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鸥（侯美度）上海文革回忆节选（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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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浩劫（1966年-1976年）亲历续（5）
......
11. 面见张春桥
11月13日晚上。安亭事件并没有打上句号。
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苏州市委告急，上海一千多北上工人步行到苏州，占领了几家苏州澡堂。
江苏省委告急，上海一千多北上工人占领了江苏省委大院。
如果北上的工人再制造苏州卧轨事件、南京卧轨事件，张春桥将逃不掉干系，因为是他承认安亭卧轨事件是革命行动。
退一步说，即使这批北上工人不卧轨，老老实实步行到北京，他也照样完蛋。中央要他把全部北上的工人截回上海，他没有做到，他还直接违背了周恩来、陶铸关于“不承认‘工总司’和肯定他们行动”的指示，违背了中央一系列有关文件的精神。
他不能把工人全部截回上海，“反对党中央”的罪名就会落到他的头上。
这可是掉“颗郎头”（沪语：脑袋）的罪名。他曾恐吓潘国平、王洪文：“你们破坏交通命脉这一条就是够杀头了。”他们够杀头，他支持他们，他又该当何罪呢？反革命包庇罪？教唆罪？渎职罪？
如果他能把工人全部截回上海，他就不会因为支持工人造反派而获罪，相反还能立功。
真如他后来说的：“处理安亭事件，要么立一大功，要么犯一大罪。”
可是苏州北上的工人根本不把张春桥看在眼里，还把他派出去的王洪文关押起来。上海市委不可能救他，他已经跟他们闹翻了。
那么还有什么人可以帮他摆脱困境呢？
11月14日上午。巨鹿路。电话铃响。
我在“工总司”“炮司”联合办公室拿起电话。
“我是张春桥，我找‘炮司’的红卫兵。”电话另一头传来一个慢条斯理的声音。
“我就是，噢，张春桥同志，您好，您有什么事？说吧”我向来看世人皆伙伴，对有着中央文革副组长头衔的张春桥也不例外。
“能说一说苏州、南京的情况吗？”对方用的是商量的口吻。
“刚才接到苏州一个造反队员的电话，名字他没有说，我也没有问他，他说，他们要学习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不到北京不回头，还说为了顺利到达北京，准备成立临时党支部，他们不知道可以不可以成立，所以打电话到总部请示”。我如实地把我了解到的情况告诉张春桥。
“不行，不能成立临时党支部，这是违反组织原则的。”张春桥的声音听上去很焦急。
“还有南京方面——”我还要说下去，被张春桥的插话打断了。
“这样吧，请你们红卫兵到我办公室来，我们好好商量一下怎么办。”张春桥的声音很诚恳。
“行！”我一向是有求必应。
我找周谷声，周谷声不在；找许云飞，许云飞不在，碰到大脑袋的汪在银（复旦学生，“东方红公社”红卫兵，由于他的头特别大，在“东方红”圈子里，他被称为老汪头），刚从外面进来，我一把拖住他，要他和我一起去办一件急事。
二十分钟后，一辆吉普车把我和老汪头送到康平路。
张春桥在他的办公室等我们，一见我们进来，立刻迎上来和我们握手。
“我叫红鸥，红颜色的红，海鸥的鸥。他叫汪在银，汪洋大海的汪，现在的在，金银的银，他的名字是四旧。”
我觉得他没有架子，对他印象不错，当他问起我们名字时，我抢着回答。
我的话引得张春桥微微一笑：“请坐，红鸥同志，汪在银同志。”
老汪头一点儿也不在乎我说的话，他是大哥哥，总得有点肚量，他拿出语录本，严肃地说“请翻到毛主席语录第一页，第一段，念——”
我的语录本就在口袋里，一拿就拿到了。张春桥也很快从口袋里拿出语录本，跟着我们念起来。
我和老汪头并列“炮司”一号“极左分子”，我们认为人人生而平等，我们和张春桥平起平坐是理所当然的，虽然他是中央文革副组长，而我们只是普通的学生，但这只是社会分工不同，在人格上我们是平等的，是没有高低之分的。
老汪头领着我们读了几段语录后，用湖北口音很重的普通话说：“张春桥同志，请你先谈谈你的想法。”
虽然老汪头反客为主，张春桥却依然保持和蔼可亲的神态，他谈起奉中央文革之命亲自到上海，一直谈到签5条，他还说“伟大领袖毛主席非常关心安亭事件，我来上海之前，他把我找去谈了话，要我把安亭事件处理好。江青同志亲自把我送上飞机。我到上海来了以后，在同志们的协助下，做了些工作，有一部分工人同志听党中央、毛主席的话回上海了，还有一部分工人同志继续北上，严重干扰了毛主席的战略步骤。我到上海是来解决安亭事件的，现在没有解决好，我饭吃不香，觉睡不好。”
我这才发现张春桥眼圈发黑，神色疲惫，嘴唇和手指被香烟染得很黄。我同情地说，“张春桥同志，您应该走群众路线，发动大家做。”
“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支持，有你们红卫兵小将支持，安亭事件一定能解决好，你们说是不是？”
张春桥的激将很有效，我和老汪头都是急性子，都有着年轻人盼望做轰轰烈烈大事的想法，老汪头一晃大脑袋：张春桥同志，你要我们做什么，尽管直说，我们保证能做好。
我几乎是和老汪头一起说的：“我们帮您处理安亭事件，让毛主席放心，让党中央放心！”
“上海的红卫兵很有觉悟！”张春桥夸奖说。
“张春桥同志，您接受新事物也很快，刚来的时候，您对‘工总司’不理解，我对您很有意见，后来您听了工人的控诉和我们红卫兵的意见后，您就转变立场，支持工人造反派了，我对您也没有意见了。”我真心诚意地说。
张春桥说：“小将同志,我和你们商量一件事，我想请你们到苏州，把北上的造反队员全部劝回上海，然后到南京，把那里北上的造反队员也全部劝回上海。任务很艰巨，你们考虑一下，愿不愿意去？”
张春桥不是居高临下给我们下命令，如果是这样，我和老汪头早就造反走了，不会接受他交给我们的任务。张春桥用的是平等待人的口气。
“我愿意，你呢？”我大叫起来，我太高兴了，能去做王洪文完不成的艰巨任务，太刺激了。人生有一种辉煌，就是迎战艰难。不等老汪头回答，我又说，“我们应该组织一支红卫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到苏州，开到南京，向工人们宣传毛泽东思想，保准能把工人全部劝回上海。”
老汪头比我动作还快，他已经站起来，粗声大气地说，“兵贵神速，我们现在就走。我去把他们统统抓回来。谁敢反对毛主席，我们就打倒谁!”
张春桥笑着用亲昵的口吻说：“小将同志，不要急呀，我还要给你们派二辆吉普车，给你们开二封介绍信，我在文化广场的讲话录音，你们也带上，你们吃饭问题，住宿问题请当地政府解决，你们看看，你们还需要什么？”
“留下您的电话号码，我们随时要跟您联系。”我想了想说。
“你们再想想还要什么？我现在就给苏州市委、江苏省委写信，写上红鸥、汪在银两位小将的大名，请苏州市委、江苏省委协助你们，一会你们带上这封介绍信。”张春桥边写信边说。
“红鸥呀，这事全权委托给你们红卫兵小将了，我嘛，就不准备去了，在上海还有许多工作要处理。有什么情况打电话给我，我在上海等你们的好消息。”临分手时，张春桥又一次笑眯眯地和我们握手道别。
我们带着张春桥的亲笔信及录音带，回到巨鹿路。大话说出口了，兵在哪儿？“炮司”的人本来就不多，偏生哪个都不安分，喜欢自说自话，东窜西窜，也没个上下班制度，哼，比逛大街还随便。坚守总部常常只有我、老汪头、孙赤峰等二三个人，有时连周谷声与许云飞也不知上哪儿去了。今天也是这样，连我在内只有三个人，到哪儿去凑一支兵强马壮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厚道的孙赤峰二话没说，到交大去搬兵，老汪头打电话搬救兵，我则站在门口“钓鱼”，来一个拦一个。
不一会，孙赤峰带了八九个《反到底》红卫兵到，再加上我和老汪头网到的“鱼”，共有十五六个人。
有一个黑得象泥鳅一样的男生，老远看见我，就向我伸出手：“侬一定是小左派，我一看到侬，就晓得侬是小左派。”一口上海话蹩脚得要命，带有很浓的宁波味，那神态活像我的一个幼时乡下玩伴，我被他逗得哈哈大笑，他也憨乎乎地跟着笑，我更止不住笑了，笑啊笑，一直笑到笑不动。他自我介绍叫余小兵（交通大学学生）。
两小时后，我们乘着吉普车来到苏州。
北上的造反派队员被苏州市委安置在苏州铁路中学。
中午，我们一行人迈着解放军的步伐，排着队，呼着口号走进铁路中学。
许多工人认识我，知道我是陈伯达电报也敢批的小左派，都涌上来和我们打招呼，真想不通他们对王洪文为什么这么凶。
我说，“请大家到教室里坐，我们红卫兵要来宣传毛泽东思想了。”
那年头，谁敢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谁就是反革命。我们宣传毛泽东思想，谁敢不支持？
工人们分坐几个教室，我们红卫兵分成几个小组，轮流到几个教室进行宣传。
我和老汪头刚踏进一个教室，工人们轰起来，非要拉我唱歌。我什么都自信，就是唱歌不自信，小学一年级时，我的音乐老师说我跟着钢琴唱，唱得很好听，没有钢琴就走音。我是个自尊心极强的孩子，被她这么一说，再也不敢唱歌了。工人们要我唱歌，实在难为我，不唱又不行，只好唱了一段《造反歌》：
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刀山火海也敢闯，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
我刚唱完，工人们鼓起掌来，还叫“再来一个”。我可不想再来一个了，我赶紧掏出红宝书：“请同志们翻到第一页，第一段。”
我们读了一段又一段，工人们的态度很认真很虔诚。
读了半个多小时后，我开始讲话：“工人同志们，造反派战友们，我代表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祝贺你们取得了胜利，张春桥同志同意了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五项革命要求。现在我来读一下……”
老汪头在教室里来回走，分发《张春桥签名同意五项要求》的传单。
“工人同志们，我们到北京告状是为了争取合法的权利，现在我们的目的达到了，我们下一步的革命行动就是杀回上海，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把上海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讲完了，没有人为我鼓掌，为我叫好，工人们沉默不语，从大道理上讲承认我说得对，但他们极不愿意回上海，多少次羡慕地看着红卫兵去串连，现在找到这么个机会，哪能轻易放弃。
又有几个红卫兵发言劝工人们回上海，张春桥的录音讲话也放过了，工人们依然沉默，不鼓掌，不表态。气氛一度僵滞。
老汪头上来讲话了，他可没有我这份耐心，他翻开硬纸板讲义夹，垂下吉普赛人的大脑袋念道——
“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严正声明：
1、自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签名同意五项要求之日起，谁还要继续北上，谁就是反革命！
2、张春桥同志代表中央文革，代表毛主席处理安亭事件，谁还要继续北上，就是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砸烂谁的狗头！”
教室里再也不安静了，工人们交头接耳。我很吃惊，老汪头这份声明，我一点点也不晓得，他也没和我商量过，肯定是头脑发热，一时冲动而为。不过，我并不奇怪，因为“炮司”的红卫兵都是象他那样自说自话的，包括我在内。
一个壮实的中年男子耿金章站起来，说：“红卫兵小将，刚才你们读的五条，那是张春桥为王洪文他们签的字，不是为我们签的字，我们要张春桥亲自为我们签字，签完字，我们就回上海，大家同意不同意？”
工人们齐声应道“同意”。
我很没有经验，听耿金章提这个要求，就想这还不容易，我马上去打电话。我说：“好，我去把张春桥叫来，为你们签字。”
我和几个红卫兵匆匆赶到苏州市委，要通了上海的电话，我告诉张春桥，工人已答应回上海，只要他到苏州来为他们签字。
张春桥轻松地一口答应。
晚上，张春桥赶到苏州，在市委招待所与耿金章谈判，我和老汪头都在场。耿金章掏出类似五条的要求，张春桥看了看，沙沙地在纸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耿金章得意地笑笑，他收好《五条》后，向张春桥提出要魏文伯、曹荻秋到苏州来为他们签字，否则不回上海。他振振有词地说：“你是要回北京的，你一走，曹荻秋又把我们打成反革命怎么办？”
看样子张春桥着实吃了一惊，他不露声色地说：“我向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转达你们的要求。”
耿金章走后，气得老汪头大骂他是大骗子，老骗子，老汪头揎袖捋臂，“通知公安局，把这个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抓起来。”
我们知道真要来硬的只会把事情闹僵，我们的对手是上海最激进的工人造反派，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因此只能因势利导，不能正面硬拼。
我立刻打电话到巨鹿路，打了几次，电话终于通了，我已经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了。谢天谢地，是神出鬼没的许云飞接的电话，我把全部情况都告诉了他，要他赶快想办法，把魏文伯、曹荻秋“揪”到苏州检讨。
许云飞接了我的电话后，把卫东（复旦学生，“炮司”红卫兵）等七八个红卫兵从被窝里拉起来，说有紧急任务。
大家的精神立刻亢奋起来，好像要去夜袭“白虎团”，趁夜色，他们来到康平路市委大院门口，站岗的解放军不让进。许云飞的牛劲上来了，第一个从围墙上爬进去，其他几个红卫兵也跟着翻墙进去。
进了大院，一看都是房子，黑夜里连门牌也看不清，不知道曹荻秋住在哪幢楼？
他们采取麻雀战术——把小洋房的门都敲一遍，心想总有一幢是曹荻秋住的。他们敲了半天，一扇门也不开。卫东发现有一幢小洋房的窗开着，就与许云飞商量：“我们爬进去吧。”
“爬。”许云飞又是第一个爬进去，真有万夫不当之勇。
他们还没站定就听见黑暗中有人问干什么的？接着灯“啪”地亮了，许云飞发现自己站在一间厨房里，厨房门口有二个穿蓝布中山装的男人。
“我们要找曹荻秋，几千个工人在外面挨冻受饿，急盼曹荻秋到苏州与他们见面，曹荻秋不去，他们就不会回上海。”许云飞说。
“这里没有曹荻秋，你们快出去。”二个男人毕竟是机关干部，很有分寸，没有动手拉他们。
许云飞怒发冲冠：“我们不出去，我们就要在这里静坐，等曹荻秋。他不出来，我们绝食抗议！”
二个男人不说话，退了出去，一个守在门口，一个找市委汇报。
许云飞为了弄清房子的主人，闯进一间房间，房间里铺着红地毯，陈设很气派，许云飞打开一个抽屉，发现里面有给魏文伯的公函，他断定这间房间主人是魏文伯，就给魏文伯留了一张条子，勒令魏文伯三天内接见他，否则采取革命行动。
写完条子，几个人坐在地毯上，开始——静坐示威，没坐多久，上下眼皮开始打架，不多会几个人东倒西歪躺在地毯上睡着了。
11月15日，许云飞等人开始绝食，因为他们无法出去弄早饭，出康平路的门，白天要进来更困难。
绝食未到中午就结束了。
昨天晚上的二个男人来通知许云飞等人，曹荻秋、张春桥在会议室等你们。
我们不知道中央方面有了变化。14日下午，毛泽东在钓鱼台召开有部分中共中央常委和中共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会议。会上毛泽东肯定了张春桥的做法，说：“先有事实，后有概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455页）（以上消息，两天后才传到上海传到我处。）
15日，王力打电话给上海市委：“中央文革同意张春桥签五项要求”。
许云飞一行人先到《支部生活》编辑部饱餐一顿，然后到会议室，会议室除了曹荻秋、张春桥外，还有《解放军报》记者、《支部生活》编辑部的记者等十几人。
许云飞首先开炮：“上海出现震惊中外的安亭事件，是上海市委害怕群众、欺骗群众造成的，我们都希望北上的工人回上海抓革命促生产，但要做到这一点，只有请曹荻秋自己出面，以求得群众谅解。”
张春桥点头称是，讲了一大篇如何正确对待群众运动的话。
为了缩小事态，尽快结束安亭事件，减少党和人民的损失，曹荻秋表示服从中央的决定，到苏州去与工人见面。
会后，三辆轿车直驰苏州，曹荻秋、韩哲一同一辆车，张春桥一辆车，许云飞等人也乘一辆车。（当日许云飞对我讲述）
耿金章又拿出一份《五项要求》，内容与第一份《五项要求》差不多，张春桥很快签完字，曹荻秋、韩哲一在张春桥名字旁签上自己的名字。我和老汪头提出工人同志要见三位领导，三位领导爽快地同意了。
三人刚签完字，现在又开始签另一种字。工人们拿出笔记本和《毛主席语录》，请三位领导同志签名。热烈程度不亚于现在请明星签名。许云飞也拿出笔记本，请曹荻秋同志签字，三位领导一一满足了大家的要求。
许云飞认为自己负有保卫曹荻秋和韩哲一生命安全的责任，曹荻秋、韩哲一签完字后，他又跟着他们一路回去了。
11月16日一早。几辆大轿车开进铁中接工人回上海。工人要求风风光光回上海，他们提出要乘大轿车，我与苏州市委商量，苏州市委同意派大轿车。
我和余小兵等站在大轿车门口，招呼工人上车。奇怪！工人一个也不上车，只是远远看着，坏事了，耿金章又和我们斗法了。
果然，耿金章又提要求了，他说：“工人们一致要求每人发二付大饼油条，没有不上车，不回上海。”
我透了口气，还算好，他们的胃口不算大，只要求大饼油条，没要金山银山，那时候大饼油条便宜一付只要7分钱。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行！一人二付大饼油条，不够还可以添。”
我立刻与苏州市委联系，请他们速送大饼油条到铁路中学，苏州市委一口答应。吃着大饼油条的工人全部上了大轿车。轿车向上海方向开动了，我们几个红卫兵站在车下，不断向他们挥手告别，从每扇窗口里伸出许多工人的头，有的还嚼着大饼油条，他们喜滋滋地向我们挥手，叫我们的名字，要我们以后到他们厂里玩。
送走“工总司”苏州大队，我们又坐上吉普车，奔下一站——南京。
为了避免出现第二个耿金章，我们商量到了南京后，先个别与工人们谈心，然后再开大会。
戴祖祥是“工总司”南京大队的头领。在江苏省委招待所，我们没有找到潘国平，他好动，脚头散，不像王洪文始终与北上的工人在一起。问谁，谁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我们向精明瘦小的戴祖祥介绍了上海、苏州的情况，告诉他，我们是来接工人回上海的。
戴祖祥对我们异常亲热，他说：“我们天天盼，日日盼，终于把你们盼来了。”
蓝湛湛的晴天，阳光普照，南京的马路又宽又直，一排排高大的雪松延伸到路尽头，我们十几个红卫兵分散到工人中间，二十几人，三十几人围成一圈，席地坐在洁净如洗的人行道上，彼此交换看法。
和我坐在一起谈心的几乎是和我年龄相仿的姑娘和小伙们，他们讲得最多的是到南京后饿得晕倒冻得发烧的经历。
10日火车开到南京，他们被赶下火车。开始几天，他们学习解放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露宿街头。那时吃饭要粮票，他们没有江苏省粮票，只好饿肚子，连着饿了二天，加上露宿受冻，一千多人不同程度地病了，有一天二十几个工人晕倒。他们走投无路，决定去造江苏省委的反。江苏省委调南京红卫兵守卫大门。工人冲破防线，占领了江苏省委。与江苏省委谈判后，江苏省委安排他们吃住，还发了棉大衣，第一顿饭他们吃得要多狼狈有多狼狈，半斤装的钵头饭，有的一口气吃二、三碗，还要吃。他们实在饿坏了。
其中一个年轻人，身体结实得像足球运动员，他是港务局港驳公司青工顾明德，他说：“我非常关心国家大事，这次与江苏省委谈判，我是代表。”他还说：“我从来不知道啥叫生病，可是这次我也病倒了，发烧发到40℃。还有二个女工真可怜，也不知道生什么病，送到医院就死了，在上海的妈妈还不知道女儿死在南京，还以为她在干革命！”
听着听着，我忍不住哭了，姑娘们抽泣起来，小伙子眼圈也红了，我第一次对文化大革命产生那么一丝怀疑，两个无限美好的生命就这样永远在世界上消失了，值得吗？
在南京北上工人大会上，我们宣读了双五条（《上海五条》《苏州五条》），工人们长时间鼓掌欢呼：“毛主席万岁！”“杀回上海去，就地闹革命”。
戴祖祥极富口才，他说：“工人同志们，造反派战友们，我们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我们是作为文化大革命的闯将，文化大革命的火种回上海的，是极其光荣的。今天‘炮司’和交大‘反到底’的红卫兵小将带着中央文革的声音，代表上海的亲人来接我们回上海，我们全体北上工人向他们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哗，”又是长时间的热烈鼓掌。
江苏省委很爽气，派了专列送上海工人回上海。
暮色渐浓，我们把最后一批北上的工人送上火车，看着列车离开月台，向上海开去。
至此，张春桥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圆满地完成了，这就是他提到“我救他的事”，确切地说，应该是“我们”。
我们依然乘吉普车回上海。11月16日下午。上海。红都剧场。张春桥接见从苏州返沪的上海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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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浩劫（1966年-1976年）亲历续（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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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与魏文伯对话
安亭事件后，“工总司”名声大振，巨鹿路691号的门槛被纷纷而至的工人踏破了，有诉苦的、有入伙的、有搬兵的；屋里几只沙发都被来访工人睡破了，露出一团一团棕丝。
潘国平、王洪文很忙，偶然见到他们，一会儿又不见了。据说一个在谈恋爱，一个忙于对付新冒出的北上返沪一兵团（戴祖祥为司令），北上返沪二兵团（耿金章为司令）。
我和几个红卫兵成了他们的全权代表。王洪文还把“工总司”图章交给我保管。后来王洪文把“工总司”搬到外滩，我就把图章还给了他。
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世界人权宣言》。我们炮司红卫兵是一群巴黎公社迷，我们年轻纯真的心灵天生具有巴黎公社自由平等的精神，我们要用这一精神组建我们的红卫兵组织。《十六条》也明确指出：
“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
11月中旬，“炮司”全体成员（也就是二十几人）以巴黎公社普选制的方法无记名投票选举了“炮司”第一届常委三名（也称核心小组）：
许云飞、交大船舶工程系一年级生，二十岁，英气逼人，他像一只刚出窝的小鹰，不知道什么叫危险，什么叫害怕，只知道展翅冲向无边的蓝天。他最喜欢的格言是：鹰有时候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比鹰飞得高。（列宁语）他虽然骁勇无比，却生就一副软心肠，对如水的女孩绝对温柔，我常常戏称他贾宝玉，他笑而不语。
周谷声，二十一岁，复旦物理二系三年级生，身材修长，白净的脸上架一副近视眼镜，书卷气很浓。喜欢“啃”马列著作，他坦诚率直，没有心机，不拘小节，故得了“蟹兄”“蟹司令”的雅号。
我，我不知道谁给我起了个“小左派”的外号，也许是我个子不大，口气挺大的缘故。我长着一个娃娃脸，心里也像娃娃一样纯真。在现在政治术语中，“左派”往往是“激进派”“革命派”的同义词，而“右派”则往往是“保守派”“顽固派”“反革命派”的同义词。57年的反右斗争，全国人民谈“右”色变，到了文化大革命，人人自封左派，骂对立派“右派”“老保”。
我们三个正好应了一句成语“岁寒三友”——许云飞坚强是松，周谷声直率是竹，我什么都不怕是梅。
11月19日。“炮司”总部来了两个穿蓝卡其中山装的男人，自我介绍叫李学广、霍从仁，是魏文伯的秘书，李学广二人根据许云飞留下的地址找到我们。他们说魏文伯要我们与你们联络，你们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找我们。
李学广说：“魏老已经看到了你们留下的条子，早就想和你们见面，因为魏老身体不好，所以今天才叫我们来找你们。”说完，他就领着我，许云飞、周谷声步行到上海展览馆友谊电影院贵宾接待室，魏文伯已在那里等我们。
高大魁伟的魏文伯与我们一一握手，还亲热地说“向红卫兵小将学习，向红卫兵小将学习”。
我们坐在沙发上。魏文伯说：“安亭事件中，你们做了许多工作，小将跑到我们老将前面了，我要向你们学习，真心实意地学。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革命，我和你们一样都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大革命，在这样的大革命中，我只是一个小学生，我这个小学生要向你们大学生中学生学习。”
许云飞讲了为什么成立“炮司”，安亭事件做了些什么工作。又说上海市委在安亭事件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韩哲一玩两面派手法等。
魏文伯说：“你们的讲话给了我很大的教育。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我们没有经验。怎么处理安亭事件，也没有先例。韩哲一同志是根据中央来电不让工人北上，不是他耍两面派，至于曹荻秋同志我们考虑让他出来作公开检查。”
周谷声提出华东局能不能给我们一些物质上的支持，譬如拨给交通工具，宣传车，以便我们红卫兵到工厂与工人结合。
魏文伯说：“华东局本身也有困难，但一定帮助解决。”
华东局文革主任陈康说：“今天我是来向红卫兵小将学习的，是带着问题来的。最近到华东局控告、上访、请愿的群众很多，我们应该怎么做，才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
许云飞说：“这很容易，你们只要支持他们，和他们站在一起，就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陈康连连点头。
第二天，李学广、霍从伦拨给我们三辆自行车，一辆不能换挡的轻骑摩托，二台打字机。
13、聂元梓大左派到上海
11月20日。全国写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聂元梓和孙蓬一同车到达上海。她就住在离巨鹿路691号十几步远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里。
红色造反团的红卫兵穿着浅蓝色的工程兵军便服，他们来找我说聂元梓要见我。我高兴得不知所措，我就要见到全国仰慕的大左派了。
“聂元梓，这是炮司的小司令。”哈军工红卫兵介绍道。
“哦，坐吧。”聂元梓的声调里透着傲慢，我的心凉了半截，伸出去的手我又缩回来了。
聂元梓身穿崭新的绿军装，外披一件绿呢军大衣，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那副打扮与江青毫无区别。
她像调查户口似的问炮司多少人，都有哪些学校，我一一作了回答。
问完，她摇摇头：“你们上海的学生运动远远落后于工人运动，你们红卫兵要打冲锋，不要跟在别人的后面跑。”
我说我们搞的是工学运动。
她不以为意：“不管什么运动，你们要站在前台，要亮牌子，你们应该先打常溪萍，再打曹荻秋”。
她好像“首长”似地发命令，使我有些反感，我不想说下去了，就告辞走了。
王洪文为了让聂元梓在上海亮相，联合“炮司”、“红革会”等红卫兵组织在静安区体育馆召开了欢迎聂元梓大会，聂元梓像开记者招待会似地对上海运动评头论足。
赵全国辛苦了近一个月，终于把“上三司”拉起来了，他准备在22日开成立大会，他很懂得舆论的重要，要求在解放日报登一则“上三司”成立的简讯，被报社拒绝。他知道许云飞和张春桥关系密切，就来找他。
许云飞很欣赏赵全国，十分愿意帮他的忙，他一天要打好几个电话与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联系，交换对上海运动的看法。许云飞曾经要张春桥为他接通中央文革的电话，他要与江青、陈伯达直接通电话，要他们在电话中直接对上海安亭事件表态。张春桥帮许云飞接通了电话。电话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穆欣接的，穆告诉许云飞：“上海的事只要找张春桥就可以了，中央文革已把安亭事件的处理全部委托给张春桥了。”许云飞告诉张春桥：“如果《解放日报》不给‘上三司’登消息，‘上三司’可能要闹事。请你给《解放日报》做做工作。”张春桥说：“好，联系，联系。”不久他打电话给许云飞“《解放日报》是党报，不可随便刊登群众组织的消息，是否另外弄一张号外，这样行吗？”许云飞转告给赵全国，赵全国很高兴。
成立大会在文化广场召开，与“工总司”一样，大会的名称也不叫成立大会，而叫“批斗常溪萍，炮轰上海市委大会，”以表示造反派组织在斗争中诞生。
聂元梓作了长篇演讲，她指着被迫到会的曹荻秋喊“打倒上海市委，打倒曹荻秋”。
许云飞和赵全国、王洪文都坐在主席台上，许云飞对聂元梓喊这样的口号非常不满。他自认为自己是执行《十六条》的模范，他认为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认识问题，官做大了，有官气，群众冲一冲冲掉了就行了。光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不够打倒。
许云飞不满地对赵全国说：“不是讲好会议上不喊打倒曹荻秋口号吗？”
赵全国答应把许云飞的意见带给聂元梓。（当日许云飞对我讲述）
聂元梓在“上三司”成立大会发言之时，王洪文厂里的对立派组织“捍卫会”二千人肩扛“火烧张春桥”“取消双五条”的大字横幅，在上海街头游行。
26日，“赤卫队”成立，“赤卫队”人多势众，据说有八十万，他们在大街上到处刷“强烈抗议张春桥执行新的资反路线”“安亭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还印发了大量反对张春桥反对安亭事件的铅印传单。
张春桥已于25日中午离沪赴京。
忙坏了许云飞，他带一批红卫兵白天出去与“赤卫队”辩论，晚上上街刷“张春桥是坚定的革命左派”“安亭事件好得很”等大标语，深夜还要刻印驳“赤卫队”的传单，几天下来，脸明显地瘦了下去，只剩两只乌黑的眼睛还流光四射。
我不仅不帮他的忙，还在旁边说风凉话，“谁叫你瞎起劲，刷保张春桥的大标语的？既然曹荻秋不需要人保，张春桥也不需要人保，他们都要经受文化大革命的考验！”
11月29日，发生《解放日报》事件。“红革会”要求第九期《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同时发行，因为第九期《红卫战报》刊登批判《解放日报》的长文，他们要彻底肃清《解放日报》的流毒。遭上海市邮电局报刊发行处和《解放日报》社拒绝。
30日，“红革会”占领了《解放日报》社。
“工总司”支持“红革会，”派出几百人进驻《解放日报》报社。
聂元梓支持“红革会”，她说：“《解放日报》是要害，要抓住《解放日报》事件，攻上海市委！”
“赤卫队”反对“红革会”的做法，组织了上百万人的示威游行，高呼“我们要看《解放日报》”“《解放日报》是党报”的口号。
我和老汪头等到《解放日报》社去贴“炮司”严正声明——坚决支持“红革会”的革命行动。
汉口路上人流如潮，《解放日报》大楼里更是拥挤不堪，像大串连时红卫兵坐的火车。上百上千个红卫兵和工人坐在地上，唱歌、读语录、喊口号。
我在人群中钻来钻去，好不容易才找到“红革会”的火线指挥部，王洪文也在那里，他说：“小左派，《解放日报》事件闹了几天了，上海市委一点动静也没有，这帮老爷就是怕群众，我已经派人去揪他们了，你们炮司红卫兵造反精神最足，也帮我们想想办法。”我请他放心，我立刻去想办法。
我打电话告诉许云飞，许云飞立即带了一批红卫兵出动搜寻，也不知他从哪里知道宋季文的地址，半夜三更把宋季文从被窝里拉出来，带到《解放日报》社火线指挥部。
12月5日，韩哲一、王一平、宋季文在火线指挥部与“红革会”“工总司”谈判，磨了二天二夜嘴皮，被迫在“红革会”的三项要求与“工总司”的四项要求上签字，同意第九期《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
王洪文并未就此罢休，要上海市委公开承认“解放日报事件”是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发动路线的严重事件。12月10日，曹荻秋被迫签字。

......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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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浩劫（1966年-1976年）亲历续（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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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五十五万人的共同命运
11月下旬，阿B和“瓦西里”突然钻了出来，他们十万火急地要我骑上自行车跟他们走，说有紧急情况，去救一个被走资派害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工人。
锄强扶弱，我最感兴趣！我们急星流火地赶到国棉三十一厂门口。
一个瘦得只有皮没有肉的中年男子拿着一个泥钵在向周围的群众哭诉：
“我强烈控诉厂党委对我的迫害，我不是右派，他们把我送到甘肃劳改农场劳动，我是党员，他们不让我交党费。”他摇着手里的泥钵，里面有不少纸币、分币：“工人同志，这是我九年攒下来的党费，我要把它交给党，党啊，你为什么不收呀，为什么？”
长阳中学的红卫兵告诉我，他叫成云雄，是国棉三十一厂的工人。
我想起了尧，尧见一民有饥色，曰“我饥之也！”见一民寒，曰“我寒之也！”成叔叔伤心，我也伤心。
我挤进人群，象一个包打天下的女侠：“成云雄同志，我是炮司的红卫兵，叫红鸥，侬有什么苦，对我说，等我们调查核实后，真如侬说的，保证为侬平反。”
成云雄抓住我的手，泣不成声地说：“红卫兵小将，我代表全家谢谢侬。”
1957年，反右派运动如狂风暴雨在全国开展。成云雄稀里糊涂地当上右派，遣送到甘肃省山丹县祁连山穆寨子农场劳动改造。
他干的是极其繁重的重体力活——翻地挑土运石，吃得却极差，每天只吃二顿饭，每顿二碗忽突，忽突是用青稞面做成的糊糊，吃下去1小时肚子又饿了。一天发一碗水，喝洗全靠这碗水，农场没有工资，一月发3角5分钱生活补助费。
在近似地狱的恶劣环境中，成云雄积极劳动，还把每月的3角5分钱攒起来作为党费，准备出农场后交给党组织，逢到七一党的生日，他把仅有的一碗水卖掉，卖得几角钱作为多交的党费投入他的泥钵中。
66年，动乱开始后，大字报透露农场里的右派分子名单里没有他，农场也没有开除他党籍的文件。
他愤怒了，心里怒潮陡涨，一种被人愚弄的感觉激怒了他，他决定逃回上海，争取做人的权利，他要找愚弄他的人算账，要他们还他青春！还他生命！（中国有55万人与他共同命运！）
茫茫的戈壁滩荒无人烟，他在大沙漠里逃了三天三夜，终于逃了出来。
一位素昧平生的解放军可怜他，替他买了一张到上海的票。
回到上海后，厂领导拒不认错，坚持要他回到甘肃劳改农场。
他不想回去，靠拉劳动车、通阴沟、盖猪棚，做这些最累赚钱最少的苦工来养活老娘和三个孩子。
他和我们谈过话后，就到北京上访了。我找过他几次没找到。
12月22日，黄金海在国棉三十一厂大礼堂为他平了反恢复他党籍、厂籍。好景不长，68年黄金海为了打倒杨浦区区委书记范成芳（成云雄是其入党介绍人），突然宣布成云雄是借文化大革命之名，行右派翻天之实，开大会批斗，关进监狱。直到79年4月，成的错划右派问题终于得到彻底改正，他不仅从监狱无罪释放，而且真正恢复了党籍，厂籍。现离休在家，安度晚年。
15、两难选择
12月中旬，阿B和“瓦西里”又来找我。“红鸥快！砸水晶宫去，小组集体行动，每个人都要参加，”阿B热切地说。 “瓦西里”照列一声不吭站在他旁边，像他的影子。
我不喜欢破坏，更讨厌砸东西，我把嘴一撇：“喂，什么时候了，还扫四旧？”
据说上海某一资本家特别喜欢喂金鱼，他为他心爱的金鱼造了一座富丽堂皇，只有神话世界里才有的水晶宫，不仅鱼缸全部用玻璃做的，连屋里的天花板、墙壁甚至地板都是用彩色玻璃做的。
阿B寸步不让：“扫四旧永远不会过时，水晶宫是资产阶级腐朽生活的见证，就是要砸烂！”
“为什么非砸不可？不可以封起来？”我出了一个点子。
“不行，我们不砸，红上司就要去砸了”。
我不能说服阿B，自己又不想去，只好推说忙，接待工人来不及。
“你不去，算。”阿B摔门走了，“瓦西里”心情复杂地看我一眼，他也不想去，但碍于阿B的战斗友谊，还是跟着阿B走了。
阿B这人哥们，讲义气不记仇，过了几天，他又来叫我去抄资本家的家，我更不愿意去，又以同样理由推托了。
不知怎的，我反感扫四归，总觉得扫四旧不符合《十六条》精神。阿B虽然不快，但是没有勉强我，带着全组人马走了。
晚上，他们兴高采烈地回来了，还带回了一件女式旧军衣，是特意带给我的。
“你穿穿，保证好。”阿B神采飞扬地说。
我盼一件女式军衣盼了许久，二叔是解放军，他们答应送我一套旧军衣，可是左盼右盼没有盼到。现在一件女式军衣就在我手里，太美了，我已经想象得出我穿了这件军衣要多神气就有多神气！
“我们待你好吗、没有忘记你，你不去抄家，我们也想到你。” 13岁的小凌鹰说。
阿B得意地用脚跺着地，“今天我们去抄一个资本家的家，在箱子里翻到这件军衣，这件衣服是他们女儿的，他们女儿去新疆军垦农场种田，生病死在那里了，我一看这件衣服，你穿正好，就把它带回来了。”
“我不要，抄家来的东西应该全部交给国家！我宁愿没有衣服穿，也不要抢来的东西！”我气疯了，原来是这样！怎么能这样？没有想到这是抄家抄来的，这件事超过我所能容忍的是非临界线。
心里有一个清楚而坚决的声音：决不能要这件军衣，要了，就成打家劫舍的强盗了。
坐上大卡车
带上大红花
远方的年青人
塔里木来安家
来吧 来吧
年青的朋友
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热情的欢迎你
送你一束沙枣花
送一束沙枣花
我仿佛看到了一个纯洁无邪的女孩，坐在西去的大卡车上，胸前戴着大红花，手里捧着沙枣花。1964年，我怀着真诚的仰慕写信给一个女军垦战士，倾诉了我的思念之心。
军垦战士是我初中时代的偶像。
偶像岂容亵渎！
“好……你——”阿B听到我批评他抢，火了，连话也讲不清了。他一把抢过我手中的军衣说“你不要，算！我以后再来找你，就是乌龟王八蛋。”他气冲冲地把门一摔走了。“瓦西里”犹豫了一下跟着走了，小凌鹰（凌英 市东中学初一学生）、小海鹰（邱月芳 市东中学初一学生）也跟着走了。
我站在那里，没有动，我明白，如果我说一声我要这件军衣，他们马上会回来，我们又会和好如初。
我应该让步吗？
我多么不舍得我的战斗队啊，我们是一个配合默契的小集体，一起写大字报、贴大字报、一起开辩论会，又一起参加“炮司”，从来没有红过一次脸，吵过一次架。现在为了一件旧军衣，我值得失去他们的友情吗？
选择，两难选择，一方是良心，一方是友情。选择良心，违背友情；选择友情，违背良心。
良心是不灭的灵魂，我们可以失去很多很多，唯一不能失去的就是良心。
不失去良心，就什么也没有失去。
恩奶整天唠叨的良心。
海的女儿的良心是宁愿自己变成泡沫也不刺杀王子。
我只能选择良心。
我咬着牙，含着泪，听着越来越远的脚步声。消失了，完全消失了。

......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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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浩劫（1966年-1976年）亲历续（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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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苦行僧
    工作狂许云飞病了，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他七天七夜没有好好睡一觉，据说是在忙“解放日报”事件。
  12月7日，9时多，我和周谷声送发高烧的许云飞到医院。许云飞是一个像印度苦行僧那样的圣徒，他对毛泽东的忠贞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1966年7月25日，他在日记（原文）里写道：今天早晨，广播里送来了最最悦耳的声音，最最幸福的消息，毛主席他老人家在7月16日再一次地横渡了长江。啊！我当时是个什么情况，我只觉得我的心在乱跳，那时扑通扑通的声音完全可以听到，全身的毛孔都张开了，又感到冷，又感到热。我的神经似乎失常了，手脚不知道干些什么，我实在表达不出什么个样子，总之我是多么幸福啊，这是我最最大的幸福，什么幸福都比不上。我走出宿舍，见一层层楼的走廊上、路边、食堂内外，只要广播旁边都站着人，他们的脸上都溢着幸福的微笑，有的人一口饭还含在嘴里边呢！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我天天想、夜夜想、想您，想您的身体，您的健康便是我们最最大的幸福。领袖啊！我想的也很多了啊！我经常埋怨那些医生们，为什么不发明一种长生药，不要多，只要一颗就行了，假如做这种药需要一颗人心，我马上用刀子剖开自己的胸膛取出来。
千言万语说什么才能表达我激情呢？总起来一句话，祝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许云飞刚进医院，医生的诊断是：高烧、上呼吸道感染。经过一星期的治疗，高烧退了，头痛的像要裂开，彻夜不眠。医生认为他有轻度的神经分裂症，需静养一段时间。延安医院是交通大学的挂钩医院，里面不仅住了上海的学生，还住了不少外地学生，有一批北京来沪串联的中学生，借生病为由，到医院造反，乱砸乱打，装疯卖傻，对医护人员动不动就训，就骂，就打，甚至对女护士耍流氓。医院对这些北京小爷束手无策.许云飞挺身而出，指责他们这些行为不是红卫兵所为，这些北京小爷居然从此老老实实，不再胡作非为。医护人员一看许云飞还真有本事，越发留他住下来，以后再碰到“造反”的，一律请许云飞出面解决。许云飞还把医院的学生组织起来，学毛选、学雷锋、学社论、办小报、帮助打扫卫生、送饭，他一心想把医院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许云飞为了促进医生护士学习毛选，67年1月3日，他和二个病友写了一张大字报（原文）：
最高指示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誓把四病房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初看起来，四病房门上壁上贴了不少主席语录和诗词，其实，是形于表面，华而不实，与世隔绝，冷冷清清，根本没有突出政治，没有突出毛主席思想。“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如此下去，又何其危险也！我们都是毛主席的红小兵，我们活在世上的目的就是要大立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一代一代传下去！谁敢反对毛泽东思想，不管他是赤膊上阵，还是打着“红旗”的，我们都要和他拼到底！造他的反，砸他个稀巴烂！！四病房此种沉闷空气绝非孤立！“医院是治病的，需要安静”这便是她的历史根源，以李存仁为首的当权派执行了一条不折不扣的反动黑线，这便是她的社会根源，医护人员中有好大一部分人对毛泽东思想认识极不深刻，这便是她的思想根源，而医、护人员中有不少人出身于非劳动人员家庭，又长期与白衣白帽打交道，这便是她的阶级根源！我们强烈呼吁四病房延安医院全体医护人员积极行动起来，打破大立突出政治、突出毛泽东思想，看病先看思想，随时学习、宣传、执行、捍卫毛泽东思想，誓把四病房延安医院办成毛主席思想的大学校！
我们勒令李存仁及延安医院党委在48小时内全部完满地解决以下要求：
1、立即召开会议，研究我们的大字报！
    2、每间病房要设立一块语录板，以便抓活思想，做思想工作。每间病房成立毛选学习小组，医生护士下病房。每人起码得每天自学一小时（重病例外），每周开二次以上学用会。
    3、医生查房时，护士铺床时，交接班时都要学毛主席语录。
    4、走廊里设一宣传牌，张贴有关传单。
时间从1月3日17时开始计算，若逾期未完满答复，我们就被迫与1月5日十七时开始采取坚决的行动——绝食！！！
413病房，乔小三、苏革文、许云飞
第二天，他们三人又写一张大字报（原文）：
最高指示
绝不要以为决定上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就会实行，总有一小部分人不愿实行。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
夺取新的胜利
由于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威力，由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洪流滚滚，迅猛异常，李存仁代表党委于1月4日十点，表示全部接受我们的四点要求。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巨大胜利！我们高举双手热烈欢呼：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祝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我们的大字报贴出后，得到广大的工人、医生、护士和病员的支持，有很多人特意跑到我们这儿来表示坚决支持，并勉励我们一反到底！在此，我们向你们向病员“争朝夕”战斗队表示衷心地感谢！并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革命造反的战斗敬礼！
然而我们的大字报也触怒了某些人，这原因固然千差万别，但归根到底就是害怕毛泽东思想咄咄逼人的阳光照到它的身上。这并不奇怪，在阶级社会里，要造反，要革命，那能那么一帆风顺？那能无人反对呢？“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他们的反对，更增加了我们斗争信心！他们的反对，实在没有什么了不起，只不过“几只苍蝇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而已。
这一斗争是胜利了，然而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们任重而道远，我们坚决和全院的革命职工、病员一起把延安医院、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倒斗臭！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坚决把四病房， 把延安医院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让我们在这新的一年里，抹马利箭去夺取新的胜利吧！
我们最最敬爱，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完全是胜利者的口气了。(1992年许云飞对我讲述)
17、海港任我飞
12月18日，上海市委后院起火，以徐景贤（原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支部书记）、郭仁杰（原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支部副书记）为首的机关干部宣告造反，成立“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机联站”），原为曹荻秋写检查的徐景贤从这天起跟定了张春桥。
下午，“机联站”在文化革命广场（原文化广场）召开“批判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12月中旬某天，王洪文来向我们告别了，他另找了一幢小洋房，把“工总司”总部搬走了，“工总司”“炮司”联合办公从此划上了句号。
“工总司”一搬走，691号显得清闲多了，“炮司”的红卫兵大多下厂了，我也准备走了。
顾明德常来找我，他给自己取了个新名叫“红炮”，他说为了不忘记我和包炮，从我和包炮名字中各取一字。他还邀我到港务局帮助他们筹备“工总司”海港联合指挥部（简称“海联指”），我说：“太好了，我就是想到海港去！”你们好！海鸥，我来和你们作伴了！
12月16日，第一次筹备会议在港驳公司举行，上港二区等八、九个造反派代表清一色小伙子出席了会议。大家推荐上港二区的巨人（梁飞）当头。巨人身长二米，港湾学校毕业，戴一副近视眼镜，显得文质彬彬。
我谈了一通“要在斗争中壮大”的话后，巨人提议找当权派谈判。港务局在外滩的海关大楼内，局长正在开会，很客气地请我们稍等片刻。走廊上一张乒乓台，我们想也没想，涌上去打乒乓。中国是乒乓大国，人多地少，小小的乒乓球因运而生，成了国球。我国的国人，不管老少，都会打几下乒乓。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我父字辈兄弟四人，用我家的八仙桌加了一块桌面进行家庭乒乓友谊赛，四兄弟杀得难分难解，最后打过仗的二叔当了冠军。我的脑子里从来没有女卑男尊的思想，所以我一点也不怯场，混在他们中间，凭自己的本事，与他们在乒乓台上争个高低。我打起球来像小老虎下山，又猛又快，几个回合下来，他们对我又增加了几分好感。我的头齐巨人第三粒衣服扣子，他占据空中优势，但他并不打算利用，只是一比一划与我死打，我抽了几个球他没有接住，嘴里还连喊“好球”“好球”。打了一会乒乓，局长来了，局长是个老革命，看上去温柔敦厚，没有架子。他很豁达：“我接受群众的批判，炮轰火烧都可以，保证随叫随到。”
我没见有这样吞湖装海肚量的老干部，我喜不自禁地握着他结实的手说：“毛主席要你们老干部下楼洗澡，我们红卫兵、工人同志欢迎你们老干部到我们中间来。”巨人说请老干部为我们“海联指”提供方便。局长二话不说，拿起电话，三下五除二，为“海联指”解决了办公室、交通工具。“海联指”办公室设在长治路海员医院内。12月20日在医院大礼堂召开了成立大会。
开完成立大会，12月26日我鼓动他们抢黑材料，我说“海联指”要打得响，还要搞几次大的革命行动。现在最有影响的革命行动是抢黑材料。巨人的阔嘴巴张得大大的，仿佛怕辣的人吃了辣椒：“啊，小左派，抢档案是犯法的！要杀头！”我把嘴一撅，不高兴地说，“犯什么法？又没有叫你抢档案，叫你抢整群众的黑材料。你就怕死了，胆小鬼，还亏你是造反派！”红炮是最“紧跟”我的，他右臂一挥：“走，抢黑材料去！为民申冤。谁不抢，谁不是造反派！”巨人虽然一贯谨慎行事，但他不愿在我一个女孩面前当熊包，他一拍大腿，一锤定音：“你说的有理，黑材料我们抢定了。”巨人和他的小兄弟呼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大白天冲进了港务局办公大楼，把他们认为是黑材料的纸片，一抽斗一抽斗都倒进麻袋，然后用小三卡运到了一个秘密地点藏起来。我恪守“不包办代替”的信条，始终在边上看着。巨人派了几个青工专门整理这些材料，青工们不断告诉我：“xxx写告状信”“xxx写申诉信”我则催巨人：“快写大字报，揭露！”
黄浦江两岸港务局有九个装卸区，一个港驳公司。各港区都来叫我，要我帮他们筹建造反队，我从不拒绝，我是黄浦江上的海鸥，整天从这个区飞到那个区，飞遍了港务局。

......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