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延明 爬出深井看文革

tuffy05

爬出深井看文革

李延明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然以“无产阶级”命名，那么按其本意，它应该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种。

无产阶级革命不同于共产主义革命。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共产主义是一种社会形态，将出现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之后。共产主义革命就是社会形态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它像小麦发芽、长叶、拔节、抽穗、扬花、灌浆一样，像蝌蚪变青蛙一样，是一个事物自身发展过程中的质变，是它的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转换，是自身形态的演变。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向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演变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是可以人为的。

而无产阶级革命是无产阶级为改变自身地位而进行的革命。它是两个实体性事物之间相互地位的改变，通过两个实体之间的搏斗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能否发生和能否成功，同社会生产力处在哪个阶段无关。

无产阶级既然要进行文化大革命，它理应是受到了压迫，至少是在文化方面受到了压迫。那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掌握全国政权以后，无产阶级受到了谁的压迫，以至于产生了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呢？

最初的说法是，在社会意识领域无产阶级受到了资产阶级的压迫。从后来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政治大革命来看，无产阶级应该是在政治领域受到了资产阶级的压迫，并且是在全局上受到了资产阶级的压迫。

在共产党掌握全国政权的条件下，能在全局上对无产阶级进行压迫的不可能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资产阶级，不论资产者是否占有生产资料并对雇佣劳动者进行剥削，它都不可能对无产阶级进行全局性的政治压迫。能够进行这种压迫的只能是在共产党一党专政条件下生长起来的新的官僚特权阶级。

这个新阶级是暴力革命的成果。它是暴力革命和一党专政的骨干。没有它的成员们浴血奋斗就没有这个新政权。

特权阶级最根本的特征是其权力由自己夺得，而不由选民赋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因为没有把宪法规定的公民利权和国家机关产生的途径落到实处，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实际上是自我产生，自我决定，自我传宗接代的，他们事实上掌握着本应属于全体选民的国家主权，所以，他们就是特权阶级，是新的压迫阶级，附带着也就成了新的剥削阶级。这个阶级的形成和存在同中国共产党当初宣称的革命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革这个新阶级的命，也就是像林彪说的那样，“革那些革过命的人的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值得肯定的就是对官僚特权阶级的冲击。它的积极意义就在这里，并且，也仅仅在这里。

它确实打击了在暴力革命中崛起的和在一党专政中愈益固化的老的官僚特权阶级。

文化大革命所使用的方法，即一部分人打倒另一部分人，一个实体打倒另一个实体，同暴力革命一样，也是按照丛林法则，由自己夺取权力，而不是由选民赋予权力，从而与事物形态演变的那种革命区别开来。通过这种途径取得权力的人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新的特权阶级。因此，在革命中不可避免地又形成了新的官僚特权阶级的萌芽，上有中央文革小组（对现行法规说废止就废止，对公民说抓就抓，北海公园成私园、王洪文打猎、张春桥女儿结婚、江青看西方电影等），下有各个造反派的权力机构和后来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因此，文革派即使胜利，也不过是官僚特权阶级中这一派对那一派的胜利。文革中形成的新的官僚特权阶级代替在暴力革命中形成的老的官僚特权阶级，显示着文化大革命的改朝换代的性质。

文化大革命画龙点睛的口号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个口号生动地显示了它只换皇帝，不换帝制的实质。

现在大多数人都认为文化大革命失败了。其中许多人判断文革失败的根据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骨干分子和造反派被打翻在地，并受到了剐刑。我认为不应该以此为准，而应该以是否推翻压迫着无产阶级的官僚特权阶级为准。无产阶级革命如果胜利了，那么就应该是推翻了压迫自己的阶级。文革如果真是无产阶级性质的政治革命，它就应该消灭官僚特权阶级产生和存在的条件。它既然没有做到这一点，那么就没有成功。

毛泽东虽然看出了官僚特权阶级的出现与革命的初衷相违背，企图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消除这个阶级对于劳动群众的异化，但是他始终没有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用造反即暴力斗争这种必然造就特权阶级的方法解决不了官僚特权阶级存在及其存在条件的消除问题。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是必然的。即便中央文革小组和造反派掌了权，相对于推翻和消灭官僚特权阶级这样的目标来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失败的。

从这个视角来看，林彪作为通过暴力革命形成的老官僚特权阶级的代表，在对毛泽东进行了有限支持以后，希望运动适可而止。而中央文革小组作为新的官僚特权阶级的代表，还要扩大战果。林彪同中央文革小组的斗争不过是通过暴力革命形成的老官僚特权阶级同在文革中崛起的新官僚特权阶级之间的斗争而已。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处置失当，把林彪推向了对立面，终于酿成了“九一三事件”，致使国内形势发生了不利于毛泽东的根本性转折。

2007年5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