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定沛：毛主席检阅我们红卫兵那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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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冲出校门

1966年8月下旬，正在家乡度暑假的我们，被通知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说是毕业升学考试最重要的一科。可回到学校，師生们都不知道怎样闹革命，也没有新课本上课，学生多是在校六七天，回家十余日，来来去去一盘散沙。学校基本处于瘫痪状态。

大约在9月10日左右，按照县委文化革命小组通知，我们从初二、三年级189名同学中，按10:1比例选出20名代表作为红卫兵，参加江油县红卫兵赴京学习参观团，由一位县委副书记任团长带队，去北京受到毛主席9月15日第五次接见。全县这首批200名红卫兵，是按学校党支部提出的条件，只选举家庭出身革命军人、军、烈属、革命干部、工人和贫、下中农的当时所谓“红五类”，多是学生干部，说是为了保证毛主席的安全。他们返校后，带回一些鼓吹“血统论”的传单，成天指桑骂槐，指鸡骂狗，大呼小叫“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红卫兵是天兵天将”，有的召开忆苦思甜会议，唱《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表决心要打倒“地主狗崽子”.....

使一个班有五六个家庭出身不好的“黒五类”（如地主、富农、资本家及旧官吏等）的同学成天提心吊胆，唯恐挨批斗。多半出身“麻五类”的，时称“可以教育好的”、“团结对象”，也不知所措，至于在北京学到什麽经验，没人传达，只有人私下透露说“北京现在很乱”！而我们学校仍是一盘散沙一滩死水。偶有同学闲逛到附近火车站，捡回几张鼓动革命造反的传单，也有从成都回来的私下说那里的游行如何声势浩大，如何破“四旧”抄家，大家仍觉得与己无关。\n
到了11月情况突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记得是11月二三日，我从家里带上每月固定的6元钱伙食费返回四川江油县（市）明镜初中，见同学们激动万分，欣喜异常地告诉我说：前两天，六七级一位陈姓同学的大哥，西安交通大学的学生来校串联演讲，他对大家还蜗居学校搞文化革命感到十分惊异，严厉指责学校领导压制学生革命积极性的滔天罪行，号召同学们打倒“救世主”，自觉闹革命，冲出校门，冲上社会经风雨，见世面，接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学校领导也当场作了检讨并表态支持同学们外出串联，并去县上领回了几本盖了公章的串联专用介绍信，想到哪里就开到哪里，坐车、吃饭、住宿都有人管，不要钱，只要8人以上组成一队，选出负责人，才能开给一张介绍信。我们很快凑齐六男二女，公推我为 队长。讨论去向时，有说去上海、杭州，有说去韶山、井冈山，有说到西安、延安的，还有说到县城省城的，引起大家一阵哄笑。我建议趁天气还不太冷，先去北京见毛主席，因为毛主席检阅红卫兵不会一次次无休止进行下去，错过了会后悔一生的。其他地方三五年去看也不会变，更不会跑。还有说步行串联的（当时《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开始宣传大连海运学院学生学习发杨红军长征精神，步行串联典型，可能是为了缓解全国交通运输和北京接待工作压力），但算计了一下，去北京约两千公里要走两三个月，只有乘车去。大家认为我言之有理。我后来几十年失去多次良机，这次抓得最好，平生无憾，是最大的幸运！

11月5日，我回家向父母说要去北京见毛主席，在乡场一个合作商店当过经理的父亲好像我犯下弥天大罪，顿时切齿怒骂道：“你一个娃儿家算啥东西！敢到北京去 ，还想见毛主席！区长、县长都不敢说这个话哩。”我出示了学校开具有县上公章的介绍信，他们仍不敢想像，还以为是痴人说梦。还是不声不响的母亲东挪西借使我凑齐了20元钱（她那时月工资18元），才背上一床10斤重的被子踏上了赴京之路。

11月6日下午，我们8名同学背上被盖步行三四公里到达宝成铁路马角坝车站，用介绍信领取到一张免费团体票，晚上10点左右挤上了成都—北京一辆红卫兵专列。车厢的走道里、座椅下、行李架上，都坐着、躺着许多人，超员约一倍！每辆车厢有两位二十七八岁的解放军干部执勤，不时组织大家唱唱革命歌曲，也由于新奇，时间过得很快，11月8日晚上7点多钟，专列进入北京东客站。

那时，我们所在的江油县（市）是四川工商业发达地区，历史文化名城，西南交通大动脉宝成铁路纵贯全县，信息灵通，我们学校距火车站约1公里，此时才出门串联，全国大多数山区、深丘县份外出串联的中学生，自然少一些还晚一些，全国性的大串联当在这年11月。另外，1966年，我家乡重华公社（乡、镇）1、4万多人仅2名大学生约20名中学生，与我们江油相邻的梓潼县总人口26、64万，仅有14所初中，2887名学生，相邻的平武县13万余人，仅2所初中679名学生，佔全国人口10%的四川大省有大学30所，学生35907名，中学5867所113、61万名（四川人民出版社《四川省情》1984年6月第一版），推算当时全国大中学生就1100多万，减去没去北京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毛主席八次检验的红卫兵当是600——800万。近些年许多媒体说检阅的是1100万，差距较大,值得研讨。

B、激情燃烧

我们列队出了车站，被排成一长溜的大客车接到北京工人体育场，这里万头攒动，操不同口音，黑压压的人影一堆又一堆分别在圆形建筑物四周小树林中，有的弄了些枯树枝燃起一个个火堆取暖，都显得疲惫不堪。接待程序是由各领队持介绍信到接待处排队登记，领一个号码，到时由高音广播喇叭通知某号某省某县某校同学，到某地某号接待车登车。

第二天（9日）晚上8点左右，忽听体育馆外围墙出口处人声嘈杂，连忙赶去，只见百十人在围观两辆大客车一辆军用小吉普，车辆旁五六个男女中学生和解放军干部，正在拉劝一位嚎啕大哭的女同学，听说他几天前串联到北京时突发重病，部队接待站安排专人精心照料，病愈后不愿离京，要留在部队。不免令人感叹一番。又等到11点过，我们才上了一辆大客车，被送到一个影剧院休息，喝水。大约在凌晨五时许，一位四十多岁的军人在三四名士兵簇拥下走上舞台正前面，他拍了拍麦克风，清了请嗓子，待全场安静后，满面笑容，满面红光，精神抖擞，抑扬顿柮地高声宣布道：“同学们，我现在向大家报告一个最最特大的喜讯！”说到这他停顿了约半分钟，大家也猜到了是什么喜讯，都屏住呼吸，心都提到嗓子眼上，只待他说出最关键的一句，好不容易他说了：“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要接见你们了！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顿时，象久旱的禾苗听到春雷，全场八九百名同学一下欢腾起来，纷纷将帽子、围巾、挎包抛向空中，许多女同学抱着一团，喜极而泣，大家拥抱着，欢跳着，一遍又一遍不住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约莫三四十分钟，才在报喜的军官再三招呼下安静下来，听军官讲了接受毛主席检阅的具体时间、程序和注意事项。接后，又有十多名解放军战士和影剧院管理人员抬进一箱箱饼干，每人发给四小封，作为早餐和午餐（后听说他处有发煮鸡蛋或香肠或馒头的）。天刚亮时，我们依次登上停在门外的大客车，直驶目的地。

我们接受检阅的地点是“建国门”公共汽车站牌下，大家在宽阔的东长安街右侧列为八排席地而坐，第一排全是身着草绿色新军装的解放军战士，二三十名学生中又有一位解放军干部，队伍后边隔二三百米远停着二三辆公共汽车改装的临时流动厕所。坐下不一会儿，解放军干部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到来会使同学们会十分激动，拥挤中要避免伤着身体，要大家把身上的钥匙串儿、小刀、钢笔等取出来，交由他放进军用挎包统一保管，又叫大家手挽手，说到是不至于混乱。我的左侧是两三名操上海口音的女同学，都很怕羞，在解放军叔叔再三鼓励动员下，说我们都是红卫兵了还那么封建，直说到是为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安全，我与她才不由自主、佷别扭、很不是滋味儿挽了三五分钟。等待检阅时，解放军指战员和学生文娱骨干领头唱起了一支又一支革命歌曲如《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和《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毛主席》等。大家还开展“拉歌”，一方唱罢集体向对方高呼：“我们唱完了，山西（或湖北、新疆）同学来接到！”“拉歌”中有一种东北小调：“我说那个一来呀谁给我对上一呀，甚麽人最热爱毛主席，甚么人最热爱毛主席？”另一方则接唱道：“你说那个一来呀我给你对上一呀，红卫兵最热爱毛主席，红卫兵最热爱毛主席！”另一方又唱道：“我说那个二来呀谁给我对上二呀......”如此问答从一到十，记得第五个回答是”红卫兵最爱读毛主席的书”。歌词是临时急就，革命且押韵。十里长街，百万人放声欢歌，声震云霄，地动山摇！

等待检阅时，长安大道宽阔的中道空无一人，偶尔有一辆满载军人的大卡车或几辆军用摩托急驶而过。大约九点过，电杆上的高音广播喇叭开始提醒广大红卫兵和革命师生注意，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大家来了，同学们都激动得睁大双眼引颈西望，可一二十分钟过去了换不见动静，便互相探询，但谁也说不明白。如此三次，正当大家担心情况变化时，约午后一点过时，忽听五六百米外又一轮欢声雷动，毛主席来了！同学们顿时“呼”地一下全都站了起来，急切地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人潮中的解放军干部战士也忙着大喊“同学们！快坐下！同学们！快坐下！”但按下那个又站起这个，好在没有突破前排解放军战士手挽手形成的警卫线。

毛主席来了！最前头是一辆军用吉普开道，两侧各有四辆斗式摩托护卫，吉普后是一辆满载警卫战士的大卡车，再后一辆大卡车上的正中，高坐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老人家身着全新草绿色棉军大衣，更加高车辆行驶为滑行速度，在距我们十多米处时，主席举着右手缓缓转向我们一边，我清楚地看到，伟大领袖

神情庄严，目光睿智，面部细嫩，白里透红，两鬓呈银白色，真是童颜鹤发。只是面板和眼角的皱纹多了些，与电影、画报上所见不同。主席后面四五辆大卡车上，每辆都站着六七位中央领导，，手持红色《毛主席语录》小本，向学们挥舞著致意，多很面热。车队过后努力回忆，才想起是林（彪）副主席、周总理、叶帅、康生、陈伯达......首长们操劳过度也是两鬓斑白！此情此景，如在梦中，我使劲捏了捏右手牓，感到疼痛，才相信这确实是真的，我们确确实实在北京东长安街上！同学们也都兴奋、自豪地互相报告见到了哪几位首长，没看清毛主席的几个同学，急得捶胸顿足，嚎啕大哭，有人安慰他们等待下次接见（听说确实有人当即去临时接待站报到，第二天见到了毛主席）。同学们兴奋地忘了一切，带队的解放军指战员们奔忙着不住呼叫：“同学们，谁的钥匙小刀？谁的钢笔？”但无人认领。在去集中点的路上，还不时见到一只只被挤掉的布鞋、胶鞋和挎包。

近些年许多媒体说红卫斌在拥挤中，丢失的许多东西还有手表、金条等等 ，装了几汽车 堆得像小山一样，纯属随意编造细节。当时一只上海男表120元，相当一名学生20个月生活费，戴表还会被指责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避之不及，至于金条，那更是天方夜谭！

C、三大任务

下午四时许，我们又由大客车送到东直门外西中街小学接待站，这由两个大院构成的学校，听说是清代一处王府改造的。学生们已放假三四个月，留下教职工做接待工作。报到登记后每人发给7天21张就餐劵，一张餐劵可领2个计4两面粉制作的馒头和半勺素炒白菜（或一碗水煮白菜），三天加一次餐就是加半块豆腐乳或白菜汤里有蛋花。据说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4角钱，1、2斤粮食指标，比我们读书的学校2角钱1斤粮好多了。但近几年一些媒体说红卫兵在北京接待站每天1、5斤粮、0、8元伙食标准，天天有肉吃，也不符合事实，那时的机关干部、工人月工资大多三四十元，一人一月生活费就十二三元，不会给红卫兵24元的标准。第三天晚上接待站征求工作意见，我们班上外号“冷牛儿”的冷文太，心直口快地说四川人喜欢吃大米饭，馒头吃不饱，第二天晚上我们外出归来，就有了白花花、香喷喷的大米干饭。我们住的是腾空了的教职工办公室，方格玻璃窗，三合土地面上铺着两大张蔑制晒席，里墙边有一个烧煤球的铁制火炉。有天晚上，三四个同学顶着接待站提供的被盖“耍狮子”，第二天，具体接待我们的一位女老师发现被面被挂破，心痛地向我们说：“同学们，你们用的这些棉被，都是从街道居民家借来的，北京人很爱面子，听说你们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都争着把家里最好的拿出来了，有些还是准备给儿女办喜事用的细被面哩！挂破了多可惜啊！”大家听了，面面相觑，深感歉然！

报到登记时，接待站给我们每人发送了一枚直径1、6厘米、红底金边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章，一张《外地革命师生临时乘车证》（附图），每天早饭后我们将午餐卷再换取两个馒头带在身上，按头晚上在地图上查到的地点，就2至4人一块儿出门串联。我们几乎每天去天安门广场一次，广场上人群熙熙攘攘，大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和红卫兵，不时看见一队队着一色绿军装，戴红袖套，打着“长征”二字大红旗的步行串联小分队，在广场合影留恋。他们多来自邻近的河北、辽宁、山西、山东等地。我看见湖北两位原先同班的初中女同学，其中一位后来转学到河北省读书，这天在广场巧遇，欢喜得粕打拥抱起来，互相赠送毛主席像章和《毛主席语录》。刚好被三四位摄影的中年人看见，要她们重新做一次互赠礼品的动作，给她们粕了照片。我看见摄影机脚架上印着“人民日报社”字样。后来回到学校翻阅旧报纸还看到了那幅照片、在京串联期间，我们中午吃随带的冷馒头，喝几口自带的温开水，有时也去小街巷、路边小饭店吃一碗一角钱的白菜汤、或三角钱的羊杂汤。那时，从中央各部、委到街道居委会干部、普通市民，商店服务员，都说我们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十分热请。记得有次天还没亮，我出门去北京大学串联，时值上班前公交车运输高峰，我刚挤上车就有两三名青年工人给我让坐，正辞谢着，旁边一中年人小声嘀咕说：咳，这些娃娃又没急事，这么大早跟我们上班的挤啥呀。”刚说完，就有三四个人指责他说：“啥没急事？革命不是头等大事么？你上班算什么？”“天寒地冻的，这些娃娃从几千外里来北京不容易呀1""他们可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哩！”我听了鼻子一酸，眼眶发热，差点流出了泪水。

那几天，我们从广播、报纸和传单上得知，仅我们在北京一周时间，周总理就参加过两次接待工作会议，给赴京串联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明确提出三大任务：一是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二是学习首都大专院校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经验，简称“取经”：三是参观首都宏伟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名胜风光，说是见世面、游山玩水也可以，因为游的是社会主义祖国的山水。批示佷明确。但我们县级中学农村学生多不懂事，喜欢逛商场和菜市看稀奇，买些没见过的香蕉、面包、冰糖葫芦品尝。

笔者老实按总理指示办事，每天早出晚归，参观了几所大学，抄写了一大本大字报资料，领到一大捆传单、小报和专题资料；游览了故宫、文化宫、中山公园和军事博物馆；逛了几家书店买了几本语文、英语和数学课外读物。收获颇丰。

到了十六七日，天气更冷，水管结冰，中央号召大家返回原地闹革命，各接待站也进驻了解放军干部带领大家军训。因为列车运力紧张，我们被延迟三天离京，我们接待站进驻的是海军干部，晚上大家席地而坐同吃、同住（睡地铺），同学习，清晨一道跑步下操，住着200多学生的接待站，开始有百十人跑步下早操，因天气愈冷，串联愈累，参加者日渐减少，过了五六天就停住了，11月21日上午10点过，我们用剩余的4顿餐劵领了8个馒头作为途中干粮，结伴走出东直门，只见一片褐黄色的空旷天地，狂风夹着沙粒打得脸上生疼，两名小个子女同学背着被子行李被吹得东谝西晃，由四个男同学拉扯着才到了北京东站。到了晚上，更是天寒地冻，有些同学到邻近工场找来许多木材燃起一堆堆熊熊的大火，直到深夜11点过，我们才登上了回四川的北京——重庆681次红卫兵专列。在车上清点了一下，出门时带的20元钱还余10元多，在北京13天用了9元多。

12月初，我从家里回到学校，见全校300多人只有五六十个同学在校，呆了两三天便又回家了。第二年三月接到学校通知，大多数又才返校，交谈中得知，大多数同学串联到的是成都、湖南韶山、陕西延安、上海、贵阳、昆明等地，有些步行到了西安，因天气太寒冷，体力也不济，便搭火车返回，到过北京的仅十之二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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