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式：北大教我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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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北大物理百年征文而作）

科学与民主是北大精神的精髓，它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一代代学子。我受北大严谨学风的熏陶，在技术上深入细致地求证，曾取得了一些成果。
人民民主专政下的民主集中制是教材，但仅停留在本本和答卷上，空洞的说教与现实有明显的反差。从1960年入学起，耳边是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三面红旗是要高高举起的，不允许一点怀疑。我们年级的董德宇，1962年假期回农村老家，看到干部吊打老贫农，很是气愤，便写了一首牢骚诗：“历代王朝一条根，开国总得收民心，一旦政权巩固后，受苦仍是贫穷人。”学校给董戴上反动学生的帽子。副校长邹鲁言，主持“河南河北人民公社调查组”工作时说了几句实话，受到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的批判，被逼自杀。他的死在北大只引起小小涟漪，绝大部分群众并不知此事。若不是文革，我还不知道北大曾有一个副校长邹鲁言。
按中央的部署，全国展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号召“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和大多数高年级学生一样，作为工作组成员参加了“四清”。工作队一进驻，把形势说得很严重，号召群众起来揭发当权派，并对群众进行排队。至于当权派是否整倒，等运动后期再说，这是当时通用的模式。到了文化大革命，工作组要把文革变成又一次反右，一进校就分类，为抓右派作准备。没想到“右派”却提前冒出。借“六·一八”事件，工作组在北大抓了40多名“游鱼”。北大作为样板加以推广，清华抓了800多名“游鱼”。
在辩论工作组问题的日子里，我体会到具体的民主。不同意见都可以发表，两种意见的人心平气和地讨论。工作组撤走后一段时间里，这种气氛仍在延续。有人写了“毛主席的大民主万岁”的大字报，但自从加上“毛主席的”前缀，就偏离了民主的轨道。乔兼武的“造三个大反”（砸烂取缔党团组织形式，代之以革命委员会；党政合一为革命委员会；砸烂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切办公室。）可以说是北大大民主的最后尝试。1966年，时称“十二月黑风”的对中央文革和林彪提意见的风潮，由于中央文革出面反击，各基层组织也开展反击“十二月黑风”。聂元梓借此打压了校内的部分思想活跃者。
把分歧提到路线斗争，路线斗争就是敌我矛盾，就是你死我活。这是中央的宣传和政策，下面随之效尤。虽然打着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同一面旗，唱着同样的语录歌，但两派却打得不可开交。这不是北大的特有，从北京到各地皆如此。在这样的形势下，民主不知到何处去寻觅。
1970年开始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两派的头头都遭了殃。逼牛辉林在办公楼大会上承认自己是“五·一六”骨干，给聂元梓等戴上“五·一六”分子的帽子。我有幸被押回北大受审，历时两年又两个月，亲自领教了什么叫“政治无耻”。
1967年反“潘、吴”时，风传王力、关锋是吴传启的后台。反王、关是分裂中央文革，这顶帽子一直在头上悬着。到了1971年物理系胡宗式专案组（以下称专案组）说：“两派是王、关、戚的左右手”。
1967年春反击“二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时，社会上分炮轰派和打倒派，炮轰派认为陈毅、李先念、余秋里等是人民内部矛盾，反对攻击周总理；打倒派认为陈毅、李先念、余秋里是敌我矛盾，要揪其后台（双方在谭震林问题上都提打倒，做法上有所不同）。北大是炮轰派。在那个年代，“二流公社”、“二流文革”、“为二月逆流翻案”不绝于耳。到了1971年专案组说：“不管是炮轰还是打倒，都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专案组明知谢富治是“五·一六”的后台（专案组个别人当着我的面说漏了嘴），却借“反谢”压我承认反谢是反革命。1967年1月15日发生抢统战部档案事件。公安部开始把主谋抓了，后来又放了，并发表了《公安部某负责人谈话》，说主谋是左派。“负责人”当时认为是谢富治，没有官方的认可。“115”事件的性质到1971年已铁定。要说谢富治好，必须把他和《公安部某负责人谈话》剥离，于是有这样一段精彩对话：
专案组:说公安部某负责人是谢富治，毛主席语录有这一条吗？
我：“没有”。
专案组：那你怎么相信呢！
“913”之前，专案组说我反林副主席如何反动（两件小事，专案组无限上纲），他们对林彪是多么热爱，有林副主席做接班人多么幸福。“913”之后说：“这一下你们的后台更清楚了。”
这一场清查运动，全国抓了500多万“五·一六”，两派的头头基本都打下去。对于这段历史，中共党史是这样叙述的：1970年1月和2月，党中央分别发出指示和通知，大规模地部署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再次酿成大量冤假错案。1970年3月，党中央又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把这场自1967年下半年以来时断时续的清查再次推向高潮，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也没有正式宣布完成。这场持续多年的清查活动，有极大的任意性，被指为“五·一六”分子及其后台的人不断变换和增添，并株连大批亲属。连续不断的“清理”、“打击”、“清查”运动，使刚刚经历了“天下大乱”的人们又置身于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的严酷氛围之中。
我常常思考自己和所在的组织在文革时的对与错。怎样总结文革？思绪良久，归结六个字：民主法治人权。如果那时有人权的观念，我们是否还会刀兵相见、杀害无辜呢。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唐太宗在“玄武门事件”之后采取和解的政策，换得贞观之治。美国南北战争之后采取和解的政策，换得头号强国。南非曼德拉采取和解的政策，换得全世界的尊重。改革开放在经济上取得了很大成绩，本有机会在政治上也能取得突破。但遗憾的是，斗争哲学不但继承还发展到极致。所幸中国人民的眼界在变，“和谐”社会是民心所向。我国加入国际人权公约，民主的环境也有较大的进步。不少学者和当事人，在总结评价许多历史事件。政府的态度在某些方面有所改变。典型的示例是对林彪的评价，功罪分明，他的形象又出现在展览馆和影视作品中。
2006年牛辉林去会见聂元梓，我听后很高兴。不管他们谈什么，会见本身是双方和解的表现。多么希望这种和解能延续和扩散，也希望学校当局给这种和解创造条件。偶然看到《北京大学记事》（1998年为北大百年校庆所作，2008年再版）关于文革的记述，令人费解。《北京大学记事》记载了如下消息：
1980年3月19日按照1月30日市纪委筹备组的要求，我校整理了一份《关于聂元梓、孙蓬一在文化大革命中破坏房屋建筑的罪行》材料上报。其中说，1967年3月，学校发生大规模武斗，使学校的房屋建筑遭到严重破坏。当时以28楼“井冈山”总部为中心的周围17、19、20、29、30、32、34、35、36、37、40楼等11栋楼房破坏十分严重。17、20、34、37、40楼的楼顶瓦面全部被打碎。17、20、28、29、30、32、34、35、36、37、40楼等11栋的门窗玻璃，门窗扇全被打碎。28、30、35、36、37五栋楼楼内的暖气及灯光设备均被拆除。暖气管道做了武斗工具，这些楼内的家具设备（其中28楼是留学生用的家具设备）都被砸毁。聂元梓、孙蓬一为了大规模武斗还损坏了五四运动场的20万块红砖，并且挖了地道（从37楼—36楼—35楼—30楼全部从地下2米深处挖成宽1米高1.7米的地道），使楼房建筑机场受到损害。为了搭天桥，把35，36楼的屋架风撑也给拆除了。（2008年版第969页）
北大武斗期间，“井冈山”修了天桥，挖了地道，楼内的暖气及灯光设备均被拆除。暖气管道做了武斗工具。尤其是天桥，人人都看得到。这是每一个在北大的人都知道的事实。北大的某些领导硬说是聂、孙之流干的。颠倒是非如此，其他可信乎？（注：北大大规模武斗发生的时间是在1968年，不是1967年。）
1967年4月13日晚，孙蓬一在大饭厅发表演说，引起炮打谢富治。这是轰动北京、惊动中央的大事件，人人皆知。然而在《北京大学记事》中，这一天却是空白。惊讶之余，我开了博客(http://blog.sina.com.cn/huzsh)，欢迎大家光顾、指正和探讨。有人说校史的编辑是派性。我认为不是，他们只是陶醉于70年代不能自拔。1967年8月31日，王力、关锋倒台了。9月中旬，在“井冈山”总部的28楼前的马路上，我见到“井冈山”的一把手侯汉清，谈了一会儿，他说：“我们保王、关，是保错了。”这才是北大人的科学态度和胸怀。
2008年《北京大学记事》再版，增加了聂元梓反总理的内容等。由于涉及到自己，我在2012年7月给周校长写了一封信，节选如下：
前不久见到《北京大学记事》2008年版。新增内容有三处直接涉及到我。由于编者取材的手法，谈不上民主，更谈不上科学。特此给周校长去信，作必要的说明：
1、《北京大学记事》2008年版，第777页这样写道：
6月“新北大公社”动态组组长胡宗式称：“1967年初，曾加入‘湘江风雷’并任挺进支队北京支队负责人的许××，要我们把陷害总理的‘0007密令’通过聂元梓，直接转到中央文革。我请示了聂元梓，她说：你们把它送到中央文革记者那里。由聂元梓电话联系，我到44楼三楼，向中央文革记者上交了这份材料。”（胡宗式注：时间不对，应是4月末。）
这份引文和我当时写的材料有本质的区别。在1971年清查“五·一六”时，我是这样写的：1967年初，北京的军事院校和机关的文革组织，分成“一筹”和“二筹”。北京高校大部分支持“一筹”，少部分支持“二筹”。北大动态组和北京机械学院“东方红”（地派）在支持“二筹”的过程中，动态组的刘志菊和北京机械学院“东方红”的许维刚相识。1967年中央下达“二·四批示”，把“湘江风雷”定为反动组织。“湘江风雷”的头头认为，“二·四批示”是总理因“007”密令问题，对“湘江风雷”实施报复，于是通过不同的渠道向中央文革送材料。北京机械学院学生许维刚，曾加入“湘江风雷”并任北京支队队长，他想把所谓“007密令”的材料，通过聂元梓直接转到中央文革。经刘志菊介绍，1967年初许维刚来到北大，把材料交给了我，我看后把这份材料交给聂元梓。第二天聂对我说：“反总理是不对的，这份材料我不给转。你把它交给新华社驻北大的记者（实际是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你到44楼3楼，我先打个电话。” 我在转交材料时写了一个附言，说明了许维刚的身份并且写了我的看法：“这是对总理的政治陷害”。很明显，《北京大学记事》的作者，在引用我的材料时故意删去“聂元梓说：反总理是不对的，这份材料我不给转”，和我写的“这是对总理的政治陷害”这些关键的话。
“007密令”问题，涉及到“除隐患”战斗队的数人，其中赵建文在“北京大学校友通讯”（2011年第九期）上发表 “往事有据可查”一文，说明了北大搞此问题是保总理的。
2、《北京大学记事》2008年版，在第779页这样写道：
7月▲本月末，聂元梓同孙蓬一等核心骨干一起议论：聂元梓说：“在揪刘问题上反映出来，是旧政府机关与中央文革的矛盾……对旧政府机构的人要轰一轰。……在揪刘火线的问题上，总理的意见是保守的，不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戚本禹是执行中央文革精神的。”孙蓬一说：“现在应对政府中的死角打扫打扫了，现在的形势很清楚，就是总理同中央文革的矛盾，我们还是紧跟陈伯达，站在中央文革的一边。” 王××说：“就是一干到底，就是听陈伯达的。”
关于“新文革、旧政府的矛盾”之说法，在北大来源于1967年6月动态组上报的材料——《与许维刚谈话纪要》。1967年6月中旬，动态组的刘志菊到北京机械学院“东方红”（地派）见许维刚，他分析了当前北京的文革形势。我们认为这不是他个人的观点，而是代表了地派的观点，于是把它整理成《与许维刚谈话纪要》。纪要上写：许维刚认为，当前北京文化革命主要矛盾是总理派和文革小组派之间的矛盾，即新文革和旧政府的矛盾。这一次你们北大站错了队，你们站在了总理的一边。你们被老三收买了（老三指总理）。他还说：地派的后台姓林。刘志菊问：是林杰吗？许答：比林杰大得多的林。纪要是我整理的，经校文革办公室上报，是有案可查的。当时校文革的部分领导传阅了《与许维刚谈话纪要》。
《北京大学记事》的作者，不知道根据什么，杜撰出这一段文字？看一看《与许维刚谈话纪要》的原件，不就一切自明了吗？!
3、《北京大学记事》2008年版，在第773页这样写道：
3月18日聂元梓召开红代会核心组会议，决定发动十万人游行，打倒谭震林。聂当场打电话请示中央文革，得到戚本禹的批准。
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由红代会作战部召集，地点在北京矿业学院。会议开始时谭厚兰没有到。先由红代会作战部和北京农业大学介绍情况，讲的都是1967年1月15日前农口的情况。谭厚兰来后，大家请她讲，她说：“我没有什么好讲的，也没有什么材料，但我就是要反他”。聂元梓问大家怎么办，韩爱晶说：“红代会举行大游行”，与会者都表示同意。聂说，我请示一下中央文革，便到旁边的屋子打电话。一会儿聂元梓回来，说：“可以”。有人问，是否中央批准了？聂说：“没有，我把红代会的决定反映给办事组的×××，讲了明天的行动和口号。办事组没有表示什么意见，这就是同意了我们的行动。”
反击“二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是怎么回事，现在都清楚了。戚本禹只是一个执行者。《北京大学记事》的编者，非要加上“得到戚本禹的批准”，无非是想把聂元梓和戚本禹拉在一起。这个足添得真没有意思。（节选完）
马克思高度评价德国作家莱辛：“对真理的追求，比对真理的的占有更为可贵。”——引自郭罗基的文章《浴火重生的周扬》
二〇一三年四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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