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钧福：永不忘记红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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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者曰：那位上书中央的西纠头目叫孔丹，也就是传说中骂秦晓娘的那位，那份上书在他的回忆录里面有收录~

永不忘记红八月

1980年代清理文革“打砸抢”三种人。北京有些学校开始清理文革初期“红八月”里的打死人事件。西纠的头头（不知有无陈小鲁）上书中央，说西纠是反对中央文革的，不应清理。于是胡耀邦下令，销毁全部材料，不得继续追查此事。所以到今天，西纠头目有恃无恐，认为他们的罪行在历史上一笔勾销了。但是你们知道天理昭彰这句话吗？你们相信世界上有报应吗？你们在夜里睡得着觉吗？你们没有听到“红八月”的冤魂还在那里痛苦呻吟吗？
以西纠为代表的老红卫兵在“红八月”里的罪行永远存在于北京市民的记忆之中，并将传之于子子孙孙。

我在“红八月”里专注本单位的运动，没能进城。但我单位有件事与此有关，就是单位一位干部，到中关村百货商场购物，见有资本家挂牌劳动，就劝他把牌子摘下来，说不符合党的政策，被周围某中学的红卫兵抓住残酷殴打，惨不忍睹，所里人无法去救，因为大家知道这帮人无法无天。这位被打干部，事后表明有点神经病，没神经病她也不会这样较真。这就造成了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种奇观：只有少数神经病人才是真正清醒的，除此以外全民发疯，和契科夫的小说《第四病室》中描写得一模一样。
我的一位同学住西城区。他的那条街道有240户，第一次抄家就抄了60户。我的一家亲戚住东城区。他的那个院子里有十来户人家，被不同来历的红卫兵（其中一次是外语学院的）先后抄了三次，绝大多数人家被抄不止一次。
从这些数据估计，北京市在“红八月”里的总抄家次数在10万户次以上。我们还可以估计，在这10万户次的抄家中，有10%发生过打人事件即一万次。在一万次打人事件中，有10%把人打死，即打死千人左右。另一些死人事件不发生在抄家场合。所以，有当时的红卫兵，甚至纠察队人员说他们没有打人，我是相信的。如果都打人，死人数目不止这些。
这里说的是城区近郊区。远郊区县发生集体屠杀与此性质有所不同。

当然一千多人死难无论如何也是个大惨案。现将网上搜集的一些有关材料转抄于下：

于向真《我见证文革初期的血腥恐怖》
“……我住的学生宿舍楼紧邻教学楼，教学楼一层是我校红卫兵总部，每天那两间办公室里，都有一些从附近拉来的‘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走资派’在这里惨遭毒打。这些‘阶级敌人’的名单是由派出所提供的，红卫兵按照警察写的门牌号冲进人家家里打砸抢翻抄，并将一些重要对象拉到学校拷打。”“可晚上睡觉时，对面楼不时传来尖利的惨叫声，一声比一声凄厉，吓的我根本无法睡熟，熬过两夜后，我搬到宿舍楼另一侧房间，大热天还得关紧屋门，声音才稍微小了一点。”
“当时佩戴红卫兵袖章的人还很少（加入红卫兵要查三代，我校红卫兵有规定父母必须是抗战胜利前参加革命的才获准加入），”
“……我在那年8月底赴上海之前，在北京市崇文区公安局院子里靠南侧的篮球场边上见到的恐怖景象，终生难忘！一个偌大的篮球场，将近五分之四被横七竖八的死尸覆盖着，有个受伤者头皮被剃的横一道竖一道，爬到篮球场边冲我要水喝，暮色中吓得我浑身冒出鸡皮疙瘩、心扑通扑通乱跳。”
“当时暮色初降，我站在公安局大门南侧篮球场旁边的路上，突然听到有人用嘶哑之声对我说话，‘给点水喝，给点水喝……’循声望去，我见到了那惨绝人寰的恐怖场景，那个重伤的人和他身后一大片死于红卫兵皮带下的冤魂。正当我吓得魂飞魄散之时，同学海鹰回来了，她也看见那惨景。2006年同学聚会时，我俩还回忆起这件事，事情过去40年后，我俩还是忍不住打颤。”
“那晚我们登上开往上海的火车，在火车上又见到北京的红卫兵在车厢里动手打遣返的‘地主婆’，……”

徐祖哲的跟贴

“我的同学住东四十条9号，他说，1966年8月8日，十条当场打死20多人，包括一位同仁堂掌柜，其16岁女儿，剃光头。我家单元楼上，自杀一家五口，夫妻，奶奶和一双小学儿女。我单位一留学苏联，1948年16岁，说有历史问题，触电自杀在隔离室。数吧！”

周日清的跟贴

“唉！那时人心慌慌，人人自危，红卫兵不打人，手心痒痒，我那时在北京，亲戚是中医吓的像是丢了魂，住地安门外，红卫兵在四合院里皮带沾凉水打人，打完了后，被打的人还要被逼着，把那盆凉水喝了。红卫兵还把艺校的钢琴砸了，把教芭蕾舞的老师大姆脚趾掰折了，简直是一群魔鬼。”

魏洲平的跟贴：

“我当时已经是‘工人阶级’了，见过红卫兵抄家、毒打无辜百姓的血腥场面。见过批斗彭真等人的残酷场面。事情过去都四十多年了，我也已经往70岁数了，可到现在都想不通，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这场反文明、反人类的运动？希望国家尽快‘解密’这段历史，以正视听。只有这样人们的思想才会真正解放，社会才会有真正的和谐、安定和进步。中国回避不了这段黑暗、血腥的历史！”

席楠跟贴：

“1966年是个疯狂的年代。8月，北京的中学全部停课‘闹革命’。我在北京女四中就读，与我校的初三学生康晓燕（外交部子弟）一同去北京饭店‘造反’。晚上，她向我借了军用皮带（我是部队子弟，能搞到军用装备），到当年的‘东安市场’去审问‘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凌晨，她回来了，我见到我借给她的皮带金属扣已经扭曲啦，从她嘴里得知，她们把那个拒不认罪的老太太打了个半死。我校有两名教师丧生在学生的手下。女四中的校长潘基（女）是北京市管干部，被学生们剃成了阴阳头，每天在台上被批斗。那是一个丑恶和愚昧的年代，我的母亲在那个年代丧生。我痛恨那个年代及一切反人类行为！！！”

“齐惠芹，女，北京第四女子中学生物教师，1966年8月在校中被红卫兵打死。死时五十岁左右。 北京第四女子中学位于朝阳区，现在已经改名为‘陈经纶中学’。齐惠芹老师在女四中教书多年，人缘很好，大家都叫她‘老大妈’。她是生物老师。她被打死的前几天，把生物教研组的两只小鸡交给一个学生说：‘带回家去好好养着。’那时学校里已经是一片暴力气氛，齐惠芹还惦记着怕这两只小鸡会饿死。齐惠芹家有房产，出租私房。1966年８月，教师和私人房产所有者是最受红卫兵攻击的两种人。齐惠芹的同事说，是有租房者（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报告了红卫兵，红卫兵抄了齐惠芹的家，并且把齐惠芹押到学校里面来‘斗争’。她被打得很厉害了，要求给点水喝，红卫兵叫她喝墨汁。最后齐惠芹死在女四中地下室里。”

著名作家老鬼当时在海淀区的47中读书。他回忆：
“我们学校在西郊温泉，那一带军队机关较多，故军队子弟不少。文化革命可闹腾了，在海淀区是有名的，比101中还厉害。学校附近的北安河、周家巷等农村的地富反坏几乎全都被我们学校红卫兵和当地贫下中农给打死了。我们学校卫生室谢大夫的母亲也被打死。文革初期说她母亲是地主婆，给遗返回原籍，但过了一段时间，她母亲可能无法生活，又返回北京。在学校大门口，让人发现。一群初中小孩就开始打，后来发现她的小包袱里有把剪刀，做针线活用的剪刀，就说她企图阶级报复、行凶杀人，打得更凶狠。最后有个同学一脚把她从桥上踢了下去。我们学校门口的那座桥虽然不高，可桥下是干涸的河床，里面有很多石头。老婆婆当场就死了。她女儿吓得流了产。学校团委书记黄秀玲老师也给打流产。”（老鬼口述：《我这四十年》，《中国选举于治理网，2011》

人大附中红卫兵据说打死了十几个人：

“1966年8月下旬的一天，这个学校的红卫兵打死教师杨俊。女老师郑之万，被剃了阴阳头，不堪折磨，在家里跳楼自杀。

红卫兵从学校外面抓进一个女人，说是‘小流氓’，把她关在南小楼楼梯间下面的储藏室里，人在里面既不能站不能躺。红卫兵在学校里打她，打死后，老师们看到她第二天被装在麻袋里抬出去。至今不知死者姓名。

1966年8月29日，该校高中二年级二班的红卫兵，到北京大学教工宿舍承泽园，打死了那里的一个居民孔海琨老人。孔海琨是他们的一个同班女同学孔祥霭的爷爷。

校长邸文玉一个耳朵被打聋了。

柳成昌老师，因‘出身不好’。被打得后背皮开肉绽，就趴在那儿几天都不能动。

地理老师刘荫基，因‘出身不好’，并且被指控为‘反动学术权威’，被红卫兵毒打后，服安眠药自杀。送到海淀医院后被抢救过来。

何宗第老师，因‘出身不好’，还因为他曾在人大和北大两个学校读书（本科和研究生），就指控他是‘双料’的‘反动学术权威’。把他赶回西安老家，什么也不让他拿，也没有钱，只能走着回西安。

赵国钧老师被刮了眉毛，因他试图维持自尊，被打得特别利害。” （爱新阁老〈文革：中国人民大学附中红卫兵打死十多人，杨俊老师等人惨死〉，坚守历史记忆，幸存者责任博客，2011）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7878230101dxeq.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