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一：关于《学习与批判》创刊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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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学习与批判》创刊等问题

凌一 发表于2014-01-26 08:21去年12月22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刊载了虞云国先生《〈学习与批判〉里的海上学人》一文，作者在文章中提出一些问题，诸如《学习与批判》当时创刊的内幕究竟如何？ 　　去年12月22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刊载了虞云国先生《〈学习与批判〉里的海上学人》一文，作者在文章中提出一些问题，诸如《学习与批判》当时创刊的内幕究竟如何？命题、定稿怎样运作？作者队伍如何罗致？杂志执掌人物与其主要作者在“文革”结束有何遭际？有关朋友希望能对这些问题作一简要的答复。《学习与批判》创刊号发行于1973年的9月15日，四十年过去了，如今再来回忆往事，有一些记忆可能不一定准确，疏忽与遗漏很难避免。

　　为什么在那个时候能办《学习与批判》这样的刊物，因为北京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联名向中央请示，能否恢复学报的出版，得到了毛主席的首肯。北京的大学可以办学报，那么上海的大学也可以办学报，这可是一个机会。上海人民出版社在组织系统上由文教组管辖，在宣传业务上有指导的关系，这样就觉得有条件办一份学报。

　　然而传统的学报的读者群体很狭窄，当时整个社会学术空气并不浓厚，从“文革”开始到1973年，正如虞先生所言，社会环境正处于“思想饥渴与文化禁锢”的状态，广大的青年，特别是大学刚毕业的及中学毕业在农村及城市就业的知识青年，都渴望思想文化方面的养料。所以把学报定位在面向青年，搞一个通俗性的大众化的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进行知识普及型的刊物，把刊物挂名在复旦大学，在复旦设一个办公室，由一位同志负责接收和答复来信来稿，由上海人民出版社负责印刷，并由他们委托新华书店发行。既然是学报，所以也要组织复旦大学的专家学者写一些既是应景式的，又是带有普及知识性的文章，既调动那时知识界的积极性，也满足知识青年对文化知识的渴求。这就是当时要办这份刊物的宗旨。

　　创办这个刊物时，没有办任何正规的手续，没有事先向市委报告，也没有向张春桥、姚文元事先作请示，连徐景贤也没有打一声招呼，也没有成立什么编委会，说办就办了。1973年8月间编好第一期，在9月份就出版了。出版以后，才上送给领导，结果他们都默不作声。为什么如此做？张春桥处置安亭事件时，大家都反对，最后得到毛主席认可，说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嘛。我们就照此办理。不是故意无组织无纪律，事先想过，把主动权留给领导，如果错了，他们可以叫停，责任在我们。而且最终认可的权力在北京，上海的马、徐、王要看张、姚的眼色，张、姚没有表态前，他们也摸不透有什么背景。

　　这一期正逢中共十大召开之后，前面全部转载了十大的文件，领头的三篇文章都是学习马、列、毛经典著作的文章。接下来是石仑的一篇《论尊儒反法》，是根据毛主席1973年8月5日写的《读〈封建论〉呈郭老》那首诗而写的文章。刊登的其他文章有学者写的，如王运熙先生写的文章；有实际工作的经验，如《种菜、卖菜与吃菜》是实际工作部门写的。在刊物最后一页写了《致读者》，说明办刊的宗旨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讨论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事项，所以取《学习与批判》作为刊名。封面《学习与批判》题签是书法家、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先生亲笔题写，封面设计也很朴素，这样的设计，估计不会有人提出非议。《红旗》的10月号，便转载了石仑那篇文章，那么姚文元认可了，他当时在中央直接分管意识形态，他认可了，心头一块石头也就落地了。这就是《学习与批判》创刊的过程。

　　刊物定为月刊，可以赶上形势，学报一般是季刊，时间相隔太久，赶不上读者的需要。《朝霞》事件以后，张春桥说话了，说刊物是市委的机关刊物，有问题市委负责，他第一书记负责。从此以后，在出版前开始向马、徐、王送清样了，他们也不看，也没有发表过任何意见。当时刊物的生存状态就是如此。

　　关于命题和定稿以及如何运作的问题，这涉及一个编辑部的组成和编辑方针，实际上是整个写作组在办这个刊物。写作组下面是按照学科分组的，有文学组、历史组、经济组、哲学组、自然辩证法组，办这个刊物的主力是历史、经济、哲学这三个组。文学组负责《朝霞》那个文学月刊，自然辩证法组负责他们的季刊《自然辩证法杂志》。学报是从这三个组各轮流抽调一个人组成临编小组，负责初步组稿和编辑的工作。这一段时间的历练，对他们今后独当一面的工作应该说还是有益的。

　　每期的主旨是一个人出的点子，当然最后清查时，责任都在一个人身上。各组分别组稿，临编小组初步编审，最后改稿定稿的工作是王知常负责。参加过临编小组的同志很多，从文章分类来讲，理论文章由历史、哲学二组撰写较多，来自实际工作的则是经济组比较多，文学组负责文艺理论、文艺批评的文章。整个编辑部不请名人挂名，那儿既没有官衔，也没有职称和津贴，而且从未发过稿费，只有没日没夜地拼命干事，要说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那会子真是彻底。

　　作者队伍基本上是写作组从报社通讯员抽调上来的各个工厂的青年工人。要办好一个刊物，一定要有自己基本的作者队伍，要从青年人培养起，这样才能得心应手。专家学者仅仅是摆场面的，靠外稿，整天求爷爷告奶奶的，那样的日子可就困难了。有了自己一手培养的队伍，一有紧急的需要便能马上发挥作用，而且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

　　基本的作者队伍一方面是自己手把手培养起来的，另一方面还得请专家学者给他们上课。各个组都办了很多各种类型的短训班，老师是各个大学的专家学者，历史组是唐长孺、谭其骧、陈旭麓、李龙牧上课，经济组是雍文远、漆琪生讲《资本论》，还请实际工作部门的业务骨干讲当前工作中的形势和问题，计委、建委的同志都去上过课。刘佛年去了讲教育学，文学方面是办创作的短训班，请萧木去讲课，让每个人来讲自己生活中的小故事，从讲故事开始学会创作小说，而且写作的过程，大家都是边学边干，在干中学。

　　在那种状态下，在写作组内部只有分工之间的不同，没有名利上的纠结。尽管周边经常会有风起云涌变幻莫测的情况，但在写作组内部始终没有什么相互之间勾心斗角的事，不搞运动，也不在内部整任何人，大家除了写作以外便是读书。王知常脾气不好，有时也会说两句，但都不会记在心上。然而在写作组工作最累的还是王知常，为了赶稿改文章，保证刊物能按时出版，经常搞通宵加班，一个晚上下来，满桌子的香烟头。他的身体是那时伤了元气，现在垮了，中风以后，这半年多几乎是一个植物人。合作了一辈子，后半辈子那么坎坷，想想也实在心酸。

　　至于刊物文章的中心和内容，那是跟着形势走的。王知常、萧木我们三个人都属于《红旗》组稿小组，一个重要任务是为《红旗》在上海组稿，1969年、1970年《红旗》刊载的上海的文章大都是我们具体组织的。一些重要的座谈会，关于如何办理工科大学的座谈会，如何办文科大学的座谈会，都是我们组织的，经毛主席审阅后，在《红旗》全文刊载。一些重要典型经验的总结和介绍，都有与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及新华社合作的影子。

　　杂志能经常与《红旗》编辑部通气，了解那时中央的精神，了解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出点子，组织文章。我们每期杂志出版时，都要上送给张、姚，顺便报告一下这一个月工作的重点，有时他们在我们的信上批几句话，我们便拿他们的话来做文章了。这是天线，更主要的得有地气，那就是上海那时实际工作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天线是为了保障刊物的安全，接地气则能自有活水源头来。这样刊物出版后才能得到读者的欢迎，读者才是刊物的衣食父母。写作组有一个方便的地方，因为它是政府的一个工作部门，与各个组办的关系比较密切。如经济组便在工交组那里设有一个办公室，与工交、计委、建委、郊区诸组办关系比较密切，所以基层工作的矛盾和经验，能够及时地反映过来，有许多选题是从那儿来的。

　　印象最深的是中共十大以后，马天水当选为中央委员，那年秋天他很得意地找人去他办公室闲聊。他问现在上海最尖锐的问题在哪儿，社会上最易出问题的地方在哪里，要我直言相告。我说关键在知青问题，那么多知青在农村，分散安置在生产队，容易出事。他们养不活自己，对家庭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在农场至少生活不会有问题。知青还有一个文化知识学习上的需要，将来有一个出路问题，长期在农村扎根，客观上有困难。我自己有一个孩子在插队，我去看过几次，要生活完全自给，靠工分收入是有困难的，他还在长身体，我还得带副食品给他。马听得很仔细，而且不时点头称是，要我在这方面出一点主意，工作单靠地区组也有难处。这次谈话以后，我们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知青问题上来，马自己也亲自去外省市考察知青工作的问题。《学习与批判》后来的篇幅慢慢向这方面转了，我自己去过江西和安徽的知青点，写作组也有人跑云南、江西、安徽的知青点。

　　从1974年起，《学习与批判》关于知识青年在农场和农村的报道便多起来了，有的长篇连载，如吴文虎与姚纪梅的《西双版纳来信》连载了三期，吴文虎与曹溶的《赣南纪行》也连载了三期，还有《灵璧夜谈》，分别叙述云南、江西、安徽知青在农村的生活。这一类稿子王知常花的心血最多，是他在那里编改的。还刊登了《创办农场业余大学》《办好函授大学》的来信，都是写作组与文教组合作，推动上海各大学去农村办学。还要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青年自学丛书》，为知青在农村自学提供教材。这件事得到国务院周总理的支持，张春桥亦一再批示关注这件事。这套自学丛书，后来变成知识青年考大学自学的参考书了。所以刊物的选题，有来自全国中心工作的指示，也有来自基层工作中的问题和经验总结，更有来自知识青年自学的需要。

　　马主持上海工作时，他经常去基层调查，即使是里弄小厂，他也会去亲自考察。他去南京视察九四二四，在那儿一起下坑道，午餐时便在工地与工人一起吃面条，边吃边谈。有许多文章的选题，是由此而来的，这也是办刊物的一个有利条件。总之刊物的内容脱不开那个时代客观的环境和社会影响，不是主编者个人拍脑袋的产物，只能简单介绍当时编辑这本刊物的精神和工作状态。

　　毛泽东同志去世以后，“四人帮”被抓，上海市委写作组作为张、姚直接管辖下的单位，当然成了重点清查的对象，刊物自然也寿终正寝。这个刊物只能是特殊时期、特殊情况下，与权力结构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产物，历史翻过去了，它也就结束了。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组稿小组几个人都判刑入狱了。写作组其他的成员在清查运动中亦有受到牵连，后来大部分都解脱了，在不同的岗位上成为业务上的骨干，也都在不同的岗位上发挥他们的专长。后来见了面，大家都非常客气。他们对自己过去在写作组的经历，没有太多的怨言，只是避而不谈而已。如果有机会让他们敞开心扉的话，我相信他们会感到自己在杂志的工作是有所收获的。现在他们大多已经退休，有的也到了退休年龄。

　　我进大学只念了两年，便脱产当了政工干部，后来身体不好，回到大学搞教学。我是一个业务干部，一方面受到自己老师辈的熏陶，慢慢学习如何做学问，另一方面我是在毛泽东时代哺育下成长的。

　　《上海书评》文章作者把这份刊物称作狼奶，未免有失公允。作为研究历史的学者，应当历史地看待此类问题。从当时的社会环境考虑，这份刊物对广大青年还是有一些帮助的，邀请当时的一些专家撰写文章，从某种程度上也改善了他们的生活处境。无论如何，在当时有奶总比没有奶好，我不会喝奶长大后再去说喂养自己的人。随他去吧，其中是非功过，留待后人评说。“文革”十年的历史，总需要客观地历史地总结一下，无论它的起点和终点，还是它曲曲折折的十年历程，总有不少值得人们去思索和探讨的地方，弄清这些节点的历史细节，后人能从此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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