反派的社论及理论文章。至于把文革和造反派作为罪恶的公共贬义文章共有1229篇之多。简言之，在中央级的大报上，每天至少有一篇丑化、妖魔化文革及造反派的文章，更遑论数以千计的地方性的官方报刊、电视、电影的伤痕垃圾。”
对叶剑英的言说，我斗胆追问：张耀祠说“五月间（1965年）叶剑英等的确向毛主席告过罗瑞卿的状。”（引自《毛泽东的文革部署与叶剑英的崛起》，载田园书屋出版的《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第291页），这是不是参加倒罗？刘少奇、贺龙倒台，你在其中做了那么多事、讲了那么多话，怎么忘干净了？支持赵永夫屠杀手无寸铁的青海造反派又当如何定论呢？叶剑英与大唱浩劫论的那些人，你们在文革中镇压群众，不间断、不停顿地清查、清理，可谓冤案数不清，烂帐算不尽。文革之初的五十多天你们做了什么？五十多天前又做了什么？“左倾路线与阶级斗争扩大化”，你们又做了什么？屁股干净不干净？恰恰是这些“不干净”催生了文革，延续了文革。你们是内乱、浩劫的制造者、参与者。当权派、工作组、军宣队、工宣队、专案组在你们的指使下做了那么多害人的事，饱受屈辱和奴役的人们反抗强权，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勇敢地起来声讨那些吸工人农民血的寄生虫，你们就惊呼浩劫，一鼻涕把帐甩到受你们伤害的人身上，把自己扮成道德标兵，心里愧不愧呀？既然要算帐，就该摊开帐来公开算清白，由全体国民算个够！
文革已渐行渐远，文革中的无数历史吊诡依然盘踞在历史中，值得关注民族振兴的人们探究。例如“党的领导”问题，谁或者哪些人是“党的领导”？什么是“党的领导”？党用什么来领导？怎么实现“党的领导”？毛泽东、刘少奇、谭震林、叶剑英宣称的“党的领导”的区别是什么？毛泽东讲：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邓小平说：什么是马列？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也不大清楚。既然不大清楚就只有叫大家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可是改革进入深水区，摸不着石头怎么办呢？
文革中那个权威的十六条中第九条明文规定：“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符合宪法载明的公民结社的条文。可是湖北省革命委员会1968年9月6日作出了铲平山头、解散一切群众组织的决定，随即钢工总在汉口中山公园举行了盛大的倒旗大会，回去洗了睡。中共中央1969年八二八命令要求“立即解散一切跨行业的群众组织”，它又依据宪法的哪一条？据此可以追问：我们依法结社只活动了很短的时间，十年内乱、浩劫，我们是主角吗？
刘少奇的工作组、毛泽东的工宣队本质区别是什么？它们的共同点都是外力强行介入，全面接管所在单位的一切权力，都不执行“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既定方针了。
文化是社会的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人类从类人猿到人到现代人的演变进程中，经历了无数富有革命意义的进步，也就是说经历了无数的文化革命，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人类继续发展必将有继续的文化革命，这也是不容置疑的。
我们经历的那次文革，最欠缺或最薄弱的是没有在产生问题的制度上找根源，有它的局限及弊病，担责的绝不应该是底层民众。
今天已是互联网时代，任何遮蔽、扭曲历史真相的说辞都是徒劳的。为了实现社会的公正，还原真相是必须的一步。判断事情的是非对错，要有各方意见的充分表达，绝对不是靠权力独断的。我是底层的小民，也可能是少数，不要忘了哥白尼挑战教廷的定论时也是少数哩，然而真理却在哥白尼手上。
我的这本文字上不了所谓档次，与所谓高端也不搭界，会淹没在汗牛充栋的文革专著中，但是我努力与那些满篇谎言的官修文革史、昧着良心胡说的权贵精英的文革回忆录划清界限。我的声音的确是微小、微弱，可是有浓厚的民生情结，它是草根的声音，我想自有它的意义。我手写我思，知我罪我，我都会倾听。
著名的文革研究专家何蜀先生十分关心本书的写作，提出了很中肯、深刻的意见，并在蛇年春节期间抽出时间为本书作序，给我和读者认识这本书以极大的帮助。
再次对所有帮助和关心我做这件事的人一并表示深深的敬意和谢意。

　　　　　　　　　　　　　　　　　　　　                 2013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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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照著《武锅文革纪事》引子：武汉锅炉厂，四大金刚之一

武汉锅炉厂是建国初期156项重点工程之一，1953年选址武昌洪山对面的钵盂山建厂，1956年初步建成投产，是国务院第一机械工业部七局（电工局）、八局（动力局）所属的制造火力发电成套设备的四大企业之一，和哈尔滨锅炉厂、上海锅炉厂、北京锅炉厂一起被称为中国锅炉行业四大金刚。
文革开始时，有职工四千多人，加上合同制工人和家属工、职工总数超过五千人，是一家中型骨干企业，行政级别是地师级。
全厂机构分生产、后勤两大块。
后勤方面有：总务科、卫生科、教育科、子弟小学、技工学校、幼儿园。
生产方面又分科室、车间两块。
科室有：设计科、工艺科、生产计划科、供运科、检查科、基建科、机械动力科、工具科、财务科。
生产车间按专业分有：
汽包车间，序号一〇一，又称一车间。
金属结构车间，序号二〇一，又称二车间。
金加工车间，序号三〇一，又称三〇一车间。
军工车间，序号三〇二，又称三〇二车间。凭出入证进入，认证不认人，有部队武装守卫。
阀门车间，序号三〇三。
工具车间，序号三一四，又称三一四车间。
机修车间，序号三一五。
锻工车间，序号四〇一，又称四〇一车间。
化学电镀车间，序号四〇三，又称四〇三车间。
铸铁车间，序号五〇一，又称五〇一车间。
铸钢车间，序号五〇二，又称五〇二车间。
木模车间，序号五一三，又称五一三车间。
制氧车间，序号九二四。
煤气站，序号九二五。
锅炉房，序号九二六。
变电站，分为一、二变电站。
空压站，分为一、二空压站。
弱电组，管理全厂电话，分总机房和线路班。
中央试验室，简称中试室，进行各种材料的机械、化学及光学试验。其下属仪表组一度划归机械动力科管辖。
机械动力科管辖的范围很广，其中有机修车间、制氧车间、煤气站、锅炉房、变电站、空压站、弱电组，业务上曾经管理过各车间的维修站。笔者文革前在机械动力科工作，同机动科业务所涉及的各部门都有紧密的接触，广泛的人脉也是能够拉队伍造反的一个条件。
厂里上层机构有：党委办公室、政治部（辖组织部、宣传部、干部处）、档案室、监委、武装部、保卫部、劳资科、厂长办公室、打字室。
文革中，武锅造反派力量大、战斗力强，且只有钢工总这一个组织，文革多次反复，屡屡是武锅造反派率先在全市发难，博得工总四大金刚之一的名声。曾思玉、刘丰主政时，把武锅定为“老大难”单位，有针对性地将它作为湖北的“六厂一校”之一，总结出一套整治造反派的经验向全国推广。文革后武锅又被以陈丕显为首的省委定成“文革的重灾区”。所谓老大难，所谓重灾区，无非是武锅有一支能量颇大的造反派队伍，彻底整垮了这支队伍，“灾”后重建应该无往而不利吧？事实却不是这样。
几十年来，包括群众代表进入厂决策机构的不到两年时间，武锅曾经为国家的国防、电力事业做出过重要的贡献。1976年以后，工人逐渐沦为完全的雇佣劳动者，本来就不多的参与管理的权利被剥夺干净，以至于出现这样的怪事：年产值二十多亿，利润一千万。工厂自身能够800元一吨完成的加工活，发给干部家属开办的小厂去做，3000元一吨。在国企改制的狂潮中，2007年被法国阿尔斯通公司以人民币3.29亿元捡破烂般地控股。自被收购的第一年起，武锅连续三年亏损，自2010年4月9日起，武锅暂停上市。2011年更亏损2.6亿，2012年前三季再亏5600万。让人不解的是，武锅自1998年上市以来一直都盈利，但是在2007—2009年中国市场包括锅炉市场高速增长之际，武锅却意外陷入亏损泥潭。昔日还能艰难度日，现今负债累累。而阿尔斯通却通过收购武锅直接进入中国锅炉市场，逐步确定了由水电设备、蒸汽轮机和发电机、锅炉组成的稳定三角系统，赚得盆满钵满。还有一个赢家，就是武汉市政府，据说卖出武锅老厂区收入三十多亿。外国资本和本地政府都赢了，只有工人是输家。说是输家并不确切，因为武锅工人在这场博弈中从来不是一方，只是那两方手中的筹码。于是2009年7月爆发了自武锅建厂以来最剧烈的群体性抗议事件。
前几年武锅办公大楼在爆破掀起的漫天烟尘中夷为平地，老职工们默默落泪。一枝一叶总关情，往日焊花飞溅、机声隆隆的生产区被资本的巨手打造成“中央商住区”，人们当年用心血和汗水辛勤浇灌长成的参天大树成了资本的摇钱树。
武锅早就被甩出中国锅炉行业四大金刚之列，文革中武汉工总四大金刚也正在淡出武汉人的集体记忆。
寺庙里金刚多为怒目状，实则情深似海，护持国土，制服魔众，利乐有情，广施福、德、闻，心心愿愿，世界风调雨顺。我想告诉愿意读这本书的人，这里——中国锅炉行业四大金刚之一的武汉锅炉厂，那时——1966至1976年，武汉工总四大金刚之一的武锅造反派怎样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潮起潮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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