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宝钟《洪流三部曲》之二：河北保定文革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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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上午10点多，石家庄代表团成员借口18日庆祝大会没有派车送他们回原驻地（因其提前退场而未找到），用旗杆痛打38军通讯营战士郑同顺、姜敬和。事后，红楼派某些人和石家庄三代会却倒打一耙，造谣陷害工总派群众用三眼炮打伤了阎同茂和他的警卫员，并诬陷工总派群众喊了‘打倒阎同茂、打倒刘子厚’的口号。他们到保定来，不是为了促进团结，而是仍然推行‘九棒打一棒’的政策，制造两派严重对立的情绪。”
保定地区革命委员会的班底是：主任刘海清、第一副主任陈哲、副主任袁捷、杜森尧、杨连甲、刘学兰；保定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班底是：主任苏国柱（军分区政委）、第一副主任钟翔云、副主任孙玉山（38军113师政委）、苏锋、张学武、孟惠琴。
保定地、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据《中共保定党史大事简介》记载：“8月，两军协同保定地、市革命委员会组织全市广大群众掀起了学习、贯彻、落实中央发布的‘七·三’、‘七·二四’布告的热潮。保定的形势开始好转。到10月中旬，全市共收缴各种枪1，714支，各种炮22门，子弹、炮弹共183，612发。”
陈伯达眼见自己的阴谋在保定不能得逞，他恨恨地对李雪峰和郑维山发泄道：“保定的革委会成立得早了，急了，时机不成熟。”
李、郑根据陈伯达的这一指示精神，暗地支使省军区领导人，在保定组建了同地、市革委会分庭抗礼的地下班子。其地设在保定西郊一个号码100的大院内，故又称“100号”。这个黑班子盗用证件、伪造公章、私立账户，非法建立一整套经济网点和地下工厂、仓库，以便其贪污腐败，分赃渔利，使国家财产蒙受重大损失。他们秘密建立了生产、审干、公法、情报等部门，编造保定地市革委会各个岗位的黑材料，杜撰诽谤38军的谣言，拼凑武斗指挥部，从政治和经济上制造新的混乱和困难。
李雪峰和刘子厚指令下面克扣保定供应指标，砍掉建设项目，断军粮，扣烧煤，从经济和生活上给保定军民增添种种困难，企图搞垮中央关怀下建立的三结合新政权，以另立其一派掌权的革委会。
9月间，奉中央军委命令，38军军长李光军调往武汉军区任副参谋长。王猛为曾经同命运、共患难的老战友送行的头天晚上，两个人促膝长谈，热泪长流。
“老李，你能跳出这个政治大旋涡，我衷心地为你感到庆幸！”
“据说，林副主席曾对郑维山和陈先瑞交底，说我原是彭雪枫的心腹，而彭是他的一个死对头。谁知道这次调出38军，对我是福是祸呀！”
彭雪枫原是新四军第四师的师长兼政委，1944年牺牲，年仅37岁。
王猛摇了摇头：“这不会。林副主席是帅才，一向大度，他能那麽心胸狭窄吗？这纯粹是造谣！”
李光军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紧紧地握住面前这个生死战友，恳切地祝愿他早日带领38军摆脱险境。
事后，王猛给军委办事组写了一封请辞信，提出调离38军的请求，其意在于试探。黄永胜委托刘贤权在北京召见王猛，对他进行解释和安抚，让他做好稳定38军的工作。不久，38军原副军长刘海清升任该军军长。这一项任命，是刘贤权提议而由林彪决定的。38军指战员都为此而庆幸。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在这次会上，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针对1967年、1968年的新旧二月逆流问题，从政治上进行了总清算。在其发布的《公报》上明确地提到：“全会严肃地批判了那个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议，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和今春那股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
毛泽东对掀起二月逆流的三总四帅，在公众场合还是比较客气的。在31日的闭幕会议上，他轻描淡写地说：“这件事要说小也不那麽小，算件大事；要说很了不起，在北京的人看，也没有什麽了不起。他们有些意见，都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军委副主席，也是公开讲的。两个大闹嘛：一个大闹怀仁堂，一个大闹京西宾馆，都是公开的，不是秘密的，是自己出笼的嘛！”
周恩来在同年3月15日接见四川两派群众组织代表时曾说：“反击二月逆流是对的，二月镇反是根本错误的。”当时在场的姚文元马上补充说明：“二月逆流和二月镇反是一起的。”在这次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开幕会议上，毛泽东也说：“二月逆流发明了个东西：抓人镇反，······”周恩来根据以上精神，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开过以后，又指示粟裕在11月12日对参加军委工作会议的各大军区首长，专门传达了二月逆流问题，其中特别揭示了发生在全国各地的二月镇反的情况。只是，当时全国各地除上海、保定等极少数地区外，造反派在实际上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像河北省那九个地区的造反派甚至绝望地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即使八届十二中全会对二月镇反这一桩公案做出了有利于他们的公正裁决，但在本地木已成舟的严峻现实面前，造反派群众也只能忍气吞声，“打掉牙齿往肚里嚥。”下面公布一个文件，活生生地反映了当时这种情况：
《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五·二二通知>及黄总长指示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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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最近，河北省某群众组织向谢副总理、黄总长反映了石家庄、邯郸、沧州、天津、唐山、衡水、张家口、承德、邢台等地的一些问题，主要是：挂牌、游街、批斗、戴高帽，其场面声势很大，被批斗的对象多是对立面群众组织的人，有头头、有骨干，但一般群众占多数。
有些人吃饭时则令其跪在地上，向毛主席请罪，先打一顿，然后自己喊：“我是反军派黑干将！”批斗对象挂着“反军派黑干将”的牌子，女的则被剪了头发。有的是刚从外地被揪回，边走边喊：“我是反军派黑干将！”游街都是挂着“反军派黑干将”的牌子和带着两三米高帽，成群成串的。有的被游街的人，扛着用草扎的刘少奇和王光美的丑象，边走边喊：“刘少奇是我亲爹！王光美是我亲娘！”街道两旁塑了很多刘、王的泥象，每逢游到这里，先跪下跟泥象亲嘴，然后令其大哭，并喊：“亲爹刘少奇呀！亲娘王光美呀！”哭时有人检查有否眼泪、鼻涕，否则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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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八年八月三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根据事实统计，以上九个地区所谓“拥军派”的亲密战友保定红楼派武斗队，从1967年10月至1969年4月，在保定市及保定地区各县，通过截击军车等手段，枪杀38军包括科长、参谋、干事、助理、排长、班长、司机、战士在内的共23人，伤多人，其中包括38军一名副参谋长和两名副师长；此外，还有省军区3人也被其误杀。
实际上，在全国范围整整汹涌肆虐了一年之久的新二月逆流，其受害者当以广西造反派为最。据有关方面统计，南宁“4·22”和桂林“老多”、柳州造反大军等造反派群众被杀害者竟高达十万人之巨！其尸体竟顺流而漂到了香江，令香港同胞见了不寒而慄！河北省那九个地区的造反派群众若同远方的广西战友相比，当然还是幸运的。
国庆之夜，陈伯达同中央领导人一起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企图借机同前来观瞻的刘海清和王猛套近乎。但他见对方的态度冷若冰霜，知道自讨无趣，结果是双方不欢而散。
11月间，中央军委授予38军113师卫生科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进卫生科”。该卫生科在3月23日，为满城县郎村女社员张秋菊成功地切除腹中一个重达90斤的巨大肿瘤，6月25日该事迹在古莲池展出，10月又于北京文化宫展出，从而在社会激起热烈反响。
11月9日，原河北省第一监狱党委书记储国恩，委托原副狱长张兆坤为其代写了《就“要宝钟事件”向党和人民低头认罪》。在这份“认罪书”里，储国恩如实交代了在文革初期，省公安厅副厅长李信操纵他残酷迫害要宝钟的种种情节。
1969年初，红楼派首领们掀起一股大反保定地、市革委会、驱逐38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浪潮。因为这时他们才深刻感觉到，在省军区领导机关迁走后，38军支左人员在各个领域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保定的社会秩序也随之日趋稳定。这种局面如果持续下去，红楼派首领们担心，他们将在未来诸如清理阶级队伍和整党建党这类活动中处于一种非常狼狈的、被动挨打的境地。故而，在新的一年伊始，在中共“九大”召开前夕，红楼派首领们便不惜铤而走险，对保定地、市革委会，对进驻西郊八大厂的38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展开了攻势。保定城大街小巷贴了很多此类大字报、大标语；进驻各厂的军宣队受到围攻，保定地、市革委会遭到冲击。
1月18日，河北省第一监獄军管会主任亲自出马，指挥联总武斗班子及省军区退伍就业人员，通过激烈武斗，将政法公社群众赶入靠近省监獄大门口的招待所。招待所一堵墙被推倒，院内扔满了砖瓦石块；军管会主任率领大批人马登上附近的办公大楼楼顶，居高临下地朝这边观察动静。东西两方如此对峙，中间就是那一条通往省监獄犯人区和干部、工人生活区的大马路。其形势显然对造反派极为不利。为了避免更大的流血事件发生，在城内居住的要宝钟闻讯匆匆赶来，力劝政法公社群众马上撤出省监獄，临时迁往位于旧城北面的原省统计局办公楼。此时，四中两派学生发生武斗，革联被打出来，于是范锦带他们也到原省统计局办公楼来临时居住。
2月24日，中央军委对38军首长来电称：“鉴于目前中苏边境局势万分紧张，经毛主席批准，决定将38军做为战略预备部队，组编为全军第一个摩托化军。其军下辖3个摩托化师和军直炮兵团、火箭炮团、高炮团各1个。”38军由此实力大增。以上决定，是毛泽东对38军这个史称“万岁军”的巨大关怀。
3月底，郑维山向38军示好，将保定军分区原班人马同山西某地军分区对调。与此同时，郑又悄悄做了手脚：把同38军持对立态度的北京军区一些兵种的200多人，塞入调进保定的新组成的军分区，以继续同38军对抗。
4月5日，《新保定报》出版，为保定地革委机关报。该报前身为《保定日报》，1967年1月5日被造反派查封，改出《革命造反报》；1968年1月12日，该报实行军管，27日改出《新闻电讯》。
1969年4月1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了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和林彪分别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副主席；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九大”通过的新党章第一章总纲中赫然载明：“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与此同时，林彪的夫人叶群及其亲信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也全部进入中央政治局。李雪峰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郑维山、刘子厚当选为中央委员，石家庄、唐山两地的保守派群众组织头目马福全和樊德玲也分别当选为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
原中央文革成员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以及顾问谢富治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著名反文革派头面人物“三总四帅”除谭震林以外，也全部进入中央委员会，其中叶剑英和李先念甚至还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在这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在这所谓中央文革派取得辉煌胜利的中共“九大”上，居然也没有河北省造反派党员代表的一席之地！
毛泽东在这次会上不无风趣地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我们又是放，放出不少。一方面，在群众中有无政府主义、‘怀疑一切，打倒一起’的思潮；另一方面，有坏人杀人、放火、放毒，包括武斗在内。所有武斗的材料我都看过，······主要是野战军和地方军的矛盾问题，例如保定，是省军区和三十八军的关系。浙江、四川、贵州、云南都是军队内部问题。······各站在一派，结果武斗一打，就停不下来。”
“九大”期间，由于林彪同江青这两大文革势力之间斗争加剧，林彪为了彌合38军同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这三个人之间的裂痕，特意将38军的老首长李天佑和刘贤权安排在新成立的军委办事组，其班底是：组长黄永胜；副组长吴法宪；组员谢富治、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温玉成、李天佑、刘贤权。其中除谢富治和李德生外，叶群是林彪内助，而其他人则全部为林彪的四野部属。
陈伯达深体其意，他曾先后两次来到北京军区和河北省代表驻地，私下里对王猛和刘海清表示：“保定两派至今还没有联合起来，群众还在武斗，是由于我到那里去，没把问题处理好。为此我感到很痛心。我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林副主席。只要两派群众能联合起来，我情愿去保定承认错误，作自我批评。”4月6日，他甚至当众信誓旦旦、一脸苦相地表示：“保定还在开枪开炮打死人，我开完会，准备亲自去那里，要打，把我打死在保定好了。”
然而当晚，他又对李雪峰阴阳怪气地说：“保定问题，主要是38军同红楼派群众之间的矛盾，38军向上反映情况其实是‘恶人先告状’。”
与此同时，叶群、黄永胜、李作鹏也当众批评38军领导人：“你们太骄傲，派性太大。”“同友军、同另一派群众要搞好团结嘛。”
李雪峰、郑维山见有机可乘，便于4月13日接见红楼派首领说：“你们信不过38军是有道理的，看来，保定还是要乱的。就是一切归38军军管，他们能管成什麽样子？！”
红楼派首领对主子的吩咐心领神会，于是回来后，立即重新成立武斗总指挥部，下设保南、保北分指挥部，指派了司令、政委，选派了参谋，开始对造反派发起总攻击。在短短的9天里，其武斗团伙攻打了造反派控制的3座县城，血洗村庄370个，切断交通公路11条，打死打伤造反派群众900多人。4月19日，新城县红楼派武斗队头目朱洪玉率众800多人，猛攻高碑店火车站，沿路设卡，拦劫军车，封锁营房，枪杀过往行人。至4月23日清晨夺占车站，中断京广铁路交通。此举震动中央，严重威胁首都安全。周恩来得知此情后不由大怒，严令北京军区立派38军去高碑店收缴武器，解散武斗队，迅速恢复京广铁路线运输。
4月24日5点40分，112师500人的军宣队迎着东升的旭日，浩浩荡荡、威武雄壮地开往高碑店火车站。从睡梦中惊醒的武斗队员拉响警报，慌忙向宣传车射击。336团炮连指挥排长何维德不幸中弹，临死前大呼：“不怕牺牲，坚决完成任务！”二连战士崔久密亦不幸饮弹身亡，他的胳膊上还写着：“正确对待群众，严守‘五不’政策。”其他战士迅速向四面散开，利用地形和房屋隐蔽起来，同时，宣传车不断广播以麻痺对方。如此僵持一段时间，乘其不备，500名战士突从四面八方，以百米速度冲向车站，还没等那些暴徒醒过神来，军宣队早已冲进其各个房间，尤如天兵突降，将他们个个完全制服。至17时15分，中断9个多小时的京广大动脉又开始输送血液了。

中共“九大”召开以后，山东王效禹在本省发起了反复旧运动，其矛头对准了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由于他一直插手同山东搭界的江苏省徐州文化大革命，支持踢派大反该地驻军68军军长张铚秀，这样，山东造反派就要面对许世友上将和杨得志上将这两大军区的政治压力。反复旧运动迅速波及河南、山西、湖北、湖南等省，而且似乎大有在全国燎原之势。
在保定，“九大”以后，两派群众社会性组织虽已不存，但两派武斗队之间却打得难解难分。红楼派首领叫嚣：“38军现在忙于战备，顾不上农造派，我们可以放手大干!”
5月19日，涞水县红楼派炮击县粮库，甚至施放毒气，还掘开水库放水淹没粮库，造反派群众死亡22人。5月30日，满城县红楼派武斗队猛攻方顺桥粮库，烧毁粮食16万斤，打死2人。6月2日，安新县红楼派武斗队竟然向38军军直属队农场发起攻击。正在那里下放锻炼的大学生五连的宿舍遭到炮击，刘秀芳等3位女同学惨死，还有2名女生身负重伤，全宿舍衣物钱财被洗劫一空。6月9日，易县红楼派武斗队头目疯狂号召：“要同38军血战到底！”他带头连续5次冲击112师易县岭西汽车训练队，有120多名军人被打，伤60多人，排长刘得武、战士蒋瑞田、王颜德等3人当场牺牲。在王猛的强烈要求下，北京军区不得已，其政委陈先瑞硬着头皮前去视察。牺牲的战士并排摆在遇难之处，受伤和致残的指战员们排队站在已遭抢劫一空的营房门口。对此惨景，陈先瑞不仅无动于衷，反而高声指责38军：“人家一打就满山跑，我不相信这样的部队怎麽能打仗？！”王猛一听，气得把水杯“啪”地摔在地上，掉头走了。
5月9日，就在北京军区和省革委会联合工作组奉命到达保定市的当天，造反派武斗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攻占位于旧城东关的红楼派武斗队盘踞的人民印刷厂；同时，由署名贾德普等三人合写的一张题为《在历史的经验与教训面前——论我们的斗争》的长篇大字报，贴在已迁至原总督署的市革委机关大门前。大字报劈头一句就宣称：
“一场不可避免的决战即将摆在人们的面前，这是我们对保定当前局势的总看法。”“保定目前两大派是从1967年6月以后重新组合而成的。当时的分岐焦点就是二月逆流问题。承认了二月逆流，就承认了工总派的利益，即承认了人民的利益，肯定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过来，否认二月逆流，就否定了工总派的利益，即否定了人民的利益，肯定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都是从较大的利益原则上来说的。但具体到每一个人，又有他特殊的利益，从而决定他们的派别选择。例如，参加红楼派的人，有的原来是曾受过走资派提拔重用的，有的是干了坏事的，有的则是屈从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压力，等等。
所以，保定两派的形成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观点上的分岐。观点分岐是有的，这在运动的初期表现得比较突出。可是到了后来，由于观点已经转化而为派别的利益，所以巩固的两大阵营形成了。”“武斗在某个个别场合也许是偶然的，但从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的眼光看，却是必然的。这同战争一样：武斗是小规模的战争，战争是大规模的武斗。这些都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当某些政治问题不能解决时，就必须用暴力扫除障碍，借以继续前进。因此，运动到了今天，武斗与恐怖代替了自由大辩论；大棒和枪炮代替了大鸣大放。”“作为联合的主要条件，就是两派力量在政治上、军事上等等诸方面的最起码的力量均衡，没有这种均衡或优势，就没有这种联合的可能。”“政治上，工总派显然是压倒对方的，特别是揪出杨成武、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判了新旧二月逆流，这两颗炮弹掀翻了红楼派的理论基础，使得他们在政治上输得精光。只要看一看他们早已把关于黑‘八一’的一系列高谈阔论抛个干净后，却还在令人作呕地抓住‘两团一暴’的可怜的假说，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作为自己的救命护符和‘人血馒头’，就足以看穿他们在政治上早已无立足之地了。然而在军事上，我们不能不承认是次于红楼派的。他们的军事力量还是强大的，这一方面说明了他们政治上的虚弱，另一方面说明了他们要在军事上寻找其政治出路。”“保定许多县处于红楼派的暴力控制之下。群众听谁的呢？毛主席在井岗山的斗争中曾经指出：一种是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一种是先建立政权，后争取群众。毛主席肯定了后者而否定了前者。
我们讲这些道理的目的，就是使人们必须正视现实，不管现实怎样令人痛心，从目前情况看，武力即军事手段，也是争取群众的一种东西。”
郑维山看到此文后勃然大怒，指示38军首长马上抓捕作者，并要两军两派对此文展开大批判。但是，无奈此文所鼓吹的“武斗合理论”在当时确有广泛市场，因而郑最后也不得不对此事不了了之。
在“九大”团结胜利的精神鼓舞下，王猛要求每个参加“三支两军”工作的干部战士，大力加强保定市郊区和县以下农村两派群众的团结工作，不但要说服农民不进城参与派性活动，还要制止农民被雇佣充当打手。市郊杨庄是红楼派严密控制的一个据点，113师进驻这个大队的3人支农小组，被红楼派头目百般刁难，几次险些被轰走。他们刚一进村就遭到围攻谩骂。红楼派头目挨门挨户地布置：“不准给饭吃，不准留住宿，谁要违反了就抄他的家。”
面对这种困难，班长王光友3人夜晚就住在牛棚里，白天空着肚子和红楼派群众一起下地劳动。下工后，帮助群众担水、扫院子，主动找老乡拉家常。次日，他们仍然忍饥挨饿地下地干活。在连续七顿饭没吃之后，首先是那个红楼派头目的妻子看不下去了，背着丈夫做饭送给支农小组。那个头目知道后，对她大骂两天。但她说:“你骂十天我也不怕，解放军是来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是来帮助咱们大联合的，不让人家吃饭，你还有良心吗？”有一天，她听说有个战士病了，就连忙做了荷包鸡蛋挂面汤送去，那个头目一见邻居都站在其老婆一边，指责他不对，他也就不再说什麽了。
在此期间，又发生了著名的“冲击胶片厂军管会事件”。保定胶片厂本是红楼派武斗队盘踞西郊的一个重要基地，然而该厂这时已由38军代管的189师卫勤部队军管。4月12日，奉江青之命前来调查电影胶片生产情况的中央电影机械调查组刚刚进厂，就目睹了胶片厂联合战斗兵团一部分人及其召来的同派战友铸机厂指挥部、化工三处临委、华二建工总部的武斗队大举冲击军管会大楼。解放军多人被打，其中重伤3人，他们头戴的军帽竟也被抢走。5月16日下午3时，那些无法无天的暴徒再次冲击胶片厂军管会，所谓“拥军派”公然向军管会人员投掷手榴弹一颗，并用匕首、刺刀捅伤指战员多人，同时抢走子弹60箱，步枪1支。上述事件发生后，得到报告的江青，怒气冲冲地找到陈伯达，执意要他立刻处理；于是，陈被迫作了如下批示：
请郑维山、李雪峰、马辉、刘子厚、王猛、刘海清各同志，负责解决工筹派冲击胶片厂军管会的错误问题。工筹派必须作严格的自我批评，同硬骨头队实行革命大联合；同时，工筹派必须遵守军管会的纪律和规定，尊重189师在胶片厂的卫勤工作，向侦察连受伤的同志和工厂受伤的工人承认错误，归还抢夺的东西，并保证今后一律不准再冲击胶片厂和其他工厂。同时，对保定西郊各大工厂要实行军管。
胶片厂和其他各厂实行军管后，都必须清理阶级队伍，把坏人揭露出来，遵照毛主席的政策处理。
此件请总理、康生、江青、永胜各同志审批后，由谢富治同志转交郑维山各同志。
陈伯达
69年5月17日


同意     周恩来
江青
康生
黄永胜


郑维山批示：告三十八军，遵照中央首长指示坚决执行。西郊各大厂军管由三十八军负责。



6月间，在国庆二十周年筹备会议上，周恩来明确要求“保定问题一定要在国庆节前解决，打扫得干干净净迎国庆。”
7月13日，谢富治召河北省革委会、38军、省军区三方领导人进京，在听取了有关情况汇报后，他气愤地说：
“周总理对保定问题非常不满，总理严肃地批评：苏修挑衅，局势紧张，你们为什麽还要在保定争？你们究竟要干什麽？”
他见满座之人低头不语，便当着郑维山的面，代表周总理明确宣布：“保定问题由38军负全责，北京军区不要介入，河北省革委会和省军区也不要介入。今后，保定问题由38军直接向我报告。”之后，谢富治又问道：“你们还有什麽说的？”
郑维山虚于委蛇地表示：“我完全拥护总理的决定，其实河北省军区搬到石家庄以后，保定问题就是由38军管的。”
王猛没有同郑维山争辩，他慷慨激昂地说：“38军决不会让周总理失望，请在座的各方领导同志多加支持。”
王猛和刘海清兴奋得顾不上吃晚饭，立即驱车赶回保定，连夜召集军党委常委会议进行传达，研究落实。大家对周总理的关怀、爱护和批评，百感交集，情绪亢奋，仿佛看到了地平线上的曙光。
7月23日凌晨，谢富治又给王猛打来电话：“周总理很担心38军领导能否真正转变思想，紧跟中央决策。总理说过：‘即使河北全省都是红楼派掌权，也无损38军一根毫毛。’总理让我问你们：‘这个精神，38军领导人听懂了没有？’”谢的态度严肃，语气强硬。
王猛激动地表示：“请转告周总理，38军听懂了总理的意思，那就是让我们从群众派别这个小圈子里跳出来，把大联合摆在首位。38军一定不折不扣地按时完成任务！”
当天下午14时20分，王猛又接到北京军区通知，立即来京参加周总理召开的紧急会议。
原来，保定南部诸县近来连降暴雨，发生汛情。红楼派几个武装团伙占据白洋淀千里堤，掘壕据守，破坏堤防设施，有可能导致决堤，造成水淹天津的危险。为此，周总理在李先念和谢富治的陪同下，亲自召集北京军区及河北省党政军负责人进京开会。他以命令的口吻对王猛说：“要对这一段堤防实行军管，收缴武器，解散武斗队，令其立刻撤离堤坝，保障堤防安全。”
可是，郑维山和李雪峰却认为，38军同红楼派对立情绪太大，他们提议由驻天津的66军担负此项护堤任务。
周恩来不由怒气冲天地厉声喝问：“保定问题为何这样复杂？这样难办？就连人命关天的防汛护堤大事，你们也不能统一行动。你们到底还要争什麽？还要争到何年何月？”
四座之人面面相觑，垂头不语。
聪明机智的王猛眼见机会难得，便霍然而起，鼓起勇气对总理坦言：“保定问题难就难在政出多门，各行其是；上下左右，总是不能形成一种合力以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在许多重大问题上，38军竭尽全力取得的成果，常常被人一言以废之，一举以毁之，造成保定问题久拖不决。”
周恩来听得非常认真，不时作着记录。而郑维山和李雪峰却四目相视，闪着惊恐的神色。于是，王猛清了清喉咙，更来了劲：
“经中央全力支持，保定地、市实现了大联合、三结合。而有人却说它‘搞早了，搞急了，往后还要反复’；38军主张保定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要联合不要分裂；而有人却把把保定分成所谓‘拥军派’和‘反军派’，坚持扶持一派，摧垮一派。”王猛瞥见李雪峰和郑维山那种芒刺在背的样子，便索性将38军多年来的苦衷，在此刻对周总理和盘托出：“38军在保定问题上确实存在着缺点和错误，保定局面长期动荡不安，我们愧对中央、愧对人民啊！但是，38军扪心自问：我们从长白山下来远奔华北平原，来到毛主席身边，并不想要什麽照顾，也不争什麽地位。我们只想遵从党中央的伟大战略部署，为人民做一些有益的事情。现在，面对苏修挑衅，形势吃紧，38军做为中央军委的战略预备队，全体将士别无他求，唯一的愿望就是早日平息保定的动乱局面，恢复稳定，使我军全身而退，倾注全力用在战备训练上。”
王猛出言字字感人，句句坦诚。言及紧要之处，不免热泪盈眶。这时周恩来停下笔，动容地望着他。王猛寻思：话已至此，反正今天我也豁出去了，索性就将“御状”告到底：“总理呀！38军身在保定，举目无亲，我们就像没娘的孩子，一切受制于人，无力左右形势。保定问题虽然出在保定，但其‘症结’却又不在保定。我们总觉得后面有一只无形的巨掌，在死死地按住保定不放，企图让保定无休无止地乱下去，直至38军被‘搞臭、压垮、轰走’为止。”
王猛的一席话，顿令周公宛如醍醐灌顶，猛然醒悟。他炯炯有神地打量了一会儿这位神采奕奕的少将，就好像伯乐相中了千里马，朗朗大笑道：“好一员猛将，真是人如其名啊！”周又上身前倾，高兴地讨教：“对于如何解决护堤以及解决保定问题，你有何良策？”
王猛从容不迫，侃侃而谈：“在中央发布军管防汛护堤命令的同时，请求中央再发布一个全面解决保定问题的布告，重点放在收缴武器，制止武斗，解除非法武装，拆除武斗工事，实现两派联合，恢复社会治安和工农业生产。其目的是借助中央的权威，将防汛护堤与保定问题一并解决。如此以来，则保定幸甚，战备幸甚，大局幸甚。”
周恩来十分满意地微微一笑，点了点头。他又用犀利的目光扫了一下李雪峰和郑维山，此时，这俩人真是如坐针毡，狼狈不堪。
次日上午继续开会，周恩来兴致勃勃地说：“王猛同志昨晚提议，把保定问题同防汛护堤一并解决，这就需要起草两个《布告》。我认为，这个提议非常之好！关于解决保定问题的《布告》由省革委会牵头，协助38军共同起草，然后连同军管护堤《布告》一起报送中央审批。”
7月31日下午，受中共中央委托，谢富治和军委办事组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38军营以上干部500多人。谢副总理威严地宣布：“中共中央决定38军倾巢而出，宣传落实中央政策，收缴武器，恢复生产，消除派性，国庆节前务必实现保定地区大联合。保定问题由38军统管，各方不许插手，解决不好由38军负全责！”
与会人员面对如此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真是如箭在弦，他们跟随刘海清军长振臂高呼：
“坚决落实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决不辜负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重托！”
顿时，人民大会堂成了38军誓师的校武场和点将台。



从1967年底至1969年7月底，38军军以下指战员遭红楼派暴徒殴打者竟达14，000人之多，其中受伤者3，800多人。此外，还有26人遭其枪杀。
这一年的夏天，以王效禹为首的山东造反派和以刘格平为首的山西造反派，在中央指示和当地驻军的沉重打击下，相继遭到惨败；河南、两湖等省的反复旧运动也随之步入颓势。当时中央专就山西问题下达了“七·二三”《布告》，山西红总站首领杨承效（原冶金公司电焊工）甚至因此而被69军处以极刑。
不久，毛泽东又亲自批发了河北省革委会的“七·二八”《布告》，这个《布告》肯定了38军和保定地区革委会联合发出的“七·二二”《布告》。8月2日，中央军委特派飞机103架次，多次散发了以上三个《布告》。前此，38军派出一个团的兵力迅速赶到白洋淀军管护堤，那里的红楼派武斗队见状，顿时化作鸟兽散。8月3日清晨，38军倾巢出动32，000多人，组成7，000多支宣传队，分别进驻全区23个县市基层单位，大张旗鼓地宣传三个《布告》，引导和教育群众消除派性，争做“大联合派”。与此同时，收缴武器，拆除武斗工事，解散武斗团伙等要务也取得了很大成效。仅在10天之内，收缴各种枪支36，000多条，各种土炮、火炮680门，子弹94万发，手榴弹15万枚。
另一方面，38军采用“突然袭击、分割首尾”的方式，将2，000多名两派大小头目集中在保定饭店大礼堂开会。王猛对他们动员说：
“现在可是形势逼人啊！中国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刚才谢副总理又打来电话传达，周总理每天都很关心保定问题，要求两派群众必须在国庆节前实现大联合。为了彻底落实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造福保定地区六百万人民，从今天起，38军只好对不起大家了，要把各位同你们所在的群众组织分割一段时期，要分别组织学习，开展讨论，面对面、背靠背地进行揭发批判。谁学习好了，态度转变了，就回去向群众汇报；群众理解了，同意了，就区别情况，分别对待，有些同志就可以安排到各级三结合的机构里。如不转变思想，端正态度，那就得不到群众谅解，那就只好请你靠边站！”
这些头目们乖乖地全部被押送上车，由三辆警车开道，拐弯处，交通口，全部有军队值勤，手持彩旗指挥，一路畅通无阻。沿途鞭炮齐鸣，锣鼓喧天，满街群众对那些“俘虏”们招手欢送。高楼大厦，饭店门口，挂起了一条条鲜红的横竖标语：
热烈祝贺保定两派群众组织头头共同举办学习班！
坚决落实中央战略决策，迅速实现保定大联合！
团结起来，消除派性，实现联合，稳定保定，共同对敌！
坚决打击破坏大联合的一切行为，为六百万保定人民着想！
军民团结如一人，严阵以待苏修挑衅！
王猛深入红楼派群众中去，同他们推心置腹地交谈：“大家过去闹派性，有的还参加武斗，是给谁卖力？遭殃的是谁？保定动乱，生产下降，百姓生活大打折扣，你们能长期容忍吗？38军是工农子弟兵，一贯坚持两派大联合；可是，有的人却对他们那麽残忍，狠下毒手，难道你们就漠然视之，无动于衷吗?这些内心话，过去，38军没有机会同你们说，因为良药苦口，忠言逆耳呀！38军全体将士为此多麽痛心啊！”
王猛的这一席肺腑之言，使红楼派广大群众深为感动，此时，他们纷纷起来撕毁派旗，劈碎派印，砸烂派牌子。于是，两派群众人人签名，完全主动地订立协议，毫无条件地实现大联合。

8月16日下午，保定地、市十万军民在体育场隆重举行《坚决贯彻河北省革委会“八·一四”指示，感谢京、津、山西及我省各地区革命人民的声援大会》。郑维山、李雪峰、陈先瑞、刘子厚以及驻保各部队首长、保定地市革委会负责人出席了大会。郑维山、李雪峰以及刘海清在大会上先后讲了话。郑维山在讲话中特别强调：
“自从河北省军区移防以后，北京军区、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就明确规定，由38军统一领导保定地区的三支两军工作。现在我们再次重申：保定地区的三支两军工作统一在38军领导之下。38军、保定军分区和驻保其他部队，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按照8341部队‘三条原则’、‘九个一样’的先进经验，做好两派革命群众的工作，坚决执行林副主席‘把一碗水端平’的指示，圆满地完成保定地区的三支两军任务。保定地区广大革命群众要拥军，特别是要信任、支持38军。38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亲自领导、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这支部队是从井岗山下来的部队，经历了国内历次革命战争，是一支有战功的英雄部队。广大革命群众应当信任、拥护、支持、帮助他们很好地完成三支两军任务。我们要提高警惕，防止一小撮阶级敌人利用两派群众中的资产阶级派性，搞拥一军、反一军、亲一军、疏一军的阴谋活动。没有野战军支左的地区和单位的群众组织，都应该热情地欢迎部队进驻支左，积极地配合他们搞好三支两军工作，绝不允许再有阻挠、殴打、刁难、轰赶人民解放军的现象发生，否则就要按照‘七·二三’《布告》的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而李雪峰却借此机会在讲话中挑明：“现在还有原省直机关的个别单位和少数人，违抗省革委会的决定和指示，在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坏头头的欺骗和蒙蔽之下，至今不上省直学习班，赖在保定不走。也有的人在欺骗蒙蔽之下，私自从学习班跑回保定。还有的人请假回保定，至今逾期不归。其中一些人，在保定搞非法串连，干扰保定地、市文化大革命，这是抗拒‘七·二三’《布告》的行为。这些人必须按照限定的时间回到省直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去。凡拥护‘七·二三’《布告》，认真执行省革委会指示的，省直学习班一律予以欢迎，不许歧视；拒不回学习班或逾期不归者，要按照‘七·二三’《布告》规定严肃处理，决不宽贷。”
原来，省革委会成立以后，李雪峰、刘子厚曾以办“省直机关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之名，强制原在省直机关一些单位工作的造反派群众离开保定去外地就范，以便其利用“囚笼政策”，将那些多年来的冤家对头一一制服。省直机关一些单位造反派群众明知就里，当然不愿上钩。这些机关实际被迫去了外地“学习班”的造反派，仅仅是被陈伯达点名的原省委兵团成员。
8月28日，中央发布了建国以来的第一个战备动员令《中共中央命令》，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紧密团结起来，时刻准备战胜苏修的侵略阴谋。王猛借此机会，在两派头头学习班里，组织进行深入的学习讨论。大家消除派性、促进大联合的气氛日趋浓烈。这时，两派群众代表找到学习班里的头头们谈体会，做工作。同时，那些主动和本单位对立面签订了大联合协议的头头，也回到群众中去汇报。就这样，群众和头头互相促进，终使派性成为一潭死水，逐渐蒸发；而两派大联合的情绪则汹涌澎湃，一浪高过一浪。在这种情况下，红楼派头目们主动地揭发了同保定地市委对抗的黑班子非法动用、转移国库现金1，000多万元，囤积各类计划物资装满570多辆大卡车。
在镇压罪恶累累的武斗分子方面，38军本着“严工总，宽工筹”的原则，第一批杀的全是工总派的，第二批两派都有，第三批工筹多于工总。宣判朱洪玉等犯罪分子死刑那一天，古城十万人山人海，场面威严。大会将开之时，谢富治突来电话：“有人反映，朱洪玉一案要考虑，这个人能不能缓杀？”
王猛斩钉截铁地回答：“十万百姓齐聚，大会马上进行。我以党性担保，绝对不会杀错！”
“那就按照你们的原定计划办！”
此举大长人民志气，大灭敌人威风。那些作恶多端的家伙或者纷纷投案自首，或者逃之夭夭。因为他们看到：“保护伞”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38军为了体现党的政策，在这一方面先后召开宽严政策大会300多次，从宽处理600多人，从严处理100多人。在政策感召下，全区有1，985个重点人物找上门来，或者交代问题，或者投案自首。
9月下旬，全区23个县市，1，840多个企事业单位，570多个公社，6，240多个大队，全部实现了大联合。各级革委会的建立，在王猛和38军指战员的把握下，不仅“一碗水端平”，层层坚持两派掌权，而且贯彻“严工总，宽工筹”的原则，即使工总派群众占绝大多数的县企、事业单位，领导班子和机关干部也同样平等搭配。所有基层单位革委会的建立，都经过两派群众的充分协商，取得一致意见，由各县、市武装部和支左人员一起当面听取两派代表的汇报，逐个研究把关，审查批准。据对55个较大单位的统计，革委会委员里，平均工总派每60人出一名，工筹派每43人出一名。工筹派许多群众赞颂：“我们早就应该完全相信38军啊！”
这一天上午，谢富治给王猛打电话问：“你那一边怎麽那样吵吵呀？好像打鼓似的，你在哪里呀？”
“我在支左办公室，现在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有实现大联合的单位报喜呀，又敲锣又打鼓、又鸣鞭又放炮，这里可热闹了！”
“保定全区实现大联合的单位现在有多少？”
“大约百分之七十。”
“这麽好的消息，你为什麽不早告诉我呀？”
“我想还是先别向你报喜，我们最好还是把工作搞扎实一些，你说呢？”
“好啊！38军头脑很清醒，我佩服你们！”谢副总理又叮咛了几句，就高兴而放心地撂下了电话。
《中共保定党史大事简介》是这样记载当时的情况的：
1969年7月，38军和保定地区革命委员会奉命联合发出“七·二二”《布告》，提出了两派停止武斗，上交武器，无条件回厂、回校，按照系统、行业、班组搞大联合，坚决镇压反革命等一系列强制措施。随后，保定市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宣传、贯彻中央“七·二三”《布告》和地革委、38军“七·二二”《布告》的通知。从8月上旬到中旬，在体育场接连召开数次十万人大会，北京军区、河北省革命委员会、38军及地、市革委会的领导亲自出席并讲话，号召两派群众组织认真落实中央《布告》，狠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坏头头，同时，对那些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宣判死刑。为加强宣传，扩大影响，从7月下旬到8月底，空军部队奉命来保协助空投散发《布告》。大规模的宣传活动，使党中央的指示家喻户晓，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孤立和震慑了一小撮打砸抢分子和热衷于搞派性武斗的坏人，为制止武斗、收缴武器创造了良好条件。到1969年10月，收缴武器的工作基本结束，各处武斗工事全部拆除，武斗人员返回原单位参加运动。但是，散存于社会上的枪支弹药远未缴清，此项工作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的后期。
制止武斗，收缴武器，是扭转保定混乱局面的主要步骤。此后，保定形势开始逐步好转。
9月28日，省革委给保定地革委和保定变压器厂发来贺电，祝贺该厂生产出我国第一台自行研制的巨型铝线圈变压器。


当时，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大事宣传所谓“支左不支派”，“对待两派群众要一碗水端平”，“消除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等等政治口号。而实际上，这些口号统统不过是为了适应当时毛泽东为尽快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战略目的，而故意在两派群众之间和稀泥、抹光墙，以统一到他所确定的新的原则范围之内的一种手段而已。就全国各地两派群众组织而言，比较具有一些独立性质的造反派除上海工总司以外，到1969年“七·二三”布告以后，实际上都或者早已被公开镇压如两广造反派，或者于近期被公开镇压如两山造反派，或者被有意肢解如两湖造反派。而像保定这样有强大的军队作背景、作靠山的造反派，实际上，就其组织形式、生活方式到斗争手法，在当时也确实同对方都早已弄得良莠不分。造反派队伍里的政治投机商一哄而上，以打砸抢为专长的某些歹徒则大显身手；那些自运动以来坚持文斗、反对武斗的某些革命闯将反而处处遭到排挤。在这里，判断两派是非的唯一标准，就是推本溯源到1967年的二月镇反和1968年的新二月逆流。这就是说，尽管文化大革命中的这两大派的源头不同：一个卵翼在官方之下，一个萌生于群众之中，双方各自沿着一条顺理成章的轨迹向前运行；然而，由于毛泽东早已给他们设计好了一个共同的归宿，——成立革命委员会，而这个政权在当时实际上是以军代表为主，以地方领导干部为辅，群众组织代表则纯属摆设。它不是民主选举产生的，而是层层内定的，各级权力都高度集中在一人之手。——因此，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派斗来斗去，自然在方式方法以及政治纲领上就表现得越来越雷同，这两条河越流就越交汇到一起。而这两派首领的指导方针，此时也越来越流于为个人争权夺势，所谓“人民勤务员”云云，到这时都早已不过是自我标榜而已。
广大人民群众也越来越看清了这种自然趋势，因而他们对这种派别斗争也越来越失去兴趣，对它所产生的副作用也越来越感到厌恶；而对上述那种在两派之间调和、折衷的口号则越来越报之以热烈响应。所谓“久乱思治，久动盼静”，这已成为保定地区广大人民群众发自心灵底蕴的一种呼唤。
8月下旬，省直机关各单位造反派群众就像被押赴屠宰场一样，在西关火车站含泪告别了他们多年的保定战友，登上了驰往石家庄的火车车厢。
所幸的是，河北省第一监獄两派工人群众被留在了保定。新换的军管会人员是从内蒙古独立师调来的，由于他们在原地犯过镇压造反派的错误，并为此被中央办过学习班，所以这次归属省军区，来到保定，一开始还是谨慎从事的。
军管会从8月19日开始集中两派工人群众办班，首先要大家学习文件，斗私批修，自我检查派性。在这个过程中，军管会又组织这些青年男女攀登西边的狼牙山峰，接受革命传统教育；下乡帮助农民秋收，收听忆苦思甜报告。当着学习班群众正在迅速消除多年派性隔阂，融洽无间地团结起来时，军管会却又突然宣布将第一班成员囚禁在监獄高墙之内，并发动其他三个班的群众检举、揭发第一班的问题；与此同时，所谓清理阶级队伍专案组对第一班成员展开了紧张的内查外调活动。接着，又将第一班的段某以“社会上打砸抢分子”之罪名加以抓捕，宣布实施隔离审查。这样，学习班群众之间最初以来形成的那种和睦气氛突然消失了，而代之以“刀出鞘、箭上弦”的临战姿态。
原来，省监獄政法公社的主力是工人群众。而这次军管会办学习班，事先有意将要宝钟等人集中编在第一班；军管会又秘密地抽调监獄联总骨干进入清队专案组。政法公社群众对此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而他们对这个军管会本来就存有戒心。文革以来，省监獄发生过两宗人命案：政法公社青年工人董凤祥和站在这一边的原副獄长王文汉先后被对方抓去活活打死，而军管会现在却对此不闻不问；另一方面，他们竟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大搞第一班的所谓“问题”，这就不能不在众目睽睽之下暴露了其派性马脚。
学习班腻腻歪歪地持续了4个月，军管会的主旋律就是围绕着第一班开刀；在快要动手时，又发现情势不妙，因为这些从内蒙过来的、在支左问题上犯过错误的军人过低地估计了对手；军管会要打退堂鼓，但为时已晚。12月8日要宝钟在学习班上率先发难，4个班群起呼应，大家争先恐后地发言，大摆省监獄的严重问题，大揭军管会的派性表现，如此连续鼓噪三天，真是群情激愤，斗志昂扬。军管会面对此情此景，瞠目结舌，束手无策。
11日，军管会孙主任召集全体工人开会，他神情沮丧地表示：原则上接受大家的批评和建议，并代表军管会就派性问题做了检查。要宝钟当即带头热烈鼓掌，众人掌声经久不息；要又领大家高呼：“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
至此，省监獄留保造反派工人群众同省军区军管会在新形势下的第一个斗争回合，以大获全胜而结束。
1969年11月28日，38军支左人员奉命进驻农大校园。原来被北京军区装甲兵部队支左人员转移到河北遵化县砂石峪办学习班的农大3，000多名师生，也随之全部返保。由李宪智带领的70多名坚持在家的原农大造反团同学，也从参加劳动的清苑县沟头村返回校。
本月8日以来，保定各中学大批毕业生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到年底全市有4300多名初、高中毕业生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在这一年的10月——12月，63军奉命移往山西省太原，69军迁至该省大同；原驻江苏省镇江的27军则调来石家庄；原驻福建省莆田的28军则调往山西省临汾。陈伯达、杨成武、郑维山本来一心要把38军“搞臭、压垮、轰走”，如今，这个“六字方针”不仅完全落空，而且“偸鸡不成反蚀了一把米”，此举终于成了一个历史笑料。



1970年2月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了这样一个杀气腾腾的文件，当时共印了1，827份：
中发<1970>3号
毛泽东批示：照办（另有秘密批示：要杀一小批）

《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
自从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来，······形势大好。但是国内外阶级敌人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加紧进行破坏活动。······有的散布战争恐怖，造谣惑众；有的盗窃国家机密，为敌效劳；有的乘机翻案，不服管制；有的秘密串连，阴谋暴乱；······有的破坏插队、下放。······
为了落实战备，巩固国防，······一、要放手发动群众，······二、要突出重点。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三、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四、要大张旗鼓地······宣传动员，公开宣判，立即执行。······五、要统一掌握批准权限。按照中央规定，杀人由省、市、自治区革委会批准，报中央备案。······六、要加强各级革委会和军管会对公安工作的领导。······
············
一九七零年一月三十一日
原文件后面说明：此件只发到省、军级领导核心，以下各级均由省、军级派人口头传达。本件不再印发，更不许登报、广播、出文件。
中央部署的这一运动，给当时全国各地早已被打下去的造反派群众再一次带来了深重灾难。北京红代会五大领袖除聂元梓外，被全部隔离审查；武汉钢工总二号头目、著名工人领袖胡厚民因为发动反复旧运动，再次被当局抓捕关押；湖南湘江风雷二号头目张家政因为组织“省无联”问题，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尤有甚者，北京造反派著名青年理论家遇罗克则被提出监獄处以极刑。
此时，河北省第一监獄军管会在向省军区领导人检查了自身前一段清理阶级队伍工作“软弱无能、思想右倾”之后，孙主任被撤职调走，上面派来了以“大刀阔斧、雷厉风行”而著称的某团政治部主任王耀轩接替前任。
他首先秘密召集监獄联总骨干开会，部署“稳、准、狠”地打击政法公社群众的任务和步骤。接着，军管会便举行全体动员大会，以“破坏举办学习班”、“阴谋颠覆军管会”、“秘密串连，阴谋暴乱”等罪名，公然将要宝钟等10多个青年打成“现行反革命集团”。
不过，在这河北省直机关所属单位造反派群众处于最黑暗的时刻，却也透过来一缕阳光：3月间，38军政委王猛被增补为省革委会副主任、党的核心组成员，38军首次进入河北省核心领导层。
3月20日，保定铸机厂制造成功我国第一台自动射压造型机。可比人工铸造提高工效96倍，比我国当时的一般造型机提高工效6倍。正在保定召开的全国机床企业代表会议的代表到铸机厂参观、祝贺。
《中共保定党史大事简介》记载了当时保定市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的概况：
保定市的一打三反（三反即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作者注）运动，从1970年2月开始，到1972年底基本结束，大体经历两个阶段。1970年2月至1971年7月为第一阶段。开始，一打三反运动由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清队领导小组主抓。1970年10月17日，市革委会正式成立一打三反办公室，到1971年7月，全市经过广泛深入地宣传、组织群众，大打人民战争，取得了“辉煌战果”。共揪出所谓“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2，400多人；查出所谓“反革命组织”、“反革命集团”31个，“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集团”35个，······同时还挖出一个所谓“走资派直接操纵、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地下俱乐部”。
1971年7月至1972年底为第二阶段。中共保定市委恢复后，全市的一打三反运动由市委统一领导。这一阶段，清查“五·一六”工作亦同时展开。1971年7月，保定市委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对全市的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运动，重新作了部署。首先建立健全了组织领导机构，设立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办公室，陈强田任主任，孟惠琴、黄芳、张勇、张连贵、李敏江、刘学彬、张建业、陈传朴、周国善、孙德山为副主任。办公室下设综合、市区、直属、“五·一六”专案、落实政策和定案六个组。各基层单位也都建立了相应的专门机构，负责组织领导工作。
7月23日，中共保定市委研究制定了《关于继续深入开展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运动安排意见》，对下一步运动的进行重新做了安排。第一步学习动员。紧密结合批修整风、路线教育，认真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文件，向群众讲明继续深入开展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意义。通过广泛宣传和动员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
第二步，大检举、大揭发、大清理。按照中央精神，结合保定实际情况，发动群众，采取多种形式，对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对资本主义倾向、资产阶级作风进行揭露和批判。
第三步，落实党的政策，搞好定案处理。严格执行毛主席关于“要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指示，做到立案根据充分，定案证据确凿。争取清一个，定一个；清一批，定一批，不留积案。在处理案件过程中，做到领导干部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相信和依靠广大群众办案，严格执行党的政策，保证“一打三反”运动的顺利进行。
············
从1970年2月到1972年12月底，全市经过近三年的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运动，共清查重点人6，442人，查证落实4，266人，占百分之66；定案3，801人，占查证落实的百分之89，其中定敌我矛盾的1260人（叛徒86人，特务200人，现行反革命260人，没有改造好的五类分子714人），占百分之33。在此期间，召开7次大型公判会，宣判死刑17人，判刑148人（含死缓7人），管制59人，交群众监督改造的347人，敌我矛盾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771人。
保定市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运动，由于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加之林彪、四人帮一伙插手保定干扰破坏，使运动严重扩大化，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运动中有115人自杀身亡，并株连了大批家属子女，给保定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产生了恶劣影响。

38军同全国各地一样，是从1973年下半年开始从地方上撤出三支两军工作的，因此关于上述情况的那一段结论，其谴责矛头显然指向了38军。而实际上，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同全国各地相比较，特别是同河北省其他九个地区相比较，在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运动中，38军支左人员在军部领导下，还是非常注重政策和把握火候的。38军支左人员在这个运动中首先是保护了造反派广大人民群众，使之安全地度过了清查“五·一六”这一险关；即使对于长期以来同自己为敌的红楼派一般群众，38军支左人员也并没有将其视为“反军派”而大整特整，他们在“团结、教育、争取大多数人”这一正确方针下，只是对那些犯有刑事罪行的极少数坏头头和骨干绳之以法。红楼派头目刘学兰、张学武一直保有其地、市革委会副主任一职；而像芦新春、杨国华之类自文革以来就一直坚持同造反派为敌的领导干部，也都按照政策委以重用，这在当时来说已实属难能可贵了。
文革以来，一直坚定地站在造反派群众方面的领导干部简明、著名长篇小说《敌后武工队》的作者冯志，在省直机关开展的上述运动中，先后被以酷刑折磨致死。简明死后的政治结论是：
“简明，出身大资本家，1965年军队清理下来的干部，叛徒，有严重特嫌，运动中畏罪自杀的现行反革命分子，通过林铁调到河北省文教局任副局长，是林铁亲信。文化大革命中以极左面目出现，操纵歌舞剧院、戏校、农大造反团、反复辟联络站，混淆河北省委两条路线斗争，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黑后台，反军复辟派的黑干将。”
按照时下流行的说法，这个结论对简明同志完全是诬陷不实之词。然而这位革命的领导干部却至今沉冤莫白。
自省革委会成立以来，仅石家庄一市在上述运动中遭迫害致死的造反派群众，据不完全统计，就达900人之多，被打伤致残者则举不胜举。保定同石家庄相比究竟如何，当然也就不言自明了。
1970年9、10月间，河北大学、北京电力学院（1978年改名为华北电力学院）先后迁来保定。12月上旬，该两校招收的首批工农兵学员入学。由各地基层党组织选送品学兼优的青年人上大学，是文革中开展教育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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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卷  末路蹭蹬
“五·一六”的头条罪状就是“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然而，令人万万意想不到的是，就在1970年全国各地大整大肃“五·一六”的同时，在中共中央的铁幕后面，毛泽东和林彪这两个人却真的开始分道扬镳了。
林彪一生追随毛泽东，可谓“忠心耿耿，出生入死；战功赫赫，首屈一指。”但他从不居功自傲，平时为人沉默寡言，总是保持低调。在毛泽东处境艰难时刻，他总是挺身而出，保驾护航。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林彪率军急赴鸭绿江畔待命；其后他又遵照毛意，以去苏联治病为由，将指挥权让与彭德怀，甘心为人诟病。在这次毛泽东力排众议，毅然决然地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林彪又成了伟大统帅的“最亲密战友和最可靠接班人。”既然如此，为什麽在最后时刻，他竟又同毛泽东闹翻，从而导致中国历史发生了简直令人不可思议的、充满戏剧性的转折，令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党内右翼势力绝路逢生呢？
1966年11月间，林彪採纳李天佑建议，经毛泽东同意，决定调自己麾下的王牌军陆军第三十八军，从吉林省通化市来北京近邻保定驻防。这一步棋，表明了毛林二人的互相信任，通力合作。1968年3月拿掉杨成武，军委领导班子重新洗牌；林彪通过此举，彻底制服了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这三个人，使之归附自己门下；此时，就连毛泽东身边的大管家汪东兴，对林副统帅这个羽翼丰满的继承人也都另眼相看，心向往之了。
就这样，此时如日中天、踌躇满志的林彪，完全忘记了“日中则昃，月盈则蚀”这个古训，开始目空一切、自我膨胀起来。林彪的这一重大变化，可以从其用人的实际标准得到证明。在这一方面，他同杨成武一样，也是不搞五湖四海，而是专心构筑自家的山头。即使如此，其所重用之人，也大都是一些对他溜须拍马之徒。而像李天佑、刘贤权这样德才兼备、不事雕琢的老部下，反倒被其冷落一旁。老奸巨滑的陈伯达，看准了新主子的这一弱点；于是，为了取悦于林彪和叶群，他先后为其题写了如下数条令人肉麻的条幅：
天马行空，独往独来。
漫漫思想界，长夜有明灯。赖此导人类，探讨永无垠。
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陈伯达在以上条幅的落款处，重重地盖上了自己心爱的方块图章“退思书屋”，即“出则忠君，退则思过”之意。然而其在河北、在保定的所作所为，适足以表现这个伪君子的一副假道学面孔。
中共“九大”筹备期间，陈伯达又自告奋勇地为林彪起草《政治报告》，以致同张春桥、姚文元发生冲突，从而引起林彪对江青乃至毛泽东的深刻不满。
林彪在苏州养病期间，毛泽东曾经带张春桥去探望他，并向他流露有意培养张为第三代接班人；不料，这个问题却从此成为林彪的一块心病。
“九大”召开期间，江青和叶群互相拆台，暗地竭力抵制对方人马当选；毛泽东对江青此举的秘密批示是：“大局当前，团结为重。”“九大”后，林彪授意陈伯达和汪东兴凡事都不要买江青的账。这表明，林彪已经不再害怕触及毛泽东的怒鳞了。
林彪在1969年国庆二十周年之际，不经请示，擅自向全军发布一级战备动员令，从而引起毛泽东的严重不安。
林彪之子林立果在空军部队扶摇直上，极短时间便提升为空军作战部副部长，他与吴法宪的特殊关系，毛泽东时有耳闻，由此怀疑林彪是在苦心经营未来的“林家王朝”。
1970年4月，经周恩来推荐，毛泽东任命十二军军长、安徽省革委会主任李德生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这是毛泽东为牵制林彪而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
文革初期，毛泽东曾经暗示林彪，将来他可以退居国家主席，而将中共中央主席让与林彪，毛在一旁只起“传、帮、带”的作用，也就是“垂帘听政”之意。然而到了1970年3月，毛泽东在提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修改宪法的意见时，却又建议不设国家主席。这样一来，就不免引起林彪的种种狐疑；于是，在1970年8月2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亦即庐山会议上，林彪决心铤而走险，在全体中央委员面前，以讲天才和设国家主席为由，号令其全班人马对张春桥群起而攻之，这实际上是同毛泽东摊了牌。林彪之所以敢于这样做，是因为他在事先获得汪东兴的一个错误情报：江青已在毛泽东那里完全失宠了。而编在华北组的汪东兴也果然同陈伯达齐声鼓噪，首先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反对称毛主席为天才”，从而将原来宪法起草委员会里张春桥同吴法宪的激烈争执公布于众。李雪峰、郑维山、刘子厚看好时机，起而呼应；王国藩、吕玉兰、马福全、樊德玲则紧随其后，大轰大嗡。在他们向大会发出的《华北组会议第2号简报》上，慷慨激昂地叫嚷要“千刀万剐那些胆敢反对毛主席的人。”
与此同时，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也分别在所编各组宣讲由陈伯达选辑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于是，参加庐山会议的200多个中央委员一哄而起，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山山欲摧”啊！
但毛泽东却根本不为其所动。8月31日，他一挥而就《我的一点意见》，史称文革以来毛泽东的第二张大字报：
这个材料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地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什麽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麽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採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麽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採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毛泽东
一九七0 年八月三十一日
第十章  阴差阳错
天文学家说，直径10公里的小行星撞击地球，其震撼力足以使2分之1的生物死绝，其周期大约为一亿年。1970年8月31日在庐山发生的事，对于河北、对于保定，其震撼力如果单从精神层面而言，毫不夸张地说，大约就是这样的一次撞击。只不过是，从陈伯达对河北、对保定表态到这次庐山会议的突发事件，河北造反派、保定造反派只是耐着性子等了不到三年，而不是一亿年。
陈伯达一向自称“小小老百姓”，实则大大野心家。他之所以在庐山会议上不惜铤而走险，甘当林彪马前卒，就在于其内心为这样一个权欲所驱使：国家主席这样一个职位如能设立，毛、林、周其实均不适宜担当，而最后只能非他莫属。但老夫子却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因此而中箭落马。
1970年9月27日，开国上将、原38军第一任军长李天佑在北京病故。李天佑其人生性耿直，恃才傲物，不近宵小，远避奸佞。因而他在后期虽不为老首长林彪器重，却也由此躲过了一劫。
197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批发了毛泽东的新作《我的一点意见》；同时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当时，保定地区各级政权都已建立，社会秩序恢复正常，清队、一打三反运动正在深入进行之中。关于陈伯达突然倒台这个爆炸性新闻，还只是在38军和保定地、市革委会上层人士这个极小圈子里不胫而走。
38军首长接到上述《中发<1970>62号》文件之后，欢欣鼓舞，反应迅速。军党委连夜研究决定，由王猛政委立即着手组织秀才班子起草《中国共产党陆军第三十八军委员会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这真是多年积怨，一吐为快！毛泽东接到这个报告后，反复阅读，大喜过望；如获至宝，正中下怀。他立即将这个简直是天外飞来的“宝物”，顺势甩向了毛家湾。有人说，这是毛泽东在“用你的石头砸你的脚，用你的拳头打你的脸。”其实，这种形容并不正确。应该说，这是毛泽东在“用你放弃的石头砸你的脚，用你放弃的拳头打你的脸。”想当初，为了拉拢陈伯达而牺牲38军，现在终遭报应，这纯粹是林彪自讨苦吃。毛泽东在1970年12月16日对38军的报告批示：
林、周、康及中央军委各同志：
此件请你们讨论一次，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北京军区对陈伯达问题没有集中开过会，只在各省各军传达，因此没有很好打通思想，全军更好团结起来。以上建议，是否可行，请酌定。


林彪现在是“哑吧吃黄连，——有苦难言。”他在同日对这个文件批示：完全同意主席批示。希望全军在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更好地团结起来。



历史发生了这样一幕充满戏剧性气氛的、简直是阴差阳错般的转折，这个具体过程又是怎样的呢？
《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并没有涉及陈伯达倒台的问题。但在当年国庆节的新闻报道中，陈伯达的名子却不见了。在国庆节新闻记录电影片中，那位“老夫子”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对此，有心人都不免怦然一动：“陈伯达出事了！”
10月下旬，北京军区组织传达九届二中全会精神，郑维山对陈伯达的问题虽然轻描淡写，但其神色失常，语调凝重。参加会议的王猛和刘海清对此不由大起疑心。
11月11日，38军召开军党委全会。深思熟虑后的王猛，大胆地历数陈伯达在保定的所作所为，让大家讨论，38军是否应该向中央揭发这个祸国殃民的伪君子。各师的师长、政委早就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而今突闻此讯，自然全都揎拳攞腿，笑逐颜开，对王猛的提议高举双手，极表赞同。会议发言踊跃，气氛热烈，整整开了一天。王猛胸有成竹地作总结说：
“揭发陈伯达，要围绕以下三条：第一，陈伯达在河北、在保定，千方百计地突出自己，大树个人权威。他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第二，他不择手段地插手军队，培植个人势力，大搞宗派活动，妄图乱军夺权。第三，在处理保定问题上，陈伯达大搞分裂，挑动武斗，镇压群众，破坏大联合和三结合。”
大家对此，都兴奋地高竖大拇指极表赞同。此时，座中一个师长开了腔：“我说王政委，天上星星都跑出来了，大家的肚子都叫了，······”
党委秘书放下笔，笑道：“王政委早已安排好，还为大家拿来了茅台酒呢！”
5天之后，38军收到了中央印发到全国、全军地师级单位的62号文件。该文件不仅揭开了“庐山真面目”，剥开了陈伯达这个伪君子的画皮，而且“号召了解他的情况和问题的同志，进行检举揭发。”并要求“将揭发材料妥送中央。”这对于正在忙于起草揭发陈伯达问题的38军秀才班子而言，真是“人走时气马走膘”，“顺风行得万里船”呀！于是秀才们夜以继日地抓紧工作。当时，王猛和刘海清正远在北线参加战役训练班，王给家中打电话千叮万嘱：
“这一下，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毫无顾忌地揭发陈伯达了。现在是中央非常需要，而38军的材料又恰好对上号，北京军区却又不想放炮；这真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但‘打蛇要打在七寸里’，你们一定要多多费心，好好把关。”
1970年12月13日，这是保定文革史上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清晨5时，38军秘书处小伙子白云涛，同站在路灯下为他送行的军长和政委告别后，钻进吉普车，飞也似地消失在一片茫茫的夜色之中。
那时，黄永胜奉林彪指令，为了防止38军向上告发陈伯达，堵死其通往中央的渠道，便以总参名义规定：凡是38军上送军委或中央的报告，都必须先经北京军区转来方可；否则应即退回，不予接收。
白云涛进了北京城，直奔府右街，然后“走西口”，通过中央办公厅接待室再转其收发处，将38军报告悄悄地递到了毛泽东的手里。
12月19日中午，军委办事组急电通知38军军、师级主要领导人：“请你们务必在下午4时前赶到京西宾馆，等候首长接见。”王猛注意到了这个“请”字，但他还是压制不住那种忐忑不安的心情。
众人到了那里，只见黄永胜脸色淡漠，但却没有了以往的那种威严。他干咳了两声，慢吞吞地开了腔：“38军党委干了一件非常大的好事，你们揭发陈伯达的报告，毛主席已经批示下来了。”然后，他把一份油印的批件交到王猛的手中，有气无力地说：“王猛，你就给大家宣读一下吧。”
“我来宣读？”
“对，你就念吧。”黄永胜摆了摆手。
于是，王猛就像捧起法宝一样，高声朗朗地宣读起来，声音越来越激昂，越来越响亮，几乎是一气呵成。话音刚落，四下里雷鸣般的掌声早已响起，经久不息。
12月18日晚间，周恩来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讨论毛主席对38军报告的批示。最后，他决定召开华北会议，集中讨论北京军区和华北地区对陈伯达的认识和揭发。对此，毛泽东马上做了批示，并以中央77号文件下发全党。
12月20日下午，保定风雪交加，寒气袭人。然而，在113师的礼堂里却是暖意似春。38军指战员来到保定这3年，脸上总是挂满了压抑和忧愁，而今天却个个绽放出灿烂的笑容。王猛将有关陈伯达问题的文件传达完毕，掌声和欢呼声在会场里久久地回荡。
会后众人聚餐，王猛提议：“首先为伟大领袖毛主席敬酒！”
大家一饮而尽。
“这第二杯酒，让我们告慰那些在保定文革中牺牲的战友们的英灵！”
在一阵肃穆气氛中，王猛低下身，轻轻地将一杯酒环撒在地上。
“这第三杯酒，是敬献给38军所有指战员，特别是战斗在支左第一线的同志，其中也包括我们的老军长李光军同志，他们为保定人民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对，没有他们，就没有38军的今天！”大家满饮而尽。
12月22日，周恩来亲自主持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华北会议，到会的有北京军区430多名师级以上干部。王猛早已在12月2日接到任职北京军区副政委的命令，但他仍然参加了华北会议的38军代表团。在武汉军区任职的李光军也应邀到会，但他始终却如“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这使王猛认识到问题的复杂性。
会议刚开始，黄永胜就暗地告诫38军：“不要打横炮，不要攻击陈伯达为何成了北京军区的太上皇，那样就把问题搞复杂了。”
1971年1月2日下午，王猛在会上揭发了陈伯达的17条罪行，其中当然涉及到李雪峰和郑维山。特别是郑维山私约陈伯达巡视内蒙古边防前线的问题，对与会人员震动很大。会后，黄永胜派人找到王猛说：“你们的发言材料是从哪里来的？黄总长对你们的发言很不满意，像这样大的问题就不该在大会上讲。”来人还向王猛索取有关证据。
1月6日晚间，黄永胜召王猛和刘海清谈话：“你们在会上要压缩空气，冷静头脑，不要冲动，不要犯错误，不要上敌我矛盾这个纲。重点要在理论上揭批陈伯达。”他甚至强制38军与会人员暂停揭批，学习文件，端正态度。
1月13日上午，郑维山来到38军代表团听取意见。刘海清泡上一杯茶递到他的面前：“首长，你有什麽话尽管说吧。”
郑维山用茶杯暖着手，尴尬而沉重地说：“我是有罪的，来听大家批判，没有什麽好讲的。”
于是，王猛打开话匣子，义正词严地揭露了一番陈、李、郑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的大量事实。最后他说：“正如周总理所言：‘陈伯达在华北地区、北京军区、河北省是伸了手的，是企图篡夺党政军大权，其野心是很大的。’这次庐山会议他又选中了华北组，煽风点火，这决不是偶然的。首长，你应该对周总理的批评感到振聋发聩，痛改前非。”
此刻，郑维山那有点浅麻子的脸上，一阵红、一阵白。他临走时表示：“我衷心地感谢38军同志对我的批判和帮助，我一定重新认识自己的问题。”
江青先后两次参加华北会议，对陈、李、郑三人破口大骂。她还提到了将近三年前的邯郸地区磁县流血事件，对参与其事的几个军长直呼其名，并不客气地在前面都冠以“王八蛋”，这就不免显得有些飞扬跋扈。
1月24日华北会议结束。从1月9日起，出席军委召开的批陈整风会议的140多名高级将领也参加了华北会议，同原来的430多名代表，共同听取了周恩来代表中央所作的总结讲话。周恩来宣布：中央决定将李雪峰和郑维山二人调离原职，并交中央立案审查；任命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为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纪登奎为第二政委。
郑维山在1月26日向中央写的检查里交代：
我追随反革命分子陈伯达、杨成武合谋打击、陷害三十八军，充当了他们反党乱军、阴谋篡权的得力干将。
三十八军是一支有卓越战功的英雄部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大决战的关键时刻，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把这支部队调到首都附近，执行神圣的“五保卫”任务。对这样一支好部队，我本应给予更多的关心和爱护，但是我却勾结反革命分子陈伯达、杨成武，采取极其恶毒的手段，长期进行打击、陷害。反革命分子陈伯达、杨成武打击、陷害三十八军，是他们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反动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我自己从极端的个人主义出发，想借助他们的势力制服三十八军，因此完全同他们站在了一起。我对三十八军的恶感，是从支左上的分岐开始的。我不是用主席的革命路线来分辩是非，而是错误地认为，他们不听话，不服管，错误地认为他们总是支持我不支持的组织，从而触犯了我的尊严，我就心怀不满，在思想上扎下了制服三十八军和摧垮三十八军所支持的一派群众组织的根子。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支配下，我向中央、也向反革命分子陈伯达、杨成武片面地反映了三十八军和他们所支持的一派群众组织的情况，想让上面支持我。反革命分子陈伯达、杨成武看中了我这一点，就利用和支持了我，我也就仗势打击了三十八军。
1967年下半年，有一次我向反革命两面派杨成武汇报三十八军支左和保定情况时，他恶毒地说：“‘万岁军’是彭德怀封的，”并当场向李天佑同志发脾气说：“三十八军就是你们的主意调来的。”反革命两面派杨成武这些极为反动的黑话，助长了我对三十八军的反感。后来，我也向一些人散布过杨成武说的万岁军是彭德怀封的这一黑话，借此贬低、誣蔑三十八军，为搞臭三十八军造了舆论。1967年10月，林副主席告誡我说：“三十八军是个好部队。”我不仅没有按照林副主席的指示去爱护这支部队，反而散布说：“三十八军的支左究竟怎麽样，我还要看一看。”这是我公然对抗林副主席指示的一个罪行。1967年12月，我在军区党委11次全会上，恶劣地挑起对三十八军的围攻，企图压服他们。特别是在1967年底到1968年初，我跟着反党分子陈伯达跑到唐山、保定、石家庄、邯郸等地，犯下了打击、陷害三十八军的一系列罪行。这次阴谋活动，是反党分子陈伯达提出，我伙同他进行的。当时，反党分子陈伯达在军区党委11次全会上，公开提出要拜访北京军区各军和省军区。会后，反党分子陈伯达就背着主席拉着我和李雪峰同志，开始了罪恶的活动。从唐山飞往保定的途中，陈伯达问我三十八军军长、政委的情况，我向他说了李光军同志的坏话。反党分子陈伯达恶毒地说：“王猛也不支持你嘛。”这是反党分子陈伯达露骨地直接指使我打击、陷害三十八军领导同志的罪恶阴谋，也是我伙同反党分子陈伯达陷害三十八军领导同志的一个罪行。
在保定活动期间，反党分子陈伯达和我有意识地大造打击、陷害三十八军，准备摧垮三十八军所支持的一派群众组织的舆论。接着，反党分子陈伯达同我和李雪峰同志合谋策划，以突然袭击的手段，宣布了三十八军所支持的两个群众组织是“刘邓路线的产物。”我在反党分子陈伯达乘胜追击、彻底摧垮的反动方针支配下，要河北省军区整理这些群众组织的所谓“罪状”，说“市直总部和省委兵团是穿连裆裤的，”妄图彻底摧垮这一派群众组织。我还斥责河北省军区同三十八军发表关于两派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的声明是错误的，指使河北省军区撕毁了这个声明。反党分子陈伯达叫我把马辉同志接到邯郸，我和他共同向马辉同志布置了打击、陷害三十八军和摧垮三十八军所支持的一派群众组织的具体办法。反党分子陈伯达对河北省军区说：“三十八军很狡猾。”恶毒地攻击军队，我也跟着他胡说什麽“不要上了三十八军的圈套。”我还在同刘海清同志的一次谈话中，说刘海清同志是三十八军的老同志，要他爱护三十八军的荣誉，卑鄙地挑拨三十八军领导同志之间的关系。
在反党分子陈伯达的暗示和我的影响下，明抢暗发了大量枪支，挑起了大规模武斗，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恶果。这完全是反党分子陈伯达和我的罪行。
反党分子陈伯达提出要把河北省会从保定搬到石家庄，并说：“搬到石家庄是战略考虑。”我为了压制、陷害三十八军，就按照他的黑旨意，向中央写了报告。这次罪恶活动集中地说明，在打击、陷害三十八军的问题上，我同反党分子陈伯达、杨成武是完全一致的。
以后，我还继续收集了三十八军支左的黑材料，在分配筹备河北省革委会协商代表的名额上，在省革委会委员的分配上，我都压了三十八军和他们所支持的一派群众组织。我还在反革命分子陈伯达的暗示和杨成武的授意下，写了调换三十八军军长、政委的报告，企图从组织上制服三十八军。我这一系列追随反革命分子陈伯达、杨成武，打击、陷害三十八军，自毁长城的行为，使得林副主席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同志谈话了。这完全是反党分子陈伯达、杨成武和我的反革命罪行造成的。



郑、李倒台后，下一个关键人物便是刘子厚。此公乃是保定造反派的多年宿敌，如其漏网，则将会留下一个绝大的隐患。
3月30日，毛泽东在河北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刘子厚的检查上批示：
上了陈伯达贼船，年深日久，虽有庐山以来半年的时间，经过各种批判会议，到3月19日才讲出几句真话，真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庐山会议上的那种猖狂进攻的勇气，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从这一批语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已对刘子厚非常反感，甚至不抱多大希望了。然而据说，刘子厚的旧上司李先念跑去周恩来那里为刘百般说项，而李同叶剑英一样，本为周恩来的多年袍泽和亲信，因此这一来果然大奏奇效；经周恩来到毛泽东那里为刘子厚打保票，刘不但得以蒙混过关，而且还继李雪峰之后升为河北省革委会主任。
《中共保定党史大事记简介》这样记载保定新市委的诞生过程：
1971年2月23日至3月1日，中共保定市第四次代表大会在保定地区招待处礼堂举行。参加大会的解放军、工人、农民、干部和其他党员代表共1259名。
会议讨论通过了钟翔云代表市斗批改领导小组所作的工作报告。报告总结了保定市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基本经验，明确提出了今后的战斗任务。强调要继续学习和落实两个决议（即古田会议决议和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决议），开展创四好（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完成任务好、生活管理好）的群众运动和反对骄傲自满、提倡谦虚谨慎的自我教育运动。
············
代表大会结束后，1971年3月3日至8日，市委召开四届一次全会。会议选出市委领导机构，第一书记钟翔云、书记姜国政（38军112师政委——作者注）、副书记王恺；市委常委：钟翔云、姜国政、王恺、王铁、王玉亭、王俊起、主胜元、华振林、陈举科、陈强田、芦新春、郭旭、黄芳。


与此同时，新的保定地委也应运而生。其领导班底是：第一书记陈哲、书记刘平（38军114师政委——作者注）、副书记杜森尧。
《中共保定党史大事简介》是这样记载保定市的批陈整风运动的：
1971年3月——9月，中共保定市委在全市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
1971年3月，市委四届一次全会讨论通过了《关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的决议》。要求各级党委把批修整风、深入进行思想和路线教育，当成头等大事来抓。5月初，中央下发《关于把批陈整风运动推向纵深发展的通知》后，市委根据省、地委的指示精神，连续三次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对全市的批陈整风运动作了统一安排。5月8日，市委下发了《关于认真贯彻中共中央33号文件的通知》，并于5月10日至月底召开了批陈整风会议，按照省、地委关于传达范围、方法的规定，保定市划分了21个片进行传达。全市19级以上党员干部3，608人参加了会议。为加强对批陈整风会议的领导，由市委书记姜国政、副书记王凯负责，市革委政治部主任、副主任等30多人组成批陈整风办公室，负责会议具体事宜。全市各传达片也组成了相应的办事机构。
批陈整风会议开始后，各传达片普遍进行了思想动员，传达学习毛主席关于批陈整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和中共中央16个文件。在传达文件、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各传达片遵照毛主席关于“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的指示，按照市委部署，联系保定实际，揭发批判陈伯达等人插手保定文化大革命所犯下的种种罪行。在会上，全市共揭发陈伯达等人的罪恶事实10，094件，撰写批判文章527篇。
在传达文件、揭发批判的基础上，市委于6月4日至16日，召开了四届二次全会进行整风。市委第一书记钟翔云进行了整风动员。阐明了这次市委整风的意义，明确了指导思想，强调了这次整风的重点是市委领导班子，主要是常委，尤其是一、二把手。与会人员从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等方面提了很多意见和建议。市委、市革委主要领导成员钟翔云、姜国政、芦新春、杨国华、郭瑞林等人联系个人的思想和工作实际，在大会上做了书面检查。
9月11日，市委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向各区委、市直党委、各大厂党委发出《关于扩大传达中央批陈整风文件范围的通知》。9月13日，市委召开了有19个传达片党委领导同志参加的会议，就扩大传达中央批陈整风文件进行了具体部署。从9月中旬到月底，全市22级以上党员干部3，659人听了文件传达。为搞好这次文件传达，市委选派了530多名学习骨干，深入各片进行指导。市委还组织力量调查研究，总结推广了华二公司揭批的典型经验，指导批陈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在普遍传达文件的基础上，全市共揭发陈伯达等人插手保定、制造分裂、破坏革命和生产的罪行4，000多条。各单位在传达学习文件、开展大批判的基础上还结合本单位具体情况，进行了整风。


陈伯达倒台的消息，要宝钟最初是于1970年国庆节期间，在古莲池公园对过的一家冷饮店，偶遇北京来的一位旧友，两人欢然道故之中听来的。当时要宝钟正同从河北省第一监狱一起撤出来的10多个原政法公社工人伙伴在西郊钢铁厂打工。这一段苦难日子，他们算是尝尽了世态炎凉。这些涉世不深的青年人，此时忽然发现，有许多当前在保定市掌权的以往战友，都换了一张新面孔：志得意满，官气十足。像要宝钟这样一些省直机关飘泊在外的造反派旧友到他们那里寻求救助，简直就如叫化子讨饭一样可怜。无情的现实是，这些造反派的新贵们眼里只有“手榴弹、炸药包”或者美女的甜蜜笑靥；政治斗争，在他们那里已经完全被视为升官发财的捷径。除此而外，再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引起这一伙人的兴趣了。无怪乎，很多群众私下里都揶揄此类新式寄生虫是比走资派还要坏的“跑资派”。要宝钟对这种社会现状感到极度愤懑，他想：“难道左派广大群众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多年拼搏，得来的竟是这样一个‘换汤不换药’的可悲结局吗？”
小伙子们正在这样彷徨无主、游骑无归的时候，忽得陈伯达完蛋的佳音，那种久遭压抑后的喜悦，真所谓“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要宝钟为了证实这个消息，曾经找过38军多位首长，然而他们都是守口如瓶，只是报之一笑而已。但就是这个微微一笑，却顿使要宝钟获得了“天启”。于是他“马不停蹄”地速传捷报。落难的伙伴们忽得此讯，全都欢呼雀跃起来。要宝钟一挥而就题为《！！！》的传单：
“平地一声雷，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给全国各地带来了鸢飞鱼跃般的大好局面。······”
这份传单曾于1970年12月21日贴遍了保定旧城。然而，这时的中国老百姓，远没有了文革初期那样的政治热情，即使三个大大的惊叹号，也无法刺激起他们的多大好奇心。看来，文化大革命已经离开家长理短越来越远了。
1970年1月13日，保定市400多名医务人员到周围各县农村安家落户。同时，各医院还组织医疗队到农村巡回医疗。这年11月底，保定郊区102个生产大队全部实现了合作医疗。其中有93名“赤脚医生”被评为出席社、区、市、地、省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
1971年1月华北会议后，王猛在保定地区招待处（原保定交际处）接见了省直机关举办学习班的保定工总派群众，传达了中央指示精神，但他深知当前形势的复杂性，因此他一再告诫大家：“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要宝钟兴冲冲地从招待处赶回，当即率领自己早已组成的那一支“加里森敢死队”，杀回河北省第一监狱。此时，省监狱军管会早已人心惶惶，不可终日。他们面对卷土重来的这一伙“江东才俊”，连连求和，节节退让。
7月27日，38军高射炮兵团奉命进驻河北省第一监狱。那时，省监狱通往38军军部的马路两旁，插满了象征着胜利的小红旗。在马路一旁的大批判专栏上，张贴着要宝钟当年“胎死腹中”的那张大字报《篡党小丑陈伯达》。省监狱两派群众箪食壶浆、热情洋溢地迎来了英雄的38军指战员。
然而，就在38军和保定造反派群众欢呼大获全胜之际，毛泽东却于1971年8月中旬至9月中旬展开了他的神秘南巡。他在这次“神仙会”中，悄悄地、无情地揭开了那隐藏在庐山铁幕后面的奥妙。毛泽东一路语重心长地提示：
“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陈伯达后面还有人。
“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山。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他们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八月二十三、二十四到二十五中午，共两天半。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彭德怀搞军事俱乐部，还下一道战书，他们连彭德怀还不如，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
“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
“二十几岁的人（指林彪之子林立果——作者注）捧为‘超天才’，这有什麽好处？”
400多年前法国出了一个大预言家诺查丹玛斯，他曾经预言：公元1999年7月恐怖大王从天而降。而事实上，是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大王”拉登派人劫机，突然袭击了位于美国纽约的世界贸易大厦，造成空前灾难。此事立即轰动全球，沸沸扬扬，经久不息，而且由此导致了后来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大预言家的这一预言，前后误差了不到两年时间。而1971年9月13日突发的林彪坠机死亡事件，对于中国、对于保定的大多数人，从精神层面而言，真是不啻为这样的一次天地大碰撞！
因为，林彪事件从无任何人预言；而且，其人其事也太超乎人们的想象力了。
1971年9月15日，也就是林彪事件的第三天，已经在7月20日从北京军区调往国家体委任主任的王猛，返回保定搬家，他在军部招待所向刘海清和邢泽透露了“天机”。刘和邢大吃一惊，邢泽甚至当场失声而哭了。
这年国庆节前夕，要宝钟正要入睡，那一位曾经在1969年5月9日贴过《论我们的斗争》的大字报的好友贾德普，突然敲门来访。只见他仓惶而入，上气不接下气地两手一摊：“林副统帅飞往蒙古摔死了！”
这一夜，要宝钟辗转反侧，通宵难眠。自1959年这个青年人应征入伍，就一直在林彪的治军原则下锻炼成长。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南海和毛家湾已经在他的心目中构成了一幅最美好、最和谐、最神圣的风景画。如今，这一幅风景画却突然撕成了两半，毛家湾那一半被践踏在脚下，这个突然举动怎麽能叫人接受得了呢！
要宝钟由此忽然联想到，为什麽前些日子38军军部通知：毛主席的女儿李敏和叶群的一个侄女将于某天赴省监狱参观。而当时在省监狱军管会政工组工作的要宝钟同军管会领导人一起，在监狱大门口空等了半天，结果这个通知却又临时取消了。李敏的爱人孔令华时任38军113师338团政治部副主任，为此，在国防科委工作的李敏经常来保定探望他。
按照官方的说法，林彪是在指使自己儿子林立果谋害毛泽东、策划军事政变失败后，仓惶出逃，叛投苏联，于9月13日零点32分，在山海关机场偷乘英国256号三叉戟飞机，在凌晨2时30分自行坠毁于蒙古温都尔汗。机上8男1女当场毙命，其中包括林彪夫妇及其独子林立果。
然而，某些专家指出：就官方提供的证据而言，仅能说明叶群和林立果涉嫌谋害毛泽东、策划军事政变一案；但仅凭一纸无头无尾的所谓9月8日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就为林彪涉嫌此案定性是缺乏足够证据的。不少幕内人都证实，叶群和林立果均擅长模仿林彪字迹，甚至达到了乱真的程度。再则，林彪之女林立蘅夫妇及林立果未婚妻张宁都证明：林彪是在服了安眠药后熟睡中，被突闯入门的叶群母子惊醒，而又被他们连哄带骗、强行挟持登上飞机而走的。此事突发后，林立蘅夫妇及时报告了中央，而当时毛泽东却未採取任何措施予以阻止，竟听之任之，以致事态不可收拾。
不过，林彪落此下场，也确是咎由自取。首先，他对自己的妻子就一直缺乏正确认识。叶群是一个贪得无饜、生活放纵而又心胸狭窄之人，决不可以委以重用。而林彪却在自己书赠的一个条幅上赞美她：“温文、豪放、理智。既受于天，且受于人。”爱情真是一个怪物，有时候，它真能够把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弄成天字第一号的糊涂蛋。就这样，林彪不仅委任其妻为林办主任，而且支持她在中共“九大”选举中进入政治局，从而成为他这一派势力范围中的核心人物。就在叶群的娇生惯养之下，林立果浅薄无知而又野心勃勃。“子不教，父之过。”在关键时刻，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林彪却被这样的娘儿倆牵着鼻子走，能不毁了一世英名吗？
林彪事件后，李德生和纪登奎在京西宾馆接见38军、河北省军区以及保定军分区的领导人，传达“9·13”事件的突发经过。讲着讲着，纪掉头对身后的李德生说：“林彪还有一封信，上面提到了38军。”他立即给秘书打电话：“把林彪的信送过来！”纪接着说：“在林彪的保险柜里有一封信，是华北会议后，林彪亲自写给毛主席的，没发出去。”
此刻，刘海清同政委徐煒焦虑而惶惑地对视了一下。
纪登奎继续说：“信上共写了四条，其中一条说到，38军放在首都附近，不甚适宜，建议调走。”
李德生解释：“林彪就是让38军滚！”
这时，纪登奎的秘书赶到，递上了那一封林彪的信。纪指着手中的信说：“你们看，这是林彪的亲笔信啊！时间是1971年5月23日，”他随口读道：“建议将38军调离华北，这个部队放在首都附近不甚适宜，拟调往别处，换别的部队接替为宜。”纪登奎解释：“从信中可以看出来，实际上，林彪对38军是不信任的，要把38军赶走。”
1971年9月14日零点30分，也就是中央发现林彪乘飞机坠毁蒙古之后，经周恩来报告提议，毛泽东批示照办的《中央紧急战备指示》电令：“38军调一个师部署在北京地区南口、延庆两县，担任反空降和首都安全。”正在内蒙古赤峰拉练的112师接到命令后，星夜启程，提前6小时到达指定地点，所有人员、车辆、火炮、坦克全部进入隐蔽工事。
与此同时，在北京卫戍区的紧急方案中，有把38军113师提前拉到北京这一项内容；而且该师领导人已经参加了预备作战会议。
1972年1月13日，中共中央用红头文件，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和（材料之二）一并下发。这两份材料除了详尽介绍庐山会议前后上层斗争的情况，还把一件由林立果亲信于新野（空军司令部副处长）起草的所谓《571工程纪要》曝光。上面将在杭州驻防的20军和保定38军列为政变的“借用力量”。这一下，就像火药桶一样爆炸开来，顿使彻底翻身还不到一年的38军，又被投入到新的是非漩涡之中。
此时，北京军区派出以副司令员藤海清为首的庞大工作组进驻38军军部。此公在内蒙古军区任司令员时，因为领导“内人党清查运动”而犯了扩大化错误；但是这次清查38军同林彪篡党夺权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看来他也不打算接受以往教训，藤公一上阵就来了个“乱箭齐发，翻箱倒柜”。他先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件事，关于社会上谣传“刘海清当过林彪警卫员，长征时，林彪曾背着刘越过大渡河。刘经常去毛家湾做客，云云。”
为此，在1972年11月16日，刘海清特意向北京军区党委常委们当面辟谣：他没有当过林彪警卫员，林彪也没有背他越过大渡河。至于毛家湾，他根本就不知在北京城何处，说他“经常去那里做客”又从何谈起？
第二件事，1970年12月19日中午，38军军部忽来一个不速之客，这就是林立果派来为发动军事政变而摸底的江腾蛟。他是由曾担任38军112师副师长、时任国家交通部公路局局长的伍坤山引见刘海清的。伍和江是多年不见的老战友，邂逅相遇，一起来38军军部做客。在招待所共进午餐时，时任113师宣传科副科长的孔令华也恰巧在座。因为刘海清下午还要赶到京西宾馆开会，吃完饭就匆匆离去，而伍和江也随后转投保定航校了。
林彪事件后，据江腾蛟交代，他曾对林立果说：“38军的军长和政委都不热情，对外人很警惕。决不能对他们亮出底牌。还有，毛泽东对38军早就下手了，派他的女婿孔令华在那里遥控。”
第三件事，1970年5月间，38军副政委徐炜在北京解放军301 医院住院期间，遇到黄永胜夫人项辉芳，她要38军给林彪送一些对身体有好处的补品。其后，在给林彪送去一罐元鱼、两只熊掌和几筐蜜桃的同时，还以王猛、刘海清和副军长李连秀的名义，给叶群写了一封短信。鉴于当时38军受压，下情不能上达，信中含蓄地流露了那种期待中央听取38军意见的渴望心情。对此，刘海清已将该信复印件及说明，主动地向军区调查组上交。
第四件事，空军副司令员曾国华被定为同林彪篡党夺权活动有牵连的人。1971年5月间，曾夫人同其5个儿子曾来113师学习射击，当时接待他们的有副军长裴飞正、113师副师长钱巨胜和副政委王裕光。结果，王裕光被押送北京军区隔离审查一年多；早于1971年调到保定军分区任司令员的钱巨胜，为此坐了两年冤狱而被无罪释放；裴飞正被整来整去，最后也是不了了之。
总之，折腾来，折腾去，藤海清也没有在38军折腾出个名堂来。最后，他在38军党委扩大会议上郑重地宣布：
“说38军是‘借用力量’，那是林彪反党集团的一相情愿。我相信38军党委、38军指战员是党和毛主席的好部队！你们按照中央的部署，自己搞清查吧，我们回去了。”
会场立即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于是，38军又一次摆脱了厄运。
文革初期，空军副司令员成钧曾因这样一句话冒犯了毛泽东而被逮捕：“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种宗派主义斗争，是一方面军的人整二、四方面军的人；是四野的人整一、二、三野的人。”然而，林彪事件发生后，事情似乎却完全反转过来了。据吴法宪说：“对我们‘林彪集团’的审查过程中，被整的军以上干部就有八百多人，一些人还被整死了。像我们空军的副司令员曾国华中将，抢渡大渡河的十七勇士之一，就在这次的‘学习班’里被整死了。”
《中共保定党史大事简介》记载了当时保定的批林整风运动概况：
1971年10月——1973年9月，中共保定市委在全市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
1971年10月9日，市委召开紧急会议，按照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对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等文件进行了研究和部署。从10月11日到14日，首先向各级党委正、副书记和同级党员干部728人进行了传达。会议在原原本本传达文件的基础上，分小组进行了讨论和批判。12名市委常委在大会上做了批判发言。通过这次会议，使大家进一步认清了林彪一伙叛党叛国的真相及罪恶目的和反动本质，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
10月15日到20日，传达范围扩大到基层党支部正、副书记和22级以上党员干部。全市共7，730人，分11个传达片听取了文件传达。各片在传达文件过程中，採取摆罪状、剥画皮、论危害等方法，对林彪叛党集团的罪行进行了批判。从11月1日到24日，市委根据上级指示，向全市广大党员和群众传达了中央有关文件并集中867名宣讲员（县团级干部189名）和1，000多名学习骨干，统一进行了示范宣讲。在传达贯彻中央文件的过程中，全市共召开大中型批判会18，324次，揭发林彪反党集团罪行60，445条。全市听传达文件的人员达到240，045人，受教育面基本达到了中央规定的要求。
1971年12月28日，市委召开大会，传达了中央下发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等有关文件，全市各基层单位负责人和机关干部1，134人参加了会议。会后，市委抽调867名干部深入工厂、农村、街道等664个宣讲点，宣讲九届二中全会前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与林彪、陈伯达一伙的斗争以及林陈反党集团阴谋篡党夺权的种种罪行。整个宣讲到1972年1月基本结束。
1972年2 月4日至11日，市委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基层党支部正、副书记和市、区机关部分干部共3，239人。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有关文件，重点批判了林彪一伙炮制的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各小组在学习讨论逐条批判的基础上，有274人在会上进行了批判发言。这一次会议为全市传达学习培训了骨干，提供了经验。会后，各级党组织集中组织了传达讨论，并抽调一批干部深入工厂、农村、街道向广大群众宣讲。
5月至6月，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后，市委召开全市基层党组织负责人会议，传达中央、省委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精神，并成立了批林整风办公室。为了摸索经验，由市委带头，从市直机关抽调46名干部，先在机床厂、商场、兴华路街三个单位进行了试点，取得了组织群众学习和开展班组批判的经验，并组织培训骨干26，000多人。此后，各级党组织按照市委部署，组织广大干部群众传达学习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文件，重点批判林彪的“五·一八”讲话和三篇反党文章，围绕毛主席提出的“三项基本原则”座谈学习收获，抓住本单位带倾向性的问题，进行正面教育。
9月5日至25日，市委常委集中进行了以落实政策、增强团结、纠正不正之风为重点的批林整风学习。10月11日至13日，市委召开扩大会议，研究了批林整风中需要进一步解决的7个问题。10月27日至11月2 日，市委召开工作会议，研究部署了全市今冬明春农村批林整风问题。
从11月中旬到12月初，各级党组织进行了以解释市委七次全会提出的七个问题为主要内容的批林整风学习。这次批林整风学习，先党委后基层党支部，大体经历了学习文件；提出问题，解剖自己；制定措施，边整边改等三个阶段。对问题较多的后进单位，由市委或区委抽调机关干部，深入基层帮助解决。
省委清理工作会议后，市委连续两次召开常委会，建立了由钟翔云、姜国政、王恺等八人组成的清理工作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1973年1月10日至25日，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央、省委清理工作会议精神，开展了清理与林彪反党集团有联系的线索27件。会后，按照市委部署，从5月21日开始，全市参加清理工作的17个单位的272名领导干部集中进行了学习批判。到6月20日，共清理出与林彪反党集团有联系的线索26件。
1973年4月，市委召开八次全会（扩大），讨论通过了《深入开展批林整风的意见》。要求全市在批林的基础上继续深入开展整风。9月，市委九次全会（扩大）结束后，各级党委按照市委部署，向党内外群众传达了中央1973年8月20日的决议和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一致拥护中央关于永远开除林彪等人党籍的决定。至此，批林整风运动基本结束。



其间，出现了一个大伤老保定人乡土感情的怪事，这就是1971年10月3日，市革委下达的《关于拆除保定大旗杆的决定》。众所周知，大旗杆历来是保定古城的象征，她象征着保定人民那种努力向上、坚忍不拔的精神。所谓“沧州狮子、定州塔、保定府的大旗杆”这一民谣有口皆碑。1966年文革初期，“扫四旧”之风波及保定。省地市委领导人为了转移群众斗争大方向，唆使某些人煽动“捣毁大慈阁、拉倒大旗杆、火烧古莲池”。要宝钟率先奋起保护大旗杆，结果惨遭毒打、游街、批斗。农大和保师等校学生抱打不平，经过艰苦斗争，既营救了要宝钟，又保护了大旗杆、古莲池、大慈阁等国家文物，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大旗杆事件”。然而事隔五年，市革委某些领导人究竟是健忘还是居心叵测，人们不得而知；总之，他们在此时竟又以所谓“妨碍交通”为由，再次把这个敏感课题摆到人们面前。
雄踞全国之冠的“旗王旗后”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被毁灭了。当要宝钟闻讯从北京赶回来时，一切都已成为现实。原“敢死造反公社”的一些群众对他愤愤不平地表示：“如果你在这里，我们一定会团结在你周围，为了保卫大旗杆，就像朱老巩保护锁井镇的古钟那样，一直战斗到死！”
河北省第一监狱由38军高射炮兵团接管后，便同时下放为由公安处军管会直接领导的保定地区监狱。接管之初，监狱军管会主任、高炮团副政委范章华首先召集原政法公社委员和骨干开会，征求大家意见。要宝钟在发言中强调：
“监狱造反派群众饱受省军区派性压抑之苦，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亲人38军进驻这里。多年来，广大群众的最大希望，就是军管会对两派群众能够做到一视同仁。省军区在这个问题上栽了跟头，38军一来，我们相信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但是，在省监狱，早在文革之前，干部和工人之间就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这种矛盾被文革中的派性矛盾掩盖了。随着38军接管监狱，这种干群之间的矛盾就有可能突出起来。如何正确处理这种矛盾，这一点，希望能够引起我们军管会的足够重视。”
然而，临到那位范主任最后总结时，他却针对要宝钟的发言，冷冰冰地旁敲侧击：
“不要认为是工总派就一定会对38军拥护、友好。有些工总派头头，困难时需要38军，胜利了就翘尾巴，甚至拉帮结伙，寻找种种借口大反38军，到了这种地步，他们就连红楼派还不如了。我在北市区支左时就有这种教训。原小学红代会头头闫宝存就是一个。这个小子自恃造反有功，狂妄自大，专跟我们背后捣鬼。那好吧，我就对他毫不客气，整得他一直灰溜溜的，抬不起头来。这次38军军管省监狱，我们预料，在你们政法公社也会出现这种人，这种人如果不整下去，军管会就很难在今后顺利开展工作。”
在座众人连连点头，齐声称是，唯有要宝钟保持一种难堪的沉默。
这是一个不祥之兆。
1971年底，厄运果然突然降到了要宝钟的头上。
原来，要宝钟在监狱政工组掌管宣传事务。由于他性格耿直，工作负责，在起草文件和撰写文章时，有时难免同专管宣传的军管人员龃齬纷争。12月20日，他按照军管会指示，写了一篇名为《要认真总结经验》的稿子。文章说：
“我们决不能局限、停顿在原有的实践经验上，我们必须注重当前阶级斗争中出现的新形势、新特点、新动向，重点总结新的经验。······任何事物都包含着既互相对立、又互相统一的两个方面，我们的斗批改工作亦然。既有成绩，又有缺点；既有正面经验，又有反面教训。在总结时，需要领导人具备革命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以及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那个负责宣传的军管人员在审稿时，删去了以上段落。要宝钟为此同他顶撞了两句。这人便将情况上报了范主任，范大为恼火。后来那份稿子不用了，退还要宝钟了。
12月31日上午，要宝钟一上班，范主任就将他叫去，突然代表军管会宣布：决定年后要宝钟离开政工组，下放车间劳动。要情知不妙，二话没说，就返身而出。在一楼楼道，遇到那个他曾经在省军区军管时两次带人营救过的段某。此时，段见要满脸怒容地从对面走来，便问其缘故。于是，要便不加防范地将自己同军管会的纠纷，竟对段和盘托出。
新年刚过，军管会就于当天晚上急召原政法公社头头和骨干开会，中心内容就是要大家当面揭发、批判要宝钟大反38军军管会的问题。会上，段某霍然而起，添油加醋地带头证明要宝钟曾经煽动他大反范主任，并慷慨激昂地质问要“为何恩将仇报？”接着，与会军管人员踊跃发言，声色俱厉地批判要宝钟；原政法公社头头们被迫也对此纷纷表态。整个会议，对要宝钟组成了一圈密集而猛烈的火力网。
段某为何如此而为？因为他是一个只可以共患难却不可以同安乐的奸佞小人，现在看到大局已定，如不趁早扳倒要宝钟，就不能彰显自己，于是他就利用范章华的昏庸而出手造孽。
1971年1月间召开的华北会议，揪出了陈伯达的文臣武将李雪峰和郑维山，38军因而在这一轮关乎自己生存的战斗中大获全胜。其间，总参谋部有人去保定易县野营拉练，在墙上看到老百姓书写的大标语：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以38军为中心，团结保定人民勇往直前！”
此事反映到了中央，一次，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忧心忡忡地说：“我对38军报告的批示，有可能使他们犯错误。看来，38军头脑发热，听不进批评了。”
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指示精神，1月26日，周恩来在召见38军领导人谈话中告诫：“38军在这次批陈整风中立了首功。但你们要戒骄戒躁。你们在批陈中当了模范，这个模范要当到底，不要半途而废，要把我军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
王猛当即表示：“总理，我有责任，对部队要求不严。我们回去就整顿，要大力反骄破满。”
王猛听过一位深谙38军弊病的老友对他说过的话：“38军是最好领导的部队，也是最难领导的部队。38军在战场上所向无敌，但在荣誉和功劳面前，容易被自己打垮。”
有鉴于此，38军党委集中团以上干部开会学习，费时一个月，专意解决骄傲自满问题。王猛在会上作了《放下包袱，轻装上阵》的主题发言。他结合38军在保定文革中走过的道路，反复讲述“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哲理。
然而看来，一如范章华那样，在造反派群众面前完全以恩人自居的38军领导干部还是大有人在。
从1972年1月15日开始，市委、市革委机关干部分期分批到“五七”干校轮流参加集体劳动锻炼。这是毛泽东关于反修防修的一个伟大战略措施。
1972年整整一年，以范章华为首的38军高炮团驻省监狱军管会，不停地寻衅狠整要宝钟，使得他即便埋头车间干活，一天到晚也是防不胜防。比如，社会上出现了一则关于毛泽东身体欠佳的谣传，军管会在毫无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就强加在要宝钟的头上，并决定给他办所谓“学习班”。要宝钟被逼无奈，忍无可忍，拍案而起，愤怒抗议，此事才算不了了之。旧党委在运动初期整理的有关要宝钟的黑材料，军管会本应按照中央文件精神在档案中予以清除；然而，范章华不仅对此置之不理，反而将原来负责整理这一黑材料的两名旧党委红人吸收为新党员，以示其军管会没有派性。
范章华军管省监狱的实际指导方针是，在两派群众“一碗水端平”的基础上，先将政法公社内如要宝钟这样的“刺儿头”彻底制服，然后依靠干部统治工人。为了维护这一原则，他甚至不惜公然宣布撤消工人原来每月享有的附加工资，而将其填进干部的私囊。工人群众对此极为不满，纷纷找到38军军部支地办公室反映。结果，在这一年年底，高炮团调回了范副政委，而改以该团政治部主任谭明道接其职务。于是，谭在1973年初，当即在全狱干部工人群众大会上，表扬要宝钟等一些工人骨干平时在车间不怕脏累，积极协助军管会工作，因此决定将他们提为工人班长或副班长；至于工人被撤消的附加工资，则以推、拖的手段应付了之。
不管怎样，这毕竟是38军高炮团驻省监狱军管会同工人群众开始改善关系的一个重要姿态。
然而，当38军高炮团军管会于3月间匆匆撤离监狱之前，却将整建党后续工作转交给了新成立的狱党委。而这个新党委却是一个同床异梦的大杂烩：其中包括文革前的旧书记储国恩、旧狱长王森茂，二人一心梦想恢复昔日的天堂；从政法公社内提拔的年轻干部马意臣和侯连义，这俩人是完全依靠曲意奉迎38军高炮团军管会而红得发紫的，自觉基础不牢，因而要军管会调来原公安厅13级干部郝守志担任狱长以加强其阵容；托上层关系，把来省监狱工作临时当跳板的12级干部王谨明担任党委书记。
那位即将卸任的谭主任，特意找到要宝钟表示歉意：他没有来得及解决要宝钟等一批有志青年的党组织问题。要宝钟颓丧地说：“我从学生到战士，从少先队到共青团，都远远没有像在文化大革命中付出这麽大的牺牲。这都是为了什麽？一不为当官，二不为发财，一心一意只是为了有朝一日加入共产党，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革命者。我平生最崇拜的就是像奥斯特洛夫斯基和格瓦拉那样的革命者，也许，这种理想主义在中国太不现实了。”谭主任鼓励道：“不要灰心，新党委会为你们做主。”要冷冷一笑：“一旦38军从监狱撤出军管，这个新党委就会四分五裂；而一旦监狱由省局收回，储王集团就会复辟。到那时，我们还能指望谁来做主？能保住饭碗就不错了。”
林彪事件后，由于原来支持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军事集团土崩瓦解，文化大革命形势更趋逆转。
1971年10月3日，原由黄、吴、叶、李、邱把持的军委办事组被撤消，而改以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军委日常事务。
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成员时表示：“你们再不要讲他们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麽性质？是他们反对林彪、陈伯达、王、关、戚。”
1972年6月28日，毛泽东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又说：“我们这个国家也有人骂我们，说是整了左派。我们的‘左派’是什麽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他们的总后台叫林彪。”
周恩来抓住这种难得的大好形势，利用清洗林彪在解放军三大总部及全国各大军区代理人之机，重新起用了100多名在文革中靠边站的高级军事将领；又借助落实老干部政策、重建地方党委会之机，将那些在文革中被打倒或靠边站的党政领导干部陆续扶植起来。这些受益的党政军头面人物以周恩来为核心，上下左右团结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强大无比的、事实上的反文革派阵营。
就这样，文化大革命迎来了它的一个最后的决定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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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两个回合
1972年10月14日，根据周恩来指示，人民日报刊登了《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等三篇文章，将极左思潮列为主要批判对象。在此之前，周恩来运用自己节节上升的权威，早已开始从各个领域悄悄地按照自家的本意进行整顿，力图使被文化大革命搅乱了的正当工作纳入正轨，或者说，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行之有效的章法和秩序。
本来，周公的这一做法在当时是大得人心、是未可厚非的；因为，6年多来的文革实践，已经宣告了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里提出的“破字当头，立在其中”这一哲学命题的破产。文化大革命终究是破坏的太多，而实际确立的却少之又少。很多在现实生活中合理的东西却被当做不合理的东西扔在一边了。破除了旧的东西，却没有新的东西完全取而代之；久而久之，人们就会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与其生活在这样一个真空环境里，还不如退回到那个逝去的岁月好。即以权力结构而论，一月风暴冲毁了旧的党政领导机关，然而毛泽东却始终也没有提出合乎当初设想的巴黎公社三原则那样的新型民主体制；所谓“革命委员会”这一临时权力机构，到了毛泽东在1972年提出“兵回营，权归政”的时候，到了各地重建省地市县党委会的时候，它已在实际上由一派（绝大多数属保守派）掌权的军政府完全沦落而为文革前那样的行政摊子，只是名目不同而已。
总而言之，文化大革命就其长远目标来看，“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主旋律无疑是正确的，尽管在这一伟大的社会实践中，毛泽东有很多失误；但就其短程效果来看，实在又是一场迹近荒唐的、不成熟的闹剧。这种不成熟的运动，不成熟的思想，是同当时不成熟的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这种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社会所表现出来的还只是弊病，消除这些弊病还有待于生产力、生产方式的进一步发展。思维着的理性还不可能完成那对自己来说是过于勉强的任务。也就是说，一套新的、更加完善的社会改革方案，即使制定得多麽详尽周密，也不可能把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
然而，毛泽东既然早已确立了自己的反修防修的宏伟理论、宏伟目标，那他就决不会在中途罢手；他要在自己的风烛残年为此尽力打下牢固的基础。
1973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别出心裁地提出了批判孔子的主张。7月4日，毛泽东在同张春桥、王洪文谈话中就批孔一事指示：林彪的实质是极右，是尊孔反法；同时，他还批评周恩来“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
8月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广东省中山大学教授杨荣国的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时人认为这是毛泽东意欲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讯号，就像姚文元当初写的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
8月24日至8月28日，在北京举行了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照例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当选为副主席；当选的政治局常委除以上6人外，还有张春桥、朱德、董必武；当选的政治局委员除以上9人外，还有江青、姚文元、华国锋、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许世友、韦国清、李先念、陈永贵、刘伯承；政治局候补委员有苏振华、赛福鼎、倪志福、吴桂贤（女）。
叶剑英和李先念作为周恩来的左膀右臂而进入政治局，原在人们的意料之中。但是叶帅作为党内右派的代表人物却跃居中央副主席而且名列第五，还是有些出乎左派群众的意外；人们不会忘记，叶剑英乃是1967年突发的二月镇反的主要策划者和实施者，由于二月镇反使全国各地形成长期内战不休的两大派，严重破坏了毛泽东关于文革的战略部署，因此，追源祸始，当首推叶公。然而叶不仅没有因此而倒台，却反而“柳暗花明又一村”。
因此，叶剑英是一个很值得史学家研究的人物。
叶帅出身广东梅州名门望族，但到其父亲一辈已经沦为商界小民。叶剑英在高中毕业时即发出这样的惊世之语：
“成则为周武三千，败则为田横五百。可生可死，可常可变。”
叶剑英生逢乱世，早年追随孙中山，在黄浦军校任教，得以结识蒋介石和周恩来。他曾经担任国民革命军整编第四师师长，深得蒋介石赏识，可以佩剑出入蒋介石之处。1927年叶率教导团参加广州起义，自此跟随周恩来走上革命道路。在红军长征途中，由于叶剑英向毛泽东和周恩来告密，使得第一方面军和第四方面军免遭内斗之苦，毛泽东因此赞扬他：“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后来叶曾经先后担任八路军、人民解放军参谋长，号称“参座”；但他始终没有独当一面地指挥过任何战役战斗。建国后、时逢1955年授勋，由于同九大元帅一样战功赫赫的粟裕主动让贤，结果，叶剑英荣幸地填了这个坑儿，按照顺序成为最后一名元帅。
在中共“十大”爆出的最大冷门是原来名不见经传的王洪文，竟然一跃而为中央第三号领导人物。38岁的王洪文是吉林省长春人，出自农民家庭，当过兵，上过朝鲜战场，后在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任干事。文革初期他起而造反，同复员军人潘国平一起创建“上海工总司”，潘为司令，王为副司令。1966年11月由潘策划的“安亭事件”轰动全国，被中央派去谈判的张春桥，经毛泽东同意，承认“上海工总司”为合法团体。张春桥认为潘难以驾驭，便有意识地栽培王洪文成为上海造反派群众的领军人物。王洪文这个人看去相貌堂堂，身材魁伟，而其实就如潘国平评价的那样：此人胸无大略，只会耍一耍小聪明，事实上，一切都按张春桥的眼色行事。王洪文之所以能经“十大”而青云直上，显然是由于张春桥和江青向毛泽东竭力举荐而致。
李德生原是驻守安徽的陆军第十二军军长，他同王猛一样军旅出身都是二野，比王年长5岁。李德生因为在1967年安徽“芜湖事件”中果断地收缴两派群众武器、从而有效地制止安徽两派大规模武斗而著名。此后他被提拔到中央，在毛泽东向林彪挥舞程咬金的“三板斧”时，毛曾以李去“掺沙子”、“挖墙角”，因此李得以进入军委办事组，并取郑维山而代之为北京军区司令员；林彪事件后，他又被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毛泽东曾在陕北化名李得胜，恰好同李德生谐音，因此毛特别看重他，在1973年的年底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接见时，毛当众对他开玩笑：“李德生活到九十九，阎王请你喝烧酒。”
另外四个值得注意的人物是华国锋、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来自湖南，文革前为省委书记处书记。1967年8月初“湘江风雷”翻案前夕，华国锋发表声明站在造反派一边。其后华一帆风顺地升到中央，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完全替换了已经于1972年病故的谢富治；汪东兴本是毛泽东身边的总管家、“御林军”头目，他虽然在庐山会议上翻了船，但由于急转弯而重获毛泽东的信任；陈锡联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从沈阳军区来到北京军区，同从河南而升到中央的纪登奎成为褡裆。这四个人在“十大”同时进入政治局，从而成为今后左右中国政局的关键人物。
此外，“十大”还有一个尚不为人关注的镜头：曾几何时同刘少奇一起成为众矢之的“死老虎”邓小平，在连续三次向毛泽东表示“永不翻案”后，此时也重新进入中央委员会。此前，在这年的3月10日，他已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已经担任成立不久的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主任的刘子厚，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紧跟郑维山大搞山头主义的陈先瑞，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而且保留原职。
此时，受到最不公平待遇的是王猛。当年38军临危受命，从关山迢递的东北来到京畿保定，忠实地执行了毛泽东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这一指示，冒着种种风险，从1967年4月到8月，反击了由叶剑英、杨成武、郑维山造成的二月镇反局面；从1967年8月到1968年3月，38军又抵制了由陈伯达、杨成武、郑维山三人合流在河北形成的新二月逆流；从1968年3月到1971年1月，38军顺应上层斗争，在同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这一阴谋集团的较量中终于大获全胜。王猛在这一峥嵘过程里，真不愧为38军的军魂，发挥了其不可替代的领导作用。像这样“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可多得的人材，尽管已经受到周恩来的器重而调到国家体委，然而，由于得罪了江青，不仅没有进入中央委员会，反而险些坠入渊薮。
原来，王猛这人虽然年届五十，看去却仍不失其青年时代那种貌似宋玉、温文尔雅的风采；然而，王猛又是一个秉性耿直、光明磊落的大丈夫，待人接物，处处遵守男女之大防，甚至到了循规蹈矩的地步。他平生最讨厌那种举止轻浮的女子，即使对方美若天仙，也是敬而远之。
在1971年1月22日至24日的华北会议上，王猛猛攻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穷追猛打，势如破竹；一时声威大振，轰动了党政军各界，从而一跃而为政坛新秀。参加会议的江青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对王猛顿生敬慕之心，有意将其扶掖而为文革派顶梁支柱。此时，江青只怪自己当初忽略了38军驻守保定的重要性，以致没有发现像王猛这样的军界奇才。于是，在华北会议结束时，她托付李作鹏引荐王猛，而自己则在京西宾馆门口守候。不料，正值春风得意的王猛，并没有像常人那样对她表现得毕恭毕敬，只是握了握手，道声“您好！”便随众人而去了。这一下顿使江青大失面子，感觉王猛此人也太居功自傲了。
不过，江青对王猛并未因此而死心，她见周恩来将其调到国家体委，马上意识到这是周在同自己争夺人才；于是，江青决心利用种种机会将王猛拉到文革派阵营。因为江青认为，38军既然在保定坚定不移地支持了造反派群众，那麽，她就完全有可能将王猛争取到自己这一方面来。
江青到体委初次见到王猛，就满怀热情地对他说：“38军在保定可吃了不少苦啊！过去陈伯达压38军，你们为什麽不来找我呀？”
王猛摊开两手，表示了一个很无奈的动作：“我们当时以为中央文革小组会发挥集体领导作用，能够按照中央的决策制止陈伯达的行为，绝对没有想到他竟然可以这样长期横行霸道。”
江青得到如此回答，神情流露不快。
1971年12月30日晚间，庄则栋突来电话，要王猛赶快到人民大会堂，说中央首长接见。他赶到那里，只见江青正同庄则栋、张燮林、林慧卿、郑敏芝等乒乓球名将在一起吃饭。江青看到王猛那种满头大汗的样子，噗哧一笑，热情地招呼道：
“王主任，快坐下来，同我们一块吃吧！”
王猛坐到那里，江青示意叫他坐到自己跟前来，让服务员给他斟满了一杯酒，然后她举起酒杯，对这位政坛新秀热情地说：
“我听说过你的酒量，今天要多喝一点呀！”
王猛虽然碰杯一饮而尽了这一杯酒，但是他觉得很不自在；于是他婉言谢绝了江青递过来的筷子，说：“我吃过饭了，你们吃吧。”便抽身坐到一旁，听他们边吃边聊。
宴会散席后，江青兴致勃勃地叫道：
“走！我带大家去参观一个地方！”
众人乘车跟着江青在北京城转了几个弯，便来到了毛家湾。进了那个院子，穿堂入室，江青边走边给大家介绍：这个是会客厅、那个是游泳池、还有林彪夫妇的卧室。江青打开一个鞋柜，怒容满面地骂道：
“大家看，叶群一个人仅仅高级皮鞋就有几十双，比资本家太太阔气多了！”
她又指着一间摆有许多电话的屋子，百般嘲笑：
“叶群和黄永胜经常在电话中调情，一打就是几个钟头，用的就是这种录音电话，你们看这有多麽黄吧！”
参观完毕，江青坐到一个长沙发上，招呼大家休息。这时，她的左掌拍了拍沙发的左扶手，让林慧卿靠在其身边坐下；江青又对坐在远处的王猛拍了拍沙发的右扶手，热情地喊道：
“王主任！靠近点，坐这边来吧！”
王猛有些发窘地回答：“江青同志，你的声音很大，有什麽指示，我能听见。”
江青又连续用力拍了拍扶手，高声说：“靠近一点嘛，来！来！坐这边来！”
王猛纹丝不动，连连解释：“江青同志，你讲话我能听得见。”
江青吃了闭门羹，不由恼羞成怒；但她还是镇定了下来。为了打开这个难堪的局面，江青又对林慧卿说：“来，咱们掰个腕子。”林象征性地同她比划了几下，就故意输了。于是江青又转过头去，兴致勃勃地对王猛招呼：
“大主任！咱们俩来比一比！”
王猛措手不及，慌忙回避：
“我可不行！林慧卿都不是你的对手，我就更没劲儿了！”
然而，江青伸出手来在那里等着，两只眼睛热情地期盼着他：“快来比一比嘛！”
王猛此刻满脸通红，觉得头脑发木，浑身不自在。但他只好硬着头皮凑上去，伸过半只手企图应付了事。不料对方“嗖”地一下握住那只手，笑道：“哎呀！你的手这麽大呀！”刹那间，江青卯足全力掰开了腕子，王猛也故意手软认输。此时，她非常开心地大笑：
“看来，王猛虽然是个猛将，也不是我的对手啊！”
江青余兴未了，又邀大家看录象，内容是关于空军批判林彪死党的情况。江青位于王猛的前面，一会儿，王猛嘀咕道：“这个批判会开得没有一点气氛。”江青没有听清他的话，就回过头来责问：“什麽？你一点也不气愤？”
王猛无名火起，不小心顶撞了一句：“我不气愤？我比谁都气愤！”
江青猛然一愣：“你说什麽？你比谁都气愤？”
王猛顺口又回了一句：“是的，我比谁都气氛！”
江青“嗖”地站起身，边往外走边对大家说：“我先回去，你们继续看。”她见庄则栋等人也站起来，便又说：“都坐着，谁也不要动！”
除了王猛仍然坐在那里外，大家纷纷去送江青。她临上车时，对庄则栋悻悻地说：“你们看不出来呀，王主任对我有戒备心理呀！”
从此以后，江青就对王猛心存芥蒂，认定此人已铁了心投靠周恩来、投靠反文革派阵营，无论怎麽争取他都是“瞎子点灯——白费蜡”，这才真是“狗坐轿子——不识抬举”。于是，江青决心伺机将这个“丘八”好好地拾掇一下。


1973年2月22——26日，保定市委召开《全市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经验交流会》。先进单位和个人代表800多人出席，14个单位介绍经验，300个单位和个人受奖。
5月4日，新成立的保定团市委召开《纪念“五四”运动五十四周年大会》，会上向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团员颁发了奖状。超龄老团员、原造反派首领要宝钟荣获此奖状时，由于此人缺席，会场在座有一个即将去清华大学上学的姑娘任某，自愿地登台为其代领。
1973年10月中旬，原红楼派头目和骨干煽动部分群众，突然从四面八方冒了出来，大字报、大标语刷满裕华路两旁，所谓“愤怒声讨、血泪控诉保定地、市党政领导前一阶段执行了林彪路线”，提出“彻底肃清林彪在保定的流毒，向林彪爪牙讨还血债！”其矛头直指38军。
保定地、市党政领导人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弄不清对方有何政治背景，因此对这一股突如其来的炮轰浪潮暂时保持沉默。而那些身居要职的造反派新贵，对此也是瞠目结舌，不知所措。
10月27日，要宝钟等16人在原总督署大门前东廊庑墙上，贴出了长篇大字报《当头炮喝》，迎头痛击这一股气势汹汹的反38军逆流。于是，这一场火爆的前哨战，立时引起了全市人民的关注。大旗杆虽已荡然无存，但是这里却又重开战场，围攻要宝钟等16人的大字报和大标语一时如海似潮。有识之士评论《当头炮喝》这一张大字报既是“草船借箭”，又是“一炮双响”，总之是妙不可言。《当头炮喝》拉开了保定新一轮斗争的序幕：它既使省委、省军区领导人大为恼火，也使38军和保定地、市委领导人陷入窘境；而唯一为它叫好的，就是那些对现实怀有强烈不满的超派性群众以及至今仍然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的河北九地造反派群众。在这张大字报的旁边，张贴着一封来自石家庄的信：
要宝钟同志：
您好！战友们好！
我们以无比激动的心情在古城保定看到你们的革命大字报，感到温暖，受到鼓舞。
你们在事关大局、事关路线的大事上，顶逆风，战恶浪，勇敢地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河北省保定以外九个地区的革命同志，都将保定这一块革命圣地当做“姥姥家”，对你们寄托着无限的希望。
祝您及同志们健康！
河北师范大学革命同学
1973年11月14日晨
11月初，时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的刘海清匆匆赶到保定，紧急召见保定地、市委领导人，传达北京军区领导李德生和纪登奎的指示要点：“38军三支两军工作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是不能否定的；必须巩固保定红色政权，不能允许出现反复和动摇。”
于是，市运等单位造反派群众大举出动，张贴大标语呼应刘海清的讲话和要宝钟等16人大字报。顿时，那一股大反保定地市委、大反38军的浪潮迅速平息下去了。
11月间，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严肃地批评周恩来、叶剑英二人主政主军是“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也不议政。”并且严正警告：“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这使人们不由联想起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曾经这样警告大家：“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麽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
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会议上，又意味深长地叹息：
“君不见七十老叟钓渭滨，我是八十老叟钓中南海啊！”
同时，他又不同寻常地夸奖邓小平“人才难得”，说他是什麽“棉里藏针，柔中寓刚”。毛泽东决定採纳邓小平的建议，对全国八大军区司令员实行对调。毛还提议让邓进入中央政治局，担任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这样，邓小平就得以东山再起，重掌党政军大权，从而成为中央举足轻重的大人物。毛泽东的用意，是企图以邓小平制约周恩来；其实，他这一步关键棋着是大大失算了。毛在这里忘记了，当初他将邓小平提拔为中央总书记，意欲制约刘少奇；结果此目的不仅没有达到，刘邓反而结为联盟，回过头来成为他的心腹之患。
1974年元旦，两报一刊社论《元旦献词》，为发动批林批孔运动大造声势。
1月8日，保定市委、市革委组织3万人，欢送该年首批300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插队落户。至年底，全市已有2，760多名高、初中毕业生走上了这一条道路。
1月18日，毛泽东批示同意转发江青主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1月24日，江青在北京召开《在京部队单位批林批孔动员大会》；25日，江青又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在京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这两次会议，周恩来均抱病应约出席。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的社论，宣称“一场群众性的深入批林批孔的政治斗争正在各个方面展开。”
3月5日，江青在总政治部号召“放火烧荒”，对抵制批林批孔运动的李德生进行激烈抨击。
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运动，是为了遏止自从林彪事件以来，由于周恩来热衷于恢复文革前的旧秩序而导致的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危险势头。这场运动的批判中心是林彪的那一条幅：“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
然而，此时的毛泽东已老态龙钟，身心交瘁，力不从心。林彪事件曾使他大病一场，所谓“临危托周”的故事确有其事。但是，当他病体痊愈，回过神来，却又为此感到轻率而反悔。不过，此时毛泽东再也没有了1966年7月畅游长江时那样的精力和魄力，他再也经不起那样折腾了。所谓“批林批孔批周公”，所谓“攻周战役”，毛泽东也只是为了对周恩来起到一种“敲山震虎、打草惊蛇”的警告作用，而并没有将其彻底打倒之意。不过，历史证明，这是毛泽东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发动的一场错误的政治战役。从实质而言，正是这场政治战役的失利，直接导致而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失败。
自遵义会议、特别是延安整风以后，周恩来对于毛泽东而言，大有萧何、张良之于刘邦的名相名参的风度。他俩虽因性格不同，素质各异，工作上免不了时有分岐，甚至在文革中，事实上周同毛还存有路线之争；然而周恩来的内心深处，对毛泽东还是甘拜下风的，还是热诚、忠实的，是以君臣之礼相待的。当有时同毛泽东争持不下之际，他总会知趣而退，决不会发展到像刘少奇、林彪、邓小平那样，公然同毛大唱对台戏的地步。周自1972年5月即患膀胱癌，将不久于人世，所以于情于理，毛泽东也决不会将其置之死地而后快。但毛担心自己走在周之前，所以他要在这一时期做好善后工作。所以，关于毛泽东的这些考虑倒是真实的。
然而，江青、张春桥此时的想法，却和毛泽东不尽相同。他俩大大地低估了周公的威望，大大地错估了当时的形势。江、张出于其信仰热，权力欲，继攻倒刘少奇、林彪之后，此时风头正盛，又急于乘胜追击，“直捣黄龙府，与诸君痛饮尔!”他俩认为，周恩来乃是横梗在文革路上的最后一道屏障，一个隐患、一位最最棘手的劲敌。而这个劲敌，只有乘毛泽东在世时才有可能解决；如毛走在周之前，那将意味着整个文革派的末日来临。
在这里，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一段波谷时期以后，全国各地的某些造反派首领、骨干及一些基本群众，此时确实都同江、张上述想法想到一起去了。如果说，当初毛、林破裂乃是一幕完全出乎造反派群众意料的荒唐戏剧；那麽，现在毛、周磨擦在某些造反派眼里，则就是完全顺理成章了。从毛泽东发动文革以来，某些造反派便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正是这位敬爱的周总理在时时掣肘，处处挡驾。1967年的二月镇反和同年8月以后的大逆转，尽管周在这当中採取的斗争方式是“柳藏鹦鹉、雪卧鹭鸶”，然而那些颇有头脑的造反派首领们看在眼里，却都是“哑吧吃扁食——心中有数”的。所谓“清查五·一六”这一由毛泽东倡导的运动使造反派谈虎色变，一提起周公在文革中到底扮演的是何种角色就令人不禁心有余悸。这一堵大墙虽然看得见，摸得着；但是谁也不敢推，谁也不敢碰。所以，1974年初批林批孔运动汹涌而来，全国各地某些造反派首领和骨干们尽管见猎心喜，手痒难耐，然而那种“一遭被蛇咬，十年惊草绳”的恐惧心理，却又迫使他们对“批孔即批周”这个敏感而又犯忌的话题，表现得非常谨慎，彼此只是心照不宣而已。
保定的批林批孔运动，是先从河北省第一监狱造反派发起的。1974年2月28日下午，省监狱党委会在礼堂召开批林批孔群众大会。这时，正如要宝钟所料，38军高炮团军管会树立的党委书记王谨明见势不妙，早已在去年秋天监狱归省直辖前夕就连夜潜逃了。文革前那一班党委会旧人马，在军管会落实老干部政策时已分别担任副书记、副狱长；此时见有机可乘，便一哄而起，同新党委主要领导人大唱对台戏。于是，在这种背景之下，监狱就出现了两个农业机械厂的怪事。保定公安处见势不妙，便抢在省公安局接管之前，紧急补充任命了监狱新的党委书记郝守志；然而储国恩那些旧班底却对此拒不承认。这样，，整个省监狱就形成了“一国两公”的分裂局面。猝然而至的批林批孔运动，恰如导火索引爆了省监狱这个火药桶。郝守志策动要宝钟、张建民等人在“二·二八”大会上抢上台发言，点了那个旧班底领导人的名，弄得他们非常狼狈。由此，造反派群众在会上成立了群众调查组。
此日，监狱机关大院出现了醒目大标语：
“二·二八大会好得很！”
“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坚决击退右倾回潮！”
“痛批克己复礼！”
3月6日，省公安局打来电话，明令群众调查组必须立即解散。7日，原省直总部首领、省革委常委朱志俭找到要宝钟，约定10多人在监狱东楼召开秘密串连会。会上，大家讨论了全国各地目前形势及中央动向，初步认为：这次批林批孔运动，实质上是毛泽东在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保定造反派不能“守株待兔”，应该“敢为猛士天下先”。会议决定由要宝钟出面，率领大队人马奔赴石家庄煽风点火。
同日，保定市人民武装部掀起大反其范部长（原38军113师337团参谋长）以至保定军分区司令员钱巨胜（原38军113师副师长）的高潮，大字报贴满武装部大院。
3月9日上午8点，要宝钟亲率25名监狱造反派青年勇士，乘解放牌大卡车，一路冒着呼啸春风，长驱直入石家庄。众人在省公安局门前下了车，要宝钟即兴给这个警戒森严的老虎衙门题写了如下对联，并同张建民一起将其张贴在该局办公大楼门口：
倒退守旧的孽根
复辟回潮的黑线
横批：纯粹孔庙
接着，人们便在其机关大院贴出了百人签名的大字报《彻底捣毁隐藏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孔庙》和《对“三·六电话”的批判》，此两文均出要宝钟之笔。
次日上午，要宝钟等26人大闹石家庄，将醒目大标语贴遍了中山路、解放路等主要街道。当这一辆引人注目的大卡车在返回保定、路经一处十字路口时，交通警故意寻衅，令其倒车转弯子。双方为此相持不下，马路上看热闹的人愈聚愈多。于是，车上张建民趁机慷慨激昂地发表造反演说，这立刻博得听众连声喝彩。石家庄广大受压迫的造反派群众多少年来没有见到这样感人的场面，此时，他们对待保定战友就像亲人一样。
这时，张建民在车头大喊：“刘子厚要我们开倒车，这能行吗？！”
听众齐声回应：“不行！不行！绝对不行！”
接着掌声四起，一时搞得赶来维持秩序的警察非常尴尬。最后，他们还是眼睁睁地看着这一辆汽车扬长而去。
同日，保定方面响应省监狱造反派而来石家庄作战的汽车，竟达200辆之多。
3月12日，河北省委给保定地、市委打来电话，指示：“立即制止河北省第一监狱等单位前来省会贴大字报、搞大串连等行动，要劝他们在本地闹革命”。
14日，保定地委回答省委：“本市有些单位的群众去省会贴大字报、大标语是无可责难的，那里是全省领导机关，河北各地人民完全有权利去石家庄开展‘四大’”。
16日，要宝钟因上次赴石作战半途中风，返保后抱病在床，体烧40度，在医院输了100毫升葡萄液，至次日黎明，体温才在不稳定中徐徐下降。要对看望他的战友们说：
“恐怕这是一个不祥之兆。回想1967年‘1·23’夺权后，造反派互争领导核心，在交际处开会闹得不可开交，主持会议的69军支左人员面对这种情况也是束手无策。那时为此烦恼得我也病倒了，高烧也是40度。不久来了二月镇反，大家就都蔫了。”
同日，省监狱和保定市其他单位约有1，000多人乘车赴石作战。
19日，省委向各地下发<冀革>八号文件《关于李雪峰的罪行材料》。
20日，保定大街上大字报、大标语骤然增多，有些单位开始批判<冀革>八号文件是“对李雪峰小骂大帮忙”。
近来，人们到处传说着毛泽东的这样一段话：“我自幼就造反，一直到现在，我就不信造反派里有那麽多反革命！”
22日，裕华路两旁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如：
“刘子厚一上桃园，二上贼船，三上桃峰，意欲何为？”
“大颳十二级台风，把贼船掀个底朝天！”
“捂盖子和揭盖子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炸毁贼船！勇擒刘贼！”
“揪出去年十月大颳右倾翻案风的后台老板！”
保定市百货站造反派贴出转抄《湖南日报》头版刊登的文章《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该文称：马克思是造反派的老祖宗，共产党宣言是造反派宣言，而毛泽东则是一位大名鼎鼎的造反派专家。
24日，保定市又有80多个单位乘卡车赴石作战。石家庄战友在保定方面的支持下，于同日召开《石家庄市革命群众批林批孔誓师大会》。
26日，大街上大标语的口号上升为“打倒刘子厚！揪出黑后台！”
保定市委下达《紧急通知》：从今晚八时到明晨八时，必须撕毁、复盖街上所有的大字报和大标语。同时有消息说，保定地、市委领导人最近统一了思想：必须服从省委的领导。为此，他们还做出了“四不准”的规定：不准在街上张贴大字报和大标语，不准去省会开展“四大”，不准搞大串连，不准传播小道消息。此外，市委已将保定最近贴出的大字报、大标语的内容上报省委。还有消息说，保定地、市委秘密成立了专门针对造反派的情报动态组，分别设在地、市招待处。
就在这样一个非常敏感的时刻，28日上午，要宝钟在原直隶总督署门前西廊墙上贴出大字报《武汉见闻》：
批林批孔的革命烈火已在英雄的江城武汉熊熊燃烧起来。革命的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触目皆是。武汉的楼高，但大标语悬挂得比楼还要高；武汉的街长，俗话说:“紧走慢走，一天走不出汉口”，但大字报张贴得比大街还要长。武汉三镇的闹市六渡桥简直汇合成了一片大字报、大标语的浩瀚海洋。革命的传单漫天飞舞，造反派的海报一张闪过一张。
每天从清晨开始，数十辆高音喇叭宣传车在街头奔驰而过，车上红旗飘扬，车身两侧写着诸如此类标语：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一月风暴万岁！
谁反对一月风暴就打倒谁！
江城上空震荡着“打倒刘丰！炮轰曾思玉！彻底批判‘省委六条’（湖北省委对所犯错误的检查）！热烈欢迎胡厚民、张爱兰、李湘玉等三位革命闯将光荣出狱”的革命吼声。
胡厚民等人原是武汉钢工总的著名首领，后来林彪集团在湖北省大搞所谓“两清一批”运动时，他们相继被打成反革命进了监狱，分别判处7——15年的徒刑。刘丰垮台后，武汉造反派成立了营救胡厚民等人的联络站，曾经在省公安局门前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和连日静坐。胡厚民等人最近终于被宣布无罪释放。由武汉造反派组织的“武汉地区革命群众批林批孔宣传站”，于3月20日隆重召开了《热烈欢迎胡厚民等老战友光荣出狱大会》，大会提出：
大胡厚民放了，小胡厚民怎麽办？
女张爱兰放了，男张爱兰怎麽办？
武汉造反派还于3月22日在中山公园召开了万人大会，会后举行了拥有300辆大卡车参加的声势浩大的车队游行。在这一天，中共中央办公厅给湖北省委发出的电报称：武汉“7·20”事件不能翻案（谁能想到，1967年的武汉事件又成了武汉现在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
此外，武汉市工代会已经发表声明恢复工作。一个工人批林批孔宣传队进驻了省委宣传部。由工人代表组成的一支长征队正在徒步跋涉去北京，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汇报武汉运动的情况。


当年，武汉事件曾经震撼全国，武汉从而成为1967年七月狂飙的发祥地，一跃而同北京、上海并列为文革三大源头之一。因而，武汉造反派的命运，一直为全国各地造反派战友所关注。要宝钟贴出的这张《武汉见闻》，对保定市造反派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但这却大大地刺痛了保定地、市委领导人那早已绷紧了的神经中枢。
30日，要宝钟振笔疾书《讨刘檄文》，当天铅印而成传单广为散发。由于该文披露了毛泽东对刘子厚检查的批示，因而这一传单，北从长城，南至黄河，立即不胫而走，风靡全省。
31日，保定造反派集合大队人马，向省会发起第四次攻势。
4月2日上午，省监狱新党委一班人马按照市委指示，找要宝钟谈话，要求他服从市委、省监狱新党委的领导，不要擅自行事，尤其不能搞乱保定。省监狱新党委领导人这样做是深有苦衷的，因为他们既要对上抵制省公安局，那就必须在保定紧紧地依靠地市委（监狱组织关系在市委），否则，监狱新党委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
而要宝钟此时却根本不买这一本帐。省监狱新党委乃至保定地、市委，从权力结构方面而言，没有半点革新痕迹，实际上全是文革前旧秩序回潮的产物，其权力实质上仍然掌握在一帮旧官僚的手中，故而他们在造反派群众中并无多大威信；批林批孔运动一来，两者自然就要发生碰撞了。
同日午间，原省委兵团首领郭振声悄来要宝钟家中，向他透露了一个重要情况。郭当场对要拍胸发誓，以人格担保，此事绝对准确可靠。郭说：“如你以个人名义将此事公布于世，那将一石激起千层浪，彻底打碎保定地、市委給运动划定的条条框框，对于当前保定的批林批孔将是一个极大的推动。”
于是，要宝钟三思之后，当即将郭提供的这一情况整理成为大字报《这是什麽性质的问题？》：
正当我省、保定地区、保定市群众性的批林批孔运动蓬勃兴起之际，某些人却打着“纠正群众运动”的旗号，突然跳出来，迫不及待地要来一个急刹车，把运动拉向右转。他们在“抽象肯定、具体否定”这一邏辑指导下，大谈革命群众运动的阴暗面，把前一阶段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污蔑得一无是处，描绘得一团漆黑。当此之际，又出现了一个令人惊讶、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怪事：保定市委某领导人发出一封妙信，不知道是给什麽地方的，也不知道要达到什麽目的，总之，怪哉!怪哉！我们姑且将此妙信的主要内容公布于众，请革命者思考。
“田丰等一些人，那些当年保定反复辟联络站和八一红卫兵的人，他们挑动派性，干扰当前运动的大方向，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妄图把保定地、市委架空起来，把保定地市委、38军同河北省委对立起来。他们自称是有38军相当负责的首长为其撑腰。他们甚至为此还要组织全省批林批孔联络站。······”
妙信列举了近来保定、石家庄出现的大字报、大标语、召开大会等等情况，用来说明这一切都是田丰等一些人的挑动造成的。最后，妙信提出了两条建议：（1）建议38军政委徐炜同志做一做38军干部的工作；（2）建议刘平同志做一做保定地委常委的工作。
人们不禁要问：田丰等一些同志原是文革初期惨遭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革命闯将，刘子厚素来对他们视如猛虎，恨之入骨。奇怪的是，为什麽保定市委某些领导人居然同刘子厚也抱有如此雷同的立场和观点？这到底是什麽性质的问题？前一阶段保定和石家庄蓬勃兴起的批林批孔运动果真像他们说的那样，是田丰等一些人挑动造成的吗？保定市委某些领导人信口开河，究竟站在了哪个阶级的立场上？长了哪一家的威风？灭了哪一家的志气？你们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点燃的批林批孔运动究竟抱的是什麽态度？你们为什麽这样害怕革命群众运动？你们要把保定的批林批孔运动引向何处去？——一句话，你们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麽药？！
以上问题，希望广大革命同志邦助分析。



这张大字报以要宝钟为首，共签了省监狱六个同志的名。大字报于当天下午六时贴到原直隶总督署西廊庑墙上，立时观者如潮，引起全城轰动。于是，没有了大旗杆的大旗杆广场，一时又呈现出文革初期那样的热烈气氛。前去抄写要宝钟这张大字报的人拥挤不堪。当晚，呼应要宝钟大字报的大标语、大字报贴满了裕华中路。反响最强烈的是市运，他们贴出的大标语是：
要宝钟大字报好得很！
坚决支持省监狱的革命行动！
省直驻保单位的造反派则就市委的那一妙信问题发表专门评论；汽车制修厂造反派就此问题贴出了《致保定市委公开信》。有的单位刷出的标语口号尤为尖锐，如：
决不允许新旧二月逆流在保定重演！
抱刘子厚大腿绝无好下场！
这一事件标志着保定文化大革命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造反派原来树立的一些领导干部，例如杜森尧、钟翔云、王恺、王铁等人，在中央大力落实老干部政策和部队撤出地方支左的新形势下，为了其生存和发展，这些人开始摆脱造反派群众，返回其文革前的政治营垒。而势单力孤、坚持原来立场的造反派，则愤怒地将斗争矛头指向这些改头换面的昔日宿敌；与此同时，这一行动也就不可避免地触及了那些早已腐化变质了的“造反派新贵”。
4日，《新保定报》社造反派邀请社会各界原造反派首领云聚报社会议室，密商赴石作战大计。同时，关于市委妙信问题也成了大家的议论中心。
5日，要宝钟再次贴出《南昌见闻》，它同《武汉见闻》、《这是什麽性质的问题》一样，成了发向保定地、市委的三颗重磅炮弹。尤其是贴出《这是什麽性质的问题》这一张大字报，成了保定文革后期的一个分水岭式的重大政治事件。因为正是这一张大字报，使得保定造反派同地市委元老领导人之间的矛盾公开化、尖锐化了；从此，他们就分道扬镳，再也坐不到一个战车上了。
同日，在市委政治部担当副主任的侯玉印，让人捎口信给要宝钟，请他于当晚秘密至侯宅，言其“有要事相商”。然而当要按时赶去时，侯却又锁门外出。这显然是他又突改初衷，避而不见了。侯玉印这个人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就搞政治投机，形势有利于造反派时，他削尖了脑袋往左派阵营里钻，一心要充当河北省的王效禹或刘格平；但此人又偏偏缺乏王和刘那样的资格和魄力；形势逆转时，侯又往往“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所以此人徒增造反派烦恼，终难成就大事。1967年农大发生的“六·二二、六·二三”武斗事件，其导火索竟是为了争夺一包有关侯玉印的什麽材料，实在荒唐可笑。
6日，驻津某省直单位造反派干部邵浩麟夜访要宝钟，言其来保前，曾去北京林铁家里。林铁对刘子厚乘文革之机，依靠李雪峰将其打入地狱，一直耿耿于怀。林恨恨地表示：“刘子厚不倒，我死不暝目啊！”
晚10时，邵刚走，团市委王敏、市委调研处杨金斗、宣传处贾德普突然赶来，声言他们已决意带头在市委内部造反，把大标语贴到街上，这次特来省监狱请求支援。于是要宝钟叫来一辆卡车，亲率监狱4个小伙子同王、杨、贾三人去裕华路贴大标语如下：
市委领导人不要重蹈文革初期镇压群众运动的复辙！
市委某些领导人炮制妙信把矛头指向革命派，罪责难逃！
坚决斩断刘子厚伸向保定的黑手！
7日，保定造反派大举出动，第五次赴石作战。
8日，朱志俭找到要宝钟，说：“38军首长不承认市委领导人给他们写过什麽‘妙信’，但他们又说‘这是一个严重的泄密事件，一定要在军内追查’。”据此，朱志俭劝告要宝钟再写一张挽回影响的辟谣大字报；但这遭到要的坚决拒绝。
同日，地区百货站等单位造反派在大街上贴出如下大标语：
紧紧掌握批林批孔运动的主攻方向！
要团结，不要分裂！
集中火力，彻底揭开省委阶级斗争盖子！
9日，报社召集社会各界造反派首领，再次商讨对付省地市委大计。
近来，张宣、唐秦、石家庄等地区的原造反派首领及骨干纷纷来保定串连，他们大都是来此摸底、寻求物质上的支持和政治上的声援。
10日，省监狱新党委领导人找到要宝钟，传达38军支地办公室的口信：应尽快复盖妙信大字报，以免继续扩散其不良社会影响。要宝钟当即答应此事。
11日上午，王敏、杨金斗、贾德普三人以团市委、调研处、宣传处革命干部的名义，贴出大字报《保定向何处去？》从各方面系统地揭发、批判了市委领导人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追随刘子厚、压制革命群众的真面目。按照要宝钟的吩咐，该大字报复盖了妙信大字报。
12日，市委召开紧急会议，传达中发12号文件以及省委对当前运动的指示精神，并研究、制定对付造反派的方针和措施。原先结合在市革委会的工总派首领徐孟、王利、马岱海、曹文祥、张一生、张义林等人，此时，则分别把持着工办、农办、财办、市委办公室、总工会、公安局等部门的一部分实权。这些人大多已完全背叛了当初造反派的革命宗旨，转而热衷于权钱交易，追求个人生活上的特殊化，以致在社会上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群众戏呼之为“跑资派”。这些人从一开始就对批林批孔运动中提出“批判走后门”非常反感，但他们又抱着“静观其变，看风使舵”的投机态度。及至发现田丰、要宝钟等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这次运动的主动权，这些人顿感芒刺在背，如坐针毡。他们认为，看来，“田丰第三势力”这一次是真正东山再起了。而当中发12号文件下来后，这些“跑资派”又认为时机成熟，便转而投靠地、市委领导人，竭力散布“田丰借批林批孔运动之机要夺地、市委大权”，力图借刀杀人，坐收渔人之利。
中发12号文件的主要精神是：“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连。”这一条条框框，对于发动这一运动的毛泽东而言，实际上是作茧自缚，自相矛盾。这表明，面对强大的反文革派战阵卷土重来，他已经没有当初那样的魄力来应战了。但该文件又说：“应当强调指出，批林批孔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批林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批孔比批林更困难些。各级领导同志务必理解这场斗争的伟大意义，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要把各级领导机关的批林批孔作为重点认真搞好。要欢迎群众联系本地区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实际所提出的批评。有极少数领导干部不批林，不批孔，捂盖子，怕群众，甚至採取恶劣手段挑动群众斗争群众，破坏革命，破坏生产，煽动经济主义，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是完全错误的。”
14日，保定造反派第六次赴石作战，讨刘大军有40多辆大卡车冲进省委大院，700多名造反派群众在那里到处张贴大字报、大标语，简直如入无人之境。
同日上午，市运贴出海报，约定后天下午7时，在原总督署大门前同市委领导人辩论妙信问题。
15日，王敏、杨金斗、贾德普贴出《对市委10号文件的评注》的大字报。
同日，石家庄市工人民兵总指挥部给保定地市委发来一封恫吓信，声称：如果保定地市委不采取有力措施制止保定一些单位群众来省会造反，那麽，石市民兵将对保定来人予以报复，后果概由保定地市委自负。
16日下午7时，市运宣传车按时赶到原直隶总督署大门前，因省监狱新党委领导人阻挠，迟了一个钟头，要宝钟才乘一辆卡车赴会。那里早已人山人海，围得水泄不通。市运和省监狱这两辆高音喇叭宣传车并排停在市委驻地门前，轮番广播市运《海报》、《这是什麽性质的问题》、《打船和扶船》等文章，在那里叫阵约有两个多小时之久，最后在围观群众一片热烈掌声中分头凯旋。
18日晚7时40分，保定地委书记刘平（38军军直后勤部政委）在地委会议室召见田丰和要宝钟。刘谆谆告诫说：
“最近情况有变化，有些动向你们要特别注意。对敌斗争一定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今天请你们来，希望敞开思想，好好谈一谈。现在上边有人对保定地市委搞分裂，拉一个，打一个，同志们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我们一定不要上这个当。”
刘平最后对田丰和要宝钟解释：
“关于保定市委那一封所谓‘妙信’的内容是有的，意思也没有什麽出入。但那不是一封信，而是王恺、黄芳去38军军部同军首长的《谈话记录》。军首长当时将这个《记录》对团级以上的干部传达了，要求他们不要插手地方上的事。”
田丰、要宝钟对刘平的关心和爱护表示万分感谢。
黄芳原为文革前的保定市委宣传部长，现为新市委宣传处长。
19日下午4时，刘子厚自省会给保定地市委打电话称：“省会民兵总指挥部在15日给保定地市委的信是错误的，是少数人背着省委和石家庄市委搞的，省委和石家庄市委不予承认。”
当晚，报社第三次举行座谈会，密商对付省地市委的大计方针。早在1969年11月28日获释的著名文革闯将、农大造反团首领崔世林也应约到会。崔这时在保定地区农业机械研究所担任研究员。
20日上午，保定地委在人民体育场召开约有5万群众参加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
同日下午，地委书记刘平再次召见田丰、要宝钟以及报社负责人宋锦辉。刘平要求他们不要组织人马去冲击明日在石家庄召开的省地市委三级书记会议。据刘说：
“这个会议的中心内容是贯彻中央12号文件的指导精神，刘子厚旧戏重演，可能要在这个会上提出火烧地、市、县委的口号，目的是为了转移方向，保护自己。我们是不同意这种搞法的。保定地委认为当前应该首先揭开省委的盖子，当然地市县委的盖子也要同时揭，但是重点应该揭省委。”
刘平还对报社提出增强组织纪律观念的要求，他说：“报社今后发表思想评论一类的文章，事先必须经由地委常委会议讨论批准方可，这是起码的组织原则。”
宋对刘回答：
“根据外省省级的报道来看，全国各地目前约有17个省都在公开揭发当地省委的问题，我们河北为什麽不可以这样干？”
刘说：
“据我们摸底，你刚才提到的这些省份，其实都是中央表了态或者是中央有人暗地支持的，而我们河北现在就没有这种背景。”
其后，要宝钟又和崔世林在团市委办公室同原要武总部首领、现任团市委书记冉荣芳座谈。冉认为：“保定造反派当前应该集中火力攻刘子厚、河北省委，对保定地市委则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待解决了省委问题后，再回过头来大揭保定地市委的问题。”
要、崔二人认为冉的这一番见解不无道理。
21日，保定造反派第七次赴石作战。
22日，由棉纺厂出去的毛纺厂造反派群众，将原棉纺厂党委书记刘继忠游街批斗，并在裕华路贴出“工人要造反，子厚要完蛋”的大标语。这是西郊八大厂产业工人阶级躁动不安、跃跃欲试的一个兆头。
同日，保定市革委文办干部鞠国亭贴出大字报《紧急呼吁》，揭发地市委领导人杜森尧和钟翔云互相串通，同刘子厚大搞妥协，在地下黑班子头目苏锋的处理问题上出卖原则。原来地市委对苏锋做的结论是敌我矛盾；后见省委不批，又改定苏锋是“犯了严重错误的领导干部”。去年10月保定城大颳右倾翻案风之际，刘子厚乘机对保定地市委施加压力，结果杜、钟二人无条件屈从省委决定，调动苏锋去张家口，于是，地下黑班子的问题也就不了了之。
23日，《新保定报》原计划在今日头版报道市运批林批孔情况，上面有田丰等人发言，该报小样都已打出。但报社负责人在杜森尧施加的压力下，这一报道又突然被取消了。
26日，石家庄、张家口、秦皇岛等地造反派首领和某些骨干，同省监狱造反派战友在该机关大院东楼座谈，认真分析当前形势。他们一致认为要宝钟写的那一篇《讨刘檄文》震奋人心。张家口方面说：“《檄文》在我们那里传播很广，影响很大，连长城城墙上都张贴了它。”
27日，报社造反派在裕华路贴出大标语：
坚决揭开省地市委阶级斗争盖子！
省地市委领导人压制批林批孔运动何其毒也！
28日，保定造反派第八次赴石作战。
30日，市委领导人以“干干净净过五一”为由，派人在中午冲刷裕华路两旁张贴的大字报、大标语。这其实是他们在1966年文革初期制造“红海洋事件”的故伎重演。
要宝钟今日在裕华路同杨连甲邂逅相遇，杨兴奋地告诉他：“省委批准我担任保定地委副书记的文件下达了，欢迎你在‘五一’节休息期间到我家里，有些话想同你谈一谈。”
5月1日上午，王敏等三人在原直隶总督署门前贴出醒目大标语：
毛主席率领我们反潮流！
彻底的、不妥协的反潮流精神万岁！
报社造反派则在其机关门前贴出大标语：
决不容许借迎外宾之名行压“四大”之实！
5月2日，地革委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主任周兰亭派人找到要宝钟，说军分区钱司令员被人殴打，操纵者是军分区政委要维富，周动员要宝钟和田丰等造反派对此进行干与。因为中央12号文件不准地方插手军队的批林批孔运动，故而田、要二人对此婉言拒绝。
5月3日晚间，报社召集各界造反派活跃人物，举行第四次秘密串连会议。会上，农大造反派提出新的作战方案：选择《河北日报》社做为突破口，强烈要求其发表彻底揭开省委阶级斗争盖子的社论；如果这一正当要求遭到拒绝，造反派就顺势大造舆论，揭露《河北日报》社多年来充当李雪峰、刘子厚御用喉舌的严重罪行。如此批判到一定火候，造反派便可强行进驻、甚至接管《河北日报》社；这样，造反派同刘子厚的矛盾必然激化乃至短兵相接，如此也就必然粉碎了省地市委当前对造反派所采取的“按兵不动，待机破敌”的阴谋。
5月5日，保定造反派第九次赴石作战。
市委领导今天在市委招待处召开工作会议，传达省地市委三级书记会议指示精神。会上，市委常委杨国华发言：原先保定地市委将苏锋等同志定性为“地下黑班子”是不存在的，这一结论没有省委批示，因而不能成立。
5月6日下午，市运批林批孔办公室负责人马洪駿奉田丰之命，去省监狱找到要宝钟，在该机关大院东三楼商定：明日上午8时，两个单位各派群众于市委招待处周围集合，届时以突然动作冲进会议礼堂，把杨国华揪出当场批斗，然后将其游街示众。次日继续对其批判，第三天酌情要求市委严肃处理此事。
7日，市运、省监狱造反派按照预定计划进入阵地。一声号令，异军突起，马洪駿等人冲进礼堂，当场擒住杨国华，会场秩序顿时大乱。主持人王恺见势不妙，拔腿溜之大吉。其后，市运、省监狱造反派将杨国华戴牌乘卡车游街示众。至下午5时，市委秘书长郭旭和市革委工办主任潘亮（38军代表）奉钟翔云之命，找到要宝钟谈话，表示：市运、省监狱的这一行动是正义的，革命的，市委予以支持；但是，希望要宝钟同志相信保定市委也是革命的。因此，市委要求在游斗杨国华之后，尽快将其交回市委，以免影响市委工作会议进程。
要宝钟在征得市运马洪骏等人同意后，立即将杨国华交给市委。
8日上午，市委工作会议继续进行。市运马洪骏率领10多名群众擅自冲击会场，遭到与会大多数干部的强烈反对。徐孟、王利、马岱海、张一生、曹文祥乘机带头起哄，市公安局副局长、原公安局政法公社首领张义林则出面阻拦马洪骏。
同日，裕华路贴出变压器厂和重型电机厂的大标语：
强烈要求省委、省军区严惩军分区抄砸钱司令员家的幕后策划者要维富！
10日下午，保定各界造反派首领聚会省监狱东三楼，举行自批林批孔运动以来的第五次秘密串连会议。此次会议主要统一了以下口径：造反派的主攻方向是刘子厚和河北省委，对保定地市委主要是促，对他们的干扰也要进行必要的斗争，但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当前主要抓两个突破口：从《河北日报》社的问题开刀，搞掉刘子厚的宣传喉舌；发起一个向省委要苏锋回保定接受批判的运动。会上发了报社造反派写的《就<河北日报>问题致全省人民倡议书》。
11日傍晚，要宝钟访问田丰，在其寓所同田争论目前运动的主攻方向问题。田丰力主全力攻打保定市委，要宝钟则坚持主攻刘子厚和河北省委，并苦劝田丰服从这个大局；然而，田丰对此却一时难以转弯子。
12日，保定市造反派第10次赴石作战。
13日，田丰等人联名写信致省地市委三级书记会议，要求省委邀请深受陈、李、郑迫害的革命同志列席各地区即将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
14日上午，省监狱新党委领导人同要宝钟的分岐公开化，新党委派人在原直隶总督署大门前贴出大标语：“坚决落实市委工作会议精神！”
要宝钟闻讯，立即找到监狱新党委领导人，愤怒地表示抗议。
16日，地区外贸局、粮食局等单位造反派贴出大标语：
坚决支持省监狱、市运、保定报社的一切革命行动！
冲决罗网、奋起造反、坚决揭开省地市委阶级斗争盖子！
在原直隶总督署门前东廊庑墙上，王敏等人贴出大字报《评市委工作会议的结论》。
18日，市运刷出大标语：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决不允许地市委某些领导人把群众赋予的权力镇压革命！
19日，保定造反派第十一次赴石作战。
地区外贸局造反派贴出大标语：
地委某些领导人暗整财办黑材料上报省委，目的何在？！
地委某些领导人求稳怕乱，目的何在？！
田丰在今日对来访的要宝钟表示：“同意你的如下说法：应该以刘子厚和河北省委为主攻方向，对保定地市委采取又斗争又联合的策略方针。”
21日，地区中医院造反派贴出大标语：
排除阻力，踢开绊脚石，坚决揭开省地市委阶级斗争盖子！
市轴承厂造反派贴出大标语：
谁把烈火引向群众就是破坏批林批孔！
23日，地区百货站贴出大标语：
警惕刘子厚利用一小撮阶级敌人引火向下的阴谋！
中发17号文件下达，开头就说：当前已经冲破重重阻力，排除了一些干扰，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
25日，社会各界造反派首领聚会市运大楼，商讨明日赴石作战计划。
26日，由田丰亲自领队，仅市运一家就出动了20辆卡车，汇同保定造反派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发起第十二次赴石作战。
地委组织部造反派干部贴出大标语：
强烈要求地委常委之间展开思想交锋，警惕地委某些领导人克己复礼！
31日，市运贴出大标语：
镇压群众运动的人决没有好下场！
誓死捍卫批林批孔运动！
将批林批孔运动斗争进行到底！
上午，地区重型电机厂党委书记召集群众敲锣打鼓去地委报喜，在报喜书上旁敲侧击造反派。该厂造反派随后贴出大字报《报喜的丑剧》予以揭露。
6月1日，中发18号文件下达，内容共有四条。文件允许开放城市大字报上街，说：我们要有信心，不要怕外国人看大字报。毛主席说：“敢于让群众贴大字报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国家兴旺的表现。”
这一天，周恩来因自身癌症加重而住进医院，国务院工作暂由邓小平主持。不过，广大人民群众对此并不知情。
同日上午，报社负责人宋锦辉对找上门来的要宝钟密谈交底：
“保定地委领导班子内部，刘平和杜森尧执行两条不同路线。杜森尧是投降派，上抱刘子厚大腿，下压造反派群众。目前追随他的有原专直总部首领杜庭兰、李新波、李立青以及杨连甲。杨连甲自批林批孔运动以来，投机取巧，看风使舵，当造反派首次赴石作战时，他即奉杜森尧之命，亲自赶到南阁大街十字路口去进行拦阻，因而博得了刘子厚的好感，所以地委上报杨连甲和雄县县委书记杨凤鸣俩人为地委副书记候选人时，刘子厚看好杨连甲，而放弃了杨凤鸣。至于地委常委吕毅（计委主任）、郝铁民（财办主任）是跟随刘平的，而杨志昌（工办主任）则暂取中间态度。”
郝铁民、杨志昌原曾分别担任保定市长、市委书记，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被省委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后来两人虽又被甄别平反，但一直未受重用。
此时，要宝钟很有信心地对宋表示:“当年我在工人总部时，同杨连甲关系还不错；我想，我能够使他转变立场，站到造反派这一边来。”
然而，宋锦辉对此冷冷一笑，摇了摇头。
2日上午，市运造反派群众在田丰亲自率领下，出动20多辆卡车沿街游行，敲锣打鼓，鸣鞭放炮，热烈欢呼中发18号文件下达。
当晚，杨连甲在其寓所对来访的要宝钟表示善意：“如果你在省监狱感到处境困难，我可以将你调到地革委工办，在那里可以很快给你解决组织问题。我同杨志昌关系很好，我想不会有什麽障碍。”
要宝钟此时正为自己同监狱新党委的关系日趋紧张而烦恼，现在见杨肯出手帮忙，便同他当场就工作调动一事拍了板。
3日，大街上出现前屯公社、地革委财办等单位如下大标语：
省地市委某些领导人破坏四大，罪责难逃！
中央18号文件给了省地市委某些领导人一记响亮的耳光！
市运贴出的大标语则是：
坚决支持前屯公社贫下中农的反潮流精神！
向前屯公社贫下中农的革命造反精神学习！
热烈欢呼中央18号文件下达！
敢于让群众贴大字报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国家兴旺的表现！
前屯公社原造反派首领杨双印在田丰的鼓励下，把王利主持召开的郊区党委工作会议搅了个稀巴烂，其后便有上述大标语问世。
4日下午，整个裕华路两旁贴满了大标语，形成了一片万炮齐轰省地市委的局面。至此，历史几乎重演了文革初期造反派大反攻的情景。市运在原直隶总督署大门前贴的大幅对联是：
坚决贯彻中央十八号文件！
勇敢发扬革命反潮流精神！
横披：炮打贼船。
裕华路两旁的主要大标语是：
省地市委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必须向群众公开做检查！
地区百货站
让市委的三不赞成论见鬼去吧！
郊区党委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犯了路线错误！

前屯公社、富昌屯公社
刘子厚的裤子没脱、尾巴没割、贼船没下，上欺中央，下压群众、罪责难逃！
犯了路线错误，为首的改也难；上了贼船的刘子厚，下也难！
昔日“四大”捉妖，今日“四大”炸船！
十八号文件大长了造反派的志气！大灭了复辟势力的威风！
同日，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闫宗生等人在地委机关大院贴出大字报《“11号”内幕必须揭开》。大字报说：由地委行政处副处长郭武负责在地革委招待处一所11号房间安排了一个秘密动态班子，地委副秘书长李立青是这个班子和杜森尧之间的联络人。这个班子专门搜集造反派的活动，整材料，记名单，召开秘密会议。班底由地市两级召集一些机关和厂矿企业的人员拼凑而成。该班子现已出了320多期《动态简报》，动态组拥有多部汽车，等等。
地委办公室某些干部贴出大字报，揭发杜森尧大搞复辟倒退、投靠刘子厚的十个要害问题。
6日上午，地区木材公司傅国兴仿照马雅柯夫斯基的诗写出《好啊！革命的大字报》，贴在了原直隶总督署大门前西廊庑。其中有这样一段脍炙人口：
谁说“乱了套”？谁说“不正轨”？历史就是在动荡中前进！
7日，化纤厂造反派群众贴出大标语：“警惕市委某些领导人在化纤厂大搞克己复礼！”该厂大字报称：当前化纤厂已经开始大乱，这种乱好得很！化纤厂复辟势力的根子是省地市委工作组。
这是西郊八大厂造反派群众跃跃欲试的又一个表现。
8日，保定造反派大举出动，第十三次赴石作战。这次出征汽车多达200多辆，浩浩荡荡。在地革委农办担任副主任的原红代会主任满正国也亲率人马参加。
同日，地委机关大院有人给组织部杜庭兰、李新波贴了对联，横披是“孔家店”。地革委物资局造反派贴出大字报表示拥护。
10日，保定造反派第十四次赴石作战。地区财办造反派组成“向刘子厚提意见代表团”，向社会发出《公告》，并于今日在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声中出发赴石。
11日，毛纺厂造反派贴出大标语：
“瞎徐孟控制工交口，两面三刀，拒不处理‘二·九’棉纺厂炸楼事件，是背叛革命的大工贼！”
这是原造反派群众对某些“造反派新贵”即“跑资派”的一种挑战，这种现象，在文革中，只有在北京、上海或者像保定这样有造反派掌权的地方才能发生。
12日，徐孟、王利、马岱海、张一生以及曹文祥、张义林经过秘密策划，由徐孟策动604造纸厂、房管处、市二建、化纤厂等单位贴出大标语：
坚决斩断刘子厚伸向保定破坏批林批孔的黑手！
斩断刘子厚伸向保定的魔爪！
刘子厚阴谋搞乱保定，必须坚决回击！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以上标语口号打着“反对刘子厚”的旗号，将矛头完全对准了自批林批孔运动以来一直打头阵的广大造反派。
6月14日，地区工商局造反派贴出地委办公室下达的《关于收回、销毁所谓“姚文元同志对新华社关于几个宣传要点修改的谈话”的通知》。曾几何时，地市委领导人利用这个“谈话”压制造反派，只是在中央接待站提出追查这个“谈话”的来源时，地委才被迫下了这样一个通知。
同日傍晚，市运工人贴完大标语返归途中，张义林秉承市委王恺之意，阴谋制造交通事故栽赃、陷害马洪骏等人。在马洪骏同他们发生了口角后，张义林竟亲率10多名警察将马洪骏拳打脚踢地扭送公安局，致使市运同公安局关系急剧恶化，这就是震惊一时的“六·一四”马洪骏事件。
15日，大街上贴满了市运造反派强烈抗议公安局非法拘押马洪骏的大标语。市运的宣传车对着公安局一遍又一遍地广播着《抗议声明》。公安局大门口及其临街的办公大楼楼顶上站着一排排全副武装、戒备森严的警察，简直如临大敌。
徐、王、马、张、曹同张义林在市革委北院（原市人委所在地）共同研究、炮制关于拘捕马洪骏的《公安局公告》。
16日，公安局警察大举出动，在大街小巷到处张贴、散发拘捕马洪骏的《公告》。公告公然歪曲事实，把马洪骏说成是交通事故的肇事者，并公布了马洪骏的所谓“反动的社会关系”，揭露马洪骏曾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偷听过敌台广播。
然而，这些所谓的历史问题究竟同“六·一四”交通事件有什麽关系？“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显然，这一切都是为了达到徐、王、马、张、曹、张栽赃、陷害昔日造反派战友的目的。表面看来，他们似乎是在保护市委领导人，其实，这些早已变了质的造反派新贵完全是为了保他们自己。马洪骏事件最清楚不过地表明：经过八年文革的战斗洗礼，旧的权力机构实质上丝毫也未触动，旧的整人邏辑也未丝毫触动。像保定这样所谓“造反派掌权”的地方，实质上只是在旧的权力机器上更换了几颗螺丝钉，它们依旧在按照旧的程序、旧的方式运转着。
17日，马洪骏事件继续恶化。市运的宣传车满城奔跑喊叫，时而停在公安局大门对面广播。因为市运机关大楼就在公安局大门前马路的斜对过。
因患肝炎住院的崔世林，为马洪骏事件特意出院，去公安局和市运两家之间调解、斡旋，企图将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傍晚，市运在市委门前贴出就马洪骏事件而发表的《严正声明》，市运宣传车在市委门前多次广播这个《声明》。

18日，市运宣传车继续在市内逡巡广播。公安局为抵消市运的宣传声势，也出动了一辆前后安装4个高音喇叭的小吉普宣传车，满城奔跑喊叫。
市运现在播放的主要内容是市运党委关于马洪骏被捕情况的报告，称：“公安局的《公告》违反事实，是对群众运动的镇压，干扰和破坏了保定批林批孔的大好形势，开创了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先例。”
傍晚，市运宣传车继续在市委门前广播，那里人山人海，群情汹汹。
20日，第三橡胶厂、六0四造纸厂、变压器厂、地区汽车制修厂等10多个单位造反派群众贴出支持市运的大字报、大标语。大字报如《评公安局的<公告>》，大标语如：
市运自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大方向始终正确！
坚决支持市运的反潮流革命行动！

第三橡胶厂党委副书记刘巍指挥该厂某些人在大街上贴出大标语：
坚决镇压反革命！保卫社会主义江山！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同日，市运造反派群众大举出动，在全城到处张贴对《保定市公安局六月十五日<公告>的声明》，其篇幅比公告大一倍，四开对八开，贴在了每一张曾经贴出的《公安局公告》的下面。
21日，在徐、王、马、张、曹、张的策动下，裕华路贴满了围攻市运的大标语：
警惕拉大旗作虎皮的官迷英雄！
谨防政治大扒手！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谁想搞乱保定，谁就是野心家！
此外，还有诸多的所谓《辟谣声明》一齐上市。贴在昨日变压器厂标语旁边的《声明》说：“经查实，该厂并无一人贴此大标语。”贴在昨日10个单位联合写的《对保定市公安局六月十五日<公告>的声明》旁边的《声明》说：“经查实，这些工厂并无人承认合写此声明。”
原市二建敢死公社首领王国臣被人收买，竟带人在10个单位《联合声明》上贴出“冒充我单位的一小撮混蛋、王八蛋”这样的粗话。
下午，市革委仓儲公司用新的标语复盖了贴在保定商场大楼上的上述大标语，他们的口号是：
全市人民团结起来，严防刘子厚分裂革命队伍！
22日，变压器厂大批判组在市委门前贴出《声明》：“前天署名本厂工人支持市运的大标语有效。昨日以本厂批林批孔办公室名义发表的《辟谣声明》，不能代表本厂广大工人群众。”
下午，铸机厂王春发等人贴出《海报》，宣布当晚8时同该厂党委书记马跃光在市委门前辩论本厂问题，特约市委领导及广大革命群众届时参加。王原是该厂造反派组织的头目，马原是他树立的领导干部。自从落实老干部政策后，马掌握了本厂实权，而王却对此不服，后来竟至落荒而走。批林批孔运动到来后，王认为时机成熟，故而跳出来对马公开叫阵。
傍晚，省直财贸系统造反派贴出《同省委领导人郑三生、吕玉兰的谈话纪要》，郑（原66军政委）、吕否认所谓“向刘子厚提意见代表团”的合法性，说这个组织实际上是上访团。代表团当场予以驳斥。
23日，铸机厂马跃光派本厂民兵于清晨将王春发绑架而去。毛纺厂造反派范书亮被刚进该厂的市委工作组操纵人打伤住院。
市委下达29号文件，共有四条：（1）公安局抓捕马洪骏是正确的，市委予以支持；（2）市运将矛头对准市委，攻击专政机器是错误的；（3）市运宣传车去看守所外面喊叫更是错误的；（4）市运党委应该根据上述情况检查自己的工作。
24日，铸机厂民兵、工会、团委会发表声明称：“王春发把本厂问题捅到社会上是极左思潮的表现”。他们用排笔在王春发等人贴的大字报和《海报》上胡乱涂抹“造谣”二字。
25日，市委门前贴着市运的如下标语：
热烈欢迎地革财贸系统战友胜利归来！
粉碎横逆，乘胜前进！
市运宣传车停在市委门前，从下午5时一直广播到晚8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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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市运贴出大标语：
反潮流战士不怕坐牢、不怕杀头。暴风雨更增添战斗豪情！
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历史的总趋势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
27日，市委门前东廊庑墙上出现《剥开田丰的画皮》的大字报，署名“市运系统革命干部、革命职工”。大字报开列田丰的头条罪状是所谓“政治上野心勃勃”，揭发田丰曾经在去年给王洪文写过信，大字报对田丰将了一军：“你敢将这封信公之于世吗？”
下午，地区外贸局造反派在保定商场大楼上和市委门前、裕华路两旁贴出如下大标语：
不批林、不批孔，破坏四大，矛头对准群众，就是真正的官迷发疯！
在《剥开田丰的画皮》这张大字报旁边，造反派贴出了如下大标语：
坚决支持市运的反潮流精神！
市运的斗争大方向始终正确！
当晚，市运宣传车继续在市委门前广播，其中内容有化纤厂部分工人和署名“丁红”写给市运的支持信，有汽车制修厂造反派写的大字报《反潮流战士谈形势》。
28日，市运闫忠武等人贴出《海报》，宣称明晚6时30分在市委门前，就马洪骏事件同钟翔云和张义林展开大辩论。
29日，大街上贴满了署名房管局、三橡胶、化机配件厂等单位的大标语，其矛头完全对准了市运，如：
要警惕妄图搞乱保定的政治野心家！
警惕林彪式的人物夺权！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些标语署名为“市委办公室”。
当晚，市运宣传车继续在市委门前广播，内容是就市委29号文件向钟翔云挑战，还有《新保定报》昨日发表的一篇文章《是揭盖子还是捂盖子》。
30日，市运在保定商场大楼上贴出巨幅标语：
钟翔云炮制的29号文件开创了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先例！
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七·一”社论《党是领导一切的》。社论引用了毛泽东这样一句话：“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这一突然变化，令人想起了八年前《人民日报》为纪念中共诞生四十五周年而发表的社论《党的阳光照亮文化大革命的道路》。这两篇文章都是在运动正处于启动的关键时刻，而突然发出急刹车的讯号的。不过，八年前那一篇社论的出现，是由于毛泽东不在北京，刘邓正在主持中央工作；而今，毛泽东正在中南海密切关注全国政局的动向，可是，他却为什麽又突然叫停了呢？
孙子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故多算胜，少算不胜”；“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动攻刘、攻林两大战役，可以说是完全符合上述用兵原则。因此，他在这两次上层政治斗争中，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大获全胜。然而，毛泽东这一次利用江青等人发动的攻周运动却犯了兵家之大忌：对于彼此情况判断失误；“多算、少算”当然也就是含混不清；因此，这一切，就势必导致1974年发动的攻周运动实属“败兵先战而后求胜”这样一种带有极大冒险性质的战役。
毛泽东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为社会主义时期所制定的基本路线，从现在的中国社会现实来看，确是一个富有远见性的、完全正确的战略指导方针。《十六条》中规定的“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确是一个富有远见性的、完全正确的战役指导方针。因此，这种情况就同毛泽东当年论述抗日战争一样，应该是战略上持久，而战役上速决。孙子兵法所谓“未睹巧之久也”，“故用兵贵胜而不贵久”，就是指的在战役指挥上，进攻一方一定要速战速决；否则，旷日持久，劳民伤财；捉襟见肘，破绽百出，以致弄得天怒人怨，总是对进攻一方不利的。文革实乃政治战役，而政治战役更属“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而毛泽东对这个战役的很多方面，就掌握得不似打天下时那样得心应手。首先，通过这个战役，他并没有创造出一种类似巴黎公社那样合理的权力结构；其次，在攻刘、攻林这两场战役中，他都没有掌稳舵盘，时时偏离航向，以致四面树敌，积怨甚多；而尤其是这一次攻周战役，在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心目中，简直就已经是穷兵黩武、祸国殃民了。古语说：“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又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毛泽东毕竟是一个伟人，他对此不能不有所察觉。因此，自批林批孔运动以来，他总是时放时收，小心探路，唯恐堕入陷阱。现在发表这样的一个束缚造反派手脚的“七·一”社论，就是毛泽东对各级政权所做出的一个重要妥协姿态。他对这一次虎头蛇尾的攻周战役，现在虚晃一枪，实际上就打算这样草草收场了。
7月17日，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他警告江青“不要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要搞“四人小宗派”，甚至当众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
其后，毛泽东便离京南下。
这样，整个形势就陡然一转，对文革派日趋不利了。
1974年7月1日，保定市委政治部在市委门前贴出醒目大标语：
热烈欢呼“七·一”社论的发表！党是领导一切的！
2日，郭振声联络省监狱一些人在市委门前贴出支持市运的大标语，同时贴出由郭振声草拟、以省监狱革命群众署名的《致钟翔云书记的公开信》。监狱新党委闻讯，急忙派人去市委领导人那里通风报讯。
要宝钟在调动工作一事上出现故障。杨连甲将要的档案及调动手续于6月12日办出省监狱后，竟又找出种种借口，迟迟不予安排。据他对要屡屡推诿说：是地委领导人杜森尧及原专直总部头目杜庭兰、李新波从中作梗，使之一时无法安置要的工作。而当要宝钟欲将其档案及调动手续转回省监狱时，却又遭到监狱新党委的顽固拒绝。这样，要宝钟就完全陷入了进退维谷的窘境。至此，要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自己不慎，上了杨连甲的当，所谓“上楼去梯”，被他挂起来了。杨连甲出于拆散省监狱、市运和报社“三家联盟”的政治目的，对要宝钟不惜采取这样的欺骗行为，要自然为此愤懑已极；但为使自己能够早日顺利地返回本单位，他又只能在杨连甲的面前忍气吞声，装傻充楞。
5日，房管局等单位贴出大标语：
党是领导一切的！
批林批孔运动必须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市运在市委门前贴出向全市人民发出的《紧急倡议书》，当中进一步揭露“六·一四”马洪骏事件的真相，号召全市人民擦亮眼睛，辨别真伪，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中央21号文件下达，共有10条，中心意思是：当前在一些省、区，生产上不去，，社会秩序混乱，工人不上班，其根源在于当地领导人不批林，不批孔，捂盖子，保自己，知错不改，以致使领导人同群众之间的矛盾激化，坏人乘机钻了空子。文件表扬了河北等省份在工业生产上有大幅度的增长，武钢、太钢、包钢等单位则受到了批评，河北省的峰峰煤矿和河南省平顶山煤矿也因欠产被点名批评。文件指出：有的领导干部“不打自倒，一轰就跑”，对于那些长期脱离本单位的干部要停发工资，严重的要撤消职务；对于长期不上班的工人也要以旷工论处。文件再次强调不准搞跨行业、跨地区的串连，不准拉山头、打内战。对于“反潮流”要作阶级分析，不能笼统地提出“造一切领导的反”，不准揪人、抓人和打人。不准以“路线不对”为名不上班，对于煽动这种行动的幕后操纵者要揪出来斗争。
整个文件由于强调了党委对于运动的领导作用，强调了秩序，强调了专政，因而使得省地市委领导人顿时腰杆子硬了起来。
毛泽东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历时半年，在他的巨手拨转之下，这个攻周战役开始迅速地走下坡路了。
8日，市委门前和裕华路又贴出《再剥田丰的画皮》的大字报，攻击田丰是“打内战的英雄，打外战的狗熊”。说田丰曾扬言：“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坐了7个月的牢，这次豁出去再坐7年牢！”大字报还诬蔑田丰在1968年新二月逆流时期临阵脱逃；“三·二二”揪出杨成武以后又出来大捞稻草，骂田丰为“可耻的逃兵”。大字报阿腴市委领导人“经得起考验，敢于同错误倾向作斗争”。
所谓《一剥、再剥田丰的画皮》，纯系徐、王、马、张、曹、张等造反派新贵即一小撮“跑资派”的杰作。
市运在裕华路贴出大标语：
钟翔云捂盖子，保自己，拉山头，搞宗派，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对抗21号文件，罪责难逃！
反潮流战士就是不怕造谣中伤，就是不怕坐牢，不怕杀头！
第三橡胶厂和化机配件厂在保定商场大楼上贴出大标语：
认真落实21号文件！决不允许歪曲反潮流精神！
化工三厂在裕华路贴出大标语：
保定乱了亲者痛、仇者快！
10日，市委门前两廊庑墙上和裕华路贴出房管局工人理论学习小组写的大字报《我们的几点看法》。大字报字体工整，文笔流畅，集中表达了徐、王、马、张、曹、张的政治投机观点。大字报不点名地攻击郝铁民、田丰和宋锦辉是这次制造保定动乱的罪魁祸首。说郝是幕后总指挥，田是新二月逆流的逃兵，宋是新二月逆流的叛徒。大字报还指责地革委财办造反派在对刘子厚的问题上“从极左转向极右”。
另外，署名肉联厂评论组的大字报《要把运动引向何方？——评<新保定报>的文章<揭盖子还是捂盖子>》，攻击《新保定报》在“点火燎原”和“敲钟聚众”的口号之下制造保定动乱。大字报指责《揭与捂》这篇文章不讲党委统一领导，不讲路线斗争，而只空谈“揭盖子”，抽去了其路线基础和阶级内容，实际目的是妄图搞乱保定地市委和各级新生的红色政权。
自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徐水县原造反派便逐步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派。两派内战愈演愈烈，近来竟至大打出手。其中被打出县城的一派抢了八四生产大队民兵的40多支枪和38军驻该县某团的武器。中央为此责成保定地委马上收缴被抢的武器弹药。地委为此召紧急会议。
12日，第三橡胶厂和化机配件厂在保定商场大楼上贴出大标语：
《新保定报》的资产阶级办报方向必须批判！
《新保定报》社原“新闻兵”某些人也贴出了批判《揭盖子还是捂盖子》这篇文章的大字报。大字报指责宋锦辉野心勃勃，投机革命，搞串连，开黑会，分裂军政关系、地市关系，在地委内部划两条线，妄图搞乱保定，搞垮地市委。大字报还揭发宋锦辉早在新二月逆流时期就是一个可耻的叛徒。
14日，房管局等单位贴出大标语：
《新保定报》是阴谋搞乱保定的吹鼓手！
机会主义分子郝铁民必须立即停止颠复地市红色政权的罪恶活动！
15日，大街上继续贴出围攻造反派的大标语：
郝铁民、宋锦辉鼓吹“敲钟聚众”的目的是为了颠复地市红色政权！
不准郝铁民搞乱保定！
田丰是地地道道的“乱市英雄”！
田丰乱保定之心不死！
田丰乱市的要害是否定党的领导，是夺权复辟！
在市委门前西廊庑墙上，涿县参加保定地区理论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贴出大字报《保定地委某些领导人奉行的是哪一家路线？》。这张于7月5日写成的文章列举了10多个问题，说明杜森尧等人自批林批孔运动以来，执行了刘子厚镇压群众、捂盖子、保自己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字报在文中每一个问题后面都加上“原因何在”这样一个套语。大字报尖锐指出：目前保定市某些人叫嚷“运动收口”，诬蔑反潮流战士是什麽“官迷英雄、政治扒手”，向造反派反攻倒算，这实质上是文化大革命初期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演。
16日，围剿造反派的形势加剧。市委门前贴出《三剥田丰的画皮》、《十问田丰》的大字报。后者主要针对田丰去年7月給王洪文的一封信。
23日，保定市委宣布改组市运党委，撤消田丰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任命原二建公司敢死公社首领王国臣为市运党委书记兼局长。市委领导人这一着非常老辣，在他们眼里，这叫“以毒攻毒”，实则不过权宜之计而已。然而，偏偏有像王国臣这种毫无政治头脑的小人大上其当。他们原来大骂田丰是什麽“官迷英雄”，可事到临头，却适足以证明：在原来造反派阵营中，只有像徐、王、马、张、曹、张之流，才是真正的为了升官发财、任是什麽伤天害理的事也能干得出来的人。
八一建军节前夕，周恩来已经亲手解放了175名在文革中因各种缘故而倒台的将军，其中包括众所周知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这些人当然对周公感恩戴德；而他们对毛泽东所托庇的中央文革派，自然是恨之入骨，伺机复仇。

8月12日，保定市人民法院判处所谓“现行反革命犯”马洪骏有期徒刑12年。
8月13日，地委在招待处召开县委书记会议，传达王洪文、江青等中央领导人在7月29日来保定的讲话。涿县县委书记丁德进等人以“魏戈旺”的署名，在裕华路贴出两份内容一样的大字报，题为《一幅绝妙的自画像》。大字报说：“保定地区和保定市现在所出现的一系列镇压群众运动的事件，都同这位领导人有关。”所谓“这位领导人”实指杜森尧。
8月14日，北市区革委会在位于省监狱大门斜对过的北关中学大院里召开批斗马洪骏大会。
8月22日，保定地委宣布改组《新保定报》社党委，撤消宋锦辉党内外一切职务。
同日，杨连甲为使要宝钟返回原单位工作，亲自找到省监狱新党委办公楼。
8月25日凌晨1时，保定市突然响起刺耳的警笛声，据说是要演习预防即将到来的7级大地震。
8月29日，省、市委工作组进驻省监狱。
8月31日，杜森尧指示省监狱新党委领导人，必须尽快接受要宝钟返回原部门工作。
9月7日，钟翔云在省委召开的会议中间找到省监狱新党委领导人，要他们尽快接受要宝钟返回原单位工作。
9月8日，保定地市委追查有关攻击周总理的政治谣言，郭振声被卷入其中。郭不久为此琅铛入狱。
9月12日，刘平书记对杨连甲说：“既然你将要宝钟调出原单位，就应该及早给人家安排工作，而不应该拖到现在，又叫他返回原单位。这样做合适吗？”
9月13日，《新保定报》头版刊出一篇评论员的评论文章《要正确认识形势》。该文攻击前一阶段造反派群众是“躲在阴暗角落拉山头、搞宗派、散布谣言、挑拨离间、妄图大乱保定的一小撮阶级敌人。”
9月19日，杜森尧再次指示省监狱新党委领导人，要尽快接受要宝钟返回原部门工作。
10月15日，要宝钟在被挂了4个月之后，终于返回原单位工作。
12月27日，省、地、市委一起动手，彻底改组了那个原本幻想“下靠市委，上反省委”的河北省第一监狱新党委，而代之以文化大革命前的储国恩原班人马。就这样，保定自批林批孔运动以来所形成的省监狱、市运和报社“三家联盟”，终于被相继颠复了。
在这里需要一提的是，本年7月29日，江青曾经携王洪文、陈锡联、纪登奎从北京赶来保定38军军部，在那里接见了38军、省军区以及省委、保定地市委领导人；江青在38军113师338团树立的运动典型八连及批林批孔模范人物、战斗英雄郭忠田也应约到会。
江青说：“叶群有一个弟弟叫叶震，一个妹妹叫叶颖；一个在7机部‘9·15’，一个在7机部‘9·16’。他俩在两边挑动派性，挑动武斗；然后就在阴暗处碰头，一起去毛家湾向林彪汇报。保定闹得厉害也是这个问题。林彪和陈伯达分别在两军两派里插手，挑动双方的派性和武斗，两军两派都上了当。”
当时，江青题写了为38军歌功颂德的两首顺口溜；38军首长在事后将其制成镜匾，悬挂于军党委会议室。
然而，就同批林批孔运动的下场一样，江青这种拉拢38军的姿态也注定于事无补，徒劳无益。因为第一：从文革伊始，毛泽东就在战略问题上犯了种种错误，首先是他完全忽略了河北省这个首省在文革中的重要地位。文革前，河北省除省军区外，原来驻有五个野战军，其中只有24军是外来军，但也早同本地华北军合流。一月风暴时军队奉命介入地方，河北各地造反派均遭残酷镇压；而毛泽东及中央文革小组却始终对此不闻不问，置之不理。38军从遥远的东北调来保定，秉公执法，为造反派翻案，却不仅迟迟得不到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支持，却反而遭到陈伯达的再三再四的打击陷害。林彪虽对38军有所保护，并为此扳倒了杨成武，但他出于拉拢陈伯达的目的，此后却又对38军抱着压制态度。在这个问题上，唯有周恩来最聪明。早在中共“九大”以后，周公就对38军频频示好，屡屡送暖。长此以往，38军自然对他感恩戴德，念念不忘。第二：待到陈伯达事件发生，毛泽东和江青似乎这才发现38军在京畿的重要性；但是，毛泽东除了顺手捡起38军批陈报告做为“石头”甩向林彪、并趁机改组了北京军区以外，就再也没有采取其他措施来安抚38军了。不仅如此，江青在草率拉拢王猛失败后，反而操纵庄则栋在国家体委大反这个真正的“支左将军”；以至庄则栋甚至诬陷王猛为“林彪死党”，甚至派人到保定搜集整理所谓“38军支一派、压一派”的材料共89件。既然如此，江青又在38军抓什麽运动典型呢？又到38军军部为该军评什麽功、摆什麽好呢？这一切难道还有什麽意义吗？
同样，江青对待另外一面“支左旗帜”李德生也是如此。当他草率拉拢李失败后，也是转而采取打击的方针，使得李不得不引咎辞去总政治部主任以至中央副主席的职务，而远去沈阳军区避难。
毛泽东曾批评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张春桥也曾私下里挖苦江青“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李德生和王猛这两个人本来在原地都是捍卫文革路线的、难能可贵的将军，然而他们到了中央工作，只是因为看不惯江青的一些举止做派，就双双遭到了无情的打击；江青这种“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愚蠢作法，恰被毛泽东、张春桥前面对她的批评所不幸而言中了。


1974年10月2日的《参考消息》，头版头条刊登西方通讯社的评论：
“同疾病战斗了四个月的中国总理周恩来，今天（9月30日）晚上在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而举行的宴会上胜利地回到了公共生活中。
“当七十六岁的周恩来总理自七月三十一日以来第一次公开露面时，将近五千名中国人和外国人向他报以狂热的鼓掌声。
周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表示祝贺，他讲话的声音坚决而轻松，一点也看不出他最近曾长期患病。
“今天晚上，中国权力最大的政治局的二十六名正式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二十人出席了招待会，观察家们认为这是领导团结的一个象征性的表现。”
这真是“撼泰山易，撼周公难”哪！
1974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26号文件通知：将在最近期间召开人们鹄望已久的四届人大。其中公布了毛泽东这样的一条最新指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这个文件还同时强调：各级领导要正确对待给自己贴过大字报的广大革命群众，决不容许打击报复，秋后算账。
10月30日，保定市委召开工业学大庆、赶开滦、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贯彻中央和省委召开的抓革命、促生产会议精神，号召奋战第四季度，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全年生产任务。
12月4——6日，保定市委决定：市直机关实行“三三制”。即三分之一的干部坚持工作岗位，三分之一的干部去基层蹲点劳动，三分之一的干部跑面调查研究。


从1974年2月27日至3月27日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庄则栋在江青的操纵之下，对王猛大施批斗，为此组织了20多次核心小组扩大会，10多次全体大会。不仅全天批斗，而且晚上直至11点半，还要派5个骨干轮番围攻王猛。这时，在国家体委流行的对联是：
车轮战，逼就范，狂轰乱炸；
批路线，揪后台，顺蔓摸瓜。
横披：主攻王猛。
王猛被整得上吐下泄，终至一病不起。为此，他甚至要拔枪拼命。在那个艰难时刻，王猛真是倍感世态炎凉。他的那位老上司陈锡联不敢留其住于北京军区医院，叶剑英和华国锋在会场门口遇到他竟也都理都不理，视同路人；甚至就连久卧病榻的周恩来为避江青之锋，对王猛处此窘况也是爱莫能助。当时，同王猛一起住于北京协和医院的胡耀邦见状，便悄悄地将此情况报告了在国务院主持工作的邓小平；于是邓连忙对王伸出相救之手，乘江青不在北京之机，于该年12月4日将王调往武汉军区任副政委。邓在老部下王猛面前乐得做了一个好人。自此，王猛便对他感恩戴德。然而，王猛怎麽会想到，正是那位胡耀邦却就是当年郑维山的老搭档：郑是华北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而胡是该纵队的政委；而当时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却又恰恰是当年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如此看来，邓小平之所以在这个关键时刻拉王一把，也不全是出自念旧，而真正的动机只不过是为了壮大反文革派的阵营罢了。仅此一端，就可见在玩弄政治手腕上，江青确实远非邓小平的对手。



攻周战役的失利，最直接地、决定性地影响到来年1月8日至10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1月13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的四届人大。这两个对于中国未来命运具有关键意义的重要会议，在周恩来的一手操办下，使得反文革派在中央权力角逐中大获全胜。
1975年1月5日，毛泽东任命邓小平为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同时任命张春桥为总政治部主任。毛的用意是使左右两派在军中互相牵制。
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政治局常委、党中央副主席，并通过了周恩来筹备四届人大、继任国务院总理的提案。而四届人大除将一个副总理（由张春桥担任）以及文化部长（由于会咏担任）、卫生部长（由刘湘屏担任）、国家体委主任（由庄则栋担任）这些职务让给文革派以外，其他要害部门则全部由反文革派或中间派把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邓小平担任了第一副总理。
四届人大以后的中国形势，可以用“物极必反，乱久思治”这八个字来概括。这乃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所谓“社会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此时，权高位重的邓小平，合法上台伊始，即紧紧地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在所谓“三项指示为纲”这面吸人心目的大旗掩护下，大刀阔斧地从事全面整顿。“三项指示”是指毛泽东讲过的三句话：“学习无产阶级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其结果，犹如顺水推舟，事半功倍，用不到一年的功夫，他就依靠各地党委反文革派元老领导人，将那些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本已碰得头破血流的造反派残兵败将，一个个收拾得服服帖帖，规规矩矩。而对那些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看风使舵、投靠反文革派但却因贪污腐败而民愤极大的造反派新贵，各地党委主事的元老也毫不客气地为之设立了专案调查，一俟时机成熟便予以清除。
同年4、5、6月间，中央政治局接连开会，批评江青等人的宗派主义倾向。5月3日，毛泽东告诫他们：“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麽照样搞呀？为什麽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被迫为此做了检查。此时，他们犹如鎩羽之鸟，想飞也飞不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一时，神州大地果然出现了翘盼已久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局面。
此时，正是人心怀旧，乱久思治。所谓“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业已成为中国一股不可逆转的汹涌潮流，这决不是毛泽东在中共“十大”所提倡的“反潮流精神”所能抗拒得了的。
1975年7、8、9三个月，由邓小平上台在全国各地所颳起的右倾翻案风，达到当时的顶点。保定地委副书记杨连甲秉承刘子厚之命，亲率工作组赴涿县，对造反派掌权的领导班子进行全面整顿，改组原涿县县委；进驻河北农大校园的省委工作组，策划、操纵群众批斗曾带头抵制刘子厚对农大进行“五马分尸”（即把农大分散到河北五个地区）的李宪智。此一时期，刘子厚曾召保定地、市委主要领导人到省委谈话，他利用刘学兰、张学武等人在会上发言，为保定地下黑班子翻案，猛攻杜森尧、钟翔云在保定地、市委搞派性，提拔干部着重原工总派，压制原工筹派。钟翔云为此愤懑不平，抑郁难支，返保后即患脑血栓症。
其间，有一天，已经对文化大革命心灰意冷的要宝钟，在街上巧遇38军原驻工人总部的军代表董玉，他早已升任112师的师长了。当他俩谈及时局，这位董师长竟然出语惊人：
“江青、王洪文这些人一直愚弄群众，煽动造反，总想把老干部整垮，他们好篡权。哼，他们有什麽政治资本！不就是靠着文化大革命起家吗？”
短短一段话，代表了38军师团级大多数人当时的思想状况。
又有一天晚上，贾德普找到要宝钟，心慌意乱地说：
“从北京那里得到的小道消息：江青同志不幸自杀了，······”
“你胡说什麽呀！这跟传播周恩来的谣言一样，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真的，毛主席对她的问题有一个批示，······”
“什麽批示？”要宝钟压制不住自己的好奇。
“告诉你，绝对不得外传。”
“我绝对不会外传！”
贾从自己衣兜里掏出一个笔记本，看看四周，然后颤声读道：“孤陋寡闻，愚昧无知，三十年恶习不改，立即赶出政治局，从此分道扬镳。”
“这不等于宣告她政治死刑了吗？为了什麽呀？这可不是江青一个人的问题，这关系到整个造反派的命运，也关系到文化大革命的命运，······”
“毛主席是不是老糊涂了？我也不清楚，反正是有这麽一个批示。据说，38军党委会议室悬挂的那个镜框，也就是江青手书的顺口溜也被摘下了，······”



同年9月初，毛远新调到毛泽东身边任联络员。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公布了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评述：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社论同时强调指出：“这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
毛泽东的这一段评述，借古讽今，语意双关。一方面，正如社论所指出的：“我们党五十多年的历史证明，凡是搞修正主义的都是投降派，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另一方面，在各地人民群众耳里听来，这一段评述也是针对那些在文革中出于种种缘故而暂时委身于造反派阵营的老干部，一旦时机成熟，这些“宋江式的人物”就会接受招安，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率领那一班紧随其后、“替天行道”的“梁山好汉”，穷凶极恶地去进攻方腊起义军了。
此时，身染沉疴的周恩来，最先敏感到了毛泽东的这一新动向。9月20日，在周进入手术室之前，他要来了自己在一次中央批林整风会议上对关于历史上《伍豪启事》所作解释的录音。当这位不久于人世的老人颤抖着双手在上面签完名字和日期后，他突然不顾一切地大叫大喊：
“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1976年的两报一刊,《元旦献词》，发表了毛泽东写于文革前夕的两首诗词《重上井岗山》和《鸟儿问答》，上面有这样一些名句：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岗山。”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
“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复！”
这些耐人寻味的隐喻，表明了久卧病榻、年事已高的毛泽东，尽管“灯油将枯”，但他在此刻却不惜孤注一擲，再度登高而呼，向反文革派作最后一搏。
1月8日，在“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周恩来遽然谢世。为此，全国人民陷入无比沉痛之中。11日下午，周公遗体护送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的数十里长街上，首都百万群众自发地聚集在街道两旁，顶着凛冽的寒风向周公告别，为灵车送行。
1976年的中央4号文件，是根据毛泽东在1975年10月、1976年1月多次重要讲话整理，一并经毛泽东审阅、批准转发的，其主要内容是：
什麽“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麽呢？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简直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还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有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麽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
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麽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黑猫白猫”啊，不管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毛泽东的上述论断，言简意赅，朴实无华。中国今日官僚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现实，已经雄辩地证明了这些论断的英明预见性。这些著明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伟大贡献；这些著名论断，连同他为社会主义时期所制定的基本路线，同为他所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内容，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个重大发展。当前，这一理论连同他所提出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已经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公认为继马克思、列宁之后的第三个里程碑即毛泽东主义；而当今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被大家尊奉为国际毛泽东主义运动。当然，这是中国人民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光荣
反文革派利用全国人民沉痛悼念周恩来的气氛，到处散布流言蜚语，有人甚至杜撰所谓“周总理遗嘱”，将矛头完全指向毛泽东以及他所支持的中央文革派。4月1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南京和各地出现的以悼念周恩来为名而影射攻击毛泽东的问题。会议决定，向全国发出经毛泽东圈阅的《中共中央关于南京大字报问题的电话通知》。
天安门广场出现一个巨型花圈，陈列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上面写着“深切悼念敬爱的周总理”。这显然是在故意煽动，聚众滋事。有人在碑上张贴蛊惑人心的诗词：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4月4日清明节，天安门广场祭周攻毛活动达到高潮。来自全国各地因好奇而被感动、被裹进的群众竟然达到200多万人次。光天化日之下，反文革派狐假虎威，嚣张至极。他们在广场上发表演讲，只准人们捧场，不准唱反调。稍有不同意见，立即蜂拥而上，施以围攻谩骂甚至野蛮殴打。后来竟然发展到推翻警车，冲击人民大会堂，火烧首都民兵总指挥部的地步。
中央政治局于夜间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天安门广场出现的严重局面。会议决定立即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花圈和标语；调来民兵和公安人员在广场周围，阻止群众参与其事；并调动卫戍部队在二线待命。毛泽东圈阅了毛远新关于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和决定的报告。
4月5日凌晨1时，天安门广场的花圈、横幅、诗词和挽联被清走，守卫花圈的群众有7人被逮捕。其后，反文革派煽动群众继续涌向天安门广场，要求“还我花圈、还我战友”，同民兵、警察和警卫战士发生严重冲突。18时25分，天安门广场开始播放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的广播讲话。当晚21时35分，10，000名民兵、3，000名警察和5个营的卫戍部队包围了天安门广场，在一定范围发生了殴打事件，并逮捕了38人，但无人因此而致残废或死亡。
在这一天，保定有一个暴徒跑去趁乱袭击苏联驻华大使馆，引爆了自身携带的炸弹，周围人们死伤情况不明；这是在当时出现的首个带有恐怖事件性质的所谓“人身炸弹”，但是政府方面始终也未将其公之于世。
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天安门事件”的真相，也就是被反文革派大吹大擂的所谓“四五运动”的真相。显而易见，这个事件根本不能和1919年天安门前发生的“五四运动”相提并论。因为五四运动是一个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第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也是第一次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五四运动最伟大的成果，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而所谓“四五运动”呢，却是毛泽东为了防止中共蜕化变质而发动文革、但却最终遭致社会巨大反弹所结下的一个苦果。
4月7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中央政治局还通过了《关于撤消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毛泽东“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在这关乎国家命运的时刻，他居然出人意外地拉出华国锋这个“窝囊废”垫背，认为华“厚重少文，能够担当大任”。这真是“棋走一步错，满盘皆是输”。毛泽东的这一败笔，使林彪集团的“漏网之鱼”汪东兴，得以在毛身后利用华国锋这个“政治投机商”酿成大患。
5月27日，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这是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会见外宾。这说明，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已经相当恶化了。
6月15日，毛泽东召来华国锋、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王海蓉、张玉凤亦在场，毛对他们忧心忡忡地说：
“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和蒋介石斗了那麽几十年，把他赶到那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我们总算打到北京，进了紫金城。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不多，只有那麽几个人在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使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不多，反对的倒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麽交？和平移交不行，就在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麽办？只有天知道。”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毛泽东在这一年匆匆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虽然在实质上是1974年攻周战役的继续；但是，就保定市而言，除了河北农业大学以外，率先起而呼应这个运动并发挥中坚作用的人，却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拼命攻击省监狱、市运、《新保定报》报社这个“三家同盟”是什麽“乱世豪杰、官迷英雄”，附随于反文革派元老领导人后面的那一伙造反派新贵。此公者流，有些人是错打了算盘，认为周恩来既死，反文革派在中央失去了最具号召力的靠山，必然经不起毛泽东现在大力支持下的文革派新一轮攻势，故而他们马上随风转舵，朝秦暮楚；还有些人是在1975年邓小平进行全面整顿时，因为自己有严重的经济问题而被定为专案调查对象的，为了甩掉包袱，不得已鋌而走险，将赌注完全押在这次前途未卜的政治运动上。另外，还有一些造反派新贵，是“王八吃称砣——铁了心”，甘愿追随反文革派元老领导人到底的。
《中共保定党史大事简介》是这样记载上述事件的：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保定已经好转的政治局面遭到严重破坏，工作秩序再次被打乱。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煽动下，各级党组织普遍受到冲击，有些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武斗重新泛滥，很多商店关门，工厂停工停产，保定再次陷于一片混乱之中。
1976年2月，保定市二商局、百货公司、交通局等单位的个别人，以“受迫害、打击造反派”为由，公开在社会上张贴大字报，发表声明，纠集一些人杀回原调出单位，抢章夺印，分裂群众，干扰和破坏各级党委的正常工作。化纤厂、棉纺厂、化工一厂、四八二厂、基建局等单位发生多起围攻、批斗领导干部事件。郊区、铸机厂等单位用高工资招雇农民进城，成立了各种武斗队，并在市革招待处、铸机厂等地建立武斗据点。他们目无党纪国法，到处抢枪抢炮，抢劫银行、粮库、商店，破坏交通线路，拦截军车，非法掏窝抓人，进行种种破坏活动。
3月23日晚，一些武斗人员趁市委常委开会，强行将市委主要负责人和几名市委委员劫持到五一饭店，声称要解决市委的“翻案风问题”，压市委转弯子未逞。
从2月到6月份，全市有10几个单位发生围攻、揪斗领导干部事件，先后揪斗干部28名；有9个单位发生抢章夺权事件。为进一步搞乱保定，乱中夺权，在保定地、市委个别人的授意下，经过秘密串连，于6月13日，非法聚集300余人，在房管局策划了乱中夺权的阴谋。14日，他们以部分市委委员的名义发表《关于保定当前形势的声明》，以市委常委不反击右倾翻案风为由，声称脱离市委，成立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办公室，强行进驻市委机关。15日至18日，他们组织完县、博野、涞水、徐水等县的宣传车进城，在市委门前和各主要街道一遍又一遍地广播部分市委委员发表的所谓《声明》。19日，又在市内组织167部车辆、2，000多人上街游行示威。游行队伍张贴标语、大字报，冲击市委机关，严重地干扰了正常的社会秩序。而后，他们又以部分市委委员的名义，多次下通知召开会议，企图代行市委的领导职权，遭到了各级党委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坚决抵制。
6月27日，中央领导关于解决保定问题的“三点指示”传达后，他们阳奉阴违，拒不执行，并煽动保定附近8个县的大批人员、车辆进城游行示威，公开对抗中央的指示。7月7日，他们又以“保定市革命干部”的署名，在市内公开张贴《形势会更好》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的全名为《形势会更好——纪念江青同志视察保定市两周年》，作者贾德普。——作者注），11日贴出《谈忆苦》的大字报，14日以部分市委委员的名义发表了《致王恺书记的公开信》，继续进行政治煽动，妄图分裂市委，乱中夺权。
与此同时，他们直接插手西郊几个大厂，干扰和破坏生产，造成化纤厂、惠阳厂、四八二厂等企业停工停产，使保定市7月份工业生产下降到1970年以来同期最低水平。
保定再次动乱，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1976年4月13日，中央就清苑等县发生抢劫枪支、弹药、粮食事件发出通知。通知责成河北省委、河北省军区必须限期解决。市委当日进行了传达。6月27日、7月13日，市委先后召开各系统、各单位领导干部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央解决保定问题“三点指示”和“六点意见”，并就贯彻落实做了具体部署。从9月初开始，在中央调查组的指导协助下，市委按照地委关于收缴武器的《紧急通知》和9月3日的电话会议精神，在全市逐步展开了收缴武器和制止打砸抢的工作。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协助中央调查组，检举揭发抢枪、武斗和打砸抢的指挥者和策划者。9月19日，市革委公开处理了20名参加打砸抢活动的犯罪分子。到23日，全市收缴半自动步枪39支、手枪18支、子弹179发，手榴弹109颗，炸药5箱。9月24日，市委再次召开收枪工作会议，强调指出：国庆节前，一切流散在社会上的枪支、弹药要全部收缴完。并成立了以市委副书记王俊起为组长、市委常委姜小流为副组长的收枪领导小组，下设收枪办公室。市委还责成有收枪任务的单位必须有一名领导同志负责这项工作，但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收缴武器和制止打砸抢的工作一直进展不大，武斗反而愈演愈烈。
粉碎“四人帮”后，保定地、市委的个别人继续负嵎顽抗。他们明目张胆地攻击新的党中央，开黑会，搞串连，并密谋在11月10日以前，完成占据西郊各大厂，控制裕华路，端掉市委；在地直机关全面夺权；攻打易县等所谓“三件大事”。他们还以部分市委委员名义发表《声明》，干扰中央指示的贯彻落实，继续大乱保定。10月20日，几股武斗队袭击了二机床、郝庄、大车村等地。11月1日至8日，四八二厂、铸机、列电、二机床、郊区、清苑等地200多名武斗人员武装包围了四八二厂生活区，断电、断水、断道、抓人、打人。他们还集结了定县、涿县、徐水、望都、清苑和郊区的500多名武斗人员进城设点，不断进行打、砸、抢、抄、抓，严重干扰破坏了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正常进行。
为迅速扭转保定的混乱局势，党中央及时确立了解决保定问题的方针、政策和方法。11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布告》。15日，中央解决保定问题领导小组进驻保定，并在驻军礼堂召开大会，参加大会的地市县委，地市直机关、各大厂、大学及保定军分区、市县人武部的领导同志共645人。解决保定问题领导小组组长秦基伟（时任北京军区第二政委，原昆明军区司令员。名闻天下的上甘岭战役，就是秦基伟当年在抗美援朝中的经典之作。——作者注）、副组长刘子厚、王丕礼（38军政委——作者注）和领导成员吴岱、马辉、李连秀（38军军长——作者注）出席了大会。刘子厚传达了河北省委《关于解决保定问题向中央的请示报告》。吴岱在宣读了中央“一一·九”《布告》后提出：保定问题长期不能解决，根子就是“四人帮”，并提出了解决保定问题的具体方案。
为宣传落实“一一·九”《布告》，保定驻军奉中央军委命令于16日对全区各武斗据点统一实行武装包围。当天，保定市委选派180多名各级领导干部，协同军宣队分头向全市人民传达“一一·九”《布告》和军部会议精神，市委主要领导亲自给市委招待处、省招、二机床等武斗据点打电话，向他们宣传“一一·九”《布告》，动员他们马上缴出武器，解散武斗队伍，撤出武斗据点。17日，市委在红星剧场召开全市宣传落实“一一·九”《布告》动员大会。18日，市委常委开会，专题研究了对部、局级领导干部收缴武器问题。24日，地市委联合召开了贯彻落实一一九布告十万人大会。市委书记王恺、副书记王俊起还先后亲自深入变压器厂、铸机厂等单位开展工作。经过军、地双方共同努力，使“一一·九”《布告》迅速得到贯彻落实。
“一一·九”《布告》发布后半个多月的时间里，由于军、地密切配合协作，坚持政治解决的方针，没开一枪，没流一滴血，收缴各种枪支11，000多支，炮699门，子（炮）弹140，000多发，手榴弹55，000多枚以及大批地雷、炸药、雷管等。解散了所有武斗据点、武斗班子，拆除了所有武斗工事，武斗人员全部返回原单位，武斗队头头集中办学习班。16名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分子和打砸抢首犯，被依法逮捕并判刑。一些停产、半停产企业也恢复了生产，社会秩序基本转入正常。这些都标志着解决保定问题已初步告捷。
根据党中央指示，12月13日，保定集中500余人赴京参加由解决保定问题领导小组举办的学习班。同时，由省委和驻保部队组建的联合工作组进驻保定，配合地市委开展工作。此后，保定形势开始逐步好转。



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在1975年挨过全面整顿的涿县县委书记、该县造反派首领丁德进挑头大反省委；河北农业大学革委会副主任、原农大造反团首领李宪智挑头大批省委工作组。本来在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实际上早已追随省地市委反文革派元老领导人的杨连甲，此时却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文革派在毛泽东的力挺之下，已在中央取得绝对优势；于是他随风转舵，利用自己从刘子厚那里侥倖获得的地委副书记地位，起而呼应丁德进，从而一跃而为保定地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挂帅人物。刘子厚见状，便又重新采用“以毒攻毒”之策，批准启用雄县县委书记、文革前全国劳模、该县造反派首领杨凤鸣为保定地委代理第一书记。这样就势必形成二杨激烈内讧的局面。于是，地委领导班子内部，除原地委书记刘平早已回部队以外，原地委第一书记陈哲以病为由隐退；地委副书记杜森尧同杨凤鸣站在一起，而地委常委杨志昌、吕毅则倾向杨连甲。市委领导班子内部，除原市委第一书记钟翔云抱病在家以外，市委书记王恺和副书记王铁以及新提拔的副书记、原全国劳模、造反派小头目王俊起同其他市委常委一起，完全倒向地委杨凤鸣这一边。就这样，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一时形成了所谓“三羊三王闹保定”的局面。早已撤出地方支左的38军领导人，虽然看出保定造反派一些头头完全中了刘子厚的“二桃杀三士”的毒计，但他们对这种局面却束手无策，徒唤奈何。
其时，在中央，王洪文插手河北问题。为了在中央委员会内部争取大多数委员的支持，王洪文对刘子厚采取“一打一拉”的手法；而对保定造反派掌权者形成的分裂局面，王洪文则是苦心孤诣地力挺杨凤鸣、抑制杨连甲，力图以此暂时稳住保定造反派掌权的大一统格局。而杨凤鸣、杨连甲俩人为了争夺地委第一书记这一把“金交椅”，却完全不“买”王洪文这一本“账”，反而相掐、相咬得更加不可开交，弄得保定局面混乱不堪，从而使刘子厚坐收渔人之利。
贾德普被这种表面形势所迷惑，错误地认为王洪文是在支持刘子厚而压制保定造反派，而这同毛泽东、江青的宗旨当然是大相径庭的；于是他毅然决然地抛出了那一张不伦不类的大字报《形势会更好——纪念江青同志视察保定两周年》，其矛头直指王洪文。他在大字报的末尾说：“可以预言，今后无论哪个老鳖，只要在这里跳一跳，就会被保定人民识别出来，就会被从这里钓出水面，现出原形。”
王洪文得知后勃然大怒，他在北京接见杨凤鸣、杨连甲二人时，专门点了这一件事。于是，二杨返回保定，争先恐后地抓捕那个在政治上幼稚无知的“冒失鬼”。最后还是熟知贾德普行踪的杨连甲抢了先，他命令公安处副处长、原农大造反团头目李继烈诱捕了贾，然后将其押送公安部；公安部又将其转交河北省公安局。贾德普在狱中屡遭严刑拷打，非刑折磨，终至精神完全失常。1979年贾德普获释，但已成为残废之人，1999年死于车祸。贾德普其人原为保定市第五中学优秀教师，现中央电视台曲艺杂坛节目主持人汪文华即为其得意学生。贾德普嗜书成癖，对历史尤有研究，曾著有《辛弃疾》一书稿颇为姚文元所欣赏，拟调其至《光明日报》社任编辑；但保定市委当时却拟栽培贾为宣传处副处长，故未答应其上调北京一事。就这样，贾德普终于不幸沦为文革的政治殉葬品。

中国有不少人相信“天人感应”这种说法，认为1976年7月29日发生的唐山大地震轰动了全世界，同时也为毛泽东的十年文革敲响了丧钟。这一天灾竟使30万生灵涂炭，其中就包括新调那里担任地委书记的原保定地委第一书记李悦农及其全家。9月9日毛泽东不幸病逝。9月27日，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在中南海汪的住处南船坞经过密谋，设下圈套，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为名，于10月6日晚8 时诱骗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三人去怀仁堂，然后伏兵四出，依次将其绑架；与此同时，又派人到江青、毛远新在中南海的住处掏窝抓人；而后，华国锋连夜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通过叶剑英“假传圣旨”，而华则“荣登大宝”之位，从而在中共历史上开创了一个宫廷政变的最恶劣先例。其后，华国锋又“一不做，而不休”，他公开背叛毛泽东的遗训，竟然将在“天安门事件”后曾经欢呼他上台的全国各地造反派群众打成“四人帮帮派体系”，然后按照邓小平、陈云、叶剑英这些反文革派头面人物的意志，对他们进行了政治上的总清算。
在中共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次关系到其生死存亡的时刻：那就是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政变和1934年10月红军因为第五次反围剿战役的失利而开始的长征。这两次重大挫折都是因为中共中央的领导层出现了严重问题而导致的，然而，它们又都是通过党内上层正常的会议途径而予以纠正的，而且并未因此株连下面广大的党员和群众；但是，1976年10月6日晚间发生的这次宫庭政变的始作俑者华国锋、汪东兴和叶剑英，公然践踏党章宪法，擅自动用中央警卫团，非法绑架被他们视为眼中钉的中央领导人，非法颠复由毛泽东生前经过选举而确立的中共十届委员会；而后，他们又歪曲甚至伪造毛泽东指示，为其导演的这一场丑剧涂脂抹粉，装璜门面。为了巩固其所拼凑的由党内清一色右派专政的伪中央政权，他们大开整人之门，罗织种种罪名陷文革派广大干部和群众于冤狱之中，从而为以后中国社会的道德沦丧、阴谋昌行乃至官僚资本主义复辟廓清了道路。

《中共保定党史大事记简介》分别以（一）揭批“四人帮”；（二）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三）一批三打；（四）清理三种人；（五）彻底否定文革教育等为题，扼要地叙述了北京宫廷政变后，官方对于保定造反派群众进行的长达数年的“秋后算账”。
（一）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革命集团，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这一伟大胜利，受到保定市人民的热烈拥护。
12月10日，中央批发了《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保定市随即掀起了揭批“四人帮”的热潮。市委召开各种会议进行传达和部署，各级党组织通过开办政治夜校，举办学习班，召开各种类型批判会，组织广大干部群众集中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至1977年2月底，全市共召开各种类型批判会12，623次，参加人数达63，779人次；举办学习班、骨干训练班1，114期，培训43，183人次；开办政治夜校236所，参加学习人数达41，003人；办大批判专栏2，661个，共7，128期，撰写批判文章150，760篇。
1977年3月，按照市委部署，各级党组织向广大干部、群众传达宣讲了《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集中揭批了“四人帮”反革命面目及其罪恶历史。6月21日至22日，市委连续召开十万人参加的批判大会，揭发批判“四人帮”支持和指使保定地、市极少数人大乱保定的罪行。市委领导带头进行了发言批判。
6月下旬至7月下旬，全市广泛开展了群众性的“三大讲”活动。各单位结合学习文件，发动群众从揭摆入手，大讲”四人帮“横行时，党受其害，国受其害，厂受其害，身受其害的深仇大恨；大讲同“四人帮”做斗争的经历；大讲同“四人帮”做斗争的经验和体会。通过开展“三大讲”活动，一些受“四人帮”影响，说过错话，办过错事，犯了错误的同志说清了自己的问题，总结了教训，广大干部、群众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政治路线教育。
1977年10月，《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下达后，市委将运动重点转移到了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极右实质上来。各级党委在普遍组织宣讲的基础上，针对“四人帮”在各条战线散布的种种反动谬论，紧密联系实际，抓住在本系统、本单位流毒广、影响深、危害大的问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高度上，分专题展开批判。另外，通过打活靶子，面对面地对在“四人帮”的操纵煽动下的极少数人大乱保定的种种反革命罪行进行了揭批。到1977年底，全市及各系统进行面对面揭批活靶子共21人，召开局以上系统批斗大会70余场，其中全市性的万人以上大会8场。
通过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为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肃清“四人帮”在各方面的流毒和影响奠定了基础，对全面拨乱反正，纠正多年的“左”倾错误，彻底解决保定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二）
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是揭批“四人帮”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保定市的清查工作，从1976年11月开始，1977年8月全面铺开。8月18日地委第一次清查工作会议后，市委加强了对清查工作的领导，建立了由王恺、郭旭、韩贵生、姜小流等人组成的清查工作领导小组，王恺任组长，下设清查办公室。各大口也相应建立了清查机构和专案班子，全市共抽调清查力量500多人。
8月24日，市委召开第一次清查工作会议，会议明确了清查工作重点：主要清查“十大”以来，特别是“批林批孔”以来，在本系统、本单位组织策划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重大事件和重点人物。10月上旬，市委召开第二次清查工作会议，就清查工作如何进一步深入提出了意见。此后，市委先后几次召开工作会和经验交流会，并建立了每周一次汇报的例会制度，及时研究清查工作进度，解决工作中的问题。
清查工作采取了“从摸底入手抓住重点，揭开帮派体系内幕，不断扩大战果，最后全歼”的作战方针。各单位结合揭批四人帮的斗争，通过开展群众性的三讲一评和说清楚活动，发动群众，严格按照地委关于清查工作的13条规定进行清查。到1977年12月底，全市确定清查对象508人，发现重大线索11条，重大事件7起，在此基础上，市委组织力量对重大事件和重点对象进行了调查处理。到1978年4月中旬，全市508名清查对象，查清352人，占清查总数的百分之69。其中解脱106人，查清待处理的246人，尚未完全查清的还有156人。11起重大线索查清10起，其中8起写出了调查报告。7件大事查清了5件，其他二件正加紧查证。至此，全市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清查工作基本结束。
中央批转的上海清查工作经验总结下发后，市委结合一批三打运动，对全市清查对象又重新进行了结案复查。原508名清查对象，有116人先后转到一批三打口落实解决。归清查口落实解决的392人中，除6人拟定为清查对象外，其余386人均属于扩大化，其中包括56名市管干部。市委根据上级指示精神，经过反复调查研究，认真核实材料，最后决定：一律予以平反。
保定的清查工作，基本查清了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纯洁了党的组织，教育挽救了一批犯错误的干部。对加强各级党组织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
随着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深入发展，1978年3月，中共保定市委根据中央和省、地委的部署，开展了深入揭批“四人帮”、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打击打砸抢首恶分子的“一批三打”运动。
保定市的“一批三打”运动，从1978年3月开始到1980年底基本结束。整个运动过程大体分为四个步骤：第一步，思想发动，组织骨干队伍；第二步，深入揭批“四人帮”，搞好领导班子的三讲一评；第三步，掀起了大检举、大检查、大批判高潮，揭盖子，抓大案要案，开展对敌斗争；第四步，整改建设，调整充实领导班子。
“一批三打”运动开始后，3月23日，市委下发了关于开展“一批三打”运动的意见，成立了“一批三打”领导小组，王魁之任组长，苑景森、冉广岐任副组长，郭旭、单庆祥、班玉杰、李国志等为领导小组成员，下设“一批三打”办公室。各委、区、办、市直机关划分为十个大口，由分管常委和党组领导成员组成领导小组，具体负责所属系统的“一批三打”运动。各单位设立了相应的办事机构，由一名主要领导专职负责。
从3月下旬开始，市委确定的第一批77个试点单位开始了“一批三打”动员大会，全市各条战线5，000多人参加。会上对问题严重、态度不好、影响较大的重点人进行了处理。10月，在取得第一批点上经验的基础上，“一批三打”运动全面展开。
按照市委的部署，各系统各单位普遍制定了方案，召开了动员大会，组织学习了文件。各级党委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查的“{四大”活动，对“三打”对象进行了揭、摆、批、联，把揭发出来的人和事进行了梳辫子。对其中大案要案，市委组织力量进行了内查外调。在此基础上，各单位从整顿加强领导班子入手，开展了“三讲一评”活动，保证了运动健康深入地发展。
到1980年底，“一批三打”运动取得了很大成效。全市共立案审查552人，其中打砸抢104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368人；有其他问题的80人。查证落实贪污盗窃总款371，173元，粮食91，754斤，并又收缴了部分枪支弹药和凶器。
经过“一批三打”运动，进一步肃清了“四人帮”在保定的流毒和影响，严厉打击了危害社会秩序的各类犯罪分子，对于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四）
1983年12月，中共保定市委按照中央整党决定的要求，在全市展开了以清理“三种人”（即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为主要内容的核查工作。
保定市核查工作是分三个阶段进行的。
第一阶段，1983年12月至1984年10月，主要是建立健全组织机构，搞好思想发动，广泛地进行摸底排队，确定审查对象。全市核查工作开始后，为了切实加强领导，市委成立了由一名副书记、三名常委参加的核查工作领导小组，下设由组织、人事、纪检等部门参加的办公室。各系统、各单位共抽调1，500多名干部建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其中县级干部128人。
在核查工作中，一些文革中有严重问题的人，利用派性秘密串连，建立攻守同盟，借以隐瞒自己的问题；一些派性严重的人，则认为核查是一派整一派，有抵触情绪和顾虑，知情不证；还有一些受过冲击的人，想借核查工作出口气。针对这些情况，市委结合整党狠抓了彻底否定文革教育。教育中各单位普遍采取了反复动员，打消顾虑；否定两派，统一思想；消除积怨，医治内伤等方法和措施。并通过个别谈心、座谈会、大型典型发言，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用党性这面镜子查找派性的踪迹。全市先后组织836人在各系统大会上讲派性的表现，论述派性的危害，挖派性的根源。同时，各级党委旗帜鲜明地宣布不管是哪一派，只要文革中有严重问题，就坚决清理。通过否定文革教育，消除了派性，排出了干扰，统一了人们的思想。
在确立核查对象时，各级党委采取了积极慎重的态度，坚持做到六个注意：既要注意一般群众中的“三种人”，更要注意年轻、有文化和在各级领导班子中隐藏下来的“三种人”；既要清理那些造反起家的人和打砸抢分子，又要特别注意清理那些顽固坚持林彪、江青思想体系，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既要重视“十年一贯制”造反起家的人，又不可忽视在某一阶段曾受过冲击，文革中干过大量坏事的人；既要注意明摆着的“三种人”，更要注意他们背后的军师；既要注意一直在本市的“三种人”，也要注意重视文革中在外地干过坏事，调到保定后又隐瞒自己问题的人；既要清理文革中造过自己反的人，更要主动清理文革中同情过自己，却在其他方面危害党和人民的“三种人”和犯过严重错误的人进入各级领导班子、要害部门和三梯队作为核查工作的重点。同时各级党委通过四定一包（即定人、定案、定时间、定责任，领导包案）的方法，对文革表现不清的党员、干部进行深入细致的摸底调查，还对文革中形成的各种资料和案卷进行了查阅。1984年市委核查办用2个多月的时间查阅有关档案423卷，共涉及有关人员972名。在摸底的基础上，市委严格按照一般性活动和确属应该查问题的界限进行了排队，最后确定在全市139个县团级单位中有87个单位有核查任务，占单位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二。共确定核查对象364人，其中干部217人，党员284人。
第二阶段，1984年10月至1986年6月，主要抓了对核查对象的查证核实和定性处理。各级党委在组织调查取证工作中，不偏听偏信，多方取证。不仅听受害者及其家属子女的申诉，也要注意听取其他知情者和被核查人的证词；不仅向对立面取证，也注意向同派知情人取证，并认真客观地分析证据在质和量上的价值。在定性处理上，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政策为准绳，坚持证据不足不定，暂时拿不准的不定，本人提出申诉，有疑点的不定。到1986年6月，定为三种人的33人，其中党员32人，被开除党籍的31人。定为严重错误的76人，其中党员71人，被开除党籍的6人，免登2人，缓登1人，受其他党籍处分的57人。属于一般性错误的190人。另外，给外地转去110人的有关材料。
同时，对全市文革中发生的114起大事件基本查清结案，对大事件所涉及的责任者204人，分别进行了处理。文革中非正常死亡案共729起，其中不需要追究责任者259起，需要追究责任者470起，分别查清结案。非正常死亡共涉及责任者409人，也都分别做了处理。
第三阶段，1986年6月至1987年10月，主要抓了对遗留案件的结案和各项善后收尾工作。从1986年6月开始，各单位的核查工作陆续结束。1987年2月市委召开全市清理三种人工作总结会议，会议对做好各项善后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6月，市委核查办根据中央有关规定，下发了《关于认真做好文革中犯一般错误人员审查材料存档工作的意见》；9月，市委组织部、市核查办根据中组部《关于核查工作交接的几个问题的通知》，提出了贯彻意见。各级党委根据市委意见，将已定三种人和犯严重错误、一般性错误及其他人员在核查中形成的各种材料，分别移交给组织人事、纪检和档案部门。各级核查机构随着移交工作结束也相继撤消。
全市以清理“三种人”为主要内容的核查工作，历时4年，取得了重要成果，不仅基本查清并处理了保定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事件、重要问题和重点人物，清理了帮派体系的残余影响，促进了安定团结，而且消除了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的隐患，有力地推动了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
（五）
1984年8月至12月，中共保定市委在全市开展了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
1984年8月20日，保定市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和省委的部署，作出了《深入开展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教育的决定》。保定市的彻底否定文革教育大体分为四步进行：
第一步是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彻底否定文革教育一开始，各级党委针对部分党员、干部中，由于受到“左”的思想影响和派性干扰，对文化大革命存在的种种错误认识，特别是对一些人继续进行串连，搞派性活动，用所谓“四大”形式，继续破话社会安定团结的行为，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深入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普遍进行思想发动。通过列举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尤其是给保定市带来的严重灾难，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统一人们的思想，使大家深深感到，保定是文革的重灾区，派性严重，几经反复，至今仍干扰着各项工作的正常进行。因此，在保定进行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尤为重要，不是可搞可不搞，而是非搞好不可。
第二步是认真学习文件，用正确的理论武装头脑。在提高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各级党委从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入手，认真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学习“十二大”《政治报告》、整党决定和《解放军报》“关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清除派性，增强党性的问答”等。结合学习文件，各级党委普遍组织开展了三个对比活动：一是把所谓“继续革命的理论”同马列主义关于“不断革命的理论”作对比，认清“继续革命”的基本观点违背了马列主义关于“不断革命”的原理；二是把“继续革命理论”影响下给全市政治、思想、组织、经济等各方面造成的危害同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作对比，认清“继续革命理论”完全违背了我国国情和人民的心愿；三是把在“继续革命”煽动下出现的派性同无产阶级党性作对比，认清“继续革命理论”是破坏革命团结，影响四化建设的根源。从而进一步看清了文化大革命的所谓理论根据及其指导下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方法和全部实践，都是错误的。使人们的思想真正统一到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上来。
第三步是联系实际，查找问题。市委一班人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六中全会决议为指针，紧密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自觉查找问题，实事求是地清理“左”的影响。各级党委针对“左”的流毒、派性残余两个顽症，认真检查了在用人上是按四化标准选用人材，还是唯派性是用，任人唯亲；在落实政策上是一视同仁，还是厚此薄彼；在解决和处理问题上，是一个政策，一把尺子，还是有远有近，有亲有疏。同时，各级党委还通过召开两派头头、台上台下干部座谈等形式，否文革，否两派，讲政策，铲祸根，从根本上消除影响安定团结的因素。
第四步是进行正面教育，自觉总结经验教训。在彻底否定文革教育中，市委坚持以自我教育为主，引导广大党员和群众认真学习，联系实际，打消顾虑，自觉总结经验教训，自觉提高思想觉悟。教育中，各级党委通过召开经验交流会、专题讨论会、学习汇报会、座谈会等，组织发动广大群众，敞开思想，揭摆本部门、本单位在文革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认真加以解决。各级党委在正面教育中，实行了“一个不追究”、“五个同样对待”和不搞无限上纲、不翻历史旧账、不乱戴帽子、不搞人人过关的政策。并通过领导带头，典型引路，现身说法，使全市916名区、乡以上领导干部带头总结经验教训，有456名重点人登台亮派丑，挖派根，论危害，促使教育活动不断健康地深入发展。
保定市通过开展彻底否定文革教育，进一步从思想、政治和组织路线上进行了拨乱反正，巩固和发展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整党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毛泽东生前经常告诫全党：“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他还经常引用这样一句古语来说明以上道理：“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唯其如此，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自建国以来尽管推行的是左派路线，然而其领导成员却包括党内左、中、右各派。但是，以邓小平为首的反文革派头面人物，通过北京宫庭政变，将毛泽东身后的中央文革派领导集团一网打尽。然后，他们又通过各级政权反文革派元老领导人，对全国各地广大文革造反派群众进行了长达数年的总清算。这场“秋后算账”，真可谓到了“过了大萝筐又过小筛子”的地步，精细且地道之至。随着这场大镇压、大清洗运动的进展，毛泽东自认为他在这一生中干的两件大事之一——文化大革命及其理论也被彻底否定了。但是，他的这一笔珍贵遗产不仅并未因此而被打碎，却反而随着时光的流逝，愈来愈显示其“放之四海而皆准，俟之万世而不惑”的理论和实践上的存在价值。正是这一理论，已成为当前正在悄然鹊起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即国际毛泽东主义运动的核心内容之一。
当然，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也从反面证明了文革理论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确实还在某些方面存在着缺陷，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不过，这一光荣使命就只能留待后继者们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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