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主题：《毛泽东最后的革命》译介
[史海钩沉] 2006年8月，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四十周年之际，哈佛大学出版社下属的波尔纳普出版社（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发行了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先生和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先生合著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Mao’s Last Revolution）一书。作者分别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和瑞典隆德大学教授。2009年5月，香港星客尔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发行了该书的中文简体字本；同年6月，台湾左岸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发行了该书的中文繁体字本。这两个版本都是由关心翻译、唐少杰审校的。全书约计50余万字，收集了数十张“文革”历史照片。
作为世界著名的“文革”研究专家，该书作者在该书扉页上题词的是：
“谨以此书献给数不清的中国人，他们有关文革的著作和言论启发了我们。
也谨以此书献给未来的中国历史学家，他们或许能更自由地研究和著述这些年代发生的事件。”
一、该书的目录如下：
序言
中文版序
译校者序
缩写词
导论
（1） 毛的思想演变
（2） 毛为修正主义困扰
（3） 国内的困局
（4） 赫鲁晓夫的下台
（5） “九评”之九
（6） 乌云压城
1. 第一轮排炮
（1） 走马换将开始
（2） 清洗总参谋长
（3） 《二月提纲》
2. 围攻北京市委
（1） 匿名信事件
（2） 窃听器事件
（3） 拆除“定时炸弹’
（4） 起诉书
（5） 输家
（6） 赢家
（7） 反应
（8） “紧跟”主席
（9） 保卫首都
3. 校园大乱
（1） 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2） 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
（3） 收拾残局
（4） 工作组
4. 五十天
（1） 大字报
（2） 抵制工作组
（3） 毛的情报渠道
（4） 毛回北京
5. 毛的新接班人
（1） 造反有理
（2） 毛的炮打司令部
（3） 十六条
（4） 新的领导层
（5） 中央文革小组
6. 红卫兵
（1） 教育革命
（2） 接见红卫兵
（3） 革命的游山玩水
（4） 破“四旧”
7. 红色恐怖
（1） 打、砸、抢
（2） 遣返或屈辱
（3） 红卫兵的竞技场
8. 天下大乱
（1） 中央工作会议
（2） 文革蔓延到农村和工厂
（3） 中央文革小组的铁拳头
9. 上海“一月风暴”
（1） 中央文革小组登上舞台
（2） 向中央政府开刀
（3） 北京红卫兵煽风点火
（4） 上海工人造反
（5） 上海的“一月风暴”
10. 夺权
（1） 第一批革命委员会
（2） 恢复秩序
（3） 解放军的作用
（4） “三支两军”
11. 老帅们的最后抗争
（1） 陶铸一案
（2） 二月逆流
（3） 毛的反击
（4） 联合行动委员会
12. 武汉事件
（1） 华中告急
（2） 百万雄师
（3） 毛重返武汉
（4） 武汉事件
（5） “武装左派”
（6） 连锁反应
13. 五•一六阴谋
（1） 国际层面
（2） 火烧英国代办处
（3） 左派癫狂
（4） 王力的倒台
（5） 军队层面
（6） 王乃英案
（7） 保护周恩来
14. 红卫兵的消亡
（1） 革命委员会
（2） 和平过渡：天津
（3） 暴力过渡：广西
（4） 革命委员会的组成
（5） 清洗杨成武
（6） 红卫兵的消亡
15. 清理阶级队伍
（1） 对毛的个人崇拜
（2） 对经济的影响
16. 为刘少奇定案
（1） 致命打击
（2） 新党章
（3） 对他人的定案
（4）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
17. 胜利者的大会
（1） 筹备工作
（2） 林彪的报告
（3） 新党章
（4） 新中央
（5） 党的机构
（6） 革命队伍的分裂
（7） “一打三反”运动
18. 战争的威胁
（1） 珍宝岛事件
（2） 另类班子的报告
（3） 国防措施
（4） 林彪的第一个号令
（5） 对美国开放
19. 林彪的叛逃和死亡
（1） 国家主席问题
（2） 庐山风云
（3） 甩石头••••••
（4） 林彪政变？
20. 毛泽东稳住阵脚
（1） 笼络老帅们
（2） 复查干部
（3） 悲惨的狱中生活
（4） 周恩来的作用
（5） 国际关系
（6） 解冻
（7） 左就是右
（8） 接班
21. 周恩来承受压力
（1） 邓小平复出
（2） 党的“十大”
（3） 裂痕表露
（4） 批林批孔
（5） 回眸基层
22. 邓小平主政
（1） 推动中国发展
（2） 整顿解放军
（3） 整顿教育
（4） “经验主义”和派性之争
23. “四人帮”的出现
（1） 邓的智囊团和决策
（2） “评《水浒》，批宋江”
（3） 反复
（4） 反击右倾翻案风
24. 1976年天安门事件
（1） 周恩来去世
（2） 批邓运动
（3） 群众觉悟了
（4） 天安门事件
25. 毛主席的最后日子
（1） 启用华国锋
（2） 倒计时
（3） 应急之策
（4） 毛泽东去世
（5） “粉碎‘四人帮’”
结语
（1） 华国锋的失势
（2） 掘墓：平反昭雪
（3） 驱邪：审判“四人帮”
（4） 解释：关于中共党史的《历史决议》
（5） 分水岭
（6） 政治僵滞
人名表
关于征引材料的说明
注释
参考文献
图片来源
索引
二、该书的“序言”
由麦克法夸尔和沈迈克合写的这一“序言”全文如下：
本书酝酿了很长时间。在中国发生文革（1966—1976年）之际，我开始主要为英国的多家报纸、杂志、学术期刊以及英国广播公司（BBC）电视台和电台撰写报道。1968年，我开始研究这场政治动乱的起源。三十年后，我出版了这套三卷本著作的最后一卷。与此同时，我来到哈佛任教，八十年代中期，在我到哈佛后不久，一位非常杰出的历史学家要我在哈佛核心课程的“历史研究B”门类内开设一门有关文革的课程。这一门类的宗旨是：“重点研读某些重大历史事件或变化的文本细节……提供充足的时间，以便对原始材料进行精心的研究。”我的同事对我说，该课程的设想是以文献为主，不带一丝感情，使之有可能更为客观。我向他解释道，可靠的原始材料非常之少，在中国，甚至在西方的部分汉学家中间，人们对文革的十年动乱的喜怒爱憎之情仍然是挥之不去。然而，此时我开始与费正清共同编辑《剑桥中国史》的最后两卷，这两卷写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我撰写了涵盖文革大部分历史的一个章节，最后我觉得我还可以教授这一课程。这门课程出人意料地受到了欢迎，课上必须向学生们提供一本阅读材料。我在准备材料时发现大多数英语文献都是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写成的，主要依据的是毛泽东及其获胜的左派盟友在文革中发布的材料。此时重要的中文材料终于开始出现，它们依违于毛泽东主义的激进派和邓小平时代的幸存者之间，提供了一幅更为完整的历史图景。1987年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一次会议上，与会者受到了这些材料的启发，其成果刊于威廉•A•约瑟夫（William A. Joseph）、黄佩华（Christine P.W. Wong）、崔大伟(David Zweig)编辑的《关于文革的新观点》（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1991）一书中。但是上述中文新材料对于听我课的大多数不谙中文的大学生来说没有用处。
1991年到1997年，社会学家魏昂德(Andrew Walder，现在斯坦福)、人类学家詹姆斯•沃森（James L. Watson）和我在罗斯基金会(The Luce Foundation)的资助下，运作了一个有关文革的计划。这让我们得以把一批西方学者和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带到了费正清中心。这个计划包括一场由魏昂德于1996年7月在香港科技大学主持召开的“回顾文革”的会议。
在费正清中心参加该计划的西方学者中有一人正是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此前他在我们这里做博士后时关于文革的政治研究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迈克在文革的最后一年在中国上过学，他集卓越的语言技巧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于一身，具有敏锐的嗅觉，能够在中国城市的旧货市场上找到鲜为人知却很有吸引力的材料。
迈克和我就如何处理急剧增加的中文资料展开了讨论。我们决定撰写一部文革史，以更好地服务于广泛的学术和学生共同体以及更多的普通读者。这部书就是这个决定的结果。迈克撰写了大多数章节的第一稿，以后又数易其稿。在剑桥、斯德哥尔摩——迈克在那里负责召集一个国际性的文革会议——和隆德大学的行政职责拖延了一些时间。但是，其它机构重新表现出来的对文革的学术兴趣在激励着我们；我们都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为期一年的文革研究班讨讨会上做了讲演。
2003年春天，迈克和我利用了拉德克利夫学院由凯瑟琳•纽曼（Katherine Newman，时任社会科学主任）主持，菲莉斯•斯杰姆林（Phyllis Strimling）管理的富有创新的“探索性研讨会计划”提供的机会。我们把完整的文稿（虽然还不是定稿）呈给了默尔•戈德曼(Merle Goldman)、南希•赫斯特(Nancy Hearst)、德怀特•珀金斯(Dwight Perkins)、裴宜理(Elizabeth Perry)、白鲁恂(Lucian Pye)、安东尼•塞奇(Anthony Saich）、斯图尔特•施拉姆（Stuart Schram）、罗斯•特里尔（Ross Terrill）和魏昂德审读，他们博学而深刻的评论让本书受益匪浅。作为费正清中心的图书管理员，南希•赫斯特每年都要去北京采访图书，拥有无可匹敌的人脉资源，她向我提供了最新的书籍和杂志；她后来又鼎力襄助，检查文本，调整注释，编撰书目，把英国英语的用法转变成美国英语。维克多•施（Victor Shih）通读了大量近期的中国党史研究杂志，向我提供了很出色也很有用的相关论文的摘要。在访华期间，我有幸与少数几位中国历史学家——我们在注释中提到了他们有关文革的著作——甚至有一、两位亲身参与重大事件的当事人进行了讨论。
我最后把我们的稿子交给了哈佛大学出版社（HUP）历史和社会科学编辑凯思琳•麦克德莫特（Kathleen McDermott），她巧妙地掩饰了自己的反应——大吃一惊抑或是如释重负——看上去很高兴。在得到两位匿名的评审人——我们非常感谢他们——肯定的反馈和建议后，她启动了哈佛大学出版社让人印象深刻的出版机制。伊丽莎白•吉尔伯特(Elizabeth Gilbert）热忱地管理着整个项目，安•霍桑（Ann Hawthorne）高效而有耐心地按时完成了书稿的编辑。索引出自安妮•霍尔姆斯（Anne Holmes）的熟练而又专业之手。我代表迈克和我向他们以及在本书付梓之际我们将要遇到哈佛大学出版社的其他工作人员表示最衷心的感谢。现在，该轮到迈克了……
……在罗德【罗德里克• 麦克法夸尔的简称，——校注】开始研究文革起源的时候，我还在上高中，梦想着有一天能成为杰克•凯鲁亚克小说《达摩流浪者》（Dharma Bums）中“垮掉的一代”的唐诗翻译者。八年后，校园的广播喇叭告诉我们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十个春天”，此时的我正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观察毛主义风格的群众政治究竟是什么样的。我决没有想过有朝一日我会与人一起撰写一部文革史。在整个八十年代，我在欧洲和北美进行学术研究，先是中国大跃进，接着是共产党的宣传和提法问题，我的上海经历只是向我提供了无数多多少少让人感到震惊的故事，让我在聚会上能够压倒那些在主席去世后才到中国去的美国学生。
当罗德邀请我与他合著这部书的时候，我十分激动，能够与一位我在学术上景仰的人联袂写作，想到这一点就令我陶醉不已。在经过这么多年后，我最终可以回到“作为历史”的文革。我没有意识到，由于我们两人都是完美主义者，我们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在自己设定的最后期限前完成书稿，更不用说哈佛大学出版社给我们设定的最后交稿期限了。但是如果这本书大大延期交稿的话，肯定会有更多的材料加以丰富，我们想这会比过早问世好得多。
感谢瑞典研究基金会（VR）及其前身瑞典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基金会（HSFR）对于我的研究的慷慨资助。特别要感谢参与瑞典研究基金会“共产主义政权历史”研究项目的同事们，他们给了我巨大的灵感和知识激励。许多中国人——当事人，受害者，作恶者，杰出的分析家，叙述者，故意撒谎者，耐心的亲友，客气的陌生人——与我分享了他们的经历和洞见，我从中受益匪浅，我对他们的感谢是难以言表的。
我们知道，不管我们读了多少东西，采访了多少人，新的材料还将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其中部分可能会改变我们的判断。即使有一天所有的档案都公诸于世，未解之谜仍然存在。不过，到那时，也许中国的历史学家不但可以自由地叙述文革中发生的事情——少数人已经这样做了，而且做得那么好——甚至还可以对这些事件进行评价和辩论，再也不用受党的政策一刀切的限制。
三、该书的“中文版序”
由沈迈克执笔的该书“中文版序”全文如下：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我国绝大多数人民群众鉴别是非的能力和关心国家命运的觉悟是了不起的”（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于该如何理解邓的意思，我们拿不准，但也许可以说“锻炼”、“觉悟”、“了不起”等字眼起码还不等于是“完全”、“彻底”否定文革。当然咯，如同古今中外政坛上不少要人一样，邓说过很多后来自己都否定了的、或用一种崭新提法给予表达的更加确切的话。作为“语录”一条，据我们所知，他这一句话也恰好没有被中共主管意识形态或历史教学的权威部门编入任何“学习材料”或其它必读物。
不管邓的原意如何，我们确信他关于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对涉及国家命运的是非问题的辨别能力有所提高那一部分，无疑是对的，是说到点上了。而我们作为花了十几年时间写了一本最后还要跟数百万名中国读者见面的文革史，一直既关心又担心的也就是这一点。英文版《毛泽东最后的革命》出版已经两年多了，看的人多，发表书评的人不少（评价往往偏高），但毕竟其中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都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刘邓，何论林江，而不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的中国人。台北的左岸文化事业公司现在出中文版，是到了俗话说“动真格”的时候了。严肃的历史研究不存在什么“易粗不易细”的问题，更没有因某种政治上的或市场经济上的考虑去掩盖历史的这一面突出那一面、大起特起某种“喉舌”作用的问题，但毕竟大量存在着对史料掌握程度有限、对历史本身理解偏浅等问题。发动文革的毛泽东曾经说过凡工作（写历史恐怕也应算“工作”吧！）好坏，应以群众反映如何为断，那么只要世界各地的广大中国读者“群众”不称之为“坏书”的话，我们就可以自慰的说十几年功夫没白费。
文革十年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也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是一本有着人类正负两面经验教训的、不好念的经。把它“传”给下一代是中国历史学界担负的重责，只不过因众所周知的原因，目前做到这点的现实条件还没有完全成熟，极而言之还完全没有成熟。那么，哪怕是作为所谓“反面教材”罢了，正面的抛砖引玉也好，如果中文版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能够在“百家争鸣”这个大框架之内起到一种激励、启发、推动中国同仁自己“传”文革中所历、所见、所闻的作用，那么我们也就心满意足了。
最后，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关心和唐少杰二位先生的翻译。《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一书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翻译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四、该书的“译校者序”
由唐少杰执笔的“译校者序”（在前面所提及的中文繁体字版中题目不变，而在前面所提及的中文简体版却成了“译校后记”）全文如下：
2006年8月，在“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40周年之际，哈佛大学出版社下属的波尔纳普出版社（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发行了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先生和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先生合著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Mao’s Last Revolution）一书。此书的问世成为世界范围的文革研究领域及其相关学者所瞩目关注的一件事。此书也成为迄今为止在中国之外的整个世界关于文革历史的最为翔实、真切和深刻的著述。
在我看来，此书的翔实在于它既涵盖了文革历史的整个过程，又囊括了文革的各个阶段，还更加具体地凸显出毛泽东对文革的独特作用这一条主线。这种翔实还可从全书约计2165个之多的注释体现出来。此书的真切主要在于其写作的笔触不仅仅限于文革的达官显贵或风云人物，而是把关注的目光投入平民百姓的文革生活，用他们鲜活的话语或真实的记述来从不同的视角映现出文革奇异多样的风貌。此书的深刻则在于它填补了文革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几个空白，最主要的就是对“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和“清查五•一六”的揭露和概述。
《毛泽东最后的革命》问世后，受到了广泛的、持续不断的好评。相比之下，在文革故乡，仅在2006年，除了两、三本关于文革的旧著再版和凤毛麟角似的由民间举办的文革研讨会之外，对于文革这一场影响了现代中国历史上数代人的运动几乎是置若罔闻。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文革故乡，对于文革的真正反思、研究和著述，不断拖延，一再受挫。我们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改变和结束那种“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国外”的状况。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是对毛泽东的认识和评价，还是对文革的反思和批判，都既是现代中国历史自我变革和自我转型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中国人民自我实现和自我创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十分感谢麦克法夸尔教授。我有幸十年前在北京大学举行的聘请他为北大荣誉教授的专门会议暨学术讲座中与他相识，更有幸作为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学者聆听了他在2003年春季学期开设的哈佛全校性的历史类“核心课程”——“文化大革命史”。当我坐在哈佛大学哲学系爱默生楼里的大讲堂，与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数百名学子一起，亲身感受了一学期的这一被哈佛大学列为最受欢迎之一的课程，怎能不对文革的历史及其反响而感慨万千呢？
非常感谢沈迈克教授。我们亲切称之为的“迈克”，尽管只比我大几岁，但他不仅是我所见过的汉语说得最字正腔圆、娴熟自如的外国人，而且对文革历史及文革问题的熟知甚至洞悉在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文革研究领域里也是十分罕见的。尤为感谢的是，作为全世界少有的文革资料收藏家，迈克把他个人收藏的堪称“孤本”或“善本”的文革资料甚至就是独此一份的文革手写材料拿出来，帮助我们订正、核对有关引文。迈克的鼎力襄助，使得我们的译稿大为增色。
我们的翻译是根据2006年发行的原著第一版进行的。在定稿之前，我请迈克审阅了译稿，他根据原著第二版，订正了原有的几个错误，并对我们的译稿作了若干修订。正如迈克在本书序言中说的，在本书撰写上他们是孜孜以求的“完美主义者”，我个人认为，迈克对我们的译稿的一些修订亦可看作是“中文改写”或 “中文再创作”。我希望，迈克有朝一日用中文写出一部富有特色的文革史。我相信，迈克是完全有这个实力的。
我还要感谢译者关心先生。我要特别感谢汪宇先生。没有汪宇先生的策划和组织、远见和执着，《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中译本不会适时地呈现在广大的中文读者面前。这一中译本最后由我定稿，有关译文的水平或质量，由我负责。在热切希望这一中译本在海峡两岸能够面世之际，我非常欢迎读者及学术同仁的批评、指正。
http://www.boxun.com/forum/201008/lishi/17233.shtml |
|
发表于 2013-11-2 21:2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