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宝钟：《洪流三部曲》之一：《蒯大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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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文学《蒯大富》附录四：
书    信
蒯、罗伉俪：
    你们好！
    蒯先生所嘱的“作业”，我已经完成，请见附件。此“作业”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序言”正文，二是“补正”部分。全文5987字，“序言”的字数是4313字，我主要是谈了我的看法或感受。欢迎你们批评、指正。请你们收后、阅后给我回信，谈谈你们的意见。
    请务必把此“作业”转交给要宝钟先生一阅，听听他的意见和指正。
    请在《蒯大富》一书出后，给我10－20本，以便我在京分发给文革研究学术同仁以及清华图书馆。切切！
    你们近来好吗？请蒯先生抓紧整理你的原始资料。
    小琼开学了吧？问她好！
    元宵节来临，祝你们全家快乐！
再谈！


          唐少杰   
2010——2——28



晓波女士：
    你好！
     来信收到，我没有什么意见。
     据悉，要宝钟的文稿难以出版，我的序言也有可能付之东流了。我会“理解”此事的。
     关于“蒯大富现象”，不是在一个序言里就能全部说明或解释清楚的，序言写得太多太长，有可能喧宾夺主，冲淡人家的正文。关于“蒯大富现象”的深入研究，既是我长期的课题，也是后面老蒯和我要共同努力完成的任务。我们应该让此研究在我们的书稿中开花、亮彩，而不是在一个关于他人文章的短短的序言中“借题发挥”。
     问老蒯好，请见附件。
     祝全家愉快！
   


                  唐少杰  
2010—3—16








少杰，你好！
我又考虑了一下，也跟亲朋们商量了一下，还是觉得晓琼的名字、故事最好不要出现在与她爸相关的文章、报道中。
中国的政治环境、人文环境很复杂。我们母女要想平安、清净、简单地生活，越低调越好。
晓琼如果要想沾她爸的光，也希望能选择一种主动的方式。没必要被动应付可能产生的不必要骚扰。
这是我个人的意见。晓琼还年幼、单纯。对有些世事还没有太深的认识。
另外觉得“蒯大富现象”是不是还应该增加后文革时代中蒯遭遇的报应，他的“走狗”宿命。这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历史的悲剧。




罗晓波
  2010-3-15




粗读纪实文学《蒯大富》
——我的一点意见
                                              孙毓星（耘）

读了要宝钟先生的纪实文学新作《蒯大富》，深为作者沉重的历史责任感和
创作激情所感动。作者将此文标以“纪实文学”，然而并不像时下流行的“演义”性的作品，凭想象任意发挥，甚至不惜编造情节以赚取眼球。作者是以大量原始素材为主，经过分类筛选，理清脉络，再用流畅的行文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生动的文革连环画。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对清华文革初起的脉络理得较为清晰：从炮轰校党委，工作组进校，反工作组，反蒯运动，最后再平反，其间先后有刘少奇、周恩来、毛泽东这三位最高领导人亲自介入，展现了清华这个小小舞台在文革发动阶段的特殊功用，以及蒯大富之所以成为“蒯大富”的深层次原因。这些极为重要的史实，在一般的文革研究中往往被歪曲或有意忽略了（更不用说纪实文学了）。为此，我们有理由向要宝钟先生表示感谢。
要先生文革时二十多岁，是“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出来的复员转业军人，工人群众中的先进分子——这是典型的工人造反派头头形象。作者以一个身在京城以外的工人造反派的视角观察处于漩涡中心的清华文革，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清华文革和全国文革的相互关联，学生造反派和工人造反派的互动。清华同学中不少人都在回忆文革，思考文革，研究文革。此文在帮助我们跳出学校的围墙，从更高更广的角度观察文革全局，是大有裨益的。
作为纪实文学，在历史细节上本不应苛求。不过，这里需要把握好细节的性质，在重要的、关键性的细节上则不能含糊，更不能编造，而必须认真考证。例如，文中有一段关于蒯大富绝食的描写：
“怎麽，不认识了吧？”这个身穿军服的大个子伸出右手，笑吟吟地望着蒯大富。蒯迟疑了一下，这才认出了：他就是自己在北大看大字报时初识的《解放军报》社记者董申。于是，这两只手紧紧地相握了。直至此时，蒯大富才明白，现在，他同董申决不是什麽邂逅相遇，他兴奋地凭直觉揣测：他盼望已久的救星终于降临了！
董申搀扶蒯大富坐下，目光炯炯、十分亲切地低声说：“蒯大富同志，我是中央文革派来的联络员，江青同志要我转告您，——她不同意您再这样绝食下去，她说：‘革命的路还很长，希望蒯大富同学珍惜自己的年轻生命。’”
小伙子这时的突然感觉是：自己的一只脚已经迈进了地狱之门，而另一只脚却突然被什麽力量拖向了天堂！他怀疑自己是在梦中。然而这不是梦，这是真的！蒯大富双手捧住脸，呜呜咽咽地哭了很久······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江青那时不可能关照绝食的蒯大富。蒯大富曾谈过这段经历，他说：
    7月4日那天突然就不让我出去了，也没宣布，就是不让出宿舍门。于是我当天就宣布绝食，我说你为什么限制我的自由，我提出抗议。绝食两天到6日，确实饿得够呛。这时谁来了？马力，北京新市委第三书记，第一书记是李雪峰，第二书记是吴德。工作组叫我到强斋会议室，马力一个人在那儿，他对我说，你写给中央和北京市委的信我们都收到了，没有扣押你的信。因为我说他们不让我有行动自由，扣押了我的信。马力说，绝什么食？不吃饭怎么行，饿垮了，赶快吃饭。我心想你中央全知道了，我就认了。于是我就吃饭了。
    这个细节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六六年七、八月间的政治斗争十分紧张激烈，政治形势是按天甚至按小时发展变化的。七月初，正是刘少奇、邓小平在京城大施拳脚的日子，他们指挥工作组在各学校抓游鱼打右派，闹得轰轰烈烈。这时毛泽东却在滴水洞冷眼旁观，江青也不在北京。文革中的“左派”们（陈伯达、康生、王关戚等）都不得不龟缩一隅，窥测方向等待时机。到中旬，毛泽东终于出洞了，7月16日先有“畅游长江”之举，然后于18日回到北京。蒯大富回忆说：
就是在毛主席18日回北京以后，20日就把我放了。……那以后形势就一天天在变了。第二天，7月21，王力关锋到清华去找我，在新斋一楼一间屋子里谈。王力先说：我叫王力，他是关锋同志，我们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请你谈谈你这一段时间的情况。我哪知道什么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呀，那时我不认识王力、关锋，也不知道有这么个机构。后来我就把情况写了两张纸，给了他们。他们收下说，我们会把你的情况向上边报告。
也就是说，从7月21日起，一个小人物才同中央文革——它的背后是毛泽东——挂上钩。以后的事情就如书中描述的，蒯大富在中央文革，特别是在江青的扶持下，逐渐成为一颗政治新星。作者在同一段落总结说：从此，蒯大富就把江青视为自己一生中之最大知己。诚然，时至今日，蒯大富对江青仍存感激之心，对她的评价也不同于常人，而且从不隐讳。不过，这种感激和评价并非始自1966年7月6日下午6时。上述那段描写歪曲了当时政治斗争的基本事实，会引发一些错觉，而且影响了全书的史料价值，实为重大失误，希望作者予以更改。
关于清华武斗的一些情节，比如，5.30大武斗的缘起，蒯大富的作用，氰化钾毒箭问题，火烧浴室的情况（喷汽油肯定不对，也不合常理的）等等，以及7.27工宣队进校的过程（比如，市革委会有没有、何时电话通知到清华），这些内容在近期的清华校友网上都有些回忆和补正，可资参考。
粗读《蒯大富》，就感到它的难得可贵，或许正因为看重它，才会更多地苛求它，所以不揣冒昧地提出一点意见，仅供要宝钟先生参考。


老蒯：好！
要宝钟的纪实文学《蒯大富》读了，觉得很不错。他脉络理得较清晰，而且把清华和全国联系起来，帮我们拓宽视野，很有意义。近七十岁的他有如此创作激情，值得我们学习。
我对书中一个重要的历史情节提出异议，并引用你的一些谈话录。请你看看是否正确，是否妥当，并望告知。如无不妥，盼转给要先生参考。从我内心是希望他这本书不仅作为纪实文学，而且能作为研讨论文，具有更大的价值。不知其他朋友对该书有何看法，望告。唐老师的序也读了，颇受启发。研究者、哲学家的视野和深度就是不一样。企盼这本书能更好更完善并早日出版。
多多保重，并问小波好。
孙耘
2010——3——2-_
蒯、罗伉俪：问好！
唐教授为拙作所写之《序》甚合我意，且又不辞劳苦地加以补正，使我深受感动，谨此向他深表敬意。
王先生对拙作某些字句苛以斧正，我亦在此向他深致谢忱。
至于孙先生对江青救蒯一节所作的更正，其虽为历史实情，但我在书中并未依此而予变动。这是因为，此节出自丘引所著《蒯大富演义》，同一书中还有蒯氏父子餐桌对话、父子清华相会、蒯贴出《怀疑一切万岁》的大字报等等情节；原作企图以此丑化蒯大富，而且也确实在当时社会上造成了很大影响。我则“借力打力”，将那些情节全部反其意而用之。结果，就如某些朋友所说，这样反倒使书中主人公在读者面前栩栩如生地站了起来，而这是大出原作者的本意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倒是很感谢他，因为靠我很难想象出那些既合乎当时的历史背景而又合乎主人公个性的情节，更重要的是，这些情节非常富有戏剧性。不过，为了史实起见，我还是将孙先生的更正作了附录。
总之，所谓“纪实文学”，我理解就是其内容介乎于纪实和文学这两者之间，也就是允许作者在尊重基本事实的前提下，对某些具体情节作艺术性处理。
至于韩先生的来电意见，此处不便多谈，我只想通过蒯先生转达。抱歉！
顺颂
夏安！
                      要宝钟
                    2010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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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文学《蒯大富》附录五：
《动乱年代的恋情》
阎阳森
我赶到蒯大富在深圳29 层的总经理办公室是个星期天，整个楼层空无一人，他正仰在皮转椅上发出轻轻的鼾声，背后大红烫金的两幅对联把早年农家出身的“大富”和现今的“蒯总”融合在一起，惟独找不到文革时“蒯司令”的痕迹。
蒯大富拒绝一切媒体的采访，他会说:“你到网上查去吧。”那付40 年不变的深褐色眼镜框后面，依然透出当年“我主沉浮”的自负。但我告诉他:在国家档案馆里，保存着一份38 年前有我签字的《两派交换俘虏协议》，我交出的正是蒯大富的初恋情人罗岫（化名）。他马上警醒过来:
“那太珍贵了！拿来看看！”。
这显然触动了他深藏内心的回忆，他的眼光穿过窗外喧嚣的街道，变得迷离起来……
时光回到1966年6 月24日晚上，——清华大学圆顶大礼堂。在那场著名的辩论会上，彰显平民色彩的蒯大富用他激越的演说，一举扭转了一片讨伐声，也抓住了一个女中学生的心。
“我就是那天见的罗岫。大礼堂里挤了2，000多人，夏天热啊，没有冷气也没有风扇。工作组支持不住了，说明天再辩论吧。对立派的十几个人就冲到台上喊:‘蒯大富夺了工作组的权，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下面都哄起来了，鼓倒掌。开完会是晚上11 点多钟。我下来后，一个扎两只小辫的小姑娘一把拽住我的胳膊:‘蒯大富，向你祝贺！我们胜利啦！’我说:‘你是谁啊？’她说‘我叫罗岫。’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罗岫。梳两只羊角辫，眼睛大大的、亮亮的，白净、热情。我们很兴奋，谈了两个小时。有一屋子人。亲眼看见我在那么大的场合大辩论打败了他们，当然很崇拜啦。罗岫给我的印象是活泼。长得不错的，体形好， 1 米68 -1 米72 的个子吧。她不是那种惊人的美，但充满朝气那种状态。”
蒯大富也承认“中学生特别容易上当，崇拜英雄人物嘛。”但他不知道，罗岫在清华附中也是人们追捧的“英雄”。作家陶正回忆“她作为主攻手和女排队长是英姿飒爽。”在深受清华竞争精神熏陶的清华附中，她高高跃起、带领女排夺得海淀区冠军的那一刻，崇拜者躺倒在地，为她抓拍镜头。她那两只翘起的羊角辫和年轻的朝气，显然给了“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蒯大富强烈的印象。但他还来不及感受就被关了起来，直到两个月后才和罗岫有了近距离的单独约会。
“我一平反，8 月10 日，我就到清华附中去找罗岫。学校到处是批判罗岫的大字报。到了高656 班，有人就冲里面喊:‘罗岫，蒯大富来找你！’一帮人都堵在门口好奇地看。她就出来了。那是我第一次到清华附中。我一个人去的，好象是劳改犯释放回来了。我带着她到圆明园，谈了一个多小时。”
那时和清华附中一路之隔的圆明园，断壁残垣星星点点地散落在无边的稻田和落叶当中。在那个激进的时代，当一个16 岁的女孩子在众目睽睽下，跟着一个备受争议的男子走入圆明园杨树林的一刻，无疑就是一种离经叛道的私奔。
“她当时的样子有点憔悴，比较惶恐。当时并不晓得她贴大字报支持我，我是后来听说的。那时班里也在批判她，批判她支持蒯大富反对工作组。她肯定也认错了，压力太大了。我就问了问情况，也没有讲什么形势。高一的中学生嘛，她也就十六、七岁吧，我当时21 岁，她小我四、五岁吧。那时是不会有任何邪念的。我那时还一直在非常困难地挣扎呐。”
圆明园是那时清华附中学生早读外语、插秧劳动和入团宣誓的地方，或许他们在夕阳下的残园中，感受到一种近乎苍凉的使命感。蒯大富和罗岫这一对激进年代的狂热青年，一定会坚信自己肩负着“砸烂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的使命。“造反有理”、“不破不立”的时代狂飙，把他们托到了那场运动的风口浪尖。
“9 月底，我们成立了组织:‘井冈山红卫兵’。‘井冈山’的名字还是罗岫起的。当时有五、六个人讨论，还起了别的名字，都没有这个好:星火燎原，一步步走向胜利。就是从那儿以后，我和罗岫就天天在一起了。她非常有才气，文学非常棒。哇！那古诗词背得一溜溜的。给我背过。那时她写文章啊，写《井冈山宣言》啊，写大字报啊，都是一把好手。才女嘛，相当有才气。《宣言》也有我写的。是由她播出去的，在清华大学广播站。她的嗓子从学生的标准来说很不错，但和专业标准比还差些。那以后，罗岫就等于是清华大学的了。那时我还住宿舍，还没有司令部。”
1967 年1 月上海的“一月风暴”是一个转折点，自此造反运动冲出校园蔓延社会。作为首都大学生造反派司令的蒯大富，亲临上海的风光可想而知。也就是在这时，罗岫与他感情也开始明朗，而罗岫还背上了“蒯司令夫人”这个颇遭非议的头衔。
“到上海串联，我带她去了，就相当于是我的个人秘书。基本上我参加活动都带她去。除了见中央领导没有带她去，带秘书进去不行。那时她穿着军装，这套军装，原是别人给我的。给她以后，她给改了，把男式的改成女式的了。大串联以后，由于接触比较多，觉得她挺纯的，就有一点儿想法了。双方谈过，她说：‘我喜欢你。’我们确定了恋爱关系，是秘密的，不敢公开。没有认真谈过结婚、前途。那时只想到革命，太忙了。有过亲密关系，也就是在上海，在清华静斋。同居？那怎么可能呐！叫她‘蒯夫人’，是对立派攻击我。想都不敢想！你那时要同居，给你拉去游街！”
提到“同居”的问题，蒯大富呼的一下站起来，激动地挥动着手臂。的确，在文革那个没有隐私的禁欲时代，多少人都是因为哪怕一瞬私情甚至相思，被剃阴阳头、抹黑脸、挂牌游街而走上绝路的。个性独立的罗岫，肯定不会安于蒯大富秘书的角色和背着“蒯夫人”名声。她需要自己的舞台，并因此卷入日益升级的派性争斗之中。
“对我们的关系，内部没有人说，大家都知道了。我没带罗岫上天安门。她也抱怨我对她关心不够。我有时和别的女孩互相开玩笑，亲密一点儿，她就有点别扭。你想，当时那种情况，该有多少人追我啊。其实，有了罗岫，我就没有爱过任何女孩子。”
谈话一直持续到饭桌上，我们的话题又回到他内心郁积几十年的情结。
1968 年，以清华大学为首的大学生发生了大规模武斗。清华大学保守派的“4．14 兵团”，利用清华附中红卫兵抓获了风头正劲的罗岫，作为蒯大富的人质关在清华大学主楼的地下室里。激进的“井冈山兵团”迅即作出反应，双方武斗从冷兵器到热兵器不断升级。据当时知情者讲，“4．14”甚至准备在蒯大富火攻时，把罗岫绑在窗户上。
“你们抓罗岫大概是1968 年5 月吧？我们有40 多支枪呐，真枪。全国各地造反派运过来的。我们还有一挺机枪，但没用过。对方也有枪，是自己造的土枪。清华武斗，我们和‘4．14’双方共死了11 个人呐！这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啊！精英互斗，这绝对是中华民族的悲剧。”
有人至今还记得当时审问罗岫的情景。在清华大学主楼布满管道的地下室里，看守拿着钢管长矛。长期见不到阳光的罗岫，脸色苍白，蒙着双眼。她坚信蒯大富不会袖手旁观。
“我们抓了你们的人交换罗岫？我记不太清楚了。要不怎么回来的呢？她放出来以后没让她回家，太危险。我们让她在体育学院住了一段时间，把她保护起来了，在外面很容易被抓起来。没听她说过在关押时被强暴和侮辱。没有听过这么传，她也没有说过那个事，肯定没有。就说审问她，知道‘井冈山’的多少秘密，让她交出秘密。她出来以后，也谈不上更器重了，也谈不上更喜欢了。她放出来以前，我们已经确定恋爱关系了。放出来以后，我们也一直很好，总之从没变过心吧。”
尽管蒯大富说那段日子 “我就是罗岫一个人，而且根本就没有其它任何想法”，但他的语气却是犹豫的，仿佛在向谁表白什么。随着工宣队进驻，蒯大富被送到宁夏。随着一代风云学生领袖被甩出历史舞台，那段“狂飙年代的恋人”也到了分手的时刻。
“1968 年7 月，毛主席说让红卫兵下台吧。接着工宣队进校，我也下台了。罗岫要去插队，她提出分手。我考虑了两个星期，开始不松口。后来答应她了。是她提出结束关系的。我们和干部子弟天生就有距离感，他们天生看不起我们平民子弟。我们也不是多反感，但常常自惭形秽。狂飙年代的爱情，可以这么说，也结束了。”
蒯大富苦笑了一下，仰头把杯中的残酒一饮而尽，仿佛要潇洒地甩掉那个荒唐的时代。但当我为他再次斟满酒时，分明看到他眼镜后面闪动着泪花。
“我很认真地考虑了两个星期，很痛苦、很痛苦。罗岫是我第一个恋人。那时我在清华工化系，没有过女朋友。我和罗岫认识是1966年6月份，当时，她把我当作人生道路上的引路人。也没有说更多的，觉得跟我在一起轰轰烈烈，还是挺来劲的，挺值的吧。我们作为恋人大概是从1967 年1 月到1968 年7 月，是很难忘的。我确实很喜欢她，很舍不得离开。我说：‘这是我的困难时期，你不要离开我行吗？’她说：‘不行。’没办法。我去了宁夏，她到了太谷，后来我们还保持联系。她还给我写过两封信，解释了当时是怎么回事。对于一个女孩子的初恋，肯定也是难忘的。我给她写过信，问了问。罗岫绝对是我那时唯一的恋人，我也没有必要瞒着。她给我写的信，我还一直留着。”
蒯大富讲，罗岫后来嫁给了一个干部子弟，但丈夫很早就去世了。他1987 年被释放后，从宁夏回来看过她一次，但已找不到当年的感觉了。1992 年春节，他还按照家乡的习俗，给了她双胞胎儿子几千块钱红包。他后来又找过两个女友，但“都是谈婚论嫁的对象，不是狂飙年代那种恋人”，没有结婚。现在的夫人很年轻，与他走南闯北之后，选择深圳开创了另一番天地。蒯大富兄弟六人，名字按“富贵荣华”排列。他却给女儿取名“小穷”，与“大富”相对成典，有“大富不富，小穷不穷”的趣谈。大富六十的时候，小穷刚好十六，正是当年罗岫 “造反”的年龄。
40 年弹指一挥间。蒯大富现在的买卖是经营影音和灯光器材的公司。40 年前，他是被聚光灯照着的那个声音最高亢、身影最激奋的“蒯司令”。狂飙散尽留青涩。尘埃落定之后，惟有那段初恋刻骨铭心。蒯大富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给我搬出他成摞的影集。
分手时，他让我有机会去看望一下罗岫，但怎么也没舍得让我带走那张珍藏的黑白照片。
           （来源：《机遇》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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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文学《蒯大富》附录六：
《蒯大富人生权术三十六则》今读有感
佚名氏

1、要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
今读有感：在权术的领域，意识形态是无形工具，无处不在，而又无所不能。如果说意识形态是风，那见风使舵就是权术之必杀技。
2、要想反复辟，就必须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我们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被别人搞垮；第二种是自己的世界观没改造好，垮掉了，这太可惜了。
今读有感：世界观如此，人生观、价值观呢？在物欲横流的时代，独善其身其实也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人生观的变形走样也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在和别人攀比的过程中迷失；第二种是在与自己的无限度较劲中事与愿违。
3、掌权者要学会团结中间群众，要使中间群众有饭吃，能说话。我们能否团结中间群众，也是掌好权的重要标志。
今读有感：中间群众，也就是大多数。精英政治只有依托中间群众，并以中间群众为幌子，才能达到所谓“政治正确”。这种做法自然比“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苛政更具有可持续性，“四两拨千斤”的效果立现。
4、必须学会在权力机构中设置反对派。要保护反对派，因为垄断为垮台制造条件。
今读有感：想起了文革中一个热门名词：“掺沙子”，那仅仅是为了权术而使用的一种战术。而这个“设置反对派”的手段则提高到了战略的高度。如果撇开主观色彩，此方法与“鲶鱼效应”确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从政治的角度考量，其民主意识也浓厚。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绝对腐败终将穷途末路。设置反对派，可起防微杜渐之效。
5、最高当权派必须学会保护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尤其是对犯过错误的人要保护，不要随便踢，要拼命多保人。对战友、立过功的人都要保，有代表性的人（政治代表、群众代表）要重点保护。多保一个人问题不大，少保一个人不得了。
今读有感：灵活、具体而微地运用了毛主席《矛盾论》的思想精髓。当权者行使权力的最重要保障措施是笼络人心，“我保人人”的最终目的，无非是关键时刻“人人保我”。
6、凡群众分成两大派的，在最高权力机构中都肯定能找到代表人物。
今读有感：任何组织中都会有党同伐异的情况，拉帮结派是自我保护的需要。
7、主要领导要特别谨慎，不要说别人坏话，小节要注意。
今读有感：“小心行得万里船”。不过现在许多主要领导比小蒯（当时年龄）的觉悟低多了。
8、要诚心实意地待人。
今读有感：总结这一条时，作者真是太年轻。政治的最高境界是“无耻”，不能要求政治人物有多麽高的道德水准。
9、在人民内部切不可树敌太多，以防别人联合起来将你打倒。

今读有感：联系起奥运冠军罗雪娟在夺冠后的一句话：“感谢憎恨我的人……” 这话当时被当作个性语言解读并标榜。但是在政治的环境中，憎恨你的人可不会激励你走上领奖台，只会把你抛入深渊，然后落井下石。

10、当权派的正确与否，就看中间群众能否接受。

今读有感：时时想着中间群众能否接受，谁说中国人民主意识不强呢？

11、好心人的糖衣炮弹最可怕，来自同志和战友的吹捧最可怕。

今读有感：来自最亲近的人的吹捧，更容易蒙蔽人的眼睛特别是心智，所以危害性就更大。

12、只有当你最困难的时候，你才知道有多少朋友。

今读有感：现实世界中总是锦上添花比雪中送炭多，所以，患难之交才弥足珍贵。

13、要敢于承担责任，不要互相埋怨，职务越高者越要承担责任。

今读有感：想起一句描绘某些官员作为的流行语：“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现今某些官员的作为还不及文化大革命中一个狂热追随者的态度，不知是不是一种政治生态的退化？

14、有志者立长志，无志者常立志。

今读有感：如果把人生当做一次运动和旅行，你的努力应该是一个矢量，最先到达胜利彼岸的，一定是那种目标明确、方向具有一贯性的人。

15、胸怀远大目标，坚定不移地向前走，在命运的道路上碰得头破血流也决不回头。

今读有感：记得戈尔巴乔夫下台后，对那些想投身政治的人提出了一个最为重要的忠告：“不可自我动摇。作为政治家，要屹立于世，我认为此乃根本中的根本。”

16、对当权派周围的人，必须提倡为人民立新功；否则他们是位高而无功，俸厚而无劳；当权派一倒，他们也就倒了。

今读有感：每个人都可能是别人手中的一枚棋子，也许还是微不足道的小卒，宁做过河卒，也不要做围着帅转的象。

17、“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必须长期积蓄力量。在这段时间内，不要因自己的不慎重而被人搞垮。

今读有感：现今牛屄哄哄的官僚比装二屄的官僚多了许多，政治生态的历史变迁可见一斑。有恃才能无恐啊！

18、今日山头之争，几十年后可能就发展成为阶级之争。因此，今天必须正确处理多种山头之间的关系。

今读有感：无论是山头之争还是阶级之争，无非就是一个利益之争。只要处理好利益关系，人生的苦恼就少了一半；至于另一半苦恼则来自情感。

19、夹起尾巴做人是我们的座右铭。孔子曰：“君子敏于事而慎于言。”要多想，多看，多总结，少发表意见，尤其是不成熟的意见。风头主义卑鄙可怕，要少说话，多干事。

今读有感：一个人的权力愈大，他的行动愈受限制（美国 索尔.贝娄）。不过现今许多当权者却是相当地自我膨胀。

20、要有赏有罚，赏罚要分明，以赏为主。

今读有感：《孙子兵法》第一篇《始计》中说：“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21、领导者说话要算数，允诺要实现。

今读有感：见多了太多的忽悠，此话似乎有点正确而不正常。“拉勾，上吊，一百年，不动摇！” 让领导们回头学学小孩的的纯真吧。

22、要谦虚。

今读有感：俗话说“咬人的狗不叫，爱叫的狗不咬人。”

23、不够格，就知趣点主动下台，硬赖在台上，总有一天被臭烘烘地赶下去。

今读有感：古人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屁股决定脑袋。

24、准备走曲折的路。善于用间接的手段，达到直接的目的。迂回是建立在明确的政治目标上。

今读有感：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中阐述：君王在统治之时要以实力为原则，不择手段地去实现自己的目的；邓小平也说，“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政治从来就不会是温情脉脉的。

25、敌人会利用我们犯错误而突破缺口，来向我们进攻。

今读有感：我们最大的敌人是我们自己

26、当权者最容易背包袱，尤其在一个地方长时间干下去。所以，当权者往往是很蠢的。因此，毛主席提出要换地方闹革命，我们也应换地方闹革命。

今读有感：现今的官员轮换，将当权者被动地“换地方闹革命”，一来杜绝尾大不掉的局面；同时也让官员放下包袱，开动机器，这看来是有道理的。

27、与其自己花很长时间学一样本领，还不如去交一个精通这种本领的朋友。

今读有感：真是做好当权者/管理者的真谛。“君子性非异也，善假于物也”，故搞政治者，多谋人，少谋事。

28、要多交朋友是当好权的重要因素。

今读有感：政治中有友谊吗？政客有朋友吗？我记得的政治铁律可是：“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如果朋友关系说穿了，那只是一种利益关系；那么，在冰冷的理性世界，我们的灵魂又在何处取暖啊！

29、要善于利用革命高潮，把革命推向新阶段，使长时间的量变产生飞跃。在这种关键时刻，切不可糊涂起来。要有气魄，有胆量，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如十月革命时就是这样）。

今读有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幸好是阶段性推进，要不，得累死啊，你说做官容易吗？

30、山崩于前不变色。遭到突然事变、大规模袭击时，不要惊慌失措；要冷静下来，迅速调查，分析事物本质，以采取相应措施。

今读有感：处大事不惊，大智慧立现。这不只是权术，也是人生不败的信条。

31、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必须选择在适当时机给以毁灭性的打击。能现在消灭的不要等到将来。在政治上只有头脑而没有良心，菩萨心肠在阶级斗争中站不住脚。

今读有感：政治上只有头脑而没有良心，而俗话云：“屁股决定脑袋”。推理就是：玩政治就是玩屁股，比的是谁更不要脸。

32、政治威信和组织手段是稳固政权的两大重要因素。要加强组织手段，即健全机构，清理坏人。

今读有感：手段只是过程而已，目的是权力的稳固。而今许多当权者却将“健全机构，清理坏人”异化成了目的，舍本逐末啊！

33、当形势大好、战略进攻时要分权，即要放手发动群众；当战略退却时，要大胆果断，高度集权，此时极端民主化会毁掉自己。

今读有感：无论分权还是集权，都是为了掌权。

34、一个单位的当权者，必须使本单位大多数群众放心。多阶层、多团体的利益必须在权力机构里能得到反映；应按功过大小，在权力机构中分配一定的地位和荣誉，使之各得其所。

今读有感：可是现在的政治生态却是沉默的大多数，这是多么可怕的沉默啊！

35、领导核心要善于调节各山头之间的不平衡，不能压。

今读有感：和谐是也。

36、得到政权后就得运用，而且不容得稍稍犹豫，正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

今读有感：当权者关心的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而民众害怕的则是当权者将公器私用，有所谓“刀俎、鱼肉”之别，其结果自然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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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文学《蒯大富》附录七：
关于《蒯大富演义》的“遗言”

                               马 镇

   昨晚在网上无意间看到一篇评蒯大富传的文章，方知境外出版了蒯先生的传记。这本无事，但在文中读到这样一段令我惊骇的话，大意是：“妖魔化蒯大富，妖魔化文革，典型的作品如丘引的《蒯大富演义》。此作品先发表在章回小说，后由黄河出版社出版。”《蒯大富演义》是我二十六年前写的纪实文学，原创发表与章回小说杂志没有一点儿关系，他们转载也没有与我联系。至于“丘引”，这是我发表这部作品时为自己起的笔名，意取蚯蚓吃进泥土翻松土壤的无私奉献精神。

    这部小说的文学价值微不足道，但由于当年在文革读物中杂志发行量和非法盗版、非法转载量巨大，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我在写文学简历时常常提起。多年来这是唯一一部写蒯大富的作品，内涵的浅薄毋庸置疑，但对文革的思考是需要历史沉淀的，这毕竟写于文革结束不久的1984年。某先生的蒯大富传据说思想极为深刻，可为什么二十六年前没有写出来呢？因为历史没有给他时间。当年需要的是批判。

    道理浅显，无需再动笔墨。问题是说我妖魔化文革？难道文革要翻案了么？

    我无心做论战之类的事情，即使读到蒯大富传，我也不会和那位作者或作评者争论。二十年前当我得知蒯大富自由的消息后，立即给他写了一信，不久新年将至，由他新婚的妻子代笔给我寄来贺卡，可见我们之间是真诚的。信的具体内容，作评者若感兴趣，可问蒯先生。

    我是个小人物，无法预知国家的未来，为了对自己负责，现只将《蒯大富演义》“出笼”的经过写出来，给将来关心此作品的人一个考证的依据。

    1969年夏，我在吉林省白城草原上的乾安县插队。一天，一位儒雅的中年人来到集体户，隔着敞开的窗子打听我。我应声，他便自我介绍说，他叫潘芜，知道我爱读书和写作，想和我这样的青年人交朋友。接着又说，他的身份不好，不知道愿不愿意和他交往。我后来才知道他曾是东北很著名的青年作家，解放初便在东北文协做专业创作员。1957年被错划成“右派”，独自遣到这里安家落户。他提到“身份”，我立即从他的气质想到他是文人，进而想到“右派”。但我很为能在这僻壤结识像他这样的文化人高兴，便对他说，我不在乎。他看上去比我还要高兴，立马进屋与我海聊起文学来。

    由此，潘芜成了我文学的引路人。文革结束，他还没有平反就调回省文联。上世纪七十年代全国的刊物极少，许多省甚至没有纯文学期刊，而我的处女作便能在省级刊物《长春》（现《作家》）发表，全仰仗他的推荐。他是个极侠义的人，上世纪八十年代诗人徐敬亚、王小妮夫妻一度处于困境时，他就曾出手相援。

    1983年，潘芜出任《蔘花》杂志主编，现在这份杂志已更名《小说月刊》。这年我从吉林油田调到华北油田在廊坊的勘探公司工作。转年，他到北京组稿，就住在我家中，我请了假在北京陪他。组稿很顺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脸上显出越来越愁郁的神情。在走的前一天晚上，他终于对我说：

    “我这次来最主要的是要组一篇写文革的作品，说白了，就是组一篇写蒯大富的东西，发表了一定轰动。可找了许多人，都推辞，说难写。我看你来写吧。”

    我一听，吓了一跳，因为我虽然已发表了十来篇小说，但都是短篇，没有写过大部头的作品，更何况是这样一个大题材。我说怕难以完成。但他依旧坚持，说：

    “如果你不接，我这次就算是白来了。这个选题我想了许久，是不会错的，对你也是个机会。”

看着恩师愁苦的样子，我不再犹豫，答应了下来。那一刻我的心底空空的，心跳得飞快。潘芜很高兴，说，相信我的才华能写好。

    因为还有本职工作，收集资料和写作只能用业余时间，进展很慢，但潘芜没有催我，这让我更感压力。资料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文革中积累的小报传单与文件；二是文革结束后发表的文章；三是采访了与蒯大富非常熟悉的清华同学。半年后，于1984年11月完稿，文题是“蒯大富沉浮录”。潘芜认为此题不夺人眼球，便改为“蒯大富演义”，发在1985年3月号，用了笔名丘引。

    此时，杂志的发行已有第二渠道，潘芜将这一期印出后投入第二渠道，原本一期发行三万册，这期先后发了三十三万册。发行还没到一个月，各地不仅省城，连中小城市都出现了转载的各种大报和小报，接着，许多省的正规杂志也转载开来。那时，社会都没有版权意识，国家也没有版权法，转载根本就不通知原创期刊和作者，更何况我在油田，小地方人，写信告诉人家我是丘引，人家根本不理你。一次到石家庄办事，与石家庄市文联的一位老兄谈起《蒯大富演义》被转载的事情，他竟怀疑是我写的。因此，除了《蔘花》给了我六百元稿酬外，没有一家报刊付我稿酬。

    一天，我逛基地一家个体小书店，在架上看到一本黄河出版社出版的《乱世狂女》，是个三部小说的合集，我的《蒯大富演义》赫然印在封面上。出版社总不能像小杂志社吧？我写信向他们索稿酬，他们来信向我要《蔘花》的发表证明。这个证明潘芜很快给我寄来。结果黄河出版社给了我四百元稿酬。钱是怎么算的，我至今不明白。

    事情还没完。这年吉林省召开全省宣传会议，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宣传部部长在大会上点我的名，说我的《蒯大富演义》顶风上。这部作品思想内涵虽很浅，但所有的笔墨都是在批判文革，和自由化根本不着边，不知这位部长从何说起。点名激怒了潘芜，会散后他将这位部长堵在主席台下，与他理论。最后，这位部长答应不再追究，但文艺口传达会议精神时还是做了传达。吉林的文友事后对我说：“你要在吉林就够戗了。”

    人事沧桑，潘芜先生已作古，蒯先生已安心享受晚年，我已到花甲之年，久远的《蒯大富演义》也早已淡出读者的视线，留在我心中的只有人生的一段记忆。这记忆像被主人丢在储藏间的一双过时的鞋子，突然被陌生人检出来指点它样式的陈旧、材质的低劣，反而让主人回忆起穿它时的往事。

    随它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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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了几个附录，但补了第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