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景明：我与服务中心二十年

tuffy05

特约撰稿人 灵子
　　2011年，辛亥革命100年。各种方式的回溯、反思、纪念，令读者目不暇接，甚至审美疲劳。
　　从事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学者，鲜有人不知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中心”）。



　　这里拥有同类机构无法比拟的丰富资料，比如中国2882个县中将近2800个县的县志、数千种由省到村一级的地方志；840余种中央、省、市乃至县级的年鉴、统计年鉴及各行业年鉴（大部分都始于创刊号）；五十年代初以来中央及省级的报纸……
　　中心被学者称为中国研究的“麦加”。2004年，庆祝中心成立四十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中心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开篇即感叹：“没有这个中心的话，当代中国研究当何以进行？整个六、七十年代，如果不是来到香港，得到中心的支持，我们何以了解当时中国人每天的生活？”
　　这样感慨的学者远不止他一人。尤其九十年代起，中心着重邀请大陆学者前去访问，从事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优秀学者几乎被“一网打尽”：秦晖、高华、张鸣、沈志华、杨奎松、林蕴晖、谢泳、韩钢……
　　中心前助理主任熊景明戏称这些学者为“国宝”。而她自己，则因主持中心二十余年、热衷为中外学者提供帮助与交流机会，被朋友们称作“熊猫饲养员”、“学术媒人”。
　　几乎每篇谈及中心的文章里，都盛赞Jean Hung（熊景明的英文名字）的热情与宽容。学者张鸣撰文道“景明总说自己无非是个图书管理员，一个‘图书管理员’能让这么多中外一流的专家学者费这么大心思赞美她，肯定是世界第一，可以进吉尼斯纪录的。”
　　“我觉得这些都是缘分和命运。”虽是四十年代生人，熊景明依然活力充沛，体态轻盈，也许与她长期游泳、练习瑜伽有关。讲话时，她常常爽朗大笑，颇具感染力。她的乐观由来已久，在自传随笔《家在云之南》中，她将此归结于母亲的遗传。即便在文革的灰色时期，她也总是笑嘻嘻对忧心忡忡的家人说：“不怕。”
　　因为中心，有一批人能走得快一些

　　问：中心1963年成立于香港，在中文大学接手之前，是什么状况？
　　熊景明：那时叫做“大学服务中心”，是为做中国大陆研究的海外学者提供的学术基地。在西方学者进入不了中国大陆的年代，香港是最靠近它的地方。大陆好像被帘幕遮着，这里可以听闻帘幕内漏出来的点滴信息。
　　问：那时的资金来源是怎样的？
　　熊景明：一开始是学者四处奔走，找这样那样的基金会支持，到了七十年代，美国学术团体协会（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成了中心的主管单位，负责筹钱。这个协会本身没什么钱，所以中心每年最困难的依然是找经费。香港房租很贵，在中大接手之前，单房租就占了整个中心支出的一半。
　　一直到现在都流传着一些说法，说中心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那时我们开玩笑说，如果真有中央情报局支持就好了，就不用愁缺钱关门了。八十年代，中国大陆对外开放，学者争先恐后地进入，来中心的学者日益减少，职员中有中心关闭或搬回美国的传说。有一回，港大来人丈量房子，据说他们要资料不要人，我们心中忐忑得很。
　　问：在大陆开放之后，中心的优势体现在哪里？
　　熊景明：中心的优势在对50-80年代资料的占有，而这三十年在中国历史上是很重要的。其实最初中心并无意要打造一个图书馆，只是因为那么多学者过去，有需要，才设立起来。文革期间省、市级的报纸都禁止流入香港，中心搜集比较多的是《人民日报》《瞭望》《红旗》这些能从大陆出来的报刊，也有驻香港的美国领事馆组织翻译成英文的一部分大陆报刊。当时香港还有一个友联研究所，做大陆报刊的剪报，中心图书馆负责去借阅来访学者需要的剪报，每月支付几千元借阅费。
　　到1986年，资料收藏有了突破性的变化。那年中国报刊进出口公司在全国各地搜罗到一套完整的报纸，从省级到部委级，大部分始于五十年代初，有的甚至从1949年起。中心把这套报纸买了过来，一下子就有了很强的基础。据说这套资料最后有两个买家，另一家是日本的图书馆。卖的单位说，香港是中国人的，给他们好。
　　问：除了报刊，中心还着力于哪些方面的资料收集？
　　熊景明：这要忍不住自夸一下。建设一个图书馆，总是要去发现新的东西。最初看到其它地方都没有完整的报纸收藏，就设法将它补齐，现在虽然很多报纸有网络版，我们还是会收集某些原件，比如各地法制报是一定要的。之后是收集杂志，最多时有两千多种。其中八十年代晚期的一些杂志“短命”，或者有些是所谓“内部发行”的，这本身就是历史。再后来是统计年鉴、年鉴，后来海外和台湾图书馆都十分注重这类出版物，但中心大大领先。八十年代后期大陆开始出版县志，我们闻风而动，到目前中心的收藏超过任何一家，包括国家图书馆。
　　九十年代末开始和一批美国学者合作，制作了“文革资料库”，现在有五千多万字，并出了网络版。之后又发行了“反右运动”数据库，同类制作还在继续。2005年中心又开始收集内地制作的反应社会现实记录片，并代理海外学术机构的发行。
　　有些出版物印数有限，很多东西是“过了此山无鸟叫”，错过之后就再也没有了。中心的馆藏中，就有一部分只发行了几百册。中国的变化令人目不暇接，资讯时代对图书馆提出挑战，中心尽量跟上，但限于物力财力，也只能有所取舍。
　　问：这几年中心着力在做“民间历史”项目，建设网站、图书和数据库，收集民间资料。什么时候意识到这部分特别重要？
　　熊景明：2005年左右，陆续有人将他们在的书稿寄来给我们收藏，或者希望我们帮忙在香港出版。有作者来信道，他觉得一生受尽磨难，原来就是上苍要他见证并记录这段历史。我觉得这些东西太重要了，捧在手里也太沉重。在社会科学研究或者历史研究中，口述史研究一向受到高度关注。这是在前电脑时代。到了电脑时代，自己写回忆取而代之。电脑成就了许多人的写作，就像我自己，如果没有电脑，要一遍一遍改，肯定完不成书稿。（我后来看到托尔斯泰的夫人，抄了七八遍《安娜•卡列尼娜》手稿，真是吓死人。）
　　2007年夏天我退休后，和李晓林一道做“民间历史”项目。她用林达的笔名写作，是内地年轻人熟知的作家，找到她真是万幸。她负责网站，我主要负责图书收集。我们非常希望收一些普通人的传记，包括他们的文稿和自费出的回忆——这也是我特别希望通过这个访谈能传达的，但愿传播这个信息。
　　现在出版社比较有兴趣出的多是名人的书，作家啊、官员啊，一个徐志摩就有七八本传记。但我常常讲一句话——尽管有的人觉得很难听——把自己的故事写下来，死了之后留给这个世界的，除了骨灰，还能有一个故事。我在《家在云之南》里写爸爸妈妈，会觉得写下来就把他们留在了世界上，不写就没有了。（本来还写了舅舅的故事，但是编辑过程中出错，这一节漏掉了，所以书出来我心里很不舒服，觉得很对不起我舅舅。希望赶紧把第一版卖完，再出第二版，主要为了我舅舅。）
　　问：民间写史的质量大概也参差不齐，怎么甄选来的稿子呢？
　　熊景明：对网刊而言，我和李晓林对选稿有共识，最主要是真实，再就是可读性，同时避免文学加工。不过，所有来稿或出版物，我们都会照单全收，编目放进电子库或书库。西方有一句话：每块石头都要翻过来看看（Don’t leave one stone unturned. ）。将来辨别这个东西的真伪，是学者的事情，我们只能尽量把东西收过来。
　　一个事件如果有很多人来写，就可以拼凑出真相。比如现在很多人说文革还是很好的，是一个思想自由的时代，只是走资派或知识分子受到影响，底层老百姓没有受苦等等。但在我们收集的上百本回忆文革的书里，如果想找到一本表达文革的“幸福”，恐怕不易。
　　问：资料如此丰富，可以想见每位大陆学者第一次去时会多么激动。
　　熊景明：有一种说法说，有两种图书馆员的成就感最强，一是儿童图书馆，一是研究图书馆。我很幸运属于后者。许多人来参观后说，就像小孩子走进糖果店里，高兴得要命。你可以想象，和学者分享找到“寻遍天下无觅处”的资料的喜悦，多么开心。也有人看完之后说，我真想哭，几经辛苦到北京等地方走了一大圈也找不到的资料，原来都整整齐齐放在这里。
　　问：你觉得中心应向哪个方向发展？有人希望它可以变成研究中心。
　　熊景明：我自己并不以为中心需要改变职能。实际我们做的很多事情是促进研究，而不是自己去研究什么。很多人问，你们为什么叫“服务中心”，而不叫中国研究中心？关信基教授回答得很巧妙：“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中国研究中心，只有一个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学者是走来走去的，我们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如果它能成为世界上研究中国当代史学者的必到之地，就很可以了。
　　中国这么大，深挖下去，要做的事无穷尽。比如现在中心正在把1950-2000年的县级资料数字化，建立资料库，并制作动态的电子地图，将行政区划变迁和统计数据连起来。
　　当然，理想的状态是筹一笔经费，每年邀请数名出色的学者来中心做研究，但这是在保证资料收藏优势的前提下。很多海外机构邀请学者去访问，都花费很大财力，比如新加坡东亚研究中心，每年巨额经费请学者过去。中心的访问学者不请自来，保持这一优势是对中心的挑战。
　　问：有学者说如果不是有服务中心存在，当代中国的研究就无从谈起。你怎么评价？
　　熊景明：我只能说在1949年后的中国研究范围内，中心收藏到资料最齐整，使用也比较方便。除了资料，中心秉承传统，提供各种无偿服务，令来访者宾至如归。至于它做出了什么贡献，只能留给后人评说。
　　中心对大陆农村研究的推动算是有一定成果。从九十年代初开始，我们召开过四次农村基层建设研讨会，每年邀请一批做农村研究的学者，尤其是非大城市的农村研究者到中心访问。到后来，我们举办的农村研讨会邀请县、乡级干部前来和学者一起交流，效果满好。后来“三农”研究非常热火了，农村研究机构相继成立，中心就淡出了。听说在农民税收全免的政策上，中心曾经起到直接的作用。我愿意相信这是真的。
　　当然，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缺少的，就算没有服务中心，我相信中国研究也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只是因为这个中心，有一批人走得快一些。
　　邀请学者不论“左”“右”
　　问：邀请大陆学者来中心的想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在中大接手之前，中心有没有来自大陆的学者？
　　熊景明：1988年夏，香港中文大学接管了中心，政治行政学系的关信基教授担任中心主任，我做助理主任，负责中心的各种事务。那时我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观念，认为这些资料最大的用处就是提供给大陆学者。
　　在此之前，一个大陆来的学者都没有。第一，大家不知道这个机构存在，第二，那时去香港很困难，就算知道也去不了。而且中国研究作为一个学科与世界接轨、作为一种社会潮流而兴起，都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香港的大学中许多人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但我印象中，做中国研究的华裔学者多是台湾或外国背景，香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很少。这是蛮有意思的现象。
　　后来为了实现这个想法，我们想了太多办法去找钱，写了太多申请和报告，包括向台湾的蒋经国基金会申请，但都没有成功。好在香港有一个机制，每年研究经费的剩余可以供大家投标。九十年代中期，我们得到了这一资助，就拿来做两个用途：建立中国研究数据库；邀请大陆学者。
　　大陆学者访问计划一开始就很成功。第一位请的是秦晖，后来我们开玩笑说他是001号。这些学者后来都在各自领域有出色表现，比如最近去成都，发现我们当时请的学者，有的成了四川NGO界的领军人物，有的是川大副校长，还有社科院副院长。我似乎可以自恋地说自己很有眼光，但实际上冥冥之中自有主宰。
　　问：当时你通过什么渠道来了解他们呢？
　　熊景明：主要的方式是看他们的研究。那时不像现在，大陆学者的圈子不算太大，杂志也没有现在这么多，最好的刊物就那么几份，比如中大中国文化研究所的《二十一世纪》是内地优秀学者争相亮相的舞台。现在要叫我去读那么多刊物，发现作者就很难了。另外，我们会请来访学者推荐其他人。


　　请曹锦清，是看了他写的《浙北农村社会文化变迁》，一本极为难得的“民俗史”。后来他写《黄河边上的中国》有那么大反响，我有点吃惊。他说, 第一本书就像石头丢到小河里，涟漪只有你一个人看到，后来这本就像丢进大池塘里，故而引起许多人注意。请何清涟，是因为我看到她在《二十一世纪》上的一个小书评，看到她想法很深刻。当时是她在《深圳法制报》工作，就写信去邀请，她的成名作《现代化的陷阱》当时还没有面市。多年后请章诒和，她的书也还未出版，否则，我们大概也请不到她了。
　　还有一个好玩的故事。我曾经看到《战略与管理》上一篇农村研究的论文，十分不错。作者叫沈延生。我按杂志提供的作者单位“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系”发邀请信，结果没有下文。到2006年，此人写信来问，当年的邀请还算不算数，我说算数。才知道这个人原来是陈子明。这时对他的行动限制解除了，他才可以到香港来。
　　问：邀请什么人是怎么决定的？有什么标准？
　　熊景明：这个我现在说来有点不好意思。关教授是主任，但他并不做中国研究，所以基本上我来物色和推选。张鸣说我是“温柔的专制”。当然，理论上有一个程序，初步确定人选之后，会给关教授看看是否赞同。
　　除了看研究成果，我们注重挑选做实证研究的学者；此外，表现出社会关怀的学者比较受青睐。西方学术界很强调价值中立，但中国文化认为学术是天下之公器，要为社会服务。2000年以后，内地学者出国的机会多了，我们就希望邀请外出机会相对少的省一级学者。 中心的访问机会在内地也渐渐为人知，学者可以自行申请。申请表上有一栏“出国访问经历”，许多人以为出国经历可以显示自己的实力，殊不知这对来访机会的作用正相反。
　　问：你们邀请学者会区分“左”“右”吗？
　　熊景明：中心对所有学者敞开大门，不问立场和思想倾向。按照这样的标准，是不问“左”“右”的，而且“左”“右”也是到了2000年中期以后才比较明显。不过因为注重邀请做实证研究者，自由派学者比较多，只是农村研究方面有左派学者。这个问题我没有研究过。我们的“左”“右”与西方的定义也不同，不是完全相反，而是有所交叉。
　　我常有一个天真的想法，为什么每次两方面的学者交流，不去讨论彼此的共识。我自己有“左”派的朋友，也有“右”派的朋友，我觉得大家都还是可以对话的，不是势不两立。前提是，不管“左”“右”，都应该从客观现实出发。如果从自己的想象出发，那就没办法对话了。
　　记得有次印红标来中心午餐研讨会讲文革期间武斗的兴起，他认为有人在运动群众，通过群众的武斗达到在权力斗争中取胜的目的。讲完就有一位中大的博士生站起来，说完全不同意他的观点。这位年轻学者认为文革的兴起是中国政府各层被走资派把持，最高领袖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很明智地绕过这些当权派，直接发动群众。可惜这个运动后来并未成功，走资派又坐上位置，现在正将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这个逻辑简直“完美”得不得了，你不知道怎么跟他对话好。没有对历史真相的认识、对错误的反省，“左”“右”永远纠缠不清。
　　当认知变为信仰，就不可理喻了
　　问：你觉得现在对于当代史研究来说，最大的限制环节是什么？
　　熊景明：很大的一个障碍是，很多人不再从历史的事实出发，预先就接受某一种观点或者某一种态度。有人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确实是。比如现在对文革的正面看法，我觉得太奇怪了。
　　当然资料也是一个问题。《二十一世纪》前不久发表了谢泳的一篇文章（《内部文献与共和国史的研究》，第124期），就谈内部资料的开发与应用。曾经《人民日报》是一元化的声音，唯一可能获得其他声音的途径就是供给领导看的内部参考。可是当时普通人看不到的，现在仍然看不到，虽然按照国家的保密法这些资料早就过了期限了。要找寻历史的真相，还得等到这类已经存在各级档案馆的浩如烟海的资料公开。现在只能说，万幸的是，中国人一向注重文字记录，只等它们重见天日。
　　问：也有传言说很多重要的资料会被销毁，等不到开放的那一天……
　　熊景明：要想知道历史的真相，当然需要弄清楚细节，但那是历史学家的工作。大众有兴趣的真实历史，用目前披露的资料已经足够了。主要的问题是主流媒体仍然不能去碰“敏感”问题，例如一个真实的毛。有的人至今不愿意相信中国现代史沉重的真相。我有个朋友不相信大饥荒，他去信阳看了，说哪里会死这么多人呢，都被夸大了。我说，是不是因为你的故乡比较富裕，没有人饿死，你才会不相信？他说谁告诉你的，我姐姐都饿死了。我就觉得很奇怪。后来我在一位学者那里，看到一张张信阳地区大饥荒时代饿死者的名单。但我想就是将它拿给那位愿意追随伟大领袖的人去看，他也不一定相信。当认知变为信仰，就不可理喻了。
　　问：体制不但限制资料自由，更钳制心灵自由。时间久了，也许不知不觉就成为共谋。
　　熊景明：我想体制的影响有三个方面，一是资料限制，二是出版限制，第三才是“情感”上的熏陶。
　　现在出版环节上，不能说完全禁止当代中国史研究，但是不鼓励，做这类研究你拿不到经费，也不好出版，直接影响个人的前途，这就迫使你转向。譬如一个博士研究生，找工作时要看发表了几篇东西。如果研究建国后的历史，又与官方定调有别，也许永远都发不出来，弄不好还惹麻烦。去年广州开了一个年轻历史学学者研讨会，上百篇论文中，关于1949年以后这段历史的，据说只有四、五篇。
　　至于体制对精神层面的影响，我想常见的因素是看到当下社会的不公，甚至本人受到不公平待遇，就会愿意相信以前的社会公平。另外现在中学及大学时代的教育，可能令年轻人自然而然地站在体制一边。
　　问：这几方面的影响，现阶段好像也没什么办法。
　　熊景明：从整个形势看是无解的，除非体制内有新思维出现。但从个人层面，变化每天在发生。记得一位大学副校长说，底线会升会降，大家都不触底限，它就会往上升，有人去触这个底限，它就会往下压。
　　问：那你觉得中国的当代历史研究，在这方面做了什么努力？这三十年来有什么变化？
　　熊景明：先说海外部分。他们虽然一直享有学术自由的环境，但是获取资料并不自由。早期在受到很大局限的状况下，有些人依然写出大部头的历史，这是中国大陆做不到的。比如台湾学者陈永发讲延安的历史，《红太阳下的罂粟花》《延安的阴影》等。大陆八九十年代一直看不到这样的研究。
　　一个很大的突破是高华的《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这本书跨时代的意义至今也没有被西方学术界完全认识。高华用的全部是公开发表的资料，但他对历史的梳耙完全脱开了主流历史的框架。别人可以同意或者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是他的梳理功夫及力透纸背的写作让人敬佩。他之后，相继出现一批具独立意识而且功夫深到的历史学家，沈志华、杨奎松、韩钢……你跟这些人谈共和国史，就感到历史在他们脑袋中活起来了，每一月每一天发生的事情都宛如一幅幅画面。在西方，只有少数中文功底厉害的学者才可以达到，比如澳大利亚的孙万国。
　　历史向来由胜利者书写，如果历史学家站在胜利者的阵营，你不可能期待他对历史会有正确的解读。我觉得这些人之所以能对历史有这样的穿透力，学问功夫之外，还因为他对历史的感觉。这来自自身经历。
　　但问题也随着来了，他们带出的研究生，有的研究居委会、赤脚医生，或者抗美援朝，可他们要找到感觉很不容易。在这个时代，很难再有一些年轻的学者达到高华他们的水平，也因为现在的生活太多样化了，你要让一个人每天花费十个小时做研究，十年磨一剑，太难了。
　　问：这样的学者本来就少，年轻的学者面临的生存压力又大，能认真做下来的人更少。这不会很悲观吗？
　　熊景明：中国的人口基数很大，而且任何社会中能够起推动作用的都是少数人。这个事不需要一万个人去做，可能只要三个人就够了。我总觉得优秀作品的影响力无远弗届，就像韩寒，他不就一个人吗？但他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力。我接触到很多八零后，如果他们愿意去学习、思考，辨别真假并不是很难的事情。
　　做自己喜欢的工作，等于一天也不用工作
　　问：你自己最初是怎么跟中心结缘的？
　　熊景明：1979年我刚到香港不久，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广告，是中国农村研究的著名学者、现在斯坦福大学任教的Jean Oi（戴慕珍）做博士论文，要访问了解大陆农村的人。我因在云南农村教过三年书，就去应征。
　　学者来访问，按小时付费，往后研究者再想用这样的方法就不行了，因为九十年代后过来的新移民，不会为这么一点钱去费精神。但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采访内地移民是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也是学者们到香港来的主要目的。对我们而言，是觉得有义务，或者说有冲动把真相讲出来。刚刚经历过“文革”，出去后感觉外面对中国误解太多。比如有论著说“延安道路”为第三世界指出方向，芝加哥大学还有一个研究“大寨精神”的庞大计划。等到改革开放了，则是到中国来的记者Fox Butterfield写出一本畅销书《苦海余生》（China, Alive in the Bitter Sea）， 历数大陆社会的不合理或荒谬。这让人感觉西方学术界对中国的了解有个时差。
　　几个晚上的访问之后，我成了Jean Oi的研究助理——她后来开玩笑说我是她“发现”的。她1980年回美国，我被另外的学者“接管”。到1982年，成为中心半个雇员，做图书馆助理，另外一半时间仍替学者做研究助理。那时为了存钱付购房首期，也接些翻译活儿，晚上女儿入睡后做。当时和我家分租一套住房的两个福建女孩，都在工厂做工，每天工作16小时，我比她们好。我每天从下午两点钟工作到晚上十点钟。有时同事招呼一起出去吃晚饭，我会想，我应该连续工作八小时啊，如果去吃饭，不就做不够八小时了吗？所以每次只请人帮忙带个汉堡包回来。时间一长，同事们都以为我是太喜欢吃汉堡包了，给我起了个名字Ms. Hamburg 。
　　还记得那时到中心的学者都喜欢到图书馆来和我聊大陆的事，后来中心主任就给大家发了一封信，说要与Jean谈话，请安排在下午。开始学者都和我讲中文，有一天我鼓起勇气开口讲英文。“哎呀，原来你是北京派来的间谍，一直装成不懂英文。”我也玩笑回应：“对了，现在我发现你们对中国很友善，不必伪装了。”我的确看到这些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都对中华文化很有兴趣，喜欢中国人。据说研究俄国的学者则有别样的初衷。
　　1983年，因为中心经费困难，听说一些要关门、要搬回美国去之类的传闻。我就开始找工作，到了中文大学，做了五年中国农村研究和法律研究。等到1988年中文大学接管了服务中心，我就又跑过去。当时去申请助理主任的职务，其实很没信心，我没有博士学位，又是从云南过来的。直到面试的前一天晚上，我突然觉得：“不对，这个工作就是我的。其他人希望来利用这里的资料，而我是要来建设它，也知道如何建设。”就这样一直做到退休。我想，什么东西都有命吧。
　　问：你怎么评价自己这些年做的事情？
　　熊景明：显然我很幸运。有句话说，如果你找到了喜欢做的工作，就等于一天也不用工作。我做所有事情，并非认为可以推动社会的进步，没有那么伟大的理由，就是觉得有意思，或者说这事我们来做最合适。收集资料也一样，例如文史资料，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致力在收，我们就不作为重点了。
　　关教授看到我做了多年扶贫，现在又替香港乐施会东跑西跑，有一天突然有个念头，说想去香港义工发展局提名，让他们给我颁个奖。我说好，有人来问，我就说，每次去扶贫，我都会倒计时，今天第四天，明天第三天，看哪天才能回到香港……我完全不是伟大的人，又怕死又怕热。今年三月去汶川，村民对震后最先进村的乐施会干事万分感激，我这个胆小的人去接受人家的答谢，十分惭愧。所以我很幸运每件事都遇到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做，就像现在做“民间历史”，在香港乐施会做义工，都有很好的伙伴，不然就望而却步了。
　　在中心的幸运就是遇到很好的上司。关信基教授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学者，他平时什么都不管，但你有问题的时候，他会给你很明智的建议。我们在中心的发展上也很有共识，我从来还没有想到过哪一个项目是被他否掉的。
　　问：关教授给了你什么样的影响？
　　熊景明：他给我的影响潜移默化。他让我领略了香港人办事的方式、行文的风格。记得有一次有人提出一个要求，我们暂时做不到，我在信里给了对方一个承诺。关教授就告诉我，不要给任何承诺，等到你能做到再说。
　　他是相当低调的人，很稳重。我们两人的性格恰恰相反，他讲话深思熟虑，我往往冲口而出。有时我们中心有重要的访客来，人家问他问题，我觉得他讲得好慢，就会忍不住接过来说。后来他明白我的不可救药，开头讲两句，就说，以下让Jean向你介绍……我遇到这样的上司真是很难得，很多人会觉得你太抢风头了，心里不舒服。



　　1993年中心搬迁到现在的田家炳楼八、九层。我和关教授共用一间很大的办公室，虽然他平时不怎么来，但他是主任，按中大的惯例，我替他挑了一张大大的办公桌，给自己一个小的。他走进来立刻说，你用大的，小的给我。我将大桌子后的大班椅搬过去给他。来客人，我就说，坐大班椅的是领导， 这叫“第一把交椅”。
　　照理说，我们的分工是他来负责筹钱，我做具体的事情，但是他太忙了。有一年，他又做系主任，又任中文大学学生事务处处长。邀请访问学者的钱找不到，结果他自己捐出来。关教授是大学德高望重的学者，来访的学者哪怕短暂见面，都对他肃然起敬。
　　问：在你担任助理主任的二十年里，有什么遗憾的事情吗？
　　熊景明：我始终觉得因为钱的限制，没有请更多人来。实际上我们的地方、资料都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另外，现在我们只有一年一度的研究生班，其实我希望中心可以开办跨科系的研究生班，培养中国研究的硕士、博士学生。中大后来办了中国研究硕士班，但和我的设想不一样。
　　最烦的一件事情发生在2004年。当年帮忙我们收集资料的大陆某省方志办的一位老先生退休以后，别人告他收集内部材料。有什么内部材料呢？他们提出的证据只是河南省广播志这一类的。其中一本是中苏边界图册，涉嫌泄露机密，那是1945年的图册……显然这是出于私人恩怨。他六十岁了，因这个罪名，被判了11年。我们请校长金耀基去找中联办，也没有用。后来换了校长，再请他去跟大陆交涉，他说，大陆绝对不会冤枉一个人的。这是我在中心最不开心的事。
　　问：最近大陆的状况越来越严苛，大家都觉得非常沉闷，唯一的办法，好像就是自己尽力做一点事。
　　熊景明：对。我觉得学术基本上有两大方向，一种是对智慧的挑战，非常理论性的研究；另外一种是实证研究，倾向于解决实际问题，近年兴起的行动研究，也是理所当然。欧美社会已经十分成熟，但有志做社会改良的学者没有多少空间。西方的学术评审制度，令社会科学与社会实践脱节，虽然多年来遭人病诟，却是一堵推不倒的高墙，香港也一样，大陆渐渐重蹈覆辙。中国人羡慕人家相对完善的制度，不过，对于做学问或者社会改革者来说，今天中国给你的空间，几乎是前所未有的。这种情况下，很容易会有种冲动，希望自己能多做些事情。

　　图1为1981年熊景明在大学服务中心；
　　图2为2010年熊景明在中大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http://book.sohu.com/20110812/n31619892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