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红标：毛泽东对文革武斗的责任主要是放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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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

　　1文革中多数人都信仰毛泽东 但各人心目中的毛泽东不一样

　　2老红卫兵是在阶级斗争的理论框架下谋求特殊利益

　　3毛泽东支持红卫兵的根本原因：他们跟工作组有矛盾

　　4老红卫兵对中央文革的反抗是反思文革的重要起点

　　核心提示：我认为毛泽东主要的责任是放纵，不过有的时候、为了他的政治目的而指责限制群众，实际上造成支持的效果。至少在1966年夏季是这样。




　　印红标 资料图

　　本文系凤凰网历史频道对话北京大学教授印红标文字实录，采访、整理：唐智诚

　　嘉宾简介：印红标，1951年生于北京。北京大学博士。1987年起至今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教。1993-1994年先后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进修和任访问学者。2000-2001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任访问学者。教学和学术研究领域包括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等，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活动和思潮，已发表多篇学术论文，著有《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

　　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主要通过文斗  武斗则是最残暴的一面

　　凤凰历史：前段时间宋彬彬为自己在文革中的行为道歉，引起了一些争议。有人说她没有反省打死人的错误，道歉不深刻，您怎么看？

　　印红标：文化大革命群众中，频频发生殴打折磨人，甚至打死人的残酷现象，这是文革的罪恶之处，是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不能接受的。

　　据我目前接触到的资料，1966年8月5日师大女附中发生殴打折磨校领导致死的事件当中，宋彬彬没有参与打人，还曾经与文革委员会（或者师生代表会）的刘进前去劝阻。她们没想到会打人致死，态度不够坚决，没有盯在那里。她们走后，一些学生再度实施殴打折磨，致使学校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身亡。

　　宋彬彬主要是为她参与在学校里张贴出第一张大字报伤害老师，以及发生打人事件期间，作为文革委员会（或师生代表会）副主席没有保护好校领导而道歉，即为文斗而道歉。没有参与打人（武斗），也为批判和伤害老师（文斗）道歉，这是应当做的事情。至于当时的文革委员会（或师生代表会）有多大权威，她的道歉是否深刻，还可以再考究。

　　打人在文革中被称为“武斗”。“武斗”泛指暴力尤其指打人等人身侵害行为，与之对应的是政治的批判斗争，动口不动手，被称为文斗。这里有必要说说文斗与武斗的关系。

　　文化大革命对人们，更普遍、更深刻的是政治上的伤害，文斗是主要的基本的形式，是文革领导者提倡的。文化大革命中学生打死老师之类的事非常耸动、突破善良人们的情感和道德底线，因此引起人们强烈的反感。然而事实是：文化大革命的作恶方式，主要是文斗、即政治的无情斗争、残酷迫害；武斗（公然打人，打死人）则是最能揭示文化大革命残暴的一个方面。

　　凤凰历史：为什么说文斗比武斗对人的伤害更深刻？

　　印红标：武斗固然恶劣，但文斗更普遍、更深刻。文化革命的目标不是要打人，把所谓走资派、阶级敌人打死，它是要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批判、斗争、打倒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及其他阶级敌人。实现这个目标靠的主要不是武斗，而是文斗，即恶意攻击、栽赃诬陷、人身侮辱，甚至大会批斗、游街示众等等政治斗争方式。文化大革命主要内容是文斗。中共中央关于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之一“十六条”中提出：“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人民日报》社论宣称：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传单里写道：打人只能触及坏人的皮肉，不能触及他们的灵魂。林彪在天安门讲话：“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

　　从本质上说，文革不是以打人杀人为目标的革命，不是武装斗争。刘少奇是文革的主要斗争对象，他被迫害致死，但不是被打死的，是被“整”死的。

　　文革武斗不同于希特勒有步骤地灭绝犹太人

　　印红标：毛泽东讲过不用武斗，但是为了发动群众运动，又纵容暴力。文革中武斗大量发生的主要政策原因是毛泽东放纵积极分子的暴力行为。很显然，他担心对这些人做太多限制，会不利于运动的发动，这是在运动的初期。在群众运动发动起来之后的某些时候，他纵容武斗，是因为不愿他所器重的一部分群众受挫。例如在1967年的上海。中心是为了使运动按照他的意图发展。这和希特勒有纲领，有组织地杀害犹太人不一样。

　　文革中对暴力有两个标准，一个标准是党的政策，正式文件上写的：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打人等等；另一个标准是“十六条”引用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讲的：“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以及在运动中被广泛引用的，上述文字下面的话“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就赋予暴烈行动革命的意义，含糊地一定程度地容忍了打人。

　　在红卫兵的所谓“红八月”，打人的事件发生后，中央的政策是不追究凶手的刑事政策。1966年8月下旬，谢富治在讲话中说，红卫兵打死人怎么办？打死就打死了，不能按刑事案件去办。这不仅是谢富治的态度，也是最高层的政策。

　　凤凰历史：卞仲耘在6月下旬工作组召开的批斗会上受过比较严重的侮辱和殴打，在8月5日更是被殴打致死。但是毛泽东在8月18日接见宋彬彬的时候，还说“要武嘛”，有人说这是毛泽东在暗示可以打人，您怎么看？

　　印红标：首先，毛泽东是否知晓卞仲耘校长被害事件是个问题，需要考察。从现有资料看，毛泽东接受宋彬彬的红卫兵袖章与卞校长被害没有直接关联，并非要借此号召打人杀人。

　　其次，要防止对“要武嘛”三个字的过度阐释。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你叫什么名字？宋彬彬回答说：宋彬彬，毛泽东说“要武嘛。”客观地看，毛泽东的说法更像是随口开的玩笑。

　　次日《光明日报》记者采访宋彬彬，得知毛泽东说了这三个字，遂以宋要武（宋彬彬）的名义写了一篇文章，对“要武”做了一通发挥。文章联系到中国革命历史上的暴力革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泽东语录“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等等，还说：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造反了，要武了等等。这反映了当时流行的不良作法和文风。记者文章对“要武嘛”进行了夸张的、过度的解读，但是仍然有限度，即没有鼓动打人。我询问过的一些文革过来人，他们当时并没有把报纸报道毛泽东讲“要武嘛”，理解为可以打人，更不用说杀人，只想到毛泽东此前赞扬女民兵的诗句“不爱红妆爱武装”，毕竟中央的“十六条”明明白白写着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毛泽东第一次接见之后，红卫兵的传单报纸多起来，我看到过不少，但是没有看到将“要武”作为实施暴力的依据。公然鼓吹“红色恐怖”的文章很少，我看到两篇，但都没有提到“要武”。我的见闻有限，也许新的资料会导致另外的结论，但是我只能依据资料说话，不能靠想象。

　　40多年前记者的文章过度解读“要武嘛”三字，40多年后的某些说法也在过度解读，尽管一个是为了吹捧，一个是为了谴责。

　　工作组领导运动时期，刘少奇、邓小平的基本政策主张是反对脱离工作组（或党委）领导的“乱斗”及打人，但是师大女附中工作组主持的批判会上发生了殴打卞仲云的现象，据说是因为出现了工作组对会场的失控。

　　毛泽东对武斗的责任主要是放纵  有时会为政治目的而客观上造成支持的效果

　　凤凰历史：国外有些学者认为毛泽东对武斗的态度是怂恿，您认为是这样吗？

　　印红标：我认为毛泽东主要的责任是放纵，不过有的时候、为了他的政治目的而指责限制群众，实际上造成支持的效果。至少在1966年夏季是这样。

　　比如北京大学的“6.18”事件（编者注：即北京大学的部分学生在工作组不在时，自发批斗“黑帮”。批斗过程中发生了侮辱人的现象，如挂牌子、将墨汁倒在被斗人的身上，拿纸篓扣在被斗人头上等。）发生后，工作组认为这是乱斗，不能这样做。刘少奇批示说，制止“乱斗”是对的，还批示转发至全国，要求注意纠正“乱斗”。

　　工作组是上级组织派来领导运动的，学校里的斗争都要服从工作组领导。工作组在政治上有“左”的错误，但仍然被毛泽东批判为压制群众，工作组组织的批斗还算有分寸、有底线。在工作组的主持下，有时也会发生打人事件，但一般会被工作组制止。但是毛泽东说“6.18”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是革命事件。以后，谁还敢纠正？各级领导都不敢纠正乱斗、打人的现象了。毛泽东抓住了工作组否定的东西，然后把它翻过来。这样的作法，显然是为了反对他的政敌，给政敌找茬。这就加剧了群众暴力行为。

　　有些学者用西方人熟悉的、能够听得进去的方式谈文革，把文革简单地说成是像纳粹屠杀犹太人那样，意在打人、杀人。不能不说，这种对文革的诠释偏离了历史事实。

　　多数人是在自己受到伤害后才反思文革

　　凤凰历史：您的书中写到遇罗克、王容芬等青年对文革的批判和抵制，为什么当时也存在不同声音，却没有办法阻止文革悲剧的发生？

　　印红标：1957年以后，毛泽东的思想已经控制了全党，又通过近十年的政治教育控制了青年一代。以阶级斗争为纲、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等是文革中青年紧跟毛泽东的思想基础，当时能够跳出这个思想藩篱的人很少。

　　比如北京外语学院的大学生王容芬在1966年9月给毛泽东写信，要求毛泽东：请您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想一想：您在干什么？请您以党的名义想一想：眼前发生的一切意味着什么？请您以中国人民的名义想一想：您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去？她郑重声明：从即日起退出共青团。她把这封信抄写数份，分别邮寄给中共中央、毛泽东本人、共青团中央等六、七处。然后身揣一份那封信的德文译文，在苏联大使馆附近，边走边喝下四瓶敌敌畏杀虫剂，向大使馆方向走去，期待以死抗议文化大革命的事情能被世界知道。

　　遇罗克以青春和热血为受家庭出身歧视的青年呼唤平等的权利，已经广为人知。这些都是青年中值得尊重的先知先觉者。然而，思想的前驱总是少数，甚至是极少数。

　　虽然有不同的意见、有抗争的声音，但是为什么没有阻止文化大革命？因为多数人拥护毛泽东、愿意跟着毛泽东走。个别人提出的抗议没能影响整个运动的发展，必须有一批人，才会影响到整个运动的发展。几千万青少年的思想，一时很难被极少数先驱者的想法改变。

　　多数人像大潮一样跟着毛泽东走，他们也会遇到一些难于理解的问题、感到跟不上，但是当自己或者家人亲友受到打击，情况就不一样了。据我观察，大部分人是从自己和家人受到文化大革命伤害之后，才逐步地重新思考问题。比如，冲击知识分子和“黑五类”阶级敌人非常激进的老红卫兵，只是当他们的家长普遍受到冲击之后，才开始了怀疑和动摇，直到最后的批评。

　　文革中多数人都信仰毛泽东 但各人心目中的毛泽东不一样

　　凤凰历史：多数人像大潮一样跟着毛泽东走，为什么红卫兵还会产生派别呢？

　　印红标：红卫兵的派别是由社会和政治的双重原因所造成。比如，虽然大家都相信毛泽东是正确的，但有人会觉得毛泽东的这些话讲得好，对另一些话“不理解”；而他“不理解”的，有可能是别人喜欢的。

政治运动中个人的好恶具有社会、政治上的原因。人们都信仰毛泽东，但由于社会和政治处境的差距，他们心目中的毛泽东并不一样。

　　凤凰历史：具体来说，红卫兵思想上之所以会产生派别是跟个人处境有关系？

　　印红标：是的，相关性很高。所谓政治处境，就是政治上是否靠近领导核心，是领导（工作组或者党委）眼中的左派还是右派。社会处境就是家庭出身，这也和政治也有关系。一般地说，政治方面是可以选择的，你可以认为这个书记站在毛主席路线一边，那个校长搞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可以在两派人中选择。但是社会方面，个人的家庭出身没有办法选择。

　　凤凰历史：您将红卫兵分成哪些派别呢？

　　印红标：我结合红卫兵运动中比较重要的事件和分歧，把红卫兵大概分成四派。

　　第一派是老红卫兵，它的社会特点是以干部子弟为核心，而且是中高级干部子弟。“红五类”虽然包括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但是工农子女在大城市的重点中学学校比例很低，政治活动能力也不强。

　　老红卫兵只在北京形成有力的派别，因为只有北京才有那么多的领导机关，有足够多的官，才有足够多的干部子弟，能成为有影响的社会力量。各大中央局（编者注：即1961年1月，成立的中共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和西北六个中央局。1966年，文革开始，各中央局被撤销。）所在的大城市也有一批干部子弟，比如西安、沈阳和上海，有一些类似北京老红卫兵的组织，但是他们不够强大。老红卫兵的典型形态还是在北京，其他地方没成气候。

　　西安有“红色恐怖队”，沈阳有“红后代”，基本汇入保守派。

　　顺便说说，后来在一些老红卫兵与造反派的对峙中，佩戴黑色“红卫兵”字样的袖章，称为“黑字兵”，这是“老”资格的象征。因为毛泽东没接见红卫兵之前，印染社不给自发成立的组织印袖章，红卫兵只能自己用墨汁在红色袖章上涂写“红卫兵”三个字。宋彬彬给毛泽东戴的袖章，“红卫兵”是黑色的。第一次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照片没有加工。毛泽东带的是黑字红卫兵袖章。后来新华社再发表，改成黄字袖章，大概是为了好看，但是就露馅儿了：它不是现场的真实照片，而是经过加工、不符合事实的照片。最近多数网站贴上去的还是这种失真的照片。可见传媒失真的影响有多么深远。

　　老红卫兵是在阶级斗争的理论框架下谋求特殊利益

　　凤凰历史：老红卫兵做了些什么，为什么毛泽东会支持他们？

　　印红标：老红卫兵做的第一件事是反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教育革命批判老师、批判校长、批判教育路线。第二件事就是鼓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但这不是毛泽东的意图，而是老红卫兵的私货。相对应的，反“血统论”也是造反派的私货。

　　“血统论”是什么呢？举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的一张大字报《“自来红”们站起来了》中这样写：“有人称我们是”自来红“。崽子们，你们的诬蔑是我们无上的光荣，你们说对了，要问老子是哪个？大名就叫”自来红“。我们从小长在红旗下，或生长在红色的部队、家庭环境中，从小就饱受革命的教育，我们老子是跟着党跟着毛主席从枪林弹雨中闯出来的，他们对党对毛主席有最最深厚的感情，最最热爱毛主席。”（编者注：“自来红”是北京一种月饼的名称，文革前借以批评一些不顺从领导的干部子弟，要他们做经过思想改造的“改造红”，不能自来红。）

　　文化革命中，老红卫兵和造反派是对立的两派。老红卫兵最早造反，但是不叫造反派。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出身中等甚至不好的中学生也成立了红卫兵，这才是中学的“造反派”。老红卫兵就说：“崽子们都起来了，翻天了。”（编者注：崽子，即狗崽子，是文革中对出身不好的人的诬蔑性称呼。）老红卫兵鼓吹血统论不是毛泽东的号召、造反派反血统论，有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但也难说是毛泽东需要的文革主流。围绕血统论的争论，是出于学生自己的利益和社会要求产生，带有自发性，所以具有社会意义，而对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伟大战略部署”意义不大。

　　凤凰历史：文革前老红卫兵和造反派所受的教育是一样的，为什么老红卫兵会产生这样的想法？

　　印红标：这一代人属于战后出生的“婴儿潮”。到50年代后期，升学中就出现了教学资源或者优质教育资源紧张的情况，竞争逐渐尖锐，重视家庭出身与此直接相关。1962年毛泽东重提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以后，家庭出身就把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到1964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后，进一步强调了。

　　当时虽然强调出身好，但也不是说出身好就等于一切，在政治方面还要求改造自己的思想、要靠近党团组织、服从党的领导。所以有时也会批评某些干部子弟，要求他们接受党的教育、改造思想，真正成为党的事业的接班人。这种以承认特殊地位为基础的批评是一种爱护。但是有人就认为受到压制。有些干部子弟自以为是，成绩也不是特别好，不那么听老师的话，倒是一些出身中等或者出身不太好的学生，他知道自己在政治上不行，所以特别听老师的话，学习成绩又好。老师自然喜欢学习好的人，喜欢听话、有礼貌的乖乖女、乖乖仔，而干部子弟中的有些人，就不那么顺从，所以就发生了摩擦。

　　文化大革命以前，出身不好的人，在升高等学校时已经受到了限制。在别人看来，干部子弟享受的待遇已经够不平等的了，但是一些人还认为不够，追求极端的家庭出身优待和歧视政策。文革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学校被指责贯彻阶级路线不利，“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说法就这么产生了。

　　《“自来红”们站起来了》中写到：“革命的重担落在我们肩上，大权一定要我们掌握！”他们掌权的合法性来自哪里？来自血缘关系，他们的父亲。但这又不是简单的血统论。他们的逻辑推理是：我的父母革命，我在家庭中所受的教育是红色教育，所以我也革命。所以我比出身资产阶级，受资产阶级教育影响，还需要和资产阶级划清界线的人，更应该享有优先权。老红卫兵是在阶级斗争的理论框架下，争取特殊利益，比如更多更好的升学机会，成为革命“接班人”，即政治发展的机会。

　　毛泽东支持红卫兵的根本原因：他们跟工作组有矛盾

　　印红标：老红卫兵做的第三件事是坚持不受工作组束缚的组织方式和活动方式。有些干部子弟得到了一些信息，比如毛泽东在跟王海容、毛远新的谈话和春节讲话中，对学校教育、对知识分子的批评，他们听得很入耳。所以清华附中红卫兵刚成立时，是由一些批评校领导的学生组成。这里面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干部子弟，也有个别中等出身的人。因为他们挑战清华附中校领导的权威，真正能跟他们走的人很少，顾不上讲求出身。

　　在批判学校领导时，红卫兵组织是自发成立的。工作组来了以后，支持他们批判学校领导，但要求他们服从党团组织系统的领导，这就和红卫兵发生了摩擦。工作组认为他们是左派，把他们吸收到文化革命委员会中，吸收到团委中，已经把他们捧得很高，但是要他们解散红卫兵组织。这些红卫兵就是不解散组织，并且提出比工作组更激进的主张，不愿意按照工作组的要求团结大多数同学。

　　北京市中学的工作组，基本是由共青团中央派来的。他们认为一些左派组织批学校教育、学校领导，在运动初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样的组织长期存在效果不好。邓小平的指示就是：要用共青团组织去“消化红卫兵、融化红卫兵”。也就是说，要使红卫兵的头头成为中学团总支或者分团委的负责人，同时解散红卫兵组织。

　　老红卫兵认为工作组不够革命，不够彻底，他们要保持自己的组织，不愿意事事听工作组的指挥，认为自己应该有一些独立性。红卫兵说：“我们的领导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但这种对党中央、毛泽东的忠诚和服从，只是政治上的，不是组织上的，是基于他们的理解而服从。这违背了共产党历来对一切群众团体的基本要求。刘少奇说：红卫兵是秘密组织，也是非法的。刘少奇还指示：学生搞的自发组织还是要用党、团组织来代替。党外、团外，都不能搞秘密组织、秘密活动。搞秘密组织，后果不好。

　　老红卫兵不知天高地厚，他们无视共产党不允许在党团组织之外另搞组织的原则，从而与工作组摩擦升级。这才是毛泽东支持红卫兵的根本原因--他们跟工作组有矛盾，他们有追究工作组路线错误的冲动，可以一级一级追到中央的刘少奇。

　　凤凰历史：所有干部子弟都跟工作组有摩擦吗？陈小鲁、宋彬彬他们好像跟工作组关系比较好。

　　印红标：工作组是着力贯彻所谓“阶级路线”，扶植高级干部子女的，但是仍然发生了摩擦。

　　海淀区有很多部队大院的干部子女，跟工作组搞摩擦的多是海淀区的干部子弟。西城区则是国务院机关大院的子女比较多，他们的父辈跟周恩来的关系比较密切，比如四中的孔丹。这些干部子弟比较注意政策，认为做事不能过激，跟工作组有很好的关系。但是听说毛泽东支持红卫兵、批评工作组以后，他们就面临将来要怎么办的问题。

　　西城区的高级干部子弟，不论是宋彬彬、孔丹，还是陈小鲁，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入党了，都是学生模范、三好学生等。文革开始之后，有的学生积极贴大字报批校领导，比如刘进、宋彬彬；有的学生是接受现实跟着批校领导，这才能在工作组时期维持学生领袖地位。

　　但接着工作组又倒了，曾经受到工作组器重的学生有不同的表现。北京多数中学没有学生批评工作组，所以一些高干子弟就转身带头批工作组。他们消息灵，比别人更早知道中央要撤工作组，由于当时特别强调血统论，他们还成了红卫兵的领袖人物。例如北京四中、六中、八中的红卫兵。照理说，他们是工作组下面的既得利益者，应当保工作组，但他们抢先转而批评工作组，保住了左派的地位。这种作法后来被指责为政治投机。

　　但是城区的师大一附中、师大女附中和二十五中这三所中学有学生批工作组，所以师大女附中刘进、宋彬彬这样跟随工作组的人即使想转弯，也不容易了。工作组在的时候，刘进、宋彬彬和工作组站在一边，批过那些“反”工作组的学生。所以宋彬彬向毛泽东献袖章的当天，批工作组的那派红卫兵就找刘进说：你们犯了错误，不配去献袖章。刘进说：那怎么办？我们把红卫兵的臂章要回来吧？她果真向中央文革小组的王任重提出更换袖章。这就说明刘进、宋彬彬在师大女附中不可能像四中、六中、八中高干子弟子那样轻易转弯。

　　陈小鲁的情况也很有趣。他听父亲说过，除了共产党共青团组织，其他的任何组织都不要参加，所以陈小鲁没参加红卫兵，但是仍然被红卫兵拥为领袖。究其原因，一来是陈小鲁在学生中有威信，二来是血统论的影响。陈小鲁是八中学生中为数不多的党员，工作组支持的学生领袖；他父亲又是八中学生家长中级别最高的老革命。

　　这里还有一些细节，也值得注意：真正起来挑战工作组权威的老红卫兵多是中高级干部子弟，像清华附中、北大附中是以司局级和副部级的干部子弟为主。可是西城区的红卫兵，像四、六、八中学生领袖的父母多是中央级、省部级干部。这是不一样的，中央级高干是众人皆知的传奇英雄，像陈毅的文采和个性，在社会上口碑甚好。因而中央级干部子女不必高调登场就已经被推上舞台了，他们往往不是红卫兵的发起者，而是被人拥戴出来的。中央级干部的子女是血统论的实际受益者，同时又不必自己来特别强调出身。而不知名的司局长级中高级干部的孩子，需要抱成一团来争取利益，要高唱“老子英雄儿好汉”为自己壮声势。

　　老红卫兵是1966年8-9月所谓“红八月”血腥暴力的发起者和主力，保守派是参与者，造反派则很少参与，他们正在争取“平反”。但是也要看到，不是所有的老红卫兵成员都参加了打人。具体到个人的表现，要做个案考察。

　　老红卫兵对中央文革的反抗是反思文革的重要起点

　　印红标：老红卫兵还有一个特点是反对普遍冲击党的领导干部。这主要因为他们自己跟党的领导干部就有血缘关系，虽然说为革命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实际上不用上刀山、不用下火海，当革命革到自己爹妈头上，他就不理解、不革命了。但他们的反应，与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不一样，他们不理解就敢反，自以为是当然的革命接班人，从来没想到自己会是反革命。中央文革小组批老干部，他们就最早反对中央文革。他们误解了文化大革命，以为是批知识分子，只是文化界的革命。其实文化大革命是政治的革命，是党内斗争，主要批老干部、批当权派。

老红卫兵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反抗，虽然明显带有维护自身利益，甚至是特权利益的局限，但他们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和造反派打击老干部是应当肯定的，反对动用专政机器镇压老红卫兵是合理的。他们的抗争是老红卫兵反思的重要表现和起点。夏天被捧上天安门，冬天被批判，甚至进监狱的大起大落，使很多老红卫兵产生了强烈的被愚弄、被欺骗的感觉，不得不重新思考文化大革命和中国的命运，直至走出文革的思想误区。

　　文化大革命是“毛天下”和“党天下”之争

　　印红标：红卫兵的第二个派别是保守派。保守派最大的特点是依靠党委或工作组开展运动。保守派赞赏“血统论”，但是认为不要太过头，要按党的政策执行阶级路线。今天看来，当时所谓“党的政策”也是左的错误的。

　　各级领导干部（当权派）构成了等级制的党政军领导体系。毛泽东的文革要发动群众冲击党政领导体系，揪出其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因此有人说：文化大革命是“毛天下”和“党天下”之争，很传神。所谓“毛天下”就是凭借个人魅力，凌驾于全党之上，说什么就是什么，毛是个人魅力型的享有个人崇拜地位的领袖；而刘少奇依靠的是党的组织体系，是党机器的化身，他的所有指示都是靠党的组织贯彻，而不是个人。党组织在社会面前，包括群众面前是无可争议的领导者，但是遇到了毛泽东和他发动和指挥的群众的上下夹击。群众的政治合法性则完全仰赖毛泽东的支持。

　　保守派与受到毛泽东支持的老红卫兵的关键区别是在刘少奇、邓小平领导运动的50天里，对基层权威，即工作组或党委的态度不一样。最典型的就是清华大学的保守派，贺鹏飞、刘涛一派是受工作组扶植的，由于蒯大富挑战工作组，他们参加了反蒯大富行动，所以后来即使要转身批工作组，也办不到。

　　大学的派别分歧是全国性的，在大部分大学里，争论的焦点是对工作组的态度。有的学校没有派工作组，继续由党委领导。保工作组或党委的学生形成保守派。大学学生的派别分歧基本起源于对工作组和党委领导的分歧，不同于中学起源于血统论之争。毛泽东始终不喜欢保守派，因为保守派要保护当权派。

　　北京的中学生干部子女形成了老红卫兵派，而其他地方的干部子弟大多相信党组织和工作组，属于保守派。在上海、武汉、沈阳等中央大区局所在地，高中级干部的子女也模仿北京学生，成立了红卫兵，但是他们的父母就是当地的党委成员，是与工作组处于同一个党政体系之中，所以那里最早成立的红卫兵通常是保地方党委的，在一开始就是保守派。

　　可见，保守派是全国性的组织，而老红卫兵基本限于北京，并且限于中学生。老红卫兵一开始是被说成反工作组的人，所以毛泽东才支持他们。接着，干部子弟很快成立了红卫兵，不论对工作组的态度如何。其实中学的多数干部子弟并没有跟工作组闹摩擦，一些高干子女还受到工作组的器重。他们转而成为红卫兵的头头，使红卫兵逐渐失去了毛泽东所赞赏的反工作组的特质。

　　红卫兵把自己的组织看成“红五类”特别是干部子女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阶级队伍，把争取家庭出身问题上的特权看得比反工作组还要重要，只要是干部子女或“红五类”，就可以成立红卫兵，致使红卫兵原来的反工作组色彩被冲淡。这是红卫兵的第一次变质或者变味。刘进、宋彬彬就是在这样的变味之中，凭着高干子女的身份成为红卫兵的。这也是她们为什么缺少尽早成立红卫兵的强烈冲动的原因。另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条：她们曾经听到工作组，甚至邓小平本人对红卫兵的负面评论。

　　把红卫兵内部的复杂性厘清，才有能批判到要害。不能抓住一个“宋要武”的符号，忽视历史事实，文章写得再尖刻，也难于面对史实的拷问。严肃的文革批判，理应摈弃概念化、简单化的套路。（未完待续）

来源: 凤凰网历史 | 来源日期：2014-02-28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 ... 20140228101388.html

yangharrylg

呵呵，讲了些似是而非的道理，却回避了真正重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