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华南师范学院校友访谈要录

tuffy05

附录一、大学是知识与思想启蒙的摇篮

按：2008年母校华南师范学院校庆期间，进行了部分校友访谈活动，下文是据我的文字提纲和谈话录音整理的要录。

我是1974年从广州市37中学（位于惠福西路）高中毕业的。当时的毕业分配制度已经改变，不再由学校分配，而是由父母的单位负责分配工作。我原来是属于留城待分配，后来却被改为下乡。1975年10月，我作为插队知青下乡来到从化县神岗公社格塘大队蜈蚣生产队。除了干过各种水田里的农活外，还干过烧砖窑、伐树、盖房、放羊等工种。
1977年恢复高考，当从生产队的喇叭里听到这个消息时，知青们都很兴奋。当年我所在的公社听说就有几千名知青参加了高考。复习的时候，我回广州找高中老师，找出以前的课本。从复习到上考场，中间的时间也就两三个月。现在人们都说文革的时候完全没读什么书，其实还要具体来看。虽然“文革”时中学教育受到政治的冲击非常大，但是1972年有一个回潮期，重新开始抓教学质量。当然后来又受到批判，说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回潮。虽然这段时间很短，但是当时也学到了一些课本知识。而且，在文革期间如果你真正想读书，还是有办法弄到书的。从七十年代初开始，在学习马列主义的号召下，大家都开始读马列原著，不少人也会凑到一起搞一些读书小组和各种各样的读书活动。在七十年代初，社会上就有一些内部的书流传，也出现了少量优秀的翻译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在这个期间出过一些较好哲学、自然科学的书，在我读高一期间，就在广州的新华书店买过海涅、康德的哲学著作。当时民间有些人在认真读书，也有一些重要的刊物在大家手中传阅，有些刊物理论性比较强，文化水准也很高。可以说当时就形成了民间的、自发的读书潜流。所以，我们读高中那个时候，实际上是中国民间社会已经开始通过读书来反思“文革”。在这样的氛围影响下，我读了海涅的《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康德的《宇宙发展史概念》，虽然当时难以读懂，但是自己还是觉得在精神上获益菲浅。
当年高考报名之前，要经过公社同意，还有严格的政审。我是在从化神岗公社中学参加考试的，第一天（12月11日）考的是数学和政治，第二天文科考语文和历史地理，理科考物理、化学，报考外语专业的第三天就考外语。高考那天，我印象较深的就是参加考试的人很多，像是趁墟一样，知青朋友们在考场相遇都很兴奋。当年是开卷考试，很多人都把书带到考场里去，我座位前后的考生都有用旅行袋装书进考场的。后来七八级同学有人取笑我们，说我们是抄书进来的；我们则说，你们可是连抄也不会抄—— 七八级中不少人是七七年没考上的。其实，在时间如此仓促的情况下，大家的准备情况都不是太好，都是依靠原来读书时的基础来应付。
我记得当年广东省语文考试中的作文题目是“大治之年气象新”，看了题目我既没感到意外也没有押对了题的感觉，只是觉得这题目的题意很清晰。这类作文题目沿袭的是以社会意识形态、时代背景决定语文教学的内容与命题的教学传统，强调语文教育要为社会政治服务。只要比较关心社会政治的时代变化，熟习一些主流意识话语的修辞与文体，再加上一点个人的抒情成分（当然也是革命浪漫一类），一个考生的语文水平大致就可以体现出来了。在历史和地理这门考试中，我已经懂得把批判“让步政策论”写进考卷中，因为当时我们接触到的“批林批孔”学习资料中就有很多对于“地主阶级在农民起义后的让步政策推动了历史的进步”这种“反动论调”的批判。
我填报的自愿分别是中山大学考古学系和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其实当时我对画画兴趣比较大，在乡下劳动时还画了很多速写、素描，在批判“四人帮”的时候还画过很多漫画，张贴在神岗镇上。但是当时知道考美院的人太多，很多人都是已经小有名气的美术工作者，因此没敢报。考完后过了可能有一个多月，通知书下来了，我被华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录取。考古和历史比较相近，当时也非常高兴。
终于能够回到广州，并且读上了大学。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就这样改变了。
78年春入学后不久即发生两件事情。一是中文系的七七级新生在墙报上写了一些诗文，大意无非都是考上大学的喜悦和要勤奋努力之类，但可能是在言语中流露出某种骄傲自得之情，也可能是强调了我们是考进来而不是选送进来的，结果引来了工农兵学员的漫天批评，墙报上的口水战不断升级。这一小插曲正是中国高等教育在近乎废墟的状况中苏醒的反映，身份认同中包含有教育和人才的评价标准问题。事实上，在当时和后来我们都认为工农兵学员中同样也有很优秀的人才。我们入学不久，硕士研究生恢复招生，也是一种奇观：考不上七七级的、七七级刚入学的、在读的工农兵学员以及社会青年都可以报考，没有什么学历的门坎。
另一件事真没想到是关于我的。一天下课后我班一个女同学兴冲冲地喊我：“李公明你上了广播电台！”原来，由广东省团委和广东人民广播电台主办的1978年“五四征文比赛”中，有一篇获二等奖的征文在电台播出，讲的正是我在农村当知青时如何勤奋读书、考上了七七级的“事迹”。那位作者是同一考场的考生，考试后成为朋友，但他写征文的事却一点没向我透露。一时间班里的同学、以前的中学同学和知青农友以及亲戚朋友纷纷言传，原中学的老师以我为“榜样”鼓励应届同学刻苦读书。我也没有什么特别激动的，只是感觉到整个社会的确形成了一股因恢复高考而带动起来的热爱读书、向往考上大学的热潮。
读书的热潮的确是席卷中国大地。在我的记忆中最富有象征意义的事件是入学后不久发生的连夜排队购书活动。当时重新发行几种外国文学名著，如雨果的《悲惨世界》和《九三年》、狄更斯的《艰难时世》、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等作品，得知消息后我们连夜赶到五山华农附近的新华书店外面排队。在极度的精神饥渴中，甚至连漫漫长夜的等待也成为了一种幸福，在排队中的谈话、不安和期待都成为了刻骨铭心的精神经历—— 那种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从排队购书作为一代人的精神历程上的重要事件，可以看到七七级的出场首先带有明显的知识启蒙的特征。自70年代末起，从文化劫难的恶梦中苏醒过来的中国知识界的确是四顾苍茫，传承之声很自然地以读书为由头而生发出来。80年代初，钱穆先生这样评说大陆的学术文化状况∶只要有书在，只要读书人也还没有死绝，文化传承的根就不会断。这句话切中了要点。 70年代末的中国出版界和传媒界开始重新出版和发表一批老一代学人的学术著述与思想随笔，顾颉刚、钱钟书、陈寅恪、陈登原、张荫麟、陈岱孙、吴文藻等这些学者的知识性著述唤起了年轻一代对于知识传承的向往与责任之情。用《读书》前主编沈昌文先生的话来说，人与知识的“话头”在这里接上了。
七七级的校园不仅是伏案读书的地方，而且更是回响着思想解放号角的战场。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发表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草拟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该文。由此，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为发端，早已积聚着的思想解放的潮流开始猛然奔涌。这是七七级刚入学后就经历的思想洗礼，整个社会因此大讨论而敲响了“拨乱返正”的钟声。然而，我记忆很深的是，我们班的林伟然同学在哲学课上与老师激烈辩论，他认为这场大讨论的思想解放意义固然非常伟大，但作为一个哲学上的认识论命题却是自相矛盾的，因为究竟什么样的实践可以用作检验的标准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而所谓的“检验”，也有其自身依赖的标准、方法。林伟然同学是当时我们班上思想最犀利、读书最有针对性的同学，他写的关于农民战争、关于十月革命、关于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作业曾令我们深感震撼。那时候老师实际上是难以应对这样的问题，倒是我们同学之间的争论和彻夜长谈形成了一种求索真理、勇于怀疑和批判的思想氛围，这是七七级最为鲜明的思想印记。令人感到痛惜的是，林同学在美国完成了他的博士学业未久就于1997年因病去世。他的博士论文是《一场夭折的中国文化启蒙运动—— 阶级斗争理论和文化大革命》，导师是美国著名的左派学者莫里斯•迈斯纳。
最早是在70年代后期的“朦胧诗”中，人性、人的情感、人的权利与自由、人的价值等等问题以炽热的诗歌语言被宣泄出来，我觉得在七七级这一代人的思想与情感经历中，这是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始点。北岛的短诗《回答》（1979年3月号《诗刊》，写于“文革”后期）被同学们传诵：“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诗人的“回答”是：“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做第一千零一名。”然后，“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 /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毫无疑问，这里面具有一种承担一切苦难的英雄主义气概。时至今日，我仍无法掩饰对这首诗歌的强烈的偏爱之情，我认为它是这一代人的光荣与梦想的经典诗歌。
从1978年开始了人道主义大讨论，然后接着而来的是声势更为浩大的1979年五四运动60周年纪念活动，当时思想界、知识界发表了大量关于五四运动的介绍、回忆和重新评价的文章，迅速形成了一个全面地对五四传统进行重新评价和积极继承的思想热潮。由于明确地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封建、人性的觉醒、人道主义、民主与自由、科学与理性等话语进行大张旗鼓的讨论、宣传，这对于七七级来说是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思想启蒙。很明显，这种价值理性与历史反思相结合的思想基础对一代人的学术与思想成长具有深刻的影响。
在校园里很快就流传着七七级大学生的民办刊物。在广州地区的有中大同学编的《红豆》和华师等校的同学编的《未来》，还有武大的《珞珈山》，最有影响的是仅出了一期就夭折的、由全国十三所学校学生合办的《这一代》，以及坚持了约两年的《今天》。当年我们传阅着这些刊物，就像捧着我们自己的滚烫的心。这些刊物甚至成为了我们寻觅战友与爱人的桥梁，重新播放的电影《牛虻》使我们憧憬着充满浪漫激情的斗争生活。后来，刘青峰写的《公开的情书》（写于1972年，后来出版时署名“靳凡”）更能代表这一代人恋爱与幸福观，我谈恋爱的时候也正是深深地受了这种氛围的影响。后来在结婚十周年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我谈到：“从一开始我们就是以精神生活的全部积蓄进行纯真的交流。……结合的前提是确认。确认是在对方身上发现自己的精神印记，发现自己所熟悉的颤抖、怯懦、焦虑、惊喜。”我相信，七七级的爱情故事可以继续编成一部更厚重的《公开的情书》。
“宙斯送来生命之火，余焰还在不断地燃烧”，这是我最喜爱的诗句之一。但是，近年来不少媒体连续地发表了当年七七级大学生回忆高考三十年的文章，我发现几乎尽是谈高考如何改变了自己命运，谈自己如何从农民、知青、工人等等成为了今天的厅长、教授、企业老板。看多了之后便想到一个问题：七七级的反思中是不是还缺少了对自己的批判性反思？
早在1988年，我在报纸上发表过一篇《我们的墓志铭与通行证—— 致七七级同学的信》。 我试图追问的是，当年的高考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大学校园对于七七级意味着什么？我在文章中说，“大学校园对我们来说与其说是伏案的战场，不如说是反思的长廊。在这里我们的初衷和远志得到确立：我们必须同时是社会良心与文化精英，才不至于辱没了‘知识分子’这个称号。…… 而在我们的许多同学中间，连价值理想的被淡忘本身也快被淡忘了。假如我们真的把一切高贵的理想精神和热情都丧失殆尽，那么这一代人所曾付出过的沉重的代价将是真正的白白付出了” 那还是在经济大潮汹涌前的1988年啊! 今天读那些高考三十年回忆文章，不消说，更没有人会谈到“高贵的理想精神与热情”了；更多的是庆幸高考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却没有人谈到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对改变国家的命运肩负着什么责任！
在当年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七七级的许多同学以坎坷的生活经历、对马克思关于“异化”的人道主义思想的热切讨论、对从“五四”到“四五”运动的思想梳理等等途径而严肃地思考中国的问题，积极探求以民主、法制、社会公正等理念改变中国、发展中国的道路。
今天，不少七七级毕业生已在各个领域中成为栋梁，当官从政者不少。但是，当年七七级的理想精神与思想理念似乎并没有成为改变中国的源泉；原以为这一代人会令中国的社会管理层和公共领域起码发生精神与气质上的改观，现在看来都是太天真了。在88年的那篇文章中，我说“在今天的许多同学中间，表面上的升降荣辱已经成了横亘在人们心上的一根无形的价值杠杆。”当时也只是毕业刚几年啊，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升降荣辱才基本成了定局。我想恐怕今天七七级的同学聚会中，已很少人谈最近读过什么书、关注什么公共知识分子的话题，更多谈论的可能是官位、赚钱、关系网等等。最近这些回忆高考三十年的文字充斥着对个人命运的感叹、对今天事业成功的自豪、甚至是对什么什么人的感恩，真令人感慨—— 当年七七级那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精神荡然无存了。当然，不能说七七级就像古代史上犹太教的“特选子民”一定要肩负着沉重的十字架，更不是说当年七七级同学中都全部变成了思想保守、精神平庸的人，而是想说，七七级同学实在应该对自己有一些批判性的反思了。
    另外，我觉得我们的媒体、我们的校庆活动的组织者也应该反思一下：在选择访谈对象的时候，除了那些所谓的成功人士—— 那些厅局长、大学校长、博导教授、企业老总等等——以外，能否也采访一下那些七七级中至今仍在思考与批判中国问题的人，他们可能只是普通的编辑、街头评论家甚至是流浪者。

                                                                   2008,11,12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